宋代教育（共10篇）
宋代教育 篇1
一、统治者的提倡与支持是宋代美术教育发展的一个基础
宋代统治者极为重视文化的发展和文人的培养, 因此对绘画教育事业亦颇为支持, 加之许多皇帝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绘画造诣, 更是对绘画事业躬身力行, 所以在绘画教育上不仅能够给予财力支持, 也能在人才培养上给予一些有建树的引领。宋太宗赵匡胤登基之初就设置了皇家画院, 宋画院历经几代统治者的支持与发展, 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培养了大批有造诣的绘画名家。尤其是宋徽宗时期, 还建立了我国古代唯一一个属学校性质的国立美术教育机构-画学, 首开皇家宫廷美术教育之先河。画学所设立的招生、考试、升迁、奖励、管理等制度,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管理教学方法, 对当时及后世的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治者在提倡和发展画院派绘画的同时并不排斥文人画和民间绘画, 甚至将文人画家的一些理论主张作为院体画教学及实践的准则。宋代的民间绘画也在市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呈现蓬勃发展的状态, 出现了大批成就卓著的民间画工。民间画工还常常被召入宫中, 配合画院画家参与一些宫殿、寺庙壁画绘制等工匠工作, 这样画院画家和民间画工就有了许多接触交流的机会, 甚至还有许多民间画工的作品被院画家买去以备借鉴。也有一些民间画工通过考试被招入到皇家画院学习绘画并进行服务。在宫廷画院里, 三种绘画体系互相融合碰撞, 由此可知, 当时存在的多种绘画群体并不是各自为政、孤立发展, 虽然也存在文人画家贬低画工的情况, 但从总体上来说, 还是一直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共同发展着。宋代统治者的支持让当时的画院教育、文人画教育以及工匠、民间画师的教育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展, 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培养出了大批能够满足不同阶级审美需要的绘画专业人才。
二、丰富的绘画作品为美术传承教育提供了大量模本资源
宋代美术教育的鲜明成果, 就是绘画艺术得到全面发展并产生了大量的绘画及工艺美术作品。宋代的画家对绘画艺术有了新的理解和追求, 不再满足于继承已有的绘画形式和题材, 开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各种题材都进行专门化的研究, 大大丰富了绘画的题材和内容。据《宣和画谱》记载, 当时宫廷内府所藏历代名画共6396轴, 其中3300多件为宋人作品。当时许多录著者称, 他们所见臣民中珍藏之迹“为数不可偻指”、“若尽载平日所见, 必成两牛腰矣” (邓椿《画继》) , 可见两宋绘画作品之丰富。而在绘画理论研究方面, 画诀、画论、画谱、画评、画录等著作不断问世, 据《中国历代画学著述目录》所录, 宋代留传至今的画学著作达77种100余卷。无论优秀的绘画作品还是理论著作在宋代都是非常丰富的。
历代画家都重视美术教学上的观摩教育, 尤其到了文学化时期的宋代, 更注重文化修养。如此之多的绘画名作和系统的绘画理论, 为当时的美术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范本和教学资源, 自然有利于美术教育得到更广泛、全面、深入的实施。宋代绘画的普及正是宋代文化的一种突显方式, 专业、业余画家及画工的大量产生恰恰又是宋代美术教育琸约成果的重要体现。
三、文人画家的加入对宋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影响
宋以前虽然已有文人画及文人画家的产生, 但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初见端倪的状态, 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进入宋代这个文学化时期, 由于文化的全面发展, 文人画才真正步入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文人画家的大量加入, 首先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绘画作品的身份及价值, 同时也提高了绘画的教育价值。文人画家基本上并不以绘画为生, 而是将其作为陶冶性情或自娱的工具, 这正暗合了当代美术教育中的美育, 而且也十分符合当代美术教育中的大众美术教育理念。其次, 文人画家一般都在朝为官, 他们的画作往往能够得到皇室贵族及侯爵大臣的欣赏与喜爱,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审美趣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甚至会吸引一些王公大臣加入到文人画家的行列, 从教育内容到教育对象上大大扩展了古代美术教育的范畴体系。最后, 文人画家都具备一定的知识体系和美学修养, 他们能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更敏锐地体悟到绘画的深层内涵, 并将自己对绘画的见解以文字形式表著出来。于是就产生了诸多的画论、画记、画跋等绘画理论著作, 或以史论形式总结归纳前人绘画成就, 或表述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与看法, 或将自己绘画的实践经验记录下来。这些理论著作成为美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当代及后世画者提供了有资可参的理论原则, 具有极高的指导和学习价值。
四、科技发展促进美术教育形式多样化
就科学技术方面来说, 宋代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被称为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虽然并不是始于宋代, 但到宋代在技术及应用上更加先进与广泛。造纸术在宋代也得到长足发展, 绘画开始大量采用宣纸代替价格昂贵的帛绢, 绘画成本降低, 更具文化内涵的文人写意画繁荣起来, 促进了宋代绘画风格的形成及美术教育的影响。北宋“布衣” (平民)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比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 (1) 这项发明对绘画的传播及美术教育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绘画理论书籍被印刷成册, 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简单的绘画可以被排版印刷, 一些绘画史论及理论书都有了绘图插页, 甚至一些民间小说中也有了绘画插图。宋高宗也曾命院画家马和之绘制《诗经图》, 为其亲手书写的《诗经》补图, 使诗歌内容更加形象化, 借以宣扬“圣教”。由北宋官方颁发的一部建筑工程规范典籍《营造法式》, 绘制541张图片, 与文字相对照, 其中除大量地盘图、测样图等示意图外, 还有许多门窗柱基等部件图样和石雕、木雕、彩绘画稿一类雕绘纹饰图样。这些珍贵的图样通过先进的科技得以流传后世, 成为中国古代工匠美术教育史上重要的图示典范。科技发展表现于宋代美术教育上最明显的就是丰富了美术教育的教育形式及教育范围, 图文并茂的理论书籍更便于学习者来理解吸收, 大量印刷图案的出现, 使普通百姓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美术作品, 从中受到美的熏陶与感染, 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百姓的精神生活。
五、绘画商品化带动了大众审美教育
从晚唐、五代开始, 绘画逐步进入商品市场, 成为一种社会行业。到了北宋, 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绘画作品也成为可以公开买卖和交易的正式商品, 而且还有了专门经营绘画作品的固定商行和市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当时汴梁城内就有多处绘画市场, 如“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 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 行贩不绝。”并指出在这条“果子行”大街上, 除“街北都亭驿, 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大相国寺庙会和画院门前, 更是交易书画的地方, 大量记载充分表明当时汴京的字画行业已有相当规模。绘画商品化必然需要大量的专业画师来提供货源, 顺应市场需要,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以绘制商
声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分析
王逸群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辽宁沈阳110000)
摘要:目前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多注重技术领域方面的提升, 而对文化方面尤其是民族音乐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重视度则远远不够, 民族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通过论述民族音乐文化在声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倡导大学音乐教育应用本民族音乐元素为核心。
关键词:声乐教学;民族音乐文化;本土音乐
声乐艺术全面反映了人们的生活, 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形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声乐艺术背后的文化更是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 因此, 作为从事大学音乐教育工作的教师应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音乐教育的研究。
一、民族音乐文化是音乐的核心和灵魂
声乐是全方位反映生活的艺术, 涉猎音乐、戏剧、史学、文学、语言、表演等诸多领域, 隶属人文学科。声乐艺术中的文化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准则, 民族音乐文化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声乐艺术的发展, 并决定其发展的基本方向, 而在声乐艺术的教育中中技术轻文化、拿来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一过程中忽略了声乐艺术与本民族音乐文化有机结合, 使得声乐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力。杜亚雄在中国传统音乐前沿课题研讨座谈会时所说:“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在20世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重洋轻中, 只注意学习外国传统音乐, 不重视本民族音乐传统。对外国音乐的学习仅限于欧洲音乐, 对欧洲音乐的学习又主要学西欧几个国家的17、18、19世纪的专业创作音乐, 即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一小段。由于不能全面兼收并蓄包括母语音乐文化在内的人类各种音乐文化的成果, 固步自封, 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的发展……”1再如青年指挥家李心草的观点进一步说明这个间题“原来在国内, 我们对力度的认识只是单方面局限在强弱上。到了维也纳之后, 我才逐渐发现力度除了强弱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主要是根据不同作曲家的风格来决定的。具体来说, 莫扎特的f和贝多芬的f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其中的强弱、感觉以及音质、音色等方面都是不同。因此, 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这些风格的不同变化, 就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潜移默化的认识、理解和融合,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准确地揭示作曲家作品风格和思想内涵的目的。”他认为在他的整个学习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便是理解了西方音乐文化精髓在整个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作品中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重要性的理解。
二、大学生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声乐教育主要是通过声乐艺术的学习和训练提升人们的音乐素养, 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蕴含了中国音乐的文明文化, 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 在教学中应多给予大学生以民族音乐的营养, 满足其对民族音乐的好奇心, 从我国声乐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音乐文化的性质, 无论是老一辈音乐家的代表作品《玫瑰三愿》《我住长江头》《铁蹄下的歌女》,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等, 还是近现代
品画为生的职业画家, 也繁荣了当时的工匠美术教育。另外, 绘画作品的商品化, 把以前只为宫廷、寺庙、贵族服务或画家自娱消遣的绘画艺术, 发展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社会商品。绘画商品化使具有极高人文价值的绘画作品不再只局限于少数人的手中, 平民大众也有了接触美术作品受到审美熏陶的机会。在愉悦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对提高大众审美水平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教育作用。的音乐家的作品《伤逝》《原野》声乐组曲《祖国四季) 等都蕴含了民族音乐的元素, 饱含了民族音乐文化。再如歌剧作品《小二黑结婚》《江姐》《阿依古丽》《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等。这部分音乐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具备了一定的教学价值,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声乐艺术作为西方音乐艺术形式从传入我国时起, 便与我们的古老音乐文化传统与民族文化底蕴发生着紧密的关系,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革和延伸成为具有我们民族音乐特色的艺术形式。
三、大学生音乐教育应以本土音乐文化为核心
中国音乐的基础是民间小曲、地方戏曲以及劳动歌曲等, 他们共同的音乐特点是典型的单线条音乐, 中国的本土音乐与当地的风俗、文化以及生活等息息相关, 因此, 在大学生的音乐教育中不能选用固定的音乐模式, 而是根据不同的地域而选取结合当地的音乐艺术形式进行音乐教育, 比如在东北, 就可以选取格调生动活泼的东北小调, 表现了当地人民的风俗人情又表现出了人民较高的创作才能及艺术性, 而在东北的大学生中进行教学示范能够唤起学生心底的共鸣, 使其真正的了解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这些音乐朗朗上口, 旋律明快, 也会受到大学生的喜爱, 这样既满足了其感官的愉悦, 使其紧张的心理得到有效地缓解, 又能够深刻地体验音乐作品内在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创新性, 对音乐作品进行更深意义的解读, 潜移默化地提升了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底蕴。教师则需要在这些优秀的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编和改进, 以此来唤起学生们共鸣。我国的音乐文化博大而精深, 需要教师自身进行开采和研发, 选择符合当代大学生的音乐作品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选材不当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 无论哪一种文化的教育, 都应该注重文化的传承, 成功的音乐作品离不开其中的民族音乐文化, 因此, 高校的音乐教育必须强调多元音乐文化教育中的“本土化”, 在此基础上完成多元文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和沟通, 终以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由此而言, 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需要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植入多元的音乐文化理论。大学的音乐教育要以符合当代的大学生审美为基础, 既要迎合大学生的心理偏好又要引导其对音乐背后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终以促进其形成完善的音乐审美情趣。
注释:
1.转引自赵海英.高校音乐教育中急需展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学, 2005年第一期
摘要：宋代统治者建国之初就实施重文的治国策略, 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绘画艺术也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支持。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法传授上, 关注多元文化形态的学习成为宋代美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 极大地丰富了古代美术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 并于无形中扩大延伸了美术教育的实施范围和教育意义。
关键词：文人画,美术教育,大众审美教育
参考文献
[1]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299页
宋代教育 篇2
宋代开国初始，就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书档案建设。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出身行伍，但为了匡正唐末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混乱思想，达到加强集权统治的目的，大肆搜求文书档案。太宗赵光义不仅自己刻苦研读，还带动子孙和近臣求书建档，以便重温经典，重树教化。据记载太宗赵光义执政时，建崇文院收藏图书，建架阁库收藏档案；又建“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可见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之后也多有继任皇帝爱好收藏图书档案、研究文史的记载。而且每到新帝即位，还要为前朝皇葡修建“阁”，阁内收藏先帝御书档案、御制文集和典籍、宝瑞之物，并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馆等有专业知识的官职进行研究、校勘、整理。
宋代国家藏书和修书的机构和体制十分健全，不论是在北宋汴梁还是偏安在江南临安都是一贯延续。不仅重视基本建设——“馆阁”，而且对馆阁里的图书档案管理人员的待遇、升迁制度也有一整套健全的体制。馆阁制度对于研究、整理和编辑史料、促进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馆阁档案人员和今天的图书档案管理人员概念大不相同，因为当时朝廷高级官员多由馆阁人员选拔出来，“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据档案文献记载，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合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为一，建崇文院。“以畜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翰林学士陈彭年上奏：“据秘阁旧屋间数，重修为内院，奉安太宗圣容及御书额，置供御书籍，天文禁书图画”。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改官制，遂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政局稍微稳定，高宗即于绍兴元年(1131年)复置秘书省。此时秘书省的职责范围也较崇文馆有所扩大，直到南宋宁宗朝以后，馆阁制度才逐渐名存实亡。
有了这种佑文政策的激励和馆阁档案制度的实施，宋代官方搜集图书典籍步伐是迅速而有成效的。由于连年战乱，宋朝建国之初馆阁收藏档案典籍仅有13000余卷，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恢复统治次序和纲常伦理的需要，所以在北宋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便十分注重收藏档案图书典籍。太祖朝于乾德元年(963年)灭荆南后，将南平王高季兴的图书档案尽收于北宋三馆：乾德三年(965年)九月灭后蜀后，又将孟昶的“图书付史馆”。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太祖“诏购亡书”，当年就收购民间图书档案典籍千余册。太祖开宝八年(975年)灭南唐，次年即得南唐典籍“二万余卷送史馆”。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即位后即“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以献”。凡向朝廷进献三馆所缺档案典籍者，均奖励官职或金帛。所以四方献书之士络绎不绝。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八月，湘人孟瑜因进献其所著《野史》档案30卷，被委任为光州固始县主簿。太宗于公元979年灭刘氏北汉，进入太原即命“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太宗又于至道元年(979年)命使臣“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及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欲建崇文院时，宋廷图书收藏已由建国初期的万余卷，扩大到八万卷。所以，宋太宗感慨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礼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非常可惜的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场大火殃及崇文院藏书秘阁，烧毁大部分馆藏典籍，后又经搜求整理，到宋仁宗赵祯庆历元年(1041年)修成的《崇文总目》，共收录藏图书典籍才30669卷。到神宗赵项朝修成的《秘书总目》藏图书典籍总数达到55923卷。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图书档案都在其后靖康之难中毁于战乱，损失殆尽。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后。延续北宋政策，重建秘阁，多方搜求图书档案，到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编撰的《中兴馆阁书目》已经收录图书典籍44486卷。至南宋偏安百年，时局相对太平，经高宗至宁宗朝历代搜求，加上时人著书立说者众，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编成的《中兴馆阁续书目》已经收录图书典籍59429卷。及至元代脱脱等人著《宋史》时统计，宋代官方已有图书档案典籍“9819部，119972卷”。
有了官方档案文书事业的建立健全，宋代文化教育事业才得以高度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文化教育最为普及的一个朝代。宋代教育机构有官学和私学两大类。相比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府明令限制、禁止私学的高压政策，宋代政府鼓励私学，对培养更多的人才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宋代的书院是一种特殊的官私双重性质的教育和修书机构，最初属于私学性质，后来许多办学较好的影响较大的私学转为官办。宋代书院众多，人才济济，许多书院一度成为全国除官府以外收藏档案资料的最集中之地，同时又是教育和学术研究重要基地，对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宋代儒家思想的政治教育功用 篇3
关键词：宋代,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发展中,宋代可以说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宋代儒家,不仅实现了复兴儒学的目的,而且一改多年来儒学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沉寂的局面,将儒学思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因此,这时候的儒学又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学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理论基础,针砭时弊,不空谈心性义理,发扬了传统儒学的务实精神以及创新精神,注重建设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为统治者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宋代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从先秦至唐宋,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学。先秦儒学是春秋末年孔子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以及弟子整理和编写六经,主要是《诗经》、《乐经》、《仪礼》、《尚书》、《周易》、《春秋》,这六部经书,阐述了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最早起源。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也是先前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的仁政论、人性善论和荀子的礼治、性恶论也都属于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阶段是汉唐儒学。西汉时期,汉武帝任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标志着儒家思想已经占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统治地位,为儒家思想在后世成为官方思想意识主流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721。汉代以后,作为官方思想意识主流,儒家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占据很长时间,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朝代的更迭,为了适应不同朝代政治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也在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把道家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用道家思想诠补儒学,体现了道家学说与儒学思想融合发展的趋向。隋唐时代,佛教高度兴盛,但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政令仍以儒学为依据,儒家思想依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导。
宋代是我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宋代儒家思想也被称为新儒学。北宋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政治上,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经济上,社会的稳定和科技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宋代统治阶级“重文轻武”,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诸子纷争,学派林立,思想文化界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对儒家思想理解不同,形成了很多思想学派,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邵雍的象数学、司马光的朔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和叶适的浙学、苏轼的蜀学等等[2]147。这些学派因为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经常开展激烈的论辩,如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朱张论辩、朱陆论辩等,还有一些儒家学者,由于对儒家思想理解不同,直接表现在政治上的对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思想上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儒学思想家,大部分都曾经在官场上做过或大或小的官吏,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儒学思想直接应用于政治实践。因此,新儒学的哲学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宋代经济的繁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和这些官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客观地说,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对后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宋代儒学各派在政治教育方面主张
在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周敦颐(1017—1073)是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将周敦颐看做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的濂学,从儒学的人性化出发,将人性化上升到哲学高度,阐释人内心的细微变化。周敦颐还强调,阴阳是万物和谐之根本,所以阴阳必须和谐、平衡,这种思想,就是源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在宋代新儒学各学派的纷争中,最激进的应属于王安石的新学,王安石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应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蕴含着许多儒学的政治教育思想。如王安石在改革中强调“教之之道”,其实就是政治教育中对于人才的培养;另外,王安石还强调举荐人才,他在改革过程中明确指出“非众荐贤才,不足以保守”。在对于官员的管理和运用上,王安石还强调“养之之道”,对官员的升迁采取任之之道,他强调,官员升迁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官员任免制度,让有能力的上,没有能力的下。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王安石强调要“学以致用”。在世界观问题上,王安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都离不开人的建立,因此,他强调世界是发展的,人能够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
陈亮和叶适的浙学也具有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用。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善为国者,务实不务虚”,他们认为理论应该联系实际,“物在”则“道在”,一味的空谈经典没有好处,空谈误国。陈亮认为,务实是针对空谈而言的,陈亮强调要注重效果,他反对只重动机、不重实效的行为。陈亮的务实思想,在南宋扩而广之,提高了实学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南宋“功利之学”的集大成者叶适提倡事功务实,他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风,叶适强调要重视国计民生问题“,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因此,他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空谈。张载的关学主张“民胞物与”,在《西铭》一文中,张载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国度里,没有贫富,没有纠纷,没有压迫,人们尊长抚幼,相亲相爱,怜恤鳏寡,和睦相处。张载的思想,主要是要兼爱,要等富贵。这个观点来源于传统儒家思想和谐价值思想观念,其思想观点对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独具异彩,其政治教育功用显得尤其可贵,是中华民族儒家思想求实、务实精神的新升华。
三、宋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功用
作为封建社会几千年思想政治价值导向,儒家思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代的更迭,儒家思想不断积累、更新、与时俱进,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宋代新儒学对后世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很多积极的影响。儒家推行修齐治平,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出现过许多受儒家思想濡染的民族英雄。他们也许是一介武夫,但是心中却有着万里河山的大气魄,儒家思想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形中影响着许多人。宋代儒学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宋代儒学认为,天下万物各有其理,在二程的洛学中,就明确指出:“格物致知,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另外,程颢、程颐也指出,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修身齐家”观点,正是政治教育“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二程认为,社会纲常伦理观念,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影响着政治时局的发展[3]39。因此,他们强调,要注重掌握天理,缓解社会矛盾,通过思想教育,完成自我精神的超越。
宋代儒学还注重民族精神的塑造,以及群体价值的作用。宋代儒学强调思想内在的自觉性,即主观意志力量。在“心即理”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致良知”理论,也就是“良知”的能动作用。陆九渊认为,人人都有“致良知”的能力,要以良知为心的本体。民族气节的弘扬,也是宋代儒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就来源于宋代儒学民族气节的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弘扬,对后世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注重群体价值与和谐价值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先秦儒者注重群体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提倡的“民本思想”,如孟子就曾经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宋代儒学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作了多层面阐释。程颐曾经说“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贤智,与之协力”。他站在统治者效力的角度阐释群体价值的作用。作为宋代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认为要想改革成功,一定要“因事就民”,南宋杨万里看到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大声疾呼“国之命在民心”。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礼尚往来,一贯是儒家思想宣扬的重要美德。和谐相处、礼尚往来,在儒家思想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人本主义思想,这种和谐价值思想观念,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行为准则。宋代儒学将自然天地万物以及个人与社会看做一个和谐的整体,张载曾经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4]122。张载的这种观点,融进了儒家的忠孝仁爱思想,在宋儒中颇具代表性,这种观点,是天地生生不息价值与人的生命价值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对立的消解,是天地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美好仁爱情感的结合。二程、朱熹十分推崇。宋代的各个儒家学派,不仅强调忠孝仁爱的和谐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张载曾经积极倡导恢复“井田”制,二程也提出了“正经界,行井田”,王安石更是想通过变法改变社会不合理状况,彻底匡正社会不平。
宋代教育 篇4
一、引言
南北宋时期，自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北宋王朝，人民大都安居乐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长足发展。茶文化也在唐代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同时，诗词也得到发展，因此，在宋代多以诗、词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示茶文化的丰富内涵，表达文人的志向追求。而且，随着茶文化的不断发展，词人的基调风格也在不断变化。本文主要从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宋代词人与茶文化的联系及咏茶词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几方面进行探析，对宋词与茶文化的关系进行全面的研究。
二、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一）宋代为茶文化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不难发现宋代是茶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从经济角度看，北宋时期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有更多的商业自由，商人可以自由选择营业的时间、地点及经营的品种。整体经济的发展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从文化角度看，宋朝进一步加强科举制度，并偏重诗赋，诗词得以良好发展。从政局角度看，宋代文人掌权是一大特色，宋代对文人和诗词的重视也为茶文化与词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上述分析说明宋代为茶文化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为以后茶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
（二）茶文化的繁荣
宋代茶叶的发展重心在南方，建茶种茶的地方多集中在南方等地，茶叶研究和茶学著作也聚集在南方，茶学著作《茶录》《东溪试茶录》代表了宋代茶文化的发展水平。同时，茶事诗词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北宋时期，经济繁盛，文学上多华丽浮靡之风，欧阳修等人进入文坛进行文学革新，朴素平凡之风推行开来。在宋代，文学上盛行的是词，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都是首屈一指的词作大家，词的空前繁盛使得宋代歌咏茶事的诗词较前朝更多，茶文化也多体现在宋代诗词当中。
三、词人与茶文化
宋代诗词歌赋和茶文化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同时涌现出很多在诗词上造诣很深的文人，对茶文化也有深入研究。以宋朝著名诗人词人苏东坡和秦观为例，探索词人与茶文化的渊源。
（一）秦观与茶文化
秦观与张耒、黄庭坚、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秦观的词有种纤丽清新之美，因而被称为宋朝婉约派的一代词宗。一代词宗生活在茶文化鼎盛的北宋时期，与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秦观在茶学上的造诣很深。我们可以他的歌咏茶词中了解到各种贡茶、名茶，如在《蒙顶茶》中可以认识蒙顶茶，在《满庭芳》中了解北苑茶和密云茶。同时在秦观的词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饮茶的方法，如在《满庭芳·茶词》中就可以了解到饮茶的方法。
（二）苏东坡与茶文化
苏轼也是宋代的文学大家，其诗文浪漫豪迈，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独爱武夷岩茶，在《叶嘉传》中把茶拟人化，大赞武夷岩茶，表达出对茶的喜爱。同时在诗词中不仅流露出对茶的喜爱，字里行间也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透露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品格修养。
四、宋代咏茶词的情感表达
（一）去国怀乡之情
思乡之情，是世人共同的情感。中国人又对故乡有着深深的依恋，古代人们往往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背井离乡，到处奔波。远离家乡的文人，会借诗词表达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在宋代的词人中通过诗词来抒发思乡之情的众多。在词中最常见的寄托情感之物就是月亮，而茶因有“清神醒脑，去烦解忧”的功效导致茶作为化解乡愁的良药在词中出现。
（二）离别相思之苦
在宋茶词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思想主题就是离别相思之情。词人将自己的离别之苦融入词赋之中，来排解分离的痛苦。在咏茶词中不乏这样的杰作，词人会借咏茶表达自己的情感。在以离别为主题的词中，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送别亲人的离别愁绪，也有的表现男女的相思之情，还有的表现对已逝古人的相思之情。宋代情词往往凄婉动人，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宋代的咏茶词也是如此。
（三）超凡脱俗之志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兴旺、社会比较稳定的朝代，由于宋代君主重文轻武，使得文人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成为中心人物。而也有不少文人厌烦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放逐自己于山水之间，有着超凡脱俗的志向。而且，宋代文人对茶有着独特的喜爱之情，放浪形骸之时，以茶自况，以茶的品性来表明自己的情趣志向，使得茶文化成为文人的精神寄托。
五、结语
茶，自古以来都是高尚、清白的象征，茶文化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宋词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为茶文化发展变化的载体，记载着茶文化的变迁和文人对茶文化的由衷偏爱。本文就从宋词中来窥视茶文化的发展，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宋代教育 篇5
关键词：宋代私学,教育特征,民办教育
宋代的私学之所以如此的兴盛,一方面与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宋代政府重视文官而轻视武官的政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宋代私人讲学的不断发展息息相关。
一、宋朝私学教育发展背景
(一)政治经济为其提供物质基础
宋朝政府利用战争间歇,采取措施,恢复发展经济,为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之下,宋朝的生产力水平也有所提高,并对其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宋代经学、文学、史学、医学等发展的基础。宋代印刷术等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有读书学习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的空间,增加了受教育者的数量。虽然宋初大兴学校,官学制度日趋完善,但是官学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这就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文教政策的转变为其提供政策保障
宋代政治上的内忧外患,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政治体制,重视文官的发展,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从而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重视儒家弟子和儒家经典的学习,“今儒学满朝,辩论有余”[1]。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着统治者对教育的不断重视,民间的士绅也纷纷效仿,而很多地方官吏更是以兴学、建学为己任。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看重教育,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并没有创办很多的官学,但是,由于人们对读书的渴望,这就给学校的教育造成了空白,因此政府则加大了对私学的扶持,如“邵整,字宋举,自号蒙谷遗老,以家学自相师友,教授生徒,常百余人”[2]。这一方面为政府解决了困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二、宋朝私学的特征
(一)加强政府管理,促进私学发展
在古代,宋朝的私学非常重要,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航标。宋代百家争鸣、文化开放等现象,无不与当时的教育密不可分,其对教育的支持,使得私学活跃,人才辈出,学派林立,与官学相得益彰。宋朝政府重视私学的管理,上至官吏下至百姓,只要具备从事教育的专业素质,只要遵守国家政策,不违法乱纪,都可以不断发展。政府鼓励学生参加科举,对私人办学持开明的态度,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私学逐步被书院替代,并在后期的发展中趋向官学化。
(二)私学逐渐趋于正规化
宋代的私学不管是教材方面,还是教育教学管理方面都日趋完善,逐渐趋于制度化、正规化,管理也较唐朝更为人性化,学生和教师之间亲密无间。宋朝的私学机构相对简单,学校的形式比较灵活,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蒙学,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获得充分发展,对后世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此之外,高级私学也逐渐兴盛,以传统理学思想做承载,这一系列的变化,标志私学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总而言之,宋朝的私学不管是在师资,还是办学形式等方面,都已经相对完善,作为官学的补充形式,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对当今民办教育发展的启示
宋代私学的主要表现是书院众多,对我国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其研究,有利于为当今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一)办学宗旨:以人为本
宋代的官学,办学目的大多是培养科举人才,把学校变成取得进步的阶梯,因此,导致理学家和大师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不仅严厉地批评这一行为,而且提出以人为本的办学宗旨。这些对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教育,迫于高考的压力,看重考试分数,而忽视对学生基本技能技巧的训练和自身修为的培养。“育人”“育德”是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对知识的传授,而且要教会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所以,学校在注重分数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教学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
(二)办学理念:学术自由
宋朝私学之所以学术氛围浓厚且师生之间能够自由讨论,与它自己招收子弟,私人捐献物资密不可分。宋代思想流派众多,一些私学的大师们通过讲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并且师生之间彼此平等,相互探讨、交流思想,学术氛围宽松,促进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宋朝的私学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私学不断发展,到后来达到兴盛状态,表明只有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下学习,才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古论今,如今的民办教育,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私学中的合理成分,做到古为今用。总之,对宋代私学的进一步研究,能够更好地借鉴和发扬其优良的学风,为当今的教育提供良好的土壤,促进学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攸.宋朝事实[M].北京:中华书局,1955.
范仲淹教育思想对宋代学术的影响 篇6
一、范仲淹的主要教育思想
宋仁宗时期, 北宋王朝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中, 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形势危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提出了“天下之理, 有所穷塞, 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 则成长久之业。”然而, 迫于特定的阶级地位和历史局限性, 他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才是导致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而是将其归咎为腐朽的官吏制度。
他大声疾呼“: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 失贤杰而天下乱。”[2]25庆历三年, 为了挽救颓废的北宋王朝, 范仲淹临危受命主持政治改革递交了施政大纲———《答手诏条陈十事》, 提出了“明险”“、抑侥幸”、 “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等多项改革主张。仁宗采纳了范仲淹这些改革主张, 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的全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庆历新政”。范仲淹把学校教育当作改革的工具, 希望通过 “兴学校, 本行实”来提高官员的素质。范仲淹认为教育的是为了培养“王佐之器”、为了培养“辅成王道”之人, 因此要“在于教以经济之业, 取以经济之才, 庶可救其不逮。”这样才能救治天下危困。范仲淹不但为自学医学者开设了《难经》、《素问》讲座。还强调文武要“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 建议在官僚之中, 选拔素质高的有识之士“, 赐孙吴之书”。如:他把《左氏春秋》授给了作战勇敢的狄青, 勉励他认真读书。天圣六年, 范仲淹为应天书院撰写了《题名记》, 高度赞扬其有“通《易》之神明, 得《诗》之风化, 洞《春秋》褒贬之法”。范仲淹鼓励书院的学生要“弗学而志穷”“、克学而神悟”。对于当时“科举日益盛, 学校日益轻”的情况, 指出:“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 “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他要求科举考试要进行改革, 就要和学校教育相结合, 主张科举考试的办法“:进士先策论, 后诗赋。”同时, 还主张回复制举, 以便能够得到“修政治”“、教化”“、王佐之器”的人。当时, 宋仁宗接受他的建议“, 诏诸路州军监, 各令立学”。范仲淹认为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的, 他大力倡导遴选人才标准要德才兼顾, 解荐人才要先评定品行, 然后考察艺业, 他衡量人才的标准是以德为主, 倡导名节, 要求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另外, 范仲淹力求择“明师”教授学生, 并多次向皇帝上书, 推荐明师。范仲淹要求教师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和仁义的道德。如:他在推荐胡瑗到太学充学官的时候, 指出胡瑗“志穷坟典, 力行礼义”, 在称赞李觐的时候说“:非常儒也”。此外, 范仲淹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 景祐年间, 以教师模范胡瑗为学官, 既教且管, 以身先之。并且, 范仲淹发扬了孔子 “诲人不倦”的精神, 多次推荐以教书为生, 家贫好学的李觏, 称赞他是“丘园之秀“”鸿儒硕学“”以明圣人在上, 下无遗才, 在范仲淹的大力推荐下, 李觏担任了太学助教、直讲。除此之外, 范仲淹还推荐了胡瑗、欧阳修、孙复等著名的思想家, 培养了著名狄青和种世衡、富弼以及张方平等人才。范仲淹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家, 他观察和论述教育问题涉及了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问题, 是从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角度, 敏锐地观察到北宋教育存在的弊端[3]119。
二、范仲淹教育思想对宋代学术的影响
1.兴学之风。北宋各地在范仲淹积极提倡和亲自动手实践的影响下, 建立了很多学校。不少人以范仲淹为榜样, 热心办学, 蔚然成风。根据欧阳修《吉州学记》中的记载:庆历兴学之后, 各地纷纷奉诏建学, 地方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地涌现出来“, 于是州都不置学者鲜矣”。庆历年间, 仅江西就兴办了州县学81所, 府学, 如吉安府学、上犹府学、德化县学、上犹县学等。其中在庆历以后兴办起来的就有56所, 此外还兴办了很多书院。而地处边陲的陕西, 本是西夏兵锋所争之地, 但是在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也兴办起了不少的学校, 如汉中府学、风翔府学以及略阳县学等。见到如此学术氛围和繁荣的学校气象, 欧阳修赞道“:海隅檄塞四方万里之外, 遍地皆有学。”范仲淹的教育实践也为其他改革提供了借鉴, 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兴学的办法, 主持了熙宁、元丰兴学, 创立了三舍法, 把范仲淹的一些改革教育和科举的措施制度化了, 把培育人才和选拔人才统一到了学校。同时, 王安石还重建了武学、医学等, 整顿了州县之学。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王安石的”熙丰兴学“相比更深刻一些“, 庆历兴学”为“熙丰兴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讲学之家的兴起。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北宋讲学之家的兴起, 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 他支持推荐的胡瑗、孙复等人为北宋学术开创了先河。胡瑗早先是以教授经学为生, 他和范仲淹关系密切, 是范仲淹最喜爱和尊重之人“, (胡缓) 以经术教授吴中, 范文正爱而敬之”。后来他受腾宗谅的邀请, 设立了以学习六经经义为主的经义斋和以治民、讲武、算历为主要科目的治事斋, 这就是著名的“苏湖教法”, 经义斋和治事斋的设立改变了过去教育内容空疏的流弊。胡瑗教授的学生达到了1700多人, 其中, 北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颐, 受胡瑗的启发和影响, 学识精进, 成了洛学的创始者。此外, 李觐亦是范仲淹极力推荐的学者, 他天资聪慧、生性好学、思想开明, 并有大量著作, 例如:《平土书》、《明堂图》等。范仲淹经常和胡瑗、孙复、李觐书信来往, 对教育和学术等问题进行讨论, 并先后资助和鉴拔他们。[4]18这些学者而后取得的成绩与范仲淹有莫大的关系。
3.士风的转变。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士风的转变。他处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他崇尚节操, 博学多才, 率先垂范, 兴学育才, 是士大夫中的楷模。宋代的学生都以“范公之学为学”, 从而使得“士品淳而文风振”。如:北宋末年太学生邓肃不满花石纲的所作所为, 率先上诗十首。而陈东则领导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 先后七次冒死上书, 怒责奸臣误国, 恳请抗金。 由此可见, 宋代士大夫受到范仲淹的影响, 士气大变。范仲淹一生都勤于创办学校, 不遗余力地提倡教育, 他“粹然无疵”的人格和他的社会关系, 足以表率群伦, 开启了北宋的学术之风, 他善于发现人才, 提携鉴拔, 一时间北宋人才蔚起。宋代学术上的关键人物欧阳修和周敦颐都和范仲淹交情很深。而名儒张放平、石阶等则都是范仲淹的门人子弟。这些人遂使宋代学风为之一变, 促成了两宋学术的发展。此外, 范仲淹提倡致学致用之说, 不作心性之空谈, 为当时的儒学增加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4.文学改革。北宋初, 社会经济繁荣, 封建文化发展迅速, 出现了很多粉饰太平的反现实主义作品。范仲淹主张改革之风, 强调社会习尚和文章的关系。天圣三年, 范仲淹提出了文风的改革。并向仁宗建议“: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痛心疾首指出文体的没落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化。他认为, 文章的作用主要在于教化改造人民、辅佐帝王。“以教化为心, 超圣人之门, 成王佐之器。”并且范仲淹还通过政治力量来革新文弊, 主张以策论取士。因此, 他建议“进士先策论后诗赋, 使人不专词藻, 心明理道。”虽然范仲淹的科举制度被取消了, 但是一些和范仲淹关系密切的名士, 仍然坚定信心, 力复古文。范仲淹等人提倡的古文影响到了宋代的文风, 廓清了五代颓废弊习, 成为文坛之主流[5]74。
综上所述,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宋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善于发现人才, 加速了宋代士风的建设, 推动了宋代学术的发展。而范仲淹开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风, 并把它运用到了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中, 这无疑是一条很有意义的道路, 从而影响到了宋代学术的发展。
摘要：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 范仲淹形成了比较完整而又系统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推动了宋代性学之风的发展、兴起了讲学, 转变了士风、并且为文学改革打开了局面。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理论,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1]《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2]《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奏乞择臣僚令举知州通判》.
[3]《文献通考》卷46《学校》七.
[4]师晨、邓民轩.范仲淹立身行事九九方略[M].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从宋代话本小说看宋代新婚俗 篇7
所谓话本, 就是“说话”艺术的文学底本或记录本。“话本小说”这一概念在目前的使用颇为杂乱, 既可作短篇白话小说的专称, 又可用以指称一切由“说话”艺术衍生出的作品。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是“模拟‘话本’的创作”这一概念限定很有纠正的必要。但这些术语已沿用将近一个世纪, 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功能, 也就没有取消的必要, 关键是对其进行科学的限定[1]。
无可否认, 宋元时期是话本小说大规模创作的时期。宋元时期, 都市经济繁荣发达, 它是“说话”业出现空前盛况的“暴风雨”时期。在宋代, 城市格局是居住与商业活动场所相混合, 替代了唐代的坊 (居住区) 和市 (商业区) 分离制, 热闹的“夜市”摒弃了唐代的“宵禁”, 再加上实行“禁军”制度, 大量的军人拥进了大都市, 长期驻扎, 这就使得城市的人口呈大幅度递增趋势。城市格局的变换、制度的允许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宋代都市的夜生活, 人们需要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供他们晚间娱乐。另外, 不断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他们中有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和较富裕的商人, 还有那些驻扎进来的军人, 等等, 他们在封建统治较为稳定、生活基本无忧的情况下, 即使在白天也十分需要一种适应他们口味的娱乐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少话本久佚不传, 而得以流传至今的作品又存在着断代不明的问题, 并且现存的作品有些完整无缺, 有些残缺不全, 总共不过数十篇。从这些话本当中, 我们可以找出宋代当时的很多社会生活方面的片段, 以便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宋代社会。
二、宋代新婚俗
婚俗是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宋代话本又是描写市民生活的现实之作, 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种种婚姻嫁娶场景, 内容丰富, 再现了当时的婚恋习俗, 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犹如一幅多彩的婚俗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具有很好的审美和民俗研究价值。在此, 笔者试从《西山一窟鬼》、《快嘴李翠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这三部宋代话本中看看宋代的“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拜先灵”等新婚俗。
(一) 相媳妇。
在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秀才吴洪在酒店, 把“三寸舌尖舔破窗眼儿, 张一张, 喝声彩”, “当日插了钗”, 不久便完婚。这篇话本形象地反映了宋代一个新婚俗的基本情况, 即相媳妇。
按照宋代礼俗, 男女两家互换草贴之后, 再互换定贴, 不久便定聘, 而北宋开封在互换定贴之后, 有相媳妇的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称:“若相媳妇, 即男子新人或婆往女家。看中, 即以钗子插冠中, 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 即留一两端彩锻, 与之压惊, 即此亲不谐矣”。[2]但相媳妇具有单向性, 男子可以直接参与, 而女子通常是不能在婚前瞧对象一眼, 更别提什么“相相公”之类了。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情况, 女子在媒人花言巧语之下往往会嫁错人, 婚后追悔莫及的大有人在, 如宋话本《张主管至诚脱奇祸》中就有反映:开封张员外“年逾六旬, 须发皤然”, 媒人将他的“年纪瞒过一二十年”, 把“小如员外三四十岁”的少妇说与他做妻子, 花烛之夜, 少妇发现真是情况已悔之晚矣。这段婚姻的受害者必定是这位不明就里的少妇。
(二) 坐花轿。
北宋南方迎接新娘开始使用花轿, 新娘从上花轿到下花轿经历三种仪式———起檐子、障车和拦门。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对这个婚俗有非常细致的描写。首先, 新妇上轿前要拜家堂祖宗:“员外道:‘我儿, 家堂并祖宗面前, 可去拜一拜, 作别一声。’翠莲见说, 拿了一炷, 走到家堂面前, 一遍拜一边道:‘家堂, 一家之主;祖宗, 满门先贤:今朝我嫁, 未敢自专。四时八节, 不断香烟。告知神圣, 万望垂怜!……’翠莲祝罢, 只听得门前鼓乐喧天, 笙歌聒耳, 娶亲车马, 来到门首。”接着, “张宅先生念诗曰:‘高卷珠帘挂玉钩, 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 富贵荣华过百秋。’”这段文字将花轿迎娶新娘和一些相关婚俗都描写得相当明确。
(三) 拦门。
宋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写道, 新人到夫家门前, “时辰到了, 司公念拦门诗赋:‘喜气盈门, 欢声透户, 珠帘绣幕低。拦门接次, 只好念新诗。红光射银台画烛, 氤氲香喷金猊。料此会, 前生姻眷, 今日会佳期。……’”此为拦门, 即在迎亲队伍回到男家门口时举行, 其仪式为不让新娘下轿进门。《梦梁录》称:“迎至男家门首, 时辰将正, 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 拦门求利市钱红。”乐官等人所念《拦门诗》是些吉利话, 除了上面话本描述的之外, 也有如“仙娥飘渺下人寰, 咫尺荣归洞府间。今日门阑多喜色, 花箱利市不许悭”。也有新郎请人代念《答拦门诗》, 欢乐而俏皮, 如:“从来君子不怀金, 此意追寻意转深。欲望诸亲聊阔略, 勿烦介绍久劳心。”[3]
(四) 撒豆谷。
新娘上花轿、进入男家房门之前, “阴阳人”或“克择官”手拿花斗, 斗中装着谷、豆、铜钱、彩果等物, 一边念咒文, 一边望门而撒, 孩儿们争相拾取, 叫撒豆谷。这一仪式相传始于西汉, 目的在于避“三煞”, 因迷信而成。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写道:“翠莲下轿, 本宅众亲簇拥新人到了堂前, 朝当日喜神的方向站定, 且请拜香案, 拜诸亲。合家大小俱见毕, 先生念诗赋, 新郎在前, 新娘在后, 先生捧着五谷随进房中。新人坐床, 先生拿起五谷念道:‘撒帐东, 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 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西, 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嫦娥面, 输却仙郎捉带枝。撒帐南, 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 双双绣带佩宜男。撒帐北, 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 月娥苦邀蟾宫客。撒帐上, 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 行见蠙珠来入掌。撒帐中, 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 红云簇拥下巫峰。撒帐下, 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 来岁生男定声价。撒帐前, 沉沉非雾亦非烟。香里金虬相隐映, 文箫今遇彩鸾仙。撒帐后, 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 莫作河东狮子吼。’”这应该就是我国记录最早的撒帐词了, 而此段话本记录的撒帐词与《翰墨全书》乙集所录的几乎完全相同, 可见宋代婚礼上的撒帐词是早就编好的, 便于司礼人员在婚礼上使用。撒豆谷和撒帐有相似之处, 目的也都是为了讨个吉利, 祈求夫妻生活的美满, 而两个仪式也易混淆, 后世逐渐合并。
(五) 拜先灵、喝交杯酒等。
宋代婚礼仪式还有拜先灵、喝交杯酒程序。参拜仪式主要有三, 一拜先灵, 又称拜家庙或庙见;二拜舅姑即公婆;三为夫妻交拜。司马光说:“古无婿妇交拜之仪, 今世俗始相见交拜。”[4]在撒帐后, 按照婚仪程序, 还有合髻与交卺。合髻又称结发, 新郎坐左、新娘坐右, 各以一绺头发, 与男、女两家提供的绸缎、钗子、木梳、发带等物, 合梳为髻, 表示夫妻从此白头偕老、命运与共, 因而结发成为恩爱夫妻的代称。交卺又称交杯或交杯酒, 盛行于唐代, 宋代更加细致化, 对于酒具、饮酒杯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喝过交杯酒, 婚礼即告结束, 但还有一些礼仪, 如拜门, 即新郎在婚后次日或三日、七日, 到新娘家参拜岳父、岳母;煖女, 即新娘出嫁后三日, 娘家前来送酒食;满月, 即庆贺新婚一月, 喜事才算最后操办完毕。这些礼仪, 在《快嘴李翠莲记》中都有描述。
三、结语
婚姻, 古时又称“昏姻”或“昏因”“婚姻”一词的起源有三种说法:汉朝的郑玄说, 婚姻指的是嫁娶之礼。在中国古代的婚礼中, 男方通常在黄昏时到女家迎亲, 而女方随着男方出门, 这种“男以昏时迎女, 女因男而来”的习俗, 就是“昏”“因”一词的起源。而婚俗则作为婚姻的附加体, 日益体现出超出婚姻本身的更多的内容。作为文学作品的话本, 被人看重的往往是其表现出来的文学性, 以及对于市民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 但作为反映市民文化的民间资料, 可以为史学家所参考、借鉴, 从而找出其更多的史学价值。宋代这些新婚俗的出现, 一方面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另一方面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 这是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渐满足的前提下对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的反映, 当然, 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种风俗也会逐渐简易化或者变更, 这同样是社会的需要。
摘要：宋话本的故事内容表达、人物形象塑造、语言文字描写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对于当时婚俗的描写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尤其对于“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拜先灵”等新婚俗的记录与描写, 更是为我们了解两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婚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宋话本,宋代新婚俗,市民阶层
参考文献
[1]胡莲玉.关于“话本小说”概念的一些思考, 2005, (01) .明清小说研究.
[2]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卷10.婚礼总序.
宋代教育 篇8
一、抱虚守静——修心养性的手段和方法
宋代工笔花鸟画上承五代“徐、黄”二体而来,五代虽有“徐家野逸,黄家富贵”之说,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五代黄筌的《珍禽图》、徐熙的《玉堂富贵图》、滕昌佑的《牡丹图》,装饰趣味浓重,极具富贵意趣。宋代花鸟画整体上敷色渐淡、墨韵渐浓,即使是重彩设色,也是艳而不俗、火气尽去。清新典雅,淳朴自然,正是“朴不艳,温静而无火气”的境界。《宋书·隐逸传》记南朝的宗炳:“(宗炳)善琴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宗炳因“老病”不能游乎山水之间,不能“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了,无法在悠游山林、游戏笔墨间体悟自然之美,所以“卧以游之”。不仅仅是宗炳,邓椿说:“虚静师所造者,道也,放乎诗,游戏乎画,如烟云水月,出没太虚,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理者也”(《画继》)。“放乎诗,游戏乎画”,几乎是文人们师造化、悟大道的基本手段。“游戏”本身就有“放逸”的意思,所以吟诗作画也是文人们追求自由心态和虚静境界的过程。
宗炳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和邓椿“虚静师所造者道也,游戏乎画”指向的都是“道”这个老庄哲学的最高范畴,也反映出画家在作画或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澄怀”、“师造化”以至“观道”。“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灵,是审美主体试图超脱纷扰的世事,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甚至摆脱政治、伦理的束缚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心境。《庄子·齐物论》中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为“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可见,虚静与澄怀都是吐纳天地、观照万物的必要前提,所以邓椿才说“虚静师所造者道也”。
观宋人花鸟,尺幅之间,大气堂堂,一花一叶,皆与天地相通。精工而大雅,无一丝人间烟火气息。这与古人作画时保持内心平静清澈,心智专一的虚静心态不无关联。美学家宗白华说,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两元。艺术创作过程中虚静的心态,体现了画家对洗涤心灵尘垢,实现对真实自我的复归和超越的主动性。宋人花鸟画以花花草草、虫蝶鸟兽为描绘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映射,这也是我们观宋人花鸟,触目之处尽是天真无邪的原因所在。
二、淡泊明志——知识分子的人生精神
“夫虚静恬淡寂寞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庄子美学将虚静恬淡奉为至美。“淡”者,于物是谢绝繁华喧闹,于人是淡化外欲后心境平和的审美状态,宋人的工笔花鸟画也追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的艺术风格,这种恬淡平和、宁静优雅的艺术风格也是中国画家精神气质的体现。苏轼对工笔画也有如此看法:“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宋代佚名的《出水芙蓉图》,刻画了一朵红莲,一尘不染,妩媚雅洁,亭亭玉立,画内画外荡漾着荷塘恬静迷人的气氛。画家更注重表现的是荷花品性孤高,不为俗世所染的品质,使此花的意韵盎然于画面之外。此种感受,都是与宋人恬淡平和的心境和托身于物、寄情于画的审美表达相契合,正如唐代司空图所说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诗品二十四则·典雅》),画家和画都应该像落花那样冲和淡雅。
徐复观认为,“庄学的精神,必归于淡泊”。在列举了若干关于“素朴”、“纯素”的《庄子》文后,他说:“上面的材料当然说的是人生的修养工夫、境界、而纯素的概念,同时即可以作为由‘恬淡寂寞’的人生所流露出的纯素之美。‘纯素’的另一语言表现,即是后来画家、画论家所常说的‘逸格’或‘平淡天真’。”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庄子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的,但他的人生精神却是艺术的。艺术中的平淡,还有淡逸、疏淡、冲淡等,都是庄老人生哲学中“恬淡寂寞”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但在宋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儒家文化仍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着对政治生活、功名利禄淡然处之的道家精神倾向;另一方面,又具有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品质。这导致了庄老淡逸思想在宋代文化中的蜕变:大多数知识分子把“淡泊”看成是一种高尚的人格风范,以区别于世俗的追名逐利,强调通过精神和心灵的修炼达到“淡泊”的心态,避免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迷失自我。因此,“淡泊”被视为个人的人格修养,被规范在一种特定的范畴中而并没有推向“虚无”。在这里,“淡泊”与其说是世界观,不如说是人生观;与其说是价值观,不如说是审美观。所以,宋人的人生哲学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反映在艺术中也是如此。
宋代也有毒牛肉 篇9
相对于传统的增肥法来说，这种方法无疑多了点技术含量。传统的增肥，无非是多提供点吃的喝的，让牛儿来个自然肥，将来好多挣点钱。而这种增肥剂的办法，让牛的增肥有了质的飞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传统的增肥法，倒也不算什么黑心牛肉。海吃海喝的牛儿，肉是松了点，没有嚼劲，口感也较差，但毕竟没什么有害身心的问题。可若是用青竹蛇催肥的牛肉，可不仅是口感问题，严重的还会中毒。
被喂食过这种粉末的牛，本身的肉中就会有点毒性。人吃了后，会有轻微的中毒迹象，如发热之类的。等到觉出异样，卖牛肉的人早已不知去向。对于奸商来说，狡兔三窟是必须的。打一炮换个地方，这才是黑心生意可持续发展之道。
所以呀，有利可图的事儿，哪怕会受到严惩，但利之所趋，前仆后继的人还是比比皆是。古人可是吃足了这些苦头，才将之诉诸于纸，以警戒后人。要知道，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牛可是挺稀罕的，是农家的重要资产，不会轻易宰杀。吃一顿牛肉，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可谓奢侈。勤俭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有了顿牛肉吃，却发现是毒牛肉，看来食品安全，确实是古今皆有的难题！（据《北京青年报》）
浅析宋代女性诗歌 篇10
中国是诗的国度, 先人为我们留下的佳作浩如烟海。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 流传下来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历历可数, 能够千古留名的更如凤毛麟角。但宋代是中国女性诗歌的又一个高峰期, 宋代女诗人创作队伍主要由官妇和妓女构成, 而且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官妇创作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大。号称宋代四大女词家的李清照、魏夫人、张玉娘、吴淑姬基本上都属于大家闺秀或官妇。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不完全统计, 宋代女子诗词集有三十余种, 虽然现在大部分亡佚, 但从中可以看出大多为官妇所作。宋代繁荣兴盛的市民审美文化, 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声, 给女性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宋代女性开始以自己的眼睛和大脑, 观看、思考和认识自己存在的世界, 在宇宙自然界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探讨、确定女性自己的位置。她们不再愿意扮演被礼教绳索控制的丧失个体意识的傀儡, 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和执著, 寻找属于女人的真实生活,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 在女性文学史上, 刻画了女性新的形象, 写下了女性新生的光辉篇章。
一、咏史诗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类。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 有很多种名称, 诸如述古、怀古、览古、感古、古兴、读史、咏史等, 有的直接以被歌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标题, 这些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都是以历史作为诗人感情的载体, 史情紧密结合, 因此我认为它们都属于广义咏史诗的范畴。如果给咏史诗下个定义的话, 那么凡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凭吊或借国家兴亡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 都可以称作咏史诗。然而, 咏史诗自正式创立以来, 却一直鲜有女子问津。这一方面固然系封建社会女子受“女不言政”的礼教限制所致, 另一方面则由于咏史诗的创作本身需要作者除具深厚的文学素养外, 还要求兼备史实、史才、史识, 而这往往是女性作者所缺少的, 因此一直少有女子闯入这一创作领域。然而,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发生了改变, 几位志存高远、才情卓绝的女作家大胆地进行尝试, 均创作出了寓意深刻、特色鲜明的咏史佳作。
李清照, 南宋杰出女文学家, 创作过作过不少咏史诗, 流传下来的有:《乌江》、《咏史》、《题八咏楼》、《钓台》等。其中《咏史》:“两汉本继绍, 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 至死薄殷周。”通过两汉之际王莽篡政的历史回顾, 对由金人扶植的伪齐、伪楚政权进行了痛斥, 对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民族气节的人士进行热情的赞颂。《乌江》:“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此诗另有题作“夏日绝句”, 李清照南渡之后, 建炎三年 (1129) 年赵明诚罢守江宁, 李清照与丈夫乘舟去芜湖。沿江而上时经过和县乌江 (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处) 。该诗可能作于此时。李清照在这首诗中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楚汉之争中最后以自刎而结束了生命的楚霸王项羽表示了钦佩和推崇。这首五绝通过歌颂一位失败的英雄———项羽, 表现了诗人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 对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也是一个有力的讽刺。
与李清照并称为宋代女诗人双子星座的朱淑真, 其文化质性与李清照有很大的悬差, 是一个“典型”意义十足的女性作家。她不像李清照那样, 很少与外界接触, 生活在深闺之中, 但她也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生活, 朱淑真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小我”的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寂寞孤愤, 她也写了一些咏史诗, 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如《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晁错》等, 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一言请削独干诛”的晁错。
二、咏物诗
所谓咏物诗, 就是那些以大自然中的景物、器物、动物或植物等为描写歌咏对象, 抒发作者思想感情, 寄寓作者襟怀抱负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千百年来, 咏物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和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和普通百姓, 女性诗人自然也不例外。但封建时代的妇女从幼到老大多数生活在家庭的小圈子里, 闺门限制了她们的视野, 因此她们所能猎获的题材范围只能花草虫鱼、气候节令、家庭婚姻等。
1. 以写花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 古代女性诗词是写花咏花的诗词。爱花之心, 爱美之性, 人皆有之。而由于女性更爱花, 花无疑是女诗人们笔下的常客。因花感叹, 对花垂泪, 几乎成了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
写花写得最好的当推宋代女诗人。谢景山的妹妹谢希孟嫁给陈安国为妻, 她的诗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 欧阳修曾作序, 评她的诗“隐约深厚”, 认为很有古代幽闲淑女的风采, “非特妇人之能言也”。谢希孟今存一首《咏芍药》:“好是一时艳, 本无千岁期。所以相谑赠, 载之在声诗。”谢希孟还写了歌咏牡丹、蔷薇、凌霄、朱槿、蝴蝶花等多名花诗, 如写牡丹道:“为花虽可期, 论德亦终鲜。”写蔷薇道:“勾牵主人衣, 一步行不得。”不仅写出了花的特征, 而且写出了花的“神”, 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所能比拟的。
宋代最著名的两位女诗人朱淑真、李清照都是咏花的专家。朱淑真最爱的梅、竹, 在她的诗词中我们可看到各色各样的花卉。她热爱百花, 百花于是在她的诗词集中盛开。如《惜花》诗写道:
生情赋得春心性, 剩选名花绕砌栽。客到且堪供客眼, 诗悭聊可助诗才。供丛高架随宜有, 浅紫深红次第开。便做即今风雨限, 要看香艳绣苍台。
此外, 她的《移花》、《牡丹》、《黄芙蓉》、《后庭花》等都在“花”上寄寓了较深刻的意蕴, 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而李清照写花往往并不描摩花的形态, 而是用淡淡的笔触点出花的某一特色或品格, 将其融入浓浓的诗意中, 读来别具韵味。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夜风雨, 海棠花“瘦”了, 自然使我们想到“浓睡不消残酒”的女主人, 也和海棠一样瘦了。
2. 以写月为例。
月亮是古代诗人笔下常见的景物, 把月亮写到极至的当推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以月为主, 把春、江、花、夜等五种景物所体现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在宋代出身青楼却颇具文学才华的女诗人温琬所作的《雪夜观月》可谓异曲同工。诗中写道:
天寒雪月相辉映, 此夕家家尽玉妆。梅老不收千里艳, 桂新推出一轮香。诗心挨晓吟晴景, 木冻摇风拂冷光。天上人间都作白, 余辉思借读书堂。
与月色为伴的是那皑皑白雪, 雪月交相辉映, 一片皎洁晶莹。天地间映照出一个如玉的世界, 诗人感受到大自然一尘不染的洁净美好。诗到此本已呈现给读者一种独特的意境,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晶莹皎洁、一片银色的天地间却有一束冷艳的梅花傲然挺立着。在温琬的这首诗中,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诗歌带给读者的“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意境。
三、抒情诗
作为诗歌一种的抒情诗以集中抒发诗人在生活中激发起来的思想感情为特征, 主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反映生活。在古代, 女子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 其精神也处于压抑状态, 但“情有所感, 不能无所寄, 意有所郁, 不能无所泄”, 在苦闷沉默中诗词成为她们寻求解脱、抒发性灵的工具, 也使她们真挚强烈的感情得以宣泄, 自然宋代女诗人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来说, 婚姻与家庭是中国古代妇女诗赋的“第一主题”也是永恒主题。宋代女诗人的文学创作自然以婚姻、家庭为主, 她们的情感宣泄也大多是内心世界在纸上的宣泄。
在宋代, 由于一方面礼教强化, 另一方面爱情诗从唐以后日渐转向长于描述情爱世界的词体, 因此反映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作品并不多, 而且多写得含蓄、内敛。但有一个人却例外, 她就是朱淑真。她清才丽质, 多才多艺, 幼年时就创作《秋日偶成》, 诗中写道:
初合双鬟学画眉, 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诗中直接表达出这位宦家女的择偶志愿:有共同语言、学识方博、风流调悦的萧史一类人物。语言清新, 意境悠闲, 活脱脱显现出一个温柔浪漫的少女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但是在封建社会,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社会道德的约束, 婚姻的缔结一般是由父母包办, 这样才子佳人式的主观爱好只能退居其次, 朱淑真也不能摆脱这个锁链。朱淑真在19岁那年由父母做主, 嫁给了一个俗吏, 丈夫平庸而无情趣, 这对于多愁善感的诗人朱淑真来说, 实在是灾难。于是, 她不得不把满腹情怀付诸丹青、寄予诗词, 在淡淡笔墨间, 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嫣然极致的女子, 幽居深阁, 独自泪垂, 忧伤着, 叹息着, 企盼着, 又无奈着。期间她创作了诗歌《愁怀》:
鸥鸬鸳鸯作一池, 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 何以休生连理枝。满眼春光色色新, 花红柳绿总关情。欲将郁结心头事, 付与黄鹂叫几声。
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淑真对于丈夫的态度是极其鄙薄厌恶的, 同时她也为自己命运的不幸感叹和不甘。她陷在痛苦的深渊里不能自拔, 只能用笔书写着内心的悲情, 这种种无可奈何的悲哀情调, 构成了她《断肠集》的主旋律。
由上可见, 两宋时期曾有一批成就斐然的女诗人, 她们曾创作过大量的诗作。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女性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作品不易流传, 但从现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用诗歌吐露自己的心曲, 从女性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 在诗歌史上谱写了不可缺少的乐章。
参考文献
[1]苏者聪.宋代女性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李清照.李清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朱淑真.朱淑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傅璇琮等.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