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共8篇）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1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历史、现状

悠久的历史

中国慈善事业和慈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社会慈善和保障已见规模，并初步形成了一种制度和模式。在西周的统治机构之中，设有地官司徒掌管荒政、安抚民众等。周代还设有疫医负责治疗患病的国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慈善事业在此期间得到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六疾馆。佛教此时在中国兴盛，对中国慈善事业影响深远。隋唐时寺院里开始建立固定场所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两宋期间出现了一大批慈善家，如蔡京、真德秀，他们设立了一批慈善机构，挑起了慈善事业的大梁。元代更是在法律上规定了慈善事业的必行性，慈善医疗事业可圈可点。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开始发展，商人在慈善的地位逐渐提高。

慈善的近代化

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发轫于晚清光绪初年民间社会兴起的大规模的义赈。晚清赈灾开始突破传统的地域性赈灾模式，破除了狭隘的地域观念。传统慈善事业开始向近代慈善事业转型。

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出现在戊戌变法期间。这一时期，一些传统的善堂、善会广泛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同时涌现出了许多慈善公益团体。

进入民国以后，慈善事业开始向制度化、法制化转变。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慈善机构管理慈善救济，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间慈善的法规。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一方继续重视传统型的慈善活动，另一方面广泛设立慈善医院、慈善学校、慈善工厂等，推广以工代赈，实物救济和劳务谋食相结合。

新中国的慈善事业

1950年，中国颁布了《劳保条例》和《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修正案》等相关法规。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的慈善事业完全由政府包办，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被否定。

1978年改革开放为慈善事业的复兴具备了条件。以1981年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成立为起点，内地的慈善事业逐步走向了复兴。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后，民间慈善机构纷纷建立，慈善活动开始频繁。内地的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并将沿着非政府化、法制化、专业化、普及化的方向发展。

纵观近年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

1.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汶川地震被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民间慈善组织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参与了巨大自然灾害的救助。当时民间组织经验不足，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到今年的芦山地震，民间组织已经在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芦山地震中，民间慈善组织募集到的基金占到了总资金的一半。以壹基金为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工艺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现在的壹基金与五年前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壹基金能够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组织能力是政府也不可比拟的。”1从五年前的汶川 1 引自《从汶川到芦山，中国慈善学会了什么》《国际先驱导报》 地震到今天的芦山地震，民间爱心组织开始更自觉、自发地进行灾后救援，而公众也开始选择自己信任的民间公益组织献出爱心。2.民间机构的透明度提升

微博的流行也改变着慈善。芦山地震后，不少基金会通过微博等互动平台不断更新所收捐款和钱财使用情况。新的媒介手段的运用，增强了慈善机构的透明性，增强了公众对于慈善的信心。

现今慈善事业发展问题

1.慈善“去行政化”刻不容缓。慈善的本质在于公益，与权利无关。我国慈善机构的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本身就是副部级行政级别，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省、市、县、乡镇的红十字会均为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人事制度、层级设置、工作机制方面，红十字会的与政府的行政体制都是一致的。公务员的身份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没有危机感、压力、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而行政化的背景也使它很难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制度系统。在2010年之前，全国所有的慈善机构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名于红十字会之下，接受统一管理。上层组织尚且如此，其下的组织发展艰难可以想见。

2.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红十字会长期以来作为慈善事业的老大。官方背景给了腐败一个绝好的滋生场所。公款吃喝、豪华公车、挪用公款等其他政府机关常有的乱象在红十字会中也不时发生。而不透明的制度阻挡了公众的知情权。许多不良官员依靠着这不平等的制度，以为可以肆意滥用职权。但是事情终会败露。“郭美美事件”彻底引发了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南京市红十字会在芦山地震后为震区募集捐款，路人绕行。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3.缺乏规范的制度管理。目前全国慈善机构仍统一由红十字会领导、管理。官方性质的慈善会状况尚好，没有资金短缺等问题。民间慈善组织，如四川“爱心早餐”工程，成立半年间未曾收到一笔捐款。能否与一些食品企业签订赞助协议获取资金？此外，如何管理募集到的资金不被挪用？如何管理团队，使慈善可以运行得更好？使用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更好地确保资金利用的透明度？怎样确定资助对象、资助标准？在资助过程中的吃喝、宴请费用怎么划分公费与私人消费？全部让慈善人掏腰包显然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给他们造成不小的负担，不利于慈善的长期良性循环，全部公费又会大量浪费资金。建立合理、统一的制度，规定慈善组织内部领导体系、管理方式、资金筹集运作方式、资助方法和标准、资金公开标准、公费支出标准，这些势在必行。

4.增加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权。民间慈善组织需挂名于中国红十字会名下，资金先由中国红十字会收取，再转给他们。这就造成了账目的混乱。而且中国红十字会官方色彩太浓，官僚主义太强，给民间慈善机构造成了许多束缚。减少中国红十字会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干预十分必要。日前已经试点“壹基金”账目脱离红十字会账目，独立收取资金，这是一个好的尝试。希望政府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尝试，让民间慈善与官方慈善作为朋友共存，而不是上下级。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2

慈善医疗救助属于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它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慈善行为,对患病或遭遇意外伤害而又无经济能力进行治疗的贫困人群,实施帮助和经济支持的一种制度。慈善医疗救助与政府主导的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医疗救助体系[2]。它作为政府医疗救助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和缓解社会矛盾以及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历史文化、政策法规等原因,慈善医疗救助发展受限,远远没有发挥其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作用。本文将讨论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 我国慈善事业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与慈善事业被作为私有制社会的产物被中断了4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成员的阶级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才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是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创始,成立于1904年,主要提供医疗卫生救助,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4年,全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生。并于2002年8月始,启动“慈善医疗阳光救助工程”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群众缺医少药等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2005年,“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1.1 慈善组织数量增多

在党和国家对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视以及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社会需要下,我国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组织逐年递增。社会组织总数从2003年的26.7万个,增加到2008年的41.4万个,增加率为155.00%(表1)。(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法律承认的慈善组织形式大体有三大类: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其中,截至2008年年底,卫生类社会团体有11 438个,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有27 744个[1]。

数据来源: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计算整理。

1.2 慈善捐赠款物增加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增多,慈善捐赠善款物逐年增加。据统计,2003年国家民政部接受的社会捐赠款为41亿元,社会捐赠衣被19 648.8万件;2006年社会捐赠款83.1亿元,社会捐赠衣被7 123.6万件;2008年社会捐赠款479.3亿元,社会捐赠衣被115 816.3万件(表2)。6年间,社会捐赠款年均增加83.76%,社会捐赠衣被年均增加了235.10%[2]。

数据来源: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2 我国慈善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2.1 慈善医疗救助覆盖面窄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慈善医疗救助起步晚,发展历史也不长。在慈善医疗救助范围上,对于白内障、唇腭裂等较小的医疗救助项目,覆盖面较广;而对于白血病、尿毒症及脏器移植等较大的医疗救助项目,慈善医疗救助的力量极其微薄。深圳市、重庆市等地是国内较早设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城市,其规定最高救助额度为1万元,对于患重症疾病的贫困群体,1万元显然是杯水车薪。可见,慈善医疗救助所能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且救助水平低。

2.2 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筹集难

一方面,公众慈善捐赠意识淡薄,是导致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筹集难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传统慈善捐赠都由政府统揽,使公众缺乏对慈善的理解,误认为慈善是政府的纯粹行为。而现阶段,由于对慈善的宣传力度不够、慈善知识的普及率仍然很低,使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未能深入人心。同样,谈及医疗救助,公众普遍认为只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应承担起救助民众医疗疾苦的责任。而事实上,医疗救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另一方面,慈善医疗救助基金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慈善基金收入与GDP、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指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状况好,慈善基金收入多;反之,慈善基金收入则少。例如,在美国70.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做出过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0%。美国人均收入是我国的38倍,而人均捐赠是我国的7 300倍[3]。经济运行的烦琐复杂,加大了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难度。

2.3 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管理能力不足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已超过1 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99.00%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3]。这不仅因为我国相关部门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宣传不到位,也因为慈善组织自身能力不足,发展尚不完善。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捐赠款物的收支及流向透明度低,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与运用效率低、效果差。出现很多公众及企业想参与慈善事业,而又不敢参与慈善事业,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参与慈善事业的窘况。这些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

2.4 慈善医疗救助法规政策欠缺

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现阶段仍然没有一项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法规,慈善公益组织与捐赠人都缺乏必要的权益保障。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虽然对慈善组织的登记、运行及财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立法层次低,法律约束力不强,实施细则不完善,且与其他法律体系的衔接力度不够,因此尚不能从整体上规范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3 发展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几点建议

3.1 探索慈善医疗救助形式的多样化,扩大医疗救助覆盖面

由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当前,慈善医疗救助多采取单一医疗经费补偿的救助形式,即申请人向慈善医疗救助组织提交申请,经过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审核后,直接给申请人提供医疗救助款。由于申请人患病的种类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治愈疾病所需医疗费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应积极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医疗救助形式,以扩大慈善医疗救助的覆盖面。例如,慈善组织可建立专门针对公立医院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用于救助没有支付能力的贫困弱势群体。同时公立医院还可以贡献医疗技术,减免医疗费用,以服务的形式提供慈善医疗救助;或单独设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用于救助贫困弱势群体在院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另外,可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财政支持下,吸纳相应的慈善收入,建立慈善医院,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慈善医疗救助形式,帮助更多切实需要救助的贫困弱势群体,从而扩大医疗救助的覆盖面,维护社会的稳定。

3.2 加大慈善公益宣传力度,拓展多渠道基金筹集机制

慈善事业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因此,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宣传公益价值观、传播慈善文化。例如,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传媒形式来宣传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性质、宗旨和工作程序以及各个时期的慈善主题活动,对慈善医疗捐赠款物的收支及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报道。也可利用慈善医疗救助组织和社区等部门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慈善文体活动,向公众宣传慈善医疗救助,并鼓励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以筹集更多的慈善基金。

另外,相关部门可发行专项的慈善医疗救助彩票,让更多的彩民致力于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筹集更多的慈善基金;健全相关的基金运营机制,提高基金运营的效率,增加慈善基金自身所带来的资本收入;鼓励实力强的企业设立专项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或设立专门的慈善医疗救助项目,为特定对象提供救助;慈善组织可通过多种文体活动和鼓励知名人士“义演”、“义卖”等形式来筹集更多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多样化的慈善基金筹集方式,逐步形成多渠道的基金筹集机制,从而为慈善医疗救助募集更多的慈善基金。

3.3 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能力建设,提升社会公信度

强化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度是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首先要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自身管理能力,促使组织管理规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慈善基金的募集、运营及使用实现公开化和透明化。其次是建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内外部监管机制。内部设立专门的监事机构,对慈善基金的募集、运营进行全方位的跟踪与监督;外部接受国家相关部门的稽查和监督,同时接受捐赠人或企业的监督和查询。还要加强组织人员的素质建设。提高组织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进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专业化,进而提高慈善公益组织的整体素质。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能力建设,提升其社会公信度,从而赢得公众及社会的信任,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进而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

3.4 明确政府在慈善医疗救助中的责任,完善优惠政策

体现社会责任的慈善医疗救助与政府主导的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医疗救助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应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在慈善医疗救助中的责任。一是政府应依法审批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注册登记,积极引导、倡导和有效地协调各种慈善组织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不仅要减免捐赠人或企业的捐赠税收,还要简化捐赠人或企业申请减免税收的手续。同时,政府也应给予慈善组织减少或免除税收。三是政府应给予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相应的财政支持。各国的经验表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是不可缺少的。政府可以划拨部分社会福利基金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救助和公益项目。不过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避免加重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和对政府的依赖性[4]。

3.5 加快慈善医疗救助的法制进程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领域仍没有完备的法规加以规范。慈善腐败、挪用慈善基金以及监管机构权责模糊等问题暴露无遗,已严重的阻碍了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和慈善机构法,以确立慈善机构独立的法人地位,并明确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及其管理、运行的基本准则和监督机制,确立完善、统一的慈善税制[2]。通过国家立法,保证各项政策规章的落实,以强制的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另一支撑点,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学海,2005(2):37-40.

[2]仇雨临.医疗保障案例[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72.

[3]何兰萍,陈通.关于当前发展慈善事业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2005(8):76-77.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 第三次分配 文明标志 永续发展

世界慈善事业的当今格局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慈善事业这个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是对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减缓贫困与富裕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收支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今社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慈善事业主要分为两大格局。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这并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而是一种体制发展的不同进程。

发展近况对比

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美国慈善事业的近况

在美国倡导的是一种博爱理念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提倡的是一种“全民慈善，人人可慈善”的观念!

需要指出，在美国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的捐款来自普通百姓，约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另有5％来自大型基金会。历史上，美国早有企业家热衷慈善事业的传统。在2001年《慈善纪事》刊登的美国前10名最大数额私人捐献名单中，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高居榜首，他向以他和其夫人命名的基金会捐献了20亿美元，而2000年他向这个基金会捐献了50亿美元。美国的低收入阶层和亿万富翁一样热心慈善积极捐款。以1992年为例，全美国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1，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占81.4％。

美国人愿意捐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慈善机构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他们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希望救助的群体。美国对什么是慈善有一个泛化而灵活的理解，大致上与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的东西相一致。

对于从事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和基金会来说，最大的优势是政府所给予的税收待遇。在美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美国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它们不仅是免税的，即不需要支付税款，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享有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这些税收待遇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

二、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极不相符。有资料表明，2002年中国大陆人均捐款为0.92元人民币，总额约10亿，仅占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828.7美元，总额为2，410亿美元，占当年GD的2.19％。考虑到中美人均收入差异后，中美人均慈善捐款尚相差7，300多倍。虽然根据最新数据：中国2005年民政部门以及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接收的捐款将达30－40亿元人民币，而与2005年18万亿的GDP相比：仅占约五千分之一，比例仍然很低。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现行的法律法规法制层次普遍偏低并且严重缺乏。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此外，就是一些慈善组织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一状况造成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无法可依的局面。

2、慈善主体不明确，政府干预过多，慈善机构体制和管理落后。目前合法的慈善机构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登记注册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些主管单位基本上是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政府依旧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着主导作用，官办慈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大大阻碍了慈善机构的建立和准入，使得慈善机构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慈善救助所需；而且造成慈善机构权责不清，效率低下。

3、社会捐助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捐助信息欠透明，社会公信力不足。(1)缺乏激励机制。目前，仅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给予捐赠全额免税。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2)对于善款的分配和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信息查询系统。在我国，慈善机构一手负责募集钱款物资，一手要分派实施，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公示与监督机制建立也较迟，善款使用的随意性大，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那些希望跟踪捐助情况的人，或多或少遇到过类似的疑惑。他们决定帮助他人的时候宁可去找看得见的某一个人，而不掏给任何组织。

慈善事业的永续发展

慈善事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慈善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慈善事业发展状况以及对各类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富裕程度的真实反映。我们应传承祖国慈善文化，调动、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切实改善人际关系，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精神层面

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弘扬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精心设计各类载体，全力培育和大力宣传广施博爱、济困奉献的慈善精神，营造一个弘扬慈善文化、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充分发挥党与政府在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中的主导作用，引导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支持和发扬儒学中的仁德和佛教的慈悲思想。

三、大力保护广大群众和慈善组织发展慈善事业的积极性。积极参与筹办慈善事业，把个人义举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把单一、分散的慈善组织发展到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强势慈善机构，不断扩大社会影响，提升其救助各类弱势群体的功能。

四、发扬创新精神，立足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谋划慈善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扩大慈善事业发展的领域。比如确定国家法定慈善日。

物质财富及其监管层面

慈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不断地募集捐款，管理者还要保证募集到的款项能够保值、增值，所以资金的使用尤为重要。慈善组织除了进行慈善募捐活动和筹款宣传，并把钱用于慈善事业之外，还需要从事一些营利性的投资以保证所募捐款保值增值。在优化激励机制的同时，必须要阻止慈善组向盈利性机构发展的趋势，并建立长效的监督

体制，确保慈善事业的健康有续发展。完善政府的立法和监督。各级地方法院有权监督和管理慈善机构，并对其活动进行规范。慈善机构也必须经常性地报告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如果慈善机构的法人未能履行其职责，政府有权追究法人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层面

从近年来社会捐助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众对社会捐助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意愿。但上述问题影响了我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政府部门也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要求对慈善事业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国家相关部委应尽快开展和推动对上述问题的立法起草工作，以有力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点：

1、尽快制订一部较为完备的相关法律，给予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活动以法律上的保障和监督，逐步建立起完善这方面的法律体系。

2、政府应转换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逐渐退出捐助的主体市场，而主要担负起立法、监督、检查、评估、审计等职能，不过分干预，只引导和调控。

3、给予慈善机构以独立法人地位，取消慈善机构的登记注册要挂靠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

4、扩大给予慈善捐助的免税待遇，提高慈善捐助的宣传力度，多方拓展捐助渠道，对筹集善款建立严格的审核和监督机制，随时公布善款的来源和流向并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

5、采取一切措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向善的良好氛围。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慈善实体层面

为了使慈善事业能够更好更全面和深入的发展下去，无论是他的横向和纵向都必须得以发展，我个人觉得在实体方面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兴办有关公益方面的属于慈善总会所属的企业。资金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的血液，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性质的企业实体事很必要的。

2、让慈善基金走进股市和债券。现在有的国家已经有上市的道德基金，而且现在也卖得相当的好，德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是否也可以让慈善基金上市，但鉴于我国国情，此条方案需要进一步探讨。

3、办一些诸如“慈善超市，慈善食堂，慈善学校，慈善医院”等社会救济性质的公益实体。

4、企业认捐制度，开展并完善企业认捐制度，确保慈善事业有长期有效的流动运作资金。

5、可以联系在校大学生义务的为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慈善家教。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4

摘要：近几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升温，但由于公益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我国慈善立法滞后已经制约了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体系, 增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正确处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促进慈善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关键词：慈善事业;法律制度;慈善组织;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广大人民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不断加强，公益慈善一词在我国不断升温，特别是在5·12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受灾严重之后，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不断增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也不断涌现，慈善这一观念也开始在大众群体中得到普及。但是，伴随着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公益道德的事件，例如明星“诈捐门”以及吵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这些事件出现以后，公众对慈善捐赠和相关公益事业的热忱度骤然下降，慈善事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质疑。当遇到这些慈善事业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我国对其的应对能力还是比较薄弱，而慈善事业的继续发展非常需要法律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尤其是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虽然慈善的立法工作早已提上了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慈善法来对慈善事业进行规范，在法制范围内对慈善事业各方面进行规制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法律体系。

“慈”本意是爱，正所谓“慈为爱之深也”;“善”本意是吉祥、美好，后来演化成亲善、友爱。对于“慈善”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确切的法律定义，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人崔乃夫曾经对慈善下定义: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慈善乃是怀有人类最基础的关怀之情，不图私利的对他人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和关怀。而慈善事业通常是指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爱心救助行为，它通过第三方——以慈善机构为代表的社会中坚力量，根据特定的弱势群体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它是在传统分配制度基础上再进行的一次分配，即所谓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基于市场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基于税收和财政的分配；慈善事业则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把财富从高度集中流向高度稀缺，从富裕流向贫穷，是对财富的再一次平衡。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化的公益事业，能够解决许多政府难以顾及的问题，对社会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给予慈善援助，无疑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慈善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需有法律的促进和保障，而我国现行法律并不完善，因而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相关法规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法律。我国最基本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以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及1993年制定的《红十字会法》为代表。前者主要是对作为慈善机构的代表之一，红十字会组织、标识、经费财产做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第十一条明确了红十字会这一慈善机构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后者主要是对慈善机构筹集的资金进行法律规定，主要涉及捐赠人和慈善组织这一对法律关系主体，规定了捐赠和受赠、捐赠财产管理和使用及法律责任，目的是为了促进与鼓励捐赠行为，保护捐赠资金的正常运转。此外，还有一些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慈善事业的条文，但是有些条款的规定与公益事业等捐助主体有关，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对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资格，做了具体的规定。

第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基金会如何运作，如何募集、使用资金；在《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对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作了规定，但是总体上看，在行政法规层次上，这些规定主要是原则性规范。

第三，部门法规。这类法规，主要针对各部门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与各部门、各地方相适应的慈善法规。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行政机构都制定了相关的慈善法规。例如国务院职能部门颁布的许多部门规章，这些规章主要是针对各个不同的慈善事业主体的捐赠行为，以及在捐赠物品的运送过程中涉及的税收作了规定，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的《扶灾、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等等。

第四，地方性法规。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各地方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相应的制定了不同的地方法规，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实施办法，例如《江苏省实施（红十字会）办法》、《江苏省华侨捐赠条例》；《上海市红十字条例》、《上海市华侨捐赠条例》；《广东省基金会管理条例》、《广东省社会救济条例》等等。

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对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促进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制度仍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在现实中慈善事业法律法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比较差。这已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慈善法律体系不完善，不足以规范和保障慈善事业的发展

近几年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的慈善事业出现问题时无法对其作出及时的应对和处理，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综观上述的一些法律法规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慈善立法层次都比较低，还没有制定出用于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完整性、系统性的《慈善法》等基本法律。另外，目前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等方面, 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规范。而地方性法规一方面它的效力层级太低，另一方面地域性特点突出，不适于普及。因此他们也难于对整个慈善事业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调整，制约了慈善行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总之, 我国非常缺乏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律, 慈善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和救助项目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慈善活动难以规范和统一。

（二）法律对慈善组织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准入标准过高 以1994 年4 月中华慈善总会合法成立为标志，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组织：一是专门的慈善机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华慈善总会以及省级、县级、乡级的多级别的慈善会。二是国际性的人道主义组织，如从事人道主义求助事业的红十字会。三是其他参与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团体，包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984 年3 月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 年3 月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 年3 月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4 年12 月成立），以及一些宗教团体和工会妇联组织等。在这三类组织中有关的立法却不多，而作为目前高层级的法律《红十字会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仅仅涉及了一部分参与主体，对于专门的慈善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没有作规定。虽然《公益事业捐赠法》涉及到慈善组织，但并未对其下定义，也没有给予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甚至在设立基金会时，还需要出具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这就说明慈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在管理基金的运作必然会受制于主管单位，不能完全自主的分配基金，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只有《红十字会法》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种特殊的慈善组织给予了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

另外《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形式做了详尽的规范，包括对其进行定义和规定基金会的准入标准等。但是从他对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的规定来看，不难发现我国现在的慈善基金会的准入门槛太高，并且本身的性质难以定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八条是对慈善基金会的准入标准进行规定:全国性公墓基金会的全是基金不低于800万元，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非公墓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原始基金必须到账货币基金。从这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慈善基金会的准入要求是很高的，注册所需的资金数目太大且需必须到账的货币基金，这就使得很多有着慈善热情的组织和个人没有能力来注册基金会，也就使进行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减小。

（三）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慈善捐助实际减免率过低, 执行标准不一, 影响了企业和民众捐赠的积极性

根据我国现行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说明我国政府在税收方面加大了对发展慈善事业的支持, 利于企业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于公益事业，实现多捐少扣，但是在目前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捐赠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形下, 12% 的捐赠免税比例所体现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高。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下文确定了几个公益组织接受企业捐款，捐款企业可以享受免税政策，这个政策仍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不是所有的公益团体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并且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另外，在个人捐赠方面，法律有明文规定，个人在进行捐款后，可以申请对于捐款金额部分免除或者退回个人所得税，这一点往往被广大群众所忽略。而且，很多人捐款之后没有申请免税, 除了有不了解税法的原因之外, 也有因申请免税手续繁琐而放弃的，申请退税和免税的手续过于繁杂，在某种程度也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政府管理和监督慈善组织的机制存在问题, 影响了善款的募集和使用效果 现有法律法规在规范慈善组织行为的的基础上, 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方面有很多缺陷, 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限制了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方面制约过多, 抑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所有慈善机构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 而主管单位必须是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主管单位拥有干涉慈善机构的权利, 其中包括负责人的推荐和任免, 大型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通常由官员或者退休官员主导。这种格局导致了慈善组织具有了“准政府”的性质。使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二政府”，削弱了慈善组织的自治性。很多的民间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 不得不采用企业注册登记的办法, 使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得像营利性企业一样纳同样的税, 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第二, 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不力, 慈善组织在募集善款和使用善款方面出现随意性, 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和募集善款有限, 影响了慈善组织社会救助责任的实现。我国筹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拨款，严重依赖由政府组织的以社会动员式的集中募捐活动，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向公众传播消息。这种模式是以公众基于对政府组织的信任为基础，而一些基金会的从业人员在缺乏必要的监督时，没有将钱真正用于慈善事业，由此造成违规使用善款、最终救助效果不明显、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募集善款有限等后果也就不奇怪了。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完善我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的立法对策：

（一）提高慈善立法的层级, 制定系统规范的慈善事业基本法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 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慈善资源的不足, 而在于法制的欠完备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发育与成长。要营造真正有利于全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就要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慈善基本法。这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应当把整个社会的慈善行为都囊括在内, 但又不缺少其系统性、指导性、纲领性。因此, 为了使慈善事业进一步社会化、专业化, 此法的基本内容除了规定其基本任务和原则以外，还应当包括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慈善工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慈善组织的进入和活动制度、促进单位，企业和个人参与捐助的积极性、增设制定解决慈善纠纷和犯罪的规定等等

（二）明确慈善主体的法律地位，给予慈善机构以独立法人地位。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赠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我国慈善事业基本法调整的对象应为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因此应取消慈善机构的登记注册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对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运作和管理模式应作出明确规定。

（三）进一步提高慈善捐助税前免税率，确立完善慈善捐赠激励机制

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捐款。扩大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数量，使更多的慈善组织，享受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待遇，提升企业慈善捐赠免税率。在个人捐赠方面，修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规定，重新规定一个比值，如果个人应缴纳的所得额低于这个比值，则在应缴纳税收总额中扣除已捐赠的金额；如果个人所应缴纳的所得额超过这个比值，则在个人应缴纳的所得额中扣除这个比值的金额，实现越多捐款越少收税，另外，还应简化免退税申请的程序，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并立法设定多种渠道、方式来激励和奖励为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奖励方式有物质上的, 也可有精神、名誉上的, 奖励机制必须制度化、规范化。表彰和鼓励个人和机构的善举, 发挥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模范表率作用。2011年7月1日起，全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我国的捐赠开始逐渐步入规范的操作流程。

另外，学习美国，鼓励富人开办基金会，将基金用于贫困群体、教育和文化事业，对于受助群体赋予一种法律义务，即在他们将来有能力偿还受助金额时，即时偿还，同时使他们树立一种慈善捐助意识，以便帮助社会上的其他弱势群体。把富人的捐赠行为看作对社会的贡献，在评价企业的实力时，引入社会贡献率的概念，作为评价企业的潜在和内在价值的一个因素，以此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

（四）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

慈善机构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 慈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应由法律规定。“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支持者、扶持者、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管理者, 应该是伙伴关系, 是互利互助的关系。”因此在立法时要明确限定政府的权力，例如取消基金会的成立需要出具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政府应转换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逐渐淡出捐助的主体市场，而主要担负起监督、检查、评估等职能，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让慈善机构合法提取运行成本, 使社会参与慈善的法律环境得到改善;要建立全国性慈善信息统计制度, 对慈善捐赠进行确认、登记、分类、汇总, 这是衡量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规范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须的。

在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对我国慈善事业领域的大震荡之后，完善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愈发重要，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 在我国不仅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而且具有紧迫性，希望我国能尽快出台一部完整，综合，全面的公益事业基本法，来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 1]赵倩.论我国现有慈善法律制度的几大缺陷[ J].法制与社会,2007(10)[ 5]张娅茜.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进路与优化[ J].求索, 2010(3)[5]王云斌.建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J].社会福利,2010,(6).孙高辉.浅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的缺陷和对策，法学研究，2011 陈发云．真的需要你，但是不容易——中国慈善业法制环境探．中国律师．2005．12期．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5

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它在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扶老、助残、济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以及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慈善团体及组织的成立，更促进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负责人担任市慈善总会的名誉会长，德高望重的在职、退职负责人担任会长，自2005年3月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组织网络初步建立，慈善捐赠、慈善救助工作稳步推进。市民政局组织专门班子，就我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我市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

我市慈善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慈善机构的大力倡导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慈善事业发展势头良好。

1、慈善组织日趋完善。2005年，我市成立了慈善总会，并制定出台了《**市慈善总会章程》和《**市慈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市慈善总会组织了换届选举，将市级机关多个部门吸纳为会员单位，乡镇建立了慈善办事处，全市基本建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

2、社会参与日益广泛。通过持续多年的宣传，特别是开展慈善捐赠和救助活动，慈善精神深入人心，捐赠行善已日益成为广大市民和企业的自觉行为。据统计，已有数十万人次参与捐款，特别是驻地企业争当捐赠排头兵，新浦化工、中丹集团分别协议捐赠50万元及500万元，泰隆、泰星等骨干企业累计捐赠均已超过50万元。建筑、商贸、房地产开发商你追我赶，竞相为慈善事业作贡献。

3、慈善实力持续壮大。慈善总会刚成立时，只募得起始基金近100万元，至2009市慈善总会换届，累计募集资金554余万元。市慈善总会换届选举之际，市委、市政府加大行政推动力度，市慈善资金总量达到近3000万元（不包括向汶川、玉树灾区捐赠的的善款）。

4、救助方式更加多元。以助学和助医为龙头的慈善项目救助为广大的困难学子和重病患者带来了新希望。2005至2010年，先后六次组织助学救助，救助特困学生达400多人次。2010至2011年，先后两次组织“尿毒症、白血病患者”专项救助，救助800多人次。与省、泰州市慈善总会联动实施的“心蕊工程”，先后救助“先心病”患儿20多名。为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和孤儿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组织开展慰问乡镇敬老院等等慈善工作，为一部分特殊困难群体“雪中送炭”。

二、我市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市慈善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苏南等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很多方面需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特别是慈善捐赠和慈善救助等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不断完善，加以推进。

1、参与慈善事业的理念不强。在我市城乡居民中，住房性支出、高消费支出、娱乐性支出已不在少数，但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理念不强，主动参与慈善捐赠的比率较低，不少市民虽然参加或多次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是被动性参加所在单位、学校、企业、街道集体组织的捐赠活动，缺乏主动性、自发性的捐赠意识。

2、慈善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加强。慈善机构作为连结捐赠方和受助方的纽带和桥梁，必须要有人做事并且能够做好事。目前，从市级层面看，市慈善总会日常办公的只有两人，办公场所也是临时借用的；从乡镇层面看，还有极少数乡镇没有成立慈善办事处，即使成立了慈善办事处，从事专职工作的人员也很少。在全市组织大的慈善捐赠活动时，人手不够、力量不足的问题相对突出。

3、发展慈善事业的激励机制滞后。企业捐赠可享受税前扣除政策，但对为慈善事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还没有建立表彰、宣传、奖励等激励机制。

三、促进我市慈善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广泛普及慈善理念。宣传普及慈善理念是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一是要研究制定发展慈善事业的慈善理念宣传规划和具体方案，明确相关责任，使慈善理念宣传制度化。慈善理念的树立，慈善精神的弘扬，慈善文化的普及，慈善氛围的营造，是慈善机构和宣传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提升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增强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上。运用灵活多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慈善精神和对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同时，要营造慈善热点，激发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进一步宣传和落实慈善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自愿捐赠的基础上，倡导和研究多形式的捐赠，如“协议捐赠”、“冠名捐赠”、“定向捐赠”等，促进更多的企业和公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及时报道和有计划地开展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慈善捐赠活动，以慈善救助带动慈善募集，以慈善募集促进慈善救助，不断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和影响力，借助捐赠和救助平台，营造全社会扶贫济困、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二是要充分发挥文化、出版、广播、报纸、影视、网络等主要媒体的作用，开辟慈善宣传专栏，使慈善理念宣传常态化；三是要把慈善宣传的触角延伸到工厂、学校、企业，使慈善理念宣传广泛化，激发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慈善工作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适时召开慈善工作表彰大会，用先进典型感召社会。

2、加大行政推动力度。加大行政推力是慈善事业前期发展的必要手段，它可以为慈善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慈善机构开展募捐活动营造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空间。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充满活力的慈善发展机制。在如何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上，“靠政府”还是“靠民间”？实践证明，慈善工作既要靠政府部门强势推动，也要靠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在发展慈善事业上，行政推力的“三大要素”主要是：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思想发动到位、干部、龙头企业带头。党委政府重视，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高度重视慈善工作，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只要党政一把手亲自关心、亲自部署、亲自要求，思想发动到位，慈善事业一定会有突破性发展。榜样是无声的命令，带头是无形的感召。加大行政推力，还可以通过下达一定的慈善捐赠指导数、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动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捐赠。同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影响力的负责人，还可采取召集全市企业家及相关单位“联谊座谈”、“餐叙座谈”，举办“专场演出，举牌捐赠”等方法，通过各种形之有效的手段扩大慈善捐赠资金总量，做大做强慈善资金的蛋糕。2009年，借市慈善总会换届选举，通过一定的行政推力，党政机关带头，使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盘子由500多万元扩大到近3000万元，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实践。

3、打造慈善救助品牌。打造慈善救助品牌是扩大慈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在大力开展慈善捐赠的同时，合理科学地使用慈善资金，积极和适时地开展慈善品牌项目救助。打造慈善救助品牌，这是慈善工作目前和今后的较长时间内，要调查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打造慈善救助品牌是发挥时代精神和普及慈善文化的需要，也是体现社会关爱，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通过品牌救助，扩大慈善影响，加大慈善救助力度，使之系列化、制度化，不断创造“品牌项目”，把慈爱洒向最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体身上，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结合我市实际，需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继续开展慈善助学“圆梦”行动，面向贫困的大、中、职高新生、孤儿学生开展助学活动，解决他们上不起学的问题。这一工作慈善总会虽已在做，但今后应继续加大救助力度，圆困难学子大学梦。二是开展慈善助医“阳光”行动，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看病难问题。与民政、卫生、财政、医保等部门联手救助，形成一套完整的慈善助医救助机制。对城乡低保人员、特困职工、农村五保、六十年代下放职工、民政救助的孤儿等对象中患重大疾病的人员，除按合作医疗保险规定报销应报的部分外，慈善机构相应帮助解决个人承担的部分。实行“品牌救助”，克服了传统救助的随意性，变资金救助为医疗救助，变同情救助为机制救助，变临时救助为长效救助。三是开展慈善“助残”行动。与残联、民政共同研究救助低保、五保、孤儿中的残疾人，他们是困难群体中的特殊对象。如“健行、复明”等活动，通过装假肢、消除白内障等活动，使这些对象中的残疾人象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起来，让他们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一起融入社会大家庭，共享社会文明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成果。通过品牌救助，不断提升慈善救助水平和扩大慈善影响。

4、建立慈善激励机制。建立和不断完善激励机制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长远谋略。对为慈善事业发展做出重大或较大贡献的个人，除给予表彰和奖励外，探索建立“回报激励机制”：企业或个人向慈善机构捐赠达到一定的数额后，慈善机构对这些企业和个人在今后遇有重大困难和变故时，可优先予以慈善援助或救助，让献爱心的人有爱的回报。

5、发展慈善义工队伍。加强慈善义工队伍建设，是慈善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义工队伍是壮大慈善事业发展的源动力。“义工”就是义举，“义工”就是善举，“义工”队伍越大，行善举的氛围越浓。首先，倡导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企业学校等建立义工队伍，努力营造“政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广泛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的工作机制。形成“志愿、服务、热爱**”的氛围。其次，大力开展义工服务，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建立义工队伍，制定义工公约，开展义工活动。依托慈善服务基地、老年人比较集中的社区，重点面向孤、老、残、幼人员，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贫困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服务。再次，要提高义工服务专业化水平，健全义工队伍长效管理机制。力求克服义工队伍服务表面化、形式化的倾向，使义工服务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自觉”，成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6

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研究报告

李刚

慈善事业市场化机制探索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是顺应市场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它为劝募市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在现实条件下，慈善事业市场化机制从理念到实践要为政府、社会和公民所接受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出现倒退，这就需要我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去突破这些瓶颈，去争取发展的空间。那么，现在到底有哪些瓶颈需要我们去突破呢？

瓶颈一：慈善资源的行政性垄断

管理体制改革、行政职能转变和政策上的“公共空间”是慈善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处在“双重管理”下的慈善机构，本身就在“行政性”还是“相对独立性”之间左右摇摆，而控制这种摇摆的关键因素就是资源。当慈善机构有获取资源的足够的“公共空间”，它的成长性就强，反之，就会成为一种“摆设”。从一般意义上讲，慈善机构获取资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劝募、政府拨款、实业创收。基于现状，实业创收对中国大陆的慈善机构来说尚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而政府拨款也是蜻蜓点水，有的地方虽然有一点，大多属“行政经费”，与救助无关。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劝募。目前慈善募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直接募捐，二是发行彩票。首先就直接募捐来说，按照现行法规，募捐主体除了慈善公益机构，还有设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社会捐赠工作站。捐赠站的职能与慈善机构的职能事实上是交叉的，对于慈善资源来说，是一种分流。近年来，有的地方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于资源的整合有一定好处，但在资源的使用上有着很强的“行政化”色彩，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明显，有的县把慈善捐款作为政府扶贫资金统筹调配，使慈善机构“无声无息”，既削弱了慈善机构的影响力，也模糊了政府公共财政本应承担的“扶贫”责任。其二，政府通过层层发动组织的募捐活动分流了相当数量的社会慈善资金。以杭州市为例，2007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发起的第8次“春风行动”，十天就募集个人捐款398.87万元，单位捐款2080.4万元，合计2479.27万元。十天两千多万元社会捐款，一方面说明杭州民间对慈善的热情高，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直接募捐在劝募竞争中明显居于强势地位，从而挤压了民间慈善机构的“成长空间”。从本质上讲，政府是借助“慈善”的牌子做“行政”的事。而在资源的使用上自然也是党政领导说了算。二是彩票募捐。发行彩票是以博彩方式募集公益资金的一种主要做法。我国的彩票发行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目前发行品种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由于有50%的发行收入返还彩民，使得彩票发行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筹资效果明显。以福利彩票为例，从1987年7月开始发行,到2008年10月，累计发行福利彩票3254亿元，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1096亿元。21年来，福利彩票公益金非设施类项目总体受益对象达到30万人，设施类资助总数已超过10万个，其整体效果较为明显。在我国，彩票发行由政府主导，募集的公益金入财政专户，公益金使用也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封闭的运行机制。资源分配的行政化倾向使筹款、使用和监督没有实行有效的分离和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募捐的公信度和高效率。如果能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社会化程度，引入公益金使用的社会招标机制，这对培育劝募市场，提高慈善机构的竞争能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瓶颈二：税收减免的不公平竞争

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是政府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导向性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民的慈善公益意识逐步增强，十年来，我国的慈善公益捐赠税收优惠幅度也有了较大提高。

十多年来我国慈善公益捐赠税收优惠的部分法规政策条文，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特点：①我国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是随着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到“利润总额”，慈善公益捐赠的基数扩大了；从3%到12%，慈善公益捐赠的免税比例也大幅度提高。②税收优惠的政策仍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十字会和部分全国性慈善公益机构仍然享受“税前全额抵扣”，此前有的地方慈善公益机构的低调“参照执行”的路被堵死；二是法律与规章出现矛盾，前期出台的对某些领域的捐赠“税前全额扣除”的政策如继续执行，那必然会出现“法律大”还是“政策大”的疑问。③在捐赠税收优惠的主体资格认定上出现困局。按规定，只有省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才具备税前扣除资格。而按现行的属地管理体制，绝大部分慈善公益社团都在市县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它们反而不具备税前扣除的资格。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的救灾捐赠，使税收抵扣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在各地的强烈要求下，2008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发出《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申报抵扣的范围作出调整，使县级慈善公益机构有资格申请享受税收优惠。问题虽然得到缓解，但政策的不稳定可见一斑。④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尚未统一，目前仍在实行不同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一般来说，个人通过境内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的捐赠，只能在应纳税所得额30%限额内税前扣除。而定向用于青少年活动场所、教育事业、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可全额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必须指出，捐赠税收税前扣除政策的不一致与市场规则相背离，应予以调整和完善。应该在三方面进行改进：①对享有捐赠税收税前扣除资格的受赠主体进行调整和规范，培育和扶持非营利机构的成长；②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性捐赠所得税政策，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③逐步扩大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实行税前全额扣除。

瓶颈三：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自1998年抗洪赈灾后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经颁布施行10年，1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蓬勃兴起，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过于原则化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实际需要明显不相适应。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民政部十年前启动了《慈善法》的立法准备，目前已进入全国人大的“排队”名单。2004年6月颁布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比此前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有了明显的突破。这种突破最突出地表现在允许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并对基金会的运营成本作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利好”。但从实际效果看，作用不明显。以浙江省为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已经4年多，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基金会共151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47家。这与原先预期相差甚远。从而也暴露出法律的“困局”。基于鼓励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考虑，从法律层面必须解决以下问题：①捐赠税收优惠措施法制化，强化捐赠税收政策严肃性，杜绝在慈善捐赠优惠政策上“政出多门”现象；②改变慈善法规过于粗放的状况，增强慈善法规可操作性；③加强执法监督，培育和规范劝募市场，改变慈善捐赠的无序现象；④检讨和修正现行法律，为慈善公益事业创造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实现政府行为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

瓶颈四：职业化程度比较低

我国慈善机构管理团队的构成是很富有“中国特色”的。以浙江为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慈善事业掀起之初，离退休党政领导和退休职工成为管理团体主体，那时“行政权”惯性形成的“人际效应”为筹募创始基金，完成慈善机构的原始积累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上个世纪末，随着慈善意识的觉醒，大批富起来的企业家介入慈善事业，他们用经营管理的理念来诠释慈善，使“基金和项目”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力，为改善慈善机构的内部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慈善机构的“软肋”，管理队伍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缺乏创新能力。于是培育职业化团队成为重要任务而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近些年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到2008年底，浙江县以上慈善机构已聘用大专以上毕业生197人，平均每个机构2人。但这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着力解决当前在推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一要探索建立慈善公益机构的用工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切实解决慈善公益机构的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投身非营利事业；二要推动慈善公益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减少行政依附，提高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三要优化团队结构，开展绩效考评，强化激励机制，培育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骨干队伍。

瓶颈五：筹款和救助“简单化”倾向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初创时期的慈善工作带有明显的“行政烙印”，筹款上表现为动员加摊派，在救助上表现为分钱加节日慰问。慈善工作缺乏“个性化色彩”，以至于受助人大多视慈善救助为“政府救济”。慈善救助的“社会功能”得不到彰显，影响到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建设。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外慈善文化交流的推进，慈善事业的现代理念逐渐被中国的慈善机构所接受，慈善筹款和救助“项目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以“项目”和“工程”为“标签”的慈善活动成为一种“时尚”，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没有离开以“钱”作为运作平台，只不过是发钱的形式归大类而已，并没有解决“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慈善总会在慈善救助“项目化”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们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开发农业效益型项目，为农村困难户提供产销一条龙服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这只是“个案”，缺乏普遍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包括：一要切实转变慈善工作的“行政化”观念，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逐步提高慈善救助的“项目化”比重；二要尽量减少“发钱”救助，推广能力型救助模式，提高困难群众生存和发展能力；三要提高慈善救助的社会化程度，充分调动和利用市场资源为慈善救助提供服务平台，积极开展“项目招标”的实践和探索，提高慈善救助的效率和效能。

瓶颈六：慈善基金投资增殖进入盲区

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是慈善救助资金的重要来源。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基金的本金规模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浙江省全省慈善机构的创始基金、项目基金已达18.7亿元。建立基金的本意在于投资理财增值，收益用于慈善事业。由于缺乏经验和风险畏惧，各地慈善机构的基金投资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在低利率和通胀的金融环境下，慈善基金实际上处在潜亏状态。解决慈善基金的投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于2001年10月1日施行的《信托法》第六章专门为公共利益目的而设置“公益信托”，并强调“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本来这对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是一种“优化”选择，但《信托法》施行8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信托机构对于开发“公益信托产品”的热情不高，政策措施不配套，“公益信托”实际上成为“纸上谈兵”。近十年来，浙江的慈善机构在“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要的投资不外乎以下几种渠道，一是投资政府主导的土地储备基金，由财政提供担保；二是由政府领导牵线，向规模大，效益好的民营企业提供借贷，由领导信誉担保；三是存银行买国债；四是通过信托投资公司投资理财。上述四种途径的投资收益一般在3%—10%之间。显而易见，这些投资理财要么隐性贬值，要么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2003年11月，金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国债团购“金融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因“金信信托”由金华市政府控股，且投资的是“国债”，加上媒体的大幅广告，被认为“安全可靠”。全省有9家慈善机构投资“金信信托”，委托理财资金达7800万元。2005年12月底，“金信信托”违规操作被银监会查处。当时正值证券市场进入低谷，强制平仓使“金信信托”损失惨重，全省9家慈善机构中只有一家因理财到期，在“金信信托”被查处前一个星期撤出资金，全身而退，其它8家的5800万资金被套。慈善机构随后多次向各级政府、中国银监会报告，希望能够保证慈善基金本金的安全，但收效甚微。慈善资金遭遇前所未有的投资风险。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由“金信信托”持股48%的“博时基金”的股权拍卖，借着证券市场大行情获得巨大成功，使“归还本金”和利息得以实现。“遇难”的慈善机构渡过“一劫”。但省内某市慈善机构就不那么幸运，3000万元委托某证券机构理财，因该机构违规被招行兼并，使这笔投资的归还遥遥无期。回顾这一段经历，期间的教训极为深刻。事实上，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投资理财必须解决三大问题：①要有安全性好收益比较高的“公益信托产品”；②要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法规，委托专家理财；③要加强慈善基金投资理财的规范化管理，避免“长官意志”，实现科学决策。

现阶段慈善机构运行机制的利弊辨析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如果从“希望工程”算起，迄今不过二十年。这些年来，慈善事业在观念、政策和机制上都有很多突破和发展。2005年11月，民政部召开首届“中华慈善大会”颁发“中华慈善奖”，并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近三年来，从省到市、县，浙江各地纷纷召开慈善大会，制订发展规划，有的地方还把慈善工作纳入为民服务“十件大事”，对领导干部进行履责考核。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发展慈善事业的宏观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慈善事业已经进入难得的加快发展的机遇期。但是，应该看到，在发展问题上，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观念和行为方式，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就是要靠政府，只要领导重视了，什么事都好办，如果“独立自主”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另一种观念认为，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确实要考虑国情，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必不可少，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但如果一味依赖政府，就会丧失慈善事业的社会性和生命力，慈善机构也形同虚设，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两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相交叉，它的结点就在于政府角色的“定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行政力”的“利”和“弊”作进一步的辨析。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需要去进行剖析都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当前的文化和体制环境下，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由“行政力”主导的慈善事业在前期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慈善机构完成创始阶段的“利益杠杆”。这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行政力”完成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主要是指筹募“创始基金”，解决慈善机构基本的生存条件。政府通过营造舆论氛围，大会动员、发文件、分摊捐款任务和行政拨款等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机构的创建任务。二是利用“行政力”完成机构设置。中国的慈善事业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被“成本问题”所困扰，至今依然如此。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许多地方政府沿袭了“传统做法”，参照残联和红十字会的做法，设机构、给编制、解决管理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慈善机构的“身份问题”，缓解了慈善工作的“成本困境”。三是利用“行政力”拓展公共关系。慈善机构利用“行政力”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积极发展理事会成员，聘请会长、副会长，在社会各个层面拓展公共关系，尤其在新闻界和企业界建立人脉，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打造了有效的资源平台。在实践过程中，上述关系是交叉和互相影响的，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不断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又促进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反映在慈善观念上，人们对“摊派式”捐赠越来越带有排斥和逆反的心理。对于政府和慈善公益机构来说，不能对这种趋向成熟的社会心理熟视无睹。而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总是呈两面性的，我们不能被“行政力”主导下的慈善事业所得到的暂时的“利”蒙住视线，因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现实：“行政力”对慈善事业的直接影响正呈递减趋势，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日趋活跃，“草根”组织的困境中发育成长；“行政力”对慈善机构的自主性形成障碍，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开拓创新精神不足；“行政力”对慈善工作的实务性干预过多，使慈善机构性质模糊，对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慈善机构从“依赖性”转向“惰性”，从而使慈善工作扭曲成变相的“行政行为”，即所谓政府的“慈善科”，遏制了慈善机构的创造性和活力，与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宗旨相背离，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

归根到底，对慈善事业现阶段运作机制“利”与“弊”的争议就是走“行政化”还是“市场化”之路。当前，在慈善事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行政化”运作向“市场化”运作转变；二是从“动员式”捐赠向“志愿式”捐赠转变；三是从“兼职化”为主向“专业化”为主转变，这是实现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坚持现代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理念

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慈善事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催生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催生了慈善事业。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阵痛”也必然反映到慈善事业上来。只有正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开拓创新，才能拓宽慈善事业发展视野，赢得发展的先机。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坚持以人为本，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慈善事业要以此作为建设慈善文化的价值基础，推动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建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理念。

1.要从发展慈善文化的高度确定市场化理念。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弘扬慈善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慈善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提高民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包容程度，激发企业与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坚持“市场化”的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为了应对各种市场因素对慈善事业的挑战，适应捐赠者的不同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捐赠者的“个性化需要”，以优质的服务赢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导权。“市场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它激励慈善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中搏风击浪，捕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利机会，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使慈善事业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市场化”是对传统慈善观念的强有力冲击，它使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去理解和支持慈善事业，使慈善机构从更大的范围去开发和利用资源，使社会弱势群众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中外发展慈善事业的成功经验是对“市场化”的最好诠释。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和市场文化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慈善文化的同时，坚持本土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建设和谐社会营造“慈善氛围”。

2.要坚持创业精神和创新理念。创业精神是一种行为，是一种需要知识积累作为后盾的实践。创新是基于创业精神视变化为机会的创造性劳动。创业精神和创新实践无论对于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法则。尤其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公共服务机构面对竞争与挑战，创业精神与创新更具有紧迫感和时效性。改革开放30年，慈善机构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为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历练和考验。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对于慈善机构而言，同样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惟有把创业精神与创新植入自己的系统中，才能获得成功和繁荣的机会。关于公共服务事业的创业精神与创新，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共服务机构必须学会创新，并用创业精神进行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共服务机构必须学会把社会、技术、经济、人口变动等领域的急剧变化，都看做是机会。否则，这些变化将成为障碍。”因此，在慈善机构中建立创业精神和推进创新实践，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3.要确立“经营慈善”理念。经营的本意是经度营造，引申为策划营谋。经营不是硬技术，而是软科学。经营主要不是靠物质的投入，而是靠智力进行开发，它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谋略。“经营慈善”就是要从“行业”的视角来策划和建构慈善事业，把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科学规划和运筹，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慈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永续发展。应该看到，企业与NGO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者在管理上有许多共通性。管理NGO要同样面对竞争与挑战，需要讲资源开发与利用，需要讲团队精神与激励回报，需要讲成本和效率，需要讲投资和收益。有实体依托的慈善组织还要追求利润，为慈善事业提供更为直接的资源。市场经济的许多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非营利事业。因此，“经营慈善”是慈善组织科学管理的“应有之义”，是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

4.要在慈善实践中强化“公益营销”理念。营销的基石是人类的需要。营销是对市场进行深入研究与策划的过程，营销的目标是在市场寻找机会。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把营销定义为“生活标准的创造和传递”。当今时代，随着非营利事业的发展，慈善公益组织之间围绕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上升，竞争趋势明显。比较国内外慈善组织的行为特点，可以看出，许多国际性慈善机构把自己放在一个营销者或推广者的地位上，而大多数国内慈善机构更多的是把自己作为管理者角色，以政府的姿态出现。显然，这些慈善组织对“营销”的认知还是肤浅的甚至陌生的。要推动慈善组织学习“营销”的理念和手段，研究劝募市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特点，按照营销观念采取策略性的行动以争取更多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使组织摆脱官僚惯性，对环境变化和客户需求及时作出反应，确保组织与战略的实现。慈善组织要重点营销“理念和服务”，严格“营销”的规范化运作，防止过度商业化操作，实现“公益”与“营销”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5.要拓展视野倡导“大慈善”理念。慈善的特性是开放、多元和包容，慈善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和阶层概念，以人类的爱心凝聚力量，以超越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去传播和践行人道伦理，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打破了地域界限和行业垄断，推动了竞争和发展。同时也使慈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广阔的空间。“大市场”是建构“大慈善”的必要前提，“大慈善”是顺应“大市场”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慈善机构，尤其是地方公募性慈善机构带有较强的“地方保护”色彩，在筹款和救助上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封闭性”，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不利于形成“大慈善”的工作格局，对于劝募市场形成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沿海发达地区的慈善机构要更多地关心和帮助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慈善事业，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益，配合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要冲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慈善屏障”，倡导慈善机构之间的互助与协作，发挥联动效应，打造“慈善品牌”，用“慈善无界”去建构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大慈善”格局。

6.要在慈善工作中倡导“回报与激励”的理念。慈善的“回报与激励”是基于人类行为工具的理性判断，强化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一种首肯与导向；慈善“回报”是对捐赠人和志愿者的“精神鼓励”，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参与慈善事业的幸福与快乐。慈善“回报与激励”机制的完善对于促进慈善文化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改善“人文环境”，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慈善“回报与激励”是慈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是慈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捐赠人和志愿者的付出得到社会高尚、适时、雅致的认可。慈善回报的“高尚”主要体现在“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奖励”，但这种“精神鼓励”并不排斥载体设计的高雅和品位，这对受表彰者来说是恒久的“精神财富”，也是“精神艺术品”。慈善回报的“适时”，主要体现在慈善机构的“倾心服务”上，这种“倾心服务”讲求“创意”、“人性”和“时效”，在形式上追求多样性。一个胸贴、一张生日贺卡、一篇报道都是对捐赠者和志愿者的“鼓励”。慈善回报的“雅致”，其出发点在于呼应捐赠者或志愿者的多元性和“动机差异”。因此，要尽可能满足捐赠者或志愿者对“回报”的个性化需求，并根据这种需求策划和设计“回报与激励”的形式与内容，做到“皆大欢喜”。

7.要坚持慈善基金市场化运作理念。慈善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慈善基金是一种泛指，通常是指慈善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接收的社会捐款的集合；狭义的慈善基金是指各种基金会的本金、慈善机构设立的创始基金、用于指定用途的专项基金等。从特定意义上讲，慈善基金多指狭义的概念。慈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金不动用，基金投资所得用于机构运作成本和定向援助。因此，对慈善基金而言，保值增值事关组织的生存发展大计，尤为重要。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慈善机构颇具“本土特色”的创新实践就是大范围发展创始会员筹募创始基金，使公募慈善机构在较短的时间掘得“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由于政策不配套、投资风险和缺乏专业理财的能力，基金的投资增值始终走不出困境。于是政府担保理财和领导指令借贷成为基金投资的主要方式，有的地方还因此造成基金本金投资亏损，影响了公信力。事实上，从社会保障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那一天开始，就应该把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问题纳入视野，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实践与探索。通过慈善基金的投资运作，既为金融市场增加流动性，又为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探索新途径，积极发展慈善信托。当然，基于慈善基金的“特殊性”，人们对于“投资风险”的心理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因此而谈虎色变裹足不前。当前，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银行存款利息极低，导致基金本金隐性亏损的情况下，应该更为积极地倡导慈善基金市场运作的理念，同时，通过受托机构的专家理财来实现投资增值。这里包括三个要素：一是通过专家理财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尽最大可能保障基金本金的安全；二是金融信托机构要积极开发“公益信托”的产品，通过慈善基金的集合信托来实现双赢；三是政府要为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开放公共空间，提供政策扶持，使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有较为稳定的保障，从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7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的出现, 我们逐渐进入了基于web2.0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化媒体的助推作用,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都在不同程度的运用社会化媒体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引起人们对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关注。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更好的运用社会化媒体助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1.1 社会化媒体

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 (Antony Mayfield) 首先在其《什么是社会化媒体》这本电子书中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的概念, 他将其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 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特征”。[1]在我国, 对社会化媒体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 不同学者对其定义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如金苗 (2009) 、王明会 (2011) 、范青云 (2012) 等。

本文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一种新型的媒体形式, 其主要特点是:基于“以人为本”的Web2.0互联网技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注重的是媒体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多媒体的内容聚合等, 给予用户极大的参与空间。具有多样化表现形式的社会化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平台, 为他们获取所需信息、满足多样性需求等提供便利。

1.2 慈善事业

慈善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范畴,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慈善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本文比较认可学者周秋光和曾桂林 (2006) 的观点, 他们认为“慈善既是一种动机, 也是一种观念;既是一种行为, 又是一种事业。”[2]慈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慈善就是人们的一种动机、观念、行为, 是个人出于扶贫济困、人道主义的精神帮助有需要的人;广义的慈善表现为一种事业, 即慈善事业, 它旨在从制度层面上为慈善的发展提供保证、支持, 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慈善需求, 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本文中的慈善事业就取自广义的慈善概念。

1.3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王秀丽 (2013) 指出不同主体以不同的路径使用社会化媒体:发现、创造内容;推荐、分享内容;互动和反馈。[3]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主体是多元的, 不同主体运用社会化媒体的目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中的运用状况, 其中也涉及到以上这些主体, 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1.3.1 企业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企业通过运用多样化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比如, 通过微博这一平台, 企业发起转发捐助的项目活动, 这样一方面可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有利于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 对企业的产品进行宣传, 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可谓是一种双赢。达芙妮集团与鞋类协会慈善活动 (FACE) 联合发起的“2012FACE因为有你而完整”爱心活动就是企业通过微博的转发量参与慈善的一个例子。

1.3.2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可以说是我国慈善事业中的中坚力量。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发起的项目和开展的活动, 它们大多借助自己的官方网站、微博、博客等社会化媒体向社会大众展示自己, 以吸引志愿者的参与、资金和物资的支持、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等, 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和交流。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爱心包裹项目, 通过网站和页面向人们宣传和展示项目的基本情况, 通过17种不同渠道的捐赠方式拓宽了社会大众参与慈善的渠道和自己的筹资渠道, 践行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

1.3.3 社会大众

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源泉就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社会大众不仅能够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了解到相关的慈善活动和项目, 而且基于Web2.0的社会化媒体还能为其提供求助、资助、互助的平台, 使其更加便捷、广泛的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比如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和腾讯公益网站中的乐捐、月捐等项目。

除了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大众,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社会化媒体迅速发展的新时代, 政府也开始积极关注和运用这些多样化的媒体形式, 对由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发起的慈善活动予以支持、规范和引导, 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健康有序的发展。

2. 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2.1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是互联网,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很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基础数据显示,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我国网民数量达到6.18亿, 其中, 手机网民数达到5亿。[4]社会化媒体的主体是非组织性的一个个用户, 其将不同的用户连接成为一个网络。利用多种社会化媒体形式, 慈善项目和活动能够为人们提供广泛的了解渠道, 利用社会化媒体“社区化”的特征激发人们对慈善的参与热情和意愿, 还可以依靠名人的带头效应动员用户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2.2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 其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一方面, 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更加容易传播, 用户只需要转发、分享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慈善救助信息和内容从一个“社区”传播到另一个“社区”;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化媒体具有聚合多种媒体内容的特征, 便于将不同媒体形式之间的内容和信息进行传播和聚合, 在短时间内将所需要传播的慈善救助信息呈现到网络能够覆盖的地方和用户面前, 提高救助的及时性。

2.3 调动社会大众的参与热情, 培育人人可慈善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主要依托社会化媒体宣传自己的项目, 动员人们的广泛参与。社会大众意识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而且依赖于自己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化媒体形式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 如转发、评论慈善信息和内容、发起慈善公益项目、捐款等, 并且在多种形式的参与中感受到爱的力量, 感受到人人可慈善的理念。

2.4 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和渠道多元化、便捷化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大众积极地运用社会化媒体发展慈善事业, 能够扩宽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和渠道, 基于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碎片化等特征, 社会化媒体能极大的利用人们的闲暇时间使其关注到具体的慈善救助和发展的活动中来, 通过便捷的参与方式鼓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 社会化媒体能够充当资源链接的桥梁作用, 在社会中营造出一个个爱的循环圈。

2.5 提高慈善运行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社会化媒体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慈善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将社会化媒体作为宣传、动员、筹资、反馈的主要平台, 他们主动将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各方面信息展示出来, 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传播给社会外界, 便利了人们对相关项目和组织的了解和监督, 有利于提高慈善组织和项目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有利于为我国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3. 思考与建议

社会化媒体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社会化媒体时代, 慈善事业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地创新和积极地使用各种社会化媒体形式, 才能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的、重要的支撑和力量。但是, 其在助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 对社会化媒体中的慈善项目、活动运行的监督和慈善信息内容的核实问题;第二, 一些草根慈善公益项目的规范运行和可持续性问题。

因此, 一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这些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和活动的监管, 对于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发布的慈善信息和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进行核实, 严厉打击那些侵吞善款的恶性事件, 确保人们的善心不被恶意的利用, 提高人们的参与热情和对与慈善事业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的发展, 为其争取稳固的社会基础和公众支持;另一方面, 要加强多重力量的合作和对接。一些由草根组织或者社会公众发起的慈善公益项目在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并且开始进入实际运作阶段时, 可以加强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集合和利用相关的资源, 保证慈善项目和活动的规范化运作, 增强人们对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信心。

摘要：社会化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型媒体形式,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化媒体的助推作用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探讨社会化媒体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并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更好地运用社会化媒体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思考和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慈善事业,作用

参考文献

[1]Antony Mayfield, What is Social Media[EB/OL].www.icrossing.com/ebooks.

[2]周秋光, 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人民出版社, 2006.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8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环境和行业自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客观分析这些变化，继而做出正确的对策，是摆在每一个慈善组织面前的课题。本文作者尝试从发展环境、参与主体、业务模式三个方面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予以分析。本期刊登其中“发展环境”部分。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关键转型期，“从差序慈善、‘政府慈善到专业慈善、从道德恩赐到公共责任、从关系本位、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一场深刻而剧烈的变革大幕已经拉开”。这些转型和变革与慈善事业所处的大环境无不相关。在政治环境方面，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支持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经济环境方面，2014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进入慈善行业的资金资源趋于丰富。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精英大额捐赠以及普通大众捐款，为慈善资金池注入了更多源头活水。在社会环境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根本挑战，进一步凸显了慈善行业在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在技术环境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对慈善事业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整个慈善行业的格局。纵观慈善行业发展环境，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

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和规范力度加大

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从原来的禁锢、限制逐步走向允许和支持。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在：

一是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直指困扰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瓶颈问题，为加强慈善法规建设发出信号。四中全会则更为全面系统，在完善慈善事业的宏观法律环境方面，提出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具体到慈善行业，提出要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慈善组织方面，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这在宏观上为健全慈善事业法律法规做出了铺垫。2014年，慈善事业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纳入五年立法规划，正式开启了慈善立法进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以慈善组织、高校、研究所为代表的社会各方群策群力、有序参与慈善立法，提出了数个民间版本，“展现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效果和价值，为中国的立法史记下重要一页”。2014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慈善法正式出台之前，对慈善事业的一些关键问题做出规定。以上在慈善立法方面的诸多努力，预示着慈善事业正逐步走上法制化治理的正轨。

二是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2013年以来，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关于支持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以及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制度相衔接提出了更详尽的准则，指出了发展方向，力度前所未有。“中央政府如此密集地发布涉及慈善工作的文件，充分体现了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三是提出加强慈善组织行业自律。四中全会在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中提到，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要推动建立慈善领域联合型、行业性组织，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增强行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鼓励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民政部门委托，按照民政部门制定的评估规程和评估指标，对慈善组织开展评估；相关政府部门要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评选表彰的参考依据。更加严格有效的行业自律将在规范慈善行业行为、协调同行关系、维护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做出新的突破。

慈善事业的作用和重点

得到进一步明确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领域的不断扩大，慈善的内涵与外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论，这不仅涉及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今后慈善组织和各相关方在税收优惠、资金导向、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政策法规中得到逐步明晰。

一是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突出扶贫济困的作用。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提出，突出扶贫济困；鼓励、支持和引导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入手，在扶贫济困、为困难群众救急解难等领域广泛开展慈善帮扶，与政府的社会救助形成合力，有效发挥重要补充作用。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与民生相关的救助，一直以来是慈善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此更是进一步得到明确。

二是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社会团体、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可以作为诉讼的主体，参与民事诉讼。这为社会组织通过诉讼的救济方式维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利益、倡导公共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慈善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三是在“以德治国”方面发挥作用。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慈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良好品质，将在弘扬正气、树立新风、以德治国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关于慈善事业在新时期的角色和作用，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明确，即慈善事业应在扶贫济困、改善民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对慈善事业做出有力、准确的定位。

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正逐步建立

慈善事业由于其自身的社会性、救助性等特征，与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事业有着天然联系，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事业与相关制度的衔接机制已经比较成熟。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也逐见成效。

一是提出与医疗救助相衔接。201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到，要把握好政府引导与发展社会医疗慈善、基金管理与利用第三方专业化服务的关系，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同年9月《民政部关于加强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衔接的指导意见》提到，优先向医疗费用高、社会影响大、诊疗路径明确的重特大疾病领域拓展延伸，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救助的社会效益；要鼓励引导慈善组织开展补缺型和补充型医疗援助活动；通过委托、合作等方式建立医疗救助慈善资源数据库，实现医疗救助与慈善资源信息共享；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要注重发挥中国慈善联合会等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培育慈善项目、协调慈善资源、引导慈善行为等方面的功能，最大限度提高医疗援助效率；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选择优质慈善组织承担医疗援助服务项目。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慈善力量参与医疗救助的工作重点、作用、与政府医疗救助衔接以及政府激励扶持机制。

二是提出参与养老服务业。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简政放权，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鼓励公益慈善组织支持养老服务；引导公益慈善组织重点参与养老机构建设、养老产品开发、养老服务提供，使公益慈善组织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力量；积极培育发展为老服务公益慈善组织。该文件的出台是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我国慈善事业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定位、重点和激励机制等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是提出与社会救助相衔接。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统筹各类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办法提出社会力量参与的支持条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以将社会救助中的具体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要求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及相关机构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和渠道。民政部在对该文件的解读中特别强调：“应特别注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发挥社会力量在发现及时、方式灵活、多样化救助、个性化救助等方面的优势，形成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化、人性化救助服务。”也就是说，政府鼓励慈善组织参与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急难救助等原来由政府全面负责的公共事务，鼓励慈善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政府将提供优惠、购买服务，建立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等衔接机制。

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改革正拉开序幕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被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在三中全会报告中，更是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展示了改革理念的升华，也对现代慈善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提出形成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宏观目标。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一目标的提出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要增强自身能力，以便有效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探索社会体制建设的需要，以便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新格局；形成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氛围和顺畅通道。

二是提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三中全会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根据相关文件，慈善组织将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上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公益慈善类将得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这首先体现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方面上，将直接催生更多的慈善组织。二是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政府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对于慈善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将得到更多的政府购买服务，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群众健身、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四是在慈善组织内部，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随着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慈善组织注册难、监管难、生存难、发展难等诸多问题将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互联网技术给慈善事业

带来全方位改变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引起广泛关注。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用互联网平台和通讯技术，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在一起进行创新和发展，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在慈善领域已崭露头角。

一是互联网为慈善组织筹款和传播等提供广阔平台。当前我国较为活跃的慈善网络平台有阿里巴巴平台、腾讯网络捐款平台、新浪微公益、支付宝E公益平台等。在这些平台上，有资质的慈善组织可以开展项目或活动介绍、公开募捐、信息公开等工作，从而达到宣传和众筹的多重效果。据《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2014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网络的汇聚力量，让以往重视企业和慈善家大额捐款的慈善组织开始意识到面向公众传播和筹款的重要性，也让以往那些在大额捐款面前缺乏竞争力的小型慈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机遇。此外，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因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成为其有力的传播工具，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酝酿舆论危机的重要场所。

二是对慈善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使用好第三方网络平台，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形势下慈善组织的必然选择，但同时也对慈善组织的创新能力、整体管理协调水平、项目设计、项目执行、信息公开和媒体关系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用以众筹的慈善项目缺乏创新、不能切合实际，就难以获得公众支持；如果慈善组织准备不足、出现管理漏洞，效果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慈善组织打破传统思维模式，进行自我革新，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