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调查报告

2024-06-29

事件调查报告（通用8篇）

事件调查报告篇1

事件回顾

5月28日13时, “东方之星”号客轮由南京港五马渡码头开航上行, 计划6月7日6时30分抵达目的港重庆。开航时在船船员46人、乘客398人。

5月29日至6月1日, 途中分别停靠安徽安庆港 (上乘客10人) 、江西湖口石钟山、江西九江港、湖北武汉港、赤壁港。

6月1日11时44分, “东方之星”号客轮由湖北赤壁续航。据调查, 当时气象条件为多云, 风力2级, 能见度在十公里以上。22时10分左右, 长江海事局下属岳阳海事局指挥中心接到“铜工化666”轮报告, 称该船因暴风雨抛锚时看到两个人沿江往下漂, 一个穿着救生衣一个抱着救生圈, 因风雨太大无法施救, 特报警。23时22分, 岳阳海事局指挥中心接监利海事处报告, “东方之星”号客轮可能出事, 之后多次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和监利海事处等联系确认。23时40分, 岳阳海事局负责人与获救的“东方之星”轮船长通话, 确认“东方之星”号客轮已遇险翻沉。

6月2日1时许, 长江干线水上搜救协调中心接报,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旅游客船“东方之星”号客轮在长江湖北监利段突遇龙卷风瞬间翻沉。凌晨5时许, 湖北省政府应急办发布消息:“东方之星”号客轮上行至长江水域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大马洲水道44号过河标水域处 (长江中游航道里程299.9公里) , 突遇龙卷风翻沉。

事故发生后, 湖北省启动突发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成立水上搜救指挥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和省、荆州市、监利县已调集力量在现场开展紧急搜救。湖北组织预备人员580人、武警1000人、公安干警600人、群众1000余人在事发江段开展巡查, 全力配合水面搜救。湖南方面出动安监、消防、公安、医疗等多个部门的大量人员和装备参与救援。

6月2日凌晨, 武警湖北总队抽调武汉、荆州、荆门、宜昌支队共1000多名官兵、40艘冲锋舟, 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外围警戒等任务。2日早上, 接国家卫计委通知, 湖南湘雅二医院组建紧急医疗救援队赶往事发现场。2日上午, 已有14艘海巡艇、8艘航标艇、9艘冲锋舟、2艘长航公安艇、2艘地方海事艇、17艘社会船、100艘渔船, 正在事发江段开展搜救, 5艘打捞船和20名潜水员正赶往事发地点, 荆州军分区组织300人赶到现场。海军从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工程大学抽调潜水兵力组成140余人的搜救力量, 携作业装备紧急赶赴湖北。为了保证救援力量及时到达, 救援指挥部开辟了专用通道, 对救援车辆实行快速放行。事发地附近的荆岳大桥主线收费站、白螺匝道收费站、监利收费站实施救援通道免费放行。

2日11时许, 搜救人员试着敲击沉船的底部, 随即听到了微弱的敲击回应。11时30分, 第一批潜水员下水展开救援。然而, 由于沉船地点江水浑浊且水流湍急, 施救遇到困境。3名潜水员与消防官兵商定, 采用岸上固定、水下定点的方法进行搜救。12时许, 潜水员准备进入沉船内部的房间施救时, 却发现房门被散落的杂物堵住了。为了能够尽快救出伤者, 潜水员只能将房门砸开。下午, 现场出现由于水压过大, 搜救力量短缺的情况。各方紧急调动潜水员, 到2日晚上, 施救蛙人计划增至183人, 分班进行搜救工作, “人歇活不歇”。

2日上午, 长江防总对三峡水库进行三次调度, 减少出库流量, 从1720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7000立方米每秒, 紧急减少水库出库流量可以减缓水位上涨趋势, 为长江沉船救援创造有利环境。当日晚间, 调度的影响到达事故发生地监利江段。

2日下午, 空降兵派出3架直升机巡视现场以及运送潜水员、物资。工信部也调集应急通信车12辆、应急抢修车20辆以及卫星电话、发电油机等应急设备, 救援现场通信保障正在全力开展。

6月3日, 中央财政紧急拨付1000万元应急搜救专项经费, 全力支持“东方之星”客轮人员搜救工作。

6月3日凌晨, 救援人员已经利用破拆工具, 在船体上凿出救生洞孔, 夜间已完成多次下潜搜救, 从凌晨3时40分到早上7时现场打捞起12具遗体。而经过武警27个小时奋战, 终于与晨间冒雨抢通了一条长3公里通往沉船事件现场的陆上“生命通道”, 让搜救人员和设备到达现场更加高效方便。

3日21时许, 沉船超过48小时, 救援人员对“东方之星”进行切割作业。据悉, 救援人员将在船体底部中前部切开一个55厘米*60厘米的长方形口子, 为潜水员开辟搜救通道, 以便进入舱体探查。由于要保证整个船体的安全性, 不能对切割作硬性时间规定。

6月4日, 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等乘客、船员所在地公安机关以及湖南公安机关均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在公安部前方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福建、重庆6省市公安机关已完成对本地乘客的身份核实工作。8时许, 救援人员在“东方之星”船底切割第三个探孔, 继续进行生命探测。据现场指挥救援的人员说, 在船体底部切开一个探孔, 就是为了探测生命, 有生命迹象就立刻打开孔盖救人, 没有生命迹象就马上封上。按照国际惯例, 若72小时生命线到了, 确定没有生命, 再把船反过来。

6月5日, 沉船被整体打捞出水。该船破损严重, 位于顶端的第四层受挤压变形为扁平状, 船顶的桅杆、烟道等设备已经脱落, 部分房间门窗已严重变形。

6月7日, 按照中国传统习俗, 是“东方之星”号客船遇难人员的“头七”祭日。上午9点, 沉船救援现场举行了哀悼遇难者活动, 现场所有人员面向遇难船舶肃立默哀3分钟, 现场船舶同时鸣笛3分钟, 向遇难者致哀。

6月8日下午14时, “东方之星”船体内已将所有房间的杂物移除, 舱体通道保持通畅, 舱内装修木质结构全部清除, 并未发现遇难者遗体, 底舱积水也排除完毕, 舱体全部消毒, 船体内搜救正式结束。随后, 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轮船所属企业、湖北消防等6部门, 联合完成对船体验收后正式实施封存。

6月10日, 中国保监会召开工作会议, 部署“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保险业理赔服务工作。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 经排查统计, 保险业共承保失事客船船东、相关旅行社、乘客和船员投保的各类保险340份, 保险金额共计9252.08万元。其中, 失事客船涉及保险金额共计1570万元, 人保财险重庆分公司已就船舶一切险向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保险理赔资金;旅行社责任险涉及保险金额共计1200万元;396名乘客投保各类人身保险, 身故保险金额共计6169.35万元;18名船上工作人员投保人身保险, 身故保险金额共计312.73万元。

6月13日下午, 国务院前方指挥部新闻中心召开“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第15次新闻发布会, 通报搜救和善后进展。经有关方面反复核实确认, “东方之星”号客轮上共有454人, 其中成功获救12人, 遇难442人。关于最终确定的上船人数与此前公布的数据发生的变化,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局局长唐冠军做了说明。同时, 获救者由最初公布的14人核实为12人。公安部门依法依规、科学严谨对搜寻到的遗体DNA进行了比对, 已确认442具为遇难人员遗体并移交给家属, 至此, 全部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据此, 决定自即日起搜救工作结束。

6月14日, 据民政部门户网站消息,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现场善后工作进展顺利, 目前已火化遇难者遗体431具, 整个遇难者遗体善后工作预计将在16日前完成。

10月30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召开党组会议, 要求加快长江“6·1‘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进度, 争取尽快结案。

事故调查

事件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国务院即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 湖北省、重庆市及有关方面组织足够力量全力开展搜救, 并妥善做好相关善后工作。同时, 要深刻吸取教训, 强化各方面维护公共安全的措施,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李克强总理立即批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方面迅速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 争分夺秒抓紧搜救人员, 把伤亡人数降到最低程度, 同时及时救治获救人员。6月2日凌晨, 李克强总理率马凯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紧急赶赴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当晚召开的国务院搜救工作指挥部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当即决定, 成立国务院“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组, 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彻底查明事件原因, 给遇难者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的交代。

6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强调要组织各方面专家, 深入调查分析,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不放过一丝疑点, 彻底查明事件原因, 以高度负责精神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调查组成员包括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湖北省和重庆市有关负责人, 并聘请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及国内气象水文、航运安全、船舶设计制造、水上交通管理和信息化、法律等方面20多位权威专家, 组成60多人的调查团队展开调查。调查组内设气象、船舶建造改装、船舶适航和船员适任、长江航运安全监管、综合协调五个组, 专门制定了周密的调查方案, 明确责任分工并建立每日碰头会、专家会商、舆情分析等制度, 确保调查工作严密有序、准确高效。

6月3日晚,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湖北监利主持召开国务院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救援和处置工作组会议, 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具体部署, 要求坚持把救人作为第一要务, 科学、有力、有序做好救援和处置工作。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克服各种异常困难, 连续作战, 紧紧围绕“风、船、人”三个关键要素, 不断充实加强调查力量, 调整完善调查工作方案, 深入开展勘查取证和谈话问询, 运用科学手段分析论证, 先后调阅了船舶、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大量原始资料, 收集汇总各类证据资料1607份、711万字;对生还旅客、船长、船员及同水域相邻船舶有关人员和目击者进行逐一调查取证, 形成50余万字的询问笔录;组织专家对船舶进行了细致全面勘查, 并委托专门机构对物证进行解读鉴定;调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数据制作船舶轨迹图, 先后多次进行了风洞风载模型试验、水池倒航操纵模型试验、航海模拟器仿真模拟试验, 还原了事发时气象、船舶行驶和船员操作过程;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船舶建造和历次改建以及事发前实载状态的稳性进行了认真复校核算;对事发风灾区附近36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14个重点区域进行了多轮实地勘查和空中航拍, 调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地面气象站等观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先后7次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等上百名国内外专家一起进行专题研究, 在综合分析气象卫星、新一代多普勒雷达和地面气象自动站分钟级观测数据, 以及现场调查情况、目击者笔录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 科学判定了事发时的天气状况。事件调查组先后召开各类会议200余次, 对调查情况进行反复研究论证,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报告。

调查组认定,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是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 (Squall line) , 有时亦称线飑。是指带状的雷暴群所构成的风向、风速突变的一种中至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 通常伴随或先于冷锋出现。) 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一起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东方之星”轮航行至长江中游大马洲水道时突遇飑线天气系统, 该系统伴有下击暴流、短时强降雨等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受下击暴流袭击, 风雨强度陡增, 瞬时极大风力达12-13级, 1小时降雨量达94.4毫米。船长虽采取了稳船抗风措施, 但在强风暴雨作用下, 船舶持续后退, 船舶处于失控状态, 船艏向右下风偏转, 风舷角和风压倾侧力矩逐步增大, 船舶最大风压倾侧力矩达到该客轮极限抗风能力的2倍以上, 船舶倾斜进水并在一分多钟内倾覆。

调查组还查明, “东方之星”号客轮抗风压倾覆能力虽符合规范要求, 但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船长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知不足, 在紧急状态下应对不力。

调查组在对事件从严、延伸调查中, 也检查出重庆东方轮船公司、重庆市有关管理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和长江海事局及下属海事机构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

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建议对船长张顺文给予吊销船长适任证书、解除劳动合同处分, 由司法机关对其是否涉嫌犯罪进一步调查;鉴于当班大副刘先禄在事件中死亡, 建议免于处理。

调查组还建议对检查出的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负有责任的43名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包括企业7人, 行业管理部门、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36人, 其中, 副省级干部1人, 厅局级干部8人, 县处级干部14人。责成重庆市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重庆东方轮船公司进行停业整顿。

查“风”:为什么是下击暴流?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 调查结论现在已经浮出水面, 那么这些结论是怎样得出的?记者围绕事件最关键的三大要素“风”、“船”和“人”, 对调查组专家分别进行了专访, 先来看关于“风”的问题。

风与沉船的关系是事件调查的重中之重, 气象调查组对事发区域进行了多轮实地勘察和航拍, 综合气象卫星、天气雷达、闪电定位和地面气象站观测资料, 对事发时的天气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记者:“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很多次提到了龙卷风, 也出现了一种说法:是龙卷风把客船吹翻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祥德:在老台深水码头附近, 距离事发地点八公里的地区,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老台深水码头地区有一棵直径30厘米的树木, 它有连根拔起和气旋性旋转的倒伏的现象。

记者:距离事发地点八公里之间是有龙卷风的, 那么在沉船的地点有没有?

徐祥德:没有出现龙卷风。

记者:这个可以确定?

徐祥德:可以确定。在沉船地点没有出现。

记者:那在“东方之星”沉船的那一刻到底发生的是什么?

徐祥德:就是在飑线下伴随的下击暴流。对于事发过程中出现下击暴流极端天气的发现与确认是整个调查过程中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气象调查组对雷达回波特征和地面树木倒伏方向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后, 认定了下击暴流的出现。

记者:这种气流会产生什么样的力呢?

徐祥德:这种气流最高速度能达到50米/秒。所以完全是超过了12级的风。气象调查组通过雷达记录数据认定, 事发当天, 下击暴流从21点26分开始, 持续时间约6分钟, 21时32分左右减弱, “东方之星”号客轮在大约21时31分倾斜, 21时32分翻沉, 恰好处于强风时段与强风区域之内。

记者:那吹翻“东方之星”的下击暴流能不能被气象部门准确预报?

徐祥德:因为气象部门雷达的覆盖区域是有限的, 目前我们做不到。

查“船”:“东方之星”符合安全标准吗?

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所致, 那么“东方之星”号客轮的质量和资质符合客运安全标准吗?记者对此采访了船舶建造改装调查组的专家。

“东方之星”号客轮1994年2月建造完工, 总长62米, 总吨位1563。1994年6月, 四川省船舶检验处万县检验所为“东方之星”号客轮签发了船舶检验书。

记者:“东方之星”的设计、建造和检验的相关单位是否具有相关资质, 也就是说“东方之星”是不是一个正规合格的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事故调查组的同志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它是按照国家规定, 有这样的资格证书, 是符合要求的。

记者:“东方之星”在出事之前, 一共进行过三次改造, 这三次改造对于这艘船的质量和安全性是否有影响, 还符合相关的安全规范吗?

吴有生:“东方之星”的抗倾覆能力一直在下降, 但从规范上来讲, 它仍然满足要求, 规范只要最大不到3048 (风压) , 不翻就行。因此从实际的规范来看, 它是满足要求的。但是显然它的安全性余地越来越小。

记者:您说这个稳定性?

吴有生:是越来越差, 要求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对客船提要求。国务院调查组经过调查认定, 经过三次改造的“东方之星”号客轮抗风压倾覆能力逐次下降, 虽然符合规范要求, 但不足以抵抗当晚所遭遇的下击暴流极端天气。

记者:那像“东方之星”这样一艘大型客轮, 为什么能够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就完全沉没了?

吴有生:一旦超过了极限能力, 它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往往在很短时间内翻掉。

吴有生介绍, 统计数据显示, 当船舶因碰撞而沉没, 如果留有10分钟时间翻沉, 还能有10%的人存活。

查“人”:应对是否得当?

极端恶劣天气是突发的, 但应急机制与日常管理却是常态, 这起事件中的应急处置是否得当?日常管理监督是否到位?人的责任也是调查的焦点之一。

记者:“东方之星”在遭遇下击暴流之前, 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情况非常恶劣了, 当时为什么没有停航?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高级船长宋家慧:我觉得在航行期间, 天气不可能都是非常良好的,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符合当时的航行条件, 船长都不会停航的。

记者:“东方之星”号客轮在当晚是否存在着抢时间赶进度的问题?

宋家慧:我们经过调查以及船员的笔录, 特别是它的目的港, 就是它和旅游旅行社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调查, 没有发现“东方之星”在航行过程中有赶时间的现象。当班船长张顺文, 持有一类船长证书, 从业32年, 当晚21时19分, 听到风雨声加大后, 进入驾驶室接手指挥。据调查组成员介绍, 事发时船长并没有指挥调头, 而是在风压条件下, 船舶慢慢被吹后退了。船长之所以能逃生, 也属于一种偶然, 一是基于求生的欲望, 另外也缘于他对船舶的了解。

调查组提出七条防范和整改措施

乌坎事件调查篇2

自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两次群体上访，向当地政府反映土地和基层选举问题，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后，村民开始维护自身利益，驱赶村支书，成立临时代表理事会，试图“收回”被私卖的土地。

12月初，村民的维权行动在村民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后出现了升级。此后，广东省高层迅速介入，将当地政府原来定性的境外势力干扰，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

12月20日，广东省委工作组做出“陆丰乌坎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基层党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等五项承诺，乌坎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薛锦波之死

12月15日，乌坎村代表薛锦波辞世后的第4天，女儿薛健婉回到家，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那天她在家里洗澡，水管不出水，不知所措的她忽然想起，以前换饮用水、冲茶、抽井水洗澡，都是父亲薛锦波包揽的。走出浴室，她又发现家里的家具摆设，一砖一瓦，都是父亲一手包办的，思念从四面八方涌来，薛健婉无从躲避，泪水夺眶而出。

这是乌坎事件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薛锦波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碍公务罪，于12月9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关押于汕尾市看守所，两日后，薛锦波去世。

薛锦波的遭遇，可以追溯到4，月前。

9月21日上午，几个年轻人从陆丰回到乌坎，看到村北两三公里有施工人员和机械在作业，所在地块正是碧桂园新区的规划地块。消息传到村里后，村民们奔走相告，几个年轻人甚至拿出大喇叭，在村口吆喝着要将此事查个清楚。

根据村民林水清介绍，乌坎村原有土地约2.5万亩，耕地约6000亩，1993年以后，村支书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就开始陆续卖地，而上述地块，是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

“村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41岁的村代表张德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当天大家决定到市政府上访，“连小学生都出来了，他们走在前面，队伍很快成型，走向陆丰市政府。”

“陆丰市代市长丘晋雄说，这块地没有卖，碧桂园方面只是在勘测土地，不信你们去问村委会。”村民林水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回来问村干部，也说地没有卖，于是我们就说，既然市委和村委都说地没有卖，那碧桂园在这里施工，就是霸占。”

当日下午，村民来到碧桂园地块，将施工的车辆和工具砸毁，之后返回村里将村委会砸掉，赶走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我们村的陈文清已经报警了。”张德家说。这导致当天愤怒的村民也将陈文清在乌坎的一家酒家砸毁。

但是9月22日，特警驻守在派出所门口，防暴队、边防警察进入乌坎村，与村民发生冲突。

张德家说，陈文清原是上世纪60年代初乌坎村民兵队队长，1962年左右，带领—帮^偷渡到了香港，通过走私，迅速发家，到改革开放后，陈文清回到陆丰进行投资，并成为广东省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上述碧桂园地块，正是由陈文清介绍给碧桂园。

12月26日上午，陆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薏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碧桂园的地块并没有出售，碧桂园方面仅仅是在测量土地。”

长期在乌坎和陆丰之间跑客运的辛师傅说，当时碧桂园已经派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到现场办公，还调来了挖机等工程机械。“我是湖南常德的，碧桂园那边也有不少湖南人，所以我们经常就在一起吃饭。”护村

第一次上访一周后，薛昌和陈舜意以高票当选陆丰市人大代表和东海镇人大代表。而在去年3月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陈舜意并未通过“公开”的选举而继任了村主任。由此质怒的村民开始对没有投票的村民进行统计。林水清说，整个乌坎村有投票权的共有6768人，我们收到了4000多个手印，“他是怎么当选的?”

两人都已71岁，而且连续在同一职务上任职41年。在村民眼里，村里大量的土地正是这两^，偷偷卖掉的，而且没有给村民分红。

9月21日，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和维持乌坎正常运转，东海镇政府希望村民们成立一个村民代表组织，并许诺每月支付给代表一千元工资。村民们开始重新推选村民代表。而代理理事会的形成，让乌坎村在第一次上访以后，变得有理有序。

开始，村民们决定在村里的每个姓氏，推选1～5名代表，第一次推选出的人数达到117人。由于人数太多，117人中38人进入理事会的候选名单，最后选出13人，组成临时代表理事会。

这样做法颇有传统意味，在乌坎，各个姓氏原本就有理事会，负责同族的红白之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族长都在同姓中有较高的声望，加之处事公道，因此管理族内事务十分有效。

9月29日，13名候选人正式参与村内工作，以及负责与上级政府建立联系，理事会成立后，很快组织了村里的第一次募捐。张德家说，这是为了维持这个组织的正常开支，前后一共捐了两次，“第一次捐了7万，第二次19万，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捐款，但我们不收村外人员的一针一线，包括隔壁村，我们担心会被扣上被操纵的罪名。”据张德家解释，第一笔捐款，是为了给在9月22日被打伤的村民支付医疗费，而第二次的捐款，则是为了维持理事会的正常办公开支。

在村代表的努力下，10月22日，当地政府承诺，对于霸占土地一事“半个月后给一个结果”，但直到11月19日，陆丰市代市长丘晋雄才对部分问题做了答复，而矛盾的焦点——土地问题并未解释清楚，只是含糊地讲到“丰田畜牧场(村口陈文清的企业)的绝大部分收益归村民所有。”

这再次引发了乌坎村民的不满。11月21日，村民林祖銮再次组织村民上访。在乌坎，他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人。

林祖銮说，那是一次有组织守纪律的行动，“上访之前，我们就跟派出所打了招呼。如果不按照国家的规定行动，办理相关手续，那第—个犯法的人就是我。我跟村民说，我不害你们，你们也不要害我，谁不听话我就开除谁。”

但此后几天里，村民薛锦波、张建成、洪锐潮等先后被警方拘捕。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说，当天，父亲正和外地来的朋友吃饭，几个人从面包车里跳下来，用胶条将父亲的手绑住，带走了。

逮捕行动令村子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年轻的村民林文采说，在薛锦波被带走后的两个晚上，每晚都有警车开到村里空阔地方，拉开警铃，响几分钟，掉个头就走。“我们以为他们来捉人，就敲锣把村民都叫起来，结果他们转一圈就走，根本没有事。我们就回去睡觉了，到了四五点，他们又来，连续两个晚上，村里的人都没睡好觉。”

第三天，村民们决定封住进村的路。“20多个人才能抬动的树桩，放到各个路口，每个路口派十几个村民守着，这以后村里人才能安稳睡觉。”

村民们没想到，在忙着“护村”的这段时间，薛锦波却在12月11日在看守所里去世了。转折

在薛锦波去世10天后，跟他一起被关进看守所的张建成出来了。

薛锦波的死让他思绪难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看守所里，有个不成文的监规：新人要挨三拳打。如果不听话还要被洗冷水澡。

张建成说，他们一起被抓进看守所的还有洪锐潮、庄烈宏、薛锦波。但仅张建成所在监仓属于过渡仓，监犯较为文明，加之里面有个与他同姓的老乡，因此在他恭敬地敬烟后，免去了皮肉之苦，但每天仍然要洗“冷水澡”，“在我进去的第二天，仓里来了一个新人，他就被打了。”张建成说，老犯人“教育”新犯人，是—个不成文的监规。

26岁的张建成说，薛锦波去世的当晚，他曾听到所里有长时间的哀号声。“我出狱的时侯，有人告诉我，不要乱讲话。”

张建成很害怕，但当他回到村里以后，发现情况有所改观。

转折出现在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到来。

12月21日，朱明国代表省委，进入乌坎村，在听到朱明国讲话后，村民自行拆除了进村的所有路障，此后，由广东省各部门组成的村干部违纪问题专项调查组也进入乌坎。

据村代表回忆，在反映了乌坎村换届选举、土地买卖、村务公开以及查明薛锦波死因等问题后，乌坎的诉求得到工作组的认可，这让村民感觉到，事情有了转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次调查组的成员，囊括了8个副厅级干部一共22人，其中土地问题由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负责，财务、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换届选举等也有省农业厅、省纪委、省组织部的官员对应负责。

但林祖銮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省工作组到来以后，当地政府也加紧了对村民的说服工作。

林祖銮找出了一沓《市、镇工作组进村入户包干表》和《乌坎事件进村^、户包干明细表》，“这是陆丰市和东海镇政府，委派政府工作人员，按照表格的分工要求，对口进行的维稳工作。”林祖銮说，“我劝他们，自己把这个问题向工作组汇报，叫他们不要搞这些‘小动作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前，薛昌和陈舜意曾多次找到各自同姓族长，让其游说族人不要参与这次活动，然而这些劝说却没有成功。张建成甚至举例称，死亡的村民薛锦波和薛昌有亲戚关系，但由于二人在村里民愤过大，“因此在这一次事件上，所有的宗族观念都抛开了，不管你是政府还是同族，只要是为村民服务的，我们就支持。”和解之路

走出乌坎村，沿着大路向北，马路两旁的空地上零散地分布着几间工厂，乌坎村民说，这些都是乌坎的地，但现在已经全部变卖。

在调查组介入后第五天，中共陆丰市委常委彭薏菁仍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村民“闹事”的不满，“闹事以后，距离乌坎较近的楼盘跌价将近两千，较远的则下跌了四分之一。”

在他如是描述的同时，市政府大门前，也聚集着近百人，他们来自陆丰市碣石镇，同样是为了土地而来。

彭薏菁说，在土地价格还很便宜以前，不会有这种事的。

这样的说法，乌坎村代表并不认同，在《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材料里，一宗面积为9300平方的油库码头，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陆丰市海港石油有限公司，平均每平方米32，26元。

这导致在村民眼里，任何时候，土地都在以贱价出售，并且村民没有在交易过程中获得任何收益。

更重要的是，不少购买土地的主人，原本也是乌坎村人。

据了解，早在土改时期，乌坎因为人多，便获得了大量土地，总面积3万亩左右，加上文革时期填海造田，几年下来，填出面积近千亩的良田，这使得乌坎的耕地面积达到了6000亩。

上世纪70年代，部分村民开始从事海洋捕鱼，改革开放初，部分胆大的村民甚至承包靠近海洋土地，从事海水养殖业。这是乌坎人逐渐废耕的开始。

后来，海水养殖户开始在堤坝上凿出缺口，利用海洋潮汐更换养殖用的海水，但在1995年的一次台风，令海水开始倒灌，大面积的耕地被淹，导致土地无法耕种稻田，大量土地开始荒芜。

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偷渡香港的乌坎人，在这一时期进驻乌坎，购买土地。

组织村民上访的林祖銮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有些人在外面做生意赚了钱回村卖地，这是正常的事。”

但林祖銮随后补充道：“李秉记也是乌坎人，但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做的是利用和村委的关系，买了30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且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张德家对此表示，类似商人还有陈文清、薛锦标，“而陈文清，购得大量土地后，又与碧桂园联系，希望碧桂园能购买乌坎的大片土地，其中，也包括他此前的土地资产。”

在张德家手里，有一份省工作组丈量土地的清单，《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截止至12月26日，李秉记、陈文清，以及大亚湾澄记等，已经获得了由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委会签章的土地面积约1700亩。

林祖銮说，这些失去的土地，在法律认定其交易非法以后，我们一定要拿回来。然后再进行统一安排，“把地要回来以后，也不排除我们会与碧桂园合作，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以地养村。”

12月26日，在广州市召开的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时，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他还补充道：群众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盗窃事件调查处理报告篇3

2012年8月2日中午12：30左右，现场生产区发生一起盗窃事件，综合队员工XX与木工车间XX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盗窃钢筋场废钢筋，核电警务室当场抓获正在交易的王自力，XX听到消息后现已逃跑，目前仍在处理中。

一、事件经过

2012年8月1日下午15：30左右，XX在生活区6#楼培训教室进行新员工进场三级教育培训，授课中接听到一个举报电话，内容是现场生产区中午有人利用翻斗车在钢筋场装载满废钢筋后运至海边垃圾场与当地回收废铁的商贩进行非法交易，举报人同时表示已报警。警务室人员随即打电话给XX，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状况，协助警务室调查取证。

8月2日上午11：10左右，XX在机关办公楼又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内容是有人正在钢筋场用叉车向小型翻斗车中装废钢筋短料，和8月1日情形一样，同时表示已报警。警务室人员打电话给XX表示现在已出警调查此事。先不要打草惊蛇，积极配合警方调查确保人赃并获。陈化青安排现场生产区保安密切关注这辆小型翻斗车行驶动向。12：20左右该小型翻斗车上面覆盖模板驶出生产区大门，XX与两名保安远距离跟随在其后，警务室人员早已在海边垃圾场布控，把正在交易的XX当场抓获。

XX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犯罪全过程。2012年8月1日中午12点左右，XX打电话给那个收废铁商贩的人问其在不在海边垃圾场，自己有废钢筋要出售，双方达成共识后，XX四处观察发现钢筋场没有人就驾驶小型翻斗车去了钢筋场，伙同木工车间叉车司机XX开始盗窃，装满一车后，XX开车到海边垃圾场与商贩交易，然后又回到钢筋场再装满一车废钢筋短料前往海边垃圾场，两次非法获得1200元（警务室评估价）。XX由于第一天得到甜头后，决定第二天再盗窃废钢筋去卖钱，结果XX刚到海边垃圾场准备交易就被警务室人员抓住。

二、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

依照上述确查的信息，对本事件的责任划分如下：

1、XX，综合队员工，因贪图便宜盗窃公司财产，盗窃数额较大，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2、XX，木工车间叉车司机，贪图便宜盗窃公司财产，盗窃数额较大，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现已外逃）。

3、综合队所辖个别员工法律意识淡薄而出现盗窃行为。因此，综合队对此事件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4、核岛一队所辖个别员工法律意识淡薄而出现盗窃行为。因此，综合队对此事件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综上，对本事件的处理意见如下：

根据《治安管理规定》，警务室上报台山市公安局对王自力拘留27日（8.2-8.28），项目部对其停工调查（8.29-9.9），根据台山项目部《治安处罚条例》第4.2.6.2条规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XX发｛2007｝115号》第15条规定：对XX处罚1000元，扣除2012一次性奖金，项目部对XX记大过处分。综合队、核岛一队负管理责任，对精神文明考核扣除全分并按规定对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三、说明

项目部本着公正公开的原则和遵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事件开展了深入调查及处理工作，项目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同时，项目部再次重申对违法事件处理的基本原则：

1.按照规定对违反治安保卫管理规定的责任人、当即停工并从严处理。2.对蓄意闹事、寻衅和煽动滋事、酒后滋事的员工，一律从严处理并清退出场。

3.对管理责任所在单位照章进行处理，并按规定对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4.情节严重或触犯法律法规的，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地震事件信息报告自查报告篇4

一、将地震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纳入应急预案管理。

为确保地震事件信息报告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我局在《市地震局地震应急预案》中，详细规定了信息报告工作的责任主体、内容、时限、方式等，明确了责任追究制度。

1、预案规定了须报告的地震事件，即我市区域内发生2.5级以上地震或邻区、邻近海域发生有感以上地震，均要在15分钟内启动内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报告震情信息。

2、确定了信息报告在应急程序中的.重要性，将其列为预案启动后的第一个应急环节，为首要任务。按照《预案》规定，震情值班人员是信息报告的第一责任人，预案启动后，全程负责并优先处理第一时间段内的信息报告工作，即确定了地震三要素后，迅速填写地震速报信息单，以传真的方式发送市委、市政府;信息发送确认无误后，方可交班，随后进入预案规定的应急岗位。

3、明确了地震事件信息续报工作机制。应急工作全面展开后，由监测预报组和震灾调查组分别进行震情会商和宏观调查，根据震情形势发展需要，应急保障组及时汇总情况，编写《震情应急工作简报》，随时向市委、市政府报送《震情趋势判定意见》和宏观调查信息，为市委、市政府及时掌握震情动态和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依据。

4、应急状态下的信息报告工作实行指挥(局长为指挥，书记为第一接替人，副局长为第二接替人)负责制，指挥负责审核、签发震情速报单和《震情应急工作简报》等信息，并负责在获知震情的第一时间，即震情速报单填好之前的时间里，利用通讯工具先期向市领导报告，并根据震情需要随时电话汇报震情情况，从而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判断和全市的应急救援工作争取时间。

5、严格责任追究制。因个人原因造成震情信息漏报、迟报的，依据应急岗位职责分别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总结应对三次有感地震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信息报告工作。

今年X月XX日、X日，我市市区相继发生三次三级以上有感地震，我局均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分别在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速报了震情信息，及时报送了省地震专家作出的震情趋势判定意见，应急工作结束后又以最快速度上报了三次应对情况总结及宏观烈度调查报告，较好地完成了信息报告任务。三次应对均反应迅速，应对有序，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省地震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市委书记、省地震局局长还分别作出批示，表扬、感谢我局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应急工作质量，优化工作程序，X月X日，我局召开了全体会议，人人查摆应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集思广益提出整改意见，其中，针对应急预案启动后首次信息报告环节中存在的人手少、工作头绪多等问题，从调整应急流程、确定不同时间段应急重点入手，制定了具体的改进措施，明确了值班员在第一时间段内优先处理和全程负责信息报告工作的职责，确保了震情速报的及时、高效。会后，整理、编写了《会议纪要》，报送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及市科技局监督执行，并据此修订、完善了《市地震局地震应急预案》，使信息报告等环节更具可操作性。

三、下一步打算。

1、以开展全员业务培训为契机，提高全体值班人员业务熟练程度，尽量缩短地震信息速报时间。

2、进一步严格落实设备检修制度，确保万无一失，保障信息通道畅通。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自查报告篇5

县政府应急中心：

接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后，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对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精神,组织人员进行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基本情况。我局制定了《临夏县人口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人口局应急突击队，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了工作制度，明确组织、协调、监管职责。

二、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管理组织。县人口局始终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做好工作的布置，制定了规章制度，实行目标责任制。建立了分级负责、条块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网格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运转机制。

三、加大宣传力度。我局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人员利用资料、板报、网络等宣传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和政策措施，宣传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注重提高干部群众应急综合素质，按照灾前、灾中、灾后的不同情况，分类宣传普及应急知识，了解和掌握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进行自救、互救及配合政府救援的正确方法，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法制意识，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和技能。

四、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我局制定了《临夏县计划生育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办法》、《临夏县人口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制度》、《临夏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制度》、《临夏县人口局节假日值班制度》等10多项加强管理的规章制度，从工作管理、纪律管理、学习管理、岗位职责、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量化考核来规范工作、规范行为，真正创造了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按章办事、严格管理、争创实绩的工作生活环境，从而确保了县委、县政府政令畅通，确保应急预案的快速启动。

五、加强值守应急工作。我局认真做好重要节日、重大事件期间的值守应急工作，节假期间，严格执行值守制度，实行领导带班，安排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志值守，妥善处置各种矛盾纠纷，有效地确保了在重要节日、重大事件的社会稳定。

六、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应急处理能力。我局在认真抓好应对突发事件工作的同时，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一是对全系统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文件精神，重点进行了《信访条例》、《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办法》等法律知识和各项业务知识的培训。二是积极参加省、州组织的信访学习，领导带头，全员参加。通过经常性学习培训，接待和处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实际运用能力进一步增强。三是扎实开展应急演练，针对常发突发公共事件，先后组织开展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积累了应急处置经验，提高了应急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应急队伍综合素质。

七、充实应急队伍

全县计生系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队伍建设。组建了应急小分队，挑选精干人员补充和完善应急队伍

八、建议

一是建议集中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应急预案培训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应急管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整体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培训使党政干部、应急管理干部、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以及应急救援人员提高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救援和协同处置的能力。

二是要结合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是应急准备的重要环节，通过演练可以检验应急工作机构是否完整，应急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是否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否协调一致，从中找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地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组织开展单项演练、专项演练、协作演练、综合演练等多种形式的演练，增强演练效果，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临夏县人口局

事件调查报告篇6

然而, 此次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案子本身, 而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创举———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真相。此举被不少人视作民意撬动公权, 从网络迈向现实的标志。那么, 将民间调查引入舆论事件是否可行呢?实际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情”

这里的“情”并非指感情, 而是国情。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网民主体是年轻的、不富裕的、社会地位不高的群体, 比较对抗社会主流意识, 抵触社会传统规范。当他们聚合成群体, 形成某种意见时, 有时会出现理性缺失的情况, 甚至可能表现为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指的“乌合之众”。 (1) 轰动一时的“艳照门”、“最毒后妈”等网络舆论事件就是佐证。

另外, 与之相近的观点是, 网络的出现可以重建哈贝马斯所说的已然消解了的公共领域。这样的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因为网络是社会性的空间, 而非价值中立、完全独立的场域, 因此, 对网络舆论的形成同样需要进行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当网民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会沟通和行动时, 其实是在一个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结构下进行自我实践的策略。 (2) 所以, 抛开国情、民情等客观因素而单独探讨网络对于公共空间形成的价值有失偏颇。

总之, “网民”只是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在使用网络时的称谓, 其本质仍是公民;相应地, 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体, 是公民活动的空间之一, 真实世界中的公共空间和公民活动才是最重要的。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理

第一, 网民参与调查, 就是从虚拟走进了现实, 其性别、年龄、职业等在网络空间隐匿的元素在现实社会中显化, 这就好比网络恋爱的“见光死”。事实证明, 参与“躲猫猫”调查的网友能够在网络空间“叱咤风云”, 一旦迈入现实却显得有心无力。通过“先到先得”原则征集的网民调查员,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广大网民, 乃至广大公民?而参与调查的网民是否具有参与事件甚至案件调查的专业素养?他们又能否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如果想让以上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 势必要让虚拟的网络同现实的社会接轨,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网络实名制的实行。因为只有实行网络实名制, 才能将真诚、思辨、负责等现实生活中良好的交往规则在网络空间得以遵守。

第二, 网民在“躲猫猫”调查团里的角色, 与其说是案件的调查者, 不如说是监督者。在舆论监督体系中, 存在着公众—媒体—公权的一般构架, 即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 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 (3) 可见, 大众媒介都是舆论监督的执行者, “躲猫猫”事件的披露也不例外, 首先关注此事并给予报道的仍是报纸媒体。大众媒介拥有普通公众所不具有的专业性和资源优势 (包括设备、人员、资金等) , 这些是舆论监督得以深入化和制度化的保证。

再者, 任何权力都必须在一定的监督下行使, 大众媒介代表公众开展舆论监督的同时, 也要受到公众的监督, 由此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躲猫猫”调查团成立伊始, 参与调查的网友“风之末端”、温星等人的身份就被很多网民质疑, 在调查团交出报告后, 广大网民又“集体倒戈”, 对调查结果表示强烈不满。来自网络的民意代表受到网友们的质疑, 不得不说是令人尴尬的结果, 它同时暴露了网民参与调查本身的监督缺位。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法

当我们高呼网民参与舆论事件调查是网络民意的重大胜利时, 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躲猫猫”事件本质上涉嫌刑事犯罪, 其既指向另一“躲猫猫”的狱友, 更指向看守所执法人员的渎职嫌疑。故而案件事实的调查, 首先应当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责任。尤其是检察机关, 在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并公布相关信息, 乃是法治社会满足民众知情权的基本常识。尽管推出网民调查团的初衷良好, 但这种调查却于法无据, 由其作出调查结果无论真实与否, 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以, 当调查团网民披露难以接触到核心信息的时候, 这种民间的调查其实就已经受到“合法化的障碍”了。

结论:司法归位是应对舆情的最佳出路

事实证明, 网络没有给出真相的能力。在更多的时候, 网络的力量表现在, 它能够作为一种不受常规拘束的监督而存在。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之间, 需要一个良性的互动与对接。这种互动与对接的内涵, 不仅是职能部门接过网络提供的线索, 而且应该是将调查和处置对网友和公众全程公开。

在法治社会, 应对类似公共危机既要考虑网络舆情, 更要考虑现代法治准则。一切绕开制度路径另谋出路的做法, 从长远看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给法治带来损伤。所以在“躲猫猫”事件中, 最佳的出路还在于司法调查归位, 以透明、公正的司法调查和信息公开, 让网民释怀, 并在民众心理上重塑司法公信力。即便司法调查的程序一度受到民众怀疑, 以往存有的司法信赖危机也不应是司法隐退的缘由, 反而是将司法调查推到前台的动因。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8页。

[2]夏倩芳、黄月琴:《“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传媒研究的检讨:探寻一种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路径》,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5卷第5期。

子洲山体滑坡事件调查篇7

“‘轰’的一声，想往出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张明富老汉提起几天前发生的那场灾难，仍然是一脸的恐惧。

3月16日上午，陕北子洲县城天气晴朗，气温回暖，阳光暖洋洋的。

这是本刊记者继3月10日之后第二次来到子洲县双湖峪镇双湖峪村山体滑坡现场。山坡下压埋的房屋附近还是一片狼藉，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可人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张明富老汉是此次山体滑坡被压埋的44人当中的幸存者之一，与他一起幸存的还有16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小孙女。

记忆：噩梦瞬间

3月10日凌晨，正在睡梦中的张明富老汉突然被一声轰响惊醒，接着，又是几声巨响。惊慌之中，张明富一手拉起两个还在熟睡中的小孙女，跑到房子临山的墙根下，“刚刚抱头站住，房顶就塌了下来。”张明富说，好在后墙没有倒，才留下了他们爷孙三条命。

屋子里尘土弥漫，两个孙女吓得直哭。黑暗中，张明富听到有人呼救，他转头惊喜地发现，墙壁上有个缺口，祖孙三人赶紧从缺口爬出，到了邻居家。邻家只有母子二人，所幸并无大碍。

“屋子里的固定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多亏手机还有信号。”张明富说，邻居用手机报了警，大家也都与亲属取得了联系。很快，邻居们用大锤砸开了墙，将他们5个人救了出来。

这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钟。

张明富告诉记者，他今年68岁，是本县马蹄沟镇人。去年，他家三代七口人来到县城，在这里租了一楼的两间房居住，一家人靠儿子打工维持生计，“没想到就遇到这么大的祸事儿”。

同样在子洲县医院住院的王润琴的气色比几天前好看一些，但却依然难掩失去亲人的悲痛。她说，事发当晚，儿子与儿媳住在三楼，楼房塌了，小两口双双遇难。她与两岁多的孙子住的一楼没有塌，才躲过一劫。“看到窗户外楼板砸下来，就担心他们……”王润琴伤心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据统计，此次山体滑坡中有25间房屋、44人被压埋。3月12日7时22分，在山体滑坡被埋54小时后，20岁的曹乐乐和17岁的曹艳艳兄妹两人被救出，妹妹经抢救无效死亡，哥哥则奇迹生还。至此，救援工作结束，27人遇难，17人生还。

认定：地质灾害

双湖峪镇双湖峪村就在子洲县城边上，山体滑坡的地方叫石沟。一条小河流着浑浊的水，当地人称大理河。河上架着一座桥，将石沟和城区连接起来。据当地住户讲，石沟从山下到山腰住着100多户人家，大约有五、六百人，居民进城还算方便。

3月10日发生的滑坡就在离桥不远的地方，被压埋的房屋都是沿河依山而建的。

记者了解到，完全被滑坡压埋的是一排7孔窑洞上面加盖的两层楼房，还有两栋三层楼房被部分压埋。

有群众告诉记者，这些房子都是双湖峪村村民曹某修建的，价格很便宜，每套两间卖三、四万元，购买或租赁的多为进城务工农民。事发当天，刚刚有人在这里租了房，而且当晚叫来朋友替他“暖窑”(当地人入住新房的一种仪式)，却碰上了这次滑坡，只有两个年轻人因外出买酒幸免于难。

也有群众说，以前曾有干部来看过这几栋楼房，看后说这房子不能住人，但后来却不了了之。一位当地干部对记者说，石沟地处大理河对岸，不属县城建设规划范围。

记者在石沟碰到一位老人，她说这几天总是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遇难的大多数人她都很熟。目前，石沟三分之二的住户已经搬离，多住亲戚家，白天有时回来转一转。

此次山体滑坡已经被初步认定为自然形成的大型黄土崩塌地质灾害。根据国土资源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应急调查工作组的实地调查，认为造成此次山体滑坡事故的原因主要是三方面。一是本次灾害体所处的坡体地形地貌及岩土体工程条件易发生崩塌。坡体地形高陡，岩性为砂质黄土，孔隙较大。坡体结构疏松，裂隙和落水洞发育。在降水、重力等综合影响下岩土体易失稳，引发灾害。二是去冬今春以来，子洲县出现连续多次降雪，积雪融化，大量渗入土体，使坡体自重增大，降低土体强度，加之昼夜温差大，在冻融作用的影响下，引发黄土崩塌。三是受灾村民的窑洞建于1999年，房屋建于2002年，受地形条件限制，建筑物前紧邻大理河，背靠百余米的高陡斜坡，没有足够的有效缓冲区，崩塌直接压覆冲击房屋。

反思：避险对策

在陕北驱车途中，记者不时能看到公路两旁的黄土山从身边掠过，在山腰或山下，一排排窑洞平房，绿玻璃窗户，花格门帘，就像一幅画。

但是，记者了解到，就是在这样的如画美景中，却常常发生滑坡、崩塌、危窑危房垮塌等地质灾害。

2008年2月27日，子洲县槐树岔乡九河坪村就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事故，5孔窑洞坍塌，一家6口人全部被埋在山体下，无一生还。

据子洲县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目前子洲县共有128处省定地质灾害点，当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十分严峻。

子洲山体滑坡事件的发生，再次引发人们对陕北地质灾害隐患的担忧和重视。那么，在地质条件复杂、气候变化异常、地下资源开采如火如荼的黄土高原上，如何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带着相关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陕西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研究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干旱半干旱农业研究中心教授鲁向平。

鲁教授说，在陕北，到处都能看到建在山体上的窑洞，窑洞是陕北的典型民居，代表着当地的一种文化。如果是在黄土母质构造土层上打的窑洞，都是很结实的，住几十年都没问题。陕北农村建窑洞凭的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基本上还算是安全的。“但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土质构造复杂，并非单一的母质构造，有的地方適合建窑洞，有的地方就不能建。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有的群众缺乏选址经验，凭感觉打窑建房，就容易发生滑坡、崩塌等现象。”

鲁教授指出，地质灾害不仅仅是山体滑坡，地下水、矿产资源过度开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病险水库带来的洪水隐患，都可能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这就需要当地的政府、企业负起责任。“我知道府谷有的煤老板，拿出钱为矿区群众建新房，将他们从原来的危房中搬离，但这还只是少数个例。”鲁教授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将保障辖区内局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做责任和义务，对因气候变化或经济活动而造成的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进行排查：对于新建居民区或城镇化建设，有关部门必须进行先期勘测，向群众提供相关信息，尽量在一开始就保障安全。要严禁居民乱挖乱建，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