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经济（共11篇）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1
当前,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动荡,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已经发展到关键时刻, 在这一背景下, 深入比较分析“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十分必要。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 本文试图选取几个重要因子, 从总体发展模式和外部经济稳定性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印两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模式比较
印度和中国都曾创造过辉煌的经济成就。大约在公元1000年, 两国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52%, 其中, 印度占29%、中国占23%, 然而在其后的近千年中, 两国先后被沦为殖民地, 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1947和1949年, 印、中两国先后实现民族独立, 此时均面临着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务, 这使两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同样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 由于在文化、历史及政治等多方面存在差异, 两国向世界呈现出迥异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从按经济活动划分的GDP增长来看, 总体上, 中国遵循的是传统的工业化路径, 也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的发展路径, 即以工业发展 (第二产业) 带动经济整体增长, 随后服务业 (第三产业)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提高, 在此过程中, 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印度则走出了“第三种道路”———其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服务业, 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占据其三大产业之首, 也高于同期中国水平 (见表1)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印度储备银行
(一) 两种工业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
实际上,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印度工业还是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印度为什么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最终呈现服务业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这与尼赫鲁执政时期 (1947-1964) 留下的系列政治思想遗产密切相关。第一, 尼赫鲁深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试图由国家控制钢铁、机械、化学和能源工业发展, 以快速实现工业化, 但其策略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 忽视了印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忽视均衡发展轻工业和基础设施。第二, 尼赫鲁主导下产生的僵硬的劳动法使得企业即使在扩张期也不敢轻易雇用劳动力, 加上甘地主义“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倾向”的深远影响, 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扩张。第三, 尼赫鲁深受英国精英教育的熏陶, 将大量资金投入高等教育, 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爱德华.卢斯, 2005) 。印度拥有七大技术研究所和出色的大学体系, 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 拥有大量精通英语的高科技人才。这使得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由软件行业主导、包括信息技术业、电子传媒业、电信业和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印度服务业飞速发展, 并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成为印度经济转型的引擎。
(二) 两种经济增长源泉:消费与投资+出口
与尼赫鲁思想一脉相承的是,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总体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 (尽管80年代以后开始放松管制) , 1991年开始, 拉奥政府开始全面解除对内对外经济管制。因此, 本文重点考察了自1992年起三大需求对于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 最终消费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出口和投资, 在很多年份 (尤其是90年代) 中, 净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为负, 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从国民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角度来分析, 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不同, 印度的国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20-25%的较低水平 (尽管近年来提高到30%左右, 但仍显著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 远低于同期中国国民储蓄率;而最终消费率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 阿肖克.拉希里 (2004) 认为, 从1996年起, 印度经济增长的60%归因于私人消费的带动。
但实际上, 我们并不能否认全球化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的服务业和中国的制造业同样从全球化中受益, 特别是2001年以后, 出口在印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印度出口货物和服务占GDP比重迅速上升:1990-91财年为7.2%、2000-01财年为14.5%、2006-07财年则上升到20.1%, 正逐步与中国接近,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得益于发达国家外包行业的不断向外转移。
此外, 印度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保持着相当水平, 而同期大多数年份中, 中国却表现出较大的“储蓄剩余”, 二者均表现出与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迥异的特征:中印两国都没能找到将国民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有效途径 (普拉迪普, 冯月秋, 2004) 。但是,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在资本利用方面显示出了更高的效率。
二、关于两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分析
(一) 国家负债状况
印度的国家对内和对外负债一直是困扰其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1991年石油危机期间, 印度外汇储备最少时仅有10亿美元, 而外债规模高达838亿美元, 财政赤字占其GDP的比例高达9.4%, 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 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 开始内外经济改革。但是, 印度政府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其高额财政赤字问题, 自90年代以来, 印度政府财政赤字占其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9%, 远远高于同期中国财政负担。巨额财政赤字使其国内始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也部分导致印度储蓄率没有任何长期性的上升 (考希克·巴苏, 2007) 。
从对外负债状况来看, 自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之后, 印度一直强调更多利用非债务性的资本流入, 其外债规模也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 1999年至2007年, 印度债务率 (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仍一直超过或接近20%;偿债率 (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 波动幅度较大。总体而言, 印度总体外债风险高于中国。
(二) 国际收支及资本账户开放状况
中、印两国均于1994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 宣布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印度的经常账户多年持续逆差与中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形成了鲜明对比 (见表2) 。尽管近年来印度货物和服务出口取得了较快增长, 但除在2002-2004年度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外, 其余年份均为逆差。
另一方面, 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必然要求通过更多的外部融资来弥补。为避免再次遭受20世纪90年代初外债危机的困扰, 印度政府在此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一直致力于促进非债务性的长期资本流动, 减少对债务性资金流动的依赖, 这一点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思路应当说有相似之处。但是, 由于政策导向的不同, 两国资本流入的结构却表现出较大不同。受到对国内工业的保护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 促使印度政府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 (FDI) 和证券投资 (Portfolio Investment) 之间, 更加倾向于不直接控制企业经营权的证券投资;而我国则一直将开放外商直接投资 (FDI) 摆在优先位置, 对开放证券投资始终持谨慎态度, 截至目前, 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QFII资金规模仍然无法与FDI规模相提并论。
1992年, 印度推出了外国机构投资者制度 (FII) , 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其股票和债券市场, 且没有投资额度、锁定期和汇兑限制。大量外国投资通过证券投资形势涌入印度, 在2003年以后表现尤为明显, 而FDI却长期不振 (见图4) 。即使是在FDI资本流入创下历史新高的2007年, 印度FDI资本流入也只有254.55亿美元, 仅相当于同期中国FDI现汇流入的20%, 且只比其当年FII资本净流入量高出51亿美元。截至2008年3月, 在印度证券监管部门注册的FII数量已经达到1319家, 证券资本流入在印度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大规模的证券资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的资金需求, 并且在其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印度股票市场在近年成为表现最好的新兴市场之一, 其自2003年中开始大幅上涨, BSE Sensex指数平均年涨幅为43%, 在2008年1月突破20000点。这种外资流入结构或许能够使印度成功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债务性资本流动逆转为主要特征的多次资本账户危机 (如墨西哥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 但是, 由于证券投资具有变现快、流动性强的内在特点, 而印度政府并未对此加以限制, 印度的国际收支应该说始终处于威胁当中。据有关统计, 自2008年1月以来, 国际资本累计从印度市场撤出20.15亿美元, BSE Sensex指数已经下跌近一半。
因此, 虽然当前中国外部经济失衡也对宏观经济构成了巨大挑战, 但是, 总体来看,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国际收支的稳定性仍然强于印度。
三、启示与小结
第一, 就总体发展模式而言, 中国在总量和促进就业方面做的更好, 但印度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做的更好。但从两国发展面临的任务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两国都需要从对方吸取经验教训, 加快经济转型。印度必须在5个关键领域做出变革: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并结束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重振农业增长、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消除经常预算中的财政赤字、全面私有化及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普拉纳布.巴丹, 2005) 。中国则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后, 必须在以下几方面着力进行调整:一是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增长”转变, 二是从高耗能、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中心, 向以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转变,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 就当前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性而言, 总体而言中国更加稳健, 这得益于中国良好的财政状况、贸易状况和更加谨慎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实际上,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各界对于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从总体上来看, 其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遵循着渐进、稳妥的原则, 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制定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改革路线图, 并对完全资本自由兑换设定明确的前提条件, 即坚实的财政基础、经常账户赤字在合理限度、外汇储备充足、低通货膨胀以及健康的金融体制。这一点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但是, 印度在开放资本账户交易的优先顺序上, 过度依赖资本市场开放, 导致其难以在新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中难以安然度过, 这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 根据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 掌握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可控性和主动性,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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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2
八大问题
近来，中国粮食危机频现，尽管相关部门称中国连续九年增产，不存在粮食危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目前，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竟然成为全球最大大豆进口国，以及全球第二大大米和小麦进口国。尤其是大米作为中国人的主食，一旦大米产量不足，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偌大的中国，粮荒不容忽视。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式超过50%，也就是，中国彻底告别了农业国，迈入了工业国的行列。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21世纪后，目前我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足5000万。近年来，中国各个城市出现“民工荒”，即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例证。走的都是青壮年，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在未来，已经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
从前，当大量人口都滞留农村的时候，人均耕地非常紧张，而在人口大量进城之后，人均耕地徒然扩大，而留守的老人，劳动能力不足，他们中很多人，逐步靠外出打工的青年供养，自己也不种地了。
两下夹击，农村逐步出现大片荒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缺粮之日不远。未来深藏忧患。
全球曾经的产粮大国逐步沦落为粮食进口国的历史，值得中国警醒。
由于优越的气候及地理条件以及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印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全国农业出口大国，但是后来随着经济起飞，开始逐步漠视农业，在过去几年里，印度经济连续维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每年只维持在3%左右的增长，甚至很多农民因生活贫困而被迫自杀。印度也由以前的粮食“出口国”衰落为“进口国”。
在30年前，菲律宾是世界有名的粮食出口国，而到了2002年菲国的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达到了90.8%。与此同时，该国也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世界第一大米进口国。
追究其原因，在后发国家“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普遍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数十年的剪刀差。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由于人身控制的逐步开放，国家对于农业的漠视没有得到改变，农业仍然是没有前途的产业，同时工业化与现代化方兴未艾，迫使农民用脚投票，青壮劳力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已经成为老弱病残的留守之地。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上，农业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牺牲品。无论种粮还是养猪，都是所获无几，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的毁灭性挫伤。
对于很多后发国家来说，曾经的落后和被殖民的经历，使其内心深处存在“以农为耻”的思想，同时，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快速崛起的急迫心理，必然造成对农业等“见效慢”的产业的牺牲。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漠视农业，忽视农民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农业的萎缩。目前，中国的粮价远远低于国外，在此情况下，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当下大量良田抛荒，无人愿意务农，可谓未来时代隐忧，祸患即在未来10年左右爆发。作为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缺粮将造成颠覆性的社会动荡。
一个国家的真正发达，不是体现在工业文明程度有多高，恰恰是体现在农业发展水平上。在多数现代国家国家，农业都属于一种弱势产业，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远见，可以从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看出来。在众多国家纷纷抛弃“见效慢”的农业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仍然坚守农业。美国每年都给予农业巨大的补贴，因此，在美国搞农业，农民赚钱，而国家并不赚钱。
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是哪个国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不是中国就是印度。这种刻板印象一直存在。事实上，世界上真正的农业大国是美国。美国农业的产量世界第一，农业产业的组织效率也是世界老大。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的农民或者农庄主可以赚钱，但是美国的农业是亏本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想从农业获取收益。不仅仅是美国，在发达国家的农业，多数都是国家不赚钱，但是农民赚钱。在亚洲，日本亦推行了多项补贴制度，一个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大约等于人民币70万。国家的远见，就体现在对农村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国家在粮食方面不愿意承担亏本责任，由此不粮食价格提高不足，农业补贴过少，成本让农民自己扛了，民众种粮不赚钱。造成农村衰败。
从产业效益来看，工业要明显强于农业，所以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在这种赶超战略的总体规划之下，往往他们会牺牲农业。不光是中国，很多后发国家都优先发展工业。这种模式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却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大米进口国和第二大的小麦进口国。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进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粮食也是战争储备的一部分，在世界安全环境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警
为此，中国需要在农业领域，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农业目前有八大问题。
第一、农产品的价格没有放开。中国的粮食价格依然偏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种地不赚钱。对策是未来提高补贴，让国家亏本，让老百姓赚钱，而不是让老百姓冲锋在前扛住粮食价格。国家做出牺牲而不是农民做出牺牲。
第二，农业生产的补贴不到位。我在回老家的时候发现，按人头计算，一个农民一年的补贴只有100块钱左右。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这个补贴标准太低。对策是未来提高补贴标准。
第三、农业没有现代化，也没有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统一、鼎新等食品工业的崛起，背后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甚至统一创业之初，其口号就是“嘉惠地方”。对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第四，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连水库都是几十年没有整修。对策是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偏向农村，大约全国至少需1万亿农业基础投资。
第五，农村的医疗与社会保险缺乏。数十年前遍地的赤脚医生，解决了底层民众的医疗问题，而在当下，从前的赤脚医生基本失业，或者是集中到乡镇，县市里去开诊所，大片农村没有医院。农民如何解决看病远和看病难的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大病报销90%，如果医疗费用高昂，农民是否承担得起剩下的10%的费用？农民的社保标准偏低，未来谁负担？
第六，农村的教育问题。
频发的校车事故，都在农村，农村的教育严重不足，对策，将教育资源向农村适当反哺，同时，开放农民子弟在城市的教育机会，比如废除高考户籍。开设打工子弟学校等。
第七、半吊子联产承包造成效率低下
现在中国的农业效益非常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们政策上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只是个“半吊子”方式，只有承包，并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独，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
特别是中国的南方农村，在田地分配的过程中，都是将田地根据肥沃程度、浇灌便利等条件分出等级，然后各家抓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承包到户的田地都分散在多处，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进而导致今天的农业生产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给农业现代化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联产”就成为了不可能。这也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农村的效率低呢？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土地不能流转。目前，农村的土地是不值钱的，即使被征地后的补偿，给农民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农民对土地有了绝对的支配权，农民的土地价值将会提高很多。那农民就不是穷人了，土地成了他最大的资本。这样的话，农民可以出卖土地资本之后转行，也可以继续耕种。
对策，未来，农村应该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的分立，农民以家庭为单独，可以选择自由合作，组建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建立大的农庄，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而土地民有化，亦可值得期待。第八，农民社会地位低下，形同印度贱民。
在中国，农民不仅在经济收入上，正途不如城市居民，更严重的是，数千年来，农民都属于社会底层，在等级制度上处于劣势，在当下中国，说某某人事个农民，绝对是贬义。由此，农民现代化的最后一关，即是废除身份等级制度。
中国的所谓“干部，工人，农民”，虽然表面上被宣称是分工不同，而事实上是暗含等级，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等级制度，这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毒瘤，危害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未来需彻底废除。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比 篇3
关键词：印度；中国经济；GDP
DOI：10.19354/j.cnki.42-1616/f.2016.17.12
一、引言
“阿三”带有讽刺和嘲笑意味。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继夺下世界银行、IMF 2016年全球经济成长王，印度再度以7.4%高经济成长预估值，拿下OECD最新出炉的2016全球经济展望表现最佳的经济体。
二、发展基础
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均有所谓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称。（1）地理条件 中国的国土面积约是印度的3倍，拥有更大的战略纵深。中印两国在区位上各有优势，中国的气候与地形条件比印度更具多样性。（2）自然禀赋 中印自然禀赋相当，各具优势。中印两国水资源与森林资源均较为稀缺，2013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5左右；森林覆盖率分别为21.9%和23.7%，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左右。中国能源、矿产资源、森林面积和草原面积等优势较为明显，印度则具有更为丰富的耕地资源。（3）人口 中印两国人口众多。中国汉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汉语被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转用或兼用，民族融合程度高于印度。从人口素质看，2013年中国15岁以上识字率达到95.4%，而印度仅为69.3%。从宗教看，中国是典型的世俗国家，印度宗教氛围浓厚。
三、发展现状
（1）经济发展水平 中印经济总量高、人均水平比较低。
1960-1978年间，中国GDP总量略低于印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騰飞，GDP开始超越印度。2006—2014年间，印度与中国的GDP总量逐年增加，但中国增长速度更快。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11.38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016美元，印度GDP总量为2.18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七，人均GDP仅1700美元。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农业发展水平 中国农业产量大，但仍需进口，而印度则相反。2013年，印度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0000千公顷，而中国为122524千公顷。2013年中国粮食作物总产量达6.02亿吨，而印度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65亿吨。（3）工业发展水平 中国工业规模居世界首位，遥遥领先印度。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达44176亿美元，居于世界首位，同期印度仅为5738.5亿美元。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2270万吨，印度仅为8650万吨；同年中国生产汽车2372.3万辆，印度仅生产384万辆。航天工业方面，2014年中国航天轨道发射次数为16次，印度仅为5次。（4）财政实力 2014年中国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22%和18%，低于同期印度的27%和20%的水平。2014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2.1%，印度财政赤字率达4.0%。债务率上，2014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约占GDP的39.2%，同期印度达45.8%。（5）教育与医疗 印度的基础教育水平与中国差距较大。中国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均略高于印度。2013年中国15岁以上识字率达到95.4%，而印度仅为69.3%。中国基础医疗水平远高于印度，2013年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57%，印度仅为3.97%。（6）劳动力 印度人口结构年轻，可享受人口红利，中国人口步入老龄化。2014年，中国和印度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7.2%和29.2%，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是73.6%和65.3%，65岁以上（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9.2%和5.5%。印度劳动参与率较低，2013年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1.3%，显著高于印度同期的54.2%。（7）贸易 中国贸易总量比印度多，但服务贸易额的比例则比较低。商品贸易（GDP的百分比）方面，2006-2014年我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印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在2014年比例仍然低于我国。其中印度服务贸易额近年来占比14%，而我国仅6%左右。
四、结束语
中印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将继续是一个领先者，印度则是追随者。对中国而言，不能再沿用唯GDP的发展模式，必须由注重“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必须注重对创新的投入、对环境的保护，包括更改人口政策，否则不仅会被追随者超越，甚至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总体而言，印度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增长潜力，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只是挑战也不少。
参考文献：
[1] 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4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 气候暖湿、资源丰富, 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 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 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 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 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 (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 约80亿美元, 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 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 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 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 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 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 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 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左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 (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 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 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 同比增长4 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 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 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 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 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 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 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 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 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和净贸易比 (NTR) 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 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 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 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 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 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 因此, 通过单个NTR的值, 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 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 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 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 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 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 分别设为向量X, Y, Xi是i产品的出口额, Yi是进口额;然后, 根据公式Yi=α+βXiεi, 运用最小二乘法, 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 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 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 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 , 两国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 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 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 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 (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 。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 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 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 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 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 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 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 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 (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 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 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 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 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 。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 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 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 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 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 两国具有比较优势 (或劣势) 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 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 一般地, 当│r│≥0.8时, 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 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 视为低度相关;│r│<0.3时, 认为关系极弱, 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 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 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 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 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 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 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 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 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 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 (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 1978年重新修订, 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 , 美国进口历史数据 (U.S.Imports History CD-ROM) 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 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 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 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 分别属于500组～999组, 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 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 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 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 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 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 现利用既有数据, 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 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 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 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 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 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 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 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 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 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 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 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 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 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 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 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 反之也如此。但是, 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 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 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 (如一些塑料制品) , 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 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 在90多个商品组中, 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 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 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 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 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 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 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 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 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 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 (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 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 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 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 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 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 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 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 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 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 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 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 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 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 (2001年、2002年,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 从2003年开始, 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 2003年、2004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 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 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 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 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 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 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 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 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 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 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 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 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 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 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 这是正常的, 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 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 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 要积极应诉, 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 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 减少恶性竞争, 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 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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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经济年鉴, (2006-2007)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5
仅推出8个月，印度吸引海内外投资的核心战略就陷入了危机。
2月份，随着该国《经济特区法案》(Special Economic Zones Act)的通过，印度认定：在政治上，建立大量地理边界明确的资本主义地区，要比经历结构性改革的痛苦过程更可取。
但近日，印度国内关于是否继续建设经济特区吸引投资的问题出现分歧，执政的联合进步联盟主席、国大党主席索妮亚·甘地亲自出面警告，要放慢经济特区发展步伐，加强对特区占地的审批。
没等国际看到印度奇迹，印度国内就陷入了一片争论声中。
每天批准一个经济特区
中国的特区帮助引来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和科学技术，这正是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现代化改革计划的初衷。但也有批评人士称，经济特区吸引投资的手段，只是提供激励政策，而非构建根本的竞争力。
印度力图做到与中国有所不同，经济特区政策将作为一种短期手段，用于解决目前该国商业环境发展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提供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希望经济特区刺激经济活动，吸引外国投资和科学技术。对于那些无力独自建设重要基础设施的中型企业而言，经济特区对它们特别有帮助。
印度政府慷慨地向经济特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使它们成为免税区，在贸易和关税角度下，这些经济特区完全可以视为“外国领土”。经济特区享受5年的全额免税，5年的50%免税，而对于利润再投资，还将再度给予5年的税收优惠。
这一计划听起来非常引人入胜，但结果却有悖初衷。截至10月初，已经有267个经济特区计划获批或得到政府的原则批准（平均每天批准一个经济特区）。外界普遍认为，如此巨大的数字绝不是政策的成功，而是表明这一重大政策项目已出现严重问题。
经济特区计划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在印度吵闹的民主环境中，这或许不可避免。
虽然印度的经济特区政策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反对者所提供的坏结果还并未出现。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担心似乎也有道理——从南部的喀拉拉邦到北部的旁遮普邦，从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到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印度每一个地方都在争先恐后地建设经济特区。就连面积很小的哈里亚纳邦也是憋足了劲要建22个新经济特区。
大量拟建的经济特区面积都很小：全球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估计，在267个经济特区中，有133个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全部经济特区的平均面积仅为4.2平方公里。半数以上的经济特区针对IT业、基于IT的服务业和制药业，而非政府最初设定的制造业。
摩根士丹利的舍唐·阿赫亚主张：“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型经济特区。”阿赫亚认为，半数规模较小的经济特区可能根本不会成功。“我们相信，在当今高度竞争的全球化世界中，小型经济特区的概念已经完全过时了。政府应当带头在少数几个关键的邦推动建立大型经济特区。”
特区变成地产游戏
希望仰仗经济特区来增加税收的如意算盘有可能会落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警告称，印度政府可能由此丧失急需的税收收入。他表示，免税政策只会鼓励企业将现有生产转移至新的地区。
拉古拉姆·瑞占在《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杂志9月刊上载文写道，不可避免的是，企业也将把原本会投在特区之外的投资全部转移至新特区。
瑞占质问：“政府规定只有新投资享受免税好处。但是，谁去判断哪些投资是新的？难道是那些收入微薄的税务检查员？”他补充到：“如果你建立不合理的经济激励，并依靠官僚主义者去防止企业钻空子，结果将是投资增量很小……而且税收收入明显降低，但官僚主义者的腰包会鼓起来。”
目前，印度财政部官员已经发出警告称，到2009~2010财年，相关税收损失将达到200亿美元。
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齐丹巴拉姆表示，他正严密关注经济特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税收流失。“我相信，部长们将严密关注经济特区政策的实施进程，并在必要时重新评估该项政策。”
他有信心在今年实现他的目标：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但他认为，中期削减赤字的承诺将取决于改革过程的复兴。印度国大党左翼成员正在呼吁，要求将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降至3%的最后期限推迟两年，而不是原先的2008~2009财年。但齐丹巴拉姆目前正竭力对抗这一呼吁。
印度央行要求各银行为发放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提取坏账准备金，而对基础设施贷款则没有这项要求，这一决定将提高融资成本。但印度央行似乎没有注意到，经济特区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地产游戏，经济特区多达65%的土地被用于核心活动，诸如建设住宅或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医院等。
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她警告称，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的侵害。
印度《Business Standard》专栏编辑兼发行人尼南表示：“在索尼娅·甘地呼吁保护基本农田用地、保护农民利益不受侵害之后，形势一下改变了。”
一些人士发出呼吁，要求政府在向可疑项目提供财政优惠时愈加谨慎。索尼娅·甘地的干涉似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促使犹豫不决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介入进来，支持上述人士的呼吁。
抱怨不如中国
虽然印度从不承认自己在仿造，并一再宣称要走出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但事实证明，印度的经济特区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
据哈里亚纳邦政府官员介绍，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瑞莱恩斯工业公司今年6月和他们签约，要在该邦信息科技中心古尔岗地区兴建印度最大的经济特区。瑞莱恩斯工业公司总裁阿巴尼在签约后表示，这个经济特区是模仿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设计的。他说：“深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榜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他希望拟建的这个经济特区能够把印度送到大力吸引外资的国际舞台上，使印度能有机会和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台竞技。
许多印度经济专家认为，新建的经济特区虽然是仿照中国，但与中国的经济特区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
一家设在诺伊达经济特区的日本企业负责人对印度特区办事效率的低下伤透了脑筋。去年在办理相关进驻手续时，他跑了不下30趟，每次办事人员都说“快了，快了”，但从递交申请到得到批复整整花了他3个月。这位负责人说：“我们是从中国深圳迁过来的，中国特区的办事效率高多了，特别是在特区刚建起来的时候，当局负责人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的手续在一天之内办妥。”
印度工业联合会最近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效率低下是印度经济特区的一大顽疾，不但吸引不来更多的投资者，而且还会使现有的投资者离去。
另外，许多外国公司表示，印度的劳工法规阻碍了它们的投资。根据现行法律，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如要解雇工人，需得到邦政府的批准。而且这些公司也被禁止长期雇佣合同工而不提供永久雇佣待遇。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印度商贸部长纳特表示，印度政府计划允许国内29个邦绕过印度严格的劳工法规，创建中国式的经济特区，但事实证明这一门槛还是很难绕过，在古尔岗的一家日资企业几度遭遇工人罢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投资者保持观望
对于支持设立经济特区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而言，这些激烈的反对声音令它失望，对一些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曾指望《经济特区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政策稳定将得到保证。
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表示，那些希望印度的经济特区能够达到中国经济特区规模的人很幼稚。他表示，印度很高的人口密度及民主体系，使之无法模仿中国的模式。“在我们这种土地稀缺的国家，你无法像中国那样建立一些面积达150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
印度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承诺现在也值得怀疑。从目前的迹象判断，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可能无法实现当初的目标，即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将私营领域的投资吸引至制造业。但是，在政策明朗之前，大多数投资者仍将继续观望。
印度有媒体指出，印度经济特区之所以小，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建大，而是政府缺乏诚意建大，因为政府骨子里对外资还是采取限制政策的，各地之所以大建特建小型经济特区，其目的不是为了引资，而是为了骗税。一部《经济特区法》是改变不了这种趋势的，因此印度经济特区要想发挥中国经济特区那样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和印度的税收竞争与协作 篇6
中印同属世界上的大国,两国总人口约占世界的1/3,GDP约占世界的1/13,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对于国家的发展,资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内资,于是长期以来中印双方都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本国发展的重要手段,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如降低税率,对外资的减免税政策,再投资退税,建立有“围栏”效应的报税区等。根据GOPP和KOSTIAL(2000)所做的计量报告结论表明:税收对FDI的流动有显著影响。而BENASSY和FONTAGNE(2001)的实证研究也分析了资本课税的税收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结论表明:虽然市场潜力以及其他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动也有影响但税收制度的影响更明显,即法定税率平均上升10%,则会减少0.3%的FDI内流,同时增加0.2%的FDI外流。
基于上述理论要求,双方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都在国际间用税收优惠的手段努力吸引外资,进行着激烈的税收竞争。但单方面的税收优惠并不一定会给本国带来预期的收益,因为一国单方面地采取这些优惠措施很可能伤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于是别国也给予外资同样甚至更优惠的条件,如此恶性竞争的结果是两国利益都受到损害。因此,笔者认为同为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双边的税收关系不仅会影响到两国间的战略合作,还会影响到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因此,该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二、中印税收问题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高层互访日益频繁,互信基础日益夯实,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2003年为75.98亿美元,2004年为113.5亿美元,2005年为187亿美元,2006年为249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印度累计签订的经济合同额为7.12亿美元,对印度的投资累计为1700万美元,印度在华的非金融类投资实际投入也有1.72亿美元。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已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相互投资增多,并在能源、科技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同为缺少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国家,中印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税收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外资转移。在历史上两国吸引FDI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印度在1991年以前对外资较为谨慎,1991年改革以后对外资保持着极大的开放态度;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也对外资有某种程度上的排斥感,而改革开放之后吸引FDI就成了政府的一大追求目标,并给予了外资在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从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吸引FDI方面是印度的40倍。两国近年吸引FDI情况,如表1
单位:亿美元
在双方都加入了WTO的前提下,关税税率下降成了必然趋势,如印度,其税率从1991年的150%下降到1994年的65%,再下降到1997年的42%乃至现在的15%左右。而对于以关税和中央消费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印度政府来讲,关税税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其税收收入的减少,数据表明现在印度的税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仅为10%。这使得政府职能的发挥大大受挫,基于这种现状,如果印度政府再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盲目的税收竞争只会使得本国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关税屏障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做法的效力已大为下降,而多数国家更倾向于通过降低对流动性生产要素如资本的课税率以吸引其流入本国,再通过对本国重点扶植产业、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外资引入这些产业和地区,以优化资本的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目标。与此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竞争的补偿理论,一国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时,为使吸引的外资取得相同的收益率,该国政府应对外资给予相对较低的税率做为补偿。
基于上述考量,印度政府给予外资在电信、零售、保险、采矿等产业大量的优惠。对于其经济特区根据《2005年经济特区法案》也给予了大量优惠,如为促进进口,印度对经济特区建设及特区内的企业第一个五年免除全部所得税,第二个五年减免50%的所得税第三个五年免除再投资收益税。在与6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税收协定的同时对没有与其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依据其所得税第91条提供单方面的减免优惠。
中国方面虽然吸引的FDI数额相对较大,但80%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仅占5%,所以在区域配置上并不理想,于是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又对投资于西部的资本给予特别的优惠。
由于同属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都具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双方劳动密集型产业都相对具有优势,但这种资源导向型投资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因而双方不可避免地在此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税收竞争。
可以看出中印双方的确存在着巨大的税收竞争,但正如前文所述,恶性的税收竞争是有损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它将减少双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直接导致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扭曲国内各行业的税负;破坏税收中性原则,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问题的解决一走良性竞争、积极协作之路
笔者将中印双方税收竞争与协作的博弈分析用坐标图表示,如图1
横轴上方表示中国的税收净收益,下方为净损失;纵轴右方表示印度的税收净收益,左方为净损失。当中印双方的税收竞争位于C点时,表示两国由于存在恶性的税收竞争并没有一方占有优势,于是双方都为税收的净损失,且总损失为-4;而B点表示双方存在一定的恶性竞争且中国在税收博弈中占有优势,即中方为+1印方为一1,为零和博弈;D点表示由于印度通过种种手段改变了其先前在税收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并取得优势地位,但总和仍为0;很显然A点才是两国的必然选择,因为A点带来的并不是某一方的净收益同时却是另一方的净损失,而是双赢的结果,而要达到这种合作均衡,靠的并不是一味的恶性竞争,而是互利协作。
中印两国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像欧盟成员国那样为了实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而签订《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样有权威的条约来规范双方的税收行为,也不可能为了双方的税收协作放弃或损害自身的税收主权,但一定程度的税收协作却是必然趋势。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早在1994年7月18日就由双方外长签订了《避免双重税收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这在指导方针上给了双方职能部门以协作的方向。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加强税收协作方面双方还应该丰富协作的领域,加强协作的深度。印方应尽快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依照欧盟的经验双方应在一定程度上协定税率,协调税制,双方各自改进和完善增值税的体系,并逐步加强对直接税等税种的协调,建立长效的协作机制——中印税收论坛,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拓宽双方相互投资的渠道,促进相互投资领域的多元化。
税收协作理论认为,当两个主权辖区是对等的,即有相同的禀赋、技术、偏好时,那么税收协作性政策将会有最优的结果,而中印两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这种对等性,因此可以预见两国税收协作的空间将是巨大的,而效果将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中印双方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坚持各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加强双方的税收协作,拓宽协作领域,加深协作的深度,建立某种形式是税收论坛,与此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良性税收竞争以促进各自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寻求到一个第三优却有助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摘要：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上两大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以发展本国经济，双方长期以来都大量使用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求在税收竞争的博弈中占得先机。但基于当前两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地位日益上升的现状，以及两国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强两国间的税收协作便成了必然选择。加强税收协作，保持适度的良性税收竞争有利于实现双方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税收竞争,税收协作,印税收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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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7
学术界对于服务经济能否带动持续增长始终存在明显分歧。本文主要聚焦于印度案例, 探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服务革命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解读, 以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服务经济与增长关系的理解。鉴于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快速发展期, 深入研究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的经验和服务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印度服务外包经验概述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技术进步与对外开放的结果。当前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已拥有企业16000多家, 其中软件公司3000多家, 总收入达1050亿美元, 占GDP比重达8%;出口860亿美元, 占总出口比重约四分之一, 直接带动就业达300万人以上, 间接创造就业则高达1000万。不仅带动了以班加罗尔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增长, 还不断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 其发展收益逐步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从主要发展历程看, 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软件开发, 当时主要采取海外派驻员工现场交付服务的模式。本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完全的出口导向、创始人具有美国教育背景, 几乎没有外国资本、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参与, 服务内容以系统维护和应用编程等低附加值业务为主等。1985年, 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最早在印度建立电路设计与开发中心, 紧随其后, 通用电气公司开始将部分研发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给维布络 (Wipro) 公司, 开创了离岸服务外包的新模式。
1991~1993年印度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废除了工业许可证制度、撤销了贸易和外汇管制, 加之后几届政府持续的开放政策, 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 特别是电信业的开放显著改善了远程通讯基础设施的质量, 大幅度降低了网络通讯成本, 不仅扩展和深化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 也促进了本土企业的成长。2000年前后出现的“千年虫”问题带来源源不断的外部需求, 大量印度计算机人才参与解决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的千年虫问题, 成为促进印度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助推器。这一时期, 企业数量剧增, 但常规编程和系统维护等低附加值工作仍占较大比重, 现场服务逐步向离岸交付模式转变。
2002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逐步进入以创新和价值增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成熟期, 特别是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 表现出巨大弹性和卓越的抗危机能力, 经危机洗礼后, 印度本土企业的总体规模、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创新水平大幅提高, 全球垄断优势和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到2011年, 印度有4家本土服务企业年收入高达50亿美元以上, 9家超过10亿美元, 75~80家收入在1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当前印度在海外78个国家设有600多家全球交付中心, 来自海外分支机构的收入超过120亿美元, 占到总体收入的16%以上, 外籍雇员遍布上百个国家, 占到总雇员人数的20~30%。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稳居50%以上, 其中, 中高端服务业务占到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少企业成为有实力与传统西方企业同台竞争的新兴跨国公司明星企业。
印度企业能够实现逆势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其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成功的海外并购战略密不可分。研发投资支出已占到产业总收入的3.5%, 并购方面, 仅2010年和2011年就达107次, 并购总额15.4亿美元 (NASSCOM, 2012) 。与此同时, 为了实现对成本效率的持续关注, 印度企业加快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业务, 不但大中型企业出于成本效率和人才竞争战略考虑, 积极开拓二三线城市的人才资源, 印度还出现了专门在小镇和村庄开展外包业务的一些小型企业。此外, 由印企开创的GDS系统, 推动服务外包业务由离岸交付模式向全球交付模式 (GDV) 转型升级, 掀开了全球离岸服务业的新篇章, 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入离岸服务价值链的新机遇。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从班加罗尔等少数城市开始, 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逐步扩展至其他城市乃至小城镇和农村等更广泛的地区, 成为带动出口、就业和增长的新引擎, 不仅在大中城市培育了一批充满活力、具备全球视野和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 还为解决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
支撑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要因素, 现有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 主要是低成本技能劳动力的可用性。二是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三是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例如殖民时代遗留的资本主义传统、印度人的创业精神和从未中断的私有制体系、海外移民的作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政府政策及上述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上述因素中, 有些为印度所独有, 但更多则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和“服务革命”两种对立观点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 由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模式, 引起从世界银行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等众多组织机构的广泛关注、研究和效仿。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借助于服务先行并带动经济整体增长的发展模式, 印度已由传统农业社会跨越工业社会阶段直接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以现代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打破了长期以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唯一路径”的“铁律” (Ghani, 2010) , 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 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工业化之外的其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可能。
第二种观点:印度模式是由印度国情决定的, 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跨越;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城市, 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 只能吸收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就业, 绝大多数低素质人口被排除在外, 属于一种“缺乏就业的增长”。因此, 靠服务外包难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 也无法实现大面积减贫, 也就谈不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和“服务革命”的再解读
印度经验可以继续观察, 不宜过早下结论。如果以服务经济占GDP比重50%作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志, 印度在1999年就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此后服务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了稳定增长态势, 到2012年, 这一比重为57%。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带动下, 印度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确定无疑。争论的焦点在于, 印度是否能够通过优先发展IT带动的现代服务产业, 来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并最终驱动国家整体发展。
印度以现代服务经济为先导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现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应视为更广泛增长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看。
横向是说印度的增长属于最近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一部分, 前有亚洲四小龙, 之后是中国、巴西和南非, 印度稍后。由于内外部条件所限, 各国经济增长起点和路径各有不同, 正如中国是从农村和乡镇企业以及制造业出口增长开始的, 而印度则发端于部分城市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
纵向是指就印度自身而言, 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增长并非横空出世, 激发这一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要因素是1991~1993年的全方位经济改革、积压多年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有利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关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并带动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仍然取决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本质上说, 这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具体说是印度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故事, 而非只关于印度IT服务经济增长的故事。换句话说, 印度现代服务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并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效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以外的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
如果聚焦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本身, 其增长活力和巨大弹性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已得到充分展示, 经过危机洗礼,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升, 在全球市场的垄断优势进一步加强, 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把经济发展的过程视为把资源 (主要是劳动力) 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领域的过程, 迄今为止, 可以把印度的服务增长解释为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并且, 已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世行一项近期研究结果, 在印度等南亚国家, 最近二十多年中, 服务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农业, 也显著超过制造业, 甚至可与东亚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相比, 已成为推动该地区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的新型发动机。
此外, 服务外包产业对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根据发展累积因果论, 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比其他地区或产业发展得快一些, 其后可能会因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 (Ghani and Kharas, 2010) , 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这也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过程, 即“先富带动后富”。印度经验的最新实践或许正在为此做出新的注解, 对于人们担心的低素质人口无法直接进入现代服务产业, 进而不能分享发展收益的问题, 不宜以静态而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印度教育产业已经在对服务外包的人才需求做出反应, 在IT服务产业集聚地区, 高中入学率显著提升。此外, 根据有关研究, 一个新增服务外包直接就业, 还可以间接拉动4份间接工作岗位, 这些岗位通常具有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特征。因此, 与农业和制造业相比, 减贫与服务部门增长的关联性更强。
另一方面, 如前所述, 广为诟病的“过度区域集聚限制增长覆盖面”的问题也在悄然转变, 在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的推动下,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开始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 不仅大型企业尝试在这些地方建立后台服务运营机构, 甚至少数旨在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型企业已实现可持续发展, 积累了宝贵的初步经验, 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正如在服务外包产业开启之初, 德州仪器曾在推动政府改善基础设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尽管二三线城市, 特别是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如果服务外包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有足够的利益支持, 企业就会谋求推动当地政府和其他社会资源积极改善基础设施, 从而不仅解决服务外包本身发展的瓶颈约束, 还会促进整体发展环境改善, 最终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事实上, 即使在偏远地区未能实现充分发展的现阶段, 由于服务外包增加了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 吸引更多人涌向城市, 改变了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因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 带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实践中, 印度已出现农村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城市的现象。
一些迹象显示, 印度的服务经济发展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应有耐心关注, 并持谨慎乐观态度。
印度经验的启示
最近二十五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印度令人意外地成长为享有盛誉的服务出口大国, 从农业型经济直接进入到服务型经济。这为研究服务经济和发展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印度服务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吗?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和大幅度减贫吗?印度增长模式是否意味着打破了“工业化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唯一途径”的铁律?其发展经验是否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和借鉴?
我们希望通过聚焦于过去二十年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发展经验的分析, 对探讨服务外包、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能够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我们认为, 迄今为止, 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增长对于印度经济的出口、增长、就业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影响力仍然有限;但是, 若从长期和发展视角看, 印度服务主导性经济发展模式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滴效益将发展收益惠及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 从而为持续增长、就业扩张和减贫做出更大的实质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这里重点讨论了印度案例, 事实上, 尽管发展规模和水平有所不同,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是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除了印度, 菲律宾、中国、中东欧、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加入服务外包国际竞争行列, 菲律宾甚至已在客户服务和后台BPO业务方面出现超越印度之势, 中国的产业规模也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考虑到全球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已占到70%以上, 不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服务提供成本仍然差异巨大, 能够低成本提供和出口的非人工服务比重持续上升, 而现有移民政策又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载体将长期持续且前景广阔。
毋庸置疑, 对于发展需求迫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存在巨大发展红利的领域, 尽管目前发展效应并未充分展现, 但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和快速推进, 那些拥有潜在服务生产优势的后发展国家, 完全有可能通过融入全球服务生产贸易体系, 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转型。2013年, 在印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卢比动荡以及即将到来的印度大选的影响下, 虽然国内市场增长陷入低潮, 但在海外市场的支持下,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仍然实现了较高速度的成长, 这充分表明, 该产业具有强大韧性。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8
与我国不同的是, 印度的知识产权战略侧重经济基础建设, 围绕美印科技、资本、人才互动发展知识经济, 并由此夯实了印度的知识产权创造、经营能力。但印度国内的知识产权增长迟缓, 总量也极低。如2009年, 印度国内专利申请量仅为6161件, 而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29096件, 中国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308861, 合计为印度的87.3倍。2009年, 印度合计受理外观设计专利6557件, 中国则为351342, 中国是印度的53.6倍。2010年, 印度国内专利申请量为7044件, 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93066件, 中国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407238件, 合计为印度的99.4倍。2010年, 印度合计受理外观设计专利6092件, 中国则为421273, 中国是印度的69.2倍。
由此可见, 中国国内申请人每年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种专利的合计申请量接近为印度的100倍, 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年度总申请量约为印度的70倍。既然中国专利申请量相当于70~100个印度, 为什么业界坚持认为印度是知识产权大国?通过研究印度的经验, 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加强哪些经济基础领域的工程建设?中国知识经济存在结构性塌陷风险吗?
一、印度注重知识产权的两端能力, 推动其向知识产权大国稳步迈进
从专利数量看, 中国的知识产权挖掘、部署、养护能力已超过印度。但是, 从国际市场的知识经济竞赛能力看,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经营能力上, 中国落后于印度;中国海量的国内专利并没有表现出企业知识经济竞赛能力的显着提高, 相反, 它在软件、IT、生物、制药等高科技领域已落后于印度。如图1所示, 在知识产权产业链上, 印度两端的能力都比中国强。印度两端的知识产权创造力、经营力依靠图1中的I、II、III三大国际产业基础, 会稳固地持续增强, 最终拉动印度国内知识产权挖掘力、部署力、养护力的增强。
相反, 中国国内知识产权挖掘力、部署力、养护力主要依靠本土知识产权资本, 而且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可持续性差, 国际竞争力弱, 可能伴随中国知识经济的结构性塌陷, 出现一次较大的衰退。
印度知识产权注重两端能力的战略, 从以下3个方面推动着印度向知识产权大国稳步迈进。
1. 美国本土的知识产权资产在高速“印度化”
印度强大的大学系统抢占了美国科研、创业市场;印度人创办、管理的企业成了美国知识产权创造、经营的主力军。
例如, 印度理工学院在全国设立了7大分校, 全面引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模式。该学院曾有5个分校跻身亚洲理工学院10强。之后, 该校又扩展到15所分校, 并逐步启动私有化改革, 成为世界顶级理工院校。它的毕业生成了美国硅谷最大的创业团队之一。再如, 印度班加罗尔大学设立了400多所私立学院, 在校生超过34万。班加罗尔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美国, 成了美国高科技行业的创业、研发生力军之一。
统计显示, 印度人参与创建了美国硅谷1/3以上的软件公司, 40%以上的网络公司;美国硅谷1/4以上的科研和工程技术公司由印度人创建。而且, 全球移民在美国各州创办的公司中, 印度人创办的公司数量占26%, 居全球第一位;印度人在美国创办的高科技公司已分散到美国大部分州, 已渗透到美国经济的“骨髓”之中。相比之下, 华人在美国亚裔中数量最多, 但是创办的公司数量远远少于印度人, 而且华人公司约50%聚集在加州, 对美国经济的渗透影响力不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在美国创业的大部分印度移民在印度本土接受了本科或研究生教育, 而且创业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博士学位, 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赴美工作或创业的印度科技精英在印度国内已获得一流的培训, 一般不需在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上接受美国大学系统的“再教育”;印度移民创办的美国公司中, 资本、技术、人才在印度本土与北美之间的流动规模很大, 是印度国内科技崛起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国际市场的知识经济竞赛能力看, 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经营能力也很强。
相反, 在美国创业的华裔或华籍人士大部分在美国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 而且创业人士约1/3以上具有美国博士学位;华人创业人士的年龄普遍偏大, 大部分已加入美国国籍;其资本、技术、人才在中国本土与北美之间的流动规模很小。
这表明, 印度本土的大学教育非常成功, 它的大学系统向美国输出的大量人才成了美国本土知识产权创造、管理、经营的主力军, 成了美国知识产权资产高速“印度化”的主力军。相反, 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中国的大学系统向美国输出的人才, 至少在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上, 需要接受美国大学系统的“再教育”, 就业时间晚, 创业人数少, 没有形成把美国知识产权资产“中国化”的企业力量。
借鉴印度的经验, 中国应对其研究型大学进行重大改造, 使之有能力向美国输送世界一流的科研、创业团队, 在美国主战场实现知识产权创造、经营能力的“大跃进”, 进而把美国知识产权资产高速“中国化”, 这应当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工程之一。
2. 美国知识产权资源在大规模流向印度
美国小布什总统的科技顾问曾指出, 印度大学系统的崛起, 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印度大学系统成了世界高端人才的孵化器。例如, 印度成了世界CEO的主要“产地”;世界500强的CEO中, 印度人数量已仅次于美国人。如百事可乐、花旗、高盛、标普、摩根士丹利、万事达、麦肯锡、诺基亚西门子、高通、摩托罗拉等世界500强, 纷纷委任印度人担任CEO。印度大学还是世界工程应用人才的蓄水池。例如, 印度班加罗尔大学曾为企业密集培养50多万IT职业技术人才, 为印度企业赢得外包订单奠定了人才基础。印度的私立职业学校往往由工业园或私营企业的投资人兴建, 贴近市场需求, 具有应用人才的规模化培训能力, 是印度工程技术人才的主要培训平台。
根据这种人才培养模式, 取之不尽的印度人才成了美印两国互补共生的纽带。随着“美印互补共生”经济模式的发展, 美国知识产权资源在大规模流向印度。例如, IBM在印度雇佣了7.5万多人。全世界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IBM, 已把大量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资源配置到印度, 使之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二大知识产权创造中心。类似的公司还有微软、戴尔等。例如, 微软在印度建立了最大的海外研发中心, 并创建了私立的微软印度大学, 其Windows Vista等核心产品主要由印度团队开发;戴尔最大的研发团队、最大的售后服务团队也部署在印度。
借鉴印度的经验, 我国应对职业大学和职业学校进行重大改造, 因地制宜取消办学门槛, 允许自由竞争, 使之能培养大量具有英语思维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推动美国, 乃至世界知识产权资源大规模流向中国, 这应当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工程之一。
3. 美印两国的知识产权产业链在高度契合, 将自发形成稳固的“美印知识产权国家联盟”
美国和印度都是英语国家, 都用判例法、陪审团制度、普选制、联邦制, 都奉行自由市场制度。因此, 美国、印度公司之间进行合作的语言、法律、制度障碍较小。在承认“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方面, 印度是抵触情绪最少的世界大国, 它为这种“全球化”做出的制度变迁成本要远远小于其它任何大国。
此外, 在各个世界大国中, 美国、印度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最为接近。与中国按照欧洲模式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不同, 印度是最积极引进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大国之一。例如, 印度是唯一引入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制度的世界大国, 而且印度的临时专利申请也不需要提供权利要求。
在上述语言、法律、制度基础上, 印度注重发展“头脑经济”, 建设知识导向型国家的战略, 有力地启动了美印两国知识产权产业链的整合进程。目前, 美国与印度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产业链整合程度, 已超过与日本、韩国、中国企业的整合程度。因此, 在美国联邦法院, 尽管美国公司频繁起诉日本、韩国、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 却极少起诉印度企业侵权。在印度企业大规模收购美国公司, 印度人在美国设立大量公司的情况下, 美国却从未把印度对美国经济的高度渗透看做威胁。美国也极少对印度国内极为稀疏、乏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批评意见。
依上述分析, 美印两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产业链上的高度整合, 最终可能自发形成一个稳固的“美印知识产权国家联盟”。这个联盟具有很强大的竞争力, 将在世界工业标准领域对任何挑战者成功实施边缘化。这样, 印度知识产权就会通过这个联盟赢得全球性的经营能力。
目前, 中美企业相互间的工业资本投资规模、贸易规模、产业合作规模都远远超过美印企业。而且, 美国亚裔中的华人数量最多, 增长速度最快, 仅2010年, 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激增到10万左右, 申请投资移民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占总人数的70%左右。中国国内的英语学习人数也远远超过印度。因此, 在与美国建立知识产权国家联盟方面, 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一定弱于印度。借鉴印度的经验, 中国应大力建设“头脑经济”, 提高中美两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产业链上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逐步形成“中美知识产权国家联盟”, 这也应当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工程之一。
二、中国知识经济存在结构性塌陷风险, 应抓紧提高知识产权两端能力
从目前的趋势看, 继研发外包崛起之后, 印度制造业的崛起已势不可挡。
印度制造业的崛起, 将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科技创新战略面临的很大挑战, 即印度制造业崛起将拉动中国外资企业大规模外迁。这样, 依靠给外资企业做配套、做代工、做系统集成、做改进设计的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 印度制造业的崛起, 将加剧中国知识经济结构性塌陷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 我国应抓紧提高知识产权两端能力。
三、中国提高知识产权两端能力与美国的互动性
欧洲、日本已承认其在知识经济领域输给了美国。那么, 中国能够赢得以美国“知识产权霸权”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竞赛吗?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总量很大, 但是中国人均GDP约排世界第90多位。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0余倍。中国的知识经济还很落后, 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努力已使中国成为科技大国, 但还不是科技强国。美国实体经济及其企业有强大的科研能力, 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在几乎各个领域都是开创者、领导者, 美国的科研队伍培养出了全世界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关键的是,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 美国拥有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内生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
因此, 中国要提高知识产权两端能力, 要振兴知识经济, 就要从经济基础着手进行重大改革, 而且要加强同美国的知识产权合作, 不能打着自主创新的旗号搞知识产权领域的“闭关锁国”。避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 避开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不从经济基础着手知识经济建设, 仅从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改革上谋求知识经济的腾飞, 这样的改革很难成功, 也很难建立起内生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
如图2所示, 我国应通过建设3大经济基础工程, 促进中美之间知识产权资源的大进、大出, 围绕“中美合作”来增强知识产权两端能力;我国不能脱离经济基础, 而仅仅在“增加专利申请量”、“加强专利执法力度”等“做功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中指出:“中国的戏剧概念不完全是喜剧, 最容易引人入胜的恰恰是即将上演的悲剧。”他在该书中认为中国经济的一次“大塌陷”可能会发生。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9
关键词：IT产业,创新系统,比较研究,中国,印度
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渗透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 信息技术 (IT) 产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无法比拟的乘数效应, 该产业已经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竞争能力、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状况的战略性产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因此将IT产业定位为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柱产业。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就明确指出, “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 根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趋势,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和新型元器件等核心产业, 重点培育光电通信、无线通信、高性能计算及网络设备等信息产业群, 建设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等产业基地, 推动形成光电子产业链, 开发信息产业关键技术, 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延伸产业链。”
从国际上看,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城市主要有: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剑桥、印度的班加罗尔、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中国台湾的新竹等, 科技产业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乃至国家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其中,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高科技城市的代表, 其IT产业尤其是IT服务业发展迅猛, 在世界信息技术产业中占有重要市场份额。
续上表
综上所述,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对印度IT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进行了系统研究, 也有学者对中国IT产业发展模式进行过分析。笔者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宏观背景下, 进一步对中国和印度IT产业的创新体系进行对比研究, 针对中国和印度存在的国情差异, 借鉴印度IT产业的创新体系的发展经验, 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IT产业创新系统发展建议。
2 IT产业发展状况
2.1 中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迅速, 中国高科技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电脑和电信产品, 据中国信息产业部调查, 这两类产品占总出口份额已经由1997年的49.1%增长到2003年的80.4%, IT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目前, 中国在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DVD播放机、移动电话等领域占领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包括联想在内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在设计和制造自主品牌产品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2003—2007年)
中国IT产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是台湾,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IT产业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利润空间和技术工程师的短缺, 为了利用中国大陆大量的技术工程师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 台湾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其IT产业, 因此中国的IT产业中大部分来源于台湾的投资者, 例如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公司 (SMIC) 就是由台商和台湾工程师创立的,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对中国IT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2.2 印度
印度软件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1991年印度市场的开放, 许多企业为了提高效益和产品质量, 开始投资于信息技术产业, 印度的IT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其国内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 即使是在全球经济环境极其富有挑战性的2001—2003年, 印度IT产业的发展仍快于国内其它产业部门, 近15年来一直以年均50%的速度迅猛增长。目前印度已成为世界上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 其软件产业约占世界软件开发市场的20%, 出口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软件出口第二大国, 据世界银行对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评估报告, 印度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4]。
数据来源:《The Yearbook of World Electronics Data 2007》
尤其是由印度科技公司承担的全球领先公司所需要的科技外包业务也增长迅速, 软件和服务构成了印度IT产业的主要业务, 美国市场的许多IT辅助服务 (ITES) 和业务流程外包都通过外包转移到了印度市场。目前印度IT产业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四大部分:辅助服务 (ITES) 、业务外包 (BPO) 、研发服务 (R&D) 、以及定制应用开发和维护。
据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联合会 (NASSCOM) 调查, 在具有CMM五级认证的54家企业中, 就有27家位于印度, 因此印度凭借其价格/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赢得了全球大部分ITES/BPO业务, 并逐步成为印度主要城市的主导产业, 包括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 其中主要的ITES/BPO业务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市场营销、数据库营销、交易文件管理、电话销售、福利管理、税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物技术研发等技术服务系统。
3 IT产业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
资料来源:郑小平.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综述.科学管理研究, 2006 (8) [8]
借鉴国家创新体系 (NSI) 的代表性定义, 从以下几方面来对中国和印度IT产业的创新系统进行比较研究, 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市场、政府、产业集群、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技术、金融资本、以及研究和开发。
续上表
﹡表5部分资料根据HungS-W (2007) [7]、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部 (http://www.mit.gov.in/) 整理。
4 结论及启示
截至目前, 中国和印度的IT产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进展和突破, 从国际上看, 中国和印度IT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中国具有IT硬件产品生产成本低廉等绝对优势, 印度占据了国际IT产业软件外包业务的巨大份额。从国内看, 尽管中国和印度国内IT产业市场发育尚不完全, 但由于两国人口规模巨大, 其未来IT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需要进一步借鉴印度IT产业创新系统以进一步完善中国IT产业区域创新系统并促进其IT产业发展。通过对两国IT产业的创新系统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两国政府都加大对IT产业的扶持力度, 并且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IT产业集群, 未来中国IT产业创新系统仍需要进一步立足国际国内市场, 发挥本国IT硬件产品的比较优势, 与印度成熟的IT软件产业合作, 并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金融资本、研究和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中国IT产业创新系统。
(1) 培育产业人才。
学习印度多渠道、多层次的IT产业人才培养体系, 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力量、培训机构和信息技术公司培养IT产业人才, 通过专业化的IT职业教育培训, 形成合理的多层次产业人才结构。并学习印度吸引IT人才回国的优惠政策, 制定一系列措施鼓励国外、中国台湾的IT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
(2) 规范产业管理。
借鉴印度IT产业国际认证管理理念, 中国IT产业需要建立国际化管理理念和国际管理方法, 引进国际标准企业方法和手段来规范管理, 按照IS09000体系和CMM体系实施对IT产业生产经营的管理并取得相应质量认证, 并进一步发挥IT产业行业组织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3) 拓宽金融渠道。
加快IT产业融资环境建设, 完善国内资本市场, 改善投融资结构体制。进一步带动风险投资的发展, 促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IT产业整体发展[9]。
(4) 加强研究和开发。
借鉴印度IT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方式, 将我国无偿提供的IT产业科技资金通过科技投入资本化, 转变为科技投资基金。政府职能转变为制定规则、战略和进行监管, 将政府投入IT企业的资金转化为长期基金, 由第三方机构通过委托投资方式实现IT科技投入资金的合理有序进入、增长和退出[10]。
参考文献
[1]赵璐.印度班加罗尔IT产业簇群效应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2, 24 (5) :8-12.
[2]戴永红.印度软件企业外包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南亚研究, 2004 (2) :32-35.
[3]陆履平, 杨建梅.硅谷、班加罗尔IT产业成功之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 2005 (1) :102-107.
[4]徐冬青.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从印度的成功经验谈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 (6) :13-17.
[5]夏海力, 廖瑛.印度班加罗尔的经验对苏州市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 2006 (3) :44-47.
[6]刘家磊.印度IT产业成长模式探析[J].学术交流, 2007 (11) :110-113.
[7]HUNG S-W.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ITindustries of In-dia and China[Z].Technol Soc (2008) , DOI:10.1016/j.techsoc.2007.12.009.
[8]郑小平.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综述[J].科学管理研究, 2006 (8) :1-5.
[9]李楠.我国IT产业发展模式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 2004 (2) :40-42.
中国和印度对印尼棕油需求量增加 篇10
印尼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优惠贸易协议（PTA）2013年9月1日生效后，印尼向巴基斯坦出口提升，同时，向中国和印度的棕油出口也受到生物燃料高需求的推动。
日前，印尼生物油工业协会（GIMNI）执行经理沙哈特·西纳卡称，预计2013年印尼向巴基斯坦出口的粗棕油和衍生产品将达到78万t，比去年落实的76.25万t提高2.2%。向巴基斯坦的出口已初见曙光，主要是下游产品。签署优惠贸易协议后并不能显著提高出口量，因为2013年9月才开始生效，印尼提高向巴基斯坦出口粗棕油仍需要时间。这一向以来，巴基斯坦已转向从马来西亚进口粗棕油，因为马来西亚价格更廉宜，但是印尼-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协议贯彻后，2014年有可能达到110万t的棕油出口指标。
印尼贸易部副部长巴尤·克利斯纳穆迪称，预计向中国和印度的棕油出口也将提高。“上述两国每年需求增长6%至7%。”
根据印尼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印尼向印度出口棕油达到540.75万t，同时向中国出口棕油353.61万t。
印尼油棕商协会（Gapki）执行经理法迪尔·哈善称，印度目前成为印尼棕油最大的进口国，2013年10月，印度从印尼进口48.8万t粗棕油，比9月的43.1万t提高13%。印度的粗棕油进口需求提高，是因为印度的大豆收成比原先预计的产量低。2013年10月，印尼已出口180万t粗棕油。
2013年10月，中国的棕油需求也显著提高，达29.6万t，比9月的18.2万t提高62%。中国的棕油需求提高，是因为其国内的植物油产量不够，而另一方面，作为食物原料和生物燃油的植物油数量提高。
相反的，2013年11月欧盟对印尼实施反倾销进口税后，预计印尼向欧盟的粗棕油出口量将缩减。2013年10月，在反倾销进口税还没有生效前，欧洲进口商已采取防范措施，大量进口粗棕油和生物柴油，这可从2013年10月达到39.5万t的高需求看出，比9月的26万t提高52%。
（摘自印度尼西亚《商报》，2013-11-25）
中国和印度经济 篇11
一、墨西哥的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墨西哥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通信和交通网络, 创造和谐的政治环境和最理想的经济环境以支持业务流程外包的发展。墨西哥拥有强大的法律基础以保护其专利权, 并不断的寻求更多的强制工具以保护各种数据资源、知识产权的安全和隐私协议。在劳动力方面, 墨西哥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的熟练劳动力队伍。墨西哥每年有大批的IT专业毕业生投入到整个拉丁美洲, 其IT服务业的服务成本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墨西哥比索实行贬值政策以使其工人工资更具有竞争力。不仅如此, 在文化上, 墨西哥和美国、南美洲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具有文化上的兼容性和相似性。
以上所有的这些特性使得墨西哥成为近岸外包的最佳选择。但是, 在墨西哥能够像Softek一样受益于这种近岸外包的企业却寥寥无几。Softek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私人所有的IT服务供应商, 是印度和中国以外的具有全球交付能力的少数公司之一。另外, Hildebrando, Neoris和Praxis是另外几个能够成功利用墨西哥近岸外包的独特机遇的墨西哥公司。他们已经达到了“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最高级——5级, 在软件开发过程的认证和排名中仅有7个公司已经达到4级或者3级。另外的两个墨西哥公司是Moms和Pops, 这主要是蓝领工人所在的公司。这两个公司由于受其自身规模的限制, 并不能提供最优秀的服务, 它们价格也不具有绝对的竞争力。
二、墨西哥失去的机遇
2008年, 全球业务流程外包市场所创造的价值为300亿美元, 其中印度持有37%的市场份额, 中国持有10%的市场份额, 而墨西哥只占5%的市场份额, 为15亿美元。据预计, 2012年墨西哥业务流程外包产业的市场规模将增至近30亿美元。但是, 这种增长并不意味着增加的市场份额和收入将来自墨西哥的公司。墨西哥各种资源丰富, 但却尚未建立业务流程外包中心, 由于墨西哥缺乏成熟的投资者, 他们的投资项目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墨西哥国内的股东唯恐其投资的企业不具有创新能力。然而, 鉴于机会仍然存在, 而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家都在纷纷投资于此产业。
三、中国和印度抓取的机遇
当前, 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外国公司开始在墨西哥进行商业活动, 如大型跨国公司Infosys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心;这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一个业务流程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心。其它重要的跨国公司, 如Tata咨询, Mind Tree, No Shore集团和Genpact公司也在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等三个顶级的墨西哥城市建立各自的研发咨询机构和信息技术 (IT) 维修服务机构, 以将其外包业务扩展到墨西哥。
目前, 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通过改变居住地或者迁移母公司的方式, 纷纷在墨西哥设置办事处, 以接管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他们这种做法意义重大, 因为这些企业家跨越语言、文化和距离等方面的障碍, 接收并采纳墨西哥的传统、名字, 甚至入籍墨西哥, 形成各自的中心。但是, 这种做法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企业家是否移民到墨西哥, 或者他们带来的投资是否为外国投资, 而是这些商业行为被重新定位到中国或者印度了。
他们主要在墨西哥进行生产或者承包, 然后再将这些生产转移到海外, 这些外国公司的主要意图是以墨西哥为踏板和美国建立商业合同, 之后再把这些商业行为转移到亚洲。受其人力资本绩效的限制, 墨西哥得到的只有可能升高的就业率和些许的地方财政收入。
四、日益严重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 这种动态的商业行为是成功的投资, 因为它允许一定的需求得到满足。然而, 从长期来看, 这种解决方案却不具有可行性, 因为它丧失了规模经济。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该服务的价格将不会像预算的一样低, 因为公司将丧失其灵活性, 这也是他们的重要弊端之一。许多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有些客户可能不满意最终产品, 这可能是因为产品质量水平低下, 也可能是因为语言问题和各国之间的文化兼容性问题会影响到所提供的服务。此外, 国家间的信息转移将会从信息沟通和隐私角度加剧投资的安全风险。例如, 墨西哥拥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强有力的法律基础, 而这些项目一旦转移到中国或者印度, 由于其数据和IP安全性差, 其业务进行的信心可能会丧失。
五、解决方案和服务的重新定位
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对于这一日益严重问题的具体详细的解决方案。但是, 如果墨西哥联邦政府能够修改外国人在墨西哥建立业务流程外包中心的标准, 它就可以帮助墨西哥降低外资企业的投资议程。如果外资的财产份额可以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资本的其余部分由相应的墨西哥本地人来持有的话, 那么双方企业家可能会以更加均衡的方式来决定在哪里生产。同样的道理, 在业务流程外包方面墨西哥也不能独当一面而使中国和印度毫无立脚之地。
六、分享生产的比较优势所在之处
相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实现规模经济并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 我们建议三国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墨西哥可以主要负责其优势所在的生产环节, 而中国和印度也可以集中精力负责各自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不同的业务流程。
下面显示了业务流程外包行为的各个不同阶段, 虽然我们没有进行严格的考察, 但是我们从可以大体上把握各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如墨西哥具有严格的数据和IP保密法规, 并且它的地理位置接近美国, 因此墨西哥可以集中精力在对于交货时间要求较高的保险、旅游、运输、电子、政府及医疗保健方面的业务上。墨西哥的文化兼容性及其劳动力在英语语言技能方面的优势, 决定了它在工作应用维护服务 (IT服务) 、呼叫中心服务以及库存 (零售) 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将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地下铁路售票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测试自动化、化工和能源开发等方面的业务。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银行系统使其能够胜任供应链、财务、银行和工业部门等方面的业务。另一方面, 印度脱颖而出的教育水平高且专业化强的劳动力, 使其在半导体和硬件工程、基础设施管理和计算机系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不仅如此, 印度一些商业技术咨询、技术支持和商业智能方面的竞争力也不言而喻。
七、开设文化项目, 以减少议程问题。
如前所述, 大部分的中国和印度企业家都是作为不熟悉当地文化的投资者来到墨西哥。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笔者在此建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为相关的商业和经济部门创建一个桥梁, 使其在理解墨西哥文化的基础上在墨西哥投资, 并为其投资创造出更好的经济环境。从长远来看, 为了年轻一代和未来的工人以及赞助商而建立这样的联合组织是众望所归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实行期间应该为6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样他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学习、生活和采纳并适应墨西哥的风俗习惯, 并且有机会为了墨西哥的发展而创造或开发私人和公共项目。我们希望一种新的混合文化能够脱颖而出, 使各个国家都能够从这种商业机遇中受益。一旦人们能够接受相互间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意识便会改变, 进而同时实现共赢。
八、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