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论文

中国与印度论文（精选12篇）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1

印度商人在中国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存在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其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却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印度商人从远古时期开始从印度西北部进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从事季节性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和人文交流。然而,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新疆的政治角逐以及中华民国内部的动荡局面,给南疆的印度商人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到1940年代末迫使他们完全离开新疆。近代印度商人在新疆的命运,同样为了解中国和印度的复杂关系方面提供价值很高的参考资料。

印度和中国新疆(古代的西域)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佛教传入古代西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印度人民和西域人民相互交流的成就。虽然路途极其艰苦,印度和新疆的传统贸易往来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几乎没有受到大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扩张。但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所出现的政治紧张开始冲击传统的贸易往来,印度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遭受极大影响。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扩张、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清朝的持续衰弱并倒塌、充满战乱的中华民国等,都给新疆的印度商人造成了极其复杂的环境。据宣统三年的调查,英属印度在新疆经商及传教之人数“蒲犁领事馆附属营业机构一所,英吉沙英商1户,轮台1户,库车11户,疏勒14户,疏附24户,伽师12户,莎车1104户,巴楚21户,叶城40户,英吉沙21户,和阗19户,于阗6户,共计1275户”[1]2273。由此可见,虽然印度进入新疆的路途不易,但是印度商人在南疆的人数不在少数。

一、印度商人在新疆的商贸网络

对印度商人来说,中国新疆是他们在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商贸活动区。虽然他们的商贸活动包括西至伊朗、北至莫斯科甚至新西伯利亚,但是他们与南疆地区的贸易具有传统性和历史性。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大致上是连接中国和欧洲国家的东西方向的贸易路,然而其中段部分是南北模式的贸易路。印度北部及西北部、阿富汗、伊朗、中亚诸汗国、中国新疆以及俄罗斯就通过南北贸易路相互连在一起。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陆路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开始衰弱,但是最近一些研究表明,陆路贸易在16世纪至19世纪仍然彰显着自己的活力[2]25。在中亚这广阔的空间里,印度商界创建了自己广泛的商业网。甚至可以说,有巴扎的地方就有印度商人[3]。他们的主要角色是“代理人、商人、金匠、粮食商”等等。

中国新疆是印度商人几个世纪以来从事常规贸易活动的重要地区。列城和拉达克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很多印度商人愿意用印度矮种马驮自己的货物,长途跋涉翻越高山到达南疆。印度与南疆的贸易通道有两条,即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翻越喀喇昆仑山脉到达南疆,印度商人还通过巴达克山进入南疆。虽然南疆的莎车是印度商人在新疆的活动中心,但是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城、和田、巴楚、库车、库尔勒等城镇也有他们的店铺。从印度到达莎车平均需要38天的旅行,中间还要翻越五千多米高的雪山,所以体力充沛而能吃苦的人才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19世纪,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扬哈斯本(荣赫鹏)勘察这条路线时写道:“砂石戈壁,双边是荒山丘陵,静如坟墓,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经常遇见各种驮兽的骨架”[4]8。虽然路途艰难、交易量不多,但是相当可观的利润吸引着商家。19世纪初期的资料显示,当时印度和新疆的贸易往来中印度处于出超地位。为了贸易平衡,印度商人不得不运回大量银子即元宝,后来大麻成为印度从新疆进口的主要货物,除了大麻还有茶叶、丝绸、羊毛、毛毡、地毯、金银首饰、玉石、马和骡子等。从印度出口到新疆的主要货物有鸦片、棉花、布匹、香料、印度茶、糖和燃料等。

新疆的印度商人群体主要由克什米尔人、旁遮普人和希卡布尔人构成。旁遮普商人大部分来自霍西亚普尔、阿姆利则、拉瓦尔品第和其他城镇的喀特里人,他们或者自己开店或者为大公司做工。克什米尔人也是在新疆的印度商界中引人瞩目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新疆定居下来,与当地人结婚,甚至购买房子和土地。与其他印度商队相比,他们已经融入地方群体,很难分别。希卡布尔的信德人在新疆乃至整个中亚以金融事业和放债而出名,特别是在南疆,他们是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收取的月利息平均12%以上。高额的利润吸引着更多的印度商人来喀什噶尔放高利贷。1905年年底,希卡布尔来的放高利贷者达到了400余人。他们居住在南疆大城镇的印度客店,即使居留的时间长达几年也不会带家属。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与当地穆斯林妇女形成长期的关系,他们的这种不良行为经常引起当地穆斯林居民的怨恨和反抗[5]148。另外,游牧部落贾迪人小商贩也偶尔涉足南疆。除上述商界群体之外,19世纪在新疆存在过相当数量的印度籍奴隶,据印度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他们的数量多达800余人[6]。他们当中有来自于克什米尔、伯尔蒂、吉尔吉特、那噶尔、旁遮普等地的人,基本上是被坎巨提人在罕萨地区抓住并带到新疆卖掉的奴隶。他们当中有男有女,并在莎车、喀什噶尔、库车、和田等城种地或做家务。后来,英国政府说服克什米尔统治者向每人收取60至100卢比之后让他们获得自由[3]。

二、新疆的印度商人与地方政府

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的统治,北疆地区作为军事重地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关注,南疆地区基本上保持其原来的商业和农业。新疆地方官员继续重视与印度的贸易,欢迎印度商人在新疆从事贸易活动。据印度国家档案资料,1907年在喀什噶尔发生过当地穆斯林人闯入印度商人的客店。当时喀什噶尔道台及时平息反印度的示威,并特意下令要保护外国商人和游客并与他们和睦相处,禁止任何人聚众闯入印度客店[7]。当时印度商人要么放高利贷,要么赊销货物。由于新疆地方商人或店主拥有的资金有限,无法立即用现款购买印度商人的货物,普遍的做法是,他们先赊购,把货物出售完之后付账,或者商贸旺季结束时交清欠款。可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地方商人违约或者遇到意外事故,印度商人无法收回赊账。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马继业)道出了其主要原因;“中亚地区贸易的共同特征是长期赊账。零售商很少或没有资金,很难让他们立即付款,外商必须做以6至18个月期限的赊销,交货和付款的时间总会发生间断。零售商可能会破产,可能潜逃或死亡。所以,在这个国家商业信誉很低,法律不规范,外商损失资金的风险较大。”[3]

虽然当时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地方政府有一套专门处理印度商人债务和其他问题的有效措施。地方政府为在新疆的各国商队任命阿克萨卡尔(Aksakal即商约),外国商队之间出现矛盾,他们可以挑选一位“有威望”的人来调节,如果调节不成功,中国官员进行调节。在其他情况下,阿克萨卡尔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建议当局如何处理此事,地方官员一般处理较大的案件。印度商人对地方官员的态度很少有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处理纠纷的方式很公正。据印度国家档案资料,1898年喀什噶尔的一些大麻商人联名告状印度商人,说印度商故意压价。但是,喀什噶尔官员查到印度商人跟大麻价格高低没有关系并最终判决无罪[8]。与其相反,印度商人对自己的阿克萨卡尔大有意见。1898年的档案资料显示,当年一位名叫阿合买提亚尔的印度阿克萨卡尔处理一名印度商人和他的喀什噶尔债务人之间的纠纷时,从中受贿并故意对印度商施压。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禁止放高利贷,地方官员对印度商人的放债行为不满。莎车官员曾对马噶特尼抱怨说,“印度商人给人贷款的利息很高,如果有人向印度商人借款10两,那么年底连本带息就增高到40—50两,然后印度商人就提出解决债务的非常无理的条件”[9]。

新疆建省后,清朝实施一些金融信贷措施来改善民生,当时的贷款月利率规定只有1%。尽管如此,地方官员插手,借出官府的资金,主要借给富商,普通百姓根本无法贷款。因此,地方百姓只能向印度商人借款并抵押自己的耕地和住房,而印度商人通过这种办法将农民抵押的房产据为己有,之后再以高价租给农民耕种,收取租金[10]185。当然,地方政府根本不愿意自己的公民受外国商人的剥削而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说服印度高利贷者尽量减少债务额度并要分期偿还。地方官员一方面担心百姓财产变为外人所有,另一方面担心纳税人数量的减少[3]。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的信贷规章制度,中国公民倾家荡产的可能性很高。有些印度商人把所有的资金放高利贷,而后没有收回,同样面临破产的危险。据马噶特尼秘书巴哈杜尔·阿里沙于1899年元月的报告,有一位叫胡赛因·巴赫西的旁遮普商人在南疆已经生活25年,原本是一位富商,但由于放高利贷和赊销变成穷光蛋,八年以来一直讨债而没有任何收获[11]。

三、英俄角逐对印度商人的影响

英国和俄国是当时世界上两个主要的殖民国家。沙俄从北向南扩张地盘,英国由南向北发展势力,双方在土耳其、中亚以及我国西部地区形成一长条冲突地带,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伟大的游戏”。他们之间的竞争从19世纪开始进一步加剧,并影响到印度与新疆的传统商贸关系,以及印度商人在新疆的社会地位,甚至影响到中国地方政府对印度贸易和印度商人的态度。19世纪60—70年代,沙俄吞并布哈拉、希瓦、浩罕等中亚汗国,并觊觎英属印度西北的边疆。而英国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向北和西北方向推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英国没有能从印度基地派任何军事探险队进入该地区探察俄国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疆的印度商人为英国的渗透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先锋队[3]。他们不仅为英国政府提供俄国贸易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有关俄国和中国当局的主要信息来源。当时的斯利那加、列城及喀什噶尔的英国官员记录了印度商人提供的许多报告。如,1894年8月的一份报告里讲到俄国的军事军备、俄罗斯电报线向新疆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延伸、俄国商业运输队的筹备等等[12]。

从各种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得到英国官方资助并到新疆的印度商人数量突然剧增。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英国游客开始刻苦地探索通往新疆的交通路线,测绘地形地图。1869年,在巴伦布尔举办的英国官方资助的有关印度与新疆贸易的展览会,取消了运往新疆的棉织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关税。尽管如此,与俄国相比,印度商人在新疆的贸易处于明显的劣势,英国在中国东部地区的胜利并没有影响俄国在新疆的贸易优势。虽然英国在浩罕军官阿古伯侵占南疆时期试图取代俄国,但左宗棠为首的清朝官员收复新疆并驱逐阿古伯残余势力,对新疆的印度商人的处境造成不利影响。清朝政府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看到了俄国和英国的不同态度,因此向俄国给予更多的优惠。从此,英属印度官方不断收到在新疆的印度商人的无数抱怨报告;他们受到严重歧视待遇;除了那些携带家眷并居住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的商人可以留下外,其余都被要求限期离开新疆;有些商人的货物被没收[3]。据1881年元月的一份档案,由于高额运输费和各种关税,印度商人的货物不能运到莎车以外的地方[13]。新疆地方官员开始对印度商人设有各种障碍,甚至1883年规定禁止印度商人从事大麻贸易并阻止大麻向印度出口[14]。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馆开始运作之后,在新疆的印度商人从中获得不少收益。马噶特尼自称是英国公民的保护者,他亲自调查印度商人告状的种种案件,经常与喀什噶尔官员接触并商讨贸易纠纷,谴责那些贪官。当初,喀什噶尔官员拒绝马噶特尼的任何要求和建议,甚至警告喀什噶尔的印度商人如果跟随马噶特尼滋事将付出沉重代价[15]。由于英国驻华大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并要求公平对待新疆的英国公民,新疆地方官员开始改变以前的歧视态度,到了1903年印度商人开始享有与俄国商人一样的权利。但是中国地方官员对印度商人在利益面前表示毫无立场的行为非常憎恨,如他们在早些时候为了获得住宅和耕地便加入中国国籍,而后来英国领事馆建立并表示支持英国在喀什噶尔的公民的时候就纷纷加入英国国籍[16]。

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与俄国之间的角逐开始减弱,1895年以牺牲中国领土为代价解决他们在帕米尔地区领土争夺和势力范围并把阿富汗及瓦罕走廊确认为双方的缓冲区,双方于1907年签订英俄和平公约。但是新疆社会进入很不稳定的年代;1911年清朝垮台,新疆进入军阀杨增新的统治时代。虽然这种政治变革带来印度商人诸多困境,但之后的十月革命完全改变了局势,与俄国贸易的突然中断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1924年签订的中(新)苏贸易协议恢复了与苏俄的正常贸易,便宜的俄国工业品开始洪水般地流入新疆市场。苏联在中亚地区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给苏俄与新疆的贸易创造了极其便利的环境。到了1930年代,苏俄在新疆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导致英国在新疆影响的萎缩,印度商人也随即退出新疆贸易舞台[3]。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2

之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和印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基本国情上也极为相似。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最具吸引外资魅力的国家，但两者利用外资格局具有明显不同。FDI在中国主要流入到加工制造业，在印度则更多流向离岸服务业。比较两个国家引进外资的现状，中国在流入量上大于印度，但在流入的产业结构和侧重点，及对外资的利用效率上印度都是优于中国的。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印度的经验，以便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关键词：中国 印度 引进外资 比较

引言

在发展国内经济的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到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本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各发展中国家对引进外资方面都采取积极态度，大力支持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中国与印度也开始把引进外资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

中印两国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国在吸引外资的方面却大有不同。中国利用FDI的规模远大于印度，印度近几年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和印度同位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两国在利用外格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点，本文就两国引进外资作一个比较分析。

一、中国和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及特点

（一）中印吸引外资的原因

引进外资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国外资本，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引进外资的原因，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除此之外，张静还指出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等因素。

张静同时分析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另外，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法规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印度IT行业一支独秀，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印引进外资的特点

王海燕在《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分析了中国近三年引进外资的基本特征：数量、总体规模由降转升，平均单个项目规模一路增大；独资企业占比逐年上升，投资区域逐渐扩大；投资领域呈扩大化趋势；外资流入稳步增长，2012年底创历史新高；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大幅增长。

而杨宏斌、杨志宁则在《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中阐述了印度引进外商投资的特点：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注意本国经济安全；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

（二）中印引进外资现状的比较

（一）两者引进外资的背景及其利用外资的现状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都首先认识到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条件。对于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外资流入的机会增大。经济全球化也使得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性大大增强。中国和印度地域相近，国情相似，两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却有所不同。

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了两国利用外资的背景。中国从1978年最早开始改革开放，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中国也最先认识到吸引外资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加以利用，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而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了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极引进外资。但两者在利用外资的背景方面也有共同之处：一是两国独立建国以来的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寻求新出路。二是两国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积极把握这个机遇。

冯媛媛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中和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都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现状：1）无论是从流量角度还是从存量角度，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印度；2）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外资在中国更多流向硬件制造部门，FDI在印度更多流向软件部门和离岸服务业；3）中国和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

而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中则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探讨“金砖国家”引进FDI环境效应的传导路径。印度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是正向的，中国的是负向。这说明中国应向印度学习，控制FDI的负向规模效应，加强环境管制，提高引资门槛，提升引进的FDI的质量。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中对中国和印度进行国家层面数据的尝试性检验，认为引进外资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印度的外资流入对本国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造成两国引资差异的原因

1．中国引进FDI规模和数量大于印度。

何济川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中指出，印度在吸引外国私人投资的政策偏严，条件苛刻，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冯媛媛则认为，印度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晚10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引资环境总体较好，使中国FDI流入量远高于印度。

2．印度资本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

冯媛媛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购买力增大,对耐用消费品以及日常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激增，对市场寻觅型FDI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印度的呼叫中心、共享服务中心、IT服务业和研究与发展项目等格外发达，因此，在印度，FDI更多流向软件部门，流向离岸服务业。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潜力指数比较研究》指出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优势因素相似，但印度高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便于跨国公司实现人力资源本土化。同时，印度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其次是制造业，主要表现为资产寻求型；中国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效率寻求型。

3．印度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受外资流入影响比中国大。

陈涛涛、潘文卿、陈晓指出虽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多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而印度的对外投资更多是源于企业自身能力的积累。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大都属于我国的战略性行业，也是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溢出效应有限，所以这些行业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与该行业中外资的流入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在制造业中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而在印度的制药业和软件业中，跨国公司与印度当地公司合作，学习跨国公司的研发及管理经验 并且在合作中跨国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印度的的外资溢出效应在各行业是普遍存在的。

三、印度引进外资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要早十几年进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抓住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加以利用，大力开展外贸和引进外资。但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独具特色，在引进的外资水平和利用外资上都要先进于中国。

唐以今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中指出应利用外资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外资应向服务业转移，进一步改善经济环境，以更好的引进离岸服务业，同时加强中印互补性经济合作。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为了继续保持我国吸引FDI的优势，在目标定位、加强对高新技术的产业投入力度及重视人才培养和重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方面应向印度借鉴经验。

聂平香、郝红梅在《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调整》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利用外资是神话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有力支撑，是增强产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面对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问题，如：郑良芳在《引进外资的得与失问题研究》中指出：1）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和渗透，外资企业已经控制了我国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2）跨国零售巨头挤占中国零售业。3）“洋腐败”滋生新买办和洋垄断。4)有的跨国公司为了追逐利润，在我国公开排污等问题。聂平香、郝红梅认为：一是统一思想，坚持利用外商投资；二是转变观念，创新外资管理体制；三是规范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四是深化服务开放业，培育外商增长新优势；五是制定有效措施，提高中西部外资水平；六是创新外资方式，引导发达资本进入。

于增成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几点冷思考》中从国内角度出发，认为更好的利用外资需要：控制引进外资规模，积极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加强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和扶持，保护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重视发展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依赖和迷信国外技术；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想要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都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注重引资质量和引资水平，把国内引资政策和国外投资行情结合起来，加强对在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指导，优化投资结构，以达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J].经济师.2011(12):66-67 ［2］王海燕.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管理观察.2013,9 ［3］杨宏斌,杨志宁则.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2(3):9-13 ［4］冯媛媛.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北方经济.2007(1):141-142 ［5］鲍洋.“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8):128-136 ［6］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1(5):4-13 ［7］何济川.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亚太经济.1997(3):54-56

印度洋与中国海洋战略 篇3

“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所面对的主要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美国和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其经济走向世界，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包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的关注。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

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和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就会看到这条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成一线且难以逾越的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连通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并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率人冒死进西域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很浪漫，但不够现实。回想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横贯俄国东西的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在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相较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东欧的多瑙河——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

在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 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的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具战略价值。

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连通印度洋的特殊战略通道作用，云南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之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政策目标。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

“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一面”。

“三点一面”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他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以及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其在印度洋发展（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以此换得印度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中国还应在此地采取防御性的政策，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

“三点一面”不是攻势战略，而是一个守势战略。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其最多只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有效制海权的区域，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被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英美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

有限性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长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从苏美两分进入欧美两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和美国“华盛顿体系”中再挤出一个“中华体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中国到2021年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成果就会有保障，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有比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进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中国与印度桩基载荷试验对比分析 篇4

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了国外工程项目的建设。在涉外项目中，采用的勘测设计规范是主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的，均应遵照执行。2004年，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简称DEC）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取得了印度S厂2×300MW、D厂1×300MW两项火电厂EPC总承包工程，按照合同要求，工程设计主要以印度规范和标准为主，西北电力设计院作为DEC的咨询工程师参与了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咨询工作。工作过程中，通过对印度技术标准的学习、理解，感觉到中国与印度在桩基试验中有较大的差别，本文将印度桩基试验进行了整理并与中国规范加以对比分析，供国内从事印度工程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借鉴。

1 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的规定

印度标准认为：桩基载荷试验是确定桩安全荷载（safe loads on piles）最直接的方法，原位测试（in-situ test）比其他计算方法如静力公式、动力公式和贯入试验数据等确定的承载能力更可靠。

桩基载荷试验包括垂直荷载试验（抗压）（Vertical load test--compression）、水平荷载试验（Lateral load test）、抗拔试验（Pull-out test）。每种荷载试验有两种类型试验，称为初始试验和常规试验。

初始试验（Initial Test）：这项试验要求达到下列一个或几个目的。在重要的或主要的项目进行该项试验，测试桩数可以是一根或更多，取决于桩数要求。在不能获得土层的一些具体信息和以往经验指导时，应该进行最少两根桩的试验。

1）确定极限荷载，同时达到安全荷载乘以安全系数；

2）为常规试验建立可接受极限值提供指导；

3）研究桩对相邻已有建筑物的影响，同时决策适宜的桩型；

4）获得桩适宜性的意见；

5）检验通过动力或静力方法计算的承载能力。

常规试验（Routine Test）：这项试验要求达到下列一个或几个目的。测试数量一般为总桩数的0.5%，在特定情况下测试数量可以增加到2%，取决于建筑物特征、类型及地层条件。

1）确定桩的安全承载力；

2）检验安全承载力以及桩在工作荷载下特定功能要求的安全度；

3）探测相反于初始试验（如果进行了该项试验）结果的一些不寻常情况。

桩基试验可以进行单桩或群桩试验。在群桩试验情况下，承台应达到实际使用状态下的要求。试验应该在承台底面标高处进行，如果测试没有在承台底面标高处进行，根据测试结果（测试荷载）内插确定合适的增减值。

对测试桩，下列一些信息是必要的：

1) 桩的类型，包括材料、配筋；

2) 成桩方法，成桩记录；

3) 桩长和桩截面；

4) 测试类型；

5) 桩的布置；

6) 地下水深度及土层描述及测试结果；

7) 安全荷载和极限荷载以及确定方法；

8) 锚桩或反力重物类型；

9) 特别提到的荷载类型，如桩受到冲刷时可能自由竖立；

10) 相关类似试验的一些经历及其他一些关于试验计划的信息。

2 印度桩基载荷试验测试方法

维持荷载法：适用于初始试验与常规试验。这种方法荷载增加和每级荷载位移量测直至桩顶位移速率在前30分钟小于0.1mm或前1小时小于0.2mm或达到2小时，如果容许的位移限值不超过，桩的测试可以停止，测试荷载应该维持至24小时。

循环（cyclic）法：这种方法用在初始试验，用于找出均匀单桩侧摩阻力和端阻力。

CRP法（等速贯入试验）：试验时用逐步调整荷载增量, 使桩的沉降速率保持不变。这种方法用在初始试验，一般认为比维持荷载法更适合于确定极限荷载，但是荷载特征与维持荷载法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不能用于预测桩在工作荷载条件下的沉降。

3 印度桩基试验与荷载确定

3.1 垂直抗压荷载试验

这种类型的试验，竖向荷载施加于桩顶，通过千斤顶反作用于合适的荷载框架提供反力，沉降通过百分表观测记录。维持荷载法（Maintained load method）用来确定安全荷载。在特定要求情况下，循环（cyclic）和CRP法为可选择方法。

桩头的准备：桩头应该破碎至自然水平面直至新鲜混凝土。钢筋应该割断或适宜的弯曲，桩顶光滑、水平，用Paris或类似人工材料抹灰。桩顶放承压板，中心留洞用于安放千斤顶。

施加荷载：试验通过施加一系列垂直向下递增的荷载进行，每级荷载增量约为安全荷载的20%。对斜桩的测试，荷载沿轴线很重要。

反力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获得：平台上堆载重物提供反力。荷载试验依附于建筑物下时，已有建筑物如果有足够的重量和合适的结构可以提供反力。重物重心一般应在桩的轴线上，同时通过千斤顶施加的荷载应该与桩同轴。

锚桩中心与试桩中心间的距离不小于3倍试桩直径，同时不小于2m。如果锚桩为永久性工程桩，应当确保桩的残余上拔量在界限内。应该注意基准梁（datum bar）支撑处不应受到土层上隆的影响。

岩石锚杆与桩最近边缘不小于2倍桩径，同时不小于1.5m。

反力应该比计划施加的最终荷载超出25%。

沉降：沉降记录对单桩至少2个百分表（dial gauge），对群桩4个百分表，灵敏度0.01mm。每个表等间距安装在桩周围，通常固定在基准梁上，基准梁与试桩边缘的距离不小于3倍桩径（且最小1.5m）。初始试验单桩安全荷载应该是下列中的小值：

1) 总位移达12mm的最终荷载的2/3，除非给定情况下结构特征和类型要求时，安全荷载应当与确定的总容许位移一致；

2) 总位移等于均一桩直径的10%和扩径桩扩径体直径的7.5%为最终荷载的1/2。

常规试验单桩测试荷载至少为工作荷载 (working load) 的1.5倍, 最大沉降不超过12mm。

初始试验群桩安全荷载应该是下列中的小值:

1) 总位移达25mm的最终荷载, 除非结构特征和类型给定情况要求。

2) 总位移达40mm时为最终荷载的2/3。

常规试验群桩测试荷载应该进行至工作荷载 (working load) ，最大沉降不超过25mm。

3.2 桩的水平荷载试验

试验可以通过千斤顶施加于两桩之间进行, 荷载增量按预估安全荷载约20%施加。

应在位移速率每30分钟接近0.1mm施加下一级荷载。

位移用至少两个精度0.01mm的表量测, 两表上下间距30cm。

桩的安全水平荷载应该取下列情况中的小值:

1) 总位移增加到12 mm时对应荷载的1/2;

2) 总位移达5mm时对应的荷载;

3) 根据工作情况要求，达到指定位移时对应的荷载。

位移指承台底面标高处的位移。群桩尽可能根据结构实际用途条件测试。

3.3 桩的抗拔试验

上拔力可以通过千斤顶施加于上拔装置获得，地面反力支撑点距试桩的距离至少2.5倍桩径。

测试桩应该有足够的钢筋承受抗拔，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在抗拔试验中容许颈缩张力状态，可以在测试桩提供额外的钢筋是必要的。

抗拔荷载增加和位移测读应该与垂直载荷试验相同。

安全荷载应该取下列情况的小值:

1) 总位移12mm对应荷载的2/3, 或指定容许上拔量对应的荷载;

2) 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破坏荷载的一半。

初始试验应该进行到两倍预估安全荷载或至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破坏。

常规试验应该进行至1.5倍预估安全荷载或12mm总位移, 以早出现者为准。

4 中国和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比较

中国和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比较见表1。

5 结语

桩基试验对比分析表明, 印度桩基试验在加载分级、沉降观测及稳定标准、荷载取值等与中国标准差别较大。在充分认识和了解两国标准各自在试验确定桩承载能力上的差异, 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工程设计所需的标准, 为有效地开展好设计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要：结合印度工程项目岩土工程咨询经验, 介绍了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的规定、测试方法、试验与荷载确定, 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桩基试验的对比分析, 供有机会参与印度工程项目的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西北电力设计院.中印岩土工程勘察技术标准对比分析与初步研究[R].西安, 2008.

[2]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5

用湿位涡定义的印度夏季风指数及其与中国气候的关系

印度季风区是世界上季风现象最显著的地区,伴随着夏季风爆发和撤退,季风区的大气风场和湿度场都存在明显的季节转换,这种季节转换可以作为区分夏季风与冬季风的一个很好的标准.以往的季风指数大多只考虑了季风区的动力场或热力场的演变特征.在综合考虑了印度季风的热力和动力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湿位涡定义了一个新的印度夏季风指数.湿位涡是一个动力学和热力学的综合量,它既反映了风场的涡旋状况又反映了大气的垂直稳定度.研究表明:该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季风区大气热力场和动力场的季节演变特征.用湿位涡定义的印度夏季风指数不仅稳定而且可以较好地反映夏季风爆发时间、季风强度及季风的活跃与中断等多种特征.与以往的环流指数相比,湿位涡季风指数描述季风爆发时间的能力有较明显的改进.此外,该指数还可以很好地反映印度夏季降水的年际演变特征.初步的相关分析表明:印度夏季风爆发时间与中国西北及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呈负相关,与次年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夏季气温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印度夏季风平均强度与前期华南地区春季降水也有密切关系.

作 者：徐忠峰 钱永甫 Xu Zhongfeng Qian Yongfu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南京,210093刊 名：气象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年，卷(期)：64(6)分类号：P4关键词：印度季风 湿位势涡度 季风指数 中国气候 相关分析

印度航展欲与中国试比高 篇6

今年有60个国家的380家外国公司参加印度航展，美国阵容最大，囊括250家企业或机构；拿出F-16、F/A-18战机，C-17、C-130J运输机，KC-135加油机等参加飞行表演或展示。还有俄国、德国、法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英国、越南、瑞典、澳大利亚、阿富汗、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波兰等国。

国际化程度超中国

印度媒体称，本届航展规模堪称亚洲最大，其中“美国代表团”阵容最大，囊括250家企业或机构；拿出F-16、F/A-18战机，C-17、C-130J运输机，KC-135加油机等参加飞行表演或展示。德国名列第二，为35家；意大利10家。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军工强国紧盯住印度空军诱人的采购清单，包括126架作战飞机、6架大型空中加油机、197架多用直升机、22架攻击直升机，以及大量教练机。

印度航展和中国的珠海航展一样，都是开始于1996年。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举办的航空展览会，它们都各有自身的特点。印度航展的国际化程度明显要高出一截，不但俄罗斯、法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派出了像米格-35、阵风、JAS-39、升级版F/A-18“大黄蜂”等四代半战机参加飞行表演或静态展示，在展览前夕还出现了美国F-22战机要参展的消息。不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随后公开否认F-22会参加印度航展。

尽管场地有限，班加罗尔作为印度有名的工业和高科技中心，这里的民众对航展仍然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参观人数直线上升。据说参加人数可以达到30万。

除了参加飞行表演的国外战斗机，印度国产战斗机、直升机的表演也十分卖力。印度正在艰难发展的国内航空工业，在美俄欧航空巨头的挤压下，前景并不乐观。印度航空工业很有可能陷入越买越弱、越弱越买的困境。面子上的光鲜却掩盖不了里子的窘迫。

由于印度正准备购买新的战斗机，因此美俄欧的军火公司也都在这次航展上铆足了劲。甚至有印度媒体在报道上采用了“班加罗尔航展：出售、出售还是出售”这样的标题。波音公司为了竞争印度市场，甚至搞出了一个带保形油箱和所谓“隐形武器挂舱”的升级版F/A-18“大黄蜂”。印度不是不想搞自己的国产先进战机，但欧美军火巨头的强势在于，印度只能用一个手工作坊出来的金属模型来显示自己五代机的雄心，而西方则通过强大的航空制造技术，魔术组合般就变出可迅速投入实用化的新战机。从前些时候的F-15“沉默鹰”到现在的新型“大黄蜂”，都是如此。

从表面上看，印度的军用航空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对印度军方是有利的。但这种所谓的竞争是虚假的，从近几年的新闻中不难发现，印度海空军新战机需求种类之庞大和复杂，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据媒体报道，印度在设计国产的MCA第五代战机以外，还和俄罗斯联合研制FGFA五代机，还有可能引进F-35B战机。

可见，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如果对空军建设和装备发展有全局性认识和战略性规划，对信息化战场有透彻的理解，就会明白并不是进口更多的先进战机，就能打造出一支有战略灵魂的空军。

新武直航展出故障，紧急停飞

本届2011印度航展上印度国产的LCH武装直升机大放光彩，成为了本届航展的明星。2月10日，印度班加罗尔航展进入第二天，印度国产LCH武装直升机当天下午升空进行了飞行表演，但飞行表演进行到一半时，正在飞行的LCH突然停止飞行表演，据了解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现飞机出现故障，于是紧急降落，避免了更严重的情况发生。

为适应高原作战，印度把作战砝码押向直升机，力争实现作战电子化、信息化和直升机化。为此，印度大力发展武装直升机，特别是高原武装直升机，以增强克什米尔地面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实现决战决胜。目前印度陆军正在对其购买国外直升机的计划进行削减，取而代之的是定购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正在研制的“轻型武装直升机”（LCH），印度于2010年1月对该机进行测试。

LCH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借鉴欧洲直升机技术，在“先进轻型多用途直升机”（ALH）“北极星”基础上发展而来。

LCH具有强大的武器系统，可挂载4枚空空导弹或8枚反坦克导弹，装20毫米航炮、集束炸弹、非制导火箭以及能对付无人机的导弹，主要任务是打击坦克装甲目标和其他车辆及地面有生力量，击落无人机和低速飞行器，摧毁敌方防空系统，护送在特种作战中运输兵员的直升机。其机身长15.87米，主旋翼直径13.2米，机高4.91米，起飞重量5.5吨，载重2.6吨，可携带1.1吨燃料。该机最大速度275千米/小时，最大飞行距离650千米，最大滞空时间4小时。

中国成促销噱头

在空前激烈的印度百亿战机采购大战中，之前不被各方看好的美国“老战机”——F-16IN和F/A-18最新国际版悄然占据上风，反将之前呼声甚高的欧洲新型战机逼到墙角。

在美国技术利诱的背景下，美国的F-16IN和F/A-18骤然间翻身，遥遥领先于欧洲这一竞争对手。印度空军参谋长纳依克将军证实：“采购谈判将在未来一两周内开始，2012年首批战机将抵达印度，第二批108架战机将在印度生产组装，如果一切顺利第三批64架也将购入。”

尽管在班加罗尔航展上没有中国战机的身影，但中国的歼-20、中国的军事力量和中国因素却成为各方向印度推销先进战机的最大噱头。除了“台风”战机的高管直言捕捉和攻击中国歼-20“没有问题”外，美国公司和欧洲其他军工企业的高管们都在委婉地劝说印度，要尽可能缩小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差距，而捷径当然就是购买外国的先进战机。有人发现，在A馆内的一个展台上，专门出售一本《印度面临中国军事威胁有多大》的书。这本厚达400多页、售价高达738卢比(1卢比等于0.14元人民币)的书还卖得挺火。

虽然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最大的传统军火提供国，这次也在A馆开设堪比美国的展位，但展出的几乎全是模型，在整个航展上所能看到的俄制实体武器就是静态展示的苏-30。为了拉住印度这个日益远去的传统大客户，一名俄罗斯参展官员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我们不会把米格-29K舰载机卖给中国，因为与中国的苏-27的知识产权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印度不用担心。”但这名官员坦言：“中国可能用苏-33当中国航母的舰载机，因为它可能已经从乌克兰购买到了。”《印度快报》等媒体也引述参加航展的许多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突然展示隐形的歼-20战机给美国向印度出售F-35增加不少分数。

当然，印度军事技术的不足也是印度加快从国外购买新型战机的重要原因。例如在2月10日的飞行表演过程中，印度本国研发的轻型武装直升机突然紧急降落。欧洲四国开发的“台风”战斗机、法国达索的“阵风”战斗机、瑞典萨博公司JAS-39鹰狮战机显然没有轻言放弃。“台风”战斗机展区的官员表示，印度如果购买“台风”战斗机，能得到的优惠将远在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上，最为重要的是，印度将与制造“台风”的400家欧洲公司成为“战略伙伴”，而且会与BAE公司、EADS公司等并列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军事电子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伙伴，这将为印度创造出至少2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7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 气候暖湿、资源丰富, 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 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 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 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 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 (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 约80亿美元, 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 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 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 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 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 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 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 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左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 (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 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 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 同比增长4 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 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 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 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 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 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 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 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 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和净贸易比 (NTR) 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 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 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 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 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 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 因此, 通过单个NTR的值, 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 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 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 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 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 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 分别设为向量X, Y, Xi是i产品的出口额, Yi是进口额;然后, 根据公式Yi=α+βXiεi, 运用最小二乘法, 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 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 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 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 , 两国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 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 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 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 (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 。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 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 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 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 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 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 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 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 (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 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 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 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 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 。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 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 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 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 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 两国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 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 一般地, 当│r│≥0.8时, 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 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 视为低度相关;│r│<0.3时, 认为关系极弱, 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 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 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 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 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 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 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 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 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 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 (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 1978年重新修订, 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 , 美国进口历史数据 (U.S.Imports History CD-ROM) 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 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 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 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 分别属于500组～999组, 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 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 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 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 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 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 现利用既有数据, 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 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 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 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 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 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 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 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 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 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 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 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 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 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 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 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 反之也如此。但是, 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 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 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 (如一些塑料制品) , 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 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 在90多个商品组中, 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 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 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 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 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 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 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 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 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 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 (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 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 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 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 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 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 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 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 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 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 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 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 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 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 (2001年、2002年,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 从2003年开始, 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 2003年、2004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 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 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 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 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 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 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 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 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 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 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 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 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 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 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 这是正常的, 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 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 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 要积极应诉, 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 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 减少恶性竞争, 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 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何运奎:国际贸易地里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2]薛永久:国际贸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樊亢: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4]世界经济年鉴, (2006-2007)

古代中国与印度的乐舞文化交流 篇8

一、中印乐舞文化交流研究成果简述

笔者在写作此文前研读的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金文达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发表的《对古代中印音乐文化交流中的某些问题的再探讨》, 此文在阐述龟兹古国的文化概况时, 认为龟兹文化实际上与印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还对龟兹乐的音律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郭骅先生在《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发表的《中印音乐交流索迹——秦腔音调与印度拉格音调的某些异同》, 此文对秦腔音乐中的某些音调和印度的一首维纳琴独奏音乐进行了分析比较, 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和同源性, 并进一步得出印度的这首维纳琴独奏音乐源自中国古代秦地之音。然而以上两篇论文只从某个角度研究了中印乐舞文化交流中的某个具体问题, 尚缺更全面的分析, 没有系统地论述古代中印乐舞文化交流的历史。在学术著作方面, 音乐史的一些专家曾有相关的论述。如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 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古代中印乐舞文化交流,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弥足珍贵。金秋的《外国舞蹈文化史略》曾开辟专题探讨古代印度舞蹈, 但没有涉及中印乐舞文化交流。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文学、艺术、翻译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地位, 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也独步学界。他在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印文化交流史》, 其中涉及了乐舞文化交流的某些问题。

二、古代中国与印度的乐舞文化交流

音乐和舞蹈, 在我国原始社会产生初期就是同生共长的。《礼记·乐记》载:“比音而乐之, 及干戚羽旄, 谓之乐。”意思是说把音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组织起来, 再加上干戚羽旄来舞蹈即称之为乐, 它的产生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与印度是古代亚洲的大国, 两国人民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国的乐舞文化都非常发达。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时, 古代印度就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史诗, 叫作《罗摩衍那》, 其中提到了印度最古老的两种音阶, 即萨音阶和玛音阶;还记载了歌唱时使用的三种音调、七种调式和印度音乐美学中所论及的七种“拉斯” (即韵味或情趣) 。这部史诗对印度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印度音乐舞蹈的永恒主题之一。它们也很早便以各种形式传到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到了大约公元2世纪时, 又有婆罗多的重要著作《乐舞论》的出现, 其中就包含有印度古典音乐理论中二十二律和音阶的构成等等。 (1) 这些都标志着印度古典音乐已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奠定了印度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理论的基础, 其中所创造的一些音乐术语至今仍在使用。由此可见印度音乐文化历史悠久。中印两国在历史上也有着密切的交流。

(一) 中国乐舞何时传播到印度

中国乐舞何时开始传播到印度, 在历史典籍上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也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我以为, 中国乐舞至少在唐朝时期就已经传到印度。

一是唐代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 回国后著有《大唐西域记》。他在天竺见拘摩罗王时, 在会谈中已经说到中国唐代太宗皇帝的《秦王破阵乐》。

拘摩罗王曰:“虽则不才, 常慕高学, 闻名雅尚, 敢事延请?”曰:“寡能褊智, 猥蒙流听。”拘摩罗王曰:“善哉!慕法好学, 顾身若浮, 逾越重险, 远游异域。斯则王化所由。国风尚学。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 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 美我君之德也。”…… (2)

《慈恩传》里也有一段记载他与天竺戒日王初次会面时情景的文字:

既至, 顶礼法师足, 散华瞻仰, 以无量颂赞叹讫, 谓法师曰:“弟子先时请师, 何为不来?”报曰:“玄奘远寻佛法, 为闻《瑜伽师地论》。当奉命时, 听论未了, 以是不遂参王。”

王又问曰:“师从支那来, 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 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 致此称扬?”法师曰:“玄奘本土见人怀圣贤之德, 能未百姓除凶剪暴, 覆育群生者, 则歌而咏之。上备宗朝之乐, 下入闾里之讴。秦王者, 即支那国今之天子者也。未登皇极之前, 封为秦王, 是时天地板荡, 苍生乏主, 原野积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 妖星夜聚, 渗气朝凝, 三河苦封豕之贪, 四海困长蛇之毒。王以帝子之亲, 应天策之命, 奋威振旅, 扑剪鲸鲵, 杖钺麾戈, 肃清海县, 重安宇宙, 再耀三光。六合怀恩, 故有兹咏。”王曰:如此之人, 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 (3)

二是唐代有安南道通印度。《新唐书》卷四三下有唐贾耽关于安南通天竺道的记载, 这条道路是从交州通到印度。交州在唐代是极重要的海口。唐代陆贽在《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 (4) 里说到, 船舶多往安南市易, 可见当时交州贸易的繁荣。 (5)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在众多的商人之中, 必定有印度商人。那么, 中国的乐舞文化就很有可能经交州传到印度。

(二) 中国乐舞在印度的传播

《秦王破阵乐》是一部歌颂唐太宗李世民武功的乐舞作品, 所谓“秦王”是李世民即帝位以前的封号。唐朝建国初期的武德二年 (619年) , 据有雁门、楼烦 (今山西北部) 一带的刘武周, 勾结突厥, 进行叛乱, 攻占太原等地。次年, 李世民击败了刘武周, 这是唐朝建国初期在军事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在军中产生了一首利用旧曲填词的乐舞作品, 即《秦王破阵乐》。李世民登基, 于贞观元年 (627年) 宴请群臣, 宫中首次表演了《秦王破阵乐》之曲。贞观七年, 李世民又亲自为这一乐舞绘图, 责成属臣改写歌词, 舞者增加到120人。《秦王破阵乐》表现将士披甲持戈的战阵军容, 擂大鼓, 杂以龟兹之乐, 声振百里, 动荡山谷, 十分壮观。“观者见其抑扬蹈厉, 莫不扼腕踊跃, 凛然震悚。” (《旧唐书·音乐志》) 。《秦王破阵乐》以其表现唐王朝的辉煌武功和李世民的崇高威望, 闻名中外, 久传不衰。事实上, 《秦王破阵乐》不久就传到印度, 因而有玄奘法师在天竺见东部邦国迦摩缕波国拘摩罗王时关于《秦王破阵乐》的上述对话。《大唐西域记》卷五又记述了他与中部邦国羯若鞠阇国戒日王的对话:

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 少而灵鉴, 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 率土分崩, 兵戈竞起, 群生荼毒, 而秦王天子, 早怀远略, 兴大慈悲, 拯济含识, 平定海内, 风教遐被, 德泽远洽。殊方异域, 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 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 于兹久矣。盛德之誉, 诚有之乎?大唐国者, 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 前王之国号。大唐者, 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 谓之秦王。今已承统, 称曰天子。前代运终, 群生无主, 兵戈乱起, 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 心发慈愍, 威风鼓扇, 群凶殄灭, 八方静谧, 万国朝贡, 爱育四生, 敬崇三宝, 薄赋敛, 省刑罚, 而国用有余, 氓俗无穴, 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

由此可推定, 流传至印度的《秦王破阵乐》是经过改编的, 有着极大的艺术夸张成分, 其中《七德舞》是极力赞美李世民的乐舞。

郭骅先生对秦腔音乐中的某些音调和印度的一首维纳琴独奏音乐进行了分析比较, 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和同源性, 并进一步得出印度的这首维纳琴独奏音乐源自中国古代秦地之音。 (1)

《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刺”一节中也谈到了与中国音乐等传入印度有关的事情:

其国……繁华类中国。……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 盖前世所流入也。其王敬天朝, 闻使者至, 遣官具仪物, 以千骑来迎。

榜葛刺的百工、技艺“悉如中国”, 其中当有关于音乐的项目。而其国王迎接中国使者的仪仗, 恐亦不免有音乐内容。

(三) 印度乐舞传入中国

据金秋先生《外国舞蹈文化史略》一书所说, 印度的古典舞蹈在中世纪就已经形成固定的流派。舞蹈主要在印度教神庙中表演, 观赏者就是神。也就是说, 中世纪的古典舞蹈是为了取悦神而表演的。古典舞蹈的内容主要取材于记载宗教和圣歌的《吠陀经》, 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长诗《牧歌》。舞蹈表演歌颂的主要对象是湿婆、毗湿奴、克里希纳神和半人半神罗摩。古典舞蹈的表演形式是独舞、双人舞或四人舞。舞蹈表演有一整套姿势和感情表达的程式方法。此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印度的古典舞蹈由四肢和身体动作和表情手势姿态以及戏剧性道白组成, 是一种暗示和象征性的表现手法。 (2) 古典舞蹈主要有婆罗多舞、卡塔利舞、卡塔克舞和曼尼普利舞。民间舞蹈主要有:旁遮普邦舞、古吉拉特邦舞、阿萨姆邦舞、梅加拉雅邦舞、奥里萨邦舞、泰米尔纳德邦舞, 等等。

印度乐舞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是比较早的, 当在汉魏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播, “梵呗”也在中国佛寺中流行起来。在印度, “凡歌咏法言, 皆称为呗”。在中国, “沙门咏经则称转读, 歌赞则称梵呗。” (3) 可见, 中国的梵呗艺术也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与道声忏法等法事活动, 沙门在独唱齐唱或合唱赞颂佛与菩萨的短偈时, 配合音乐伴奏。南朝的梁武帝因为笃信佛法, 曾创作了《善哉》、《天道》等一些梵呗歌词。梵呗既然是佛教音乐, 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印度音乐成分。 (4)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 中原一带佛教寺院中流行的梵呗唱腔主要有三种。一般认为它也代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三个流派。其一, 是南朝梁武帝创作的《善哉》、《天道》等一些梵呗歌词, 名为正乐, 都是佛法的梵呗声腔, 带有清商乐中“江南吴歌”的某些特点。其二, 是属于西部地区的西凉州梵呗唱腔。如《高僧传》卷三中记载的“源出关右, 而流于晋阳, 今之《面如满月》”之类的梵呗声腔。其三, 是流行于当时具有洛阳音乐特色的梵呗声腔。曹植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法苑珠林》卷三四曾经记载曹植“忽闻空中梵天之响, ……乃摹其音, 写为梵呗”。 (5)

《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佛教寺院里碰到了民间节日时的乐舞表演状况。景明寺在八月节时, “梵乐法音, 聒动天地, 百戏腾骧, 所在骈比”。景兴尼寺也有“飞天伎乐, 望之云表”。又“至于六斋, 常设女乐, 歌声绕梁, 舞袖徐转, 丝管寥亮, 诸妙入神”。“召诸音乐, 逞伎寺内, 奇禽怪兽, 舞林殿庭。” (6)

印度音乐除了通过龟兹乐等西域音乐途径间接传播到北朝外, 还曾经直接传播到前凉, 然后通过河西地区传入中原内地。《隋书》记载, “天竺 (乐) 者, 起自张重华” (此人346年至353年间自立为凉王) , 他“据有凉州, 重四译来贡男伎, 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 舞曲有《天曲》”。 (1)

这种《天曲》, 其实也是佛教舞曲的一种。天竺乐还在河西地区与其他音乐融合, 形成西凉乐。根据《隋书》记载:

西凉 (乐) 者, 起符氏之末, 吕光、租渠蒙逊等据有凉州, 变龟兹声为之, 号为秦汉伎。 (北) 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 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 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 竖箜篌之徒, 并出自西域, 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 神白马之类, 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 故其乐器声调, 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 解曲有《万世丰》, 舞曲有《于阗佛曲》。 (2)

从《于阗佛曲》可见, 西凉乐也受到天竺乐的影响。

高昌乐可能像龟兹乐一样, 曾经受到天竺乐的影响。6世纪, 西域音乐再次东渐, 其中有高昌乐和康国乐。《隋书》又载:

太祖辅魏之时, 高昌款附, 乃得其技, 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 (571年) , (北周) 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 帝嫂皇后于北狄, 得其所获康国, 龟兹等乐, 更杂之以高昌之旧, 并于大司乐焉。 (3)

外来音乐如天竺乐等在隋唐王朝有很大影响。《隋书》又载:

开皇初, 令制七部乐:一曰国伎, 二曰清商伎, 三曰高丽伎, 四曰天竺伎, 五曰安国伎, 六曰龟兹伎, 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大业中, 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 以为九部乐。 (4)

唐朝初年, 仍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 将九部乐增至十部。其中天竺乐的舞工和乐工全部穿袈裟, 乐舞有明显的佛教色彩。 (5) 这说明, 天竺乐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得到广泛传播, 在隋唐宫廷受到高度重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此谈道:“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 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 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录用之, 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 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拨头一戏, 其最著之类也。”

印度的乐舞传入中国, 形成如唐代的师子舞。师子舞属立部伎太平乐舞。《旧唐书·志第九》载:

太平乐, 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 出于西南夷天竺, 师子等国, 缀毛为之, 人居其中, 像其免仰驯狎之容, 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 五师子各立其方色, 百四十人歌太平乐, 舞以足持绳者, 服饰作昆仑象。

印度的婆罗门大曲传入中国, 对唐代的霓裳羽衣曲有直接的影响。霓裳羽衣曲是根据婆罗门大曲进行修改而成的。《唐会要》记载:“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 太乐署供奉曲名, 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陈暘在《乐书》卷一八四中记载:“婆罗门舞, 衣绯紫色衣, 执锡环杖。”该曲及舞源自印度, 开元年间经中亚逐渐传到大唐。 (6)

另外, 《宋史》载:

雍熙中, 卫州僧辞瀚自西域还, 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 国王姓牙罗五得, 名阿喏你缚, 衣黄衣, 戴金冠, 以七宝为饰。出乘象或肩舆, 以音乐螺钹前导, 多游佛寺, 博施贫乏。 (7)

由这段记载可见, 音乐螺钹在国王出游时起着先导的作用。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9

关键词：贸易摩擦,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

1 中印贸易摩擦的现实表现

为了保护印度本土企业, 印度政府不断运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给中国政府和企业施压, 不断推出对华进口限制措施。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远远超过中国对印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以中印双方发起的反倾销案为例,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数量远远高于中国队印度发起的反倾销案 (见表1) 。因此, 中印贸易摩擦问题主要焦点在于印度。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整理.

1.1 印度屡次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

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后, 为了限制中国产品, 就开始运用反倾销手段, 一再成为我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统计, 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数占据同期所有成员反倾销案件的1/5, 并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1.1.1 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

印度在1992-2009年期间对中国总共发起了134起反倾销案件, 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名列第一, 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韩国的43起案件。据了解, 历年来中国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涉及金额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 但是立案数最多的却是印度。

1.1.2 反倾销涉案金额大幅升高

印度从2005年以来, 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无论是设计的总金额还是个案金额都有所增加。2005年的反倾销案涉及总金额为2.81亿美元, 到了2006年上半年已达到1.81亿美元。2005年10起反倾销案中有5起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的7起反倾销案中有4起超过1000万美元, 个案金额高于1000万美元的超过50%, 而2004年全年的涉案金额仅为2277万美元。

1.1.3 反倾销涉案产品比较集中

在印度对华发起的倾销案件中, 化工产品占据了42.6%, 位居第一, 可见印度保护的重点是化工业。其次为药品, 占据17.9%。其他类位居第三, 然后是日常消费品, 钢铁以及其他金属类和纺织品、纤维、纱线位居最后两位。

1.2 频繁使用贸易救济和歧视性限制措施

2008年下半年, 印度开始增加保障措施手段以减轻贸易竞争压力并保护本国产业的利益, 从而限制中国产品对印度市场的冲击。印度在所有WTO成员中是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国家,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据世贸组织统计, 2003年, 印度首次超过欧盟,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第二大成员;2006年, 印度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启动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成员。

2 中印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中印双边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 既有宏观、政策上的因素, 又有产业及企业方面的因素。

2.1 宏观因素

2.1.1 受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环境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就是国与国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碰撞、妥协和调整的过程。近年来, 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额不断上升, 但是印度的贸易逆差也不断加大, 这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增加。

2.1.2 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影响

(1) 由于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他们频繁启用反倾销措施限制外国产品进入以保护国内市场, 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近年来, 实施反倾销措施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印度; (2) 随着世贸组织的运行要求各国大幅度削减灌水以及取消进口数量限制等, 从而降低了一些国家对某些产业的行政保护能力, 从而寻求反倾销贸易措施以低效对本国造成的冲击; (3) 由于WTO反倾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从而为WTO成员保护本国市场提供了便利。

2.2 政策因素

2.2.1 印度保护性的贸易政策

由于两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以及产业结构相似。但是中国的经济近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而在出口上给印度国内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印度为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发展自然把反倾销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

2.2.2“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

虽然印度在2002和2003年两次修订了本国反倾销规则, 但由于印度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因此, 中国仍旧面临着印度的反倾销案件。加上印度国内企业对中国的产品缺乏足够的了解, 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2.3 基于贸易政策和贸易制度差异引发的摩擦

与迅速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相比, 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公平贸易、政策透明度、市场准入、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等诸多方面经常备受责难, 往往成为其他国家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口实。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完善的贸易政策和制度, 不能对外国对华歧视行为给予有效的对策, 愈加怂恿了某些国家肆意挑起对华贸易摩擦。

2.3 产业及企业因素

2.3.1 中印产品结构趋同, 竞争性较强

两国由于同属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为欧美的主要贸易伙伴, 因此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 对于产品结构相似的容易形成竞争的行业反倾销力度很大。

2.3.2 中国企业相互压价、无序竞争、应诉不积极

此外, 中国企业相互削价竞争也是遭遇印度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国内企业缺乏自律意识, 为了争夺印度市场甚至售价比国内还要低, 从而造成很多企业蜂拥而至。当面对印度的反倾销诉讼时, 中国企业要不不敢应诉, 要不不知道如何应诉, 从而使得印度对华肆无忌惮的使用反倾销手段。

3 中印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3.1 积极发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 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3.1.1 大力开展两国政府间的交涉

通过与国外政府谈判, 签订双边贸易友好条约或协议, 互让互谅;也在在WTO框架内加强中印的沟通和协调以减少两国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

3.1.2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利用WTO的相关规定进口建设与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只有各相关部分齐心合力才能尽可能全面准确的为我国相关企业提供反倾销信息, 使其早日做好应诉的准备工作。

3.1.3 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扩大内需

导致两国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国贸易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达到60%以上, 高度的年份在70%以上。但是快速增长的出口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给发达国家带来市场恐慌外, 还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尤其是对印度。因此, 为了消除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心理, 应当扩大内需, 降低中国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

3.1.4 调整我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由于两国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而造成了两国竞争的加剧。因此, 我国应当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省级, 对印度的出口适当的从竞争性产品转为互补性产品。

3.2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的作用

倾销与反倾销是进出口国同行之间的博弈。倾销造成的是对整个行业的损害, 反倾销也是针对行业发起, 而不仅仅针对企业。我国的行业结构分散, 因此,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业组织, 以指导协调企业的对外经营活动。我国现有中国国际商会以及机电、五矿化工、纺织品、轻工工艺、食品土畜、医药保健等六大进出口商会, 还有一部分行业协会。由于历史的原因, 商会主要服务于外贸经营活动, 而行业协会主要服务于内向经济活动。中国加入WTO后, 进出口商会与行业组织应加强联系与沟通, 最终实现两个组织的整合。商会和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 随着政府职能在WTO体制下的削弱, 协会和商会通过各种方法和措施, 可能成为承担反倾销的主力军。

3.3 企业层面

3.3.1 对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

(1) 出口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际管理做好详细的财务记录和原始资料的搜集和保存, 做到随时查询调用且经得起分析。 (2) 企业应本着“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 有策略地积极应诉。

3.3.2 转变企业营销策略, 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信息调研体系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对外贸企业提出新的要求。企业要想成功地进行国际化经营, 关键在于获取各类有效的市场信息与情报。企业可通过商会、各地信息中心、互连网了解信息, 以便做出相应的反应。外贸企业市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进口国的政策法规、国际市场状况、国外同行业竞争对手动向三个层次上。在国际市场的研究中, 重点分析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结构、贸易对象、市场最新的发展动向和商品行情。在行业研究中, 重点了解并掌握其国外同行的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 这是决定反倾销能否成立的直接因素之一。

4 结论

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印度已经位居对华采用反倾销的首位, 因此, 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分析, 对我国有效应对印度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促进中印关系友好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志明.中印贸易问题与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 2008 (4) :12-17.

[2]吴国安.中印双边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贵州财经学院, 2009 (5) :15-21.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10

中西协定规定:“投资者系指:依缔约一方法律拥有缔约一方国籍的自然人;或依缔约一方法律法规设立和组成, 在该缔约方领土内具有住所的法律实体, 包括公司、社团、合伙和其他组织。”中印协定强调自然人投资者的国民身份, 在非自然人投资者的定义上与中西协定一致。两协定都规定:“适用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做出的, 并被该缔约另一方法律法规接受的所有投资, 无论该投资是在协定生效前或生效后作出的。”有必要指出的是, 我国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也有仅将保护的投资限于协定订立后发生的投资。

两协定中都有单独的一个条款——“促进和保护投资”。但具体的内容有所差异。相同之处是两者均在第一款中规定:“缔约各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并为之创造有利条件, 还应依照其法律和政策接纳此等投资。”不同之处在于, 中印协定只有两款, 其第二款即提到“缔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另一方应始终享受公平和公正待遇”。而中西协定则有四款。第二款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应享受持续的保护和安全”。第三款规定“缔约一方不得对在其境内的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其境内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和处分采取任何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措施”。第四款规定“缔约一方应依其法律法规, 对在其境内从事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的申请给予善意的考虑”。那么中西协定中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是否相当于中印协定中第三条第二款呢?笔者认为应当不是的。因为中西协定第三条——投资待遇中第一款规定:“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应始终享有公平与公正待遇。”如果两者内涵大体相同, 就没必要重复规定了。中印协定强调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应享受公平和公正待遇, 未提及投资者的公平和公正待遇。中西协定则侧重对“投资者”所享受权利的规定。

在这两个待遇的规定上, 中印协定是先规定投资者的投资应享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然后规定投资者包括其投资的收益应享受最惠国待遇。中西协定则先规定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的活动享受国民待遇, 然后规定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的活动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两待遇的例外规定上, 两协定也是有所不同的。中印协定的例外有二款, 第一款是“任何现存的或将来的关税同盟或其他该方已成为或可能成为其一方的类似国际协定”, 第二款是“任何全部或主要与税收有关的事宜, 此等税收事宜应受1994年7月18日中印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管辖”。中西协定则规定有三项例外, 比中印协定范围要广。它们是:一、任何现存或将来的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和任何建立此类联盟或类似组织的国际协定;二、全部或主要与税收有关的任何国际协定或国际安排, 或全部或主要与税收有关的国内法律;三、任何便利边境地区小规模贸易的安排。

两协定都规定“一方的投资者在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国有化、征收或采用效用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但两协定在此问题上规定的差异是明显的,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可以采取征收的条件。中印协定规定:“除非是为了公共目的, 依法律, 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 并给予公平和公正的补偿。”中西协定规定:“除非是为公共利益, 依国内法律程序, 在非歧视基础上, 并给予补偿。” (2) 补偿的标准。虽从补偿标准的时间确定上两协定都是采用“采取征收前或征收为公众所知时较早一刻”但对被征收投资价值计算的标准就不同。

中印协定是按被征收投资的真实价值, 并包括支付前按公平和公正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中西协定是按被征收投资的市场价值, 该市场价值应根据普通承认的估价原则确定, 补偿应包括以正常商业利率计算的从征收发生日起到支付日止的利息。同时两协定都要求补偿的支付不应不合理地迟延, 并应可有效实现和自由转移。

两协定均规定:“受影响的投资者可按采取征收行动的缔约方法律, 要求该方的司法或其他独立机构根据本条规定的有关征收的条件对案件进行迅速的审查。”但在审查的范围上有所不同。中印协定包括对征收本身的审查和对其投资的估价的审查, 中西协定则不仅包括中印协定规定的两类对象, 还包括对补偿支付的审查。

中印协定在该条的第三款规定:“如一方征收根据其生效法律在其领土的任何部分上设立或组建的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拥有股份的公司的财产, 该方应确保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即征收条件) 在确保拥有此等公司股份的另一方投资者就其投资得到公平和公正补偿所必须的范围内适用。”此条规定意味着即使征收方征收的是依本国法律设立的本国公司法人, 仍可因其股东是协定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而须给予该投资者与征收有关的补偿。

两协定都规定:“一方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 如果由于发生在另一方领土内的战争、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骚乱、起义及其他类似情形时, 后者一方在给予其恢复原状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措施的待遇时应遵循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且应允许做出的支付的自由转移。”而中西协定还有进一步的规定, 即如果在前款情形下发生因以下原因发生的损失, 另一方应给予该投资者恢复原状或补偿, 不论其是否给予本国或第三国投资者, 且因此而导致的支付不应迟延, 并可自由转移:一是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征收其全部或部分财产;二是另一方军队或当局损害其全部或部分财产, 而这些并非为情势所需。

中西协定要求争议双方先友好协商, 若六个月仍未果则可在下面三条途径中任选一, 此选择是排他性的:一是将争议提交东道国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 二是提交给ICSID, 三是提交给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专设的仲裁庭。并且选择后两种途径之一时需先用尽东道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 除非其超过3个月未完成。在仲裁庭应适用的法律方面, 协定规定的是东道国包括冲突规则在内的法律, 协定的规定以及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中印协定要求双方先友好协商, 六个月未果则提交东道国国内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或仲裁机构或提交给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若还解决不了, 再诉诸ICSID或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 在调解前也要求用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

中西协定对此作了规定。先走外交途径, 六个月未果则可提交仲裁。双方各指定一名仲裁员, 首席仲裁员由这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担任。仲裁的依据包括仲裁庭自行制定的程序规则和协定的规定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

在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例外的补充方面, 两协定都确认, 在中国方面上述待遇不适用于: (1) 在其领土内任何现存的不符措施; (2) 对第一项所述任何不符措施的延续; (3) 对第一项所述措施的修改, 只要修改不增加其不符程度。并且中国将采取所有适宜措施逐渐消除这些不符措施。然而中西协定中还规定两待遇的规定不要求一方有将其依税法只给予住所在国境内的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免税或减税待遇扩大到住所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者的义务。

中印协定对间接征收有详细的规定, 这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对间接征收进行规制趋势。协定先对间接征收下了个定义:指为达到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而采取的征收行为, 但它不涉及正式转移所有权或直接没收。接着强调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是间接征收行为要个案审查, 并考虑下面这些因素: (1) 措施的经济影响, 但仅有措施对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不足以推断已发生征收或国有化; (2) 措施在范围或适用上歧视某一缔约方或某一投资者或某一企业的程度; (3) 措施违背明显、合理的投资预期之程度; (4) 措施性质和目的是否是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 以及措施和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最后协定还指出, 除个别情况, 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非歧视性的管制制度, 包括根据司法机关所作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裁决而采取的措施, 不构成间接征收或国有化。

摘要：印度和西班牙是两个最近与中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 它们一个是实力不凡的发展中大国, 一个是老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而中国在当今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更是不言而喻。对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比较研究可以管窥当今世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趋势, 有助于思考如何完善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方面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印度,西班牙,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比较

参考文献

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 篇11

[关键词]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中国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洋强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80％，而对外贸易的90％以上是通过海运实现的。“由于海上贸易对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和经济至关重要，以及一旦海上贸易在狭窄水域或在公海上被打断可能产生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使得海洋通道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印度洋是世界海上贸易通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和“贸易通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仰仗的“战略生命线”。正是凭借其难以替代的资源和地缘战略价值，印度洋日益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主战场，谁能在印度洋上获得战略优势，谁就能不仅确保自己的海上能源命脉、贸易通道不受制于人，同时还能在战时扼住对手的咽喉，能够有效地施加影响于西亚、中东、南亚甚至中亚地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利用印度洋海上通道走向世界，去谋求国际资源、世界市场以及自由利用海洋通道的权利，已是摆在中国面前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一、印度洋的战略地位

沃尔特·罗利爵士有一句名言：“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可以控制世界财富，最后控制世界本身。”“18世纪以来海洋通道是海洋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利益，不仅是维持经济繁荣和施加全球影响的手段，而且甚至是国家的生存手段。”②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是‘七个大洋’的关键。21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的命运。”

(一)地缘政治意义

印度洋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贯通欧亚非与大洋洲，东靠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并由马六甲海峡导向广阔的太平洋，北靠南亚次大陆并深入到“世界心脏地带”中亚，西北角有波斯湾和中东，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通往地中海，西有亚丁湾、阿拉伯半岛及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直到好望角，与大西洋相通。印度洋是当今世界上最繁忙的三大战略运输水道之一，世界上1／4的商品要经此运往世界各地，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所需能源的80％都从这里经过。一位英国海军将领曾将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形象地比喻为“五把钥匙锁住世界”，其中印度洋就抓住了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三把。而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分别位于印度洋西东两侧。印度洋当代政治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海洋通道的竞争问题，即海洋通道的控制与反控制、使用与阻止使用的斗争。这个地区被地缘政治家称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后区域”。

(二)地缘经济意义

印度洋是世界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全世界70％的锡、45％的铬、30％的锰矿石、20％的铜、70％的黄金、85％以上的天然橡胶，波斯湾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的60％。印度洋海底油气每年产量约为世界海洋油气总产量的40％，波斯湾是世界海底石油最大产区，有“世界石油宝库”之称。“谁控制了波斯湾，谁就能控制西欧、日本，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印度洋西北通过苏伊士运河，西南过好望角，东北通过马六甲海峡三条航线，是世界重要的石油运输线，也是重要的商品运输通道。印度洋的“石油航线”与“贸易通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仰仗的“生命线”。

(三)地缘战略意义

印度洋地区是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美国石油消费的25％和中印两国的绝大部分原油进口都通过印度洋，该地区可能成为21世纪中、美、印角力的场所。印度洋地区存在着许多充满复杂矛盾的动荡区域：从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这里有恐怖与反恐怖的战斗，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以及激烈的石油资源角逐，因而成为世界上潜藏最多利益纷争的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1964年美国海军开入印度洋，开始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存在。1968年苏联海军进入印度洋，建立自己的海外基地。1980年美国发表了“卡特主义”，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排除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企图。日本以支援美国反恐为名进入印度洋，印度则加快其“印度洋控制”战略。美俄日印的印度洋战略，虽然争夺重点不同，但“控制战略要地，掌握外界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确保自己航线的畅通以及尽可能多地取得丰富的资源”是相同的。

二、印度洋海上通道对中国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从传统的“内向型经济形态”向“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形态”演变，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中国的“海洋生命线”显得越来越重要。印度洋是我国通向南亚、中东、西亚、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重要交通、贸易和能源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资源占进口总额的56％，从非洲进口的石油资源占进口总额的30％，无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还是从非洲进口石油和矿产，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印度洋航道，印度洋“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的安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乎中国的安全。

(一)贸易通道安全

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1980～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14.5％，其中出口年均增速14.9％，进口年均增速14.1％。这一速度不仅高于同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速度。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增长23.5％，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来实现，而且中国的贸易伙伴绝大多数是世界濒海国家。因此，海上通道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当前中国海洋航线主要有东、南、西、北这四条，其中西行航线对我国来说尤具战略价值。它由我国沿海各港口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红海，过苏伊士运河，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进口石油的60％都是通过西行航线运输的，中国与欧美、中东、地中海、非洲的贸易也都从这里经过。由于受到巴拿马运河的限制，中国一美国东海岸的远洋干线已改由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直达北美东海岸。所以不难看出，印度洋一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是中国海上贸易航线的咽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生命线”，保证其畅通，就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二)能源通道安全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突破1亿吨大关，达14373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5.1％。2007年进口达15928万吨，依存度达

46.05％，十年前中国进口石油占整体石油需求的比例仅6％，现在已经提高到三分之一，到2020年预期将有60％的石油来自进口，到2030年将高达80％。中国石油进口主要地区为，中东4628万吨(占50.79％)，非洲2245万吨(占24.63％)，东南亚1391万吨(占18.52％)，上述三地石油进口占总进口量的93.94％。目前中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印度洋一马六甲海峡一南海航线，因此，印度洋关系到中国能源供应及其海上运输的安全，在中国能源安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美国插手中东、中非、中亚等石油生产地区和马六甲海峡等重要运油线路不难看出，能源战略已与地缘政治纠葛在一起，能源争夺已成为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战略通道安全

早在1951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岛链战略”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封锁中国海上运输线，以控制中国国际贸易，特别是石油贸易。美国还加强与岛链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签订各种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加紧岛链的封锁力度，加速构建军事包围体系。岛链因冷战而起，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美日制定了日美防卫新合作指针，美国对台军售再度升级，把台湾纳入TMD系统，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通过在中国周边编织和强化同盟体系，美国已基本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封堵态势。西太平洋地区是目前世界大国日益关注和争夺的地区，也最容易成为各种矛盾的汇聚点。印度洋通道便是中国减少对太平洋西岸水道的依赖，冲破西方的岛链枷锁的一个理想选择。

三、影响中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因素

美国学者米契尔·利佛(Michael Leifer)认为，国际海上通道的潜在威胁主要有：沿岸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控制自由通航权的企图；沿岸国家的国内不稳定；沿岸国家和外部大国卷入冲突；邻国之间重叠的海上要求。①印度洋海上通道同样存在这些威胁，其中对中国在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印度因素

从古至今，印度始终有一种“印度洋情结”，认为印度洋是其“命运之洋”，寄托着印度的安全与未来。“印度的贸易主要依赖于海上交通，这就使得海洋对其命运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民族的利益在于印度洋，来日的伟大也靠印度洋。”“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海上战略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成为海权国，足以独立地在安危攸关的海上捍卫本国的利益，从而执牛耳于印度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就萌生了海洋控制战略，要把印度洋变为真正的“印度之洋”。进入90年代后，印度加紧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和“蓝水工程”计划，加速海军现代化步伐，“一方面剥夺敌人使用海洋的机会，另一方面维护自己使用海洋的权利”。2000年，印度《海洋新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印度建立远洋海军，目的是吓阻其他海洋强国势力进入印度洋，“确保这一地区不会在任何大国势力的影响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印度对中国戒心重重。中国在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正常经济活动被印度有些人曲解为带有军事目的，甚至被炒作为“中国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扩张”。印度为了阻止中国进入印度洋，加强与美日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以谋求共同控制印度洋。同时，印度海军还在不断购买先进武器以防备未来可能与中国在海上发生的冲突。目前，印度海军正积极在毛里求斯的阿加莱加群岛谋求军事存在，致力于向印度洋西南发展，除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外，其主要战略考虑是应对可能来自中国的干预。其最高指挥部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在缅甸海域的活动，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做准备。印度先后同美、日、俄等区外国家及印度洋周边国家海军进行海上联合演习。特别是近年来，印度把中国视为其称霸南亚和印度洋的主要障碍，以所谓“中国威胁”、“中国海军要侵入印度洋”为借口，加速发展战略核力量。这一切将给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二)美日等大国因素

大国因素主要指海洋大国力图对海洋通道实行垄断性、排他性控制。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海上咽喉通道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1986年美国公开宣布战时要控制包括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16个重要的海上咽喉航道。1998年11月美国《东亚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确保航行自由、保护海上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及其他能源供应线的安全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从反恐角度讲，中东、东非和东南亚地区是恐怖分子的重要庇护地，而印度洋恰恰将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美国控制住印度洋，可以更方便地输送反恐军事力量，切断恐怖组织海上的联络渠道，提升反恐的效率。从遏制地区性强国的角度看，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印度洋将成为美国绝佳的力量投送区域。控制印度洋对执行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是一个能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根据日本2006年能源白皮书，2004年日本GDP的2％左右用于从国外购买能源。2005年，日本99.7％的石油、96.3％的天然气来自海外。约70％的石油需经印度洋运进日本，每年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出口货物需通过印度洋到达中东和欧洲。因此，日本把自阿拉伯海起，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航线视为其生命线。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这条航线作为重中之重加以保护。“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借机出台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正式授权日本自卫队向印度洋派遣军舰。2000年起，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印度海岸警备队便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海上“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联合演习。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日本又借口为美提供后勤补给服务，派遣最新型“宙斯盾”级驱逐舰到印度洋。2009年3月14日，日本“涟”号和“五月雨”号驱逐舰起航奔赴索马里海域护航，从而拉开日本自卫队执行海外警备行动的序幕。

(三)海上通道沿岸国政局

地区冲突尤其是发生在濒海国家之间或濒海国家内部的冲突是影响海洋通道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北印度洋而言，首当其冲就是印巴冲突。印巴之间现已发生过三次半战争(半次战争指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彼此互为敌手已超过半个世纪，印巴矛盾与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根本解决的迹象。每次印巴危机、战争抑或是军事对峙期间，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均受到极大的威胁或破坏。中东素有“世界油库”、“石油海洋”和“五海三洲之地”之称，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恐怖暴力袭击的阴影笼罩着全国，教派冲突已将国家带人分裂边缘。伊朗核危机不断升级，美伊对抗加剧，局势日趋紧张。黎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引发了黎巴嫩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巴勒斯坦内忧外患，政局动荡，巴以冲突加剧。印度国内不断上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影响了国内稳定，以及与一些穆斯林邻国关系的恶化。东部非洲的部族与宗教仇杀和武装冲突、斯里兰卡内战、孟加拉国的山区动荡、缅甸和印度东部地区的武装分离活动等都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四)海上非传统安全

就目前而言，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是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最大的直接威胁。据统计，从1984年到2005年，全球3700多起海盗事件中，有500多起发生在印度洋上的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全球海盗和武装袭击案件的高发地区。2005年以来，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活动猖獗起来，这一海域成了“恐怖天堂”。据报道，目前全球共有五大“恐怖水域”，分别位于西非和东非索马里沿岸、红海和亚丁湾一带、孟加拉湾沿岸以及马六甲海峡和整个东南亚水域。对于大多数中国船只来说，五个公认的恐怖海域都是必经之地。中国船只频频遭遇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袭击，并蒙受重大损失。1998年11月“长胜”轮事件，1999年9月“育嘉”轮遭袭，2002年“福远渔226号”被劫持。2003年3月20日，中国渔船在斯里兰卡遭炮击，17名船员失踪或死亡，船只沉没。2003-2007年，每年都有海盗对中国海上通道进行袭击的事件。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的泛滥给中国在印度洋的航行安全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广泛的。

四、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维护

(一)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的安全观

由于印度洋地区的复杂性特点，使得该地区的安全观也纷呈复杂，尚未形成一种为地区所普遍接受，或者说对地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安全观。中国提出的“合作安全”概念是目前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新安全观强调在“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消除国家间的相互戒虑，“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二)改善大国关系，发展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增进谅解和相互信任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大国都意识到必须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中国应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努力发展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力争减少它们对中国的疑虑，建立信任，扩大战略合作；另一方面应致力于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要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力求使缅甸成为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印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中国应积极鼓励并促进印巴和解，不断扩大与印度在海权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印度洋交通线的安全畅通。1996年中印签订了有关共同打击海盗和枪支走私的协议；2003年中印举行了代号为“海豚0311”的海上搜救联合演习，这是中印两国海军的首次海上联演。2005年12月，中印海军在印度洋北部海区又举行了代号为“中印友谊－2005”的联合搜救演习。今后中国可以与印度在印度洋地区进行更多的海军合作。

(三)推动印度洋地区海上通道安全的多边合作

加强与有关国家海上安全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制订或完善有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和操作程序。加强与战略通道所经海域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促成印度洋地区国家就保护海上通道合作达成总体框架。框架应包括基本海事合作(如联合搜救的界定和行动、反海盗巡逻和行动、举行海上安全研讨会、召开印度洋地区论坛)，高级海事合作(如成立联合保护海上通道部队、联合多边救灾行动、定期开展海上军事演习、联手打击海盗)。中国要尽量取得印度洋地区国家对中国海军的理解和支持，重点考虑同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海军合作将对保护中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充分利用国际机制，建立有关国家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印度洋地区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难以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就保护海上通道合作而言，印度洋地区已有不少成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先例。但总体而言，尚缺乏成型的多边机制。因此，要重视联合国在维护海上通道方面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促成相关国家组成二轨安全对话与磋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五)加强我国远洋海军力量的建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强化海军力量使其具备保卫中国海上贸易、资源和能源通道安全的能力。“国家要在海洋上保护贸易和资源利益，最终必须借助一支有效的海军”，由于目前中国海军力量相对薄弱，海上通道安全存在隐患，不断加快海军力量建设，建成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力量是确保海外贸易和石油通道安全的可靠屏障。

中国与印度论文 篇12

一、“眼睛”是舞蹈艺术中重要的表现手段

舞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艺术, 在基本功方面它有许多的要求。其中对舞蹈表演者极富有表现力的眼睛, 有其异乎寻常的特殊要求。一个舞蹈演员如果忽视眼睛表达方式, 你身段再优美, 表演再丰富, 也大大削减了戏剧人物的精神和灵魂, 削弱了舞蹈演员刻划人物的感染力。

(一) 眼睛体现的是一种含蓄艺术, 内藏着蕴味

语言表达比较明了, 但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眼睛却不同, 它体现的是一种含蓄艺术, 内藏着蕴味。舞蹈演员的眼晴用活了, 进而出神, 也能在舞台的表演中达到“以眼传神, 以神传情”的艺术效果。

(二) 眼神能够起到身段和动作无法表现的作用

眼睛的运用可以弥补单靠身段动作表达人物思想情绪和性格变化以及内心复杂的感情活动的不足, 甚至能够起到身段和动作无法表现的作用。

(三) 眼神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鲜明个性

如《快活林》中, 武松正在酒店抱瓮喝酒, 蒋门神凶气凌人, 闯门而入, 武松先是用“看”, 再用“见”、“瞧”的眼神, 细细把将门神上下打量一番, 只见他一脸横肉, 气势汹汹, 绝非善类, 对他十分鄙视, 不屑正眼一顾, 只是“瞟”, 眼里透出藐视的神气。

用好眼神对演员来说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因为眼神代表了剧中人的灵魂, 有了眼神, 人物就有了灵气, 就有了生命力, 就能达到神形俱佳的艺术境界。眼神表演愈真实传神, 愈生活化艺术化, 也就愈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眼睛”运用在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异同

(一) 中印舞蹈中眼睛表达方式的相同之处

“眼睛”在中国和印度的身体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作为有着悠久文化交流历史的近邻, 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在眼神这一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1. 两种舞蹈都非常重视眼睛表情方式和表情视角的训练

“眼为心之苗”, 人的思想感情可以从眼睛中透发出来。但是眼睛只是人体中极小的部分, 演员在舞台上又与观众有一定的距离, 演员就必须想办法锻炼和运用出眼神来。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都非常重视眼睛表情方式和表情视角的训练。

眼睛的表情方式是中国舞蹈表演训练的一个重点, 其表演不但取决于内心体验的准确性、深刻性, 而且有赖于眼睛的表演技能。它包括眼肌和眼球的能力训练;舒眉展眼, 摆眼球, 转眼球;眼睑练习 (训练眼睑力量及眼睛快速找到视觉焦点的能力) , 放光与缩光;眼睛表演素质训练:笑眼, 哭眼, 羞眼, 盲眼, 耀眼, 迷眼, 会意等;眼睛同音乐、动作相结合的训练:羞视, 怒视, 畏惧, 迷眼等。此外, 还要求演员从生活中捕捉眼神, 提炼眼睛的表现手段。

在印度舞蹈中, 眼睛的训练更不容忽视。眼睛的表演是印度舞蹈表演的特区。它与肢体的表演更是分不开的。印度舞蹈中特别注重演员眼部肌肉的训练。“正视”是将眼球正视于前方。而眼球周围的眼部肌肉则快速紧绷, 将眼睛睁大, 另外还要训练眼球的横动。印度舞蹈眼睛的表现也像中国舞蹈—样有多层含义, 包括笑眼、羞眼、怒视、傲视、羞视等等。

2. 眼睛都是舞者表现心灵和作品的主要手段

“眼角留情处、临去秋波那一转”这种用眼睛传达的情感是难以用语言传达的,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这是因为眼不仅能达意还会传神。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都非常重视用眼睛来表达舞者的心灵。

如我国古典戏曲作品, 《长生殿》中通过对眼睛的描绘来传达人物的难言之隐和难状之倩。印度奥迪西派舞蹈主要表现女性身躯的“三道弯”的柔美, 它们都讲究颈, 腰, 胯的弯曲, 讲究人体的曲线美。舞者的眼神也随之柔美而又妩媚, 更加内含收敛, 富有女性特有的柔媚之味。

(二) 中印舞蹈中眼睛表达方式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印两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审美趋向, 它们在“眼睛”表现方式上也存在不同之处。

1. 在舞蹈运用中的不同

中国舞蹈讲究眼睛与身体、步伐等的和谐统一, 印度舞蹈则强调眼睛与舞蹈其他表现方式的相依相附。

中国舞蹈十分注重眼睛的运用,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面部表情的关键部位在于眼睛、用好会“说话”的眼睛, 就能有效地传神达情。中国舞蹈形式有“手、眼、身、法、步”, 而“眼”包括脸、颈、腮、眉、口在内的头部各器官的表情部位。手、眼、身、法、步要有机配合, 和谐配合, 才能将内心情感和人物形象完整地表现出来。

印度婆罗多派舞蹈中, 第三部分“沙达姆”。舞者通过有节奏的转动颈部、眼珠及眉飞色舞做出各种富有戏剧性的表演。接下来的“帕达姆”, 是一种叙事性的歌曲, 舞者用颈、嘴、眼、手及身体各部位和谐动作叙述一定情节。最后是“提拉纳”部分, 舞者快速起舞, 眼睛的亮点及全身各部位相配合令人眼花缭乱。

2. 气韵各具民族特色

“气韵”既包括了对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体悟。也包括艺术家自我的风姿神韵、人格意识、生命态度和情感特征, 同时又是艺术作品显示出的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风貌与品格。就舞蹈而言, 由于舞蹈的物质材料是人体, 因此, “气韵”在“舞蹈”这一范畴中。这种特质具体落实到舞蹈表演中则为“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 形神兼备”。

一直以来“气韵”都是我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追求。戏曲舞蹈“气韵”也一直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鲜明特色, 如通过观摩蒙古舞蹈资料或现场演出体验“眼神”“表情”所蕴涵的民族特色。

“眼睛”是表现印度舞的最好方式。他们的眼睛大而亮, 睫毛长而浓密, 鼻梁很高, 这使他们具备特有的气质。印度是多宗教国家, 大部分人信仰印度教, 而舞蹈也多表现宗教信仰中的神灵的。

3. 内在精神的不同

在印度舞蹈中, 特别重视演员眼部肌肉的训练, 通常眼睛的表演与身体的表演是分不开的, 而且常常是表演的特区, 在表演时, 舞者通过飞快的有节奏的转动颈部、眼珠, 配合身体的各部位, 眉飞色舞地做出各种富有戏剧性的表演, 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中国的戏曲舞蹈强调表演时要眼随手走, 眼随身动, 所谓手、眼、身、步法正是中国戏曲舞蹈表演的具体要求, 要求五者要有机配合起来表现剧中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内心世界。

三、结语

中国和印度在文化艺术方面相互影响, 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眼睛都是舞者表现心灵和作品的主要手段, 演员运用眼神还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鲜明个性, 中印两种舞蹈都非常重视眼睛表情方式和视觉的训练。但眼睛在舞蹈运用和它所体现的内在的民族精神各有不同, 气韵也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摘要：眼睛的表情方式是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表演训练的重点, 中国与印度自古就有文化上的往来, 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相互影响, 因此在“眼睛”这一舞蹈表达方式上也是相互影响的, 表现为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本文以中国戏曲舞蹈与印度舞蹈中“眼睛”表达方式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中印舞蹈表达方式上的不同, 考察其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戏曲舞蹈,印度舞蹈,眼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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