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

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精选5篇）

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 篇1

引言

1979年, 美国管理者卡罗尔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金字塔模型自下而上共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个层次。在企业成长过程中, 作为金字塔的最高层, 社会公众会对企业慈善责任的履行倍加关注, 企业慈善已成为企业和社会的双赢选择。

《麦肯锡季刊》2007年1月进行的全球企业慈善调查结果表明, 企业慈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领导人价值观的影响:公司在决定企业慈善计划的重点时, 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兴趣、员工利益、当地社会的需求三个因素具有最大权重, 分别达到0.45、0.37、0.37;而在“首席执行官参与企业慈善哪些方面的工作”的调查中, 结果表明, 首席执行官在“确定总的方向”、“对特定的捐款做出决策”、“担任公众形象人物参与外部沟通”三项工作中的参与权重位列前三位, 达0.58、0.49、0.47。

然而, 企业慈善责任可由企业自行裁量, 民营企业在承担慈善责任方面, 较之国有企业, 自行裁量的余地更大, 对民营企业来说, 做慈善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 直接关系到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一、文献综述

1.企业领导价值观与企业发展。1996年, 张金祥最早提出, 一个企业领导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支配自己的经营行为, 企业一切经营活动都是受企业领导价值观影响;王维拉认为, 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选择, 其选择是否合乎道德水准, 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和道德水平[1];张冬梅认为, 企业家必须清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 并有意识进行价值观的领导, 企业发展前景才会更深远[2];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认为, 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企业家的价值观, 企业家的心理素质、毅力和价值观如何, 决定了这个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以上观点表明, 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影响企业经营行为, 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与企业发展, 诚然, 慈善行为作为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一种, 必然也受企业领导者价值观的影响。

2.民营企业领导价值观与企业慈善行为。多伦多大学教授罗格·马丁认为, 企业慈善行为源于管理者的内在要求, 企业慈善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是管理者。中小民营企业家以现代经济发展而塑造出来的经营哲学、价值取向和新企业精神, 可以看成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灵魂[3]。面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日趋现代化、规范化, 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树立更高的道德规范和财富观、竞争、公平观、敬畏观, 理应成为具有慈善文化价值观的先行者[4]。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尖锐指出, 由于得不到有效法律保护, 个人财产随意受侵犯现象普遍, 致使不少农民企业家有钱不敢投资, 追求消费和举办慈善事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二、研究理论与假设

(一) 研究理论

1.民营企业领导者。民营企业领导者指民营企业高层领导者, 即主要决策者, 如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等。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领导者有其特殊性, 一是民营企业领导者多是企业的创始人, 无任何行政职务, 而国有企业领导者管理上按国家干部身份进行管理, 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能更大程度按个人价值观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二是民营领导者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直接相关, 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比国有企业更密切、更直接, 而国有企业领导者行为更受制于上级行政部门的管理;民营企业领导者较少流动, 国有企业领导者往往都是上级任免制, 流动性较大, 容易出现在职时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缺乏对企业发展的长期规划。

2.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领导者价值观主要是指领导人的价值观, 行政决策过程、日常管理的行为和人际互动中的基本信念、倾向、思想和态度, 包括生活的意义、工作目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根据Schwartz开发的价值观量表 (Schwartz Values Survey, SVS) , 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包含四个维度: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这四个维度又形成了十个价值观动机类型:普通性、慈善、权力、成就、传统、遵从、安全、自我定向、刺激、享乐主义。

3.民营企业慈善行为。有时, 企业捐赠常以其倡导者———管理人员的名义, 而非以企业名义提供, 企业“行善”因此常为决策者个人带来诱人的私人收益[5], 需要区别的是, 企业慈善行为不同于企业家慈善行为, 它仅限于在从事慈善行为时, 以企业这一整体名义来进行。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 相比较而言, 在面对突发性灾难性事件, 大型国有企业更注重政治觉悟, 捐赠行动是它们的不二法则;而在捐款中活跃的民营企业属于形象敏感型企业, 他们一贯高调;做慈善是外资企业的常规功能, 它们对外捐赠通常更加谨慎, 更注重成立慈善项目, 而不是为突发事件作出贡献。相对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在慈善活动中参与度也较小,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清晰, 在慈善事业中, 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有更大的短视和营销倾向, 他们过多关注捐赠的短期营销价值, 导致公众产生较多的负面评价。

(二) 研究假设

众多研究表明, 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直接影响, 据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者持有自我超越维度的价值观有力于企业慈善行为频率和幅度的提高。

H2:领导者持有不同维度的价值观决定企业慈善行为的形式。

H3:领导者持有不同动机类型的价值观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领域。

三、研究分析

以2007年、2008年、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企业捐赠”排行榜前50名民营企业领导者及所在企业慈善捐赠数据为分析对象, 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是信效度分析, 使用SPSS17.0的信度分析对量表项目之间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 验证了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次是均值比较, 从均值比较可以看出, 自我超越维度价值观的民营企业领导者所在企业的慈善捐款数目均值大于其他维度领导者价值观的企业, 支持假设H1。最后是方差分析, 对民营企业领导者动机类型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形式、领域进行方差分析, 支持假设H2、H3。

四、讨论与展望

1. 寻求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慈善的有效途径, 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企业慈善可以为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 并促进社区发展, 在更广阔的社会系统中表达“爱与和谐”的理想和信念, 同时, 企业慈善对企业的竞争环境能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企业自身形象, 提高企业的销售业绩, 增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

慈善资金的主要来源有政府拨款, 企业捐赠和个人捐款, 一方面, 企业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营企业作为以追求经济利益, 确保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应正确认识慈善责任, 树立社会慈善意识, 将慈善责任由一种外在约束内化为企业内在需要, 主动承担慈善责任, 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 以获得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 企业参与极大地推动了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财力、人力资本投入、物力、智力支持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多层面的资源。

民营企业由于在体制上天生“政企分开”, 企业慈善自行裁量的余地更大, 因此, 有关部门有必要研究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 寻求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慈善的有效途径, 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2. 民营企业领导者修正自身价值观,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成员, 随着其规模扩大和社会影响力提升, 公众对企业履行慈善责任有一个默认的期望值, 一旦该企业没有达到公众期望值, 将导致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从而给民营企业形象、品牌、社会影响力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更为致命。

慈善理念的贯彻, 是一个从领导层到管理层, 再到员工层的自上而下的全企业的动员,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有很大影响, 作为企业最高层, 企业领袖、决策者要先行树立慈善理念, 并积极推动慈善事业, 将其纳入企业文化范畴, 将企业慈善理念内化到企业的每一个角落, 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和谐发展。

领导者价值观直接影响企业领导行为和管理决策, 民营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是在特定的成长背景下形成的, 具有长期稳定性, 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也是可以改变的, 如非典、地震、核泄露等, 使很多人对生命的脆弱感到震撼, 从而对生活目的有新的认识, 也促发了其内心慈善和博爱精神提高。对此, 研究民营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 修正企业领导者价值观, 有助于民营企业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

摘要：企业成长过程中, 社会公众会对企业慈善责任的履行倍加关注, 企业慈善已成为企业和社会的双赢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慈善, 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 对2007—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上榜民营企业领导者及所在企业慈善捐赠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直接影响, 其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意向、慈善行为形式和慈善行为领域。

关键词：民营企业,领导者,企业慈善

参考文献

[1]王维拉.谈企业家价值观对企业经营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 2005, (8) :72.

[2]张冬梅.企业家价值观、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发展的关联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 2005, (2) :31.

[3]王来斌.论中小民营企业家的文化创新[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 (5) :15-18.

[4]李耀.民营企业家的文化价值现[J].中国供销商情, 2004, (1) :30.

[5]唐更华, 吴剑辉, 赵书虹.基于简单博弈模型的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对策论[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2) :19.

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 篇2

班级：11公管

姓名:李莉

学号：201110114024 浅析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

摘要：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一样，同时存在于世界上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和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本文主要从终极价值观（本体论、基本信念、最高价值、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慈善理念(对人性看法、对善的定义、达到善的途径)；行动模式（行善对象、行善方式、帮助内容）等方面来浅析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关键词：慈善文化

终极价值观

慈善理念

行动模式

差别

从终极价值观来看，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社会本位”，相信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就人际关系而言，强调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非独立性，社会借助人伦关系把个体组合成一个紧密的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行为必须依附于这个关系网络中自己对他人所背负的责任及任务，强调在两两相对的社会角色中每个角色的义务而非权利，比如“父”要慈、子要孝等。就对社会的看法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相信“社会”的整体幸福是“个体”幸福的先决条件和保障。道德不是私事，而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个人本位”。它把人看作是“原子式的个人”，即无差别的、独立的、平等的个体。相信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国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而组成的。个体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和国家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强调道德在本质上属于私人事务。依据这种观念，每个人便成了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赋予每个人以选择其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因此，“权利”概念成为了西方现代公益事业的基石。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强调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应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然赋予的，由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保障，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

从公益理念的维度来看，相信“向善”是人性的内在本质，相信“人”在“行善”、“为善”上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重要的人性论基础。就对善的定义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坚持善的观念的绝对性，认为存在着不以个人喜好和意志转移的道德律——“天道”。那么，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善呢？概括来说就是每个人依据“推己及人”的原则，由近及远践行“忠恕之道”，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境界。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则认为行善不是人的内在追求，而是上帝的命令。就对善的定义而言，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消解了善的绝对性。从而实现人人平等成为善的最高境界。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自我奋斗和自由竞争，依据公民义务依法纳税，按照良知的指引捐赠、做志愿工作等。[1] 从行动模式的维度来看，可以将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概括为“基于道德实践的善行”。行善是个体自我道德成长和人格完善的需要。就行善对象的选择而言，出于对天然的人际伦理关系的尊重，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承认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朋友故交之间与一般的社会成员之间相比，要更加亲近，因此彼此要承担更多的互助责任，但同时又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互助并不止于此，而是应该进一步包容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亲疏原则之外，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依据“需求原则” 选择受助者，那些不能够依靠自身和家庭力量的特殊群体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就帮助内容和行善方式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注重父爱主义的行善方式，关注资源、技能、责任感。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从行动模式的维度来看，行善既是个体行使其追求自身善的观念的权利，也是利益相关者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西方现代公益理念中的权力观和平等观落实到行善的对象的选择上，集中体现为公平原则——任何人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因此任何人都应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就帮助内容和行善方式而言，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强调权利、能力、资源，希望于用平等主义的行善方式来实现慈善文化。

中国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基于各自的宗教伦理与历史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本文通过从终极价值观（本体论、基本信念、最高价值、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慈善理念(对人性看法、对善的定义、达到善的途径)；行动模式（行善对象、行善方式、帮助内容）等方面来阐述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

比较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站在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高度，结合中国的国情、民情和慈善发展，深入比较分析中西慈善发展脉络、路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优点和缺点，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吸纳各自合理内核，借鉴各自先进经验，提炼具有现代特征和符合当代中国人慈善需求的元素，是思考构建中国现代慈善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2] 总之，通过分析比较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区别，要在学习借鉴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情和慈情，建设国家现代慈善文化体系、国家现代慈善管理体系、现代慈善机构制度和国家慈善基础结构四位一体的国家现代慈善体系，推动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1]《非营利组织管理》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上海管理科学》

慈善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价值观 篇3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影响我人生的慈善理念和价值观。我曾说过，慈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内心和你的价值观，基金会也同样如此。在美国，有些人借用慈善的幌子做着为自己谋利的事情，例如增加知名度，为他们的商业打广告等等。可能最后他们能得到一些好处，但这不是我们作为商业领袖和财富家族所鼓励的从事慈善的方式。如果有一份你想从事的慈善方向的事业，那么你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你的内心受到安慰，也充分利用你的头脑？

我1988年第一次来中国，直到1991年才离开。回到旧金山之后，我和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合作了很多年，为那些曾经坐过牢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他们一无所有，对未来不抱希望。我们在郡里开展教学项目，教他们工作技巧，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不再重蹈覆辙，重新照顾家庭。

从这个草根机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学到了和自己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的不同，学会了和他们相处，给那些对未来悲观的人带去希望和机会。有一次工作结束后我开车回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我一个工友，他曾经坐过牢，当时正参与我们的项目。下车后，他一路小跑着到家门口。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要跑着回家，他说自己在一次聚会上做了一件错事，有人会报复他、打死他。在参与当地项目的时间里，我参加了四次工友的丧礼——他们都遭到了杀害。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从这些事中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从此牢记于心。

后来我加入家族投资会议，从我的父亲、叔叔和表兄弟、兄弟那里学到了和谐相处的方式。有时候，家族成员会有矛盾，互相合不来，或者争论谁该继承财产，谁该享有名誉等等。从我的家族中，我学会了如何一起合作。他们告诉我，艾略特，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更早地合作。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从家族里的堂兄弟和表兄弟开始，我学习如何去合作。我暂时放下了慈善事业，开始学习商业知识，加入家族事业，学习如何投资，如何投资成功的企业家，让他们帮助美国乃至全世界。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

后来我获得了一些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个由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资助的慈善任务计划（Philanthropy Quest Programme）。该计划每年会甄选15位最聪明、最棒的人才去美国硅谷学习，学员年龄从26岁到71岁不等。我们班上有15名学生，每天都要学习。这个计划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接触到了最好的想法和理念，它教会我如何利用自己的头脑，做出不同的改变。通过学习，我意识到慈善不仅仅是捐钱那么简单，不再是把钱捐给那些穷人，而是关于挑战自己，就像各位商业人士所做的那样。

在中国有一些草根组织，他们能帮助的人有限，但是受资助者很开心，享受那些带给他们的积极改变。这些小慈善的意义很重要，它支持草根组织的发展，将他们的心联系起来，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和影响。如果你是企业家，利用商业领域的技术来改变世界，这会变成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可以利用在你的商业中学到的任何技术，就像我从投资中学到的知识一样，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不在于钱，而在于结果——你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然后你可以做出评估，利用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你。例如，你想为全中国不能享用清洁水的人提供清洁用水，首先你需要做一个估算，多少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关键在你如何去实施这个计划。我会想着把钱投资给草根组织，他们和受众人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是一种方式。我也可以直接到社区，为他们购买清洁用水，让他们受益。

如果我是企业家，我会思考如何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问题。除了慈善，你还要从战略长远考虑，充分利用你所有的资源。资源不仅是指钱。很多人会觉得，我捐了很多钱所以我是“男子汉”。其实问题不是你捐了多少钱，而是这些钱发挥了多大的功效，改善了多少人的生活。你不能用钱来衡量慈善的重量和意义，而是要尝试解决所能达到的结果。在清洁用水的例子中，我该怎样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清洁用水呢？你要思考你的能力和强项，比如人脉关系、资金、商业圈和才智。该如何找到最佳实施的方案呢？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花钱去做，比如可以在晚餐时坐在别人旁边，聆听他们如何改变供水的政策新途径。你还可能认识一个水利方面的政治家，你可以和他一起合作，就像Globle Philanthropists Circle（GPC）做的那样，找到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如果你把这些都结合起来，用正确的策略，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和对的人一起，虽然你只是一个人，但你就是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做一个研究。例如在大学里做研究，发明新的技术。把钱投资到大学里，然后利用产生的新技术来提供清洁用水。与此同时，你可以支持商业，投资新技术，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一个慈善家，你不关心钱的问题，你会把钱捐出去。如果是商人的话，你会关注赚钱，例如有五项新技术，你会投资这五家公司，让他们成功。我们知道，公司可以迅速地做大，你所做的就是投资清洁水科技，然后把这些科技和更多的人分享：请把我的技术拿去吧！我不关心我的公司是不是会破产，是不是会赚钱，我关心的只是结果，关心成千上万的人是否从中获益。通过这种途径，你可以改变世界上更多人的命运。

我要感谢我所接受的教育项目，它让我反思如何充分利用我的商业资源，如何去做投资，我也开始做一些有趣的投资。有些投资可能会盈利，有些可能会亏本。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影响力的导向，我所关心的事就是结果。如果我赚钱了，会再次投资到下一个项目中。我不能接受的是投资了很大一笔钱，但没有达到目标，例如本来想让成千上万人受益的清洁水项目最后只能让几个人受益。

我尝试着把内心，也就是价值观，和家族传统遗产结合起来，用一种自己了解的、合适的方法，例如投资、经济手段，带来影响力，继而扩大影响范围——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虽然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想法，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艾略特·唐纳利：芝加哥唐纳利家族投资基金管理人、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美国白沙投资集团总裁，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慈善专家.）

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 篇4

推行慈善文化村建设的措施，主要有三项：

一、推动慈善文化进村入户。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浓厚的慈善理念，而慈善理念又浓缩在传统文化当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向农民传播慈善理念、引导农民奉献爱心的首要之举。为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形成“助人悦己”的淳朴民风，瓦房店市慈善总会为试点村的每家每户送去《朱柏庐治家格言》《二十四孝图》和《弟子规》，让村民们有选择地学习。指导试点村办起了国学文化画廊和国学文化讲堂，由教师义工义务担当宣讲员。在乘凉晚会现场安放投影仪，播放国学文化音影像，宣传公民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组织国学文化宣讲团，在试点村巡回开展“幸福人生”讲座，宣传“家和万事兴”、“勤能补拙、智能致富”理念，向村民传递正能量。宣讲团现已授课31场，受众达2万余人次。王店村为纪念建党93周年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分别举办 “把颂歌献给党”大型慈善广场晚会和“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报告会，请抗战老兵讲述抗战历史，激发村民爱国热情。国学文化进村入户的时间尽管很短，但收效却很快。试点村普遍兴起了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互帮互助的文明新风。

二、建立村级慈善基金。村级慈善基金是瓦房店市慈善总会授权村级慈善工作站，根据《大连慈善基金会》章程，在本村村民及有关企业募集、用于本村困难群众和公益建设事业的资金，是扩大慈善资金来源，实施有效救助和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慈善文化村的经济基础。为有效募集和管好用好村级慈善基金，这个慈善会指导试点村成立由13～15人组成的慈善基金管委会，动员当地党员、干部、村民和企业踊跃为村慈善基金捐款。目前9个试点村已募集慈善基金300万元。大连普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喆，在王店村一次性建立慈善基金10万元。西杨乡西柏村已募集慈善基金150万元，支付修路和建桥120万元。

慈善文化价值观研究 篇5

首先谈谈“文明”价值取向。

文明是什么？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共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按人类学家摩尔概的分期法，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是按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进行分期的。19世纪欧美工业化加速、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和物质产品丰富被视为文明的成就。文明标志着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内涵更多地指内在的价值、精神及其外化，包括技术、制度、习俗等。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除了生产力水平外，更多地是精神性内容，特别是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的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和公共秩序。不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一旦人们道德沦丧之时，文明也会倒退到野蛮，尽管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到可以随意毁灭一个国家和民族。

文明发展有一个过程，记录这过程的是文明史。不同地域的文明有不同的特色。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在交流，取长补短。大哲学家罗素（Russell Bertrand）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过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取得了人类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欧洲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向拜占庭学习，最终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谓“西方”，严格地讲，是19世纪才形成统一文明的现代欧洲，此前的“西方”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是分裂的。西方文明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特别西方在启蒙时期，东西方文化之间有着交流和融合。文艺复兴前几百年，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艺复兴启始阶段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书籍翻译已在欧洲失传的希腊文献，重新发现了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上古欧洲。近现代西方世界的精神源头被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复兴。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曾向古希腊、罗马学习。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挑战天主教势力，以人性论来挑战天主教的思想禁锢。而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大约400年时间里，初步建立起在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打破了教会的文化霸权和拉丁文霸权，转化到各个民族主体文化，即诸民族的多元文化。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表现在18世纪的“中国热”。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儒家学说的合理化，伏尔泰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启蒙思想家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有教无类”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的选士制度、孝廉举荐的选官制度、“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重农的经济思想，等等。直到现今，仍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有着中国的思想渊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讲“中国由于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瓷、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这些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表现出可以转化为现代化内涵。自15世纪至18世纪前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1860年至19世纪末，欧美创造了以科技物质文明为主要内涵的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统治的世界和工业文明异化的世界。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能源，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借文明的名义发动战争，是旧殖民主义时代。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20世纪一百年内，西方文明模式被推向高峰，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但同时现代文明带来了信仰缺失、精神生活空虚迷茫现象，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新殖民主义时期。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他们的文明美化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软硬兼施地胁迫发展中国家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去治国。他们还宣扬“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来引诱或恐吓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实行美国式文明制度，然而其恶果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20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开始对欧美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科学万能主义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模式进行反思，乃至从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寻找改革之路。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大声疾呼：“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西方工业文明的确已接近末期。人类面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道德滑坡。人类应该觉醒，促进由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

其次，谈谈“民主”价值取向。

在政治生活中，“民主”这个词在媒体和人们的口里出现的频率很高。欧美国家把“竞争性选举”看作是“民主”的观念和标志。多数学者认为，西方的竞选民主是源自古希腊城邦的直接选举。希腊文的“民主”是叫“demokratia”，原意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本来含义是人民直接选出代表来治理国家，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不过，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由自由人（公民、外籍人、妇女）和奴隶组成。一个人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他享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身份属“公”，而其他人只有“私”的身份，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公民的身份来自对某一种族集团的归属，如雅典人。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召开制宪会议。美国宪法规定只有白人男子享有选举权，而白人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没有选举权。希腊民主制的只让某一族群享有民主权利的传统也被美国的白人男子所继承。美国建国后94年，144年和172年，白人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才分别在法律上获得选举权。美国宪法侈谈天赋权利，不过是个谎言。美国白人妇女、黑人、印第安人经过长期前赴后继的不懈斗争，乃至流血牺牲，才赢得了民权。

关于民主的渊源，西方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现代社会的民主体制源自早期印度佛教僧团。（美）加勒特主编的《印度的遗产》一书中对佛教的“三番羯磨”的民主会议制度论述甚详。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到斯里兰卡从事学术调研的美国社会学家，从佛教内典中查阅到“三番羯磨”民主会议制度的阐述，撰文指出，美国经几代人所创立和争取的立宪、议会、选举等现代社会的民主体制，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印度佛教僧团内就已成功推行。其实，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中国佛寺传承了印度早期僧团的民主会议制度。每年农历12月，大寺院的领导人，如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师等召集寺院比丘开会，作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审议寺院规约（寺院宪法），使之与时俱进，并集体辞职。接着由僧团以一人一票选出新领导。第二天，即正月初一，新领导履职。不过，它给后世的重大启迪是：这种民主选举是以“六和敬”原则为基础。佛教（佛陀教育）的“六和敬”原则是：一、“见和同解”（依据佛陀教导，大家建立共识）;二、“戒和同修”（严格持戒，即严以律己，守礼守法）;三、“身和同住”（僧团内人人平等，无有高下，互相谦让，和睦相处）;四、“口和无诤”（善护口业，不饥他过，有错则自觉发露忏悔）;五、“意和同悦”（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戒除贪、嗔、痴，欢欢喜喜共处）;六、“利合同均”（有福大家共享，淡泊自私自利，念念利益一切众生）。

美国人在大选中有没有类似“六和敬”那样的思想基础呢？绝对没有。日本中曾根康弘在《新的保守理论》中说，民主是什么东西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假如不抛弃私心，以多数作决定的根据就不存在。议会政治采取的多数决定的时候，确定需要大家抛弃私心。但是在现实中，如此重大的大前提难道不是在崩溃之中了吗？”美国不少学者批评美国的选举民主是“金钱政治”。在美国，只有民主党、共和党两大党才有巨大财源进行竞选，而且美国2013年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取消了企业赞助选举的限制，这样，美国大资本集团可以更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干预、影响美国的选举民主。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曾说：“任何选举都由四部分组成：候选人、政策立场、竞选班子和金钱。没有金钱，其它三项只能免谈。”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后，必然为政治捐款人的利益服务。美国每次大选还可以见识到选民的私心膨胀、对社会责任的漠视，而被媒体指责为“非理性投票”。学者们将这些现象统称为“民主悖论”。美国一直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它的美国民主，作为称霸世界的软实力。不少国家被胁迫搞美国式民主，结果出现了“民主”，而无治理的乱象。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国成为媒体所称的“无效的民主”转化为“无效的治理”。至于贫富悬殊、宗教的教派林立的国家，竞选民主往往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加剧教派之间的对立，乃至大乱，如北非、中东。非洲选民评论说：“我们是拿着外国报刊，听着外国广播，看着外国电视频道，投票选举由外国公司包装的本国总统。”

美国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其特点是通常由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党，掌握行政权，但不一定同时掌握立法权。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如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很有可能被在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另一政党占有。“三权分立”称为“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在权力监督上有积极意义。不过，倘若一个政党掌握行政权，另一政党掌握立法权，那么“分权制衡”就可能成为“分权掣肘”。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被媒体嘲讽为“跛足总统”。倘若选举民主不能保证政府的“善治”，就令人质疑了。

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没有西方那种竞争性大选、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特征的治国方式。中国有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圣贤在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国指导思想，就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尚书》讲“民为邦本，本国邦宁”。古代圣贤重视民众的本体地位。《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意谓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重要性方面，人民是第一位的。《大学》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爱民要像民之父母一样，俗称当好父母官。“五伦”讲“父子有亲”。“亲”指爱，而且是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意指君、夫、父要以身作则，各自为臣、为妻、为子做出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都是极高的要求。实际上，是强调作君、作夫、作父的一种责任意识。“民本”思想在价值观念上高于“民主”。民主只是选出代表、领导人的具体形式。没有民本思想为基石的民主是极可能不能有效地治国理政的。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中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对“民本”思想的现代诠释。这是传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力重“民生”。重民生成为我们落实民主执政理念的重要政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转化为现代价值的价值存在。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的基本内容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自治制度、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职工自治制度、以民族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民主得到不断的推进和拓展。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村委会，90年代下半期开始了乡镇长和乡村党组织直接选举。村镇的选举是在协商民主基础上进行的，这是中国的创举。选举民主提升了民众的政治素质，改善了干群关系，提升了党执政的合法性。

西方政治界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选举民主的弊病，提出一种民主理论，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协商中，做出大家能接受的决策。美国的协商民主主要体现在譬如有完善的智库体系，既有官方智库，也有民间智库;譬如国家机关成立有各种咨询委员会，并具有代表性和具有多样的咨询方式，有永久性的，有暂时性的，有调查性的，有研究性的，也有咨询性的;又譬如，协商、咨询是国家机关同个人、民间之间的互动，强调平等对话，理性说服，但最后决策是国家机关的事，协商与决策两者是分离的。

我国的协商民主起步要早得多，是从1949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政治协商形式，制定“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发展和拓宽协商民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政府并非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利益集团等一起承担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经济和协商社会发展的职能，一起参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磋商。这些主体相互依存，以共同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原则为准则，以达成共同目标进行协商，通过平等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面上的不和谐问题。协商民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善政”和“良治”。

近两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建国以来实行协商民主的经验，创造性地构筑了我们党的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发表，是我国协商民主成熟的标志。“《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式协商民主，其范围之广，理论之精确，部署之具体，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先例的。中国式协商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实行党与党外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等等。这是通过合作、战略伙伴关系，来确立认同的目标和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式民主建设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人民大众从中理解到作为公民资格的相应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家事务，提升自己的主体意识，学会以理性的方式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再其次，谈谈和谐。

就思想渊源和理论资源而言，和谐社会状态是中华民族自古有的一种“大同社会”理想。在我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就不乏有关和谐观念和对和谐社会状态的憧憬。和谐观念有三个维度：一是人自身的和谐（自身灵与肉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三个维度中，自身和谐是最重要的。《论语·学而》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讲规矩。《礼记·经解篇》讲“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乐记》讲“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一个人若能做到修身，做到“思无邪”，能“克己复礼为仁”，自觉约束自己，就能做到自身和谐。领导人若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人，或一个领导人能严以律己，则自然能自身和谐，并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儒家还讲“和而不同”“转生合一”和“过犹不及”，都是讲调和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恢复平衡，从而趋于和谐。“和而不同”意指不同事物可以和谐共生;“转生合一”是指不同的事物可以转化而融合为新事物。“过犹不及”是指待人接物要掌握适当的“度”，过分和不足都不好。这阐述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差异与和谐、冲突融合、多元互补。对内、对外都是平等合作，共生共赢。儒家在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强调“力行”。《论语·宪问》讲：“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孔子说，读书人留恋家庭的安逸，就不足以做读书人了）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特别提出天、人的关系的和谐，为此提出“天人合一”。这是对宇宙和人生真相的探索。《孟子·尽心上》讲“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于仁爱，这就是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保持人的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无论长寿或短命，都始终如一，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之处。）儒家著名学者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说，“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在注释《周易·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时，指出“生道”即是“仁道”，即“仁爱”。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佛教（佛陀的教育）讲“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是指佛如来。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佛是已觉悟的众生。）又说“自他不二”（“自”是我自己，“他”是上至诸佛，下至地狱众生，是一不是二。）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因为是一体，同一个本体。不仅爱人，而且爱宇宙之物。这个爱心包容整个宇宙。无论儒家，亦或道家和佛家，其核心都是大爱，大爱无疆。宇宙、天地、自然的核心也都是大爱。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是依靠“大爱”相沟通，相统一，人与天地就“和”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把“和”看作最高价值，最高道德境界。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哲学都主张“主客一元”。这是“和”的哲学。西方的哲学是“主客两分”，是“斗”的哲学。当代西方有一些哲学家看到“主客两分”的哲学的弊病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眼睛转向东方。德国法理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其所著《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中说，“后现代思想首先应该克服现代两元论，即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宜采取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

在当代治国理政中，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各个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规范的运行状况。具体来说，则指社会与自然环境、社会同政治之间、社会同经济之间、社会同文化之间的协调状态。从狭义上说，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具体来说，社会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族群、宗教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立和自决，政治生活的民主和公正，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和宽容，公共生活中的法治和德治及礼治，核心价值观诸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的普遍共识和实践。

在当代的治国理政中，我们党特别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还首次将社会和谐提升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使社会和谐成为评价中国各级政府绩效和社会民主治理状况的重要参照坐标，即有严明的法度，有透明度，有公信度，有行政高效，有良好的协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