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精选12篇）
中国印度 篇1
印度最大软件外包公司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TCS) CEO Natarajan日前表示:“在中国市场的争夺更像是一场马拉松, 塔塔咨询不可能一夜之间占领中国市场。”
Natarajan的话意味深长, 包括TCS、Infosys、Wipro、Satyam、HCL在内的印度前五大外包公司已经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其中TCS大约6年前进入中国市场, 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办事处, 目前在中国拥有约1400名员工。
最开始进入中国, 印度公司看中的是中国更加廉价的人才资源, 并通过地理和语言优势, 拓展原来并不擅长的日本外包市场。这一阶段的扩张曾经带来了“五千人坐席”、“万人招聘”等等令中国外包行业瞠目结舌的计划, 但由于战略转移、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运营不佳, 这些抢滩计划基本都在默默无声中偃旗息鼓。
如今, 新一轮抢占中国外包市场的行动开始了。这一次, 成本不再是唯一的优势, 雄心勃勃的印度人们不再满足于“世界办公室”角色, 开始转向产业链条的高端——知识流程外包 (KPO) 。在他们看来, 只有把跨国公司IT业务中的知识创新、研发等环节吸引过来, 才能进入产业链的上游。印度外包公司看中的是中国的智力资源, 虽然近些年中国国内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水涨船高, 但是中国大学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 每年能提供数量稳定、优秀的软件和计算机人才, 这点比其他新兴市场包括印度本土都强。
“我们进入这个市场看中的是中国本土市场, 而不是将中国看成一个人力资源市场, ”HCL Axon大中华区总经理顾旋说, 虽然HCL进入中国是五大外包公司中最晚的, 但并不是一件坏事, 也有好处, “前面有人帮我们交了学费, 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再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定位问题。”
“现在外包服务业有一个新的名词——‘global local experience’ (全球地区性经验) , 用来形容这种将全球经验带到中国, 和中国的独特经验结合在一起, 形成全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价值。比如Axon在航空航天的业务就是这种做法, 这是我们在中国要非常严肃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顾旋说。
经过30年的发展, 中国的电信、能源、金融、高科技等行业的公司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IT服务需求上都积聚了巨大存量, 不仅具有市场意义, 对全球其他市场也具有借鉴意义。印度外包公司想在中国快速发展, 最终要走上这条路, 但印度在发展外包过程中, 不仅仅满足于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长, 还不断追求技术的消化吸收、模式创新和产业升级, 这点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比如, 外包公司为客户方提供服务, 并不按阶段收取服务费, 而是等产品开发出来, 在市场上取得回报后再按比例分成。这种商业模式将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 在印度外包模式中已经很常见了, 但在中国市场尚没有采用过, 很有借鉴意义。“我希望有机会能和华为进行交流, 在中国是不是也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提供服务?”顾旋说。
中国印度 篇2
扩展资料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主要包括西段、中段和东段。西段约600公里，中段约450公里，锡金段200余公里，东段约650公里。
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几十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拼快”,印度“拼慢” 篇3
德里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早起后，先泡杯印度早茶，再从信箱里取出《印度时报》或《印度斯坦时报》，不紧不慢地从头读到尾，不时与家人讨论一番政治局势、股市走向或明星八卦。然后再进早餐，然后再出门上班。
他们的作息时间表，基本上是中国上班族＋2：八九点早饭，一两点午饭，八九点晚饭。
这是德里人多年不变的作息时间表。尽管全球化的大潮一样冲刷着这個古老的国度，尽管印度精英们也常常忧心忡忡于“中国速度”，但德里人就是不愿意快马加鞭、只争朝夕。
这种对“慢”的坚持，相较于对“快”的崇拜，更让我觉得难能可贵。
如果你与印度人深度聊天的话，还会发现，印度之“慢”还要分三六九等呢。
孟买人喜欢嘲笑德里的慢，说德里官老爷太多，效率太低；德里人则反唇相讥说，在孟买，进地铁不用自己走，自然有人把你挤进去，这样的生活有何乐趣。加尔各答人则在旁冷笑说，德里和孟买都是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污染的地方，在加尔各答这座诞生了泰戈尔和特蕾莎修女，转角可邂逅浮生旧梦、随处可遇见智者哲人的城市里，享受原汁原味的印度慢生活，才能找到真正的心灵皈依。
这些“拼慢”的段子，总让从凡事拼快的上海到来的我，既心生感动，又心驰神往。
而不紧不慢的印度人，又喜欢做两件中国人已经少做的风雅之事。
第一，仍然喜欢阅读哲学、文学和灵修之书，并且常常作为朋友互赠的礼物。在德里市中心的“圆圈”书店里，至少有近1/3的空间摆着这一类的书籍，驻足细读者众多。有人当场就买了好几本，让店员包装好作为礼物。每与印度人谈起在国际上知名的印度作家，他们的自豪之情都能透过言表满溢出来。
第二，印度人仍然愿意把时间浪费到辩论这件美好而无用的事上。
平日的傍晚，德里的咖啡馆里，常会碰见三五朋友坐而论道，争论着一些相当严肃但基本上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宏大政治话题，如印巴局势，如政府对某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否失当，如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让我这个从上海来的人一开始很不适应。
后来读到印度籍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爱辩论的印度人》，才知道“争鸣”是印度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里，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宗教信仰，因此人们的观点也是异彩纷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谁都要辩上几句，谁也不怕把时间浪费在这件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事情上。
由此我渐渐明白，这仍然是一个把精神需求放在首位的国度，效率从来不是它的第一追求。因此尽管统计数据上看，它算不得一个十分成功的国家，但它的可爱之处也在于此——尽管外表看起来乱哄哄吵闹闹，但大部分人在心底却是舒适有依的。
印度推进改革追赶中国 篇4
世界银行看好印度
2014年9月, 印度花了很少的费用将一颗卫星送入火星轨道, 一些印度媒体忍不住开始与中国进行比较。新德里电视台的网站就说, 虽然“印度象”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中国龙”, 但新德里至少在探测火星的竞争中, 领先于北京。
与此同时, 印度可能即将在另一个领域悄悄超过中国。多年来, 中国超快的增长速度一直让印度敬畏, 今后数年, 印度很可能在这方面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多年来, 国际上已经习惯中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 它的增速在放慢。中国的劳动力在减少, 使得制造业逐渐失去动力。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 需要改变过于依赖贷款和能量输入的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降到7.5%以下。未来, 中国政府也许会允许增长率停留在6%至7%的区间里。
印度却可能反方向运动。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说, 印度即将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经济状况正在好转, 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已经下降。世界银行预测, 到2017年, 印度经济增速会超过中国, 届时印度将增长7%, 而中国的增速为6.9%, 尽管此前有很多类似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印度增速可能超过中国的另一种情况是:北京已经表示将不仅重视增长的量, 还要重视质。中国好几个城市已经不再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 而是强调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不过, 如果在GDP这个概念不再流行的时候, 印度终于在增速上超过中国, 那会颇有些讽刺意味。
国家治理学习中国
1950年, 中印GDP之比为1.08 (2390亿美元/2220亿美元) 。从人均上来算, 普通印度人的生活水平略微好于普通中国人。在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之后, 两个国家都把政府视为增长的推动力, 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对印度来说,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团结, 并容纳多种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而言, 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团结全国民众, 坚定地追求同一个目标, 并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目标。
启动工业化以后, 在经历一些挫折后, 中国转向全面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印度相比, 中国制定了更为成功的调动资源战略。1965年到1980年期间, 中国的制造业以9.5%的速度增长, 是印度的两倍。从1978年开始, 中国因为经济改革, 更是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是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这表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出口国, 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与中国的成功相比较, 印度显得成绩平平。20世纪80年代初, 印度也采取尝试性举措推行经济现代化, 但这些举措逐渐停止。1991年, 印度政策发生方向性转变, 开始启动改革。1995年至2008年期间, 印度经济增长加速, 但由于在推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政策方面缺乏政治能力, 因而无法维持增长势头。2013年, 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美元, 这一年,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5720美元。
印度期待成为制造业大国
新任总理莫迪希望印度能够尽快成为这样的国家:尽管印度最近凭借提供服务而非商品出名, 但是, 他的同胞应该走中国式的繁荣之路。
莫迪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发展经验非常推崇。他主持建设的古吉拉特邦被媒体誉为“印度的广东”。亲商和重视市场效率的执政风格, 也为他带来“印度的邓小平”的美誉。2014年9月, 莫迪宣布启动“印度制造”时, 许多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和评论人士欢呼雀跃。现在, 印度鼓励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开设工厂, 不论针对出口还是国内市场都可, 从而增加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然而, 这个目标不会轻易实现。历史经验表明, 在工资水平低和劳动力数量庞大的情况下, 制造业最具活力。但近来, 印度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停滞在15%左右, 而服务业的比例在增加。在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大规模经济体中, 这说明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挖掘。
莫迪的政治举措暂时还未使印度的经济现实发生质变。即使中国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也认为, 印度未必具备在全球市场赶超中国、并在中国擅长的制造业领域超越他们的实力。毕竟, 在城市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印度落后于中国几十年:丧失机遇的成本是巨大的, 问题仍未解决。
印度的劳动法以及僵化的土地征用法, 使工厂业主在招聘工人和购置土地时非常困难。此外, 由于基础设施老旧, 开设工厂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公用事业公司的供电时断时续, 而且不可靠, 这意味着工厂必须拥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 这增加了生产成本, 加剧了空气污染。工厂生产出产品并试图推向市场时, 还不得不应对质量糟糕的公路、铁路和航运基础设施。
石油降价给印度新机会
印度石油需求的八成依赖进口, 因此, 油价对国内物价具有重大影响。印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幅度, 在2014年上半年达到8%, 但在第四季度回落至4%到5%, 这已经低于印度央行原本设定的在2016年1月达到6%的目标。
印度央行自2013年9月以来, 共计三次作出加息决定, 以遏制通胀。在预计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 2013年印度卢比也曾短期出现暴跌, 之后物价上升势头趋于平稳。眼下低迷的油价, 则大大缓解了通胀的压力。卢比汇率的稳定, 也为降息赢得空间。
旨在通过经济改革重回7%至8%增长率的印度, 也在此轮油价下跌中受益。印度经济学家西滨彻认为, 如果维持目前的油价水平不变,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被拉升1.5%至2%。
西方恨铁不成钢
作为发展中大国, 印度和中国同样支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是, 新德里在南亚次大陆遵守这一原则时, 总会遇到例外的情况。过去,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印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爱管闲事的老大哥。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山水相邻的经济地理关系, 无力在周边地区实施项目, 无力推动在周边国家的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更具针对性的地区经济政策, 南亚次大陆无法拒绝中国越来越大的魅力。
过去的35年, 除了电脑软件业和农业研究, 中国在经济各领域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尽管中印间仍存在国际边界问题, 但是, 两国在试图建立一种合作关系。2013年, 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80亿美元。
美国圣迭戈大学教授马达范认为:从结构上来看, 中国比印度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更好, 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低于每年10%的平均水平。会低多少将取决于中国保持目前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以及计划修建的跨大陆铁路和其他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活动可能带来的好处。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 年轻人口比例减少、老龄人口增加, 工资普遍上涨, 治理严重环境污染的成本增加, 出口中来自雇用低技能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加剧, 投资率降低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与印度引进外资比较分析 篇5
之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和印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基本国情上也极为相似。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最具吸引外资魅力的国家，但两者利用外资格局具有明显不同。FDI在中国主要流入到加工制造业，在印度则更多流向离岸服务业。比较两个国家引进外资的现状，中国在流入量上大于印度，但在流入的产业结构和侧重点，及对外资的利用效率上印度都是优于中国的。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印度的经验，以便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关键词：中国 印度 引进外资 比较
引言
在发展国内经济的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到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本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各发展中国家对引进外资方面都采取积极态度，大力支持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中国与印度也开始把引进外资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
中印两国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国在吸引外资的方面却大有不同。中国利用FDI的规模远大于印度，印度近几年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和印度同位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两国在利用外格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点，本文就两国引进外资作一个比较分析。
一、中国和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及特点
（一）中印吸引外资的原因
引进外资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国外资本，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引进外资的原因，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除此之外，张静还指出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等因素。
张静同时分析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另外，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法规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印度IT行业一支独秀，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印引进外资的特点
王海燕在《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分析了中国近三年引进外资的基本特征：数量、总体规模由降转升，平均单个项目规模一路增大；独资企业占比逐年上升，投资区域逐渐扩大；投资领域呈扩大化趋势；外资流入稳步增长，2012年底创历史新高；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大幅增长。
而杨宏斌、杨志宁则在《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中阐述了印度引进外商投资的特点：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注意本国经济安全；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
（二）中印引进外资现状的比较
（一）两者引进外资的背景及其利用外资的现状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都首先认识到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条件。对于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外资流入的机会增大。经济全球化也使得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性大大增强。中国和印度地域相近，国情相似，两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却有所不同。
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了两国利用外资的背景。中国从1978年最早开始改革开放，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中国也最先认识到吸引外资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加以利用，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而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了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极引进外资。但两者在利用外资的背景方面也有共同之处：一是两国独立建国以来的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寻求新出路。二是两国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积极把握这个机遇。
冯媛媛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中和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都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现状：1）无论是从流量角度还是从存量角度，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印度；2）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外资在中国更多流向硬件制造部门，FDI在印度更多流向软件部门和离岸服务业；3）中国和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
而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中则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探讨“金砖国家”引进FDI环境效应的传导路径。印度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是正向的，中国的是负向。这说明中国应向印度学习，控制FDI的负向规模效应，加强环境管制，提高引资门槛，提升引进的FDI的质量。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中对中国和印度进行国家层面数据的尝试性检验，认为引进外资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印度的外资流入对本国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造成两国引资差异的原因
1．中国引进FDI规模和数量大于印度。
何济川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中指出，印度在吸引外国私人投资的政策偏严，条件苛刻，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冯媛媛则认为，印度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晚10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引资环境总体较好，使中国FDI流入量远高于印度。
2．印度资本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
冯媛媛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购买力增大,对耐用消费品以及日常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激增，对市场寻觅型FDI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印度的呼叫中心、共享服务中心、IT服务业和研究与发展项目等格外发达，因此，在印度，FDI更多流向软件部门，流向离岸服务业。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潜力指数比较研究》指出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优势因素相似，但印度高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便于跨国公司实现人力资源本土化。同时，印度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其次是制造业，主要表现为资产寻求型；中国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效率寻求型。
3．印度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受外资流入影响比中国大。
陈涛涛、潘文卿、陈晓指出虽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多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而印度的对外投资更多是源于企业自身能力的积累。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大都属于我国的战略性行业，也是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溢出效应有限，所以这些行业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与该行业中外资的流入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在制造业中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而在印度的制药业和软件业中，跨国公司与印度当地公司合作，学习跨国公司的研发及管理经验 并且在合作中跨国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印度的的外资溢出效应在各行业是普遍存在的。
三、印度引进外资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要早十几年进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抓住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加以利用，大力开展外贸和引进外资。但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独具特色，在引进的外资水平和利用外资上都要先进于中国。
唐以今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中指出应利用外资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外资应向服务业转移，进一步改善经济环境，以更好的引进离岸服务业，同时加强中印互补性经济合作。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为了继续保持我国吸引FDI的优势，在目标定位、加强对高新技术的产业投入力度及重视人才培养和重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方面应向印度借鉴经验。
聂平香、郝红梅在《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调整》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利用外资是神话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有力支撑，是增强产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面对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问题，如：郑良芳在《引进外资的得与失问题研究》中指出：1）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和渗透，外资企业已经控制了我国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2）跨国零售巨头挤占中国零售业。3）“洋腐败”滋生新买办和洋垄断。4)有的跨国公司为了追逐利润，在我国公开排污等问题。聂平香、郝红梅认为：一是统一思想，坚持利用外商投资；二是转变观念，创新外资管理体制；三是规范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四是深化服务开放业，培育外商增长新优势；五是制定有效措施，提高中西部外资水平；六是创新外资方式，引导发达资本进入。
于增成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几点冷思考》中从国内角度出发，认为更好的利用外资需要：控制引进外资规模，积极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加强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和扶持，保护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重视发展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依赖和迷信国外技术；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想要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都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注重引资质量和引资水平，把国内引资政策和国外投资行情结合起来，加强对在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指导，优化投资结构，以达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J].经济师.2011(12):66-67 ［2］王海燕.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管理观察.2013,9 ［3］杨宏斌,杨志宁则.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2(3):9-13 ［4］冯媛媛.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北方经济.2007(1):141-142 ［5］鲍洋.“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8):128-136 ［6］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1(5):4-13 ［7］何济川.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亚太经济.1997(3):54-56
印度 赶超中国的底牌 篇6
印度和中国可以说是一对摩登俏冤家，双方的学习和互竞并不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高速发展才有的，而是伴随着两个国家的诞生。当然原来的竞争更多的不是经济上，而是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上。
但只要是两个具有较多同一性的事务，人们总会存在比较的冲动。有意思的是，很多国人一谈及印度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盲目高傲的民族情绪:各色各样的于印度不利的经济数据，一部分印度人的陈规陋习，甚至20世纪那场战争中印度的败绩都成为某些国人满足虚荣的材料。“说别人万箭齐发，说自己如描细花”，这不是比较，是意淫。
我们并没有一意鼓吹哪个国家更好或者更坏，因为民族主义的东西容易蒙蔽我们的双眼。倒是新加坡前总统蒂凡那曾经用钟来设喻过两个国家:英国离开印度时，印度人把钟修理好，钟还是英国钟，却以印度的方式走动;共产党接管政权便把钟毁掉，用中国部件重新做了一个，效果不好，外观不美，走得也不准，却逐渐有所改进。
浅析印度瑜伽的中国流行 篇7
1 瑜伽概述
瑜伽起源于5000年以前古印度。瑜伽(YOGA)来自梵文,意为"结合"、"连接",它的含义是把精神和肉体结合到最佳状态,把生命和大自然结合到最完美的境界。古印度人认为,人的欲望发动,有如鹜马难以控制,制服它必须有高超的技巧。因此,原本用于驾驭牛马的瑜伽,乃转为制服欲望的方法的名称[1]。瑜伽的引申义为拓展灵性的方法,尤其是指将人的各种能力连在一起。人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身与心的统一,低级自我和高级自我的统一,人与神的统一[2]。所以,瑜伽是一种身心兼修的练习方法,只有当呼吸、意识和姿势结合成统一体时,才是真正的瑜伽练习。
2 瑜伽流行分析
2.1 东西方健身文化的融合是瑜伽流行的前提
由于西方文明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巨大优势,今天的全球化相当程度上已表现为西方化。在体育方面,西方健身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健身领域的主导。然而西方体育健身文化还是表现出了困惑重重[3],它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对人的关怀,忽视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和谐与良性循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下,东方健身运动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其实用性价值也开始被广泛认知。两种体育健身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成基础和发展历程,每一种文化的有效性首先建立在这种文化内部长期形成的价值理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基础之上,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西方体育文化之间在很多方面具有互补的特征[4]。正如威尔·杜兰所指出:实际上人类文明是人类这一主体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成果的积累。人类文明是世界所有种族探索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成果的总和,每一种族在文明演进中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文明演进的主体禀赋。[5]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和交换。瑜伽中蕴含着古老的东方智慧,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和健身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与欢迎。瑜伽的现代抉择表明东西方健身文化正在融合、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健身文化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平台。瑜伽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行也促成了在我国健身领域的瑜伽热现象。
2.2 女性健身需求的契合是瑜伽流行的动力
女性经济时代的到来,让女性在健身方面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选择。美丽是女人永远的追求,对柔美的认同,是东方审美心理的共性。都市女性在繁忙的、紧张的都市生活中不得不面临日益增多的问题和压力,种种现代病使女性身体机能和心理状态逐渐失去平衡,因此,需要一种适合现代女性特征的运动方式,它应该是轻松、自然和健康的,同时又要能够满足她们的审美心理。瑜伽所带来的轻松、自然、舒放、流畅,正迎合了都市女性的这些心理需求。同时,明星练瑜伽无疑成了火热的催化剂。许多著名的影星、政坛要员、流行乐坛的宠儿,他们无不以瑜伽作为健身、减肥、减压的良方。美国好莱坞女星麦当娜每天花2小时做瑜伽, 使自己身躯如少女般柔美。英国女皇习练瑜伽,虽年过半百却依然风韵犹存。梅格·瑞恩、朱莉娅·罗伯茨、伊丽莎白·赫利等大牌明星都是瑜伽爱好者,香港影后张曼玉也以习瑜伽来纤体瘦身,保持优美的身材。国内还有很多明星也都是瑜伽的忠实练习者,有:徐静蕾、李冰冰、梅婷等等。通过这些名人效应和媒体的宣传,舆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对瑜伽的流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和白领群体通过瑜伽练习,改善体型,塑造形体,排减压力。她们对瑜伽的传播相当有利和有效,能使整个社会风气受感染,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所以瑜伽的流行与这种个体间和群体间的感染是分不开的[6]。
2.3 大众传媒和学校体育的介入是瑜伽流行的基石
大众传媒的快速应答和学校体育的积极参与对瑜伽流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瑜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流行于欧美。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张蕙兰瑜伽功让国人接触到了具有神秘色彩的瑜伽,同时期《气功》、《气功与科学》等杂志也连续刊登关于瑜伽修持方法的文章。2002年科雯主持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闻鸡起舞”瑜伽教学节目,将瑜伽和现代健身方式融为一体,开创了适合中国人练习的现代瑜伽体系。大众传媒凭借其传播优势和公众效应,极大推进了瑜伽的普及速度。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健美操热形成之后, 80年代中期,以北京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为代表的体育院校率先把健美操纳入到了本科体育教学内容,在此示范下,全国众多高等院校(包括非体育院校)也陆续将健美操列入了教学大纲[7]。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瑜伽在我国的传播,有着敏锐嗅觉的学校体育开始把瑜伽纳入到了体育教学内容,由开始作为健美操课的拓展部分发展到瑜伽独立完整的课程体系,由此,瑜伽开始在青年人汇集的高校得到了广泛推广。随着一批批大学生步入社会,由此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瑜伽参与群体,这为瑜伽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学校体育和大众传媒的介入,解决了瑜伽在传播过程中的途径问题。
2.4 体育健身的商业化运作是瑜伽流行的保障
一项体育运动在社会中广泛开展将涉及资金、组织管理、场地供给、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操作性难题。在计划经济时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主要依靠国家投入,依赖政府体育部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国家体育部门以外的经济实体也开始参与到了社会体育领域。在国外相对成熟的大众体育运作模式的启发下,一些经济实体以健身俱乐部或健身中心等形式开始介入到了瑜伽运动之中,并通过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手段,从体制上解决了瑜伽运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组织管理、场地供给、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操作性难题。我国加入 WTO 后,随着健身健美市场进一步开放,国外健身企业纷纷进入,不仅投入巨资抢滩设店,而且也带来了现代健身房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全新的体育健身文化,国内健身企业仿效国外健身企业经营与管理模式,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健身企业文化特色[8]。现在,在欧美、澳洲有大量的瑜伽俱乐部,带领大家练习体位法,调息和冥想。甚至很多大公司也请一些瑜伽教练到公司教导员工放松的方法。在中国,发展速度也相当快,现在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瑜伽健身俱乐部、瑜伽会所、瑜伽馆等,这样就为瑜伽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 未尽的思考
3.1 瑜伽中国化与异化现象
瑜伽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传播、推广且被人们接受,势必要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瑜伽的中国化问题。在中国,市场的需求使得瑜伽的发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纳和派生出各种不同的练习形式,促使其面临“异化”的挑战。
3.2 男性与瑜伽
如何引导男性加入到瑜伽练习中来是当前瑜伽流行后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瑜伽在印度曾是男人的天下,很多体式都基于男人的体质和体能设置,非常适合男性练习。古印度修行者不断从瑜伽练习中吸取能量,训练力量。然而,目前在练习瑜伽的场所中鲜有男性的身影。
3.3 瑜伽伤害
随着瑜伽流行的不断火热,问题自然而然也随之而来了,其中就有瑜伽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特别是瑜伽在中国的流行普及过程中,对体位练习的过度关注与强调导致各种运动损伤的频繁出现。因为瑜伽体位中有大量动作如后弯、下腰及扭转等,会造成脊椎骨对椎间盘的过度挤压,伤害到椎间盘,造成椎间盘的伤病和老化,伤害将是严重的。如何避免或控制这种伤害,将是当前瑜伽流行后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3.4 中国气功、太极拳、禅定与瑜伽
中国气功、中国佛教的禅宗、太极拳等与印度瑜伽都属于意念健身术,然而,在普及规模、科学实验研究、文献整理以及对其他学科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印度瑜伽[9]。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民族体育并没有表现出比印度瑜伽有更明显的优势,因此,很有必要对瑜伽进行研究,从而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理论参考。
4 结语
瑜伽作为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瑜伽这种源自印度的健身方式,正以它独特的魅力领先健身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瑜伽作为一种外来体育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是成功的。它促进了国人对印度传统文化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瑜伽修炼形态。然而,瑜伽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神秘色彩所笼罩,我们应从科学出发、不迷信、不盲从,以适度、客观为原则进行练习,相信瑜伽会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快乐的。
摘要：文章通过对东西方健身文化比较、女性健身身心需求、学校体育和大众传媒作用、体育健身的商业化运作四个方面对瑜伽在中国流行的现象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印度瑜伽在中国流行的原因,意为瑜伽能持续性流行提供一定的依据,也为中华传统体育的发展和推广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印度,瑜伽,中国
参考文献
[1]汤若彤.印度哲学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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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岳东.社会转型期我国商业健身俱乐部发展的理性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
中国印度 篇8
一、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中国的重要性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增强, 中国的国家形象也越来越重要。良好的国家形象, 可赢得良好的国家信誉和国际社会认同, 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和增强国家的影响力。良好的国家形象, 有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外资。良好的国家形象, 有利于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 更好的融入世界。印度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 也是亚洲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近年来, 两国综合实力都在提升, 各领域交流合作频繁, 两国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印度如一面镜子, 能让中国更清楚的认知自己的形象。因此, 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郑州大学印度留学生眼中中国形象调查
为了了解印度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 笔者对郑州大学印度留学生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实地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在于了解郑州大学印度留学生中国形象, 便于全面的认知中国的国家形象, 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并加以分析和思考, 提出相应的建议。目前郑州大学留学生人数在800 人左右, 以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国家的留学生为主, 也有少量的欧美和日韩留学生印度留学生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是郑州大学留学生的主力军。
本次调查的方式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调查对象为200 名郑州大学印度留学生。此项“国家形象”问卷调查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 中国的军事外交形象; 中国的经济形象; 中国的社会文化形象。同时我们在对印度留学生的访谈中, 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 来中国前后对中国的印象, 毕业后是否留到中国工作等问题, 以便更好了解印度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本研究向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160 份, 有效收回率为80% 。采用Micosoft Office Excel 2010 对这160 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研究, 调查结果和访谈分析如下:
( 一) 军事外交形象
1. 认可中国在全世界的正面影响力
大部分印度留学生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国倡导并践行的“和平崛起”理念;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友好外交表现等。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许多国际上重大问题绕开中国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他们认可中国在世界上正面的影响力。但同时受国外媒体制造“中国威胁论”影响, 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 让一小部分印度留学生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正面影响力的评价有所降低。但总体来讲, 印度留学生是认可中国在全世界的正面影响力。
2. 担忧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接近一半的印度留学生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对印度造成一定的影响, 小部分印度留学生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对印度的影响较小。还有一部分印度留学生表示不关心。中印两国是领土相互接壤的国家且有部分边界尚未明确, 印度民众对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实力表示担心是正常反应。而近年来中印两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在各领域的都有交流合作, 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 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 因而部分留学生认为对中国军事实力增加感到担忧是多余的。虽然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引起众多国家的担心, 但大部分印度留学生仍然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新中国成立60 多年以来,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克制。去年中国的裁军行动和中国不断向世界传递友好的信号, 相当一部分印度留学生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和平崛起”的。
( 二) 经济形象
1.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
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的印度留学生认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给世界尤其是临近国家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 会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 中国民众购买国外产品和赴海外旅游等也对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也有部分学生认为中印两国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必然挤占印度的国际市场。还有小部分学生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把双刃剑, 他们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认为会对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负面影响。
2. 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 电子产品受到青睐
调查中我们发现, 印度留学生喜欢中国的日常用品, 中国的电子产品如手机、电脑等也逐渐受到印度留学生的青睐。印度留学生购买的中国日常用品主要有纺织品 ( 主要有箱包、服装等) 、生活学习用品等, 因为这些中国产品价格相对低廉但不乏时尚美观、用过之后就更新, 关键是中国的产品有价格优势且产品的质量并不比其他国家产品的质量差。中国的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印度留学生中同样受欢迎。印度留学生表示, 最喜欢中国的电子品牌是华为和小米, 认为两者质量有保障、外观好看、性价比高。这反映了中国的电子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但是印度留学生表示, 大部分中国产品的没有售后服务或有的售后服务, 但时间过长且态度差, 同时对产品的功能宣传上有夸大的成分。
( 三) 社会文化形象
调查发现, 印度留学生来中国前后对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 印度留学生来中国后较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
1. 中国国民素质整体良好
印度留学生认为中国国民的素质整体良好, 如中国人具有自信乐观、纪律性强、助人为乐、热情友好等美好品质, 但印度留学生同时认为, 一小部分的中国公民因爱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影响了全体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认识上较为准确全面, 提到部分中国公民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访谈中, 他们表示, 在来华前后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改变。“中国人并非不善于沟通交流”、“只是小部分中国人有一些不文明行为”、“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开放”等, 他们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认识是全面并且客观。
2. 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相对浅显
在“您认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时, 选“武术 ( 功夫) ”、“丝绸”、“京剧为代表的戏剧”最多。反映了印度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相对浅显。而在“提到中国, 您最先会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 答案比较分散, 有熊猫、长城、武术 ( 功夫) , 还有北京、饺子、毛泽东等。总之, 答案是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并且体现个人喜好等特点。
3. 尚未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情况
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 印度的文化习俗与中国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国学生对印度留学生的节日庆祝方式和穿着服饰方面不理解。印度留学生大部分是素食者, 也有食羊肉和鸡肉但忌食牛肉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留学生。印度留学生一般用手把米饭、面饼和菜在一起使用。但中国学生不认可这些饮食习惯。而“语言障碍”不是他们面临的最主要困难, 原因是来华留学生本身有较好的汉语基础。超过一半以上的印度留学生明确表示不会留在中国工作, 有语言、饮食、祖国情怀等原因。部分印度留学生表示会留在中国工作, 他们在中国会有跟好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且他们已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
三、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途径
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 一) 发挥大国作用, 践行“和平崛起”理念
中国要在国际社会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 必须把本国的事情做好, 解决好本国存在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 做好大国的表率。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提高国家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在国家社会上, 积极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印度是中国的近邻, 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引起印度民众的担心实属自然。中国政府应大力宣传“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理念,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爱好和平的大国的形象。
( 二) 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
大部分印度留学生认为可中国产品的质量, 但同时表示售后服务不完善, 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 这是公正客观的评价。因此, 政府应该完善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产品的质量, 杜绝高仿假冒伪劣产品, 企业应提供更为完善的售后服务, 对产品的宣传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公民应该杜绝的不文明行为和习惯,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形象。政府和学校应该加强国民素质的教育, 社会也应积极引导文明的行为规范。而印度留学生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 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不认同或不理解。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应该给予尊重和理解。
( 三) 多途径交流, 全方位展示
印度留学生对中国部分的认识是客观的, 但是也有部分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们来中国之前主要是以大众传媒 ( 电视、网络、报纸等) 、影视作品、亲朋好友口述或学校教育等方式了解中国, 造成对中国认识的不全面。建议政府创办针对印度青年的印度语和英语电视台或广播来全面介绍中国, 并且中国的对外宣传应做到真实客观。建议在孔子学院华文学校的教材编撰和教学内容设计以及对外展示自身形象方面, 不仅要展现中国的古代文明, 更应将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将更有利于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构建真实、诚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 政府应该为中外青少年的交流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 将青年交流活动常态化, 让世界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陈文.《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11) .
[2]周宁.《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天津社会科学》, 2010 (1) .
中国企业掀起印度投资热 篇9
2015年, 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不包括再投资) 猛增至8.7亿美元左右, 是2014年的6倍以上。从2000年4月到2014年年底的累计投资额为4.5亿美元。而2015年一年的投资额是过去15年累计投资额的2倍。
印度在2015年获得的直接投资总额为393亿美元。虽然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但是所占比重仅为2%多一点。不过, 印度KR乔克塞证券会长迪万·乔克塞表示:“虽然中国对印度的积极投资才刚刚开始, 不过投资对象已经涵盖众多领域。估计资本流入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在中国的各大企业相继公布大规模投资计划的背景下, 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比例很可能出现提高。
中国与印度桩基载荷试验对比分析 篇10
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了国外工程项目的建设。在涉外项目中，采用的勘测设计规范是主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的，均应遵照执行。2004年，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简称DEC）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取得了印度S厂2×300MW、D厂1×300MW两项火电厂EPC总承包工程，按照合同要求，工程设计主要以印度规范和标准为主，西北电力设计院作为DEC的咨询工程师参与了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咨询工作。工作过程中，通过对印度技术标准的学习、理解，感觉到中国与印度在桩基试验中有较大的差别，本文将印度桩基试验进行了整理并与中国规范加以对比分析，供国内从事印度工程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借鉴。
1 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的规定
印度标准认为：桩基载荷试验是确定桩安全荷载（safe loads on piles）最直接的方法，原位测试（in-situ test）比其他计算方法如静力公式、动力公式和贯入试验数据等确定的承载能力更可靠。
桩基载荷试验包括垂直荷载试验（抗压）（Vertical load test--compression）、水平荷载试验（Lateral load test）、抗拔试验（Pull-out test）。每种荷载试验有两种类型试验，称为初始试验和常规试验。
初始试验（Initial Test）：这项试验要求达到下列一个或几个目的。在重要的或主要的项目进行该项试验，测试桩数可以是一根或更多，取决于桩数要求。在不能获得土层的一些具体信息和以往经验指导时，应该进行最少两根桩的试验。
1）确定极限荷载，同时达到安全荷载乘以安全系数；
2）为常规试验建立可接受极限值提供指导；
3）研究桩对相邻已有建筑物的影响，同时决策适宜的桩型；
4）获得桩适宜性的意见；
5）检验通过动力或静力方法计算的承载能力。
常规试验（Routine Test）：这项试验要求达到下列一个或几个目的。测试数量一般为总桩数的0.5%，在特定情况下测试数量可以增加到2%，取决于建筑物特征、类型及地层条件。
1）确定桩的安全承载力；
2）检验安全承载力以及桩在工作荷载下特定功能要求的安全度；
3）探测相反于初始试验（如果进行了该项试验）结果的一些不寻常情况。
桩基试验可以进行单桩或群桩试验。在群桩试验情况下，承台应达到实际使用状态下的要求。试验应该在承台底面标高处进行，如果测试没有在承台底面标高处进行，根据测试结果（测试荷载）内插确定合适的增减值。
对测试桩，下列一些信息是必要的：
1) 桩的类型，包括材料、配筋；
2) 成桩方法，成桩记录；
3) 桩长和桩截面；
4) 测试类型；
5) 桩的布置；
6) 地下水深度及土层描述及测试结果；
7) 安全荷载和极限荷载以及确定方法；
8) 锚桩或反力重物类型；
9) 特别提到的荷载类型，如桩受到冲刷时可能自由竖立；
10) 相关类似试验的一些经历及其他一些关于试验计划的信息。
2 印度桩基载荷试验测试方法
维持荷载法：适用于初始试验与常规试验。这种方法荷载增加和每级荷载位移量测直至桩顶位移速率在前30分钟小于0.1mm或前1小时小于0.2mm或达到2小时，如果容许的位移限值不超过，桩的测试可以停止，测试荷载应该维持至24小时。
循环（cyclic）法：这种方法用在初始试验，用于找出均匀单桩侧摩阻力和端阻力。
CRP法（等速贯入试验）：试验时用逐步调整荷载增量, 使桩的沉降速率保持不变。这种方法用在初始试验，一般认为比维持荷载法更适合于确定极限荷载，但是荷载特征与维持荷载法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不能用于预测桩在工作荷载条件下的沉降。
3 印度桩基试验与荷载确定
3.1 垂直抗压荷载试验
这种类型的试验，竖向荷载施加于桩顶，通过千斤顶反作用于合适的荷载框架提供反力，沉降通过百分表观测记录。维持荷载法（Maintained load method）用来确定安全荷载。在特定要求情况下，循环（cyclic）和CRP法为可选择方法。
桩头的准备：桩头应该破碎至自然水平面直至新鲜混凝土。钢筋应该割断或适宜的弯曲，桩顶光滑、水平，用Paris或类似人工材料抹灰。桩顶放承压板，中心留洞用于安放千斤顶。
施加荷载：试验通过施加一系列垂直向下递增的荷载进行，每级荷载增量约为安全荷载的20%。对斜桩的测试，荷载沿轴线很重要。
反力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获得：平台上堆载重物提供反力。荷载试验依附于建筑物下时，已有建筑物如果有足够的重量和合适的结构可以提供反力。重物重心一般应在桩的轴线上，同时通过千斤顶施加的荷载应该与桩同轴。
锚桩中心与试桩中心间的距离不小于3倍试桩直径，同时不小于2m。如果锚桩为永久性工程桩，应当确保桩的残余上拔量在界限内。应该注意基准梁（datum bar）支撑处不应受到土层上隆的影响。
岩石锚杆与桩最近边缘不小于2倍桩径，同时不小于1.5m。
反力应该比计划施加的最终荷载超出25%。
沉降：沉降记录对单桩至少2个百分表（dial gauge），对群桩4个百分表，灵敏度0.01mm。每个表等间距安装在桩周围，通常固定在基准梁上，基准梁与试桩边缘的距离不小于3倍桩径（且最小1.5m）。初始试验单桩安全荷载应该是下列中的小值：
1) 总位移达12mm的最终荷载的2/3，除非给定情况下结构特征和类型要求时，安全荷载应当与确定的总容许位移一致；
2) 总位移等于均一桩直径的10%和扩径桩扩径体直径的7.5%为最终荷载的1/2。
常规试验单桩测试荷载至少为工作荷载 (working load) 的1.5倍, 最大沉降不超过12mm。
初始试验群桩安全荷载应该是下列中的小值:
1) 总位移达25mm的最终荷载, 除非结构特征和类型给定情况要求。
2) 总位移达40mm时为最终荷载的2/3。
常规试验群桩测试荷载应该进行至工作荷载 (working load) ，最大沉降不超过25mm。
3.2 桩的水平荷载试验
试验可以通过千斤顶施加于两桩之间进行, 荷载增量按预估安全荷载约20%施加。
应在位移速率每30分钟接近0.1mm施加下一级荷载。
位移用至少两个精度0.01mm的表量测, 两表上下间距30cm。
桩的安全水平荷载应该取下列情况中的小值:
1) 总位移增加到12 mm时对应荷载的1/2;
2) 总位移达5mm时对应的荷载;
3) 根据工作情况要求，达到指定位移时对应的荷载。
位移指承台底面标高处的位移。群桩尽可能根据结构实际用途条件测试。
3.3 桩的抗拔试验
上拔力可以通过千斤顶施加于上拔装置获得，地面反力支撑点距试桩的距离至少2.5倍桩径。
测试桩应该有足够的钢筋承受抗拔，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在抗拔试验中容许颈缩张力状态，可以在测试桩提供额外的钢筋是必要的。
抗拔荷载增加和位移测读应该与垂直载荷试验相同。
安全荷载应该取下列情况的小值:
1) 总位移12mm对应荷载的2/3, 或指定容许上拔量对应的荷载;
2) 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破坏荷载的一半。
初始试验应该进行到两倍预估安全荷载或至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破坏。
常规试验应该进行至1.5倍预估安全荷载或12mm总位移, 以早出现者为准。
4 中国和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比较
中国和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比较见表1。
5 结语
桩基试验对比分析表明, 印度桩基试验在加载分级、沉降观测及稳定标准、荷载取值等与中国标准差别较大。在充分认识和了解两国标准各自在试验确定桩承载能力上的差异, 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工程设计所需的标准, 为有效地开展好设计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要：结合印度工程项目岩土工程咨询经验, 介绍了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的规定、测试方法、试验与荷载确定, 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桩基试验的对比分析, 供有机会参与印度工程项目的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印度标准,桩基载荷试验,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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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中国离印度有多远 篇11
乘飞机从上海直飞新德里，整个航程只有约六个小时，相当于飞欧洲大陆时间的一半。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印度却是一个感觉上似乎比欧洲还要陌生的所在。
“印度人吃饭还是用手抓吗?”“印度人除了咖喱还吃什么?”“印度的街上是不是汽车给牛让路?”当记者从印度归来的时候，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比邻而居却来往不多，世代相交却感觉陌生。今天亚洲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不相称的现状。
印度，依旧神秘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6年9月对上海三所高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的100名在校学生进行了一个关于印度的详细问卷调查。在被要求回答“印度”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时，除了“瑜伽”、“佛教”、“泰姬陵”、“IT”之外，大学生们的答案中也包括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飞饼”、“印度阿三”、“鼻环”、“赤脚出租车司机”。
只有60％的人听说过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知道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吉拉·甘地总理的更是少得可冷，分别只有17％和12％。
相当多的人都没有回答“是否知道以下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东印度公司、阿姆利则惨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巴分治”，原因是“完全没有概念”。其中“阿姆利则惨案”几乎没有人知道。另外，还有7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印度现任总理是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研究专家赵干城告诉本刊记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印之间的经贸交流虽然在不断增多，但文化教育的对等交流却还远远不够。他发现，去印度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鲜有学生交流，组团去印度旅游在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也并不大。
他举例说，印度是世界第一电影产出国，但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几乎看不到印度国产电影，唯一一部在中国影院上映的商业电影《印度往事》，票房也不理想。
与此同时，印度普通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的了解也同样模糊不清。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刘熙在今年暑假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教授中国文化。她回忆说，她教的印度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总理是谁，而当地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被少林寺录取”。
“乐莫乐兮新相知”
事实上，中印不但有着深厚的文明亲缘，而且在彼此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曾经情同手足，而这个事实似乎正被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遗忘。
在交通只能依靠马匹和骆驼的唐代，玄奘取经的终点就是佛祖所在的“西天，’——印度，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去印度大使馆赴宴时曾经开玩笑地说，“荣归西天”，即“到印度去投胎”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据记载，他在北京对梁启超说，他的前世一定是“在中国传道的和尚”。离开中国时，朋友们要泰戈尔检查是否落下了东西，泰戈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只落下了我的心。”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泰戈尔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帮助中国谴责日军的暴行。
另一位印度医生柯棣华在1938年受印度政府派遣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在战火中的延安和华北工作五年之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白求恩逝世后，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
这样源远流长的友谊在50年前达到一个顶峰——刚刚解放的中国和终获独立的印度频繁互访、惺惺相惜。
冰心曾经这样描写她1953年随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时经历的盛况：“这五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色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扬。”
只被今天17％的上海大学生记起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却是一个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年，尼赫鲁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款待。随行的《印度斯坦旗报》的记者报道说，“大概整个首都的居民都出动到西郊机场以及从机场到城中十英里的路上欢迎。为了使人们能看到尼赫鲁，商店、学校、机关都放假一天。”
据著名印度华裔学者谭中考证，毛泽东在与尼赫鲁道别时甚至吟诵出了屈原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
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
50年后的今天，最频繁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是精明的商人。
印度最著名的家庭企业巨头信诚工业公司(Reliance)很早就在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开设了办事处。从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印度最顶尖的四家软件服务公司——萨蒂扬(Satyam)、塔塔(TCS)、INFOSYS和WIPRO全部进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时尚杂志THATS评选的2006年最时尚餐厅包括了印度餐馆Vedas和“印度小厨”。
萨蒂扬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罗文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2年萨蒂扬进入中国时有点惴惴不安，尽管在新加坡有成功经验，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和商业氛围还不是很有把握。
记者问道，既然不是特别有把握，为什么还是进来了，而且不是像有些印度公司只是试探性地建立代表处呢?
罗文德回答说，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如果没有‘投资中国’的长远眼光，就不会在印度四大软件公司中第一个来到中国。”
这位印度企业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眼光来自对历史的研究——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量曾经占到全球的一半，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随后辉煌移向了欧洲，然后是美国，最后是日本。
“根据变化的走势来看，现在是亚洲的时代。”他说，“新加坡和泰国也曾发展很快，但现在不如中国这么有吸引力。去年中国神六上天，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目前，萨蒂扬的客户包括跨国公司、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他们甚至建立了非常本土化的模式，98％的员工都是中国人。
2002年中印间的贸易额约为30亿美元，2006年猛增到168．7亿美元，四年中增长了近五倍，今年预计将突破200亿美元。中国目前位列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如果算上香港的贸易量，中国事实上就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赵干城研究员认为，在目前中印经济交往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民间交往还应该大大加强。如果和日本相比——尽管中日目前的外交关系有待复苏，但民间交往的紧密程度几乎涵盖所有的领域。而“中国和印度之间，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
印度曼尼普尔大学地缘政治学院院长M．D．纳拉帕特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航班数量还不到印度与新加坡航班数量的1／20，这与两国对于彼此的重要性很不相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小强研究员说，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将资助100名印度青年来中国交流，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中国软件业不能单纯模仿印度模式 篇12
毕博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祁志军公开表示, 中国外包的内需市场潜力巨大, 到2010年该市场将增至208亿美元的规模, 以IT为主的服务外包产业已进入高速增长期。
软件外包正越来越成为我国软件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中国软件业能否模仿印度?中国软件业有何自身特有的发展特点?为此, 记者采访了赛迪顾问软件与服务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牟淑慧。
记者:在中国执行“18号文”之后, 中国软件业发展迅速, 2007年软件行业规模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 销售收入达到5800亿元, 有业界人士认为, 照此速度增长下去, 软件行业将在2010年前成长为国内又一个年收入达到万亿元的产业。对于这种高速发展的“质量”您是如何看的?
牟淑慧:我个人认为, 虽然软件业属于高科技产业, 但是软件产业发展却越来越像传统产业讲究流程, 像制造业一样越来越流程化, 软件业也有上下游的产业链, 只是和传统产业不同的地方在于渠道比较短。软件产业中的企业有大的企业, 但多数还是小企业存在。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软件行业的利润率还不是很高, 软件除了是一项提高业务效率的手段和工具外, 与各项业务的结合程度越来越深, 为决策提供支撑的力度越来越强, 市场对软件的需求在不断提升, 这对促进软件业的快速发展是有利的,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多注重提高企业发展的整体规模。
记者:最近, “18号文”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政策扶持能解决软件业做大做强的问题吗?中国软件业最需要在哪方面进行?
牟淑慧:我个人认为软件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但是政府的扶持却不是软件企业做大做强的根本因素。从目前我国软件业发展的情况来看, 我国软件业发展最大的难题在于缺少基础层面的核心技术, 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环节, 而在研发投入上比较保守。由于国外企业有技术的先发优势, 因此我国软件企业在某些技术上的缺失使之追赶起来力量较弱。因此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的政策, 一方面对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起到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政府的力量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
我个人觉得软件企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发挥市场职能的作用, 政府不应该占主导作用, 企业应该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服务支撑能力来充实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软件要想赢得市场的认可必须要从客户的需求出发, 中国软件业能否实现突破最终还是得由市场说了算。
记者:谈起软件业, 业界普遍喜欢将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进行比较, 印度去年纯粹软件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 而中国还不到20亿美元。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的差距在哪里?要达到印度软件业的高度, 中国软件业还需要从哪方面突破?
牟淑慧:业界确实存在喜欢将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进行比较的现象, 我个人认为由于两国软件业的发展历史不同、市场状况不同, 因此二者之间的对比并不能说明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例如, 以出口额为例来说, 印度软件业主要依赖出口, 因此能创造一百多亿美元的出口额, 但中国软件业是以内需为主要销售市场, 因此出口额远远低于印度也在情理之中, 这是基于二者不同的市场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单纯依据这一数据就来说明印度软件业发展远远高于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是不全面的。
当然, 中国软件业在出口上的整体发展实力确实落后于印度, 这主要是因为印度软件出口起步远远早于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印度就把握住了美国软件更新换代的大机遇, 并且依赖自身具有的语言优势, 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 牢牢树立起软件出口的整体优势。而中国软件只是在2003年前后才开始重视软件业的出口问题。
此外, 由于中国软件业的出口主要为嵌入式软件, 这是依托中兴、华为等制造企业的设备实现出口, 这与印度以离岸式软件外包为主的软件出口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嵌入式软件依赖设备的程度更大, 而离岸式软件的外包能力更强, 因此印度能创造高额的软件出口额。随着中国软件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 外国软件企业也更为重视中国软件市场。
我个人认为, 中国软件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模仿印度扩大出口来实现, 中国软件市场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软件的内需市场极具发展潜力, 这也是中国软件业可以大力拓展的领域。我建议中国软件企业可以考虑利用软件业务外包的模式, 与发包方的大型企业进行联动合作, 利用国内市场的优势, 与合作方交换国外市场, 形成合作双赢的局面。例如, 微软就是利用这一方式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合作, 实现双方共赢。
记者:有证券机构认为,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高速发展, 中国有可能培育出世界级的公司。您认为, 外包行业的迅速发展能培养出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公司吗?有哪些软件企业是我们中国软件业未来的希望?中国软件业要成就世界级的企业, 需要锻造哪些关键的要素?
牟淑慧:我个人认为的“世界级企业”的定义是, 世界级的企业不仅仅是指企业规模是世界级的, 而是企业必须具备全球性的运营体系、服务体系、分支机构、销售网络、知名度等。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软件业中的软件外包行业最有可能出现世界级的软件公司。因为软件外包行业作为出口型的行业, 由于服务、合作的对象都是国外大型企业, 随着客户群的积累和业务规模的积累,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会迅速提高。因为从这一行业的发展特点来看, 主要是呈现“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的竞争格面。就国内的软件企业来看, 我个人比较看好东软、中软、浪潮、浙大网新等。
记者:中国信息化的进程加速, 网络应用也迅速普及, 在此背景之下, 软件技术也呈现网络化的趋势。中国的软件业该如何应对这种趋势, 以把握信息化的机遇?企业间的合作甚至并购是否是一种趋势?
牟淑慧:的确, 软件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软件通过互联网提供应用正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软件业必须利用这一发展趋势, 在发展互联网应用的过程中加强产业间的合作, 并形成有效的产业联盟, 利用业务线去深化这种合作, 比如与电信运营商、SP等合作企业移动商务, 还有企业内部应用软件与电子商务的紧密结合。另外, SaaS是最受关注的一大趋势。企业间的并购越来越多, 但从产业角度我个人更看重合作, 因为合作的范围更广, 整合的资源更多, 未来的竞争是合作联盟之间的竞争。
记者:中国高端软件人才缺乏, 同时, 外国软件巨头纷纷在中国设立软件基地, 抢占高端软件人才, 中国软件业该如何化解人才危机?
牟淑慧:外资正在加大对国内市场的争夺, 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本地企业之间都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人才争夺。对于提升我国软件企业的人才层次,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改进企业流程管理和机制入手, 制订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 除了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外, 还应该为企业员工提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培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