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俗文化新探（精选4篇）
宋代民俗文化新探 篇1
作为一场媒介革命, 雕版印刷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既有的思想史及文化史著作往往过分强调活字印刷术而忽略雕版印刷术的功用。事实上, 恰恰是雕版印刷术而非活字印刷术, 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汉字的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恰如柳诒徵先生所说:“雕版印刷术之勃兴, 尤与文化有大关系。”[1]488它不仅是我国实现从中古时期向近古时期变革的一项根本动因, 而且从文化普及、学术形态、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推动了宋代文化的整体转型。
一、雕版印刷术:一场未获公认的媒介革命
一般来说,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往往指的是“活字印刷术”。事实上, 我国古代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制的书籍数量极少, 绝大部分书籍是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论及中西方印刷术时, 往往认为:汉字数量庞大, 不适合使用活字印刷;西文字母数量有限, 适合使用活字印刷等, 并以此来说明印刷术在中国远不如在欧洲那样成功。以此论述“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基本贴合史实, 自然无可厚非!然若据此而否认印刷术特别是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知道, 雕版印刷术产生自唐初, 成熟于唐代后期, 自五代起始大规模应用, 在宋代达到鼎盛。自五代时期直到近代, 雕版印刷术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普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通过与科举取士的互动, 推动了古代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士人阶层的更替;它随着坊市制度的废除和纸币的印行, 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 它还引发了宋代知识形态的根本变革, 促进了“宋学”的崛起, 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勃兴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萌芽。
培根指出, 印刷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况”。他忠告人们:“要注意印刷术的威力、效应和后果。”[2]103这一忠告在印刷术的故乡似乎并未得到积极回应。雕版印刷术自五代时期大规模运用以来, 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几乎无人问津。印刷史家斯坦伯格说过, “如果没有考虑印刷术的影响, 任何想要充分了解政治、宗教及经济事件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 任何想要充分理解社会学、哲学和文学运动的尝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此, 我们应该对雕版印刷术这项重大的技术变革进行重新评估, 以尽可能详尽地说明其对多种形式的历史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值得说明的是, 加拿大媒介批评家麦克卢汉在《谷腾堡星汉》一书中创造性地阐明了印刷术对人的思想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思路, 以及他开创并熟练运用的媒介研究的“后果范式”, 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跋涉和探索开辟了道路。
二、印刷术与宋代文化知识的普及
关于印刷术的影响, 争议最小的是其对学校教育的推广和文化知识的普及。印刷术发明之前, 由于无法提供副本相同、数量足够的教材, 书本自然属稀缺资源, 相应的教育必然是等级教育。以魏晋时期为例。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 明确要求“先尽高门, 次及中第”[3];西晋咸宁二年 (276) 立国子学, 要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 若散骑常待、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 乃得召试”[4];西晋惠帝元康元年 (291) 规定, “学官第五品以上, 得入国学”[5]。只有在印刷术发明后, 出版大量相同副本的书才成为可能, 书籍的获取才容易实现, 文化知识普及才变得可能。宋代刊刻的书籍遍及各个知识领域, 推动了文化普及。《宋史·邢昺传》载:景德二年夏, 真宗到国子监视察, 问及书籍刊刻情况, 邢昺答说:“国初不及四千, 今十余万, 经传正义皆备。”即是说, 宋初书籍数量还很少, 但在建国之后四十年间, 刻印书籍数量已激增至原来的二十五倍之多。当时所刻书籍, 不仅“有定价出售”, 而且国子监刻印的书籍, 也“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 且“工价低廉”[6]。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凡书市之中, 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处, 则抄本咸废不售。”[7]宋代史料证实了这一说法, 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十分之一[8]。书籍的大量印制和低廉的销售价格, 为文化知识的普及提供了必要条件。
刻印副本相同、数量庞大的各级各类教材, 让学生有书可读, 是实现文化知识普及的关键。神宗熙宁八年, 王安石主持编订《三经义》, 改变了“谈经者人人言殊”[9]的状况, 使得“一时学者, 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 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 一切废不可用”[9]。到了南宋, 教材体系更加完备, 从小学到大学, 均编订完成了较为完备的教材系统。仅以小学阶段为例。当时小学已出现了由识字课本、文史知识课本、政治伦理课本构成的教材体系。自宋末起至民国初年, 识字课本以《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最为流行, 而宋代就贡献了《百家姓》和《三字经》两本。宋代还为儿童专门选编了诗赋和文史知识课本《千家诗》, 它与《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千”, 成为自南宋至民国最受欢迎的小学教材。
大量经典、文集和统一编订的教材问世, 也为全国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推广和读书风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胡瑗尝言:“国初承五代之乱, 祖宗留意庠序之事, ……于是新太学立三舍, 订经义, 立师儒, 而天下学者知所从。哲宗因之, 外至郡邑, 率令立学, 选贡士, 诸路使者提其事而督察之”[10]。庆历四年, 宋仁宗接受范仲淹建议, “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 学者二百人以上, 许更置县学, 自是州郡无不有学”[9]。当时, 不仅国家在各地设置各级各类官学, 而且民间书院也大量开办。许多书院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有博学鸿儒主持教学, 大量读书人不远千里到著名书院求教问学。艾谦在镇江讲学时, “来学者肩摩袂属, 既户外屦满, 无所容席”[11];倪天隐“晚年主桐庐讲席, 弟子千人”[12]。至于各地开办的私塾与蒙童学馆, 更是数不胜数。临安“都城内外, 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 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 每一里巷须一二所, 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13]。即使是“远山深谷, 居民之处, 莫不有师有学, 有书史之藏”[14], “虽穷乡僻壤, 亦闻读书声”[15]。甚至连妇女亦可阅览群书, 引经据典, 以致司马光说:“为人皆不可以不学, 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 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 略通大义。”[16]
可以说, 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 文化传播日益迅速, 知识传播渐及民众, 以至宋代文化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文化不再被少数士族大家把持, 而是“从都市扩展到乡村, 从中心地域辐射到周边地区, 从上层士人传播到下层民众”, 并且, 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 社会生活随之发生改变, 用葛兆光的话说, “这是社会从野蛮转向文明”[17]358的重要标志。
三、印刷术与新型知识形态“宋学”的形成
恰如麦克卢汉之著名断语“媒介即信息”所揭示:媒介本身的变革, 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服务环境, 进而规定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认识方式, 由此引发的是一切社会模式随之调整及文化知识形态的全面变革[18]15。印刷术发明以后, 在主导感官上, 由先前主要依靠听觉转向主要依靠视觉;在知识传递模式上, 印刷术使得先前主要依靠口耳相传被主要依靠静默式阅读和思考所取代;在信息储存方式上, 使得知识存储由先前主要依靠大脑和记忆, 转向更多地依靠印制文本。雕版印刷术发明所带来的这种知识储存方式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自然会引发建基于其上的知识形态发生相应的变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言, “自汉京以后, 垂二千年, 儒者沿波, 学凡六变”, 但“要其归宿, 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 互为胜负”。在汉代以简牍为知识载体的时代, 由于“书皆竹简, 得之甚难”[19]131, 可供支配的简牍数量极其有限, 知识普及程度普遍不高, 在多数人不识字, 且书籍罕见的时代, 人的记忆力之强往往令现代人难以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 “若不从师, 无从写录”[19]131, 知识只能靠口授的方式传播, 以致“古之学者, 耕且养, 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 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 三十而五经立也”[20]94。自5世纪初“以纸代简”到10世纪雕版印刷术被政府大规模运用之前, 手抄本一直占据书籍的主导地位。由于“手抄本是高度触觉化的产物”[21]90, 抄写文化相当程度地保留了人类感性的听触觉模式, 故在由汉至唐的竹简本或手抄本时代, 强调的是人的听觉———触觉感官, 此期的知识或学术形态也就相应地建立在口传文化和听觉———触觉感官的基础之上。这种强调听触觉的知识传播方式, 自然使得由汉及唐的学术形态即“汉学”讲究师承家法, 偏重记诵之学, 拘于章句训诂, 不敢越一家之言、一经之见。
麦克卢汉认为, “印刷术的发明, 让视觉拥有强大的先天优势”[21]166, 由印刷术所引发的资讯量暴增, 更让人倾向以视觉化的方式建构知识, 与此相应, 印刷时代的文化或知识形态也就建立在视觉感官的基础之上。五代以后,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大规模运用, 许多过去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的经史典籍, 现在变得多而易得, “学者无笔札之劳, (即可) 获睹古人全书”[9], 不仅“购买极易”[19]131, 而且可通过租借方式获得。自此, 知识分子再“无汉以前耳受之艰, 无唐以前手抄之勤”[22], 他们得以从口耳相传、手抄记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知识传输模式从原来的口耳相传转向视觉模式后, 人们不再依靠耳朵来确认真相, 而是依靠眼睛来把握真理。正如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先生所说, “汉人无无师之学, 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 音训备具, 可视简而诵也”[19]131。反映到学术上, 则是建基于印刷文化和视觉模式上的“宋学”这一独特知识形态的崛起。宋代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20]94, 不再拘泥于口耳相传的诵记训诂之学, 而可以广泛阅读、综合比对, 从而推动了宋代学术的整体变革。他们能够在汇通百家的基础上, 兼容儒释道三家, 强调铺张学问和点化陈腐, 倡导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 进而促进了不同于“汉学”风貌的新型知识形态——“宋学”的崛起。
尽管宋代雕版印刷术仍是一场未获公认的媒介革命, 但其所引发的信息传递和储存方式的变革, 不仅促进了宋代的文化普及, 而且推动了“宋学”的形成。刘子健先生曾说, “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 以南宋为领导模式”[23], 其潜在指向是:中国现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及情感方式发端于宋代。与此相关的突出现象是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普遍应用。因此, 如果说谷腾堡活字印刷术为西欧的现代变革提供了动因的话, 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 从文化普及、学术形态、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推动了文化的整体转型, 开启了我国现代性经验的源头, 并呈现出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性模式。
宋代民间体育休闲文化发展 篇2
1、宋代社会文化风尚的变革
1.1、市民阶层的兴起
两宋时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农业上呈现出繁荣之势, 商业也日渐发展起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增加了城市的人口, 同时大都市打破坊市制, 解除了对空间的严格限制。都市的经济飞速发展, 经济功能不断增强, 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意识的觉醒, 一个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式形成。宋代的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 而是一个具有复杂组成的多群体组合。宋朝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壮大的工商业人士, 随着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大量文化演艺人员, 以及部分官员、地主与农民等, 共同构成了宋代市民阶层。宋朝生活在城市郊区的一些农民逐渐改变了自己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 开始加入工商业活动的潮流中, 根据当时市民的需要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因此他们也构成了当时市民阶层的一部分。宋代还有对市民阶层做了等级划分。市民阶级的兴起, 是宋代社会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革。市民阶级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原有社会的人员构成,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与社会风气, 使得宋代社会的休闲文化得以兴盛起来。
1.2、审美趣味的变化
随着商业的发展, 市民阶层正式形成并兴盛起来, 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 不但在人口构成上占据优势, 而且在社会构成及社会功能方面意义重大, 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群体的产生与不断扩大,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时社会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变。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不同于以往主流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趣味, 不是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而是小桥流水、下里巴人, 具有鲜明的集体广场式性质与活动式性质。为了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演艺场所, 称为瓦肆, 以大规模的活动场所为市民提供适合其口味的休闲娱乐。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另一个特点便是通俗, 因此社会审美趣味开始了向通俗化的转变, 许多表演性质的活动往往迎合市民阶层的趣味, 而向着通俗易懂的方向发展。
1.3、休闲文化的繁盛
社会的繁荣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使得宋朝社会文化逐渐切合市民趣味, 走向了休闲娱乐的方向。毫无疑问, 宋朝是我国社会上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各种人文文化空前兴盛, 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与学者。宋朝不但使中华文明高度发展, 而且还大大促进了平民文化、市民文化发展与兴盛起来。宋代平民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戏艺方面就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多个种类;宋代还产出了一批富有闲情雅致、适宜低吟浅唱的词曲;在体育运动方面, 花样翻新, 涌现出投壶、花弹、蹴鞠、弄水等一系列的丰富的体育运动形式……宋代休闲娱乐文化丰富多样, 精彩无限, 富有缤纷的色彩与无穷的魅力, 为宋代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宋朝人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大都市的快速发展, 改变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 引领人民崇尚休闲生活, 并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 扩大了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与范围, 促进了宋代休闲文化的快速发展与兴盛。在这种形势下, 宋代水上运动也作为一种丰富多彩且趣味无穷的运动休闲方式, 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喜爱, 并快速发展与兴盛起来。
2、社会文化风尚变革对水上运动发展的影响
宋代水上运动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社会文化风尚的变革。市民阶层兴盛, 审美趣味通俗化, 社会风尚休闲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宋代水上运动被推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并获得广大市民阶层的关注与喜爱, 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与发展。再加上当时社会水域的优势, 为水上运动的盛行铺好了道路, 大大滴促进了宋朝水上运动的发展。北宋时期, 水上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以龙舟竞渡为重点项目, 盛况空前, 代表了当时体育运动发展的成就。南宋时期, 钱塘江观潮一度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大盛举, 人们纷纷前来岸边观看, 人头攒动, 几乎无立足之地。宋代水上运动受到人们的青睐, 在各地广为盛行, 成为节日时必备节目。每当节日里开展水上表演的时候, 人们纷纷涌来, 万人空巷, 全城出动, 来观看水戏表演。宋朝的人喜爱水上运动的人很多, 不但具有高超的游泳技术, 而且在其他水上运动形式, 比如水秋千或弄潮方面, 都发展出了高超的技能与表演能力。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论述宋代社会文化风尚的变革。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 引起大众审美趣味走向通俗化与广场化, 休闲文化与娱乐活动盛行。继而分析探讨宋朝文化风尚变革对其水上运动发展的影响, 并将其主要影响归纳总结为三点:推动水上运动空前发展、加快水上运动休闲娱乐化、促进水上运动花样翻新。最后总结阐述在社会风尚变更影响下宋代水上运动发展的主要特点, 具体包括形式创新及多样化发展、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相结合、各阶层的喜爱与广泛参与等。
关键词：宋代,社会文化风尚,变革,水上运动
参考文献
[1]宋旭.宋代的水上体育运动[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06) .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就发微 篇3
一、宋代文化成就及其发达的原因
1. 宋代文化的成就。
宋代的文化高度繁荣, 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 出现了诸如:宋词、世俗文学、史学、三大发明等, 其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在天文领域中, 宋代是中国天文学的巅峰时期, 出现了苏颂及韩功莲的水运仪象台等。在历法方面, 有杨忠福制定的《同天历》, 其以365.2425为一年的长度, 这与西方16世纪末颁布的世界通用的格里格里历完全一致, 同时这一数据与当代的天文仪器所测算的仅相差二十几秒, 由此可知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在数学方面, 有中国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朱世杰等, 他们解决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 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重大数学问题。在药物学领域, 宋代出现了多部本草著作, 其以宋人唐身为所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最具权威性;《太平圣辉方》共一百多卷, 处方近两万个, 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 并收录了诊断、用药、针灸等多方面的理论及实践成果。火药、印刷术及指南针等都诞生于两宋时期,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在绘画领域, 宋代皇帝赵佶便是一位有着极高天赋的画家[1]65。
2. 宋代文化发达的原因。
宋代经济是在隋唐盛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 当时的南方经济已经超越北方, 其不但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而且还领先于整个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科技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 这便为其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 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使得当时的中原及南方地区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及政治局面, 这一时期的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民族融合的加强, 这便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 汉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 对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 宋代的对外交往有着很大的发展, 在同欧亚各国的交流中, 中国的先进文化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同时也吸收的外来文化, 丰富了民族文化内容。宋代的刻版印书科技逐渐成熟, 这便使得书籍的流通量逐渐扩大, 为宋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特别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使得印刷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外, 科举制度改革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求取功名的浓厚兴趣,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文化的传播。
二、宋代中外文化的相互输出及交流
1. 宋代文化的领先地位及其输出。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高度发达时期, 其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一时期的三大发明被传到西方后, 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当时, 火药的发明来源于道士的炼丹术, 经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国家, 并成为战争的工具, 动摇了欧洲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指南针出现于战国时期, 宋朝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及航海贸易的扩展, 指南针技术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 并传入西方, 这为欧洲开辟新航路及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前提及基础。活字印刷术出现于北宋时期, 通过丝绸之路被传送到欧洲, 直接推动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及欧洲的宗教改革。总之, 北宋时期的发明被传入西方后,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 宋代还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是中国绘画及陶瓷艺术的伟大时期, 其以五大名窑闻名于世, 品种众多, 工艺冠绝, 并源源不断地销往西方国家。当今的伊拉克、黎巴嫩、埃及等国家均出土过大量中国宋瓷。随着宋代航海事业的发展及繁荣,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将当地的女神妈祖奉为海神, 形成了原始的妈祖崇拜, 历经多个朝代的演绎, 逐渐将妈祖视为风调雨顺、生儿育女的象征, 由此形成了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妈祖信仰。自宋代以来, 随着海外移民及文化交流, 中国的妈祖信仰逐渐传入西方, 现在的妈祖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现象, 全世界共有妈祖信仰的信徒达两亿多人, 并有三千多座妈祖神庙分布于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2.“香瓷之路”、西方的医药等文化输入。
宋代的海上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大量来自西方的香料输入中国, 由此被称作“香瓷之路”, 宋代政府还对运送香料有功的人员给予重赏, 这便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及繁荣。根据当时的官方记载, 西方各国朝贡的香药就多达上百次, 其主要包括犀牛角、木香、白龙脑等名贵药材, 民间贸易中输入的香药更是数不胜数, 仅香药的品种至少几百种。在进口大量香药的同时, 西方的医药技术逐渐被引入中国, 对当时中医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以阿拉伯香药为主的药剂活跃在中国的医药著作中。宋代的处方中除了传统的中药外, 还增加了大量的膏、丸等, 这是宋代医药对西医的吸纳及融合。另外, 宋代的佛教在当时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并呈现世俗化的特性, 其中还有大量其他的西方宗教进入中国, 诸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 有着许多外来的商人在此经商, 其中以犹太人居多, 他们被允许定居京城, 并修建了犹太教堂, 对他们的信仰给予尊重, 这便更好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
3. 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表现及形式。
宋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教育、艺术、文献等方面。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为中西思想文明的交流及碰撞。宋代的科举制度及其选拔人才的苛刻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轰动, 并出现了效仿的浪潮。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欧洲开始大量引入中国的文献, 特别是到了十世纪以后大量的中文文献被带入西方国家, 他们将其视作中华文化的精髓及重要标志。宋代的瓷器在西方享负盛名, 并逐渐向艺术方面转化, 这为当时的西方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另外, 茶叶也被传入西方, 并开始流行茶叶文化, 并在当时社会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宋代“历局”的成立, 西方元素不断传入中国, 当时的国内学者将西方文化视作一种新文化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他们将西方文化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宗教文化;二是自然哲学;三是天文历法方面。宋代对于国外使者的接待非常周到, 每当有使节入境, 朝廷就会派遣押伴官进行沿途护送, 并由此建立了押伴官制度。宋代对于完成押伴任务的官员进行奖励, 政和六年, 宋诏书:“今后番夷入贡, 并选差承郎以上押伴, 依行程, 无故不得过一日, 在路住滞, 强买人使香药, 不还价钱。”[2]87由此可知, 押伴官是由从入境地点护送朝贡使团的官员的担任, 并设置了最低官衔, 其不过是一个临时差事, 以便于相互的了解及交流。
4. 宋代与东亚邻国的文化交流。
宋代的活字印刷使得书籍的产生及传播更为容易, 所以宋代中国的各种书籍就曾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的高丽、日本等邻国。当时的高丽统治者非常重视宋代书籍的输入, 自十世纪以来, 不断向宋朝求书, 宋朝皇帝曾先后将《大藏经》、《逍遥咏》、《九经》等一些重要书籍赠送给高丽王朝, 并允许高丽使者自购书籍。日本进入宋朝的僧侣也积极在中国购书, 曾先后将大量书籍运回国内, 宋朝每逢交趾使团觐见, 都要向其赠送大量的儒家经典, 并准许交趾使节购买禁书以外的其他任何书籍。同时, 由于印刷科技的提高, 由原来官方主导的书籍流传, 逐渐开始由民间商人主导, 一些商人看到汉文书籍的东亚市场, 也开始从事书籍的海外贸易。宋代的印刷术在十世纪末期开始传入高丽, 由于当时的儒家经典书籍不能满足高丽统治阶层的需要, 开始引入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来翻译经典书籍, 高丽在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铸造成铜活字, 高丽人崔毅通过铸造金属的方式印成《古今详定礼文》,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
南宋时期, 日本禅宗在宋朝寺院刻印佛经的影响下, 开始编著禅宗高僧的语录, 并刻版印书, 赠送传阅, 以扩大宗教的影响力, 《沩山大圆禅师警策》便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刻印的禅书。后来发展到其他书籍, 这就使得中国的印刷术在日本得到有效推广。宋代在医学方面也有着极高的成就, 当时政府非常重视医学书籍, 不但刻印了前代的经典医学书籍, 而且还编辑了多部医学方面的著作。由于高丽曾不断派人来宋朝获取医书, 这些经典医书便先后流入高丽, 高丽王朝还模仿宋朝的太医局建立医官制度, 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专门的医学考试, 其内容便为中国的医学著作。日本在唐代就开始接受中国医学, 形成了有着较大影响的“汉方医学”, 宋朝时期的各种医药经典先后传入日本, 并有一些宋朝医师赴日本行医, 这种人员的往来, 对宋朝医学的传播及日本医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少华.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J].丝绸之路, 2011 (1) .
宋代服饰文化的历史发展探微 篇4
一、保守拘谨不张狂,异族影响巧搭配
由于要缠足,宋代女性服饰比较保守而拘谨,色彩以恬静、淡雅为主,褙子和襦衣的“遮蔽”功能也有极大增强。自唐代以来女性服饰张狂的元素至宋代瞬时明显收敛。在宋代女性服饰习惯中,上身一般着窄袖的短衣,下身一般着长裙。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妇女们就会在上衣外套一件长袖对襟褙子,褙子的前襟与领口一般都绣有色彩不一、纹样不同的花边。
宋代女性服饰从功能上而言,与唐代比较相近,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例如宫中皇后的礼服,是宋代最为庄重和贵重的女性服饰。皇后穿礼服的时候并不多,只有在受册封和皇家大型祭祀典礼等场合才会拿出来穿。穿着这种礼服时,头上不得散发,必须佩戴凤冠;内里则着青纱制的中单;腰部饰物要过膝,色彩以深青色为主;下身着青色舄袜;此外还要挂玉绶环、白玉双佩等饰品。凤冠、饰物、绶环、饰品等综合起来使用,更加衬托出皇后礼服的雍容华贵和所穿之人地位的非同一般。而宋代其他王公贵胄家妇女的礼服主要源流于五代时的披帛、长裙、大袖衫等。穿着这种礼服必须与各种精致、亮丽的首饰搭配,例如胸饰、颈饰、耳饰、面饰、发饰等等。对于普通的民间女子而言,礼服按规定属于不能穿着的服饰。民间女子不仅不能私制、穿着礼服,她们在集市上一般也买不到制作礼服所需要的面料或其他配饰。从这一点来看,宋代女性的封建等级划分仍然十分明显。
与礼服相比,宋代女性的常服就没有那么严苛的等级要求了,它主要包括襦裙、褙子、大袖三种类型[2]210。宋代襦裙与唐代襦裙在样式上基本相同,但也有所区别。其中区别最明显的地方在衣襟处。宋代襦裙的衣襟可用左袖,也可用右祍。这一不同于唐代之处大多是受了女真族和契丹族襦裙的设计影响。穿着襦裙时,妇女们身上并不需要太多或过于复杂的配饰。她们或者披帛,或者在腰间的飘带上挂一块玉制配饰。其作用主要是用来将襦裙的群边压住,让襦裙不至于随时会被风吹起而有碍观瞻。褙子是宋代女性常穿的一种常服,不仅民间妇女习惯穿这种服饰,连贵妇和宫中女子平时也喜欢穿。褙子的上衣一般是襦、衫、半臂或衣袄等,下装则是裤或裙。褙子的样式多为对襟、袖口、窄袖,下摆嵌有缘饰。在衣襟的位置,两侧不用细绳或纽扣系上,而是敞开着,露出里衫甚至内衣。宋代女性服饰中的内衣除了贴身抹胸外,腹围也是内衣必备的部分。所谓腹围,其实是用来围着腹部和腰部的帛巾,其样式有很多种,繁简不一,颜色亦是有多种选择,其中黄色只有王公贵胄家的贵妇才能穿,因而也被民间谑称为“腰上黄”。最后一种女性常服———大袖,原本只有皇宫中的妃嫔们才能穿着,在宋代中后期传到民间,成为所有女性都能穿着的一种华贵常服。之所以说其华贵,是因为它两袖宽大、长度及膝,不仅所用面料有讲究,用料也比一般的常服要多。因此要制成一件大袖,所耗费的银两不是一般宋代家庭妇女可以承受的。
二、官服单一分等级,百姓常服多粗劣
宋代男性服饰有官服和常服之分,官服比较简单而统一,多为大袖,而常服是比较有特色的。宋代男性常服也被称为“燕居服”或“私服”。王公贵胄与平民百姓的常服在样式上差别不大,只是对于常服色彩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当然,这并非首创于宋代,而是自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即规定,黄色服饰唯有帝王可以使用,其他官宦、百姓皆不可用。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宋代普通官员只能穿着黑色或白色两种颜色的常服,只有级别比较高的官员才能穿着绯色或紫色的常服。
从样式上来看,宋代男性常服有袍、襦、袄、短褐、衫、裳、直裰等等[3]144。其中,袍分为窄身窄袖和广身宽袖两种,为官者可穿锦质袍,百姓只可穿白色布袍;襦和袄是百姓必备、也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常服;短褐又短又粗,一般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百姓所穿的布衣;衫也被称为凉衫,样式宽大,是宋代男性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穿着的一种常服;裳实际上是沿袭自古制的一种冕服或私服,穿法多为上衣下裳,此外也有宋代男性穿长上衣配青裳;直裰指的是宽大的长衣,这种常服没有下摆,背部有一条笔直的中缝,因而得名直裰。除了这些常见的常服以外,宋代男性常服还有罗衫、汗衫、布衫等,它们一般用来做里衣穿着。宋代男性常服的质料十分讲究,多用罗、纱、缎、绸等制成。常服的颜色多见皂黑、青、白、褐等。在多种常服中,只有比较厚重的袄在质料和颜色上有些许差别。他的质料除了罗、绸之外,还有皮、锦、纻丝等,颜色有红色、墨绿等。当然,与平民百姓相比,王公贵胄的男性常服就更为讲究了,质料有绫、绢、绮等,颜色有棕色、骆驼黄等,此外还有大小提花等纹样装饰。而平民百姓的常服则要粗劣很多。
三、几何图案花鸟式,审美情趣求质朴
几何图案是宋代服饰上常见的纹样之一,如盘球、六搭晕、八搭晕等。这些由几何图案组成的纹样多用在宋代流行织物宋锦上。该纹样的底纹通常为席地纹、龟背纹、古线文、万字纹、祥云纹等,穿插搭配朱雀、凤、龙等鸟兽图案,或搭配三多、八仙、三友、八宝、八吉等,还可以搭配画、棋、琴、书等元素组成八搭晕纹样。几何元素的纹样也可以用来填花或描绘动物,如簇四金雕、向日葵、鱼、鹿、狮子、凤、蝴蝶、龙、喜鹊等。几何纹路包括曲水纹、柿蒂纹、龟纹、波纹、回纹等。花卉图案的纹饰除了传承了唐代经典的茶花、牡丹纹之外,还发展出梅花、菊花、莲花、兰花和绿竹等花式,充分符合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宋代服饰上的花卉纹样颇受当时文人墨客喜爱,他们常用这些花卉代表的特殊寓意抒发自己内心情感,表达自己傲骨清风的品格。由此,这些花卉纹样也被后人用来寄托情感、表达愿望。宋代纹样中的花继承了唐代缠枝、宝相花等纹样,但由于受到宋代写生艺术的影响,服饰花纹的设计和图案更加生动鲜活。沈从文曾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写道,宋代织锦中的折枝花灵活生动,比起唐代呆板对称的花式图案更形象[4]196。折枝花是指大小不同的花枝式样,是宋代纹样的特色,也是较为常见的花式纹样之一。
在宋代服饰的纹样中,最常见的是以花鸟为主的题材。花式纹样采用串枝花或折枝花形态表达花的自然飘逸、美丽生动,这是宋代服饰最具代表性和创意性的纹样图案。折枝花纹样是指选取带有枝叶和花朵的单独,以清秀、质朴为主。其色彩的恬静淡雅之风打破了唐代鲜丽浓艳的特点,不再使用纯蓝、大红、碧绿等色调,转而使用葱白、浅绿、银灰、鹅黄等柔和、浅淡的色调,在韵味十足之余,也颇显规整、洁净和质朴,反映了宋代社会在纹样和色彩方面的审美情趣。
四、轻薄透气应时节,印花讲究刺绣精
宋代服饰的面料与唐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罗织物在唐代并不流行,但在宋代,由于其轻薄、透气性好,十分符合南方人的穿着习惯,因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丝织面料。随着罗织物的流行,罗织物的生产技术也当属宋代最为发达。1975年,江苏周瑀墓出土了近百件宋代服饰,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服饰都是罗制品。而福建黄升墓于同一年出土的两百余件服饰,绝大多数也是罗制品。这些罗制品既有四经、三经、单经等不带提花的素罗,也有斜纹、平纹的花罗。其中,四经的素罗代表了中国古代罗织物织造技术的顶峰。时至今日,这种技术已经失传,不仅是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一大损失,也成为中国服饰史上的一大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