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与民俗（通用8篇）
印度文化与民俗 篇1
语言
印度的语系主要有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德拉维达语系，语言复杂。
印度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30%人口使用;英语已经在1965年终止了它唯一官方语言(与印地语相同的)的地位，但依旧保留了它“第二附加官方语言”的地位，亦是全国性的通用语言，主要在政治和商业交往场合使用。
另外还有其他21种少数民族的预定官方语言。
印度有大约种语言，其中55种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学。
有各自文学宝库的19种完善语言被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
宗教
印度的每个宗教在次大陆都有它的信徒。
整个印度次大陆遍布无数美丽的庙宇、雄伟的教堂、宏大的清真寺、香火旺盛的佛教寺庙、犹太教堂和拜火教寺院。
印度西部商业特大都市孟买可以说是印度宗教、民族、语言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市内除了以上各教的庙、堂外，还有著名的亚美尼亚教堂、神道教庙和大同教庙等。
服饰
男性包头巾
印度有些地区和信仰的男性是有包头巾的习俗的，这种头巾称为Turban。
头巾有各式各样的包裹方法，其中锡克教男性头巾，具有特定样式。
根据传统，锡克人从小到大都必须蓄头发、留胡须，并且包着头巾。
小孩头巾样式比较简单，只用黑布绑成发髻的形状。
成年人的头巾样式比较复杂，首先必须用黑色松紧带将长发束成发髻，然后再以一条长约3公尺的布，裹成头巾，样式为两边对衬成规则状。
锡克人头巾色彩繁多，有的人甚至搭配衣服颜色。
印度男性多半穿着一袭宽松的立领长衫(Tunic)，搭配窄脚的长裤(Dhoti)，拉贾斯坦地区男性，裤子是以一条白色布块裹成的，头上的.布巾，花样变化极多，色泽鲜明。
女性穿纱丽
印度妇女传统服饰是纱丽(Sari)，纱丽是指一块长达15码以上的布料，穿着时以披裹的方式缠绕在身上。
印度妇女擅长利用扎、围、绑、裹、缠、披……等技巧，使得纱丽在身上产生不同的变化。
拉贾斯坦妇女的纱丽较短，只有披覆在头上，但是彩色缤纷、镶有金银绣边。
拉贾斯坦妇女的上衣，有点像似没有领子的中国凤仙装，下身是一条滚边的及地长裙。
纱丽穿着方式
印度妇女传统服饰，是用一块长达3公尺的布包裹出来的，这块布称为纱丽(Sari)。
印度纱丽的穿着方式变化繁多，不同的种族、区域、信仰，会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质感和穿裹方式。
印度妇女穿着纱丽时，上衣是一件短袖、露出肚脐的紧身衣(Choli)，下身是一条及地的直筒衬裙(Ghagra)。
礼仪
生礼
在印度的传统上十分重男轻女，因为女儿结婚时，父母必须准备一笔丰富的嫁妆，如果没有嫁妆，女儿是嫁不出去的。
印度人庆祝孩子出生与平安成长的方式，就是到寺庙进行“普迦仪式”、唱颂祈祷文，然后和亲朋好友举行餐宴。
印度小孩出生后，父母都会找人为他们占卜，孩子的名字多半取自英雄或神祇。
孩子的生辰八字尤其受到重视，因为这可以决定孩子未来的婚姻对象。
葬礼
印度教徒死亡时，都会在河坛举行火葬仪式。
印度教徒去世后，家人会以黄色或白色绢布包裹尸体，然后放在两根竹制担架上，以游行方式抬到河坛火葬地点。
婚礼
印度人的婚礼是社会地位的代表，也是一生中重大的仪式。
印度青年到了适婚年龄，都会由父母代替为寻找社会阶级、语言相同，以及星相可以配合的对象。
婚礼当天，新郎官骑着一匹白马浩浩荡荡地来到新娘家。
这时女方家里已经架起火坛，双方亲友在祭司念诵的吉祥真言中，绕行火坛祝祷。
之后，新娘在女伴的簇拥下走到火坛前面，由祭司将新娘的纱丽和新郎的围巾系在一起，代表婚姻长长久久。
印度婚礼的晚宴是在新娘家里进行，一对新人坐在婚宴中接受亲友的祝福。
婚礼当天晚上新郎是在新娘家过夜，翌日才将新娘迎娶回家。
普迦仪式
普迦是印度教中向神祇膜拜的仪式，普迦仪式必须由祭 司担任。
仪式中信徒会将神像装饰后抬出寺庙游行庆祝，并且奉献鲜花、椰子、蒂卡粉等供品。
最后再由祭司手持油灯，在神像前面进行“阿拉提(arati)”。
“阿拉提”的过程中，信徒用手轻轻覆盖祭司手中的灯火，然后在自己的眼睛上碰触一下，代表接受神祇赐予的力量。
印度通常在普迦仪式结束后，信徒可以分到一些祭祀过的鲜花、蒂卡粉或水，称为“波拉沙达(Prasada)”。
所以在印度，只要看到印度人从寺庙膜拜出来，额头上几乎都涂有红色或白色的粉末。
在印度，可以由不同的服饰和装扮，看出当地人的宗教信仰、种族、阶级、区域等。
节日
共和国日(Republic Day)，每年1月26日。
1950年1月26日，印度议会通过了印度共和国宪法，印度建立共和国。
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每年8月15日。
1947年8月15日，印度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
洒红节(Holi)，每年公历3、4月间，印度教四大节日之一。
该节日正处于印度冬去春来、春季收获季节，因此也被称为春节。
灯节(Diwali)，在公历10月、11月间，是印度教徒最大的节日，全国庆祝3天。
元旦(New Year)，印度从每年10月31日起为新年共5天，第四天为元旦。
新年第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
有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
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印度的元旦被人称为“痛哭元旦”、“禁食元旦”。
印度文化与民俗 篇2
一、民俗场的涵义及其要素
(一)民俗场的涵义
民俗场是人们在完成某一民俗事项时,以各种民俗行为构建的文化环境。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能促使不同事物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激发人们的普遍认同感,继而形成的凝聚力将约束人们将这些民俗行为一直持续下去,赋予民俗以生命力,完成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有“能量”的民俗文化环境就是民俗场。它表现为人们对某一民俗文化的普遍认同,并以“场”的形式发挥作用。
时代发展使得民俗的传播在文化空间上发生变化,民俗场的形成已不囿于传统环境和文化主体。民俗活动可以由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甚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从传播的角度看,能够形成有效民俗场域的民俗文化即可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民俗场是有效的,它应包括哪些要素呢?
(二)民俗场的形成要素
首先,同民俗一样,民俗场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时间,特别是那些受众和传播范围广泛的民俗都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或关键的时间节点形成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民俗场。这种场贯穿民俗活动的始终,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震撼。例如,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们从腊月里便开始进行准备。北方一些地区讲究喝腊八粥,并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将春节一直延续至正月结束。春节作为一种仪式体现在除夕这个时间节点上,然而有关春节的习俗却在一个持续了数日的时间段里构建了影响中国人甚至全世界华人的民俗场,让所有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里。
其次,民俗场要有特定的活动空间,这种空间是民俗场形成的载体,不仅十分自由且具有灵活性。只要有民俗行为的地方,都可以形成民俗场。它可以是一些固定的专门的场所,如寺庙、殿堂、广场等,也可以是临时设立的场所,还可以分散在小范围的群体甚至每户家庭中。时代性和现代化压缩了全世界的信息交流传递空间,却使得民俗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即使在非民俗产生地和非主要传播地,民俗场同样可以形成。例如,在今年2月22日,英国伦敦就举行了庆祝中国新年的花车巡游;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举行了第42届春节大游行。这些活动中有中国传统的戏剧表演,也有正宗的舞龙舞狮,不仅吸引了大量当地群众和各地游人共同参与,其活动的历久也使其俨然成为当地的传统庆祝仪式。中国年已经跨越国界,让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感受到春节带来的喜庆和欢乐,也让更多的外国人参与到了中国民俗的传播和演绎中来。可以说,对特定空间的灵活掌握能让民俗场的影响力得到更有效地发挥。
第三,民俗主体是民俗场得以形成的必要元素。首先,民俗场域的形成都要依赖“人”的民俗行为。没有人的操作,民俗中各种具象的“物”将失去其文化象征意义,各种礼仪制度将无法实施,民俗的能量无法挥发,民俗场也不复存在。其次,民俗行为源于人们对某一民俗及其文化的普遍认同。与传统民俗不同,由于观念的变化和文化的自由与多元发展,现代社会里的民俗其主体已经超越了本民族和文化圈的限定,并延伸至其他民族甚至种族。民俗场的构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使民俗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例如,汉族人会与本地区的藏族同胞同过藏历新年,而在中国的外国人会与中国人共贺新春佳节。最后,民俗主体对民俗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主体规模上。单个的人或某几个人是难以形成有效的民俗场域的,这也是一些区域性和族群性较强的“小”民俗面临消亡的原因之一。只有一个相对较大的群体共同参与才能使某一民俗事项形成有规模效应的文化环境。
二、民俗场的功能
(一)具有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普遍影响力
民俗场是一种文化环境,表现为由人们的普遍认同感生成的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表现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社区中的人群的共同意识,它以‘能’的形式出现,可以传递,可以相互作用,并进行‘能——物’转换。”[1]例如,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人们会在端午节时自觉放下手头的生产任务,以赛龙舟、吃粽子等行为延续端午习俗。再如,我国目前的法定假日中就有为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节庆专门设立的,而将这些民俗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呈现出来客观上就构建了一个全民同过节的民俗场。另外,企业商家在各种民俗节庆期间开展的各项营销活动在盈利的同时也让人们及时“嗅到”了节日的气息,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这似乎也成为普罗大众体验民俗和参与民俗的一种新的方式。尽管我们在商场超市里购买由电脑刻印的窗花和春联,却并不影响新年贴窗花和春联的习俗,也不影响我们在这些有别于传统环境的场域里抒发对年的祈盼和热爱。
“民俗的发展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关,因为民俗的建立需要有‘能量’的提供,然而所提供能量的数量并不与民俗的数量成比例,它所决定的是民俗的质量。”这种“有质量”的民俗的发展就要依赖于有效的民俗场域所带来的文化认同,而民俗场域的效力就体现在其影响力上。
(二)具有对人们行为的普遍约束力
民俗场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环境,与具象的民俗行为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物是不同的。它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不知不觉地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普遍约束力。在某一民俗场中,人们会约定俗成地穿着相同或相近的服装,在同一时间段或时间节点从事统一的活动,使用相同的民俗器具或象征物。这些都是由于民俗场中无处不在的能量因子对人们产生了“压迫力”或“带动力”。例如,在扫墓习俗中,肃穆的环境会“迫使”人们以凝重的表情用郑重的仪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又如,在傣族的泼水节里,最高潮的部分就是傣寨所有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相互向对方身上泼水来表达祝福;无论是否情愿,对于被泼到的人来讲都不能生气,而要欣然接受。在不同的民俗场里,人们要随着“场”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要与他人形成统一步调,按照“场”的要求完成整个民俗活动。
(三)在一定区域和族群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一个民俗场带来的能量会震撼人们的心灵,使一定地理区域或特定族群内的人们产生相同的文化心理,激发民俗文化对人们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促使其共同维护这一习俗与传统,使其联系更加紧密。例如,对龙的图腾崇拜就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分地域和民族,以“龙的传人”将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民俗场与民俗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个完整的民俗事项,既包括开展民俗活动的人、具有民俗象征意义的物、具体的仪式与规则,还包括民俗本身所挥发出的能量所形成的“场”。因此,我们可以把民俗解析为具象的“物”和抽象的“场”,二者缺一不可。以民间故事讲述为例,要有一个“资深”的讲故事的人,以当地的方言和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进行叙述,同时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听众集聚在讲故事的人周围;他们目光炯炯,并随着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出“咿、呀、啊”等感叹和惊奇,也使得现场似乎有一条无形的丝线,牵住每个人的神经,营造了一个或神秘、或热烈、或悲伤的氛围。如果没有了讲故事的人,就没有聚在一起的听众,更无所谓现场特有的环境和氛围,而那些生动的民间故事也只能以文字或影音的形式留存在档案馆里,更谈不上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然而,在民俗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场”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越了“物”的作用。每个民族或群体都有各自民俗的“物”的形式,而这些“物”却由于地理环境或族群的封闭性等原因未能被其他族群或其他地区所接纳;但是其民俗的“场”却能冲破地域的限制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例如,我国南方地区多以赛龙舟的形式庆祝端午佳节,而北方地区却难以见到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尽管如此,端午文化仍旧在南北大地生根发芽,形成了所有汉族人的共同节日,更有许多少数民族民众也将其纳入自己的生活文化中来。因此,相对于“物”的不可移动性,民俗场散发的能量具有灵活自由的作用形式。
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等原因,我国传统文化一度被忽视,许多优秀的礼仪习俗被遗忘在现代文化教育体系之外。年轻人不晓得什么是重阳端午,却对“ABC”等语法的使用说得头头是道。加之生产力的发展及现代科技的介入,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东北火炕被暖气房内的弹簧床垫取代,一针一线缝制的民族服饰被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时尚服装代替,回荡着蒙古长调的草原变成了现代化的城镇。有时,并非我们刻意要遗忘那些多彩的民俗文化,而是民俗场的弱化和消失使得民俗失去了传承的空间和鲜活的生命力。民俗场域没有了,民俗就难以发挥其文化能量,难以形成文化受众,民俗传承受到阻碍。因此,民俗场的保持与维护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十分重要。
时代发展使传统民俗在物质和空间上难以保存其原始形态,许多民俗活动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这些现代化了的民俗在保持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生发出更多的形态,汇聚了民俗文化前进的新的洪流。民俗就是在不断地变异与传承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我们要重视民俗场的能量作用,充分利用民俗场的时间、空间和民俗主体的不同组合,构建一个有效力的民俗场;还要认识到只要能够发挥某一民俗文化的影响力、约束力和凝聚力,无论是否在该民俗的发生地和传播地,民俗场都能为民俗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动力。在美国的中国蒙古族同样能在大洋彼岸的民俗场中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传承,而美国人也一样能在正月十五布满花灯的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完成对中国节俗的参与和传播。可以说,民俗场在时空上的自由灵活性及民俗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为民俗提供了更多的传承空间,使得民俗能够真正实现跨文化跨地域发展。
四、结语
民俗文化是民俗场能够形成的内部动因,而民俗场的延伸和扩展能够充分发挥民俗的能量,唤起人们对文化的普遍认同,形成共有的文化心态,从而使民俗得以生生不息。本文仅粗浅地探讨了民俗场的涵义及其与民俗文化传承的关系,但仍缺乏具有深度的理论支撑,在对民俗场的保护与发展路径上也还处于探知阶段,仍有待进行深入地调查与研究。
印度CEO与文化智商 篇3
近些年“印度式管理”日益受到全球关注，有学者总结出以下特征：世界观方面，属于外控型管理，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人性看法方面，强调友谊，包容温和；人际关系方面，属于父系型群居模式；行为取向方面，重精神轻物质，认为工作天经地义；思维模式方面，属于抽象思维，务虚先于务实；空间观方面，既独立又群居；时间观方面，缺乏时间观念，不以现在为导向。整体来看，这与“美国式”强调的独立自控、竞争、物质（利益）导向等明显冲突，为什么美国企业仍然能够接受印度人呢？
我们可以从目前的管理学研究热点“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中寻找答案。 “文化智商”是指人们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茁壮发展、有效运作的一种能力，与情商相互补充。情商高的人善于抓住人们之间的差异，而文化智商高的人则善于洞察不同群体、组织、文化间的差异。文化智商高的人，在与其他文化的人互动时，能展现自己对该文化的尊重并表现出恰当的行为。因此，职场中的高文化智商者，不仅能化解各种情境中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与冲突，甚至能将种种差异巧妙转化为团队合作与创新创意。
美国企业中的印度籍员工普遍语言思维和欧美相近，性格开放热情，崇尚个性，能歌善舞，喜欢聊天与辩论，重视感情维系，天生乐观，具有社交技能。他们具有语言优势和适应不同文化的能力，使他们比其他亚裔员工更容易在管理层中脱颖而出。印度实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学生数学天赋闻名世界，商学院教育历史悠久，培养了大量融入国际市场的IT工程师和管理人才。
由于缺少文化智商较高的管理人员，中国企业吃了不少亏。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的海外收购活动持续活跃，并购交易数额屡创历史新高。但事实证明，这些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著名的“七七定律”指出，70%的并购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而其中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商域无疆，商业活动促使人们主动与不同的人交往，浓郁的社会经商环境对文化智商的塑造非常有益。2012年美国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是“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即发生在正式制度边界以外、非正式制度边界以内的经济活动。据估算，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非正规经济占其GDP的比例大约为23.1%，中国大陆只有13.1%。另据世界银行2010年报告显示，在全球189个国家的商业运作容易程度排名中，中国名列第89位。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人的经商意识整体上仍然有待增强，近几年各级政府也已大力出台了各种促进创业的政策法规。（作者：王圆圆）
宗教文化与民俗论文 篇4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南宁民俗文化与旅游（本站推荐） 篇5
如，顶蛳山贝丘遗址，1997 年发掘出 一千多件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当时人类遗弃的 水类动物、牛、鹿、象等动物的骨骸，并且在顶蛳山发现了标志人类文明的石锛和杆栏式建 筑，以及奇特的屈姿葬葬俗，被评为全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史前人类生活贝丘遗址，被国务院 列为全国第五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上林大明山地区有着丰富的龙母文化资源，流传着别具特色的壮族文化习俗； 宾阳的炮 龙节、马山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武鸣的壮族三月三歌圩，都是南宁极富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 而且借壮族“三月三”歌圩为原型的南宁民歌艺术节以打造新民歌、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 外文化交流的办节宗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南宁市的一个城市品牌。扬美古镇始建于宋 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南宁市明清古建筑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地方，现有二百多处； 黄氏家族民居是南宁市清朝建筑物中保护提最完好的一处古建筑群，从中清朝建筑的特点可 见一斑，具有较高的人文景观价值。1.3 市场优势 随着南宁的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境内旅游热潮的兴起,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影响不 断扩大，选择来南宁旅游，体验异质文化的游客与日俱增。南宁作为广西旅游及东南亚跨国 旅游集散地的功能地位已逐步显现，以商务、会展、购物为目标的客源市场不断扩大。2006 年，南宁市全年接待入境游客超 10 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超 18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在广 西率先突破百亿。从南宁稳步增长的游客数量可以看出，发展南宁的民俗旅游是有广阔的市 场和客源基础的。
2 旅游开发劣势 2.1 缺乏旅游精品 南宁的旅游资源中并没有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旅游产品很多，但缺乏高品位 的旅游精品，从市区到周边地区都缺乏稳定的旅游热线，只有市区的青秀山和动物园、郊区 的伊岭岩、周边地区的德天瀑布拥有较稳定的客源，而大量的景点远远达不到其旅游阈值。以体验民风民俗的旅游景点来说，景区、景点级别相对偏低，规模较小，景点的文化内涵没 有得到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因此没有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鲜明的个性特色。长 期以来,南宁旅游建设投入不足,对景区景点建设投入偏低，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精品景 区，已严重影响到南宁旅游的增长后劲，近两年来南宁入境旅游市场增速缓慢是这一影响的 表现。2.2 整体开发层次低 目前南宁市旅游资源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尤其是旅游资源的利用流于表面化和随大流，缺乏独特的文化底蕴。旅游业是以特色取胜的产业。根据旅游
游资源的普查，南宁市拥有众多 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如壮民族风情、顶蛳山贝丘遗址、大明山、扬美古镇等。但这些体现 南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而且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南宁的民 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处于自然状态，局限于原有的物质载体范围,并且由于产品单一，旅 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很多旅游产品都是一日或半日游,可参与 性的活动不多见。而缺乏可参与性无疑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顶蛳山贝丘遗址，南宁市惟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内涵、意义和科学价值完全可以和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博物馆相媲美。建立起以顶蛳山贝丘遗址为轴 心的文化旅游点，对提升南宁市历史文化品位，建设文化南宁，促进南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至今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仍未出台，影响了这一旅游景点的深入开 发。又如中山路位于南宁新城区外滩附近，是一条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最热闹的老街，这里有许多清末、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每一个到南宁来的人要品尝南宁美食，首选就是中山 路。命名已有８１年的中山路是历史沿袭下来的美食夜市街，不仅南宁人都懂，在全区甚至 全国也小有名气。目前中山路夜市依然红火，但骑楼老化、电线线路复杂、食品卫生状况堪 忧等问题却困扰着它。2.3 部分旅游资源可开发性不高 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不仅要体现壮乡的民族特色，还应在开发中关注南宁城市的历 史文化发展过程，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宁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名人故居也不少。如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原为清朝右江镇总兵马盛治的祠 堂“回春阁”）、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雷沛鸿故居、梁烈亚故居、孔庙、邕江 防洪古堤、新会书院、粤东会馆、安徽会馆等等。它们是南宁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也是南 宁市城市亮点的一个潜在优势。但作为旅游资源它们分散在南宁的各大街小巷，规模也小，从民俗资源旅游开发可行性来说，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它们 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 产品，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
旅游开发机遇 3 旅游开发机遇 3.1 大旅游社会气候的形成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它已渗透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贸餐饮业、市政基础设 施等方方面面。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方向已基本形成。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旅 游进入了大众化消费的新阶段。旅游已经从社会时尚发展成为社会生活，旅游支出在社会公 众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国际民俗 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不断升温，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假日不断 增多，人们出游去体验异质文化、放松身心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都将为南宁民俗 旅游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机遇。3.2 政策的重视近年来，南宁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旅游业发展的力度。为保证“十一五”期间南宁市 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南宁市委、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南宁市加快旅游业发展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三个配套 文件，在人、财、物和政策上配套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发展大旅游，要把南宁建设成为旅 游强市。为突出“壮乡首府、绿城生态、会展商务”三大旅游主题，重点打造旅游吸引物及以旅 游吸引物为核心依托的旅游景区点，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拳头旅游产品，南宁市政府提出要深 度开发壮乡文化风情旅游产品，重点开发建设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
刘三姐剧场、东南亚美食街、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突出地域 的文化、饮食、旅游商品特色、展示壮乡民俗风情文化，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3.3 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 随着“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快速推 进，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逐步构建，为 南宁旅游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尤其是从 2004 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秋天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伴 随着中国大力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成果，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 之间关系的一座桥梁，更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一个平台。中 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南宁的知名度，更带动了南宁与东盟区域旅游的发展。2005 年南宁入境旅游前 10 名的客源国中，有 4 个是东盟国家，越南排在第一位。作为每年 举办一次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南宁市，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城市的作 用，有条件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国家、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的区域性国际化的旅游基地。
4 旅游开发威胁 4.1 周边省市旅游业蓬勃发展，造成南宁客源市场分流 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地位确立以后，各地纷纷出台
印度文化与民俗 篇6
民俗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及风俗等文化特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是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通过长期体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为开发旅游资源，增加当地居民收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开辟新途径。民俗体育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了我国体育文化，也促进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和推广。
民俗体育本来就属于体育的范畴，因此，积极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民俗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提高，加强人际交往，陶冶情操，是民间健身的重要活动形式。
民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篇7
民俗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民俗,它能向世界其他民族展示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极具传承的民族文化。中国是世界古老文明国家中的一员,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滋养了极具内涵和魅力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拥有民族最多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有着自身特质的社会生,创造和几点了不同内容和不同风格的生活文化,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后,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形成了独具特色和十分耐品的民族文化。这种中国民俗可以说是各民族几千年社会生活的总和,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承的一种生活模式。譬如中央电视台组办的《舌尖上的中国》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看到民俗文化中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再在中央电视台组办的《远方的家》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看到民俗文化中吃穿住行很多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说起那个民族的民俗文化都如同节目录制和播放的那样各具风采,因为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学习汉语也会包容这些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学习成分,所以它也就合理成为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基础。在进一步说,民俗文化是在各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固有的社会实践的文化,它能影响人们的精神活动,尤其是思维能力与思维习惯的形成,影响人际交流活动,涉及到在人际交流中能不能够相互了解和理解,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重视民俗文化的教学。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具有对民俗文化鉴别和筛选的能力,要导入民俗文化中的最具有内涵和魅力的精髓部分,这样能帮助外国学生理解中国人日常的行为方式的习惯和心理,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民俗文化差异的理解能力,从而减少在与中国人交流中所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而更好的去学习和理解汉语,理解到位了,那么使用也就会得心应手了,也就不会在交流的时候犯啼笑皆非的歧义错误了。可以这么说,无论任何与语言的学习者,要想真正的理解和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必须要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去了解。对外文化的传播不仅仅只是把本民族的文化教授给特定的人群,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让本民族的人去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保护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魅力是从深层次的地方散发出来的,是具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有着必然的自身特色,中国节日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要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圣诞节,也知道圣诞节不仅是西方基督教的节日,而与圣诞节相关的内容也发展到了世界各地;万圣节的南瓜不仅在西方的国家可以看到,现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年轻人也喜欢佩戴有万圣节特点的南瓜饰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眼前最重要的是让这种节日民俗所产生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去吸引和感染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并且要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的节日习俗。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现如今,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速度都很快,中国的国力正在迅速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也吸引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有志于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者所重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生源源不断的来中国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面临的学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他们的肤色身材与我们不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及宗教都与我们大相径庭,当然,他们的汉语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这些外国学生会依据自己的习惯和风俗想当然地学习汉语,在不恰当的环境中应用一些俗语和习语中,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他们的汉语能力也很难得到提高,也会产生所谓的文化负迁移。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位刚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它会在社交过程中用汉语与人交流,可是面对我们一些热情的寒暄和问候的方式,在外国学生眼里,这就变得有些匪夷所思和理解甚难。当他们听到“你吃饭了吗?”、“你刚刚吃饭呀?”、“你是不是要出门?”、“你准备上哪啊?”等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寒暄语就会感到特别的莫名其妙:知道我要出去为什么还要问呢?我吃饭的时间是我的个人隐私,有必要向你汇报吗?你打算单独请客吗?对这些问候语的错误理解让他们的回答和我们的寒暄,会显得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假如他们能够理解这是和“嗨,哈喽”一类一样的意思,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打招呼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一味的模仿所谓的中国本土化打招呼和寒暄——不管见到谁就说“吃过饭了吗?”这句话,他身边的朋友就会觉得他很奇怪,怎么莫名其妙地就冒出这么一句话呢?什么意思?甚至会觉得很唐突和没有礼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会在特定的场合去使用这一类的话。比如“你吃饭了不?”这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其实在平日里的使用是分场合的:第一,这句寒暄话要在一天的三餐前后才能使用;第二,一般是在你遇见的那个人在他经常用餐或者他拎着食物时;最后,在你们偶然碰见,恰好走对面时才可以用,两个人假如恰好呆在一起这样的寒暄是不可以用的,也就是会显得十分唐突;最后就是和他人的亲疏关系,就我们的习惯而言,这句话只有是面对我们十分熟悉而不是十分陌生的人时,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或者条件下才可以用,否则若是单单地打招呼这样则会显得特别唐突。
综上所述,民俗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唇齿相连”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处在不同的生活和语言条件下,即便是在人们互相寒暄问候的时候,如果学习者不了解“你吃饭了没”“还要出去吗”“干啥去”等这些具体民族文化闪光点的寒暄语以及其蕴含民俗文化精髓的语句,单凭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习惯套用他们本民族的交际习俗,这会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中惹出很多乱子,从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学习者自身也会迷茫,因此也就达不到学习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效果了。
参考文献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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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德春.国俗语义学略论[A].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印度文化与民俗 篇8
【关键词】印度 政治文化传统 外交思想
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国家生存和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而精英阶层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外部环境长期刺激下形成的，也包含了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研究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价值观念，以及更宽泛的文化加以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外交思想深受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二元性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既有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的道义观念，也有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激进的“斯瓦拉吉”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独立以来，印度在批判和继承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一、具有二元特性的传统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大国。古印度诞生了许多贤哲，这些贤哲的思想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文明并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泯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印度人民的心灵深处。这些思想对当今印度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源于印度河的以哈拉帕文化和摩亨佐达罗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凭借武力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人一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印度文化。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代印度社会曾出现过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后来印度强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对印度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考底利耶主义
在历史长河中，次大陆小国林立，各国征伐不断。因此，各国对其周边的事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有实力的王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直到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出现才打破这样的局面。孔雀王朝的武力征伐使得周边众多的小国和王朝臣服，而此时孔雀王朝出了位贤能的大臣，名叫考底利耶。为了维护王国地位，他提到“国家的安全对其他社会体和个体公民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他假定，未来征服者即国王的终极目标是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Bharatavarsha），然后依据“达摩”（教法）来施行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致力于扩张的国家与自卫的国家之间会不断发生纷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很难维持现状，因此战争与征服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巩固王国的地位，在对外方面，他提出了“曼荼罗”（类似中国的“远交近攻”）地缘政治思想。
这位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又称《政事论》）中的治国要义包括内政、外交、民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考底利耶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国家与国王可以遵循欺骗法则，提出国家可以采取非伦理的方式和伎俩行使其外交，而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考底利耶的著作及其指导思想成为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后继者的从政指南，成为古代印度政治、外交和治国的重要文献。《政事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套“法令森严”的政治制度。“皇帝，他的军队、他的官吏，出色的各部的组织，在边远省区内拥有副王身份的皇亲，组织良好的侦探制度——所有这些在我们面前显露出一副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画面。关于这一切，有一种坦率的现实主义看法。”
（二）“法胜”思想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的战役中，看到了自己在试图扩大帝国疆域、寻求更多财富、贪图更大的权力之时，所造成的杀戮增加了人们的困苦。阿育王为此感到非常悲痛，他断然提出放弃自己所主张的“赢得正义”的想法。阿育王认为正义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人民需要唤醒从小隐藏在心中的“佛”，即正义。在与佛教高僧长谈后，阿育王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正义、赞扬正义和维护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育王倡导的“法胜”思想。
在倡导“法胜”思想之后，阿育王宣布帝国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把佛教的教义落实到治国理念中来，下令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阿育王认为“达摩”（虔诚法）之热心遵行极为重要。他对“达摩”的解释是：“父母必须服从；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此点必须坚持；必须说真话。这些就是本分‘法’的美德。”阿育王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所有场合，并以一切方式对别的教派给予充分的尊重。”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大众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谕”。他的思想经整理，最终写成《论事》。
阿育王创造了与前代君主不同的治国理念。他提倡非暴力，建立正义的帝制机构，宣称对人民的热爱，使用朝觐的方式令天下臣服。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二元政治文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以提拉克和甘地为首的精英阶层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对印度的独立起着指导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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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拉克的“斯瓦拉吉主义”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深谙印度古代的传统思想，而且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也相当熟悉。他主张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以适应印度独立运动的需要。在实践方面，英国学者伊恩提到，“提拉克通过言语和文章来促进印度‘复兴主义’（revivalism）”。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提拉克于1895年4月在《狮报》上发表文章来纪念17世纪的民族英雄希瓦吉（Shivaji），并为修复希瓦吉墓进行募捐。同年6月，提拉克在《狮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要像希瓦吉那样来争取印度的自治。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Swaraj，即‘自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将拥有它”。提拉克的这一口号迅速在印度次大陆传播开来。从此印度各地的激进派就有了斗争目标，开始在斯瓦拉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提拉克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仅仅靠说服是不能成功的。应当用战斗的方式。提拉克说：“没有一个人靠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当鼻子没有被捏住的时候，嘴巴是不会张开的……温和派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靠说服赢得。我们认为‘斯瓦拉吉’只是通过强大的压力获得。”提拉克一方面利用国大党来进行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
提拉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从印度古典文献中寻求依据。他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的教导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准备积极的斗争。1897年，提拉克发动了纪念甘奈希（Ganesh）节的活动。在此之后，秘密革命组织都很尊崇提拉克，并希望提拉克能指导他们的武装斗争。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是一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家。他注重寻求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并提出了“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甘地认为“好男人或好女人首先要值得信赖”。他同时写道：“我把信神作为唯一真理”。甘地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如何才能实现真理呢？甘地提出了非暴力学说。
甘地从人性和印度教本身的特性来阐述他的非暴力主张。他指出，“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是印度文明的传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甘地指出，“没有自身完善，即使把政权夺回来，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印度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主权。”甘地希望通过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统治者。1918年，当获悉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甘地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如果当局不顾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1919年3月，当罗拉特法被通过后，甘地号召群众进行罢工，停止工作。但是，这场活动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甘地不仅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人民的暴力斗争表示不安。甘地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此后，甘地领导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思想不仅影响着独立运动，而且也对独立后印度的内外政策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甘地评价道：“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像一阵旋风……最重要的是激起了人民运用思想。……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妥协的真理……影响着印度千百万人民。”
三、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承使得印度政治文化既充满自由感又怀有不安全感。种姓制度的等级分层维持了次大陆的稳定。印度与其他大国相比，其政治文化与独立后的外交思想结合并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特性，本文将给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使其政治文化中既充满了自豪感，也蕴藏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位于亚洲的南部边缘地带，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屏障，把南亚次大陆与外界隔开。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在历史上，在次大陆内部，王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在征伐中，孔雀王朝战胜列国，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而孔雀王的“法胜”思想更是表明了印度人的自信和自豪。然而，次大陆也在不断遭受外来势力侵袭。从最早的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征服。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冲击，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笼罩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安详地发展，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性仍相当明显，使印度人充满了自信。印度不断被征服的历史也使得印度人怀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作为有悠久政治文化传承的国家，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的产生有相当的影响，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启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就是种姓制度的建立。……依社会地位高低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制此后经历了发展、深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且影响之深，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深深镌刻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孙士海先生指出：“由于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可以在举行人教礼仪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这样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二元对立。“按世袭职业分划等级和强调各自特定社会角色的种姓制度如同一张深不可测、巨大无比的网络，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包纳在内，无力自拔……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僵化、封闭和停滞。”这种有严格规定且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维系着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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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执政者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诞生。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暴力机器并实施权术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在政治文化上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阿育王理想主义——“法胜”思想的诞生，是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最明显的例证。宋德星先生指出，“这源于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
第四，作为思想文化基础的“超自然中心主义”的存在，使得印度教的信徒缺乏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由于婆罗门教的发展，印度民众开始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赵建国先生在阐述其影响时指出：“这导致个别神如因陀罗脱开其自然的属性转向了人格化的超自然的性质方面，而个别超自然的神就成了民族宗教最受崇拜的神……”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使得“超自然中心主义”成为印度民众思想文化的基础；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又使得民众缺乏对君主的拥护和爱戴。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执政者在考虑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民众对宗教崇拜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国家，使得民众缺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这样，印度本身的分裂性和多元性就相当明显。即使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次大陆的这种局面，从而使得权威中心与普通民众的间隙始终存在，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在上述五种原因影响下形成的二元性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跨时长、连续性强。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体现了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政治文化；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体现了印度道义观念的政治文化。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连续性跨越两千余年，即使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和英国殖民者确立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时期，都没有中断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特性。
第二，包容性强，与宗教难以割舍。“印度政治文化的形成源于宗教因素。印度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印度人非常注重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积累。由于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实质的存在，印度为了追求完美的精神目标，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很强，也极具包容性，整体性特征明显。阿育王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独立后印度也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都体现其包容性。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是在继承和吸收“法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既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也吸收了西方思想。与此同时，印度政治文化二元特性的宗教烙印也比较明显，并塑造了印度中心观。马利克（J.Mohan Malik）指出：“印度人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三，自豪感与不安全感对立特征明显。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特征与印度独特的文化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都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使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是，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与英国殖民者的海上侵略的历史，使得印度的文明受到极大冲击，导致印度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
第四，融合性强，影响深远。印度政治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融合。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进入次大陆后，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希腊人在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的影响下，先后皈依了佛教，被印度完全同化。”后来的贵霜王朝的贵霜族人和匈奴人也被同化，成为印度人。即使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能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治文化特性，反而是印度吸收了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并把它融合到印度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印度传统政治文化极强的融合性，为其保持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创造了条件。其影响的扩散效应时至今日也相当深远。
四、政治文化传统在印度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其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因此而产生独特的外交思想。
（一）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
印度从独立以来就矢志不移地为成为世界大国而奋斗。尼赫鲁曾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而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思想源于政治文化传统。早在孔雀王朝时代，考底利耶就认为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实力强弱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得坚持“实力至上”的理念。考底利耶提出，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挡任何侵略者，主张用武力征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考底利耶《政事论》提出的六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国王应该发展国家，增加实力和资源，一边进行征服战争（不这样做，就是等着被别人征服）”。在考底利耶看来，国力强大的孔雀王朝居于他所描绘的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这对后来次大陆的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就指出：“即使是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征服者后来也都以印度中心观来看世界。”与此同时，印度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也为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来自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的世界观”。印度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可以有重要的东西提供给其他国家，……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在新兴民族国家中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尤其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内省，孕育了印度的大国观。
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之一的提拉克就以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为号召，提出“斯瓦拉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拥有它”。而甘地主张“罗摩统治”，用罗摩规则唤起人们对印度辉煌历史的尊崇。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国观对印度外交影响颇深。尼赫鲁总理指出，“除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先进的、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窥测未来，假如一切正常，没有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第四个国家显然是印度。”印度谋求成为世界大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印度认为，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为此，印度继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于1998年进行了五次核试爆，成为正式的核国家。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成为大国的标志，印度为此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达特（V.P.DUR）在阐述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大国抱负的关系时指出：“争取印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被看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印度欲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中心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