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型科学家

保守型科学家（精选8篇）

保守型科学家 篇1

第16章 保守型科学家与革命型科学家

科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要受到一系列复杂思想和操作上的约束，但是如果他要出名，他又有天才也有运气能够出名，最终却依赖于他能否放弃这一套约束，转而支持自己的新发明。十分常见的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然同时显示维护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者两方面的性格。——库恩《必要的张力》

我们常用极端的二分法来描述一个政治家对待革命的态度：保守或是革命、左倾或者右倾、守旧或者创新、鹰派或者鸽派，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科学家。

革命是针对传统而言的，是对传统的反叛和变革。传统则是指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观念、体制、制度、标准、规范、方式、方法等的集合。一项革命就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新传统取代阻碍现实发展的旧传统的过程或者活动。取代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而是辩证地继承和扬弃。新的传统中既包含着旧传统中已有的有效的因素，又包含着旧传统中没有的创新的内容。

由此可见，革命由两个标志，一是新传统的出现，它意味着革命的开始和潜在的动力；二是新传统的替代，它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把革命的这个概念应用到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就形成了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经济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等概念。

1、科学进步的模式与科学革命

为了揭示科学革命的规律，许多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都进行了研究。

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指出，科学发展是通过试错法，不断排除被证伪的假设，而接近真理的。他认为，科学假说先于科学发现，科学猜测先于科学证实，一个理论、一个假说的被证伪，就是一种科学进步。

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科学进步实质上是研究纲领的更叠。研究纲领有三个要素：一个由基本假设构成的理论的“硬核”；辅助性说明构成的对硬核的保护带；由基本理论演绎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进步的研究纲领代替退化的研究纲领就是科学革命。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所谓“范式变革”的科学革命观。尽管库恩的范式概念因模糊不清而倍受攻击，但实际上范式既包括一些早已为人们接受的基本概念、术语，也包括公认的科学成就、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还包括一些教科书、经典著作、实验工具、观察仪器等。库恩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革命变动和平静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他认为科学体系发展的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在这个模式中，当一套陈旧的范式全部或局部地被一套新的不兼容的范式所取代时，就发生科学革命。

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研究传统是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该领域中用来研究问题和构成理论的合适的一组总的假定。劳丹认为科学革命发生在一个迄今在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就是未知的或为他们所忽视的研究传统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之时，此时该领域的科学家感到必须将它作为自己以方的或对方的一个研究纲领而加以认真对待。美国科学史学家科恩对近代科学革命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科恩认为科学革命要经过四个阶段。首先是“思想革命”或“自身中的革命”，该阶段是某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小组)提出了一组改变改变现有知识特性的理论或者概念，以便解决某些重要问题；第二阶段是科学家通过文字形式写出研究纲领，支持对自己提出的新的方法、理论的信仰。前两个阶段都是私下进行的。

第三阶段是把科学思想传播给朋友、同事、同行以至整个科学界，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是“论著中的革命”，因为这个新思想以科学论文或者专著为载体开始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广泛地流传。一个新的发现或者思想再者最初三个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会失败；第四个阶段就是科学革命，科学思想被科学界接受，不过这个被接受的思想与最初的提倡者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保留了少量核心的概念或原理。

科恩还给出了鉴别科学革命发生与否的四个证据。第一个是当时的目击者的证明。对革命起主要作用的科学家确信自己的工作会引起一场革命；第二个是对据说曾经发生过革命的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进行考察对比；第三个是有相当水平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们的判断；第四个是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总的看法。

由于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定义、发生有不同的认识，对科学革命的时间和内容的划分也有所不同。有按学科领域代表性的科学家名字的，如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牛顿的力学革命、拉瓦锡的氧化说革命、道尔顿的原子论革命、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等等。无疑，这里提到的哥白尼、牛顿、拉瓦锡、道尔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是革命型科学家。也有按时间划分科学革命的，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近代科学革命的起点，牛顿力学体系的形成则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完成和结束；普朗克量子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科学革命的起点，量子理论的建立则是现代科学革命成熟的标志。

2、革命型科学家与保守型科学家

我们简单地根据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传统出现反常和危机的时候，表现出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来区分一个科学家是革命型的还是保守型的；或者说，革命型科学家或者自己提出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或者在新理论形成过程中提供各种支持；而保守型对新理论百般责难，力图通过对旧理论的修修补补来解决各种新问题。

科学革命是有层次的和级别的。有的科学革命能够超越自身的学科领域，对其他学科甚至资格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式发生影响，如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有的科学革命只涉及到该学科领域，如拉瓦锡的化学革命、莱伊尔的地质学革命等；有的只涉及到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因此，革命型科学家和保守型科学家也在不同的层次和级别发生冲突。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新的假设，必然对原有的科学理论有所突破，这就形成了与传统相冲突的局面。因此，受到传统观念束缚较深的科学家，常常会阻碍那些具有时代超前性的科学成果的发现和承认，有时甚至鼓励地阻挠这些新思想的传播。任何一个科学家对放弃业已接受并据之推进其专业工作的那组观念，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抵触情绪。因为维持现状对每位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来说在思想方面、社会方面甚至在经济方面都有好处。因此，年老的科学家已经接受和熟悉了传统的科学知识，较容易成为保守者；而年轻的科学家更具有独创精神，较容易成为革命者。

学术权威具有发言权，他们在同行评议中占有绝对的地位，因此他们容易对自己业已接受的知识充满自信。权威科学家的这种自信发展到盲目的程度，就会对所有来自他人的新成果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他们往往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予理睬。一个科学家在一定时期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容易产生盲目的自信，就越容易对那些不知名的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产生反感。因此，权威的科学家较容易成为保守者，而没有知名度的科学家越容易成为革命者。当然，权威也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不知名的时候往往都是革命者，在变成权威之后就成了保守者。

每一个科学家都受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限制，一个原因是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变越高，每一个科学家只能在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领域里有所了解，而在另外的领域则往往一无所知，另外一个原因是科学家的工作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对新的科学现象和科学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率先承认新发现的科学家可以称之为是革命的，在心发现得到普遍承认后仍然反对新科学的科学家则可以称之为是保守的。

人们往往夸大地批评那些对新发现进行抵制的保守科学家。这里不排除权威思想、传统思维方法和固有知识结构的限制，但更多地是科学家怀疑精神的结果。科学精神要求科学家怀疑一切。对于科学知识，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该持续地检查可能的事实错误或者论证的矛盾。

科学家的怀疑精神已经成为制度化，要求全体科学家有严密的智力训练和严格的批评标准，在交流和研究经费申请的同行评议中，在科学会议的非正式的讨论的传统中，在所有其它的对发现结果的鉴定过程中，都要变表现出应有的怀疑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的保守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是怀疑精神的体现，是使科学结构大厦趋于牢固可靠的必经之路。

3、道尔顿：荣誉与保守同步

道尔顿既具有敏锐的理论思维头脑，又具有卓越的实验才能，尤其是在对原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是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1803年10月，道尔顿报告了他的化学原子论，其基本要点是：①原子是组成化学元素的、非常微小的、不可在分割的物质微粒。在化学反应中原子保持其本来的性质；②同一种元素的所有原子的质量以及其他性质完全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具有不同的质量以及其他性质。原子的质量是每一种元素的原子的最根本特征；③有简单数值比的元素的原子结合时，原子之间就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化合物。化合物的原子称为复杂原子；④一种元素的原子与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化合时，他们之间成简单的数值比。

在科学理论上，道尔顿的原子论是继拉瓦锡的氧化学说之后理论化学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他揭示出了一切化学现象的本质都是原子运动，明确了化学的研究对象，对化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化学及其相关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哲学思想上，原子论揭示了化学反应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继天体演化学说诞生以后，又一次冲击了当时僵化的自然观，为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辩证自然观的形成以及整个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原子论建立以后，道尔顿名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816年，道尔顿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817年，道尔顿被选为曼彻斯特文学哲学会会长；1826年，英国政府授予他金质科学勋章；1820年，道尔顿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后，他又相继被选为柏林科学院名誉院士、慕尼黑科学院名誉院士、莫斯科科学协会名誉会员等。在荣誉面前，道尔顿开始还是冷静的、谦虚的，但是后来荣誉越来越高，他逐渐改变了，变得骄傲、保守，最终走向了思想僵化、固步自封。

1808年，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1778～1850)在原子论的基础上发现了气体反应的体积定律，实际上这一定律也是对道尔顿的原子论的一次论证，后来也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证实并应用于测量气体元素的原子量。但是该·吕萨克定律却遭到了道尔顿本人的拒绝和反对，他不仅怀疑盖·吕萨克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分析，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18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佛加德罗建立了分子论，使道尔顿的原子论与盖·吕萨克定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是他也遭到了道尔顿无情的反驳。1813年，瑞典化学家贝采里乌斯创立了用字母表示元素的新方法，这种易写易记的新方法被大多数科学家接受，而道尔顿一直到死都是新元素符号的反对派。

4、开尔文：两朵乌云的预测

原名威廉·汤姆逊的开尔文是一位极为成功的科学家，年轻时锐意创新，思想极为活跃。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创建了第一所现代物理实验室；24岁时发表一部热力学专著，建立温度的“绝对热力学温标”；27岁时发表《热力学理论》一书，建立热力学第二定律，使其成为物理学基本定律；与焦耳共同发现气体扩散时的焦耳－汤姆逊效应；历经９年建立欧美之间永久大西洋海底电缆，由此获得“开尔文勋爵”的贵族称号。他一生发表学术论文600多篇，获得专利70种，足以证明他的成功。

然而，步入晚年的开尔文，以一般人所固有的保守，在英国皇家学会宣称经典的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也就是说不会再有新的物理理论产生了。事实上，他自己也看到有“两朵乌云”遮蔽物理学研究。他所说的第一朵乌云，导致相对论的产生；他所说的第二朵乌云，导致了量子论的出现。这“两朵乌云”恰恰是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导火线，发展起了全新的物理学理论。

开尔文在物理研究中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两次面临重大发现，却没有获得成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1845年，21岁的开尔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畏权势，发表他用数学公式表示法拉第的磁力线的见解，得到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的鼓励。第二年，开尔文利用“力的活动影象法”表示电力、磁力与电流。正当他已经接近电磁理论边缘时，他却踌躇不前，在焦耳引导下去研究热力学。

1853年，开尔文在热力学研究取得辉煌成就之时，又转而研究电磁学，发表了著名论文《瞬间电流》，当他尚未弄清振荡电流是怎样把电磁振荡传播出去时，他又踌躇不前，把精力转移到长距离电缆传递电报的理论问题上。后来，电磁场理论由麦克斯韦建立，电磁波由赫兹发现。

后来人们研究他与真理失之交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固守经典物理学已成大厦的成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他到达真理的边缘的时候，却放弃了真理的发现；二是开尔文早年得志，却很少阅读他人著作，不善于吸取他人之长；三是具有工程师气质，对应用工程感兴趣，但缺乏理论物理学家直觉，缺乏发现真理的洞察力。

5、普朗克：不情愿的革命者

普朗克，1858年出生于德国。他终生从事热力学研究，最大科研成果是提出了量子假说。

普朗克很早就投入了对黑体辐射的探索，在用经典物理理论无论如何都解释不了探索结果的情况下，他对经典物理理论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崭新的量子假说新概念，并据之得出了公式，把辐射能量与辐射光谱统一了起来，解决了黑体辐射问题。

普朗克的量子假说认为，辐射是由一份份的能量组成的，就象物质是由一个个原子组成的一样。辐射中的每一份能量即是一个量子。量子的能量大小取决于辐射的波长，波长越短，能量越大；波长越长，能量越小。换句话说，就是量子的能量与波长成反比，与频率成正比。所谓量子，来自拉丁文“分立的部分”或“数量”一词。光正是一个个量子的连续发射，但由于人的眼睛有视觉暂留现象，所以看不到一个个分离的量子，而看到的是一道道光线。量子假说的提出，为新物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它在经典物理学的宏大体系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因此，光量子的提出本身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朗克无疑是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革命者。

但是，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看到自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提出的量子假说造成的对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论的界限，建立起崭新的物理学理论的研究。相反，他对经典物理学理论极其深厚的思想感情，使他开始了试图取消量子假说，或者使量子假说纳入经典物理理论的奋斗。

普朗克的这一奋斗造成了必然的失败。他从1901～1914年的15年间，两次修改了原来的理论，企图使之纳入经典物理学理论；1911年，他提出第二个理论，对量子假说作了部分修改，即认为它只在发射时是不连续的，而吸收时却仍然是连续的；1914年，他又提出了第三个理论，不管是发射或是吸收，一律都是连续的，全面修改了量子假说，但这一理论终因未得到人们的支持而被放弃。在这15年中，普朗克在量子理论的知识宝库中，再也没有加进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

普朗克在晚年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徒劳，他承认“为了设法使基本作用量子适合于古典理论，我徒劳地进行了许多年的工作，耗费了很大精力，结果是枉费心血。现在我认识到，基本作用量子在物理学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比我受到的怀疑要重要得多。”

普朗克尽管是新理论的开拓者，但他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便又缩了回去，没有能够在这一假说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微观物理学理论量子力学的大厦，把已经得到的东西失掉了。就在普朗克修正他的量子假说之时，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大胆革命，继续为量子理论的发展开拓道路，不仅证实了量子的存在，并在普朗克量子假说基础上，为建起量子力学大厦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普朗克是一位老派的学者。他为人正直高尚、奉公守法、谦虚谨慎，从来不愿意炫耀自己。他自称没有特殊的天才，不能同时处理许多不同的问题。在学术工作中，他主张尽可能地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打破传统的“框框”。他把自己的量子假说称为“孤注一掷”的办法。就是说，只是在实验事实的逼迫下，他才终于“上了梁山”。因此，人们常说他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者”。

6、密立根：科学与政治同样保守

密立根的传记作者认为“密立根是变革世界中的保守分子，如果我们将科学家的革命者定义为努力探索、重估并最终摧毁正统学说根基的人，那么保守分子就是那些尽可能保护现有传统的人。密立根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家，一个身处不断流动、迅速变迁的环境中的保守的物理学家。他总是力图通过有条不紊的程序与精确测量去实现他认为的物理学的进步。”

密立根是美国物理学家。1868年3月22日生于伊利诺伊州莫里森，1887年进入奥伯林大学，189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后留学欧洲，听过彭加勒(1854～1912)、普朗克等的讲课；1896年～192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先后担任物理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21年应聘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担任物理实验室主任并主持学院的行政委员会，一直工作到40年代；1916年他还兼任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1928年兼任美国科学促进学会会长。

密立根最著名的实验成就是利用在电场和重力场中运动着的带电油滴精确地测定了基本电荷e。从1919年到1917年他对电荷的测量越来越精确： 1910年：e = 4.891×10^-10静电单位。

1913年：e = 4.774(±0.009)×10^-10静电单位。1917年：e = 4.774(±0.005)×10^-10静电单位。

1916年，他的实验结果完全肯定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并且从图像中测出当时最好的普朗克常数h的值。

密立根对电荷测量和光电效应的研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研究的初衷不是去证明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公式，而是要推翻爱因斯坦的公式。密立根反对光量子的假设，认为它违背了人们关于光的干涉现象的全部知识和波动理论的实验基础。尽管他的实验已经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公式，他仍然认为这个公式依据的物理学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密立根不仅在科学上表现为保守性，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为保守性。政治上、社会观上与审美观上他都倾向于传统主义者。他是共和党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认为共和党具有渐进性与文明的一切特征；在艺术和建筑上他对现代艺术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病态”颇有微词。

密立根对科学的其他贡献还包括对 X射线的研究，他从事电子在强电场作用下逸出金属表面的实验研究、以及一些金属的 X射线研究，发现了近1000条谱线，波长直到13.66nm，从而有助于把 X射线谱和光学光谱连接起来；对宇宙射线的研究，密立根在宇宙线方面也做过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不同高度不同地区的实验数据，发现了宇宙线的纬度效应的大小与经度有关；纠正了早期有人认为宇宙线是由光子组成的观点。密立根对美国的物理教育事业也做出了贡献。1921年起，密立根任教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他的努力，终于使该校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中心之一。

7、泡利：上帝之鞭

泡利是20世纪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对量子力学、量子动力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都有重要的贡献。他发现了描述电子能量状态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提出了中微子假设，因此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艾伦菲斯特给泡利起了个绰号“上帝之鞭”，它形象地刻划出泡利作为旧量子理论最严厉批评家的地位。

在20年代初期，泡里完成了量子理论的某些最困难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在要求旧概念的一种全盘的、革命性的变化，谁也不像泡利那样激进，无论是海森堡、德布罗意或者薛定谔都比不上它。这种批判和激进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在与玻恩的口头谈话中和与友人的通信中，因为在那种场合可以不用外交辞令，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思想。泡利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陷入量子危机的困难的深度，从而竭力阻止人们对旧量子理论修修补补的解决办法。

泡利也有自己的弱点，破的多，立的少。泡利自己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革命者。我当时觉得，物理里有重大的难题来的时候，我会解决这些难题的。后来，重大的问题来了，却被别人解决了”。由于泡利较少地看到他人观点中的优点，较多地注意他人观点中的缺点，因此他有个口头禅，每次发言他总要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似乎跟别人不相容，对此有人戏称为“泡利的第二不相容原理”。

1957年，吴健雄与她的合作者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对于这个实验，泡利当初坚决认为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他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无能的左撇子。后来听到实验已经做出后，泡利几乎休克。

8、爱因斯坦：是保守问题还是哲学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早期的爱因斯坦是科学家的革命者。他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是对牛顿古典力学的革命性颠覆；他对光电效应的研究给量子力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人们对晚年的爱因斯坦的评价则不尽相同。

对量子力学的代表人物提出的统计规律和统计因果关系(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玻尔的互补原理和玻恩的波函数的几率解释)，爱因斯坦不认为是完善的、独立的理论。他认为采取统计规律的必要性是暂时的现象，是一时被迫采取的措施。

在1927年和1930年两次索尔威大会上，爱因斯坦和玻尔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但爱因斯坦的论证既没有说服玻尔，也没有说服更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后来爱因斯坦部分地接受了对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但他不再坚持认为统计解释是错误的，但他认为统计解释是不完备的。1935年5月，爱因斯坦同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一起发表了题为《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一文，即著名的“EPR悖论”，再次对量子力学进行责难。也许，爱因斯坦的深刻批评和严格检验的精神，推动了量子理论的进一步探讨，他对哥本哈根学派实证主义倾向所进行的批评也不是无的放矢。但是，他把规律的统计性质排斥在基本理论之外是不正确的。由于他没有完全摆脱机械论的影响，对量子力学怀有明显的偏见，使他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当时量子理论发展的主流。

保守型科学家 篇2

1“器”进于“学”:洋务派的科学观

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军“器不良”、“技不熟”、“船炮之实实不相敌”的劣势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中暴露无遗，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开始注意到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们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出发，把类似火炮、战舰、练兵等“西洋诸国视为寻常”的绝技，都列为自己学习的对象。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科技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军事装备方面，但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放低姿态以审视来自西方的“奇技”，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被迫启动了对西方科技认知的最初历程，继起的洋务运动所体现的科技实践精神正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升华式发挥。

如所周知，洋务派中坚人物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直接由内战而引起”[1]。如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奕䜣曾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军事装备的先进是自强的先决条件，将治国之道与“制器”相联系，客观上反映了洋务派从制器上谋取自强的迫切心情。于是，“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3]成为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从1862年开始陆续创建了一批大型兵工厂，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得清朝的军事技术逐渐迈入近代化进程。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发展近代民用工业作为解决军事工业发展的原料短缺以及资金紧张等困难。正如李鸿章所指出的:“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发入财富动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3]。其后，开平矿务局、甘肃机器织呢厂、汉阳铁厂等相继创办，西方的科学终于随着“制器”的需要，从军事技术领域延伸到民用生活领域。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洋务派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注意到西方富强之背后乃在于“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4]。李鸿章直接指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5]。薛福成也主张:“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可以说，“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洋务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技”与“学”的认识转换。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具体科学———如算学、格致，才能在根本上追赶西方，因此，创办同文馆以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等等都被提上议程并得以逐步实施，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格致学得到了清朝部分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的初步认可，其功能也被逐步放大。当时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主张:“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7]虽然这反映了当时的学子对格致之学的功能已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体会到科学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表明这一观点已经取得了当时社会的共识。“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8];“中国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高出于万国之上”[9]等等认识仍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仍是左右部分统治者以及思想家的精神内核。另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未稍懈，“海防”、“塞防”之争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使得这场自救运动不得不采用十分急功近利的方式，而无暇顾及精神领域的自由怀疑精神，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无从谈起。

当然，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当时科学活动的失败，科学功能仍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中去，但学习西方的态度与内容都是为“中学”服务的，西学的功能无论有多强大，都是被框定在“用”的范围里。很显然，洋务派大多数是要想“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图自强”而已[10]。这种在中体西用观念主导下形成的尊经崇圣的思维定式，使得这场学习西方科技的运动只能是零星的、肤浅的、松散的，包括洋务派在文化事业上的改革，如“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11]这实际上是将科学技术与整体的文化结构剥离开来，自然也使得科学成为无本之源，严复甚至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称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2]。虽然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传播还缺乏“科学精神”，这固然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然，但也迫于当时严峻的救亡现实。洋务派虽然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及科学思维尚未注目，但却真正点燃了科学精神的火把，对此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也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甲午战争打破了洋务运动的正常进程，洋务派数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可怜成绩也被一笔抹杀，但学习“科学”的进程并未中断，它继续成为改良派变革政体的理论工具。

2 由“学”至“道”: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观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这一描述似乎应该是从他的老师康有为身上概括出来的。康有为17岁时(1874年)便接触并阅读了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不久他又努力研究天文，这些书籍深切地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人生观。1879年，康有为“薄游香港”，近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震撼使他“益知西人之治术有本”[13]。此后他“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14]。

由于康有为早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使他对中西利弊得失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也由此率先对中国缺乏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首先，他承认西方的强盛在于科技的发达:“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15]，且西方科学的进步“惟在物质一事”[16]。何为“物质”呢?实际上就是启动现代工业的科学技术:“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16]。康有为认为近代以来国家生机日尽、危机日深的原因主要“在不知讲物质之学”[16]，从魏源到洋务派都没有意识到“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借物质之学”[16]。在世界“政俗学艺，日新月异，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的大背景下，他深感讲求物质与否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其次，康有为积极阐发科学的功能，以此引发人们对科学功能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康有为对科学功能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他游历各地以及饱读西学书籍后就特别专注于牛顿力学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称赞科学技术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巨大杠杆[17]。另外，西方交通和通讯技术也飞速发展，他认为“最变易世界者有三事，则铁路、汽船、电线为力最大”[17]。康有为运用欧美新颖的电线文化、铁路文化、汽船文化等技术革命的成果，进一步论证了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创办了《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等报刊，并积极组建学会、翻译西方书籍，这些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西方制度及科学知识的介绍，较早地传播了西方科技文明。

还有，康有为提出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具体主张。首先，要通过科学来振兴实业。在《上清帝第一书》、《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垦民而富国本折》等奏章及文章中，他都反复申述了通过科学技术以发展实业的迫切愿望:“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的结论[15]。可见，兴“物理”是欲扭转中国之时局的根源所在。其次，发展教育培养科学人才。西方农工商矿等实业发达的基础“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18]后来，他考察各国并比较其教育内容、方式等之后，愈发明确了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养成终须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在后来的变法主张中，康有为主张将“改试策论”代替“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和“弓石刀武试”，“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7]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前提下，康有为还主张要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学习他们的技艺。他指出当今世界“人才至多，争欲自炫其长，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16]此外，还要多派留学生广泛学习西方诸国的哲学、海陆军、化电、光重、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等科;对国内“开专门学以育人才者，皆优与奖给”[18]。只有“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才能“立国之才，庶几有恃。”[17]

康有为是近代率先将“科学”一词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不仅如此，后人推崇科学的诸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能等都能从康有为那里找到些许端倪。他对科学价值的揭示以及对实证与理性精神的倡导，对于荡涤国人旧有的思维定势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同时也须指出的是，他对物质之学的任何礼赞都是在为政治作注脚，他的《物质救国论》中对儒教的强调并不逊于科学。而且，通读康有为对物质之学的相关阐述，其关注点始终倾向于技术等应用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这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也可以复制西方国家由“政艺之学”达至理想“治体”的道路，只是他间接获得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仍然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被运用，即便是在事关变法的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亦难寻“科学”的踪迹。虽然科学仍然未超出“用”的范畴，科学仍然是他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中介和手段，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却被不断发现和发掘。这正如杨国荣[19]对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科学活动的总结:“19世纪后期，维新思想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较之他们的前辈，维新思想家更多将目光由形而下的器和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与之相对，对科学的理解和阐发，也往往与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互融合。”

3“新瓶装旧酒”:学衡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泛化”虽是不可遏制的现象，但科学也无法解决当时社会政治混乱下道德失衡与物欲膨胀的现状，于是，消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学说自然受到了拥护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学衡派就是接受西方新人文主义学说以抗衡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学衡派”以1922年1月1日南京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但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对异己之学的排斥心态却难以短期内消除，对民主、科学浪潮席卷下国人伦理道德不断沦丧以及社会秩序失范充满担忧和愤慨。学衡派自然也是抱持这种心态的学术群体之一，如夙“以国粹为中心，尊奉孔教”的学衡主帅吴宓[20]对当时各种激进主张十分排斥，仍提倡尊崇孔子，坚持使用文言文，主张“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这一主张虽然有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受到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换言之，学衡诸君是新人文主义的服膺者，他们一般都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观念来抗衡日益居于主流的民主主义与科学理性思潮。

新人文主义是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功利主义相对盛行的背景下诞生的，以白璧德(Babbitt I)为首的学者观察到科学的发展形成了物质上的富足与宗教道德势力衰微的双重矛盾，如此以往将会导致是非善恶观念灭绝，个性张扬和感情泛滥之祸日甚，于是他主张要重视道德意志的力量，要崇尚传统，并主张内省自省的内涵。这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契合。这一契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更加紧密。一战及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照见了西洋政治社会生活的黑面，发现了世界是怎样残忍、残酷、无情的世界”[21]。这场战争使得欧洲人陷入了惶恐与绝望，出现了所谓“理性危机”。白璧德认为机械主义与人欲横流“导致了时代的登峰造极的愚蠢大战，在人们所目睹过的疯狂表演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成千上万的人动用着有科学效用的庞大机器彼此将生命送进地狱更疯狂的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始就遵循了错误法则的世界之中，这个尽管已经受到了很多警告，却允许自己再一次陷入可怕的自然主义的陷井。”[22]这种恐慌也使得本来对学习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同时使得知识界对以西学为核心的科学功能进行反思，促成对科学推动的物质繁荣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检讨，进而重温中国传统道德主义的文化精髓，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再次成为思想界的主要焦点，新人文主义的主张也由于倾向于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重建而受到欢迎。

但是，学衡派不同意一战后国人所谓的“科学破产论”，因为支持这一说法的人是“以科学全出实用，或以科学理想低下，实混工程机械与理想科学为一，俱未探源立说”[23]。这是将具体科学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未能看到“物质科学之不发达，无以解除人生物质方面之痛苦”[24]。另一方面，新人文主义指出科学也有局限性，因为“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24]尤其是在人事经验方面不必处处相信科学，而要以健全的人性作为精神上的皈依，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窠臼，站在充分理解并综贯东西古今文化精华的立场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

从学衡派的主旨可见，他们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过度倾向科学而忽视人文道德的重建，因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的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25]吴宓特意声明自己“非反对科学”，科学可以发展也可以运用，但“科学有其范围，不可举科学而抹杀一切经验，不可使人为物所宰制”[26]。因此，“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建议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27]。他所说的“一切经验”主要就是指道德和宗教，这一点显然也是受到了白璧德的影响。在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声浪下，梅光迪[28]就倡言，现在的中国，科学就是一切“是很危险的”，科学只能推动物质的发展以及解释自然的变化，而于人文的内容无助。这表明物质的发展和人们的物欲均无止境，若因此而无条件地接受科学主义，不但不能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会带来恶果。重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试图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中追寻一种现代意义的开拓”[29]，显然是学衡派致力的方向所在。吴宓还在《论世之标准》一文中还指出科学之弊只能依赖“道德”来弥补:“今日救世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他甚至概括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于“理想人格”，这也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元气”。学衡派对人伦道德的执着体认应与当时的民族危机相关，国内的政治混乱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的暴露，都使学衡诸君对国势阽危的忧心忡忡，提倡“道德救国论”或许也是当时在政治、经济全面式微的前提下一种无奈之举。

由于学衡派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等的抨击，使得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顽固保守的文化派别。实际上，学衡派一方面坚持对历史传统价值的内涵进行发扬，并有着接续文化发展道统的自我担当精神，但他们也毫不回避固有文化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们对科学理性又有着十分宽容的态度:“夫理性运用得其宜，固可谓吾人之良师益友，然理性乃极危险之物，常易超出其实际经验之范围。”[30]进而在此基础上，学衡派十分强调能适用于中国的西学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以其为中国向所缺乏，可截长补短者，或以其能救中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者。”[28]从中可以看出，学衡派有自觉的目标和主张，那就是在中国固有的历史习俗以及西方近代文明之间批判与选择，进而寻找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的二元对立格局，与当时激进的新文化派的主张形成了一组相互制约又相互交撑的张力，从中不但可以反观新文化运动的误区与盲视，也开启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主流之先河。

学衡派信奉人文主义，就是以为人文主义可以补救中国固有文化的缺陷，又能弥补科学主义盛行之下对道德的牺牲。在学衡派的价值世界中，道德精神是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们把分析、评判事理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实在道德方面，即便是对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人性自然论的义愤，他们表达的途径仍然是坚持道德谴责。儒家思想不仅是人文主义理论的核心，也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意义，因此他们要从中找出“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来重建民族自尊[20]，并使之成为治疗西方强调个性、追逐私利等恶俗流弊之良药。他们主张个我德性的完善，追求以理制欲的克制工夫，抛弃了维护道德精神的外在权威，同时也就拒斥对社会制度的重构。学衡诸君同时也就回避了一个现实:“不改变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限制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实际环境，不使人们在改造外在环境的实践中改变自己，一切道德说教将毫无实效”[31]。所以，他们鼓吹的尊崇圣贤遗训并融合西方新知而开辟的未来发展道路中，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民主的位置，有的只是中国先贤道德理想闪烁的耀眼光芒。也基于此，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最终还要由现代新儒家来完成。

4 返本与开新:新儒家的科学观

西学入侵以及封建体制自身衰相毕露等作用下，数千年来居于至尊地位的传统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人甚至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欺凌的罪因归咎于儒学，无论是当时苟延残喘的清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尊孔活动，都未能挽救儒学江河日下的命运。但是，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讨中，儒学复兴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现代新儒家一反时人将科学、民主作为拯救中国的价值工具和理念信仰，而是认为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都在于文化危机，即丢失了儒家传统，因此要解决这一危机，只有护持住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此即“返本”。但“返本”并非完全回归传统儒学，而是在西学肆虐的环境下主动融合西方文化之精华，完善和振兴东方文化并使其具有现代价值，此即“开新”。

新儒家虽然十分看重中国传统儒学，但也不否认近代科学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张君劢指出:“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为强盛之国”[32]。这是将国家、人民的存亡与科学联系起来。贺麟[33]甚至认为“经过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不惟可以减少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且反可以提高科学兴趣，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无非是要沟通古今中西，“给儒学以新的生命力”[31]。同时，由于维新变法后新知识阶层的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受到了极端的推崇并在一时间成为救国良方。对此，张君劢站出来否认科学万能论而直陈科学的局限性:“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在此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限界之说告就青年同学”[34]，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清醒之论。他明确声称“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34]这是因为新儒家时刻也不会放弃道德作为“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33]。

梁漱溟[35,36]也承认科学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他特意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点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而这也是中国所缺乏的。梁漱溟[36]还进一步断言中国的出路:“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又对西方科技形成的工业社会深为不满，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被机械化做工所俘虏，这种枯燥繁累的生活只是为了换来片刻欢愉。因此，西方社会人欲横流的现状是社会结构性问题，这种问题导致西方社会“丧尽生机”，只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才有转机;而且，这种转变的趋向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可见，他更多的是关注实践形态的科学，主张用拿来主义态度对待“全盘承受”科学，最终回归到传统文化。另外，梁漱溟[37]也指出科学在人生领域方面的局限:“西方科学家一味以向外察物为事，不曾识得生命。生命———生生不息的活生命———唯在反躬体认以得之。”这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派高喊科学口号的肤浅，而是认识到科学精神是植根于某一传统中的有机文化体中的元素，具体的方法就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再“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6]。

熊十力[38]是新儒家中将儒学的功能从社会领域转向人生的代表人物，他对科学的功能分析道:“科学在其领域内之成就，直夺天工，吾无间然。然人类如只要科学，而废返己之学，则其流弊将不可言。返己之学废，即将使万物发展到最高级之人类内部生活，本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者，今乃茫然不自识，其中藏只是纲罟式的知识遗影堆集一团，而抛却自家本有虚灵之主”。科学处于经验世界，是一种求真的行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乃是科学成立的基础;反之，哲学处于超越层面，是一种“真善双彰”的活动，关注天地人心之本。可见，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就是从整体来衡量(科学)知识与生命，以“返己之学”立本，最终融合中西文化。

如所周知，现代新儒家并非是传统的守旧派，他们大多经历过新学的洗礼，对儒学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在接受西方科学民主(开新)的基础上力图重建和复兴儒学，以凸显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真精神(返本)，从而使得儒学具有现代社会的生活意义，在现在和将来的文化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对科学功能的评判，也被纳入到民族本位的立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并不相斥，反而开出科学、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必然要求之事”[39]。科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无论有多大，都只是彰显儒学“真精神”的注脚。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中西文化可以融合的态度，既驳斥了科学万能论，也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由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才是现代新儒家心仪的理想路径，但是，在面对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现代新儒家还在凸显宋明理学中的个人涵养和心性修养，宣扬道德理想主义，妄想从温情的传统道德伦理教化中开出救时良方。换言之，就是想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今日所需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作为其核心部分的人道观念经过改造，还足以成为维系现代社会人文价值系统的中枢。”[40]文化固然可以吐故纳新，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也可以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但这并不代表科学理性及儒家人文精神各自独立的价值世界是可以混淆的，过于强调传统儒学的“开新”功能，实际上也就褫夺了科学自身产生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价值体系，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对科学内涵、功能、地位及价值完整而客观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5 结语

近代科学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它要在中国扎根和成长，就必须要经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洗礼，这样，它的意义和价值才会更好、更多地释放出来。显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并非因为它是一份民族遗产，而看中它对现实生活的调适、整合以及道德修养与人际关系的提升与维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知识、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因此，其“保守”主要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守成，强调一种适当的文化道德人格对于治学处世的意义，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批判、选择、汇通、融合，寻求道德理想实现的道路。”[41]而这种文化建设思路显然是与近代中国的国情悬隔太远，继而他们对科学的审视、反思以及批判最终都随着自身理论实践的破产而烟消云散，客观上既证实了近代中国文化普适主义的困境，也证明了唯科学主义在人文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局限。从这一点上来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科学的交锋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保守型”富豪DE“情人账单” 篇3

1每年和你的情人出国度假一次，另一次共度则以将老婆送出国度假为代价，平均一次按为期1周100000元计(机票、酒店、用餐、国外交通等生活成本50000元，情人购物50000元)，共200000元人民币(老婆虽然是一个人，但既然把人家打发走，当然也要加倍慷慨)。

2为了配合情人的品位，不得不提升自己的时尚程度。华丽时髦的领带、意大利手工定制西装、大师剪出来的流行发型、昂贵的香水等等。这部分费用弹性极大，有时候一套好西装就要付出6位数的花费，保守起见，以200000元计。

3丈夫若无端送礼，必是外面有了小老婆——这是太太们深深明白的道理。但即便如此，丈夫们昂贵的“自责礼物”也是非送不可的。以1年3次为例，每次的礼物金额约等于生日礼物价格，暂以20000元为基准，共计60000元。

4意外支出。在巴黎的高级餐厅里，情人忽然来了兴致，想开一瓶1929年的干邑；艺术品拍卖会上，明明说好只看不买，她却在最关键的时刻举牌，—锤定音之后惴惴不安地看着你，说“自己也不明白刚才是怎么了”；你们在拉斯维加斯共度假期，难道不想拿个十几万出来爽一把么?这部分的消费总在计划之外，额度却大得惊人，一年200000是保守数字。

5最后一项费用，则是情人的交通费。难道你指望你的情人乘出租车来跟你约会么?就算这样，恐怕那位小情儿也不乐意吧。快快把“二奶车”停在她的门口吧，一辆宝马是必需的，价位请限定在1000000元以内。

2生活费用

1约会消费。按每周约会一次计算，用餐消费500元／次(人均2s0元／人，别嫌贵。这样的地方人少，相对安全，以上价格不包括昂贵酒水)，开房2000元(你总不能让情人在如家或者速8酒店里跟你云雨吧?麻烦以三星级酒店标准间为最低基准)。全年52个星期，需130000元。

2若在外租房，则月房租为8000元(必须是高端的酒店型公寓)，需添置少量生活用品和固定资产10000元／月(情人必须吃进口食品，另外会做饭洗衣的小保姆总要有吧)，全年总计216000元(为谨慎起见，租约上最好用她的名字)。

3如果直接购入房产的话，以目前北京四环内地区1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为例。需要支付约5000000元左右(户主写谁?那要看你的情儿值不值得这套房，以及你对她情感稳定性的评估了)。

3礼品费用

1情人节、圣诞节、七夕节——这三大节是跑不了的，礼物均以兰蔻护肤套装为基准，按5000元计算，需15000元。

2相识(定情)纪念日、情人生日则以Lv基本款包包为基准，按20000元计算，需40000元。台计为55000元。

践行科学发展 打造五型编制 篇4

构建“五型”编制

编制的管理，涉及到党的事业发展。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发展壮大靠人、推动工作靠人，人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就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来说，其人员的进入，就要靠合理的编制管理，带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特别是县市一级，在党和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同时，又具有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工作落实的艰巨性，编制设置和岗位需求具有一定的矛盾。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努力加强县市一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建设，充分发挥机构编制管理的作用，构建“法制型、科学型、规范型、阳光型、和谐型”编制，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制型编制是机构编制建设的根本要求，科学型是编制工作努力的方向，规范型是编制管理自身要求，阳光型是保证编制业务健康发展的需要，和诣型则是编制工作的社会责任，五个方面涵盖了编制管理的各个方面。

构建法制型编制。牢固树立依法治编意识。发挥依法治编的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公务员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 定》，以及本地的机构改革、编制管理的政策措施、方案，让依法治编的理念深入人心。坚持机构编制部门的管理主体地位。健全机构编制管理机构，完善机构编制管理职能，充实配备专门力量。凡涉及职能调整，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增减的事项，按规定程序，由机构编制部门“一家受理、一家承办、一家行文”。建立完善监督考核机制。落实好机构编制责任审计，对编制管理方面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各级党委、政府要协调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把机构编制管理纳入到各部门和下级党委、政府的年度工作考核范围、问责范围，对机构编制资源使用的效果进行问责、考核。

构建科学型编制。制定科学的机构编制规划。坚持规划先行，通盘考虑，长远谋划，把机构编制工作的规划与政府任期的时限放在一个层面考虑，适时制定出适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规划，让各相关部门有章可循，保证机构编制工作的连续性、一致性。建立机构编制运行评估体系。组织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围绕机构编制“三定”方案执行情况，就职能配置、机构配置、人员编制等方面设定评估指标，对单位履职履职及工作绩效进行评估。通过定期评估，为调整机构编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促进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化。构建机构编制工作的长效机制。落实好编制管理实名制，努力实现具体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有人员与批准的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坚持空编增人报批制，空编的机关、事业单位进人，必须 先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申报。坚持定期审核制，结合机构编制年度统计工作，由机构编制部门对本地区各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进行检查验收。推行责任追究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谁批准，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机构编制违纪违规行为的追究和处理。

构建规范型编制。规范机构编制部门内部管理。大力开展学习型、服务型机关建设，加强编制法规政策教育，增强业务处理能力，推动机构编制机关树正气、立规矩、塑形象。全面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不断提升机构编制部门科学化管理水平。坚持机构编制事项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增强依法行政意识，规范行政行为。规范机构编制管理运行程序。科学设置编办内部机构，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既相互分开又相互制约的原则，优先设置研究决策咨询机构，为编委、编办各项业务工作的决策提供支持；按照 “四条主线”设置政府、党群、事业、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等机构编制决策执行机构；设置监督检查机构，主抓落实，使编委、编办各项决策得到有效执行，同时设置呈横向的政务业务综合机构。规范编制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首先抓好“三定”方案的贯彻执行，保证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在配置的职能内开展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其次是规范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事业编制的使用范围，防止与行政编制混用。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空出的编制，要适时予以核销。严格控制领导职数，防止违规提高干部职级待遇、变相增加领导 职数。乡镇行政、事业编制要按照“十一五”期间只减不增的要求，坚持落实到位。

构建阳光型编制。推行机构编制工作电子政务。建立机构编制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开通机构、编制、职能调整、申报、批复业务，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机构编制业务，全程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办理，把机构编制从申办到批复完结的整个流程，置于群众和上级的全程监控之下，推动机构编制管理由封闭、落后向公开、透明、高效的转变。完善机构编制数据信息化建设。依托湖北省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络平台，及时公开和更新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职能、人员信息。建立完善组织、编制和财政部门联系制度，推进机构编制、人员工资、财政预算等微机联网，实行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同步监测、动态管理。畅通机构编制工作投诉受理渠道。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等方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机构编制工作的意见。探索建立机构设置和编制核定听证制度，争取社会各界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支持。健全投诉受理制度，设立网络投诉平台，开通举报电话，设置举报箱，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群众对机构编制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防止和杜绝“暗箱”操作等违法违纪行为。

保守型科学家 篇5

基于合作的任务型教学模式指的是以真实的任务来引导和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下，通过分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在教师的引导下，运用已有的知识，学习小组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小学科学教学，特别是实验教学，很容易将实验操作的训练教学为一种机械学习。而在基于合作的任务型课堂教学中，由于有任务情境作为依托，伙伴合作作为形式。教学能吸引学生兴趣，将新的技能的学习与学生已有的技能生活相联系。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是出于自发的，有明确目标的对新技能进行重复操练。使科学学习非常自然的避免进入机械学习的过程，而成为一种意义学习。下面，我们结合科学课的教学特征，遵循课改中对于科学课的课程要求，分析归纳得出以下几个在设计基于合作的小学科学任务型课堂教学中应注意的一些原则。

一、以任务为核心的原则

在基于合作的任务型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顺利实施和开展的关键所在是任务的设计，此外任务也是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学习的主要载体。因此，设计切合学习内容、符合学生特点的任务是成功实施这一新的教学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任务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任务”设计要注重真实性。教师在设计任务时，必须是学生熟悉的，且与生活联系紧密，具有实际意义的任务，而不是虚构的，生搬硬套的，牵强附会的。任务要尽可能接近或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以这样的任务作为课堂教学的开展教学，学生的学习兴趣能被迅速的激发出来，在此动力之下，能自觉自愿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在真实的任务中进行学习，更能培养和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溶解的多少与快慢》一课中，有一个探究加快溶解因素的任务。我设计了一个源于生活的情境:班中有位同学发生了低血糖引发的症状，需要用糖水来缓解。但老师发现，只有冰糖可用，冰糖溶解速度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怎么样才能加快冰糖的溶解速度呢?置于这样一个情景中，孩子天生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争相把自己的想到的方法说出来。在学习动机强化之后教师即可运用指导策略，帮助学生整理分析各种猜想，归纳出三种方法。通过真实的教学情景，能有效的避免课堂中无效问题和无效回答的出现。提出任务，要求学生设计实验验证猜测，以及为了确保实验的科学性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顺利突破本课的重难点。其次，“任务”设计要关注可操作性。这里所说的可操作性是指所设计的学习任务是具体的，实际的，是学生按要求通过努力能够完成的。在设计时要注意留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学生在思考和探索中不断的自我提升。完成任务的过程绝不是走过场，学生要有所得有所发展，除了知识的增加外，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力包括:自主合作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计划执行能力。

二、合作学习与任务型教学共建的原则

科学课是一个具有知识性、专业性、操作性和创造性的课程，当学生在解决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因学生的认知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不同而有所异。此时，合作学习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合作学习是二期课改新课程所倡导的学习方法之一，创设合作化学习情境，通过有效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从而达到共识、共学、共进。在科学教学中，教师在设计任务时，要分别设计出适合学生合作学习的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地去发现问题、提出策略，自主形成合作交流，以此完成学习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既有师生的互动，又有生生的互动，这种互动既是知识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通过互动交流，加深情感联系，享受一种由互动、合作、交流所带来的学习乐趣。

三、单元整体设计的原则

单元整体设计就是设计者从一个单元的角度出发，根据单元中不同的知识点的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教学策略，通过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课时)的学习让学习者完成对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单元的学习。

在教学内容上，单元整体设计主要是对一个单元的知识结构相对完整和综合的学习内容进行设计；在课时安排量上单元整体设计一般需要多课时完成；在教学形式上单元整体设计则根据单元或是章节中不同知识点的需要，一般会包括多种教学形式。配合整体设计，所设计的任务不能太琐碎，要顾及单元学习目标的整体性。通过完成一系列的真实任务，使学习者达到隐含在整体教学目标中的分目标。

四、师生共同反思原则

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互动过程，因此教学反思也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教师针对教学过程进行的教学反思；另一方面学生针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反思。而事实上，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教师的教学反思，而直接忽视了学生自我反思的现象。根据自身教学实践表明，师生共同反思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相长。在基于合作的小学科学任务型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自身要对教学设计进行修订整理，得到更加完善的方案；学生也应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即任务方案进行反思修正，以期在下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更加高效。

煤炭资源应该保守开采 篇6

XXX 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煤炭消费国，在煤炭开采方式上要采取保守的方法，结合煤炭资源分布、煤炭有效利用和煤炭开采区的生态问题，提出了如何将这种世界上最丰富的化石燃料高效的开采和利用，还有保守开采的优势。针对我国某些省份和地区已经过度开采煤炭所造成的水土、塌陷、地质、污染和当地居民健康等问题，罗列出了保守开采煤炭资源的看法和建议，尤其是对我国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关键词:煤炭开采 污染 资源保护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作为主体能源，资源总量达60000亿t以上，其中保有储量近9000亿t。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煤炭资源储量为世界第二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煤炭资源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占76.7%，在消费结构中占69.4%。而石油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占20.4%，天然气为3%，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为7.2%。我国的煤炭生产量逐年增加，2006年全国生产煤炭23.7亿t，同比增长8.0%；2007年煤炭产量达25.36亿t，同比增加1.63亿t，增长6.9%。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煤炭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 但是，不可否认，煤炭在开发、利用、运输等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引起国人和周边国家的关注。为此，了解我国之前煤炭开采的力度和方式所引起的问题，寻求有效的对策，减轻煤炭过度开采带来的弊端，加强环境保护，势在必行。1.我国煤炭过度开采存在的问题 1.1 土地和房屋设施被毁

土地塌陷，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危害，陆地生态环境退变为水生生态环境，大片良田荒废，大数农民失地待业，塌陷造成的非积水塌陷地地域内地形起伏较大，地面凸凹不平，耕作极其不便，造成严重的作物减产[3]。塌陷沼泽地，常年积水塌陷地地域内，农作物绝产，只有少量水产养，开发复垦难度大。房屋受损，给农民生活带来危害，设施被毁，给当地农民生存带来危害，由于土地不断塌陷致使排灌设施、道路、管道、通讯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给农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影响，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再加上土地产出率下降，由于土地的塌陷，田间水利设施涝能排、旱能灌的功能逐渐消失怠尽，遇多雨年份塌陷区一片汪洋，农作物基本绝产，致使当地农民到矿山企业闹事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矿山企业的发展和当地的社会安定[6]。1.2 对地下水资源的破坏

煤炭开采会造成地面变形，如地面出现裂缝、沉陷、坍塌等现象，这必将导致蓄水结构的改变。煤炭开采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部分泉水断流。同时，受矿区排水影响，地下水严重受到污染，水质恶化[4]。煤矿区大量排水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破坏了地下水的系统平衡，很多化学物质流入水中，增加了水的硬度和矿化度。另外，地下水水位下降还改变了地下水的径流条件，使很多化学物质发生氧化，消耗地下水中的氧元素，大大的降低了地下水的水质。1.3 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我国煤矿的大气污染以烟煤型为主，污染严重程度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50～60年代污染最严重的水平。矿区烟煤型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各种燃煤锅炉和工业窖炉，千家万户民用炉灶燃煤，矸石山自燃排放的污染物；矸石山自燃发火，排放大量烟尘、SO2、CO、H2S 等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损坏人体健康，煤矸石在运输、装卸、堆放过程中，当风速达4.8m/s时[3]，矸石粉尘便会悬浮于大气中，污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历年堆积的煤矸石约3Gt，年平均排放量约0.15Gt。星罗棋布的矸石长期露天堆放，会发生氧化、风化和自燃，产生大量的扬尘和H2S、SO2、CO、CO2、烟气等有毒有害气体，再加上锅炉排放的粉尘灰等，导致矿区空气环境质量较差，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身心健康。夹藏在煤岩层中的甲烷在采煤过程中释放出来。为了矿井安全生产，通常采用加大通道和井下瓦斯抽放等方法，将甲烷抽出矿井排入大气中，我国煤炭工业甲烷的排放量在10亿m³以上，约占世界因采煤而放出甲烷总量的1/3～1/4左右，其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效应不仅危害地区环境，也对全球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6]。1.4 煤炭利用率低

从地区分布看，储量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内蒙古、陕西、云南、贵州、河南和安徽，七省储量占全国储量的81.8%，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5]，煤炭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在一些富煤区的大矿井田范围内，小矿越界开采，破坏和浪费资源的情况屡禁不止，抢夺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极厚煤层地区，企业为了提高产量，以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效益。一些企业采用一次采全高的方法，只采中间一层，顶底煤被废弃，采一丢四；另外一些小型煤炭企业采煤方法落后，对煤炭的回采率有的不到30%。一些矿区的违规建筑物存在大量压煤现象，建筑物压煤程度有的达到了矿区剩余可采储量的80%。目前，我国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相对较低，尤其对煤炭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水平低下。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共伴生矿物利用率现状无从考证，综合利用技术尚未完全过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些共伴生矿物还无法进行大规模具有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3]综合利用产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较低。我国煤炭的开采方法，特别是壁式采煤法的应用与发展以及高产高效综采放顶煤技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相对落后，特别是小型煤矿，大部分采用巷道式、房柱式等落后的采煤法。

2.我国煤炭开采技术现状

虽然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采煤技术相对普遍较低。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2％，除部分国有大矿之外，大多数煤矿生产技术水平低，装备差，效率低，特别是乡镇煤矿，基本上是非机械化开采。根据调查[9]，在某地100多个生产矿井中，有60％以上的矿井采用仓储式和巷道式采煤方法，再加上工作面和设备比较落后，工人所处的工作环境比较差，以上因素导致采煤效率较低[5]。3.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3.1 制约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

多年来我国煤炭供需矛盾尖锐，每年工业生产缺煤数千万吨，缺电数百亿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制约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有：受我国资源分布和聚煤规律的控制，煤炭资源北富南贫、西多东少的分布不平衡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煤炭产量西多东少、北多南少，而煤炭的消费则是东耗西供、北煤南运的局面。我国西部富煤地区水资源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匮乏，水资源与煤炭资源呈逆向性分布的特点，将会严重制约西部能源基地的建设及煤炭的开发生产[7]。煤炭在开采利用过程中对矿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如燃煤烟尘、煤矸石、粉煤灰对大气的污染、采煤引起的地表塌陷对地表及农田的破坏，矿坑疏排地下水对矿区水文环境的影响等)，如得不到充分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恢复和治理，煤炭工业的前景将不容乐观。3.2 煤炭使用价值低

在国内煤炭消费构成中，80%以上用于直接燃烧、其中生产建设用煤占78%，生活民用占22%。我国原煤经筛选的只占总量的21%，经洗选的占18%，而发达国家洗煤比重占原煤产量的80%以上

[10]，我国煤炭的转化率仅占煤炭总消费量的36%，其中供热和发电占24.7%，焦化占9%，气化占0.3%，煤炭的液化加工尚待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用型煤已达55%左右，但乡村及工业用型煤比率却很低。目前我国水煤浆技术已获得突破性进展并已转向实际应用，预计到2000年设计转化能力可达4000万t。4.结论

根据我国煤炭资源的开采和使用现状，煤炭探明储量仅占资源总量的 15.2%，煤矿建设和矿井接替后备精查储量严重不足的状况，必须根据我国煤炭资源分布特点和国家经济发展长远规划，进一步调整煤田勘查战略部署和勘探技术力量，综合运用先进的勘查技术手段和方法，改善技术装备，加快开展以增加后备精查储量为重点的煤田勘探工作，以适应社会经济和煤炭生产的持续协调发展。尽快实行煤炭资源有偿开采和使用制度，促进矿山企业珍惜资源，提高回采率，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同时鼓励用煤单位节约资源[8]。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帮助矿山企业克服短期效益行为，努力依靠科技进步，改进技术、设备和工艺，并通过转化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采煤工效、资源回收率和企业经济效益[11]。在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矿区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矿区环境的保护三者之间的同步协调进行和发展，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综合效益，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参考文献：

保守型科学家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7年1月-2011年8月我院全科收治的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精神病患者50例作为本次观察对象, 其中男性31例, 女性19例, 年龄20岁-70岁, 平均年龄43.5±10.8岁, 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CMD-3) 确诊为精神病患者, 同时通过X线或CT检查确诊为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 排除了病理性骨折。参照Garden临床分型标准:I型:为不完全骨折, 股骨颈内侧和股骨颈的骨小梁保持完整;II型:为完全性骨折, 骨折端没有移位;III型:完全性骨折, 断端有轻度移位, X线上显示骨小梁和髋臼的骨小梁已经失去兑现关系;IV型:完全性骨折移位。本组50例患者临床分型:I型10例, II型40例, 均为新鲜闭合性骨折。受伤原因:高能量损伤者20例, 意外摔伤者30例。所有患者均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依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手术治疗组20例和保守治疗组30例, 两组患者性别构成比例、年龄分布状态、Garden临床分型、精神病症状、受伤原因等一般资料经过统计学软件比较, 均无明显差异, P>0.05, 提示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比性。

1.2 方法

手术组:在大粗隆前外侧切口, 头下型和经颈型骨折, 切开股骨颈前关节囊进行探查, 通过C型X线机骨折达到解剖复位, 通过多颗克氏针固定者13例, 加压螺钉固定者7例, 术后均放置负压引流, 常规应用抗生素。术后4周进行牵引, 12周后主动、被动的关节功能锻炼, 逐渐有弃拐、负重训练。保守组:对患者患肢胫骨结节做骨牵引, 穿“丁”字鞋, 做好卧床休息, 连续牵引8周后去除牵引, 进行非负重活动, 3个月后逐渐开始负重。注意每周对骨折部位进行复查, 一旦发现骨折移位迅速进行手术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髋关节功能评价标准 通过对患者治疗后疼痛、髋关节功能 (如日常活动、步态、穿袜、系鞋带等简单动作) 、坐 (坐姿有无畸形) 、活动范围 (屈曲、外展、伸直位外旋、伸直位任何度数内旋、内收) 上述方面情况进行评价, 以满分100分进行评价,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髋关节功能评分情况, 根据评分对患者功能进行评价, 优:90分-100分, 良:80分-89分, 可:70分-79分, 差:<70分。

1.3.3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股骨头缺血坏死、股骨颈缩短、骨折不愈合等并发症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3.0建立数据库,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比较, 均无明显差异, P>0.05, 提示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髋关节功能评价情况的比较 (如表1) 两组治疗后髋关节功能评价优良率无明显差异,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股骨头缺血坏死、股骨颈缩短、骨折不愈合的比较 (如表2) 保守治疗组和手术组治疗后股骨头缺血坏死、股骨颈缩短、骨折不愈合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P>0.05。

3 讨论

精神病患者年龄偏大, 机体反应较为迟钝, 骨骼的脆性有所增加, 骨骼韧性降低, 由于患者压力增高, 其以慢性精神衰退、思维贫乏、情感淡漠、妄想、幻觉、行为障碍等精神障碍, 使得患者骨强度下降, 髋周机群退变, 对于抵消髋部有害应力能力较差, 给患者术后功能恢复和降低并发症发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3,4]。股骨颈骨折是骨科常见病, 其对于股骨头周围血运造成严重破坏, 受伤后不愈合, 引起股骨头缺血坏死发生率明显增高[5,6]。股骨头血运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圆韧带动脉系统; (2) 骨内动脉系统; (3) 字关节囊外动脉颈升动脉系统[7,8]。一旦发生骨折, 骨内动脉系统发生损伤, 股骨头血运主要依靠颈升动脉供应, 如果血运不正常会引起骨折不愈合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等[9,10]。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对位关系较为正常, 但是其稳定性较差, 骨折端汇嵌入松质骨中, 内在稳定性较为可靠。保守治疗可以避免手术风险性, 其缺点是骨折会发生再移位。本组患者通过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两组治疗后髋关节功能评价优良率无明显差异, 提示保守治疗后髋关节功能恢复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同时也应注意到, 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断端血运情况受到影响, 如果进一步移位可能出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同时如果固定不稳定还可能出现股骨颈缩短。本组观察发现, 保守治疗组和手术组治疗后股骨头缺血坏死、股骨颈缩短、骨折不愈合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综上所述, 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精神病患者通过保守治疗, 其创伤性小, 临床疗效与手术治疗无明显差异, 并发症少,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手术与保守治疗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精神病患者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 分析我院收治的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精神病患者临床资料, 依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手术治疗组20例和保守治疗组30例。结果 两组治疗后髋关节功能评价优良率无明显差异, 保守治疗组和手术组治疗后股骨头缺血坏死、股骨颈缩短、骨折不愈合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P>0.05。结论 手术与保守治疗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精神病患者临床疗效明显,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手术,保守,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精神病

参考文献

[1]王树相, 邱菊.老年新鲜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治疗的临床研究[J].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 (29)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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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旭明, 张杏, 李丽.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非手术治疗84例分析[J].河北医药, 2007, 29 (11) :1210.

[5]华祖广, 庞清江, 郑兴国.股骨颈骨折后髋关节囊压力改变的临床研究[J].现代实用医学, 2008, 20 (1)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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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荣国威.应注意老年人新鲜股骨颈骨折治疗的选择[J].中华医学杂志, 2005, 85 (46) :3241-3242.

保守型科学家 篇8

配置型基金较之股票型基金的主要差别在于，股票仓位的弹性通常比较灵活，可以在预期市场下跌的情况下把股票仓位降低到契约规定的下限，也可以在预期市场较好的时候，把股票仓位提高到和股票型基金差不多的水平。这个品种是介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之间的过渡品种，比较强调基金经理对股票、债券的配置比例，大类资产配置也是决定其收益率水平和风险的最重要因素。

按照股票仓位的高低，可以分为积极配置型基金、标准混合型基金以及保守配置型基金（按照晨星的分类），积极配置型股票仓位通常可以在60％到90%之间变动，标准配置一般是40％到80％，保守配置的股票仓位一般在0％到50％范围内。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一是股票型基金和积极配置型基金的表现似乎没有太多本质区别，基金经理对仓位进行调整的附加值几乎为0；二是保守配置型基金的长期表现不见得比股票型或者配置型基金差，尤其是过去5年股市上下起伏剧烈的周期内，几只表现最好的保守配置型基金，年化收益率都超过了10％，甚至超过了很多积极配置型基金。

另外说明一下，由于华夏大盘长期不开放申购，我们没有将其纳入Money50。

积极配置型

华夏策略

王亚伟管理的另一只基金，业绩和华夏大盘不相上下，虽然也是常年不打开，但也许比华夏大盘未来打开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还是放入了榜单。这只基金的组合和华夏大盘也是类似，什么都不用说，王亚伟就是一块招牌。

嘉实主题

百亿规模的大基金，策略算是灵活。2011年三季度末股票仓位已经降到60％左右，发挥了配置型基金调节仓位的优势。有意思的是，三季度末，这只基金前两大重仓股国电南瑞和康美药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9.89%和8.75％，占比极高，而且从2010年就持有至今。

大摩资源优选

连续第四年留在榜单上的一只基金。当然和很多所谓主题基金一样，名称里“资源”的概念极为广博。过去3年和过去5年，业绩均表现出很好的持续性，几乎每年都能排在同类基金前列，显示出极高的稳定性。

东方精选

小基金公司旗下的一只旗舰基金，默默发光了很多年。过去5年的年化收益率达到16.09％，过去3年的年化收益率为18.72％，2011年跌幅为13.13％，从历史数据看每年都表现不错，也排在同类基金前列。

嘉实服务增值

这只基金的一个特点是换手率非常高，几乎每个季度前十大重仓股都有大幅变动，对于规模70亿元左右的基金来说，这种做法颇有一点意思。不过从表现看，这只基金的业绩倒是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即使在2010年的环境下，也获得了20％以上的收益，不过2011年跌幅达到19.73％，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新华优选分红

新上榜的一只基金。2009年以99.73％的收益率成为一匹黑马，此后在2010年有所沉寂，2011年跌幅15.7%，表现还算不错。作为一家本土较小规模的公司，未来是不是能够延续这种稳定性，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富国天惠成长

富国的老将朱少醒管理的基金，也很有富国特色，持有了一大堆消费类股票，比如大商股份、贵州茅台等等，有富国一贯的风格。除了2011年跌幅略高，这只基金过去3年和过去5年的年化收益率都还不错。

国泰金龙行业

规模4.45亿元的一只小基金。2011年三季度前十大持仓股显得很有特点，既有如 中信证券 、 招商银行 、中国联通这样的大盘股，也有如华谊兄弟、梦洁家纺这样的创业板股票，高度分散，又高度个性化。过去5年年化收益率达到14.24％，在有可比数据的基金中排名第9，还是颇有实力的。

长盛动态精选

此次新上榜。这只基金过去3年表现不错，2009年一度获得81.46％的收益，过去3年年化收益14.83％。不太受到关注的一只基金，但的确可以关注一下。

兴业全球趋势

2010、2011年表现不算很好，2011年还曾背运得因为双汇发展而一度栽倒，但一切很快又过去了。指望一只基金永远顺风顺水是奢望，但好的基金通常渡过危机的能力比较强，并且可以把损失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兴业趋势2011年跌幅17.6％，还是好于多数基金，值得称道。

标准配置型

诺安灵活配置

比想象中业绩好的一只基金，如果不是翻看统计数据，你大概不会发现它过去3年的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一。其3年年化收益率18.37%。基金如其名，灵活。

中银中国混合

多次上榜，定位于中国主题基金，显然也是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实际上是大多数股票都能投资的。过去3年和过去5年业绩排名分别为同类第5和第1。基金经理对大类资产配置把握不错，股票仓位进退有度，充分发挥了配置型基金的特点。

富国天成红利

首次上榜的富国系基金。基金经理策略非常之灵活，持仓高度分散，2011年三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占比仅19％左右。过去3年年化收益率为16.31％，在同类中排名第三。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

基金如其名，稳健并且四平八稳。2011年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2，过去3年年化收益率达到15.68％，在同类中排名第6。组合中没有偏门股票，基金经理善于通过组合获取超额收益。

华安宝利配置

平时不显得突出，但中长期业绩很出色，过去3年年化收益率为13.26％，过去5年年化收益率14.25％，一直排名在前列。业绩波动很小，即使在2008年的大幅下跌中，全年跌幅也只是38％。

银河稳健

不那么知名，不过倒是表现如其名，有稳健的风范。基金经理钱睿南善于把握灵活策略，持股讲求均衡，风险控制也很到位。

保守配置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低风险类别基金中的常胜将军，你可以认为是一只股票仓位很低的混合型基金，也可以认为是一只可以投资二级市场的债券型基金。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灵活地安排股票仓位，是这只基金的特点，也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源泉。2011年三季报前十大持仓股，成长型股票占据多数，也可窥见基金经理安稳中有激情的一面。

兴业可转债

历史悠久的可转债基金，过去5年来表现可圈可点。尽管归属为低风险产品，但在可转债表现好的年份，业绩却可与股票型基金相媲美，显示了可转债进可攻、退可守的特点。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

股票仓位很有弹性，2011年几乎把仓位降到极低水平，不到20％，因而跌幅仅有3.47％。过去5年，这只基金的年化收益率高达17.47％，充分显示了一只保守的低风险配置型基金的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