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社会慈善（共9篇）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1
我国古代经济历来被定义为“小农经济”, 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封建社会所有上层建筑的基础支撑, 因而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与之相反, 商业则显得多受压制, 不仅从观念层面蔑视商业, 而且在政策上也常常限制其发展。但是在宋代, 农业与商业却达到了共同的高峰和短暂的地位平衡, 因而形成了“农商社会”的经济特征, 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史料出发, 分析宋代经济“农商社会”的时代特征。
一、宋代经济中农业的发展
宋代经济“农商社会”特点的形成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究其原因, 还是在于农业长久以来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位, 因为只有种植业发展了, 才能产生出较多的粮食, 从而出现可供交换的商品粮, 使得商人和小贩得以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因此, 农业和手工业所产出的产品是商业活动和商业交换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来说, 农业和手工业是否发达, 是商业能否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宋代“农商社会”中虽然强调了商业相比于前代的发展, 但是农业基础的雄厚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基础地位, 并没有因为商业的发展而受到削弱, 或遭到抗衡。而商业的发展也是具有十分厚实的基础的, 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宋代农业的一大进步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上, 前代或多或少都会抑制土地的过分集中, 但是宋代则在宋太祖时期发布“不抑兼并”的政策, 这让部分的大家族就有了集中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 小农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被组织起来, 构成了集中化的集约生产效益。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 农民按照人口或者户数来组织, 根据租佃制来进行农业生产。这样, 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土地的过分兼并和集中却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当然, 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政策的农业革命性意义。
二、宋代社会中商业的发展
宋代的商业在我国古代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与繁华。首先, 宋代的商业发展除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前提之外, 还受到市场和交通的制约。可以说, 宋代政府在完善市场体制和发展交通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市场的大小, 取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并且与交通运输密切联系。尤其在南宋时期,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由于南宋采取了偏安的政治措施和相关政策, 因而并没有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 并且向别国缴纳的岁币等贡品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 尤其是在边疆地区, 相对稳定的民族形式促进了周边跨国商业交换。通过考察南宋著名的商业城市临安和益州来看, 在山村和车辆、船舶难达到底的地区, 商业贸易与平原差距很大。比如说南宋峡州 (位于疆域西部) 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远远不敌东部的各个城市。所以在南宋, 我们所说的商业发展主要说的是东方各区域的商品经济[1]41。
在市场的规模上, 南宋的商品市场前所未有的大, 过去的市场局限于城区的某一个小区域, 而南宋则由城市、乡镇和墟市构成了一个区域性市场, 并且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北宋时便已形成以首都汴梁为中心的市场和以东南六路为中心的南方市场。到了南宋之后, 北方市场有所衰落, 而南方市场则继续发展起来, 以东南六路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府为中心的蜀川市场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中心。这样大规模的商业市场也造就了城市的繁荣, 大都市也是大的商业中心, 并且在这样的城市之中, 农业的基础地位似乎就削弱了一些, 毕竟在城市的组织过程中, 商业交换的意义远远大于农业生产。
南宋另一个商业发展的标志便是货币的产生。市场的扩大、交通的发展都标志着南宋在商业的广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而货币的出现则意味着深度上的突破。众所周知, 宋之前的商品交换多依赖于金、银、铜等等价物的交流, 但是宋代却用纸币一定程度替代了金银, 这一方面意味着交易量的增多, 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长途的商品交易出现。宋代的纸币交子最先流行于川蜀之地, 到了南宋时期, 则扩大到了整个南方市场。虽说南宋政府在处理纸币问题上的态度显得消极, 这是与这一新鲜事物的首次历史登台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并且对于纸币的认识, 封建政府也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经验, 但至少从纸币在当时曾一度大行其道的事实中是可以肯定宋代社会在“商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2]21。
三、“农商社会”及形成原因
1. 商品性农业的增长。
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 不仅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得知, 在许多宋代的风情画中我们也能看到茅舍炊烟、春秋耕种的田园风景, 而在这样的农业社会画面中, 商品交换过程几乎不存在, 即使有也只是小作点缀。而经济史中的现代农业则指的是以城市崛起为代表的典型城市景观, 包括街道、工厂、机械化大生产, 大部分的生产与生活资料通过交换来获得, 而交换的阵地则是市场。这样的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一个商业从无到有, 市场从小到大, 货币与交换逐步成为物质资料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阶段。而宋代的“农商社会”正是处在这个过渡阶段的最高峰和成熟期, 交易活动日渐增多, 并且影响到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基本的变化, 首先是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向自给与交换的双重作用, 并且后者的取向逐渐加强, 并且一度超过了前者, 因而农产品的使用价值也逐渐转向交换价值。第二, 在农业得到相应的成长, 并且出现了相应的性质变化时, 农村经济中非农业部分也被带动增长了, 比如说种茶、制糖、养蚕、缫丝甚至是土特产品等, 这些非农业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和大量的变化也使得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大大提高。在封建社会基础产业的农业中, 能出现这些“商业性”因素并且有所发展, 不得不说是“农商社会”巨大的推动因素。
2. 江南城市网的兴起。
江南地区是宋代整体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 也是构成了宋代经济南移后的新中心, 这里也形成了最大的宋代市场———东南区域性市场。其中两浙和江东的农业、手工业最为繁盛, 因而商业流通和商品交换也更为兴盛。并且苏浙地区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网络状的交换市场, 如南宋的首都临安 (今浙江杭州) 就下辖11个镇市、25个市。这些城市、乡镇和草市等自然地组合和连接, 形成了上下贯透、左右连接、交叉重叠网状交换市场, 这一特点对于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南宋的商品交换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 因而可以拉动各个阶层参与到这个商业交换圈中, 据笔者对当时史料的分析, 许多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参与到了商品交换中。在这样的区域性市场中, 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越是发达, 就越能的更多的社会阶层和民众纳入市场中, 就越能够消弱自然经济而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也越能够使得农民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型。这一切变化都有着深远意义, 因为封建社会的根基是自然经济, 以及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土地和农民, 现在这些要素都逐渐远离自然经济的统治, 必然会产生资本的积累, 所以到了封建社会末期, 商品经济不能被阻挡时, 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了。但是南宋的市场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因为它的范围相对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还太小, 只在两浙才出现这种高级的商品交换网络[3]25。
江南的城市小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还得益于苏浙地区的交通条件, 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也为商品交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首先, 长江贯通全区, 可以用来东西调度, 另一方面还有江南运河, 把江南与北方联系起来。因此, 在这些交通便利的地区还形成了交通枢纽, 构成了泛化的商业都市, 扬州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时, 南方市场还位于南宋的东南沿海, 这更大地促进了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翻开历史地理地图集, 可以明显发现南宋的城市在这个区域最多、最集中, 规模也最大。值得一提的几个著名的因商品贸易和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江南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扬州, 长江沿岸的镇江、健康, 沿海一带的温州、福州、泉州等。根据笔者对史料的统计, 南宋时期全国商税每年收取超过一万贯的城市有204个, 仅在东南市场就有64个, 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3. 贸易的发展与封闭关系的突破。
“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商品成分与经济成分的迅速增长, 这与新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南宋为例, 南宋的经济基础和支柱还是农业。但随着粮食的产量逐渐提高, 产品的剩余率也大大提高, 同时, 这时期在基础工业上出现了冶铁与煤产业的革命, 运输的工具与交通条件都有所改善与进步, 所以市场容量有了大幅度的扩大, 而且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发展成为了江南经济的重要支柱。宋代的“农商社会”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元的, 除此之外, 与生产方式和政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农商社会”的特征一直延续至清代, 并且不断加强和巩固, 可以说, 宋代塑造了后世的又一个新的经济范型。
摘要：宋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前所未有的经济井喷时代, 并且看上去并未受到积贫积弱、强干弱枝等军事、政治、民族政策的影响, 反而是在这种政策的促进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宋代经济,农商社会,时代特征,古代经济,古代商业
参考文献
[1]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1) .
[2]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3]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J].湖北大学学报, 2003 (3) .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2
【快乐链接】：“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数里。” ——吴自牧《梦梁录》 设问1：宋代哪里会出现这种场景?我们都能看到哪些“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呢”?(结合问题看课本63-64页)liuxue86.com
设问2：什么叫瓦子?什么叫勾栏?(学生)
展示：瓦子里的节目，引导学生得出瓦子是娱乐场所;
展示：东京相国寺中材料：引导学生得出：瓦子又是商业场所。 (设计意图：体现瓦子的热闹，达成目标一)
议一议：瓦子繁荣热闹的原因是什么?(达成目标二)
2、节庆：
宋代的节日有哪些?
【诗中“节”】：通过学生读王安石的《元日》，思考：这是宋代在过哪个节日?有哪些习俗? 【快乐分享】：你是怎样过春节的?(通过学生的回答，尝试 让学生对比与宋朝春节的异同点)
我们的传统节日：让生体验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3
一宋代社会伦理的功利主义转向
随着宋代的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工匠技艺越发纯熟。当时政策对于工商业活动的宽松态度,加上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很多农民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使手工业发展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我国历史学家漆侠指出,宋神宗熙丰年间,从事金、银、铜、铁、铅、锡等采治户有二十四五万户,烧瓷的窑户不下六七万户,各地从事伐木、造船、砖瓦、建筑、造纸、雕版印刷、墨、笔、砚等手工业者以及集中于城镇的各种作坊、杂工,不少于四十万户。[3]宋代的技术水平较之以往具有明显的提高,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技术设计都远远超过从前。从生产目的来看,这时的技术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满足皇家、官府生活所需的奢侈品,二是生产满足社会大众所需的日用品。前者无论从生产规模还是工匠技艺来看,都凝聚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与设计。有些以往皇家所用产品和官匠一旦流入民间,先进的技术也会借助商业市场传播开来,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
宋代工商业活动的繁荣使人们的消费意识日益增长,社会需求的增加无疑成为当时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给当时的消费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同时也为宋代伦理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奠定了社会基础。由于传统的道德要求难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宋代的社会伦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出现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的反思与社会风气的转向。工商业者和工匠的社会地位逐渐被肯定。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4]这里工商业和技术虽然被视为“末”,但其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已逐渐被认可。南宋的陈亮认为,“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隔,”[5]肯定了农商互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意义。叶适公开批判“重本抑末”思想:“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他同样强调技术产品的不可或缺:“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6]658他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7]在他看来,谋利而并非独自占有,“利”才称得上道义,脱离功利的道义无疑是空话罢了。李觏指出,“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况且如今“时有不同,事有通变,用之不足,则礼从而杀。”[8]133-134如果不能与民以利,道德礼数将沦为空洞的说教;而对于器物的制作,李觏认为只有能够发挥功用的器物才有价值,“所贵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8]136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旨在使人们更关注器物本身的使用价值和功能性,并以此为立足点而展开关于技术设计与生产的反思。
宋代社会伦理的功利主义转向强调技术实践和商业活动的社会效力,指出应当令百姓切实地获得福利,而不是离开“利”来空谈“义”,这与墨家的义利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强调“利”对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但墨家倡导“兼利天下”的理想,而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更为关注能够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利”,亦不反对“利有等差”。叶适还提出“保富论”,认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6]657,表达了一种维护富豪士绅利益的倾向。
二技术活动的“抑奢”要求
宋代民众消费方式与观念的转变可见诸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东京梦华录》中就曾如此描绘当时声色犬马的市井:“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丈人精神。”[9]在宋仁宗时期,妇女的头饰“白角为冠,金珠为饰”,“冠长三尺,有用鱼脑骨为之者,又饰以象牙、玳瑁,甚为奢侈。”[10]17-18宋代开始,人们的着装已渐渐打破等级与制度的限制,出现了“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局面,并使原本奢侈、高雅和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服饰与用品不断变得世俗化、大众化。“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唯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10]35
宋代的上流社会和历代多数的皇亲国戚一样,对奢侈品有着明显的偏好,这种对奢华趣味的向往促使了官匠的技术设计与制造趋向于豪华而非实用。在宋代,奢侈品逐渐不被视为礼制之下的象征性器物,亦不再是王公贵族专属的玩物,而是不断由社会上层流向民间,从服饰到日常用品,无不反映出器物使用权利的平民化与世俗化,而技术产品本身的政治意义也逐渐被商业价值所替代。奢侈品的技术设计出现了明显的非功用性倾向。技术产品不断脱离传统“经世致用”等伦理规约,而趋向于构造外表的浮华修饰。从宋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用品来看,当时的技术设计也倾向于外观样式的新颖美观,而非功能性的增强,这一方面迎合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实用性的提升,甚至出现了“行滥”现象。“行滥”是指在社会管理和伦理约束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很容易导致技术活动的不规范现象,使得产品质量下降,伪劣产品泛滥。宋高宗面对市场上泛滥的假冒伪劣产品而兴叹道:“闻街市货卖熟药之家往往图利,多用假药,致服者伤生,深为恻然。”[11]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宋代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文人学者一方面延续传统的“抑奢”的伦理思想,抨击为社会上层制造“奇技淫巧”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开展对“行滥”现象的道德批判,致力于在伦理上规约技术设计的经世致用。
“抑奢”的技术伦理要求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发端。先秦儒家的“抑奢”观念与其所主张的“仁爱”思想密切相关,孔子强调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2]孟子更是持有“术不可不慎也”的谨慎态度。[13]法家的“抑奢”观念体现在其对“重本抑末”思想的坚持,韩非子以为,“农耕”是“本务”,“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14]管子学派对“奇技淫巧”的批判态度十分坚决,认为“作为淫巧”,“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15]应当处以极刑。汉代的贾谊极力推崇“重农抑末”的政策,并将“淫侈”视为“天下之大贼”。[16]宋代以前的“抑奢”技术伦理观比较关注技术活动是否符合“仁”、“义”等道德观念,并以此作为判定技术正当性的标准;同时,“抑奢”思想也十分关注技术实践的社会效果。在义利观上,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以道德教化的方式将之推及为分配社会物质资源和财富的道德准绳。宋代的社会伦理观中既包含对“抑奢”思想的继承,又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宋代的统治者和文人学者更关注奢靡之风对国计民生的消极影响,因而采取一些制度法规和具体措施来遏制奢侈消费,以作为伦理教化的必要补充。
宋代一些皇帝对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持限制态度,并通过出台“禁奢令”等措施抵制上层社会的这种风气。《宋史·太祖本纪三》中说,宋太祖“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并说:“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据《清波杂志》记载,宰相吕大防曾与宋哲宗谈论宋代的简朴传统,诸如“宫殿止用赤白、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意味等”。宋仁宗明道二年,朝廷一度推行“禁奢侈”的政策,禁止官吏士庶之家衣著锦背、缎子等丝织衣物,并大规模缩减梓州高级丝织品的收购量,令机户“以三分之二,易为紬绢,供军须”。[17]
许多文士贤臣对上层社会的奢侈无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并将奢侈的蔓延与国力的衰弱相联系。王安石提出:“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纠罚之。”苏轼批判后宫的奢侈消费使先进的技术和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流向了无用之物的制造,这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据《宋朝诸臣奏议》记载,司马光批判当时的“服食器用”“皆华靡而不实”,并指出“嗜欲无极而风俗日奢,欲财力之无屈”。他曾指出消费活动对技术设计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认为“彼百工者,以时俗为心者也”。李觏曾指出,“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但对于社会中的奢靡现象,他便认为“至于侈靡,皆为人费,虽不可尽去,亦当制节使微少矣。”[8]86
还有学者批判技术设计的华而不实,主张以“经世致用”作为技术评价的基本原则,把器物的功用性价值作为技术实践与评价的前提。宋代书画家米芾批判了嘉佑末年砚的技术设计过于注重样式和商业利益,指出为了在外观上突出复古的感觉而采取砚心高凸的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却造成了点笔不圆、滞墨难涤、磨墨溜滑、墨色失真等很多使用上的弊病。沈括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技术设计“奇衺浅陋”,不及古时的器物实用,他说:“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18]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行滥”现象,南宋的袁采在《袁世示范》中以因果报应的逻辑劝谏从商要以诚为本,如果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那么虽“目下所得赢余”,而“造物者虽以他事取去,终至贫乏。”物质生活的繁荣和消费活动的增加给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更多的契机,市场的需求在客观上刺激了技术的革新,但是这种繁华给技术本身和社会道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全民性的追求享乐危及着国家安定,加之战祸连年,使宋代的消费社会长期包藏着动荡、祸患与不安。
宋代的思想家倾向于将技术批判与国计民生相联系,反对“奇技淫巧”的设计和制造,并认为在日常器物上的奢侈消费是导致国力虚弱的重要原因,穷奢极欲的享乐必将造成国破家亡。这一观点与柏拉图的关于奢侈的论述颇具相似性。柏拉图认为奢侈会使从事技艺的人道德败坏,甚至危及到城邦的安全,他把城邦“贫困的根源归结为欲望的增长而不是财产的匮乏”,[19]有节制的生活和技术活动才有利于国家稳定。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公正的削弱都给宋代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道德带来巨大的挑战。尽管宋代一些统治者不遗余力地遏制社会上层的奢靡风气,并对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原料有所限制,形形色色的“禁奢令”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这依然无法抑制消费社会的形成和纵欲之风的蔓延,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库的空虚、军事的衰弱以及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针对宋代的社会现实,很多伦理学家反思了当时的物质生活和技术实践,在承认功利主义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准则。
三对“存天理,去人欲”的反思
物质欲求的增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技术生产模式的社会影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密集的商业活动和过多的技巧的确会给原本稳定的经济结构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危及着传统“节用”、“毋作淫巧”的技术伦理观念。宋代市民及商人的富有改善了自身的形象与地位,他们在渴求幸福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欲望的赤裸裸追求。[20]
日益奢侈的物质生活和纵欲主义的盛行引起了伦理学家的普遍关注,也促使他们对人们的生活态度与技术实践进行有力的批判,其中“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正是对当时社会伦理与技术文化的深刻反思。可以说,宋代理学对理欲之辩的关注并不逊色于义利之辩,甚至可以看做是义利之辩的升级。
关于天理人欲的讨论并非始于宋代,成书于汉初的《礼记·乐记》中已有关于此的论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到了宋代,天理人欲的问题才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成为宋明理学的研究焦点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物质欲望膨胀的社会现实,以及为物质生活构建伦理准则的迫切需要。那么孰谓天理孰谓人欲?张载指出:“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21]天理是普遍必然、放任天下而皆准的公理,不因个人喜好而改变。朱熹以人的日常饮食为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2]224朱熹认为天理乃是人生存的基本而普遍的需要,人欲则是超出基本需要以外的个人欲望,天理和人欲的区分在于是否僭越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在宋代理学的语境中,天理指的是普遍必然的准则,而人欲即是私欲之意。“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观念是要求人们按照普遍的道德规律进行生活实践,控制人的物质欲望,对自身的需求有所节制,形成一定的道德自律。在技术活动中,应当将生产的重心放在满足人们生存基本需要的器物上,而非那些使人迷失心智的奇技淫巧,并应当从技术设计的层面限制过多的人欲对于社会道德的侵害。当然,“存天理,去人欲”并不像禁欲主义那样将人的一切欲望摒弃,而是仅反对超出基本需要的私欲,“去人欲”是要求人通过“克己”实现“寡欲”,达到至“天理”的境界,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遏制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并引导技术文化走向朴实、致用等方向。
从逻辑上看,天理是先验的本质的,而人欲则是后天衍生而来的东西,但人欲的扩张会损害到天理,便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消极后果。朱熹认为:“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是由天理而派生的,当人的基本的普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欲望便开始滋生,朱熹在《胡子知言疑义》中说:“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人欲始于天理,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不断膨胀,甚至脱离天理的规约,成为对天理的异化力量。宋代社会纵欲生活的蔓延,技术活动对于节俭美德的忽视,都反映了作为派生性的人欲对社会的控制已逐渐危及到天理,必须加以遏制。正如程颐所说:“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23]907尽管人欲派生于天理,但天理和人欲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欲望的无度掩盖了作为本质性的天理,因而必须去人欲以回归天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无论是宫室建筑的制造,还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活动,都应当以明“天理”为道德准则,节制人们享乐的欲望。
从社会实践角度来说,宋代理学家看到了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并意识到社会对物质生活的过分看重逐渐使大众放弃了对圣贤思想的敬畏和遵从,从而沉沦于人欲之中,因而他们主张培养“寡欲”的心灵境界,使自己的一切行为受到道德理性的指导,将人欲置于天理的统摄下。程灏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23]145在充斥着物欲的社会里,“寡欲”不仅是提升自身修为的途径,更是一种实践智慧,以甄别天理与人欲的差别,使人不至于迷失自我,成为物质世界的傀儡。朱熹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极,认清这一点乃是人做出合乎天理的生活实践的基础,“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明确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并在生活和学习实践中剔除人欲,追求天理,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为,而在求学的实践中,“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22]224-225其实不仅学者应当存理去欲,从事各种实践活动都需要摒弃过多的私欲,通过“克己”来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形成道德自律。人只有“寡欲”才能在纷繁的社会中排除物质诱惑和侵扰,保持心境的澄明,获得对“天理”的认知,并以道德理性指导其生活实践。
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说课稿 篇4
《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出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中的第11课，主要介绍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几个重要方面，这是全新的内容，也是宋代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加强的结果，学习本课，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宋代的历史；另外，由于历史发展的传承性，现在很多生活习俗都可以在历史中寻得渊源，学习本课，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生活的关系。所以本课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史还是现在，地位都是很重要的。
（二）教学目标
课标要求：了解宋代的社会生活。
我从新课程理念出发，根据课标要求和课文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知识与能力
新课程提倡关注学生的兴趣和经验，精选学生终身学习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奠定基础。
1、我力求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宋朝社会生活大概的风貌，包括当时流行的穿着打扮、饮食的主要特点，居住条件和房屋建筑的样式、交通旅行的条件、文化娱乐活动、节庆风俗等方面。
2、通过学生对宋朝社会生活的体验，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境，并与现实生活比较，培养他们的想象、迁移和表达能力，使他们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发展并设想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过程与方法
本课跟生活联系很紧密，根据新课程倡导的“教育回归生活”“课程生活化”的理念引导学生“走进”宋朝，体验宋朝社会生活，形成愉悦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品味、判断、讨论、交流、探索中，享受学习过程，同时也将观察、比较、探究、迁移等方法的运用贯穿其中。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过去日常生活的了解，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对历史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增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和亲和力；通过对宋代妇女“缠足”和现代美容的比较，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三）教学重点、难点
由于本课涉及的宋朝衣食住行、娱乐、节庆活动等内容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平行的，用传统的标准很难划分出重、难点，不过从教材叙述展开的程度来看，服饰和瓦子可以视为重点。而服饰问题涉及到国内各民族间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影响，瓦子属城市商业繁荣的问题，可以视为本课的教学难点。
二、说学情
本课的教学对象是七年级学生，由于特殊的年龄阶段，学生显著的心理特征表现为形象思维较好，想象力丰富。知识方面，一方面学生已经了解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内容，对学生理解宋代社会生活特点有一定帮助；同时学生对社会生活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学习兴趣会很高。
三、说教法、学法
根据新课程中“自主合作探究”和历史教学生活化的理念，在教学中我采取师生一体在上，教材在下的倒三角互动教学模式，借助多媒体课件，采取情景烘托、设疑讨论、分组合作探究等方法，营造历史氛围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教师教得好，不如学生学得好，“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在教育改革的今天，对学生进行学法上的指导非常必要。这节课我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体验、对比、探究的形式，理解历史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通过知识的迁移，使学生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加强情感上的教育。
四、说教学程序
新课程呼唤的教学过程是要“依赖主体的不断活动”而构建认知的过程，整个过程要强调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努力使每个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有效的科学的课堂活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本课由几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内容组成，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根据这一特点和新课程理念，我设计“东京一日游”为线索贯穿全文，具体如下：
（一）图像导入，创设情景
以时下流行的旅游话题和宋朝著名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全景Flash导入新课，创设旅游情景：以小组为单位，穿越时空来到北宋，参加“东京一日游”，体验《清明上河图》所描绘出的宋代社会生活。并提出旅游要求：你的旅游必须体验北宋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首先决定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旅游时要尽量吃到你认为北宋最好吃的东西，到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去玩；入城后你将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达不同的目的地？当你玩累了，你要到哪里休息呢？在旅游过程中，还要进行古今对比，多问个为什么哦？
（二）“东京一日游”，体验北宋生活
1、魅力大比拼——体验宋代“衣”。教师出示各式宋代衣服图片，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穿”，并说出其代表的身份、地位，并比比谁挑的衣服穿着最有魅力，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好了解宋代服饰的特点，同时，通过对宋代的陋习——妇女缠足和现代美容的对比，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过渡：开始旅程，先到北宋东京郊区虹桥，步行进城逛街。
2、“品尝”美味佳肴——体验宋代“食”。通过创设两个情景问题，使学生对宋代的饮食特点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一个是“谁最会吃？”——进城后，分组活动，各小组自行解决吃饭问题，吃完后，各组进行交流，并比比哪个组吃到宋朝最好吃的东西，引出宋朝著名美食。第二个是“你好客吗？”——“假如你是生活在都城东京的宋代人，有一天，一位来自南方的朋友到访，你会怎样款待他呢？”引出南北饮食差异，并与现代相比，知道南北饮食差异今天仍然存在。
过渡：饭后轻松轻松，玩游戏
3、考考你眼力——体验宋代“住”。展示几类宋代住房图片，学生观察差异，竟猜属哪类民居，各有什么特点？
过渡：吃饱轻松后到城内最热闹的地方玩，但路途较远，且有点累，不想走路，引出——
4、以“车、轿”代步——体验宋代“行”。创设情景：我们将要到东京最热闹的瓦子玩，你认为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最舒服、最快到达呢？学生观察图片找出宋代交通旅行的条件。
5、最佳小导游——体验宋代娱乐。每组选出一名学生当“小导游”，结合图片和课文内容介绍东京瓦子的热闹情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接着结合书本P64“练一练”师生共同探讨瓦子盛行原因。
6、知识竟猜——欢乐的节日。学生猜节日来源（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并通过王安石的诗《元日》比较宋代元旦与今天春节的异同。
（三）歌谣小节，加深理解
衣服款式行业异，麻布为主棉布起。
南方米饭猪鱼肉，北方面食多羊肉。
住房差异在贫富，高脚家具成定局。
轿子车驴陆地行，南方水路用船舶。
城市人多商业旺，宋代生活很繁荣。
（四）点题、探究、拓展
1、小讨论：难忘的“东京一日游”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宋代的社会生活吧，想一想宋代社会风貌为什么会如此气象万千、多姿多彩呢？
原因：宋代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加强。
教师指出：人们的生活在历史中延续着。
2、礼物大派送
创设情景：学生表现好，教师送礼物，学生自行挑选
A、李宁牌服装一套 B、麦当劳、肯德基数顿 C、学生喜欢的明星签名贴画
D、飞机、汽车组装模型 E、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数张 F、一盒月饼或一封大利是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5
服饰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蕴含着人与自然、社会、生活、历史和民俗发展等因素的诸多关系。各地域的传统服饰文化往往是该地域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后现代化时期,艺术形式提倡多元化,既有传统的继承、又有现代的创新.
1、当代社会与服饰文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的服饰变化则更多倾向于主动吸纳西方外来元素而非秉承传统,许多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也几近失传或已消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西式服装在实用上、时尚上占尽优势,中国年轻一代作为时尚最敏锐的人群,渐失了对中国传统服饰的亲切感,使传统的中式服装逐渐退出着装习俗的主流。形成了西式服装日趋兴盛,而传统服装日渐衰落。
但是本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国际上文化地位、政治地位日渐提高,国人意识到,民族的自信心重建可以从社会的传统文化重建开始。国人逐渐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到回归理性,变单向的文化输入为双向的文化交流。服饰文化作为与民生最贴近的社会文化形式,最容易实践这种回归,于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色的服饰文化,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在文创方面也体现出传统服饰文化元素的回归与重建。
2、宋代福建的社会背景及特征
福建在两宋时期政治地位提升、经济蓬勃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具有福建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的纺织业及对外海外贸易上的。首先棉纺织业,技术及产量均走在全国的前列;宋室南渡后,赵宋皇族聚居福建,客观促进了丝织业的繁荣。当时建阳生产的“红绿锦”和泉州生产的“刺桐锻”,都是销往全国的名贵丝织品。福州浮仓南宋黄昇墓、茶园山南宋端平二年墓均出土了大量的高品质丝织服饰及衣料。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末年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就多达58个。泉州港进出口的货物品种多、数量大,其中纺织品就是其中重要的货物之一。
3、宋代福建服饰文化概述
宋代的政治、军事处于被动局面,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拘谨、守旧的特色,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服饰整体风格以简单质朴、雅致清秀为主,官服呈现拘谨守旧、等级森严,民间服装呈现简洁实用、适合劳作。
宋代福建,具有繁荣的经济、深厚的人文基础,对服饰追求“天人合一”,注重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虽然款式简洁、少显眼的华美装饰,但在材质上、缘边装饰上,依然通过织造、彩绘等手段,从细微处、技法上表现文人所喜爱的低调奢华有内涵。福建特色的区域服饰文化表现在服饰材质精良、细节装饰精美,尤其是纹样方面,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更加丰富多彩。
二、福建宋代服饰文化元素的特点
福建宋代服饰整体类似于同时代的中原服饰,但在造型、工艺、色彩、纹样及材料的细节上都具有本地域特点。
1、宋代服饰的造型特点
宋代,上至皇帝贵族、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服饰造型都崇尚修长适体,以儒雅为尚。男子的日常服饰十分质朴,文人多穿着宽博的衣衫,佩戴头巾,以示高雅。宋代女装与唐代开放、多彩的风格明显不同,更多地趋于拘谨和内敛,造型讲究含蓄温婉,以襦裙为主,外搭配褙子,紧窄的直线造型。
宋代服饰中最典型的服饰就是褙子,款式简洁,整体含蓄又方便活动,适合男女老幼。福建的褙子,在造型上,窄身直线,直领对襟,侧缝开衩;在结构上,多采用中心破缝、两袖接缝的结构形式;在款式上,可搭配窄袖或宽袖,单层或夹层,适合不同场合和季节的需求。
2、宋代服饰的工艺特点
宋代的服饰做工精致,手缝针脚细腻。从福州浮仓南宋黄昇墓出土的服装来看,运用了暗撬针、斜撩针等收针技法,历经600余年依然完好,没有毛露。且女子褙子比起男子褙子装饰更多,在对襟、领口、袖口、接袖拼接、下摆等处较多缝制有精美缘边。缘边在工艺处理时,多采用彩绘或刺绣的带图案的精致面料进行双层闷缝。作为礼服的大袖褙子,还有一个特色的处理是在后衣身下摆处有一个类似现代男衬衫约克的工艺技法,这个部位的双层制作工艺客观上可以增加了褙子下摆的厚度与重量,便于保持服饰表面的平整度,且通过这种周到细致的工艺处理,增重的衣摆不容易被风吹起。
从福州浮仓南宋黄昇墓出土的服装来看,缘边上的图案先采用了凸纹印花彩绘工艺,而后再进一步描绘敷彩,这种印与绘结合的工艺,使福建宋代女子服饰的缘边图案看起来更加精美、立体、多样。
3、宋代服饰的色彩特点
从宋代服饰实物及人像上看,喜爱用两色的调和而成的间色,很少用饱和色,用色技巧更加成熟,崇尚淡雅、质朴、清新、自然的色彩风格。男服的服色相对于女服而言比较单一,常用色为玄、纁、白、青、赤。宋代妇女服色主要为蓝色、红色、浅红色、淡紫色、浅绿色、白色与浅黄色。上衣下裳的主要配色形式有红色交领窄袖襦配淡红长裙;藕色短襦配粉红色曳地长裙;绿色褙子配白裙;茶色褙子配鹅黄裙等。
从福州浮仓南宋黄昇墓出土的服装来看,在纱、罗、绫等单色提花织物上,多使用茶色、褐色、藕荷色和绿色等间色或复色为基调,配上白色或同色系花,外观色调极为淡雅恬静。
4、宋代服饰的纹样特点
宋代的服饰图案受画院写生花鸟画法的影响,极富有文人气息,以写生花卉为主,图案趋向写实,花鸟画寓意丰富,吉祥如意的花鸟画,以彩绘或织造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宋代女子服饰面料上。另外织锦纹样以宝相花、牡丹花最为流行。
福建宋代服饰纹样受海外贸易的影响,图案在构图上显得更加丰富和灵活,呈现不同于中原的特色,在纹样设计方面,有一些大胆的创造,如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花卉,内外相套,繁简布局得当,织造得十分生动;还有黄褐色罗牡丹花心织连花图,巧妙组合,体现出佛教图案的世俗化,别具特色。
5、宋代服饰的材料特点
福建宋代丝织物出产量极大,且品质极高。宋代服饰采用罗织物较多,其次便是绫、绮、绢等。从纹样的种类及品相来说也属罗类织物的纹饰最为丰富,织造工艺也最复杂。福建宋代的罗织物采用二绞经、三纱绞经、四绞经组织,复杂的经丝相绞绕形可以组合形成精美的图案纹样,有花卉、鸟兽、吉祥杂宝图案等。绫、绮等组织亦有提花牡丹、山茶、小菱纹等花丼、几何纹样,纹样丰富,种类仅次于罗,也是宋代常用的服饰面料。
三、宋代服饰文化元素在当代服饰设计运用中的发展前景
随着现代服装设计的国际化大一统趋势,中国的设计水平要出彩,必须做好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这既是设计师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不忘初心的表现,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抄袭和模仿。新一代的中国的设计师正在从传统文化中探寻传统元素,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丰富的东方元素有效地运用在现代服装设计当中,以此来传承和吸收本民族珍贵的服饰文化遗产。
福建的宋代服饰文化元素极具地域独特性,作为福建本土的设计师,可以挖掘本地丰富的宋代服饰文化元素,并在设计中融入现代美学观念及现代服装结构,这样的设计便有了具有地域的传统性和时代的创新性,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
四、福建的宋代服饰文化元素如何运用在当代本土的创意文化活动上
在具体服饰设计实践上,福建的宋代服饰文化元素,如服饰的造型、工艺、色彩、纹样及材料上都各具特色,不需要完整的复原,而是应该把其中的服饰文化元素多层面、多维度地运用到当代本土的创意文化产业上。例如宋代的褙子,自然优雅、轻松舒适的对襟结构,在当代仍然是可以借鉴的休闲服饰元素,非常适合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时穿着,通过服饰来体验宋人的含蓄、内敛、典雅。如若采用宋代福建最优质的罗组织面料,染上宋代的间色,体现的是低调奢华的雅皮风格;如若采用棉麻质地的面料,采用浅淡的颜色,则体现质朴的休闲风格。
当代社会已发生不同于宋代的巨大变化,人们已不可能完全穿着当时的服饰,但是不妨碍人们喜欢、体验别具特色的宋代服饰文化,可以在社会的其他方面,特别是针对福建本土学校、社区的社教活动中,积极融入宋代服饰文化元素,设计成具有本地域特色的文创社教活动。例如:以福建宋代服饰图案为摹本设计的《秘密花园绘本》,在参与者的画画涂涂中,体验宋代的服饰图案及色彩;以福建宋代服饰款式为底板、以宋代的典型罗织物为面料制作的布贴画,参与者可以体验宋代的服饰款式及面料等;以根据福建宋代故事编成学校剧本,演出者穿着福建宋代服饰,参与舞台的创作与演出,更直接、更立体地体验宋代服饰及生活。
摘要：福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宋代,已成为全国经济先进区域。作为当时服饰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就是纺织品。本文着眼于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宋代服饰文化研究,拟通过对宋代服饰的造型、工艺、色彩、纹样、材料的分析,论述宋代福建传统服饰文化的审美特点,并探讨这些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探讨在当今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继承、发展、重建服饰文化,萃取其精华,应用到当代本土的创意文化活动上。
关键词：福建,宋代,服饰文化,传统,创新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福建省博物院.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5月版.
[5]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版.
[6]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994年9月版.
[7]王象之.舆地纪胜[MI.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I.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
[9]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4·地理坊市)【z1.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社会责任·慈善观 篇6
热议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如何从中“淘”出一个科学的, 足以导向人们行为的捐助慈善价值观。
笔者曾撰文指出, 作为捐助的主要形式, 它原本乃财富拥有者自愿、独立、自主地行使其非功能财产权的个人 (或法人) 自然行为。然而, 此次“巴比慈善晚宴”却令中国的一些富豪倍感压力, 生出了诸多的说法。比如, 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称, 自己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说, 企业家若把辛苦赚来的钱用来投资, 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若是捐出去, 这些资产就失去了“生命力”, “杀富济贫”是不对的。同时, 他认为捐出全部资产的行为背后, 不过是逃脱高额遗产税和企业避税的变通做法, 而不是真慈善, 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马云则在陈光标称要裸捐之际表示, 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阿里巴巴的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企业崛起;倡导绿色环保生态, 会比把钱捐出去更有价值。同时, 他也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努力除了希望自己好以外, 还希望将来孩子好”。
我认为, 这些说法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讨论、明确。
首先, 慈善捐款应该分清企业家个人非功能财产还是企业功能性资产。很显然, 不论是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 他们取自慈善基金的捐款, 完全属于个人所有的私人财产, 根本不是已在企业运作使用中的或将用来投资的企业财产, 他们对企业家劝捐的也不是这种款项。
其次, 就是其个人财产, 也应分清是基本生活保障部分还是其余部分。就是说, 即使是个人财产, 作为捐款给出去的也不是企业家个人 (家庭) 生活基本保障开销或将其给予、留给子女的养命钱。巴菲特就曾这样说过:他将给孩子留下“足够多的钱”, “足够”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但这笔钱“不能太多”, 不能多到让孩子们一事无成。
再者, 慈捐行为背后体现的是良好动机, 还是既想逃税又要捞取好名声的把戏。关键在于有乐善好施的美好动机, 如果动机好, 一般就不会耍手腕, 愚弄社会大众。当然, 实践中肯定有一个诸如为逃税而捐和从善而捐的辨析问题, 对此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此外, 在外界看来, 真正有可捐之款者, 也要在量上洞察一下其实际能力如何:是否得当。不论是“慷公家之慨”, 还是“杀富济贫”, 都是不可取的。某些国有大企业老板为树个人 (或少数人) 形象, 不顾企业能力, 捐款大大超出企业承受力, 或者某些民 (国) 企在群众、社会舆论和压力下捐款超出承受能力, 则是糟糕的“杀富济贫”了!
对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点看法 篇7
关键词：慈善事业,问题,出路
一慈善事业,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慈善一词翻译为英文是“philanthropy”, 源于古希腊语, 本意为“人的爱”。另有一词“charity”也是慈善的意思, charity一词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其本意为“爱”。实质上在英语中表达慈善意义时, 两个词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 且均有“爱的付出”的意义。
在《大美百科全书》中, 慈善事业条目有如下释义:“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 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 来提升人类的福祉。”英国人认为慈善事业的目的在于对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慈善事业的解释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 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 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从上述对慈善事业的解释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国家对慈善的界定有所区别, 但总体而言, 都承认慈善事业的普世性和社会救助功能。
慈善事业, 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把慈善事业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管理的标志性事件是20世纪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创立其慈善基金会以后。作为美国社会标志性人物, 卡内基通过自己的奋斗, 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移民后代迅速发家致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批亿万富豪之一。作为资本家, 卡内基的致富方式和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但作为一个慈善家, 世人对他的义举和态度却是由衷赞赏的。通过慈善事业, 卡内基成功地洗刷了资本原罪的骂名, 并以“在巨富中死去是莫大的耻辱”的慈善理念成功地开启了世界慈善新风尚。
今天, 慈善作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外, 第三方社会力量正日益显示其独特的社会作用。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在唤起世界道德良心、维护社会公平、和谐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慈善事业援助的对象基本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政府行政投入力度较弱的领域, 所以, 慈善事业事实上发挥了继市场分配、税收分配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分配的作用。市场分配、税收调节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而基于个人自愿原则基础上的慈善捐赠是捐赠者将手中掌握的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 缩减因第一次、第二次分配而造成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社会中的“仇富”心理,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中国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现状
中国社会的慈善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和较独特的慈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 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食客冯驩“焚薛邑券书, 以捐之”的凿窟谋心义举;墨家“天下皆相爱”、“多财, 财以分贫也”兼爱的慈善观;儒家“仁”学, “仁政”对“大同”、“小康”社会的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及人之幼, 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等政治道德伦理中蕴含的对社会弱势群体关爱的慈善理念对社会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理念深入人心, 广为社会大众接受, 催生出古代富商、地主在地方自发主持修路搭桥、灾年减租免息。商人在传统义利观熏陶下义利兼顾或重义轻利的慷慨解囊救危济贫;宗教团体每逢灾荒, 慈悲为怀、普济众生、施粥赈灾、抚育弱幼;政府在赈灾救济中首当其冲、统揽全局地从上到下, 社会各阶层团体全面参与的中国式传统慈善事业, 培育出知恩图报、救危扶困、守望相济、广行善道的社会慈善意识与风尚, 形成一个个知善、乐善、行善, 社会重善、教善、举善的慈善事业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独具中国风格的慈善理念风尚。
传统慈善理论和文化在历史上曾深深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培育出无数中华慈善人士, 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的一页。在建设富裕型小康社会, 争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传统慈善文化理论如何与现代社会实现对接, 怎样充分发掘慈善事业在凝聚民心, 消融社会矛盾, 缩减贫富分化, 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等作用,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如何呢?中华慈善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 中国慈善捐赠物款总额达50亿人民币, 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西方国家同类数字美国是2.17%, 英国是0.88%, 加拿大0.77%。 (1) 中国在所接受捐赠物款中, 近80%来自海外, 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国内外捐赠数额反差巨大, 超出了许多民众的心理底线。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的脚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将慈善事业列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迈出了新的步伐。从2008年1月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第一份关于慈善捐赠的年度报告《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来看,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近年来, 无论是慈善事业的大环境, 公众、企业界的捐赠热情, 社会慈善组织的发展等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良好局面。报告显示, 2007年度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 (款物) 总额达到了223.16亿元, 约占我国2006年GDP的0.09%。与2006年相比, 增长了123%, 而来自境外的捐赠 (款物) 总额达到86.09亿元。两项相加, 2007年度我国接受来自国内、国际的社会捐赠总额超过309亿元, 与2006年相比翻了两番。 (2) 另外, 根据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统计, 2008年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量达1070亿元, 是2007年的3.5倍, 占GDP总量的0.356%。短短五年时间, 中国慈善捐赠数额由50个亿剧增超过1000亿, 增长率高达2000%以上。 (3) 如此神速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展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是殊为罕见的。
事实清楚表明, 中国人扶弱济困的优良传统从未曾远离, 中国社会的慈善爱心行为一经唤醒, 奇迹就会发生。
三中国慈善事业, 在路上
从现代慈善发展的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和社会富豪精英率先在慈善领域垂范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基础, 一个透明、高效、亲民的慈善管理运作机构则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美国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等慈善人士首开现代慈善风气后, 美国社会中大慈善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经久不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国民经济三十多年来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 社会上一批新的富豪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 截至2011年年底, 中国内地的千万富豪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2万人。这些富豪认为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纳税是最好方式, 有近三分之一的富豪选择了这一项。其次是慈善捐款, 有24%的富豪选择了这一项。有12%的富豪选择以维护职工权益来体现企业家社会责任。在慈善捐款方面, 选择慈善基金的富豪占到将近一半;选择做直接项目的其次, 占34%。希望小学成为富豪最青睐的慈善项目。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前提基础已然具备。 (4)
从另一角度看, 中国仍处于世界发展中国家行列,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庞大的人口基数, 区域发展不均衡,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贫穷人口绝对数量大, 慈善事业刚起步……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现阶段, 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 亟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现代慈善意识培植问题
首先, 社会各界应当学习了解现代慈善意识, 认识到慈善是一种自主权利和自愿行为, 是基于人性光辉的自主选择。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慈善事业异化为被权力绑架的义务的危险。其次, 要树立正确的慈善观, 解决好财富留给子孙还是反哺社会的问题。个人财富留给子孙或是捐赠社会, 其实任何一种做法都无可厚非, 不过两种选择所体现的是不同的理想和社会追求。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倡导的亿万富豪身后“裸捐”引领新世纪慈善风尚, 国内“富二代”败家、“坑爹”、堕落的事件一再引起社会热议, 两者形成的反差映衬出中国慈善的困境。再次, 应当深入反思我们的慈善发展理念, 回答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慈善事业的现实拷问。从东西方对慈善的界定上能看出, 西方把慈善事业当作是一项毕生坚持的事业, 而国内社会更多把慈善事业理解为一时之需、应急之举。东西方在慈善事业理解上存在境界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两者在发展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依靠力量、受益对象、发展道路、运作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2. 中国慈善事业主体角色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 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干预和直接管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5) 西方国家慈善事业通行的模式是民间组织 (NGO) 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模式是否能移植到中国, 确实是值得商榷的问题。《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最大的特点在于, 政府始终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6) 虽然慈善本该归属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域”, 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慈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阶段仍是不可缺少的。
近些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表明, 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到了必须明确社会慈善事业主体角色的时候了。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而言, 人们既不希望看到慈善事业被少数官僚作风的机构把持, 形成所谓“善意”慈善垄断格局。同时也不愿意看到那些打着慈善旗号的公信力低、规模小、管理混乱、监管失察的慈善组织来主持。笔者认为, 在坚持政府在慈善事业中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 应进一步降低慈善事业的准入门槛, 有步骤地放开慈善事业, 让慈善发展少一些官僚气息, 多一些人间烟火味道。应当给像“壹基金”这样中西合璧、运作高效透明的慈善机构以更自由、更充分的发挥空间和进一步加大对社会“草根”慈善组织的扶持, 积极壮大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新增长点。
3. 中国慈善机构管理机制问题
现阶段, 中国慈善事业的管理机构像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基会等慈善组织都有明显的官方背景。这种亦官亦民的身份一方面为其运作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政治身份, 机构可以依靠政府平台获得充足的社会慈善资源, 同时又丰富了联结政府与民众情感的渠道。但也因其官方背景, 民众对其社会行为是非常敏感的。近几年, 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管理机构中先后爆发出的“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资金挪用事件”等一系列非常事件把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推到了社会舆论口诛笔伐的漩涡中, 而官方在处理这些非常事件过程中存在的多处令人联想翩翩的细节问题, 激起了社会民众对官方性质公益机构的更多的不满和质疑。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1年4月一份名为“北上广市民看社会慈善救助”的调查表明, 民众对官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最低, 仅一成受访者信任。2012年《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调查的6000个样本显示, 遇到灾难发生, 60.19%的受访者只愿意通过纯民间慈善机构捐款捐物, 仅11.20%的受访者愿意与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合作。冰冷的现实说明体制内公益机构已经沦落到被社会民众唾弃的边缘。
为何民众会唾弃那些从事于神圣慈善事业的体制内公益机构呢?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公益机构管理机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 主要表现为机构官僚气息浓厚, 财务管理公开透明度低, 资金违规挪用多发, 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危机处理和社会公关意识淡薄等。这些弊端中所透露出的体制内公益机构对本职工作的不专业、不敬畏、不作为、乱作为, 对社会慈善资源的不珍惜、不负责的行为, 严重伤害了社会民众的感情。僵化错乱的管理制度让天使的慈善事业蜕化为势利群魔的狂欢。不深刻反思和改革现行慈善机构管理机制, 中国的慈善事业就不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肩负起其历史使命。
4. 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
现代慈善事业中, 慈善事业机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缺一不可的相生相成的关系。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 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软组织”。 (7) 透明度是慈善组织的生命力, 也是慈善组织的影响力。公益慈善组织如果能真正做到亲民、透明、高效的阳光运作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就能够以其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任, 不断提升其社会公信力,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赢得更多的社会捐赠资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反之, 公益机构就可能自毁形象, 被公众唾弃, 其社会捐赠资源急剧减少, 沦落至无人问津的境地。在这方面,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汶川地震后, 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信息不透明的弊病, 不断引发渠道垄断和利益输送的猜想, 而这恰恰是不能获得公众信任的原因。”
据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 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 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这无疑在警醒中国的慈善机构, 在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中华慈善基金会2004年统计数据
2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R].2008.1.31
3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R].2009.3.10
4胡润研究院、群邑智库联合发布.2012胡润财富报告[R].2012.7.31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8
社会救济是就贫济困,具有随意、慈善、施舍、临时性的特点,目的在于解决一时的生活问题。慈善事业一般是指建立在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这里的捐献可以指捐钱、捐物或捐献劳务[1]。国家立法指导社会保障活动之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的以救灾济贫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慈善活动。现代社会救助源于历史上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去除了恩赐和怜悯的因素,是救灾济贫、保障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所指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统一指古代社会官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救济行为。
二、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1.诸子百家学说。社会救济和慈善是为了社会更好地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对如何创造更好的社会提出了很多观点。孔子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和“小康”。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扩充,提出了仁、义、理、智四个道德“善端”,以推行仁政来治理社会,推恩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最好的写照,目标是建立一个“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仁政社会。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庄子则提出要建立一个心迹无所使、行为无目的、没有上下高低好坏生死之别、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安全自然和谐的社会。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不偏私、不占有、不尚奢华,多予少取,在社会生活中多做善事,特别是要矜老恤孤,怜悯贫病;做善事时不居功、不自夸,而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墨子主张按劳动来分配社会成果,同时倡导人际间的互帮互助,提出兼爱说,“兼相爱,交相利”。管子把恤民和救灾视为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一目,提出要实行善政,通穷济困,同时强调道德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礼义廉耻做的国之四维,缺一不可。
2.宗教思想。(1)道教。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本土宗教,对中国慈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的慈善思想主要有:①周穷救急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即天下的财产是归天下人所有的,应该让这些财产通过流通达到“周穷救急”的目的;②善恶报应的公益慈善伦理赏罚观,道教在善恶报应方面主张一种“承负说”,即:自身的善恶行为对自身有影响的同时还会影响子孙的福禄;③力行公益慈善是修行修仙的重要途径,只有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才能修行修仙成功[2]。(2)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但是对中国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本身内涵具有慈善思想,主要有:①慈悲心,即要保持一个慈悲的心怀去包容万事万物,是中国佛教的主要道德观念和根本精神,他们把普度众生、救济全人类脱离生死苦海视为最高的慈悲善行。②业报论,即存在因果报应轮回的说法,鼓励主张人们多做善事,期待得到一个好的因果轮回,经过人们的思考总结得出了经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福祸观,至今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3]。
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1.先秦时期:探索阶段。先秦时期是过渡时期,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需要统一的社会,各种社会制度处于探索阶段,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创办了一些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雏形。(1)灾害救济。西周初年设置了专门灾害时期的慈善救济机构,在西周六官中“地官”下设有大司徒,主要负责灾害救济,消除饥饿贫困,即“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饥,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春秋战国时期,在周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同时增加了“平籴、通籴制度”等措施,目的是保持物价稳定,但是此时的灾害救济只是“临荒开仓”,只是短期的救济行为。(2)养老敬老。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了很多恤老的措施,如生活待遇方面、劳役、兵役等多领域对老年人予以照顾,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国家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提出不同的照顾政策,实行分级别的国家赡养方式。(3)保护妇孺。对保护妇孺举措的探索是先秦时期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兵源十分重要,同时农业生产方面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将保护妇孺放在重要位置,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其中力度比较大的是越国,越王勾践曾专门规定要善待妇孺、鼓励生育,当然最终目的是增值人口,恢复国力[4]。
2.两汉时期:初步发展阶段。汉王朝建立后,为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尽快提高国家实力,汉朝初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仁治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社会救助思想和制度在继承原有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均得到丰富和完善。(1)灾害救助。汉朝的灾害救助的更加程序化、制度化,汉朝政府高度重视灾害救助,设立了严格的查灾、报灾制度,减少灾害损失,使得受灾群众更快更好的得到救助。同时,在先秦储粮备荒的基础上确立了“平仓制度”;在筹资渠道上借助了社会有经济能力的人,即“捐输制度”,即有经济实力的人在受灾时期能够投入到社会救灾工作中,贡献人力、物力、财力等。(2)弱势群体保护。西汉吸取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特别注意在整理国家时实行仁政,因秦暴政亡国而更加注重仁政。重视对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等弱势人群实施保护和救助,在蠲免徭役、收取赋税等多方面均对弱势群体以特殊照顾。(3)民间宗族救助。随着宗族聚居的发展和扩充,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民间慈善事业得到进步和发展,也为国家的各项救助减缓压力。
3.唐宋时期:成熟阶段。(1)仓廪制度。唐代吸取汉代“储粮备荒”的做法完善了“仓廪制度”,宋朝在此基础上添设常平仓、惠民仓、义仓、广惠仓等[5]。(2)悲田养病坊。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专门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贫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机构,唐代这类的机构很多,但是以悲田养病坊最为典型。宋代根据唐代经验先后设立福田院、居养院,专门收养乞丐、鳏寡孤独和残障人士。(3)婴幼儿救助。宋朝时期弃婴溺婴现象随着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宋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这些情况和国家实际设立了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用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幼儿,减少溺婴现象。(4)贫困死者救助。宋朝不仅关注对生者的慈善救助,同时也关注一些生前贫困的死者,他们或者亲人因为贫困买不起棺木和其他殡葬设施,无法进行安葬,针对这一现象宋朝政府设立了官置公墓性质的漏泽园,解决相应的问题。(5)民间慈善。唐代,宗族救助很普遍;宋代,出现了族田、族产和族学等,为长期性的宗族救助提供了各项保障。同时,出现了“乡约”,即地缘性的救助,覆盖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困等,民间慈善得到较大发展。
4.明清时期:鼎盛阶段。(1)灾害预防救助制度。相较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的仓廪制度更加完善,明朝的预备仓政、社仓、义仓及常平仓等制度,清朝形成了省会、州郡、乡村、市镇覆盖全面的备荒仓储体系。同时在救灾方面也日趋成熟和完善[6]。(2)老幼孤残救助。老幼孤残一直是社会上的主要弱势群体和救助对象,明清两代均官方设立了养济院、育婴堂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3)疾病与死亡救助。疾病和死亡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普遍设立了治疗疾病和安置贫困死者的惠民药局、栖流所和漏泽园。同时,官办的慈善机构加入了新的因素,建立了“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4)民间慈善。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更加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经费、人员、机构设立都有增加,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更加普遍,相应的影响也更加广泛[7]。
四、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特征
1.政府主体、民间辅助。全面分析解读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不难发现政府在其中起到主体的作用,民间慈善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与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保持社会安定有很大关系,民间慈善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发展和成体系。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到明清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已经涉及了人的生老病死等多方面。
2.带有宗教色彩。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受宗教影响较深,道教、佛教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民间慈善,不管是宗族慈善还是宗教慈善起初都带着浓浓的宗教色彩,信奉宗教的教义,而且宗教组织的慈善一直贯穿中国古代始终[8]。
3.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中国古代慈善两大主体是官府和民间,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两者都各自为政,缺少合作,没有形成资源的融合推动更好的发展,仅在明清时期出现“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但是归根结底不是官府慈善和民间慈善的有效结合。
4.制度缺乏、监督缺失。任何制度或政策的落实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监督体制和监督人员,否则会出现一些制度漏洞。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达到鼎盛,注重的仅仅是措施和制度本身,缺少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这很可能造成在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救济资源挪为他用,发挥不出相应作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9).
[2]彭柏林.论道家和道教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J].云梦学刊,2014(35).
[3]林志刚.中国佛教慈善理论体系刍论[J].世界宗教文化,2012(5).
[4]徐大友.先秦慈善事业的倡导与实施[J].中原文化研究,2014(3).
[5]曾桂林.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J].文化学刊,2009(1).
[6]谢忠强.试论古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J].延边大学学报,2010(43).
[7]姚延玲.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5).
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9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的出现, 我们逐渐进入了基于web2.0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化媒体的助推作用,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都在不同程度的运用社会化媒体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引起人们对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关注。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更好的运用社会化媒体助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1.1 社会化媒体
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 (Antony Mayfield) 首先在其《什么是社会化媒体》这本电子书中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的概念, 他将其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 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特征”。[1]在我国, 对社会化媒体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 不同学者对其定义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如金苗 (2009) 、王明会 (2011) 、范青云 (2012) 等。
本文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一种新型的媒体形式, 其主要特点是:基于“以人为本”的Web2.0互联网技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注重的是媒体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多媒体的内容聚合等, 给予用户极大的参与空间。具有多样化表现形式的社会化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平台, 为他们获取所需信息、满足多样性需求等提供便利。
1.2 慈善事业
慈善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范畴,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慈善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本文比较认可学者周秋光和曾桂林 (2006) 的观点, 他们认为“慈善既是一种动机, 也是一种观念;既是一种行为, 又是一种事业。”[2]慈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慈善就是人们的一种动机、观念、行为, 是个人出于扶贫济困、人道主义的精神帮助有需要的人;广义的慈善表现为一种事业, 即慈善事业, 它旨在从制度层面上为慈善的发展提供保证、支持, 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慈善需求, 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本文中的慈善事业就取自广义的慈善概念。
1.3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王秀丽 (2013) 指出不同主体以不同的路径使用社会化媒体:发现、创造内容;推荐、分享内容;互动和反馈。[3]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主体是多元的, 不同主体运用社会化媒体的目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其中也涉及到以上这些主体, 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1.3.1 企业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企业通过运用多样化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比如, 通过微博这一平台, 企业发起转发捐助的项目活动, 这样一方面可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有利于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 对企业的产品进行宣传, 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可谓是一种双赢。达芙妮集团与鞋类协会慈善活动 (FACE) 联合发起的“2012FACE因为有你而完整”爱心活动就是企业通过微博的转发量参与慈善的一个例子。
1.3.2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可以说是我国慈善事业中的中坚力量。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发起的项目和开展的活动, 它们大多借助自己的官方网站、微博、博客等社会化媒体向社会大众展示自己, 以吸引志愿者的参与、资金和物资的支持、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等, 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和交流。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爱心包裹项目, 通过网站和页面向人们宣传和展示项目的基本情况, 通过17种不同渠道的捐赠方式拓宽了社会大众参与慈善的渠道和自己的筹资渠道, 践行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
1.3.3 社会大众
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源泉就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社会大众不仅能够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了解到相关的慈善活动和项目, 而且基于Web2.0的社会化媒体还能为其提供求助、资助、互助的平台, 使其更加便捷、广泛的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比如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和腾讯公益网站中的乐捐、月捐等项目。
除了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大众,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社会化媒体迅速发展的新时代, 政府也开始积极关注和运用这些多样化的媒体形式, 对由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发起的慈善活动予以支持、规范和引导, 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健康有序的发展。
2.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2.1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是互联网,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很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基础数据显示,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我国网民数量达到6.18亿, 其中, 手机网民数达到5亿。[4]社会化媒体的主体是非组织性的一个个用户, 其将不同的用户连接成为一个网络。利用多种社会化媒体形式, 慈善项目和活动能够为人们提供广泛的了解渠道, 利用社会化媒体“社区化”的特征激发人们对慈善的参与热情和意愿, 还可以依靠名人的带头效应动员用户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2.2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 其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一方面, 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更加容易传播, 用户只需要转发、分享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慈善救助信息和内容从一个“社区”传播到另一个“社区”;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化媒体具有聚合多种媒体内容的特征, 便于将不同媒体形式之间的内容和信息进行传播和聚合, 在短时间内将所需要传播的慈善救助信息呈现到网络能够覆盖的地方和用户面前, 提高救助的及时性。
2.3 调动社会大众的参与热情, 培育人人可慈善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主要依托社会化媒体宣传自己的项目, 动员人们的广泛参与。社会大众意识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而且依赖于自己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化媒体形式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 如转发、评论慈善信息和内容、发起慈善公益项目、捐款等, 并且在多种形式的参与中感受到爱的力量, 感受到人人可慈善的理念。
2.4 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和渠道多元化、便捷化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积极地运用社会化媒体发展慈善事业, 能够扩宽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和渠道, 基于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碎片化等特征, 社会化媒体能极大的利用人们的闲暇时间使其关注到具体的慈善救助和发展的活动中来, 通过便捷的参与方式鼓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 社会化媒体能够充当资源链接的桥梁作用, 在社会中营造出一个个爱的循环圈。
2.5 提高慈善运行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社会化媒体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慈善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将社会化媒体作为宣传、动员、筹资、反馈的主要平台, 他们主动将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各方面信息展示出来, 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传播给社会外界, 便利了人们对相关项目和组织的了解和监督, 有利于提高慈善组织和项目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有利于为我国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3. 思考与建议
社会化媒体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慈善事业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地创新和积极地使用各种社会化媒体形式, 才能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的、重要的支撑和力量。但是, 其在助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 对社会化媒体中的慈善项目、活动运行的监督和慈善信息内容的核实问题;第二, 一些草根慈善公益项目的规范运行和可持续性问题。
因此, 一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这些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和活动的监管, 对于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发布的慈善信息和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进行核实, 严厉打击那些侵吞善款的恶性事件, 确保人们的善心不被恶意的利用, 提高人们的参与热情和对与慈善事业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的发展, 为其争取稳固的社会基础和公众支持;另一方面, 要加强多重力量的合作和对接。一些由草根组织或者社会公众发起的慈善公益项目在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并且开始进入实际运作阶段时, 可以加强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集合和利用相关的资源, 保证慈善项目和活动的规范化运作, 增强人们对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信心。
摘要：社会化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型媒体形式,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化媒体的助推作用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探讨社会化媒体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并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更好地运用社会化媒体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思考和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慈善事业,作用
参考文献
[1]Antony Mayfield, What is Social Media[EB/OL].www.icrossing.com/ebooks.
[2]周秋光, 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