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音乐论文（共8篇）
宋代音乐论文 篇1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 海外贸易发达, 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五十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 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历史的走向一直都是新旧交替的方式进行, 这一方式是历史的必然性。宋代市民音乐的传播与推进, 以及宋朝官方音乐的衰落,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过程。宋朝因为政治统治能力并没有做到中国一统的局势, 所以它不会像前朝一样把所有的民族性音乐融入官方的高雅音乐当中去, 但这也为市民音乐的兴起带来了契机。
一、宋代市民音乐发展因素
在中国音乐历史的长河中, 宋代可以说是文化与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 而且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政治稳定国泰民安, 成为当时宋代最真实的写照, 而且市民音乐也在朝气蓬勃中迅速地发展, 在这个时期宋代每个城市都出现了文化氛围浓郁的娱乐场所。
宋代市民音乐是继承了唐代文化遗留下的文艺气息, 唐代末年属于官方高雅的音乐由于战乱的原因, 被散落在民间, 这也是为什么市民音乐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还有宋代的民间艺人不再如前朝那样把好的音乐奉献给官方, 而是在民间广为流传, 因为宋代官方对文艺创作人管理比较宽松, 这也造就了宋代音乐人可以有更广阔的文艺创作空间。而且有了专门为民间艺人演出的场所, 瓦市、勾栏。宋代的音乐融合了前朝的文化气息, 出现了各种形式上的音乐模式, 而且把高高在上的高雅艺术带入了雅俗共赏的阶段, 极大地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市民音乐的发展中心
宋代市民音乐能快速成长, 离不开当时演出场所的作用, 由于宋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 市民的身份也得以进一步巩固。这也为市民音乐演出场所瓦市和勾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瓦市也被称作瓦舍、瓦肆, 是市民音乐在社会推广的舞台中心。瓦市中的勾栏是用木质结构的栏杆圈起的演出场地, 民间的各种艺术都会在这里上演。宋代, 据《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街南桑家瓦子, 近北则中瓦, 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 可容数千人。宋代瓦市形式的演出场所几乎覆盖了宋朝的每一座城市、城镇、乡村。由此可见当时瓦市这种文化演艺场所数量是非常多的, 为市民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而瓦市之中的文艺表演、音乐演出形式多种多样, 在这些艺术表演的形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唱赚, 伴奏乐器以笛、鼓、板为主, 有缠令和缠达两种形式。这种歌曲形式, 范围很广, 有传统的艺术歌曲, 还包含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都城纪胜》记载:凡唱赚最难, 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1]339。
瓦市作为文艺演出场所, 不会因为天气和季节的原因停止经营。“要想找到最热闹的去处, 而且日日如此夜夜歌声乐曲不断”, “不管是外面刮风还是下雨, 不会因为天气的因素影响来瓦市观众看演出, 天天都会正常营业”。由此可以看出瓦市这种演出场所在社会的重要性, 而观众的参与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 使得瓦市这种文化演出场所能够正常运转, 也为音乐创作人、表演者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创作信心。
瓦市为了能够长期运营下去, 培养专业的演出人员, 所以他也是民间艺术的培训机构, 通过它们的培训, 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变成专业的表演人。在勾栏表演都有自己专业的艺名, 比张五牛、浑身眼、撞倒山、俏枝儿、张金线、小掉刀、铁刷汤、乔骆驼儿、刘百禽等, 以此来招揽更多观众。瓦市是一种以利益为依托的文艺表演场所, 也是各种艺术人士技艺比拼的场所, 如果你想在瓦市拔得头筹, 就需要有自己独有的压倒性技艺。
在当时每一种的艺术形式都有领军式的人物, 在民间广受欢迎的表演艺术家有将近五百人。比如, 嘌唱的代表人物张七七、王京奴, 杂扮代表人物刘乔, 讲史的孙宽, 诸宫调的代表人物孔三传, 傀儡戏的任小三、张金线、李外宁, 影戏有董十五、赵七等。
由于宋代市民音乐迅速发展, 促使文艺创作人自发地组织在一起, 大多数人员来自科考失败而且才华横溢的优秀人士, 还有些是朝廷命官大夫私营业主及表演人士, 当时社会上称他们为先生或者才人, 正是这些人的带动积极地推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2]209。
三、宋代市民音乐的多样性
宋代繁荣的经济促进了人口流动性发展, 因为各个地方的人都汇聚在了一起, 每个地方形式的艺术, 表演形式也有不同, 而且其中的规矩也不相同。为了满足大江南北不同的观众口味, 在艺术表演的形式上就要有所变化, 这也就要求艺术创作人要有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艺术思想, 才能做到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积极推广音乐多元化的进程。
在宋代一份音乐资料中记录了一段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资料:宋初循旧制, 置教坊, 凡四部 (雅乐、宴乐、清乐、散乐)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 其第一, 皇帝升座, 宰相进酒, 庭中吹筚篥;以众乐和之, 赐群臣酒, 皆就坐, 宰相饮, 作《倾杯乐》, 百官饮, 作《三台》。第二, 皇帝再举酒, 群臣立于席后, 乐以歌起。第三,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 以次进食。第四, 百戏皆作。第五,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第六, 乐工致辞, 继以诗一章, 谓之“口号”, 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 群臣皆起, 听辞毕, 再拜。第七, 合奏大曲。第八, 皇帝举酒, 殿上独弹琵琶。第九, 小儿队舞, 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 杂剧罢, 皇帝起更衣。第十一, 皇帝再坐, 举酒, 殿上独吹笙。第十二, 蹴踘。第十三, 皇帝举酒, 殿上独弹筝。第十四, 女弟子队舞, 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 杂剧。第十六,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第十七, 奏鼓吹曲, 或用法曲, 或用《龟兹》。第十八,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 食罢。第十九, 用角抵, 宴毕。
从上面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 宋代的文艺表演具有多种形式而且相当系统, 其中市民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一份比例, 比如其中的说唱、散乐、百戏、戏曲等等。通过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市民音乐在当时的发展。
四、宋代音乐的系统记录
有宋代音乐快速的发展, 音乐记录研究也随之发展, 如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十二律图”条目, 有些短若只言片语, 如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歌者不曼其声则少和, 舞者不长其袂则寡态。”在记录的过程中, 记录的大部分音乐文献条目是专门论述音乐, 但也有些是在叙述他事的过程中涉及音乐, 如叶梦得《石林燕语》谈论宋太宗贬谪寇准后又挂念他, 其中涉及寇准宴乐用24人《柘枝舞》。
而在这些音乐研究记录中, 比较重要的是《容斋随笔》中收有音乐文献13条, 内容既涉及当朝音乐, 又追溯到前代, 记录和论述皆翔实精到, 而众所周知, 作者洪迈任翰林学士等多职, 另撰《资治通鉴》、《夷坚志》名著, 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勤奋博学的士大夫。如《困学纪闻》撰有一卷音乐学术考辨文献, 其中诸多涉及今人关注的音乐史研究论题, 而作者王应麟被誉为南宋最为博洽的通儒硕学, 《玉海》即出自其笔。如《能改斋漫录》中收有音乐文献32条, 其中部分文献有较高的价值, 作者吴曾是宋代著述颇丰的文人, 《宋史·艺文志》中收录有他的四种著述。如《铁围山丛谈》中收有音乐文献6条, 其中记有参与朝廷大晟乐制作的官员任宗尧、南宋时期的著名教坊乐人等, 而作者蔡绦是蔡攸之弟, 蔡攸也参与了朝廷大晟乐的制作和研究。正是由于这些前人对音乐的研究记录, 为中国古代音乐留下了宝贵的资料[3]298。
宋代在官方高雅音乐到社会大众音乐以及民间音乐组成的中国传统音乐中, 市民音乐称得上是活跃度最高的一项艺术形式, 它以通俗易懂的歌声、欢快的舞曲、各种形式说唱艺术, 还有戏曲和器乐的表演形式, 为当时社会大众带来了各种艺术视觉上的表演。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上可以看出, 人民身份的提高, 生活环境的改善, 都是市民音乐发展必需的因素。宋代市民音乐可以称得上是中华市民音乐的先驱。
摘要：宋代市民音乐称得上是活跃度最高的一项艺术形式, 它以通俗易懂的歌声、欢快的舞曲、各种形式说唱艺术还有戏曲和器乐的表演形式, 为当时的社会大众带来了各种艺术视觉上的表演。
关键词：宋代,市民音乐,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上、下册)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
[3]吴钊, 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
宋代音乐论文 篇2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 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 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 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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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说唱音乐的商业性特征研究 篇3
宋代的社会发展在大部分时间内相对稳定, 这使得人口不断增长, 农业生产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深化, 手工业也迅速兴起。宋代统治者又尚文重商, 导致城市和乡镇商业经济蓬勃发展, 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而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 宋代社会中普通人的商业意识也逐渐滋长并呈蔓延趋势, 开始不断向社会生活的边边角角进行渗透。坊市合一、宵禁废弛等情况的出现, 生活的安乐平稳, 经济的相对繁荣, 使人们更加注重娱乐和享受;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 表现出了尤其旺盛的娱乐兴趣和生活热情。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也说:“当时 (宋代) 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 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 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 这种变化, 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 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 它的财富的增大, 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 (2) 因此, 娱乐活动开始面向平民, 促成了民间音乐的兴盛。在众多的民间音乐中, 说唱音乐作为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 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宋代城市中坊墙推倒, 文化下移, 终于涌起了一个汪洋恣肆的大众娱乐新潮。 (3)
一、宋代说唱音乐概述
说唱音乐又称曲艺音乐, 是以说唱为手段来状物、写景、倾诉感情、表达故事、刻画人物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4) 它同民歌、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一样,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集文学、音乐、表演三者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 (1) 我国说唱音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战国时期的《荀子·成相篇》即是一篇间用韵文和散文的作品, 很像后来说唱文学的结构;从在成都天回山发掘出的东汉时代说书俑来看, 在东汉以前可能就已经有了说唱音乐艺术。此外, 从现存的说唱表演中许多只唱不说的叙事性演出形式来看, 汉代乐府诗歌中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叙事作品, 也很可能是早期说唱音乐的内容。
隋代民间已有讲唱故事的“说话”体裁的流行, 到唐代逐渐发展为变文。现在音乐界普遍认为, 说唱音乐真正可以考证的形成期乃是唐代变文出现的时期, 即以变文为说唱音乐产生的标志。 (2) 至宋代, 已出现了众多的曲种和专门从事这些曲种演出的民间艺人, 并出现了瓦子勾栏、茶肆、酒楼歌楼等固定的演出场所, 许多文人也参与进来, 进行演出活动编排, 并成立了专业的创作组织, 有了专业表演者群体和基本的观众群。官府开始“和雇”表演艺人等情况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古代的说唱音乐艺术至宋代达到了极度繁荣的发展阶段。
宋代说唱音乐分为说和唱两大类表演形式, 其演出内容各放异彩, 在我国曲艺史上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有关宋代说唱音乐的曲种门类及其代表艺人, 《东京梦华录》卷五的“京瓦伎艺”一章中做了详细的记载:
崇观以来, 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 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孔三传、耍秀才, 诸宫调。毛详、霍伯丑, 商谜。吴八儿, 合生。张山人, 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 杂班。外入孙三, 神鬼。霍四究, 说三分。尹常卖, 五代史。文八娘, 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
这些艺人的表演“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 当时的说唱艺术门类已经非常丰富, 有说三分、说五代史、孟子书、嘌唱、讲史、小说、商谜、合生、诸宫调、说诨话、杂班、叫果子等。
在以上提到的各种说唱音乐中, 以说为主要特点的代表性种类是“说书”。这是宋代新创的一个艺术形式, 分讲历史故事、小说、说佛经故事、合生或说诨话等四类。说书人主要用讲话的形式来表演, 又称“说话人”, 其说书用的底本又称“话本”。
以唱为主要特点的说唱音乐, 以小唱、唱赚、诸宫调等为代表。小唱伴随着宋词的昌盛在说唱音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词曲短而精, 在城市卖艺, 方便灵活。《梦梁录》卷二十的“妓乐”一章中记载:
街市有乐人, 三五为队, 擎一二女童舞旋, 唱小词, 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 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 或于酒楼或花街柳巷妓馆家祗应, 但犒钱亦不多, 谓之“荒鼓板”, 若论动清音, 比马后加方响, 笙与龙笛, 用小提鼓, 其声音亦清细清雅, 殊可人听。更有小唱, 唱叫、执板、慢曲、曲破, 大率轻起重杀, 正谓之“浅斟低唱”。
嘌唱, 据《都城纪胜》载:
谓上鼓面唱会曲小词, 驱驾虚声, 纵异宫调, 与叫果子、耍唱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 今宅院往往有之, 叫声自京师起撰, 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
唱赚则是选若干曲子, 但用同一个宫调, 其音乐较多变化, 通过复杂的调整组成一种叙事歌曲, 用以表演一个故事。诸宫调是从许多不同的宫调里抽出多种曲子, 组成一支完整的叙事歌曲。说唱音乐的这些曲目, 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丰富, 它们都是艺人的表演曲目, 属于表演艺术, 艺人一般都以此为谋生手段。 (3)
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 说唱音乐也在社会商业化的影响下, 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表演形式和内容, 适应市场的需要, 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市场交换, 表现出了鲜明的商业性特征。
二、宋代说唱音乐的商业性
在宋代以前, 音乐娱乐活动通常只有在宫廷祭祀祖先或节日庆典的时候举办, 一般为仪式音乐。在汉代, 由于说唱音乐的雏形已经出现, 在普通百姓家中、田间地旁、闾阎小巷也有一些非商业性的说唱音乐表演,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之“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 这些表演在场地和时间上有很强的不固定性。在宋代商业市场打开以后, 娱乐活动逐渐开始大规模商业化, 说唱音乐的表演开始在相对固定地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 即商业性场所中进行。这类场所以瓦子勾栏为主, 同时, 酒肆、歌楼、茶馆、庙宇等场所也是说唱音乐商业性得以发展的地方。
(一) 表演场所的商业性
宋代社会城市商业经济蓬勃发展, 大量空闲时间导致市民娱乐活动极度繁盛, 一些固定的游艺活动场所“瓦子”、“勾栏”、“茶肆”等在城市中出现。
瓦子勾栏在这些地点, 宋代说唱音乐大大发展, 迅速成了大众娱乐新潮的一种主要代表。据《东京梦华录》载, 北宋东京的瓦子至少9座, 而在南宋临安, 瓦子更多;据《咸淳临安志》与《梦梁录》载, 当时的瓦子勾栏共有瓦子17座之多;西湖老人《繁胜录》则说共有25座。这种固定的娱乐场所在一般的州县城市和某些较大的镇子上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成为说唱音乐的传播阵地。
瓦子, 北宋时又称“瓦肆” (1) , 南宋时称为“瓦舍”、“瓦市”, 或直接称“瓦” (2) , 又通称为“瓦子”。宋人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解释说:“瓦者, 野合易散之意也。”也就是讲, “瓦”有聚集简单、解散快速的特点。“市”是人们开展商品交易的场所。它与当时的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布市、酒肆、茶肆等等, 皆为商业活动场所。 (3) 这种瓦子, 在北宋时已十分热闹繁华。
瓦子作为商业化的文化娱乐场所, 其经营模式和经营内容或许比当代的很多娱乐场所还丰富, 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市场, 但还是以进行娱乐活动为主, 其主要组成即是勾栏。勾栏又名“勾肆”, 其规模大小不一, 因勾栏中设有乐棚, 所以又叫“棚”、“邀棚”、“游棚”。乐棚一般只供三五个人活动, 甚至只供一个人演唱, 它的两侧有低矮的栏杆遮挡。舞台下安置了观众座位, 与露天演出的观看情景不大一样。大城市中的瓦子, 独勾栏的较少, 一般每个瓦子都有好几座甚至十余座勾栏。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在汴京东角楼街巷中的诸多瓦市内, 有分别用于从事“货药、卖卦”等买卖和各种伎艺表演的大大小小的“棚”, 其中最大的棚“可容数千人”。 (4) 专业的民间艺人不分寒暑地在那里表演杂剧、鼓板、小唱、砑鼓、叫果子等百戏, 精彩纷呈的演出吸引了众多的闲散市民。 (5) (“不可胜数, 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 (6)
宋代勾栏的经营者在城市繁华处张贴“招子”, 勾栏门口挂有旗牌、帐额、靠背等比较显眼的宣传标识, 进行商业性的宣传。这些招子、旗牌、帐额、靠背等都是当时的宣传广告, 上面写有演员的名号、具体的演出时间以及上演的相应节目名称。杜善夫的套曲《庄稼不识勾栏》中记载的“正打街头过, 见吊个花花绿绿纸榜”, 也生动体现了宋代说唱音乐表演场所的商业化经营手段。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写道:“这种招子是中国传统集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一种‘民俗标志’, 它们‘事实上已有商业广告的性质’。” (7)
随着商业化场所的出现, 说唱音乐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交易, 各种观看表演的观众开始付费到勾栏中观看演出。据《东城志林》卷六载:“涂巷中小儿薄劣, 为其家所厌苦, 辄与钱, 令聚从听古话。”《水浒传》第五十一回亦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雷横……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 旗杆上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那白秀英早上戏台……说了又唱, 唱了又说, 合棚价众人喝彩不绝。那白秀英唱到务头……拿起盘子, 指着道:“财门上起, 利地上住, 吉地上过, 旺地上行, 手到面前, 休教空过。”……白秀英托着盘子, 先到雷横面前……雷横说:“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 却恨今日忘记带来。”
这段文字, 通过对宋代瓦子勾栏说唱音乐表演场所的环境以及卖艺收钱的情景的描述, 形象地表现了宋代勾栏里说唱音乐演出的商业性。
茶茶肆肆、酒店、歌楼随着商业的发展, 宋代的茶肆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饮茶消费, 而是成了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带有一定综合性的商业休闲场所, 其经营者也更加注重内外装饰和经营手段。为了烘托气氛, 吸引更多的客人, 茶肆经营者开始增添娱乐节目。在众多的娱乐活动中, 说唱音乐、说书等表演活动是主体。《武林旧事》中记载:“诸处茶肆, 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 及金沙桥等两河以至瓦市, 各有等差, 莫不倩妆迎门, 争妍卖笑, 朝歌暮弦摇荡心目。” (8) 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在茶馆的某个地方请艺人培训学习乐器和唱叫艺术, 当时人称为“挂牌儿”。《梦梁录》记载:
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 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 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 本非以点茶汤为业, 但将此为由, 多觅茶金耳。 (9)
更高级的茶馆为了招徕顾客, 还通过“歌卖”的形式来吸引顾客, 也就是组织乐队演唱歌曲来达到音响宣传的目的。《梦粱录》如此记载道:
向绍兴年间, 卖梅花酒之肆, 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 用银盂构盏子, 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 ……敲打响盏歌卖, 止用瓷盏漆托供卖, 则无银盂物也。
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的主人公西川落第秀才赵旭, 每日在开封街上与人作文写字, 店小二对他说道:“秀才, 你今如此穷窘, 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 觅讨些钱物, 也可度日。” (1) 另如洪迈《夷坚志》中所载:“吕德卿等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绊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 即为明证。”上述“上教曲赚”、“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讲说《汉书》”等等, 是不同种类的说唱音乐在茶肆中以商业性质出现的证据。
由于宋代酒的销路扩大, 因此官办的“造酒务”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宋神宗宁熙十年 (公元1077年) , 当时在260多个城市里共有造酒作坊两千多个。而在《水浒传》中, 有关酒楼、酒馆、酒铺的记载更是多如牛毛, 随处可见。自古以来, 喝酒和娱乐密不可分, 它们相互推动、合作营利, 宋代酒店和歌楼的发展即是这方面一个明确的写照。
宋代的酒店和歌楼既是官僚士人聚会之处, 也是歌妓出入之所。这个时期, 不少歌妓依靠在酒店卖唱而生活, 歌楼的歌妓业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 先后成为宋朝歌妓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 皆缚彩楼欢门, 唯任店入其门, 一直主廊约百余步, 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 向晚灯烛荧煌, 上下相照, 浓妆妓女数百, 聚于主廊檐面上, 以待酒客呼唤, 望之宛若神仙。 (2)
又载:
又有下等妓女, 不呼自来筵前歌唱, 临时以些小钱物增之而去, 谓之札客, 也谓之打酒坐。……诸酒店必有庭院, 廊庑掩映, 排列小阁子, 吊窗花竹, 各垂帘幕, 命妓歌笑, 各得稳便。 (3)
在这些记载中, 各类歌妓不只是通过卖身而生活, 很多是通过卖艺来挣钱糊口的。在歌妓表演的音乐内容方面, 当时的说唱音乐无疑是最好用的, 因此说唱音乐的表演在此也充满了商业色彩。
茶肆、酒店、歌楼尽管不是宋代说唱音乐表演的主要场所, 但说唱音乐表演的商业性特征在这些场合得到了更为丰富和充分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 宋代说唱音乐通过艺人在固定的演出场所的表演, 完成娱乐服务, 进而完成一种交易, 这与纯商品交易在使用价值方面和实现方式方面有所不同。商品可以一次性交换, 说唱音乐活动的服务却是在文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时空里完成的, 并表现出多次、多样化的交换形式。因此, 说唱音乐表演场所形成的市场, 对商品市场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使市场体系更加完善。专业的娱乐活动场所给传统商业市场注入了文化活力, 这使商业经营方式逐渐丰富多样, 同时, 商业市场中的交易活动也在推动着说唱音乐的内容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
(二) 创作的商业性
说唱音乐表演的繁荣, 必然要求配套创作的出现。文娱活动的商业化, 对说唱音乐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文人为了养家糊口或者自己的其他消费, 参与到了说唱音乐的创作之中。文人“润笔”的出现和专业的说唱音乐创作组织“书会”的产生, 使宋代说唱音乐在创作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商业性特征。
文人的创作报酬——润笔宋代的文人创作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逐渐走向商业化道路, 文人创作需要“润笔”的现象日益多见。“润笔”基本等于当今的稿费, 它是文人向要求创作的人索要的一种报酬, 是文人的一种额外收入来源。支付“润笔”者的主观目的, 最初并不是为了面向公众传播作品并从中获利, 而往往只是为了享用所买诗文。润笔改善了文人的生存条件, 激励了文艺创作, 因此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在宋代以前, 文人的作品主要以抒情言志、歌颂朝廷为宗旨, 其阅读和传诵的范围基本限于士大夫阶层。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重义轻利”的思想, 从不出售自己的文学作品, 对他们来说, 文字作品只是换取功名的工具或文人圈子内部自娱的材料。到了宋代, 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 一些文人因怀才不遇, 扬名无望, 或有求富之需, 价值观开始发生改变。他们不再追求功名仕途, 而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开始针对个体需求者创作诗词文字, 或公开出售以获钱物。这就导致了两类“润笔”的形成。第一种润笔, 作者是受请托者主动请求的, 因而呈现被动性;第二种润笔, 则是作者主动地公开出售诗文。这些润笔现象的出现, 表明宋代文学已经开始走向更加商业化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下海”, 他们的创作走向了市场, 供广大文化娱乐消费者享用, 在勾栏、瓦肆、茶肆、酒店、歌楼等文娱市场中流传。宋词演变为说唱音乐中“小唱”的历程, 即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中晚唐时期, 很多文人士大夫在出席宴会时, 即兴作词, 然后由歌妓马上进行演唱。到了宋代, 词成为文学的一种代表形式并开始繁荣发展。随着文人逐渐走向市井, 很多宋词作品也开始在内容、题材、创作形式等方面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欣赏水平;后来, 词逐渐被娱乐艺人所利用, 成了一种为有偿的文娱服务而创作的文化消费品。特别是在供说唱艺人进行商业化演唱使用时, 词还逐渐演化成了说唱音乐的一种特别被百姓喜爱的表演形式——小唱。这些说唱音乐表演不但在社会中广泛流传, 也流传到了宫廷中。文人的创作丰富了城市文艺市场, 在给作者换得生活资本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消费。
柳永可以说是宋代商业词创作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多次科举未中, 只得混迹于青楼瓦肆, 与伶工乐妓为伍, 创作了大量描写都市下层市民生活又适于歌唱的词。宋代罗烨《醉翁谈录》载:“奢卿居京华, 暇日遍游妓馆。所至, 妓者爱其有词名, 能移商换羽, 一经品题, 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又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柳永填词, 始行于世, 以至于‘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有文学史专家曾经推测, 柳永从乐工那里得到的润笔恐怕远远超过唐代韩愈的“谀墓金” (1) 。这位落魄才子与众多的民间歌舞艺人一样, 靠浅斟低唱在市场上讨生活, 他死后也是由歌妓们集资营葬的。
像柳永这样为商业演出编写脚本的失意文人还有不少。在他们这里, 文人作品由“名山事业”变成了生存资本, 由此也出现了古代最早的由职业剧作家组成的一个特殊的行会——“书会”。
艺人的组织——书会随着说唱音乐艺人的增多, 他们经常汇集在专门演出场所, 相互观摩和交流, 使说唱音乐的演出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时的民间, 先是出现了由艺人组成的专业组织“社会”——它按从业艺人的专长建立, 并定有相应的社规。在当时情况下, “社会”对说唱音乐的教授、传播和创作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社会”后, 就出现了专门编写说唱音乐所用话本、剧本的专业创作组织“书会”。
书会中的创作者抛弃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的理想抱负, 开始接受现实社会的商业化特征, 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 以期取得合理的报酬, 维持其中等水平以下的生活消费。随着说唱音乐的兴盛, 书会不仅初具规模, 也有着规范的组织, 其成员分工明确, 共同经营, 图求书会的发展。“先生”、“老郎”、“名公”、“才人”分别为诸色伎艺人对创作者的专称, 有的文人还专司掌记之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中的“书会”条不但记载了一些创作者 (“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二郎”) , 也提到了两宋时期一些著名的书会 (永嘉书会、武林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 。关于书会的营销状况, 李向民先生的研究成果写道:“这些‘书会’作家并不是无偿将作品赠送出去, 而是有偿的, 有时甚至还会因众多艺人争购新本而发生争执。不仅杂剧、说书艺人争求新本, 而且说唱艺人也会为求得新词而与文学家发生商业交易关系。” (2)
文人创作的繁荣, “润笔”的流行以及“书会”的产生, 极大地促进了说唱音乐的商业性特征发展。
(三) 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宋代说唱表演者的演出与流动的观众人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交易关系。表演者把表演作为精神产品, 呈现给付费的观众, 被称为社会中的售艺者 (“市优”、“市人”) , 具有商业性的身份。
北宋学者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九中说:“仁宗时, 市人有谈三国事者, 或采其说加缘饰, 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的《田舍即事》诗 (之九) 有云:“儿女相携看市优, 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 听到虞姬直是愁。”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则转录了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支丁卷第三《班固人梦》中记载的公元1170年的一次见闻:
乾道六年冬, 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 (蝎) 、魏子正 (羔如) 、上官公禄 (仁) 往临安观南郊, 舍于黄氏客邸……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 见幅纸用维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
这里的“幅纸”就是前文提到的“招子”, 是表演者的一种文字广告。
由于宋代说唱音乐表演者一系列的商业表现, 观众在欣赏说唱音乐表演时, 其经济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宋以前音乐娱乐活动的观众,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在欣赏说唱音乐时多不作为娱乐活动的购买者与消费者, 多是一种非商业性身份, 而到了宋代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商业性身份。以宋代说唱音乐的讲史和小说表演为例, 《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说: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 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 闻刘玄德败, 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 即喜唱快。”
这里“涂巷”中的儿童得到钱之后, 去演唱者那里“聚坐听说古话”, 即是观众与讲史者存在商品交易的表现, 双方拥有一种商业交换关系。表演者想获得报酬的目的, 被毫不忌讳地呈现给观众, 这也正是宋代说唱音乐表演商业性特征的有力证据。表演者每表演一次, 对观众的收费便进行一次, 也就将说唱音乐的商品价值体现一次。
(四) 流落艺人的表演活动
能入瓦子勾栏等场所表演的专业艺人, 一般都是说唱音乐表演的高手, 他们通过当时的“经纪”性质的组织进行表演, 就可以赚取相对丰厚的酬金;在瓦子勾栏以外, 流落着更多的说唱音乐表演艺人, 他们为了生存, 以“画地表演”或者“街头卖艺”等形式, 在专业场所之外“出售”说唱音乐。大量“白席人”、“路岐人”以及表演“村落百戏”的说唱艺人, 也表现出了带有自己群体特点的商业性特征。
白席人据《汉语大词典》记载, 白席人“为古代北方民间宴席上相礼、供杂役的人”。宋代“白席人”一职的创设可以使我们清楚看到, 这些人通过说唱的形式进行工作, 而其工作目的也是为了赚取钱财。
据《东京梦华录》卷四之“筵会假赁”记载:
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 器皿合盘, 酒担动使之类, 自有茶酒司管赁。嗟食下酒, 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 安排坐次, 尊前执事, 歌说劝酒, 谓之白席人, 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 举意便办, 亦各有地分, 承揽排备, 自有则例, 亦不敢过越取钱。虽百十分, 厅馆整肃, 主人只出钱而已, 不用费力。 (1)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记载:
北方民家, 吉凶辄有相礼者, 谓之“白席”, 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 赴一姻家礼席, 偶取盘中一荔枝, 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枝, 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 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 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 (2)
通过以上记载,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宋代的“白席人”即为户主出钱聘请过来招呼客人或劝酒烘托气氛之人。他们通过“歌说劝酒”等说唱形式进行工作, 所以也掌握了一定的说唱音乐技巧, 通过这种形式的表演吸引宾客注意力, 取悦宾客, 希望使宴席气氛更热烈, 从而达到令户主出钱的目的。
路岐人“路岐人”指那些没有固定演出场所而在各地流动演出的艺人, 也称“路岐”或“歧路”。《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弈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宽阔所在, 扑赏并路岐人在内作场。” (3) 路岐人的流浪演出, 被当时的社会习惯贬称为“打野呵”。《武林旧事》云:“瓦子勾栏, 城内隶修内司, 城外隶殿前司, 或有路岐不入勾栏, 只在耍用宽阔处做场者, 谓之‘打野呵’, 此又艺之次者。” (4) 《稿简赘宅》亦载:“……是如今之艺人于市肆做场谓之‘打野泊’, 皆谓不著所, 今谓‘打野呵’。”
这里说的“打野呵”源于我国古代民间驱难避灾的迷信类风俗活动, 由于具有较多的说唱表演成分, 后来渐渐变成了一种说唱类的文娱表演活动。到了宋代, 这种活动流传更广,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逐渐被“路岐人”伎艺化, 成为相对固定的一种音乐商品。赵升《朝野类要》说:“……今虽有教场之名, 然遇大宴等, 每差衙前乐权充之, 不足, 则又和雇市人, 近年衙前乐, 已无教场旧人。多是市井路岐之辈。”
宋代民间的“路岐人”, 经常性地出没于市井中间。《都城纪胜》“市井”条载:
如执政府墙下空地, 诸色“路岐人”, 在此作场, 尤内骈阗。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 夏日亦有绝伎作场。其街市, 如此空隙地段, 多有作场之人。 (5)
“路岐人”流动演出的地点与场所较为自由, 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广, 如每年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六月二十四日二郎神生日、佛寺和道观的乡会与庙会都是他们表演的良机。《武林旧事》记载:
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 不可指数, 总谓之“赶趁人”, 盖耳目不暇给焉。
这里的“赶趁人”就是我们所谓的“路岐人”。“路岐人”们在城市的路边空地、茶楼酒肆、候朝门外、殿司教场等处, “圈地”作场, 其说唱音乐表演, 是宋代市民消费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落百戏”说唱艺人还有一种比“路岐人”更困苦的说唱艺人, 即表演“村落百戏”的说唱艺人。他们基本都是破产农民, 因生活需要而流落入城镇, 以卖艺为生。据文献记载推断, 他们表演的宋代百戏至少有讲史、说三分、五代史、小说、商谜、合生、说诨话、说经、诸宫调、学像生、学乡谈、叫果子、唱耍令、唱赚、小唱等。其中诸宫调、唱耍令、唱赚、小唱、说诨话、说经、叫果子、学乡谈等都属于说唱艺术。他们的演出场所多为画地“作场”, 观众多为过路百姓, 收费方式多为滚动式, 经营管理也较随意, 收取的酬劳除了金钱还可以是物品, 总之以获取基本生存资料为要务。
宋代的“白席人”、“路岐人”和“村落百戏”说唱艺人都是通过在不同的人家或者街头巷尾这些非固定的演出场地表演说唱音乐来表现其鲜明的商业性特征的, 这与宋代普通百姓娱乐活动需求的细碎性、间隙性, 以及民众消费能力的相对有限是分不开的。这几种艺人既是我国民间戏艺传统的继承者, 又是瓦舍艺人的后备军, 一旦其戏艺达到相当水平, 就可能转入瓦子勾栏营业。而随着娱乐活动的繁荣发展, 说唱艺人也逐渐被招入宫廷, 以“和雇”的形式进行演出, 其地位在宫廷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五) 宫廷中的“和雇制度”
宋代的宫廷本来拥有乐籍制度下的“轮值轮训”的乐工制度, (1) 但随着宫廷娱乐活动的泛滥, 乐工有时会因轮值轮训而不能够满足宫廷、官府的全部使用需求。于是, 民间的说唱音乐商业艺人就有了步入宫廷娱乐活动的机会。带有浓厚商业交易性质的“和雇制度”便是其主要形式。
““和雇制度”的产生唐任伍的《论唐代的和籴和雇》一文说:“雇佣劳动力是官府在劳力调用过程中, 长期采用的一种劳役方式。” (2) 这种雇佣行为自战国史籍起便有记载, 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以人力为商品的交易活动, 当时称为“和买”, 即为“和雇”的雏形。唐人孔颖达《左传正义》解释昭公十六年 (公元前527年) “强夺商人”句说:“上称买诸贾人, 则是和买。”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和买, 原意指两厢情愿的公平交易, 后来在施行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官府强取民物的手段。唐初, 和买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充, 不只包括丝织品、牲口、砖瓦木材、柴草、冬藏菜等物品, 而且也包括了奴仆。” (3)
由于社会的发展, 和买对象也开始日益多样, 从物品的征用逐渐发展到人力的调配使用, 其活动也逐渐由原先的物物交换行为演变为商业的雇佣行为, 和雇制度由此出现。唐任伍写道:“结合唐代的说法, ‘两和商量’是和雇制度的精粹与实质。” (4) 和雇交易制度由于有“取人不怨” (5) 的灵活性, 到了宋代逐渐被统治者作为官府赋役制度的一种补充, 广泛施用, 并显示出其在宫廷和民间商品交易活动中的优越性, 削弱了封建法权传统的强制性土贡与赋役制度, 某种意义上还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 因而能受到百姓欢迎。
随着和雇范围不断扩大, 和雇行为也开始制度化。张玉书《佩文韵府》卷六十六之七“雇”条中记载的“雇请、雇觅、顾请、和请、顾倩 (按:此处应是‘请’字之通假) 、雇倩、和顾、和倩”等概念也相继出现。 (6) 上面这些表述, 尽管在字面上各有不同, 但依据上下文内容进行判断即可知道其涵义大致相似, 均可理解为“和雇”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
““和雇”乐人的出现宋代教坊的发展形势并不稳定, 曾几经废立。宋代教坊在成立之初 (公元960年) 隶属宣徽院门下管理, 在“元丰改制” (公元1080—1082年) 以后, 由于宣徽院被废除, 太常寺替代教坊而立。到了崇宁四年 (公元1105年) , 宫廷设立大晟府, 接手教坊的管理工作。在北宋末期的靖康二年 (公元1127年) , 东京沦陷, 娱乐活动被废止, 教坊也成了一堆废墟。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 (公元1144年) , 宫廷再度建立教坊, 然而终因当时政局的不稳定而再度陷于废弛, 至高宗绍兴三十一年 (公元1161年) 被彻底废除。自孝宗乾道、淳熙年后 (公元1165—1189年) , 教坊的职能由修内司教乐所代行, 而因修内司教乐所容纳人员有限, 原教坊人员大部分被遣散出宫, 这些遭遣散的乐工基本成为了各地的衙前乐人员。陈旸《乐书》载:“凡天下郡国皆有牙 (衙) 前乐营, 以籍工伎焉。”郡国一级的地方政府, 均设有衙前乐。衙前乐中大部分乐工像其他种类的工匠一样在官府注籍, 又称乐籍;又因为他们像乡村的上等户有衙前役那样, 有供应官府的义务, 所以被称为衙前乐。
由于教坊已废, 宫廷中因事而设、因时而举的典礼和宴乐等娱乐活动, 皆由修内司教乐所组织。因宋代宫廷乐籍制度有轮值轮训的限制, 宫廷音乐活动的人员组织就开始注重变通性。“和雇制度”正是在蔚然勃兴的封建商品经济之下, 被统治者和表演艺人一致认可的、以技艺作为商品受雇取值的办法, 和雇乐人也就由此而产生, 并活跃在宫廷的大小舞台上。康瑞军在《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中对此写道:
“和雇”活动, 作为一种商业现象, 由一种个别的、自发的娱乐交易活动, 发展成为宋代宫廷音乐生活的普遍现象。这种宫廷与民间对“和雇”乐人习以为常的过程, 也正是和雇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1)
说唱音乐在和雇制度下的表现随着“和雇”制度的发展, 和雇乐人开始在乐队成员中崭露头角, 这也就预示了这样的乐人会对乐队的表演风格有重要的影响。和雇乐人在满足宫廷要求的前提下, 会更多地将说唱音乐形式融入到表演中。《宋史·乐志》中保留了一段关于宋代宫廷音乐的重要资料, 可供我们了解说唱音乐形式被和雇乐人带进宫廷音乐娱乐活动中的情况:
宋初循旧制, 置教坊, 凡四部,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 皇帝升坐, 宰相进酒, 庭中吹箪利, 以众乐合之, 赐群臣酒, 皆就坐, 宰相饮, 作《倾杯乐》, 百官饮, 作《三台》。第二, 皇帝再举酒, 群臣立于席后, 乐已歌起。第三,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 以次进食。第四, 百戏皆作。第五,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第六, 乐工致词, 继以诗一章, 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 群臣皆起, 听辞毕, 再拜。第七, 合奏大曲。第八, 皇帝举酒, 殿上独弹琵琶。第九, 小儿队舞, 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 杂剧, 罢, 皇帝起更衣。第十一, 皇帝再坐, 举酒, 殿上独吹笙。第十二, 蹴鞠。第十三, 皇帝举酒, 殿上独弹筝。第十四, 女弟子队舞, 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 杂剧。第十六,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第十七, 奏鼓吹曲, 或用法曲, 或用《龟兹》。第十八, 皇帝举酒, 如第二之制, 食罢。第十九, 用角抵, 宴毕。其御搂赐酒同大宴。
可以看出, 宫廷音乐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其中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五等环节涉及的百戏、乐工致词、杂剧等形式均为当时的说唱音乐或其变形, 其表演者中当有很多都是“和雇”的乐工。不难想象, 统治阶层对这些听来充满新鲜感的音乐是颇感兴趣的。宋代说唱音乐商业性特征的强化, 客观上充实了宋代宫廷音乐活动的内容。
三、宋代说唱音乐的商业性对当时社会的作用
商业性特征在对宋代说唱音乐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的同时, 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音乐文化的发展等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维护了宋代社会的政治稳定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 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局势。宋代的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 为了长治久安, 整体上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理策略。娱乐活动作为“崇文抑武”的手段之一, 开始繁盛于整个宋代王朝, 而说唱音乐作为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兴起与繁荣, 以及它逐渐表现出商业性特征, 无疑起到了促进宋代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
说唱音乐商业市场的出现, 与整个商业市场的高度发展分不开。随着市场的繁荣, 更多的艺人、文人、商人通过表演说唱音乐、创作说唱音乐脚本、组织管理娱乐市场取得收入,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或关注娱乐行业, 路岐人表演说唱音乐的增多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人民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有了一定的满足, 阶级矛盾就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另外, 越来越多的艺人也将说唱音乐表演活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使得很多官宦和文人士大夫沉迷于享乐, 这虽然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 但也让更多的精英阶层成员不那么热心于政治, 客观上削弱了某些政治矛盾的影响。
提高了宋代社会的经济水平宋代说唱音乐商业市场的繁荣兴盛, 不但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参与说唱音乐的表演, 也让说唱音乐表演活动集中的集市、瓦子勾栏、茶楼、酒店歌楼等场所成了可以让消费者的精神享受和物质获取几乎同时进行的热点场所, 既丰富了市场交易形式, 也助推整个商业体系的发展。宋代茶肆酒馆为了吸引顾客而增添说唱音乐表演, 提升自身艺术品位, 注重娱乐化经营自不待言, 各官营酒库每年开沽时也要“和雇”说唱音乐艺人、官私伎女, 大张旗鼓进行娱乐表演, 力图扩大自身知名度。可以说, 宋代已经有了较常见的“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现象。
促进了宋代社会的音乐文化发展民众生活质量的暂时提高, 其娱乐消费需求的逐渐增强, 都为说唱音乐市场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发展迅猛的宋代说唱音乐商业市场跟其他快速发展的商业市场类似, 会有更多、更新的商品产生, 因此说唱音乐新形式、新作品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出现, 其吸引力自然进一步增强。艺人为了取悦观众, 会把观众喜闻乐见的市井生活内容编进说唱音乐之中, 提升了作品和表演的活力;而鼓子词、唱赚、诸宫调、涯词、陶真等新形式, 对后世说唱音乐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众多的市民留恋于说唱演出场所, 有些人甚至到了“终日居此, 不觉抵暮”的程度。 (1) 吴晟在《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中写道:
一些平时难得来此的市民, 也会在“深冬冷月无社火看”的时节, 选择在瓦子勾栏消遣时光。据有关学者的推算, 当时的开封和杭州勾栏的观众数每天大约在五万人左右。 (2)
此时的宋代说唱音乐表演, 不论是在瓦子勾栏、茶馆酒楼内表演, 还是在节庆庙会场合出现, 抑或是由“路岐人”走街串巷、灵活多样地“打野呵”, 都为宋代民众的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更丰富了宋代的音乐文化资源。
另外, 被“和雇”进宫的艺人, 由于长期生活在群众当中, 表演思维会比官府艺人活跃得多, 在表演由官府音乐创作者编排的对当政者歌功颂德的节目中, 或多或少也会即兴夹杂从民间带来的、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说唱音乐, 在令当政者感到新奇的同时, 也促使音乐创作者继续改进和创造音乐内容。
很值得一提的是, 宋代说唱音乐为适应演出实践的更多需要, 在音乐不断丰富的基础上, 还进一步发展成综合音乐艺术——戏曲, 使中国音乐的主流由唐以前的歌舞音乐转为宋以后的说唱、戏曲音乐。因此, 与商业性特征紧密联系着的宋代说唱音乐, 在我国音乐文化史上也颇具转折点的意义。
结语
宋代说唱音乐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中, 表现出鲜明的商业性特征并充分呈现了繁荣局面, 让我们看到了文化需求和娱乐活动会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一规律, 也为我们今天思考音乐产业行为和音乐文化活动带来了启示。从表演场所的固定化、音乐创作的专业化、演出和观看的交易情况、宫廷“和雇”乐人的出现等方面来看, 宋代说唱音乐的演出活动总体上实现了双赢乃至多赢。我国的民间说唱音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如何使它在信息化社会里焕发那些濒于消失的活力, 得到延续、传承与发展, 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课题中, 更好地“以文兴商、以文养商、文化强市”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思路, 今后需要做的研究工作大概还会比较多。通过对宋代说唱音乐的商业性特征以及在这些特征下发展的作品和技艺进行挖掘和整理, 对于如何将文化精品推向市场并获得经济效益等问题的研究应将不无裨益。
从宋代话本小说看宋代新婚俗 篇4
所谓话本, 就是“说话”艺术的文学底本或记录本。“话本小说”这一概念在目前的使用颇为杂乱, 既可作短篇白话小说的专称, 又可用以指称一切由“说话”艺术衍生出的作品。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是“模拟‘话本’的创作”这一概念限定很有纠正的必要。但这些术语已沿用将近一个世纪, 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功能, 也就没有取消的必要, 关键是对其进行科学的限定[1]。
无可否认, 宋元时期是话本小说大规模创作的时期。宋元时期, 都市经济繁荣发达, 它是“说话”业出现空前盛况的“暴风雨”时期。在宋代, 城市格局是居住与商业活动场所相混合, 替代了唐代的坊 (居住区) 和市 (商业区) 分离制, 热闹的“夜市”摒弃了唐代的“宵禁”, 再加上实行“禁军”制度, 大量的军人拥进了大都市, 长期驻扎, 这就使得城市的人口呈大幅度递增趋势。城市格局的变换、制度的允许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宋代都市的夜生活, 人们需要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供他们晚间娱乐。另外, 不断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他们中有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和较富裕的商人, 还有那些驻扎进来的军人, 等等, 他们在封建统治较为稳定、生活基本无忧的情况下, 即使在白天也十分需要一种适应他们口味的娱乐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少话本久佚不传, 而得以流传至今的作品又存在着断代不明的问题, 并且现存的作品有些完整无缺, 有些残缺不全, 总共不过数十篇。从这些话本当中, 我们可以找出宋代当时的很多社会生活方面的片段, 以便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宋代社会。
二、宋代新婚俗
婚俗是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宋代话本又是描写市民生活的现实之作, 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种种婚姻嫁娶场景, 内容丰富, 再现了当时的婚恋习俗, 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犹如一幅多彩的婚俗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具有很好的审美和民俗研究价值。在此, 笔者试从《西山一窟鬼》、《快嘴李翠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这三部宋代话本中看看宋代的“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拜先灵”等新婚俗。
(一) 相媳妇。
在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秀才吴洪在酒店, 把“三寸舌尖舔破窗眼儿, 张一张, 喝声彩”, “当日插了钗”, 不久便完婚。这篇话本形象地反映了宋代一个新婚俗的基本情况, 即相媳妇。
按照宋代礼俗, 男女两家互换草贴之后, 再互换定贴, 不久便定聘, 而北宋开封在互换定贴之后, 有相媳妇的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称:“若相媳妇, 即男子新人或婆往女家。看中, 即以钗子插冠中, 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 即留一两端彩锻, 与之压惊, 即此亲不谐矣”。[2]但相媳妇具有单向性, 男子可以直接参与, 而女子通常是不能在婚前瞧对象一眼, 更别提什么“相相公”之类了。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情况, 女子在媒人花言巧语之下往往会嫁错人, 婚后追悔莫及的大有人在, 如宋话本《张主管至诚脱奇祸》中就有反映:开封张员外“年逾六旬, 须发皤然”, 媒人将他的“年纪瞒过一二十年”, 把“小如员外三四十岁”的少妇说与他做妻子, 花烛之夜, 少妇发现真是情况已悔之晚矣。这段婚姻的受害者必定是这位不明就里的少妇。
(二) 坐花轿。
北宋南方迎接新娘开始使用花轿, 新娘从上花轿到下花轿经历三种仪式———起檐子、障车和拦门。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对这个婚俗有非常细致的描写。首先, 新妇上轿前要拜家堂祖宗:“员外道:‘我儿, 家堂并祖宗面前, 可去拜一拜, 作别一声。’翠莲见说, 拿了一炷, 走到家堂面前, 一遍拜一边道:‘家堂, 一家之主;祖宗, 满门先贤:今朝我嫁, 未敢自专。四时八节, 不断香烟。告知神圣, 万望垂怜!……’翠莲祝罢, 只听得门前鼓乐喧天, 笙歌聒耳, 娶亲车马, 来到门首。”接着, “张宅先生念诗曰:‘高卷珠帘挂玉钩, 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 富贵荣华过百秋。’”这段文字将花轿迎娶新娘和一些相关婚俗都描写得相当明确。
(三) 拦门。
宋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写道, 新人到夫家门前, “时辰到了, 司公念拦门诗赋:‘喜气盈门, 欢声透户, 珠帘绣幕低。拦门接次, 只好念新诗。红光射银台画烛, 氤氲香喷金猊。料此会, 前生姻眷, 今日会佳期。……’”此为拦门, 即在迎亲队伍回到男家门口时举行, 其仪式为不让新娘下轿进门。《梦梁录》称:“迎至男家门首, 时辰将正, 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 拦门求利市钱红。”乐官等人所念《拦门诗》是些吉利话, 除了上面话本描述的之外, 也有如“仙娥飘渺下人寰, 咫尺荣归洞府间。今日门阑多喜色, 花箱利市不许悭”。也有新郎请人代念《答拦门诗》, 欢乐而俏皮, 如:“从来君子不怀金, 此意追寻意转深。欲望诸亲聊阔略, 勿烦介绍久劳心。”[3]
(四) 撒豆谷。
新娘上花轿、进入男家房门之前, “阴阳人”或“克择官”手拿花斗, 斗中装着谷、豆、铜钱、彩果等物, 一边念咒文, 一边望门而撒, 孩儿们争相拾取, 叫撒豆谷。这一仪式相传始于西汉, 目的在于避“三煞”, 因迷信而成。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写道:“翠莲下轿, 本宅众亲簇拥新人到了堂前, 朝当日喜神的方向站定, 且请拜香案, 拜诸亲。合家大小俱见毕, 先生念诗赋, 新郎在前, 新娘在后, 先生捧着五谷随进房中。新人坐床, 先生拿起五谷念道:‘撒帐东, 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 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西, 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嫦娥面, 输却仙郎捉带枝。撒帐南, 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 双双绣带佩宜男。撒帐北, 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 月娥苦邀蟾宫客。撒帐上, 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 行见蠙珠来入掌。撒帐中, 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 红云簇拥下巫峰。撒帐下, 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 来岁生男定声价。撒帐前, 沉沉非雾亦非烟。香里金虬相隐映, 文箫今遇彩鸾仙。撒帐后, 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 莫作河东狮子吼。’”这应该就是我国记录最早的撒帐词了, 而此段话本记录的撒帐词与《翰墨全书》乙集所录的几乎完全相同, 可见宋代婚礼上的撒帐词是早就编好的, 便于司礼人员在婚礼上使用。撒豆谷和撒帐有相似之处, 目的也都是为了讨个吉利, 祈求夫妻生活的美满, 而两个仪式也易混淆, 后世逐渐合并。
(五) 拜先灵、喝交杯酒等。
宋代婚礼仪式还有拜先灵、喝交杯酒程序。参拜仪式主要有三, 一拜先灵, 又称拜家庙或庙见;二拜舅姑即公婆;三为夫妻交拜。司马光说:“古无婿妇交拜之仪, 今世俗始相见交拜。”[4]在撒帐后, 按照婚仪程序, 还有合髻与交卺。合髻又称结发, 新郎坐左、新娘坐右, 各以一绺头发, 与男、女两家提供的绸缎、钗子、木梳、发带等物, 合梳为髻, 表示夫妻从此白头偕老、命运与共, 因而结发成为恩爱夫妻的代称。交卺又称交杯或交杯酒, 盛行于唐代, 宋代更加细致化, 对于酒具、饮酒杯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喝过交杯酒, 婚礼即告结束, 但还有一些礼仪, 如拜门, 即新郎在婚后次日或三日、七日, 到新娘家参拜岳父、岳母;煖女, 即新娘出嫁后三日, 娘家前来送酒食;满月, 即庆贺新婚一月, 喜事才算最后操办完毕。这些礼仪, 在《快嘴李翠莲记》中都有描述。
三、结语
婚姻, 古时又称“昏姻”或“昏因”“婚姻”一词的起源有三种说法:汉朝的郑玄说, 婚姻指的是嫁娶之礼。在中国古代的婚礼中, 男方通常在黄昏时到女家迎亲, 而女方随着男方出门, 这种“男以昏时迎女, 女因男而来”的习俗, 就是“昏”“因”一词的起源。而婚俗则作为婚姻的附加体, 日益体现出超出婚姻本身的更多的内容。作为文学作品的话本, 被人看重的往往是其表现出来的文学性, 以及对于市民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 但作为反映市民文化的民间资料, 可以为史学家所参考、借鉴, 从而找出其更多的史学价值。宋代这些新婚俗的出现, 一方面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另一方面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 这是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渐满足的前提下对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的反映, 当然, 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种风俗也会逐渐简易化或者变更, 这同样是社会的需要。
摘要：宋话本的故事内容表达、人物形象塑造、语言文字描写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对于当时婚俗的描写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尤其对于“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拜先灵”等新婚俗的记录与描写, 更是为我们了解两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婚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宋话本,宋代新婚俗,市民阶层
参考文献
[1]胡莲玉.关于“话本小说”概念的一些思考, 2005, (01) .明清小说研究.
[2]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卷10.婚礼总序.
宋代音乐论文 篇5
一、抱虚守静——修心养性的手段和方法
宋代工笔花鸟画上承五代“徐、黄”二体而来,五代虽有“徐家野逸,黄家富贵”之说,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五代黄筌的《珍禽图》、徐熙的《玉堂富贵图》、滕昌佑的《牡丹图》,装饰趣味浓重,极具富贵意趣。宋代花鸟画整体上敷色渐淡、墨韵渐浓,即使是重彩设色,也是艳而不俗、火气尽去。清新典雅,淳朴自然,正是“朴不艳,温静而无火气”的境界。《宋书·隐逸传》记南朝的宗炳:“(宗炳)善琴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宗炳因“老病”不能游乎山水之间,不能“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了,无法在悠游山林、游戏笔墨间体悟自然之美,所以“卧以游之”。不仅仅是宗炳,邓椿说:“虚静师所造者,道也,放乎诗,游戏乎画,如烟云水月,出没太虚,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理者也”(《画继》)。“放乎诗,游戏乎画”,几乎是文人们师造化、悟大道的基本手段。“游戏”本身就有“放逸”的意思,所以吟诗作画也是文人们追求自由心态和虚静境界的过程。
宗炳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和邓椿“虚静师所造者道也,游戏乎画”指向的都是“道”这个老庄哲学的最高范畴,也反映出画家在作画或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澄怀”、“师造化”以至“观道”。“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灵,是审美主体试图超脱纷扰的世事,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甚至摆脱政治、伦理的束缚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心境。《庄子·齐物论》中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为“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可见,虚静与澄怀都是吐纳天地、观照万物的必要前提,所以邓椿才说“虚静师所造者道也”。
观宋人花鸟,尺幅之间,大气堂堂,一花一叶,皆与天地相通。精工而大雅,无一丝人间烟火气息。这与古人作画时保持内心平静清澈,心智专一的虚静心态不无关联。美学家宗白华说,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两元。艺术创作过程中虚静的心态,体现了画家对洗涤心灵尘垢,实现对真实自我的复归和超越的主动性。宋人花鸟画以花花草草、虫蝶鸟兽为描绘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映射,这也是我们观宋人花鸟,触目之处尽是天真无邪的原因所在。
二、淡泊明志——知识分子的人生精神
“夫虚静恬淡寂寞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庄子美学将虚静恬淡奉为至美。“淡”者,于物是谢绝繁华喧闹,于人是淡化外欲后心境平和的审美状态,宋人的工笔花鸟画也追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的艺术风格,这种恬淡平和、宁静优雅的艺术风格也是中国画家精神气质的体现。苏轼对工笔画也有如此看法:“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宋代佚名的《出水芙蓉图》,刻画了一朵红莲,一尘不染,妩媚雅洁,亭亭玉立,画内画外荡漾着荷塘恬静迷人的气氛。画家更注重表现的是荷花品性孤高,不为俗世所染的品质,使此花的意韵盎然于画面之外。此种感受,都是与宋人恬淡平和的心境和托身于物、寄情于画的审美表达相契合,正如唐代司空图所说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诗品二十四则·典雅》),画家和画都应该像落花那样冲和淡雅。
徐复观认为,“庄学的精神,必归于淡泊”。在列举了若干关于“素朴”、“纯素”的《庄子》文后,他说:“上面的材料当然说的是人生的修养工夫、境界、而纯素的概念,同时即可以作为由‘恬淡寂寞’的人生所流露出的纯素之美。‘纯素’的另一语言表现,即是后来画家、画论家所常说的‘逸格’或‘平淡天真’。”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庄子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的,但他的人生精神却是艺术的。艺术中的平淡,还有淡逸、疏淡、冲淡等,都是庄老人生哲学中“恬淡寂寞”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但在宋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儒家文化仍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着对政治生活、功名利禄淡然处之的道家精神倾向;另一方面,又具有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品质。这导致了庄老淡逸思想在宋代文化中的蜕变:大多数知识分子把“淡泊”看成是一种高尚的人格风范,以区别于世俗的追名逐利,强调通过精神和心灵的修炼达到“淡泊”的心态,避免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迷失自我。因此,“淡泊”被视为个人的人格修养,被规范在一种特定的范畴中而并没有推向“虚无”。在这里,“淡泊”与其说是世界观,不如说是人生观;与其说是价值观,不如说是审美观。所以,宋人的人生哲学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反映在艺术中也是如此。
浅析宋代女性诗歌 篇6
中国是诗的国度, 先人为我们留下的佳作浩如烟海。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 流传下来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历历可数, 能够千古留名的更如凤毛麟角。但宋代是中国女性诗歌的又一个高峰期, 宋代女诗人创作队伍主要由官妇和妓女构成, 而且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官妇创作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大。号称宋代四大女词家的李清照、魏夫人、张玉娘、吴淑姬基本上都属于大家闺秀或官妇。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不完全统计, 宋代女子诗词集有三十余种, 虽然现在大部分亡佚, 但从中可以看出大多为官妇所作。宋代繁荣兴盛的市民审美文化, 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声, 给女性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宋代女性开始以自己的眼睛和大脑, 观看、思考和认识自己存在的世界, 在宇宙自然界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探讨、确定女性自己的位置。她们不再愿意扮演被礼教绳索控制的丧失个体意识的傀儡, 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和执著, 寻找属于女人的真实生活,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 在女性文学史上, 刻画了女性新的形象, 写下了女性新生的光辉篇章。
一、咏史诗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类。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 有很多种名称, 诸如述古、怀古、览古、感古、古兴、读史、咏史等, 有的直接以被歌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标题, 这些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都是以历史作为诗人感情的载体, 史情紧密结合, 因此我认为它们都属于广义咏史诗的范畴。如果给咏史诗下个定义的话, 那么凡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凭吊或借国家兴亡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 都可以称作咏史诗。然而, 咏史诗自正式创立以来, 却一直鲜有女子问津。这一方面固然系封建社会女子受“女不言政”的礼教限制所致, 另一方面则由于咏史诗的创作本身需要作者除具深厚的文学素养外, 还要求兼备史实、史才、史识, 而这往往是女性作者所缺少的, 因此一直少有女子闯入这一创作领域。然而,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发生了改变, 几位志存高远、才情卓绝的女作家大胆地进行尝试, 均创作出了寓意深刻、特色鲜明的咏史佳作。
李清照, 南宋杰出女文学家, 创作过作过不少咏史诗, 流传下来的有:《乌江》、《咏史》、《题八咏楼》、《钓台》等。其中《咏史》:“两汉本继绍, 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 至死薄殷周。”通过两汉之际王莽篡政的历史回顾, 对由金人扶植的伪齐、伪楚政权进行了痛斥, 对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民族气节的人士进行热情的赞颂。《乌江》:“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此诗另有题作“夏日绝句”, 李清照南渡之后, 建炎三年 (1129) 年赵明诚罢守江宁, 李清照与丈夫乘舟去芜湖。沿江而上时经过和县乌江 (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处) 。该诗可能作于此时。李清照在这首诗中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楚汉之争中最后以自刎而结束了生命的楚霸王项羽表示了钦佩和推崇。这首五绝通过歌颂一位失败的英雄———项羽, 表现了诗人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 对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也是一个有力的讽刺。
与李清照并称为宋代女诗人双子星座的朱淑真, 其文化质性与李清照有很大的悬差, 是一个“典型”意义十足的女性作家。她不像李清照那样, 很少与外界接触, 生活在深闺之中, 但她也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生活, 朱淑真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小我”的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寂寞孤愤, 她也写了一些咏史诗, 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如《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晁错》等, 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一言请削独干诛”的晁错。
二、咏物诗
所谓咏物诗, 就是那些以大自然中的景物、器物、动物或植物等为描写歌咏对象, 抒发作者思想感情, 寄寓作者襟怀抱负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千百年来, 咏物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和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和普通百姓, 女性诗人自然也不例外。但封建时代的妇女从幼到老大多数生活在家庭的小圈子里, 闺门限制了她们的视野, 因此她们所能猎获的题材范围只能花草虫鱼、气候节令、家庭婚姻等。
1. 以写花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 古代女性诗词是写花咏花的诗词。爱花之心, 爱美之性, 人皆有之。而由于女性更爱花, 花无疑是女诗人们笔下的常客。因花感叹, 对花垂泪, 几乎成了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
写花写得最好的当推宋代女诗人。谢景山的妹妹谢希孟嫁给陈安国为妻, 她的诗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 欧阳修曾作序, 评她的诗“隐约深厚”, 认为很有古代幽闲淑女的风采, “非特妇人之能言也”。谢希孟今存一首《咏芍药》:“好是一时艳, 本无千岁期。所以相谑赠, 载之在声诗。”谢希孟还写了歌咏牡丹、蔷薇、凌霄、朱槿、蝴蝶花等多名花诗, 如写牡丹道:“为花虽可期, 论德亦终鲜。”写蔷薇道:“勾牵主人衣, 一步行不得。”不仅写出了花的特征, 而且写出了花的“神”, 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所能比拟的。
宋代最著名的两位女诗人朱淑真、李清照都是咏花的专家。朱淑真最爱的梅、竹, 在她的诗词中我们可看到各色各样的花卉。她热爱百花, 百花于是在她的诗词集中盛开。如《惜花》诗写道:
生情赋得春心性, 剩选名花绕砌栽。客到且堪供客眼, 诗悭聊可助诗才。供丛高架随宜有, 浅紫深红次第开。便做即今风雨限, 要看香艳绣苍台。
此外, 她的《移花》、《牡丹》、《黄芙蓉》、《后庭花》等都在“花”上寄寓了较深刻的意蕴, 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而李清照写花往往并不描摩花的形态, 而是用淡淡的笔触点出花的某一特色或品格, 将其融入浓浓的诗意中, 读来别具韵味。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夜风雨, 海棠花“瘦”了, 自然使我们想到“浓睡不消残酒”的女主人, 也和海棠一样瘦了。
2. 以写月为例。
月亮是古代诗人笔下常见的景物, 把月亮写到极至的当推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以月为主, 把春、江、花、夜等五种景物所体现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在宋代出身青楼却颇具文学才华的女诗人温琬所作的《雪夜观月》可谓异曲同工。诗中写道:
天寒雪月相辉映, 此夕家家尽玉妆。梅老不收千里艳, 桂新推出一轮香。诗心挨晓吟晴景, 木冻摇风拂冷光。天上人间都作白, 余辉思借读书堂。
与月色为伴的是那皑皑白雪, 雪月交相辉映, 一片皎洁晶莹。天地间映照出一个如玉的世界, 诗人感受到大自然一尘不染的洁净美好。诗到此本已呈现给读者一种独特的意境,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晶莹皎洁、一片银色的天地间却有一束冷艳的梅花傲然挺立着。在温琬的这首诗中,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诗歌带给读者的“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意境。
三、抒情诗
作为诗歌一种的抒情诗以集中抒发诗人在生活中激发起来的思想感情为特征, 主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反映生活。在古代, 女子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 其精神也处于压抑状态, 但“情有所感, 不能无所寄, 意有所郁, 不能无所泄”, 在苦闷沉默中诗词成为她们寻求解脱、抒发性灵的工具, 也使她们真挚强烈的感情得以宣泄, 自然宋代女诗人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来说, 婚姻与家庭是中国古代妇女诗赋的“第一主题”也是永恒主题。宋代女诗人的文学创作自然以婚姻、家庭为主, 她们的情感宣泄也大多是内心世界在纸上的宣泄。
在宋代, 由于一方面礼教强化, 另一方面爱情诗从唐以后日渐转向长于描述情爱世界的词体, 因此反映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作品并不多, 而且多写得含蓄、内敛。但有一个人却例外, 她就是朱淑真。她清才丽质, 多才多艺, 幼年时就创作《秋日偶成》, 诗中写道:
初合双鬟学画眉, 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诗中直接表达出这位宦家女的择偶志愿:有共同语言、学识方博、风流调悦的萧史一类人物。语言清新, 意境悠闲, 活脱脱显现出一个温柔浪漫的少女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但是在封建社会,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社会道德的约束, 婚姻的缔结一般是由父母包办, 这样才子佳人式的主观爱好只能退居其次, 朱淑真也不能摆脱这个锁链。朱淑真在19岁那年由父母做主, 嫁给了一个俗吏, 丈夫平庸而无情趣, 这对于多愁善感的诗人朱淑真来说, 实在是灾难。于是, 她不得不把满腹情怀付诸丹青、寄予诗词, 在淡淡笔墨间, 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嫣然极致的女子, 幽居深阁, 独自泪垂, 忧伤着, 叹息着, 企盼着, 又无奈着。期间她创作了诗歌《愁怀》:
鸥鸬鸳鸯作一池, 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 何以休生连理枝。满眼春光色色新, 花红柳绿总关情。欲将郁结心头事, 付与黄鹂叫几声。
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淑真对于丈夫的态度是极其鄙薄厌恶的, 同时她也为自己命运的不幸感叹和不甘。她陷在痛苦的深渊里不能自拔, 只能用笔书写着内心的悲情, 这种种无可奈何的悲哀情调, 构成了她《断肠集》的主旋律。
由上可见, 两宋时期曾有一批成就斐然的女诗人, 她们曾创作过大量的诗作。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女性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作品不易流传, 但从现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用诗歌吐露自己的心曲, 从女性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 在诗歌史上谱写了不可缺少的乐章。
参考文献
[1]苏者聪.宋代女性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李清照.李清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朱淑真.朱淑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傅璇琮等.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1998.
论中国宋代小报 篇7
关键词：宋代小报,邸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报纸的国家, 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开元杂报》。中国报业的历史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其中中国古代报业史是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研究中国古代报纸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官方的邸报, 一条是民间的小报。中国的报业体制一直遵循的是官报体系, 这种体系自唐代开始就非常成熟了。唐代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一级官报, 是经由各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 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 这种报纸或者说报状, 是朝廷用于政令上传下达的工具,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老百姓可以享有的报纸, 它有严格的经纬界限, 只有个别身居要职的官员才能接触到。到了宋代, 官报体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朝廷将唐代由各藩镇自置的进奏院归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报组织系统, 通过“进奏院状”、“邸报”两级形式传播, 传报范围到达州县, 在这个时期, 与之相对的非官方报纸———小报的身影开始在民间出现。小报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 它脱胎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 宋代小报产生的原因
宋代是政局动荡的一个朝代, 人人各怀鬼胎, 而且越是政局不稳就越需要来自于皇宫里的绝密消息, 不论是各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 无论是为了夺权夺利还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消息成为大家抢夺的重点。另一个方面, 宋朝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市民文化活跃, 在某些市场上, 邸报甚至开始作为一种商品公开出售, 这种利益的获得驱动了小报的产生。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提到南宋临安各类商店的时候, 涉及到一种“供朝报”的店家, 显然这类店铺是以出售朝报为业的, 而且是面向市民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宋代实行了极为严格的新闻管理和检查制度———定本制度, 不断加强当局对邸报的控制, 使很多消息的公开都受到了限制, 人们不可能满足于一种对于消息耳聋目瞎的状态, 需要更及时地了解官场上的各种动态, 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 宋代在官方的定本范围内、邸报以外, 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报纸形式———宋代小报。
(二) 对宋代小报的分析
小报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 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非官方报纸, 本文从报纸的角度对于宋代小报做全面的分析。
(1) 小报的传播者
北宋时期, 由于朝廷政党之争激烈, 官场中人对朝廷的各种信息特别是人事变动分外留意, 出现了各地进奏官通过伪作家书等方式透露未经政府核准的新闻, 但毕竟还是少数。到了北宋末年, 内忧外患、政局动荡, 各级官吏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更加关注朝政, 而邸报不但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反而加紧封锁战争和主战派言行等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 小道消息的传播终于从少数人的秘密活动变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宋朝小报的信息制作者大部分是政府官员, 包括中央各个官署的下级官员、大吏的差官、新贵的家人和进奏官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后来有了专门制作传播小报的人, 但是由于信息来源的狭窄和稀少,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获得消息, 所以出现了“探官”一类人, 而且还根据新闻源进行了分类———探听宫廷、中央机关和各级官署的内部消息。在这里可以看出, 宋代后期小报的经营者和传播者中出现了职业化分工的端倪。
(2) 小报的受众 (受传者)
宋时小报的受众很广, 有京官也有地方官和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皇室成员和社会上关心朝政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总体而言, 小报的传播对象集中在社会的较高阶层, 无论是其传播内容, 如政令和皇上的谕旨诏令, 还是其传播的介质———文字, 都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 所以它的受众面比较窄, 但是相较于邸报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
(3) 小报的传播媒介
宋时的小报是与邸报相对应的一类非官方报纸的统称, 所以在传播方式上, 各报纸也有着很多不同, 在具体的发行形式上是以手抄为主, 也有不少是印刷的, “印卖都市”, “镂版鬻卖, 流布于外”和“京城印行, 绕街叫卖”都是对于它的描述。从流通速度来看, 其传播效率是很高的———“日出一纸”, 但有的时候由于受到控制, 这样的流通速度会被打断。宋代的小报发行渠道主要是依附于邸报, 小报的经营者大部分能够出入进奏院, 即能够使用进奏院传报系统。
(4) 小报的传播内容
小报的内容和邸报有着很大的重合度, 主要传播“今日某人被召之类的朝廷动态”、“某日某人罢去, 某人迁除”之类的管理人方面的消息, 以及皇帝的谕旨诏令、“朝廷大成至奏议, 台鉴之章疏, 内外之封事”等时事性政治材料。小报本身没有言论, 只是通过它所选刊的文件和消息来表示它的倾向。小报之所以受到重视和欢迎, 是因为它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封锁, 打破了邸报的一统天下, 满足了一部分士大夫对朝廷政事信息的需求。
和官报比起来, 小报的内容有两个特点:第一, 消息比较灵通, 新闻的时效性较强。当时人说它“以先得者为功”, “命令未行, 差除未定, 即时誊播”, “每遇批旨差除, 朝殿未退已传播”。第二, 所发表的大多是中枢部门还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其中或是“朝廷未报之事”, 即“邸报”还没有发表的消息, “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 即朝廷方面还没有认可执行的官员们的建议。由于小报没有把关人, 而消息又往往得之于“寺院之泄露”和“街市之剽窃”, 经常“以虚为实, 以无为有”, 传报时又从不认真核实, 因此难以做到十分准确, 在一些小报中还经常出现撰造、妄传和伪撰的现象。
有学者说过, 小报自产生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命运。虽然是这样, 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人群中, 小报还是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比如在南宋时, 小报曾报道过南宋人民抗金的消息, 甚至披露当时主和派当权者卖国投降的奏章等内容, 如御史胡铨恳请皇帝“斩秦桧以谢天下”奏疏案,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报经常被政府官员中在野一派人所用, 刊载一些对当权者不利的消息和时事政治材料。但是作为一份非法报纸, 小报不可能在社会上公开流通和传播, 传播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再加上其自身的局限, 所以小报带来的社会影响就只有上文所说的这一点, 更不用说能在大范围内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了。
总的来说, 小报作为一类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真实地存在过, 它对于当时的宋朝并没有带来大的社会变革, 却给后来的中国报业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第一, 宋代的小报报人们首次打破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言禁, 为我国的新闻自由写下了第一页。虽然说小报的兴起是经济利益追逐带来的产物, 报人们无非是为了办报挣钱, 但从客观上讲小报也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小报的办与禁之间, 报人们在为新闻自由作斗争。第二, 小报相对于邸报具有更强的新闻性和先进性, 是一份具备了部分近代报纸特征的报纸。相对于邸报而言, 小报的时效性更强、发行范围更广, “不仅限于京都附近, 且传遍于州郡”。与邸报相比, 小报还具备了一定的商业性, 这一点在前文小报产生的原因中已经有所论述, 小报本身就是宋朝商业繁荣、人们对信息需求量与日俱增的产物。另外, 小报还力求冲破当局的限制, 通过对时事的报道以及对政局动荡、战乱连年、民不聊生、中央政权名存实亡的描述, 揭露了朝廷腐败与黑暗的一面, 具有更强的先进性, 这种新闻性和先进性, 对于后期我国报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 宋时的小报到后期, 报人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宋光宗时期一段对于小报的描述:“期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 皆私衷小报, 率有泄漏之禁, 故隐而号之曰新闻。”明确指出了小报和内探、省探、衙探的关系, 把报纸和新闻两个名词联系了起来, 这种职业的分工也使我国报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宋时小报首创了我国民间办报的先河, 后期清代的小报、民国时期的小报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无论宋代的小报最后的命运如何, 是否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 它都开创了一个时代:我国古代报纸由封建官报一统天下局面的被终结, 是民间办报史的开端,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皇甫雯, 《探析宋代小报出现的原因》[J].《东南传播》, 2009 (6)
[2]周军玲, 《宋朝的“小报”》[J].《采写编》, 2007 (5)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通简史》 (第1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宋代武举制度钩沉 篇8
一、宋代武举制度的历史沿革
大宋建立之初, 敢于打破前朝封建等级传统, 在武举制度上开创性地向民间选拔德才兼备的武将精英, 为平民改变封建等级身份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是, 由下派官吏具体负责寻觅、考察民间符合应试条件的人, 或者通过自荐也能获准直接参加殿试, 没有经过层层考核筛选, 造成了应试人员质量参差不齐, 甚至整体毫无质量可言的局面, 必然导致赵匡胤通过武举选拔武将努力的失败[1]45-46。
宋仁宗继位伊始即设立武学制度, 从专门的武艺学校里选拔武将人才, 但该制度没过几年便告终止。公元1030年, 宋仁宗在武殿亲自对12位武举人举行殿试。首先用骑射之术考察每位武举人的基本武艺能力, 再用策论成绩筛选淘汰一部分, 最后以弓马技艺分出高下。可见, 宋仁宗时期的武举制度较宋朝之初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具有了正规化和学术性的特点。
南宋建立以后,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与北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逐渐走向衰落的武学对武举制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南宋开朝皇帝赵构对此忧心忡忡, 认为武学的衰落废止造就的只可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偏才, 对国家安全也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因而赵构极为强调和推崇文武一道的思想, 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没有太大作为。这或许与南宋初年兵荒马乱, 国家亟待从经济方面重新建设而忽视了武举制度有关。
公元1167年前后, 先后有数名朝中大臣向宋孝宗赵昚谏言, 应允许武举进士的前几名入伍从军, 第一名可担任军中将领。宋孝宗赵昚迟迟未予采纳, 皆因朝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后来由于中书蒋蒂的极力谏言, 朝廷上下经过激烈争辩, 赵昚采纳了蒋蒂等人的主张, 颁布诏令招揽武举进士优秀者从军, 并任命进士前三名为军中高级将领。但宋光宗继位后, 原本就重文轻武的情况更加严重, 甚至普遍出现了武官不习武艺、不究兵法, 反而一心习文的怪象, 很多武官都虚有其表, 实乃文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武举制度被宋光宗废止。武举制度在赵扩统治时期被重新恢复, 但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犹在, 武举科考时舞弊行为十分普遍, 导致通过考试的人大多都是滥竽充数、名不副实, 所选武将人才的质量大大降低。至宋理宗赵昀时, 武举制度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让赵昀痛下决心实行改革, 但要扭转武举制度乃至借此扭转整个南宋国运的颓势为时已晚, 随着南宋的衰亡, 武举制度也就此暂告一段落。
二、宋代武举制度的主要内容
文人贡举在宋代分为解省殴二试, 另有阁殿二试为制科。而宋代武举则分为解省殿三试, 此外还有一科比试, 即于解试前举行的一种格试, 也被称之为引试。比试由兵部负责在京师组织进行, 帅司负责主持。考试内容分程文和武艺两项。参加比试的武举人数一般被限制在200人以内, 但边疆地区由于战事需要而不受此限。解试由兵部负责主持, 解额也由兵部经解试后发放, 解额每次大约为70至80人。与比试类似, 解试的考试内容分为程文和弓马武艺。其中, 程文考试考查的是武举人对历代著名兵法的掌握和理解, 或者考查武举人的谋略能力;弓马武艺, 顾名思义, 考查的是武举人骑马射箭等实战技艺。如果武举人程文策论成绩优于弓马武艺成绩, 则发解为平等;反之, 则发解为绝伦。省试一样也分为程文和武艺, 通常也被称为兵部试。其中武艺考试内容包括弩踏、弓步射、刀枪器械、马步射, 而马步射的成绩所占比重最大。兵部试的地点在北宋时期一般于军营内进行, 南宋时一般在皇宫大殿前进行。考试程序为先武后文, 弓马武艺不精者不能参加程文考试。程文考试的内容分墨义和策问两部分。所谓墨义, 是指释义兵法, 用自己的理解或引述前人的观点阐述兵法大义, 分两次考试, 每次考题为十道;所谓策问, 是指针对某一经史书籍中所涉兵事或者某一时政论述自己的看法, 论述文字不超过700字[2]82-83。宋初时策问题目仅有一道, 后来改为两道。宋代武举殿试机制是从宋仁宗创始的, 考试内容以策问为主, 弓马武艺为辅。
前文所述武学也是宋代武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设立于公元1043年, 三个月后被废。公元1072年宋神宗在武成王庙复建武学。宋徽宗还于州县一级设置了武学。南宋初年武学被弛废, 至公元1146年才于临安府重建, 同年由兵部设武学条格。能进入武学的一般有两类人:一是三班使臣, 二是文武百官子弟或由朝中重臣举荐的非官宦子弟。北宋时期, 具有初定入学资格的人一般先要经过弓马武艺考查后才能入学, 但由重臣举荐的人可免试入学。南宋时期, 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后方能入武学。北宋武学学制三年, 分外、内、上三舍, 共约200人, 其中约100人为外舍生、约70人为内舍生、约30人为上舍生。南宋时武学总人数被限制在100名以内, 其中外舍生不超过70人、内舍生不超过20人、上舍生不超过10人。而上舍生还被分为了三个等级, 上等上舍生可直接被授予官衔, 中等上舍生可以省试免考, 下等上舍生可以解试免考。在武学中, 武学教官被称为教授, 一般由军中资深将领或文武百官中精通兵法的人担任。宋神宗时期, 教授称呼被改为博士, 武学校长被称为通判或判学, 并设武学谕机构负责武学除授课以外的日常管理工作。宋代武学的所有经费都由朝廷专款拨付。
三、宋代武举制度的历史评价
1. 历史局限性。
宋代武举制度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实属宋代太学制度和文举的派生物。重文轻武使武举考试中的程文策论部分一般都要重于武艺考试, 单纯靠武艺或军事才能很难在武举中脱颖而出。很多身体原本柔弱的文人借先考文举、再考武举的时间差, 短时期内强练弓马武艺、熟读兵书, 不少人文举未中却中了武举[3]108-110。而中了武举进士之后, 他们只作文章, 不习弓马, 还有一部分人靠拉帮结派、拉关系送礼谋求军中或朝中要职, 基本违背了武举制度为保家卫国选贤任才的初衷。
2. 历史影响。
宋代专门培养武将的武学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和军事教育的一次重要创新。它使用《武经七书》作为统一的教材, 增强了武举后备人才的武学修为, 为他们后来为国血战沙场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也是宋代武举制度的一大特点。但宋代武学所办规模很小, 人数最多时也仅为200余人, 且建制屡遭废止。因而与人数动辄成千上万的文举学校体系相比, 武学的影响和地位十分有限。但无论如何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新的一面, 也多少为宋王朝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宋代武举制度开创了殿试, 说明重文轻武大环境下, 朝廷对武举依然有所重视。殿试的考试周期一般为三或四年一次, 基本都由皇帝亲试。弓马骑射技艺和程文策论都由皇帝亲自考查。而武状元的产生除了根据各科成绩排序之外, 最重要的是由皇帝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钦定。尽管存在一些人为因素, 但宋代武举制度从形式到内容的机制化对后世武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于中国武举制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 本文拟探析宋代武举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 进而就其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影响作出评价。
关键词：宋代,武举
参考文献
[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57.
[2]李之才.科举与古代文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