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精选12篇）

保守主义 篇1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有两个概念,一个是Neoconservatism,另一个是New conservatism,这里要讲的新保守主义是指Neoconservatism。这个概念的新保守主义具有了一个特定的含义,它被理解为美国以单边方式、通过武力实现全球霸权的强硬外交政策。美国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而言的,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支新军。对于新保守主义的起源,张立平指出,新保守主义本是源于“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的一群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的思想运动”[1]。多数论著认为新保守主义核心成员大部分人原属于自由派,由于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在社会犯罪、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性解放、反文化等社会、政治领域泛滥,乃至超出古典自由主义的规范,自由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与自由派决裂,背弃自由主义信仰,转而加入保守派阵营。有一句关于新保守主义非常著名的话,是欧文的,他说“新保守主义者本身是自由主义者,但却是被现实所强迫的自由主义者。”由于他们的独特发展背景以及他们与传统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故在保守阵营中也自成一派,被称为“新保守派”,其思想主张被称为“新保守主义”[2]。

2001年布什的上台,一些保守派出任内阁要职,如鹰派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担当副国防部长;切尼担任副总统;强硬派赖斯女士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担当国务卿,特别是“9·11”事件的爆发,使他们获得了影响美国外交的绝佳机会。他们在美国政府内外大张旗鼓地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并按照自己的理念绘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蓝图,形成了新保守派的核心的外交理论,正是这些理论影响着布什的外交战略。

●极度崇尚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作用,实行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

沃尔福威茨早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在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的领导下,在主持起草的《防务计划指南》报告中就首次提及了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战略理念并强调绝对军事优势。新保守派思想库“新美国世纪计划”在2000年9月推出的《重建美国的国防》报告中继承和发扬了《防务计划指南》的要旨和原则,强调美国必须保持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进一步重申了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理念。“9·11”事件加速了布什政府采纳新保守派外交理念的进程。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比较清晰地阐述了美国决策层一直酝酿的先发制人战略。他说,反恐怖战争的胜利“不能靠防卫赢得。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面对恐怖主义势力和“无赖国家”的威胁,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上,美国在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后采取了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意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而伊拉克由于其特殊的战略意义成为了美国实行其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的第一个试验场。

●主张建立“全球性仁慈霸权”,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实质是在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统治,使美国获得绝对安全和永久繁荣。

虽然“9·11”事件之后,“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依赖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具有的绝对实力和影响力,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与需要来支配其他国际行为体和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以防止其他国家的挑战和侵犯,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布什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确定了追求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The Bush Doc-trine),将确保美国单极霸权作为核心战略确定下来。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9·11”后美国形成的新的大战略是“坚定地维护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根本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不允许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大国联盟谋求霸权。”[3]可以说,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与这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是分不开的。新保守主义也就是霸权主义。

●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

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就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传播孕育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价值观”,要“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新保守派在中东政策上第一步是推翻萨达姆政权,改造伊拉克,而第二步就是以改造伊拉克为契机,推行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大中东民主计划”是美国在武力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为进一步推动中东国家民主化而推出的“雄心勃勃的民主努力”,旨在加速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并以此来消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2003年2月26日,布什在美国企业协会发表演讲时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解放了的伊拉克能够彰显自由的力量,促使整个重要地区发生转变,为千百万生命带来希望和进步。”明确提出“民主改造中东”的思想,并将推翻萨达姆政权进而建立“民主榜样”作为重要开端。11月,布什在对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演讲中说:“西方国家60年来都对中东缺乏民主抱着无关其责和容忍的态度,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因为从长远来看,不实现自由就无法获得稳定。”2004年,美国在八国集团峰会上抛出了关系到阿拉伯国家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由于受到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在布什第一任期内积极奉行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陷入了至今看不到尽头的泥潭,四面楚歌,走向孤立,霸权反而受损。奥巴马上台后纠正了布什的外交错误而在外交战术上出现了新的表现,如奥巴马在他就职演说中作出了在他上任后要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伊拉克16个月从伊拉克撤军的承诺;于6月3日抵达沙特阿拉伯,访问埃及、伊拉克等国,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中东之行,目的是为了增进美国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对话;缩小“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势力打击范围,改善与伊朗、委内瑞拉、拉丁美洲的关系等。

布什下台,使新保守派一蹶不振,但曾几何时,这伙人又卷土重来了,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卡根、克里斯托尔和森纳等主持下,不久前创立了新的外交政策组织———“外交政策倡议”(FPI)。该组织宣称:21世纪将被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力量”和以中、俄为首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斗争所主导;打算把“与中俄之间的对抗作为FPI外交政策立场的核心”,并为下一次“重新执掌政治权力”做好准备。新保守派无疑向奥巴马主义提出了挑战,最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摘要：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到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在不同的时期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历了它的产生、发展、繁极一时、最终一蹶不振。那么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的外交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奥巴马时期又有什么变化吗?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布什外交政策,单边主义

参考文献

[1]张立平.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2]于迎丽.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影响[J].国际观察,2003,(2).

[3]G.John Ikenberry,“America 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vol.81,no.5,p49.

保守主义 篇2

【摘要】埃德蒙·伯克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他从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辉格党的主要政治家，维护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宪政秩序和原则，反对国王擅权专制，捍卫包括广大殖民地人民在内的英帝国人民的自由，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改革来解决政治问题。但是，法国大革命后，伯克积极反对大革命，他所阐述的一系列原则，成为近代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因此，他被后人冠之以保守主义鼻祖之名。对于伯克的政治思想究竟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学者们争论颇多。文章试将各家的观点加以叙述，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关键词】伯克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争论

西方学者对伯克政治思想的研究较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英国，他的政治思想得到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传承和发展，英国社会的保守性及其对传统与宪政精神的尊崇，都是具体的表现，他们既是伯克思想的形成基础，又是其反作用的结果。在美国，伯克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1

西方学界除了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对伯克进行研究以外，主要研究点分布在：对伯克美学理论的背景、性质及其所隐含的思想进行探讨；对伯克早期作品的政治背景进行研究；关于伯克和爱尔兰问题的研究；关于伯克和布里斯托之间的关系研究；关于伯克在美洲问题上立场研究；在印度问题上的研究；对伯克宪政与法律思想的研究；对伯克思想渊源的研究；对伯克思想的比较研究；对伯克经济思想的研究等。2

中国学术界对伯克政治思想的研究始于1988年郭定平发表的《关于伯克的政治哲学》。90年代后，我国翻译的伯克著作逐渐增多。较国外学术界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伯克政治思想的研究思路较窄，主要关注以下四点：“第一，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并主要从法国大革命的视角出发进行深入阐述和分析。第二，从伯克崇尚传统的思想理论为切入点或研究的重点。第三，伯克关于自由与秩序并重的思想。第四，将伯克的国家观与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1孙苓，《论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6月。陈志瑞，《保守与自由——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97年05期。

家进行比较研究”。3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伯克思想的解读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伯克的政治思想以法国大革命为分水岭，由前期的自由主义变为了后期一直坚持的保守主义，并且成为了近代保守主义的开创者。4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不同的问题伯克显示出不同的看法，即“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事务上，伯克是自由的伯克，在法国革命问题上，伯克是保守的伯克”。5第三种观点认为，伯克一直坚持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6三种观点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叙述。

一、伯克生平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1729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父亲是初级律师，信奉新教，母亲则是天主教徒，母亲的宗教对他的影响颇大。1774年就读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古典语言。1750年到伦敦的中殿法学协会学习法律，但不久即对法律失去兴趣而游学于英格兰和法国，可能在此养成了日后他对中世纪社会传统习惯的欣赏态度。而后担任辉格党领袖罗金汉勋爵的私人秘书工作，继而进入政治圈。从1765年起，伯克开始担任国会议员，直至1794年退休，晚年在丧子之痛和法国革命的仇恨中度过。1797年7月在英格兰的白金汉郡去世。7

伯克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民主和自由成为人们追求的政治目标。“法国大革命后，伯克站在英国的自由与传统的立场上，强烈批判法国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混乱以及对传统的破坏，使他成为

8崇尚自由和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代言人”。伯克的政治论述大抵以北美独立战争

和法国大革命为焦点。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伯克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在书中，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中心思想以及举措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危险万分、罪恶无穷的举动，也因此被归类到反启蒙人士的行列。他对美洲殖民地抗争的支持，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不人道统治行为的鄙视，3孙苓，《论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6月。刘军宁在《保守的伯克 自由的伯克》（见于《读书》1995年03期）提出这一观点；蒋庆在《伯克是保守主义的伯克而非自由主义的伯克》（见于《原道》，2003年第10辑）支持这一观点。秦胜军，《伯克政治思想述评》，《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刘北成，《论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7王彩波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83页。8 孙苓，《论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6月。

使他被视为人权的代言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后人对伯克的思想众说纷纭，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还是前期的自由主义后期的保守主义？

二、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

中国学术界对伯克政治思想的关注起于上世纪90年代，围绕伯克思想问题的争论，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以下几种：

（一）伯克的政治思想以法国大革命为分水岭，由前期的自由主义变为了后期一直坚持的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后，伯克在精神气质上从辉格党变成了托利党，伯克已不再是自由的伯克而成了保守的伯克”9

（二）对不同的问题伯克显示出不同的看法。秦胜军提出“尽管一般的他被看做保守主义的教父，但同时也具有自由主义的面相。要完整的把握伯克的思想，似需从两方面着手：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政治事务上，他常常表现出自由主义的一面；在法国革命问题上，他的思想表现出更多的保守主义成分”。10王秋红认为，他（伯克）虽然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却赞成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说明伯克有着独特的政治发展观。11

（三）伯克一直坚持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伯克认为，“就是在殖民地，英国的统治也应该对当地的习俗与传统表示适当的尊重”。12这是伯克对英国与其殖民地关系的解说，处理双方的问题遵照的是习俗和传统，这也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体现。塞西尔认为“伯克一辈子都具有守旧倾向。他早年是个反对提高王权的辉格党人。然而，象他之前的海德一样，他固然仍旧具有守旧倾向，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方面；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发表之后，我们必修把他看作托利党人而不是辉格党人”。13

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是辉格党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英国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时伯克思想上是自由主义。而法国大革命后，他彻底与自由派决裂，成为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主义大师。伯克开创的保守主义有如下特征：“伯克主张对历史和传统的极端尊重。历史在英国保守主义者那里最终9 蒋庆，《伯克是保守主义的伯克而非自由主义的伯克》，《原道》，2003年第10辑。

秦胜军，《伯克政治思想述评》，《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王秋红，《论伯克的保守主义政治发展观》，《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孙苓，《论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6月。休·塞西尔著，杜汝楫译 马清槐校，《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页。10

成为了一个个人都可以把握的本质——即经验，而这种长期积淀的经验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政治权利是通过时间本身的推移来得到保证”。14

三、从一而终的伯克

学者们对伯克思想的变化莫衷一是，那么伯克思想究竟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或是二者兼顾？对此从两方面加以论述。

（一）对北美殖民地独立问题

18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的矛盾加剧，在如何处理帝国内部矛盾的问题上，英国议会内部展开讨论。其中保守党议员埃德蒙·伯克提出：继续和北美殖民地结合，这样有同样根源，同样性情的人民可以由共同的协商建立理性的政府，并且可以由共同的武力来保护，至于结合的手段，伯克认为是通过用贸易条例而不是税收控制殖民地，英国与美洲的关系是“合则两利，非则两害”。

对于伯克对北美人民独立上持支持的态度，有文章称因为“伯克看到，美洲的自由问题与英国的自由问题密不可”。15他们认为，英国与北美人民从族裔上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殖民地反抗母国是英国人民反抗政府专制传统的延续；北美人民要求的自由独立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政治中的抽象概念。然而，从国家利益出发，伯克真正能支持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吗？

北美殖民地的反抗一部分原因是由政府造成的。政府不断对殖民地征税、施压，北美认为处于奴役中，这种不满会伤害英国，如果政府把殖民地人当做自由的人民，他们会认为反抗不值得； 如果政府不和解，只能建立军事政府，那么英国的财政会崩溃。如果英政府让步，美国人民反抗，武力就有了正当性；战争会使道德的原则被忽视，使同胞充满敌意，作为立国的自由权会被扭曲，这样会影响国内的自由。因为北美认为自己坚守自光荣革命以来的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与北美对峙是一种自我否定；开战后伯克仍坚持支持反战，考虑的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16

（二）对法国大革命问题 14陈晓律，《英国式保守主义的内涵及其现代解释》，《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高立，《传统·秩序·自由——评伯克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特点》，《吉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16 冯卓健，《审慎的行动：伯克论美洲政策》，台大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0年。

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伯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伯克于1790年发表了《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17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反响，彭刚认为，“与法国本土的革命进程相比较，伯克更关注它对英国的影响，深恐法国革命的原则传到英国，会破坏他毕生所维护的传统政体”。18

综上，伯克所提出的反战倡议及其对于议会的建言献策并不是出于对北美人民的同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反感也并非是对传统的捍卫，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得失为准则的，自由主义的面孔下是保守主义的精神实质。

小结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伯克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虽热爱自由，但更主张崇尚传统，认为自由植根于传统，他不反对革命，但又主张社会变革应循序渐进。但是，从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出发，他对等级制度和世袭权力极力维护，以及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偏见，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

参考书目

1.王彩波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2.休·塞西尔著，杜汝楫译 马清槐校，《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

浅析新保守主义 篇3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048—03

虽然布什已经下台，新保守主义失去大展身手的舞台，但是新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作为一种思想，其对未来的政治影响力仍不可忽视，研究新保守主义仍有一定意义。

一

所谓保守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现状的保持和对传统的固守。保守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保守主义”起源于欧洲，它是当时的思想家对欧洲大陆的极端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的“非难、震惊、恐惧和抵抗”。

建国以来，美国政治基本上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美国共和党反对大政府，反对干预市场，反对政府权利过大造成对公民的损害，所以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新保守主义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有别于美国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

美国学者彼得·施泰因费尔斯(Peter Steinfels)在《新保守派：改变美国政治的人们》一书中，对新保守主义作了一个简单的界定，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Ⅲ。当代的新保守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高度融合Ⅲ。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它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成一套独特的思想逻辑体系。

二

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对当代政治运动的被动反应，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思潮和国内外困境反思的结果。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多，但大多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的著作可以说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崇尚实力、追求实力外交

美国新保守派仍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和黑格尔的“承认的欲望”论看待当今世界。新保守派强调，面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国际形势，军事实力这样的“硬力量”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必须坚决予以维护。新保守派代表查尔斯·克劳塞墨认为，实力是美国担当世界领袖的先决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盟国之所以愿意追随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实力可以让它们搭便车，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非盟国之所以不敢挑战美国，是出于对美国实力的畏惧，因为它们知道，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与美国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二)强调美国优越论和使命论

新保守派认为美利坚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着最优秀政治的制度，负有向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天赋使命。虽然新保守派对自由派主张所导致的许多现代社会弊病进行强烈抨击，但总的来说认为美国文明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远比其他文明和民族优越，堪称世界楷模。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自己管理自己，是失败国家，重新殖民化是维护这些地区秩序的最好保证。这反映了美国优越论和使命论的的思想。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实现天赋使命的良机。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不仅有助于巩固国内民众对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心和共识，而且有助于加强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占据的道义优势。

(三)单级世界论

伴随着冷战结束，新一代新保守派亲眼目睹了里根富于进攻性外交政策对苏联的作用。他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他们中间，弥漫着一种民族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单极时代。在这个单极世界里，美国是当然的领导。2003年，克劳塞默发表了《单极时代》的文章，为美国的单极霸权及新帝国论打气。他认为，“9·11”事件不仅没有根本损及美国的实力，反而从三方面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称性。首先，使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得以全面展示，尤其是拿下阿富汗更证明了美国军事实力的独步天下；第二，证明了美国力量的复原能力及应对危机的能力。恐怖事件发生后短短几天之内，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一切恢复正常运行，充分展现了美国实力的新形式；第三，促进了大国力量的重新组合，使大国客观上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克劳塞默指出，美国没有罗马式的帝国文化，也没有领土掠夺的欲望，而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因而，一个拥有压倒全球一切其他力量的商业共和国已经被指定为国际体系的管理者和稳定器。

(四)主张新帝国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国力无人能望其项背。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派公开鼓吹美国应该把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转变为“新帝国”地位。新保守派认为，美国应该“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9·11”后初期，美国一度通过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克劳塞墨甚至宣称，世界已经由冷战结束之初的“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除非美国人自己不想要，否则历史已经给了美国一个帝国。新保守派主张美国要利用当前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使用强权胁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的国家，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来改造这些国家，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其手段主要是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美国主导的；其目标是实现“单极霸权的稳定”。

三

新保守派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其影响渠道主要有：

(一)广泛团结，积蓄力量，扩大自身影响力

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他们人数不多，但大多具有亲属、师生和朋友关系，相互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克里斯托一家——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的妻子格特卢德和他们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卡特一家——多纳德·卡特、罗伯特·卡特和佛兰德里克·卡特，都是鼎鼎有名的新保守主义的健将，而且这两家关系也非常紧密；而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同上述人物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新保守派利用内部这些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加强内部联系。

保守主义 篇4

而在这一方面, 司法保守主义的反驳是:法律的含义应当是固定的、确切的, 任何对法律的意义的正面延伸或者反面改变都是不适当的。保守主义认为对法律条文的任何解释都无法将自己的立场还原到立法者当时的条件下, 其解释出来的意义也就无法与立法者的原初意义完全相同。既然现在的人无法完全揣测当时的立法者立法之时的本意、背景以及考量的话, 任何擅自对法律进行解释以改变法意的都是不合适的。这种“不合适”的可能性放在宪法解释的条件下又变得极为剧烈, 因为宪法所涉及的内容都关乎一个国家的基本设定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保守主义仍然承认法律的不完善性质, 但关于这类“不完善”法律的修正应当由立法一方通过立法来做, 而非法官等“司法者”通过解释的手段来做。

那么, 对法律的解释, 尤其是宪法解释, 其合理与否的问题就在于:当某些方面的法律由于某些原因而需要解释时, 解释者是否能够保证其解释的“正当性”———符合社会或公民, 甚至是法律的需要, 或者符合其本源的立法者与其法律的本意呢?

一、解释来源的正当性

在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 从大法官罗杰·坦尼在陈述其观点的过程中, 的确反映出他对司法保守主义的支持:

如果该宪法的某一规定现在被认为是不正义的, 那么该宪法本身就会规定一种可以使它得到修正的方式。但是, 在它尚未得到修正之前, 那么现在对它的解释就必须按照通过它时所理解的意义来进行。这不仅要在字面上一致, 而且在含义上亦须如此……1

由大法官坦尼的观点, 黑人在联邦宪法通过之时就未被认为是公民, 因此他们现在也应当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而关于黑人是否拥有权利的规定, 坦尼大法官认为在宪法没有作出改变之前, 应当按照当时的意义来解释, 而非重新解释和改变———很明显的保守主义。这一案例由现在的眼光来看, 很难说明它究竟是司法保守主义的经典例证还是其反面教材, 但就其中所提及的观点, 我们可以就保守主义所担心的某种可能性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无法把握宪法 (或法律) 通过那一时刻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对宪法的宽泛与延伸性质的解释都会使司法丧失其公正与独立———如果宪法解释无法代表立法者的全部意图的话, 那么其解释只能被看作是社会中某些人或者大部分人的意见或希望的代表, 那么这个宪法解释的公正性就值得商榷了。

从客观的角度上分析, 作出宪法解释的解释者是不可能完全代替当初的立法者的, 无论时间, 立场和客观条件上都无法完全的取而代之。然而, 无法完全的取而代之并不代表无法保证其合理性, 即:如果一个宪法解释的提出, 如果符合某些标准或者规律、原则的话, 那么其合理性也就能够得到肯定, 其宪法解释的作出也就不会出现以上的冲突了。那么这类“标准”和“规律”是否存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考虑。

作为一个拥有相当智慧和远见的立法者, 他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这个法律在今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出现漏洞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否则由这些立法者所制定出的宪法或法律也就不能称之为“合理”的法律了。真正有智慧的立法者, 应当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预见到法律可能出现的问题, 或者法律与今后社会可能出现的不协调, 或者法律的“滞后”, 从而在这个法律体系的建构中留下一个“后门”, 让后人的补充和完善有其发挥的方式和余地。美国宪法中第九条修正案的设定, 就是上述方法的一种表现。所以后人对宪法的再解释, 从“代替者”的角度思考的话是合法的、应当的, 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代替者的新解释, 是否能够把握宪法文本中的原旨和精神, 作出最初的立法者所希望的解释和后果呢?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无法说明的, 由于语言的运用, 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 社会状态和观念的变化, 很难能够保证宪法解释的“原汁原味”, 但是如果代替者能够遵循体系制定时所预留下的“后门”, 并作出合理的宪法或法律解释的话, 那么这个解释就是制度范围内的、已经“预想到”的解释了, 那么首先其合理性就有了一定的保证。

我们仍然用美国宪法中的第九条修正案来举例, 如果对某个案件中出现的冲突, 需要解释者对宪法进行解释的话, 按照第九条修正案的“道路”, 解释者解释为人民的某项未列举权利便是可以行得通的了。然而, 这种解释“办法”毕竟只是程序上的某种类似正义的程度, 其实质上的正义仍然无法得到保证:按照体系规定走下来的解释, 也有可能出现违背宪法精神, 或者不合理的情况出现。例如第九条修正案, 如果解释者解释了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这种权利却是凭空捏造, 或者不切实际等类似的现象, 那么这个解释就不可取了。所以我们在客观上需要另一套标准和原则, 比如新的解释必须符合人权的需求, 或者公民的基本需求, 或者被广大人民或社会所接受, 这样的解释才可以在合理性上站得住脚。这种解释原则尤其应当在宪法解释中加以重视, 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内容, 动之毫厘则差之千里, 所以如若不是与基本权利等内容相冲突, 对宪法的解释就应当考虑的更加小心谨慎———而这也是积极主义所需要考虑的层面了。

二、宪法解释的效力

关于法律解释的效力, 一般分为完全接受, 不完全接受, 不完全拒绝和完全拒绝四种情形, 然而这一种分类方式在宪法解释中是否能够应用值得商榷———由于宪法涉及问题的根本与效力的强大, 其解释的“接受”不会存在所谓“模棱两可”的可能。在这一方面, 积极主义认为对宪法进行的任何解释都是针对具体的案例, 这样的结论就是其效力较为低下, 无法形成通用, 从而说明宪法解释的效力不会出现“扩大”的情形, 然而保守主义却不这么认为。美国在立宪之时, 曾经就最高法院的权力过于强大, 也就是对司法部门的独立表示过质疑:因为最高法院有权根据宪法的精神解释法律, 这种权力将使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篡改法律。再加上立法机关无权对其判决进行修改和纠正, 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2这种论断虽然在之后被论证为是不正确的,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保守主义对宪法解释中的另一个担忧。

在某件具体的案例上, 由于种种原因, 法院的判决必然带着某种选择, 因此这种相对的选择就需要法官进行“主动的”解释和运用。积极主义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应当主动的引导, 并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考量, 将解释尽量的导向有利于社会的一面。而保守主义则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 认为这种带有选择性的判断和解释后果相当于将一些人的观点强加给了另一些人, 而如此以往的做下去, 就会导致司法权力的膨胀, 导致司法专制主义, 破坏民权的权威地位。这种担忧实际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担忧, 放到宪法解释的范围中, 就是一种对宪法解释效力的担忧:解释者作出了某个用以解决冲突的宪法解释, 这个宪法解释的效力程度到底有多深呢?

关于宪法解释对权力的影响这一问题, 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原有文本出现交叉和矛盾的时候, 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 宪法的规定明确了公民拥有言论自由, 而当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 或者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 解释者们不得不对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加以解释, 以对言论自由的界线加以说明。那么这个界线与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从而让世人看上去如同宪法解释出现的内容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抗”宪法本身的规则。宪法在解释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的疑问, 倘若我们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比之原文更为有力, 或者说宪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其原有效力, 那么保守主义者的担忧就不是无的放矢了。

关于这类疑问的解释, 最新的宪法解释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思考的空间, 即结果取向衡量法, 这一方法在著名的魁北克“独立”一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的解释用法在于:解释者不会直接说明其解释的问题是什么, 而是就冲突中出现的用法或做法加以评判和比较, 从而说明这一用法或做法是否合宪。这一思路如果放到宪法解释的效力问题上, 就会变成对宪法解释本身价值的比较与判断, 或者说宪法解释对宪法影响的合理性判断———宪法是最基本的, 也是最后的法律界线, 从价值的衡平上考量, 假如宪法的解释较之宪法规定的本身更具有价值的话, 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宪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或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宪法中基本问题的规定的正当性, 或者对宪法带来的法律体系本身提出质疑, 而这显然是不应当出现的状况, 是下位对上位冲击中的一个悖论。宪法中的确没有明确的规定谁可以在宪法解释上战胜自己, 我们也承认司法权的独立在当代法律体系中是正当的, 那么对于司法权所产生的权力优势, 也就不会体现在宪法解释“过于优势”这个方面了。

注释

1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 第536页。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 篇5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

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它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反省现代性,从而深化了对现代化本质的认识.但由于其专注于政治层面,淡化了它的学理意义和对中国文化建设可能有的理论贡献.

作 者：董德福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刊 名：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1 3(4) 分类号：G02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   现代化   反思  

财政保守主义的童话 篇6

罗姆尼选择了财政保守主义者瑞安作为竞选伙伴，使得共和党右翼颇为兴奋。在许多共和党人看来，当今美国正陷于经济危机的低谷。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文化保守主义那套和选民的心境偏离太远，是一张注定要输的牌。罗姆尼与瑞安搭档，则有望把共和党转化为一个“里根党”，即专心致志地实践小政府的原则。

然而正在这时，当年里根政府的核心财政官员、1980-1985年间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站出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把瑞安的财政计划批得体无完肤，称之为一个“童话”。

共和党素以纪律和团队精神著称，在本党锁定总统候选人后，大家一般都求同存异，一致对外。斯托克曼的言论，实在非同寻常。他也非同一般人可比。

斯托克曼三十多岁就充当了“里根革命”的左膀右臂，在担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期间，坚持“供应学派”的原则，誓言大幅度削减政府预算，解构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并是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进行讨价还价的核心人物。如今，里根已经成为共和党内的一尊神。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每次共和党预选，各位候选人都要为谁是真正的里根传人而争论不休。面临重大的挑战，共和党人在提出对策时往往要回答两个问题：“如果是基督将会怎么做?”“如果是里根将会怎么做?”现在，大家口口声声回到“里根主义”，但“里根财政”的设计师居然出来反对。

斯托克曼这样给共和党难堪，反映了保守主义内部另一个潜在的矛盾：财政保守主义和外交保守主义的冲突。财政保守主义强调低税率、小政府、轻债务。但外交保守主义则要求美国履行全球责任，捍卫庞大的军事开支，自然会增加政府赤字。

在斯托克曼看来，瑞安以削减政府规模和给富人减税为核心的财政保守主义，纯属江湖郎中的药方。首先，瑞安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如今美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同等量级的现代工业国家作为其竞争对手，但瑞安则要把国防经费维持在7750亿美元的规模。而在1961年，美国面对卫星上天、掌握了核武器的苏联，其国防预算换算成今天的美元价值也不过是4000亿。共和党在新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已经把一个“福利国家”转化成一个“战争国家”。扛着这么大的军费开支，国家怎么能不破产?

在财政上，美国最大的问题在华尔街。斯托克曼主张强行把那些大银行分解，就像大萧条时代通过立法把投资银行和社区银行分开一样。因为这些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大到不能倒的地步，敲诈纳税人为他们的失败埋单，即用税款救市。然而，罗姆尼和瑞安则竭力反对对华尔街的管制。

在改革“福利国家”的问题上，瑞安把矛盾全对准穷人，对富人则网开一面。斯托克曼指出，改革福利制度最大的要点，是把富裕的退休者踢出社会安全福利和医疗保险福利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龄人口，扭转“社会安全”入不敷出的破产局面。但是，瑞安面对这一年13000亿美元的巨大费用，连根毛也不敢动，而是转过身来拿穷人开刀：消减1000亿美元的食物券和贫困补助、3000亿美元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救助。

另外，美国的工薪阶层和企业一年要支付1万亿美元的工资单税。砍掉这些税，代之以消费税，才是制造就业机会之举。但是，无论罗姆尼还是瑞安，都没有勇气触动这一点。不愿意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减税，瑞安却要给富人减税，要把超级富人的税率从35％降到25％。

总之，瑞安的计划是彻头彻尾的劫贫济富，毫无财政责任，最终要让普通百姓为超级富人给大家带来的灾难付出惨痛的代价。

其实，斯托克曼的立场由来已久，虽然他仍是共和党人。他这次向本党开枪，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分裂之深。有人感慨，共和党已经变得如此激进，即使是里根来参加2012年的预选，也会被讥之为“温和派”。因为里根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一贯是虚应故事，把重点放在消减政府规模，许多人因此把财政保守主义当作“里根主义”的真传。

不过，即使在财政领域，里根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他上台时，富人的最高税率为70％，他给降低到了50％。如今，富人的最高税率已经被布什减到了35％。面对经济危机，老百姓困顿不堪，富人则继续发财，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刻，再拿穷人开刀，就使共和党显得过于卑鄙。

亨廷顿新保守主义思想初探 篇7

一、亨廷顿的美利坚民族认知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失衡的承诺》以及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中亨廷顿都表达了美国人之为美国人在于其政治性, 在于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契约民主的政治理念, 他们为此奋斗不息的所谓美国信念。从根本上讲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平等、自由、民主、反权力是其经典价值观, 这些被亨廷顿称为“美国信念”, 区别真正的美国人也是看其是否树立了“美国信念”, 而不是国籍。美国信念的核心价值是十七八世纪的产物, 他们植根于美国和英国革命的经验, 植根于17世纪新教道德主义和18世纪自由理性主义——失去此美国就不为美国。

但美国社会成于斯也败于斯, 正是强烈的美国信念道德感驱使, 导致美国社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亨廷顿总结美国历史, 认为美国人的精神一直生活在美国信念所赋予的自有理想之中, 但却生活在半自由体制下, 美国人长久以来处在二者的分裂之中, 如果美国人背离了其自由民主理想, 放弃了实现美国信念的努力, 美国就失去了意义, 甚至有民族精神分裂的风险。对于美国的移民、语言问题, 亨廷顿持有典型的非乐观态度, 认为美国在接下来将面临非常多的政治挑战。对此, 认为美国只有放弃文化多元主义, 重新确认自己的信念认同才能在未来保持自身地位。

二、亨廷顿的国际关系理论

反映亨廷顿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主要有《民主的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等, 在民主的第三波中亨廷顿提出了民主的三次浪潮, 认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现代民主的组成要素作为总体仅存于西方之中, 民主的第三波使西方的文明获得了普遍性, 并将民主普及到其他民族。亨廷顿赞同熊彼特式的一元论民主观, 认同民主的程序性定义, 即选举是民主的实质, 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亨廷顿认为秩序与无政府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的分野更为根本。不难看出亨廷顿的民主观是建立在维护西式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即使认识到一味地强调选举式民主不利于政治稳定。在某种程度上, 亨廷顿认为民主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 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 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因此, 美国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广所谓的民主, 充当“世界警察”。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指出当今世界冲突主要发生在各大文明的断层线上, 各大文明核心国家之间是未来最易发生冲突的地方。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利益取向将被文化认同取向所取代。对此, 美国应该重新拾起自己的欧洲身份认同, 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世界。

总体而言, 身在学府的学者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想兼具激烈和温和的特色, 具有极强的即时即地色彩, 并且总能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提出有价值的学术支撑。

摘要：美国新保守主义是指萌芽于二战, 韬光养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在美国执牛耳以反对共产主义, 主张军事霸权为目的, 在文化和外交方面意识形态斗争色彩浓烈的思想潮流。亨廷顿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出现的原因是美国受到扩张性外部侵略的挑战, 新保守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捍卫美国已经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而不是创造更多。亨廷顿一生的研究脉络始终贯穿着他的即时即地的保守主义信仰, 对内主张保守美国作为新教国家的纯洁性, 对外积极为美国外交做出战略指南。

关键词：亨廷顿,新保守主义,文明冲突,民主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

保守主义 篇8

代表着启蒙、理性、正义、主体性、人本学的现代主义文化从启蒙运动诞生以后就开始遭受到不停地攻击, 尤其是到了20世纪, 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 而宗教信仰的神学光辉也因遭科技的打击和理性的贬斥而彻底地黯淡了。现代主义者他们看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旧的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 社会开始出现无序的因素时, 就希望重新建构起一套价值标准, 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 人们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倒愈益陷入危机。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都无法把握的, 于是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诞, 以一种纯粹个性的体验, 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他们要消解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他们打破一切的等级制度, 击碎拯救人性、寻找自我等现代主义理想, 把主体变成破碎的幻象;他们主张世界的多元化, 张扬无度的个性自由。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行颠覆和解构。它是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 (王岳川, 1993) , 是“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和重新审视, 是一次重新整合和改写。 (盛宁, 1997) ”王治河在《后现代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产生的一股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 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 坚持对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否定, 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王治河, 2006)

然而, 无论后现代主义以多么革命的姿态摧毁和颠覆, 它仍然无法摆脱与其现代主义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然保留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而且最后也面临与现代主义一样的困境。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杂、不断处于分裂流变与不稳定之中的东西, 后现代不过在有些方面比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与传统决裂得更彻底。它同现代主义一样反对机械文明与工具理性, 排斥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 关注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现代主义发展的“延续性”和“中断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 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修正。它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 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治理危机的方案的怀疑态度。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桑在1975年发表的《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才能让后现代主义诞生, 它们目前是共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认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 而不是差别”。 (哈维, 2003)

如同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性滋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颠覆的同时也丧失了建构的能力。它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激发创造性思维以及确立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它作为专事摧毁的工具不再有意义。它自我矛盾、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倾向已经无法用任何认识框架去矫正了。当一切都被消解之后, 任何的价值标准和依据都变得不可能, 人们不再对传统的理性和合法性概念深信不疑, 不再相信有终极和普遍的存在, 拒绝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元叙述———当今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 人类还有可能重建启蒙理性吗?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讨论最多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消解一切意义, 正如它反对任何绝对的、中心的意义一样, 承认文化的相对意义和价值。它允许不同的声音互相交流、相互共存, 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成为可能。但是, 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它最终也只能被相对地对待, 仍然无法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不过, 终极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如果达到了人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 人们总是不断地寻找和超越, 不停地解构和建构, 这便构成了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

摘要：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还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或思想运动?它是现代主义演变到后期的形态, 是现代主义的通俗化, 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更重要的是, 在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过后它又建构了什么呢?它将终结何处?本文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内涵及特征, 以及它的困境和出路。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研究.增补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保守主义 篇9

1“器”进于“学”:洋务派的科学观

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军“器不良”、“技不熟”、“船炮之实实不相敌”的劣势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中暴露无遗，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开始注意到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们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出发，把类似火炮、战舰、练兵等“西洋诸国视为寻常”的绝技，都列为自己学习的对象。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科技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军事装备方面，但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放低姿态以审视来自西方的“奇技”，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被迫启动了对西方科技认知的最初历程，继起的洋务运动所体现的科技实践精神正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升华式发挥。

如所周知，洋务派中坚人物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直接由内战而引起”[1]。如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奕䜣曾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军事装备的先进是自强的先决条件，将治国之道与“制器”相联系，客观上反映了洋务派从制器上谋取自强的迫切心情。于是，“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3]成为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从1862年开始陆续创建了一批大型兵工厂，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得清朝的军事技术逐渐迈入近代化进程。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发展近代民用工业作为解决军事工业发展的原料短缺以及资金紧张等困难。正如李鸿章所指出的:“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发入财富动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3]。其后，开平矿务局、甘肃机器织呢厂、汉阳铁厂等相继创办，西方的科学终于随着“制器”的需要，从军事技术领域延伸到民用生活领域。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洋务派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注意到西方富强之背后乃在于“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4]。李鸿章直接指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5]。薛福成也主张:“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可以说，“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洋务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技”与“学”的认识转换。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具体科学———如算学、格致，才能在根本上追赶西方，因此，创办同文馆以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等等都被提上议程并得以逐步实施，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格致学得到了清朝部分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的初步认可，其功能也被逐步放大。当时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主张:“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7]虽然这反映了当时的学子对格致之学的功能已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体会到科学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表明这一观点已经取得了当时社会的共识。“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8];“中国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高出于万国之上”[9]等等认识仍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仍是左右部分统治者以及思想家的精神内核。另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未稍懈，“海防”、“塞防”之争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使得这场自救运动不得不采用十分急功近利的方式，而无暇顾及精神领域的自由怀疑精神，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无从谈起。

当然，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当时科学活动的失败，科学功能仍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中去，但学习西方的态度与内容都是为“中学”服务的，西学的功能无论有多强大，都是被框定在“用”的范围里。很显然，洋务派大多数是要想“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图自强”而已[10]。这种在中体西用观念主导下形成的尊经崇圣的思维定式，使得这场学习西方科技的运动只能是零星的、肤浅的、松散的，包括洋务派在文化事业上的改革，如“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11]这实际上是将科学技术与整体的文化结构剥离开来，自然也使得科学成为无本之源，严复甚至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称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2]。虽然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传播还缺乏“科学精神”，这固然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然，但也迫于当时严峻的救亡现实。洋务派虽然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及科学思维尚未注目，但却真正点燃了科学精神的火把，对此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也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甲午战争打破了洋务运动的正常进程，洋务派数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可怜成绩也被一笔抹杀，但学习“科学”的进程并未中断，它继续成为改良派变革政体的理论工具。

2 由“学”至“道”: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观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这一描述似乎应该是从他的老师康有为身上概括出来的。康有为17岁时(1874年)便接触并阅读了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不久他又努力研究天文，这些书籍深切地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人生观。1879年，康有为“薄游香港”，近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震撼使他“益知西人之治术有本”[13]。此后他“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14]。

由于康有为早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使他对中西利弊得失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也由此率先对中国缺乏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首先，他承认西方的强盛在于科技的发达:“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15]，且西方科学的进步“惟在物质一事”[16]。何为“物质”呢?实际上就是启动现代工业的科学技术:“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16]。康有为认为近代以来国家生机日尽、危机日深的原因主要“在不知讲物质之学”[16]，从魏源到洋务派都没有意识到“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借物质之学”[16]。在世界“政俗学艺，日新月异，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的大背景下，他深感讲求物质与否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其次，康有为积极阐发科学的功能，以此引发人们对科学功能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康有为对科学功能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他游历各地以及饱读西学书籍后就特别专注于牛顿力学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称赞科学技术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巨大杠杆[17]。另外，西方交通和通讯技术也飞速发展，他认为“最变易世界者有三事，则铁路、汽船、电线为力最大”[17]。康有为运用欧美新颖的电线文化、铁路文化、汽船文化等技术革命的成果，进一步论证了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创办了《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等报刊，并积极组建学会、翻译西方书籍，这些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西方制度及科学知识的介绍，较早地传播了西方科技文明。

还有，康有为提出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具体主张。首先，要通过科学来振兴实业。在《上清帝第一书》、《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垦民而富国本折》等奏章及文章中，他都反复申述了通过科学技术以发展实业的迫切愿望:“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的结论[15]。可见，兴“物理”是欲扭转中国之时局的根源所在。其次，发展教育培养科学人才。西方农工商矿等实业发达的基础“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18]后来，他考察各国并比较其教育内容、方式等之后，愈发明确了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养成终须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在后来的变法主张中，康有为主张将“改试策论”代替“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和“弓石刀武试”，“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7]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前提下，康有为还主张要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学习他们的技艺。他指出当今世界“人才至多，争欲自炫其长，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16]此外，还要多派留学生广泛学习西方诸国的哲学、海陆军、化电、光重、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等科;对国内“开专门学以育人才者，皆优与奖给”[18]。只有“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才能“立国之才，庶几有恃。”[17]

康有为是近代率先将“科学”一词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不仅如此，后人推崇科学的诸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能等都能从康有为那里找到些许端倪。他对科学价值的揭示以及对实证与理性精神的倡导，对于荡涤国人旧有的思维定势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同时也须指出的是，他对物质之学的任何礼赞都是在为政治作注脚，他的《物质救国论》中对儒教的强调并不逊于科学。而且，通读康有为对物质之学的相关阐述，其关注点始终倾向于技术等应用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这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也可以复制西方国家由“政艺之学”达至理想“治体”的道路，只是他间接获得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仍然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被运用，即便是在事关变法的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亦难寻“科学”的踪迹。虽然科学仍然未超出“用”的范畴，科学仍然是他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中介和手段，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却被不断发现和发掘。这正如杨国荣[19]对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科学活动的总结:“19世纪后期，维新思想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较之他们的前辈，维新思想家更多将目光由形而下的器和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与之相对，对科学的理解和阐发，也往往与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互融合。”

3“新瓶装旧酒”:学衡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泛化”虽是不可遏制的现象，但科学也无法解决当时社会政治混乱下道德失衡与物欲膨胀的现状，于是，消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学说自然受到了拥护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学衡派就是接受西方新人文主义学说以抗衡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学衡派”以1922年1月1日南京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但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对异己之学的排斥心态却难以短期内消除，对民主、科学浪潮席卷下国人伦理道德不断沦丧以及社会秩序失范充满担忧和愤慨。学衡派自然也是抱持这种心态的学术群体之一，如夙“以国粹为中心，尊奉孔教”的学衡主帅吴宓[20]对当时各种激进主张十分排斥，仍提倡尊崇孔子，坚持使用文言文，主张“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这一主张虽然有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受到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换言之，学衡诸君是新人文主义的服膺者，他们一般都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观念来抗衡日益居于主流的民主主义与科学理性思潮。

新人文主义是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功利主义相对盛行的背景下诞生的，以白璧德(Babbitt I)为首的学者观察到科学的发展形成了物质上的富足与宗教道德势力衰微的双重矛盾，如此以往将会导致是非善恶观念灭绝，个性张扬和感情泛滥之祸日甚，于是他主张要重视道德意志的力量，要崇尚传统，并主张内省自省的内涵。这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契合。这一契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更加紧密。一战及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照见了西洋政治社会生活的黑面，发现了世界是怎样残忍、残酷、无情的世界”[21]。这场战争使得欧洲人陷入了惶恐与绝望，出现了所谓“理性危机”。白璧德认为机械主义与人欲横流“导致了时代的登峰造极的愚蠢大战，在人们所目睹过的疯狂表演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成千上万的人动用着有科学效用的庞大机器彼此将生命送进地狱更疯狂的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始就遵循了错误法则的世界之中，这个尽管已经受到了很多警告，却允许自己再一次陷入可怕的自然主义的陷井。”[22]这种恐慌也使得本来对学习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同时使得知识界对以西学为核心的科学功能进行反思，促成对科学推动的物质繁荣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检讨，进而重温中国传统道德主义的文化精髓，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再次成为思想界的主要焦点，新人文主义的主张也由于倾向于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重建而受到欢迎。

但是，学衡派不同意一战后国人所谓的“科学破产论”，因为支持这一说法的人是“以科学全出实用，或以科学理想低下，实混工程机械与理想科学为一，俱未探源立说”[23]。这是将具体科学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未能看到“物质科学之不发达，无以解除人生物质方面之痛苦”[24]。另一方面，新人文主义指出科学也有局限性，因为“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24]尤其是在人事经验方面不必处处相信科学，而要以健全的人性作为精神上的皈依，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窠臼，站在充分理解并综贯东西古今文化精华的立场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

从学衡派的主旨可见，他们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过度倾向科学而忽视人文道德的重建，因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的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25]吴宓特意声明自己“非反对科学”，科学可以发展也可以运用，但“科学有其范围，不可举科学而抹杀一切经验，不可使人为物所宰制”[26]。因此，“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建议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27]。他所说的“一切经验”主要就是指道德和宗教，这一点显然也是受到了白璧德的影响。在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声浪下，梅光迪[28]就倡言，现在的中国，科学就是一切“是很危险的”，科学只能推动物质的发展以及解释自然的变化，而于人文的内容无助。这表明物质的发展和人们的物欲均无止境，若因此而无条件地接受科学主义，不但不能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会带来恶果。重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试图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中追寻一种现代意义的开拓”[29]，显然是学衡派致力的方向所在。吴宓还在《论世之标准》一文中还指出科学之弊只能依赖“道德”来弥补:“今日救世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他甚至概括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于“理想人格”，这也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元气”。学衡派对人伦道德的执着体认应与当时的民族危机相关，国内的政治混乱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的暴露，都使学衡诸君对国势阽危的忧心忡忡，提倡“道德救国论”或许也是当时在政治、经济全面式微的前提下一种无奈之举。

由于学衡派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等的抨击，使得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顽固保守的文化派别。实际上，学衡派一方面坚持对历史传统价值的内涵进行发扬，并有着接续文化发展道统的自我担当精神，但他们也毫不回避固有文化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们对科学理性又有着十分宽容的态度:“夫理性运用得其宜，固可谓吾人之良师益友，然理性乃极危险之物，常易超出其实际经验之范围。”[30]进而在此基础上，学衡派十分强调能适用于中国的西学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以其为中国向所缺乏，可截长补短者，或以其能救中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者。”[28]从中可以看出，学衡派有自觉的目标和主张，那就是在中国固有的历史习俗以及西方近代文明之间批判与选择，进而寻找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的二元对立格局，与当时激进的新文化派的主张形成了一组相互制约又相互交撑的张力，从中不但可以反观新文化运动的误区与盲视，也开启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主流之先河。

学衡派信奉人文主义，就是以为人文主义可以补救中国固有文化的缺陷，又能弥补科学主义盛行之下对道德的牺牲。在学衡派的价值世界中，道德精神是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们把分析、评判事理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实在道德方面，即便是对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人性自然论的义愤，他们表达的途径仍然是坚持道德谴责。儒家思想不仅是人文主义理论的核心，也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意义，因此他们要从中找出“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来重建民族自尊[20]，并使之成为治疗西方强调个性、追逐私利等恶俗流弊之良药。他们主张个我德性的完善，追求以理制欲的克制工夫，抛弃了维护道德精神的外在权威，同时也就拒斥对社会制度的重构。学衡诸君同时也就回避了一个现实:“不改变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限制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实际环境，不使人们在改造外在环境的实践中改变自己，一切道德说教将毫无实效”[31]。所以，他们鼓吹的尊崇圣贤遗训并融合西方新知而开辟的未来发展道路中，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民主的位置，有的只是中国先贤道德理想闪烁的耀眼光芒。也基于此，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最终还要由现代新儒家来完成。

4 返本与开新:新儒家的科学观

西学入侵以及封建体制自身衰相毕露等作用下，数千年来居于至尊地位的传统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人甚至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欺凌的罪因归咎于儒学，无论是当时苟延残喘的清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尊孔活动，都未能挽救儒学江河日下的命运。但是，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讨中，儒学复兴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现代新儒家一反时人将科学、民主作为拯救中国的价值工具和理念信仰，而是认为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都在于文化危机，即丢失了儒家传统，因此要解决这一危机，只有护持住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此即“返本”。但“返本”并非完全回归传统儒学，而是在西学肆虐的环境下主动融合西方文化之精华，完善和振兴东方文化并使其具有现代价值，此即“开新”。

新儒家虽然十分看重中国传统儒学，但也不否认近代科学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张君劢指出:“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为强盛之国”[32]。这是将国家、人民的存亡与科学联系起来。贺麟[33]甚至认为“经过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不惟可以减少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且反可以提高科学兴趣，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无非是要沟通古今中西，“给儒学以新的生命力”[31]。同时，由于维新变法后新知识阶层的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受到了极端的推崇并在一时间成为救国良方。对此，张君劢站出来否认科学万能论而直陈科学的局限性:“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在此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限界之说告就青年同学”[34]，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清醒之论。他明确声称“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34]这是因为新儒家时刻也不会放弃道德作为“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33]。

梁漱溟[35,36]也承认科学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他特意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点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而这也是中国所缺乏的。梁漱溟[36]还进一步断言中国的出路:“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又对西方科技形成的工业社会深为不满，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被机械化做工所俘虏，这种枯燥繁累的生活只是为了换来片刻欢愉。因此，西方社会人欲横流的现状是社会结构性问题，这种问题导致西方社会“丧尽生机”，只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才有转机;而且，这种转变的趋向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可见，他更多的是关注实践形态的科学，主张用拿来主义态度对待“全盘承受”科学，最终回归到传统文化。另外，梁漱溟[37]也指出科学在人生领域方面的局限:“西方科学家一味以向外察物为事，不曾识得生命。生命———生生不息的活生命———唯在反躬体认以得之。”这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派高喊科学口号的肤浅，而是认识到科学精神是植根于某一传统中的有机文化体中的元素，具体的方法就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再“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6]。

熊十力[38]是新儒家中将儒学的功能从社会领域转向人生的代表人物，他对科学的功能分析道:“科学在其领域内之成就，直夺天工，吾无间然。然人类如只要科学，而废返己之学，则其流弊将不可言。返己之学废，即将使万物发展到最高级之人类内部生活，本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者，今乃茫然不自识，其中藏只是纲罟式的知识遗影堆集一团，而抛却自家本有虚灵之主”。科学处于经验世界，是一种求真的行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乃是科学成立的基础;反之，哲学处于超越层面，是一种“真善双彰”的活动，关注天地人心之本。可见，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就是从整体来衡量(科学)知识与生命，以“返己之学”立本，最终融合中西文化。

如所周知，现代新儒家并非是传统的守旧派，他们大多经历过新学的洗礼，对儒学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在接受西方科学民主(开新)的基础上力图重建和复兴儒学，以凸显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真精神(返本)，从而使得儒学具有现代社会的生活意义，在现在和将来的文化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对科学功能的评判，也被纳入到民族本位的立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并不相斥，反而开出科学、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必然要求之事”[39]。科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无论有多大，都只是彰显儒学“真精神”的注脚。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中西文化可以融合的态度，既驳斥了科学万能论，也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由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才是现代新儒家心仪的理想路径，但是，在面对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现代新儒家还在凸显宋明理学中的个人涵养和心性修养，宣扬道德理想主义，妄想从温情的传统道德伦理教化中开出救时良方。换言之，就是想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今日所需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作为其核心部分的人道观念经过改造，还足以成为维系现代社会人文价值系统的中枢。”[40]文化固然可以吐故纳新，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也可以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但这并不代表科学理性及儒家人文精神各自独立的价值世界是可以混淆的，过于强调传统儒学的“开新”功能，实际上也就褫夺了科学自身产生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价值体系，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对科学内涵、功能、地位及价值完整而客观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5 结语

近代科学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它要在中国扎根和成长，就必须要经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洗礼，这样，它的意义和价值才会更好、更多地释放出来。显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并非因为它是一份民族遗产，而看中它对现实生活的调适、整合以及道德修养与人际关系的提升与维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知识、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因此，其“保守”主要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守成，强调一种适当的文化道德人格对于治学处世的意义，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批判、选择、汇通、融合，寻求道德理想实现的道路。”[41]而这种文化建设思路显然是与近代中国的国情悬隔太远，继而他们对科学的审视、反思以及批判最终都随着自身理论实践的破产而烟消云散，客观上既证实了近代中国文化普适主义的困境，也证明了唯科学主义在人文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局限。从这一点上来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科学的交锋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我看语文教学中的保守主义思潮 篇10

现在要求把课堂还给学生, 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读教材, 自己产生问题, 自己质疑, 老师在课堂中变“主动”为“被动”, 确实成效是明显的, 但是现实教学中也存在的一些不好的倾向:有的语文课忽略涵泳, 把语文课当做思想品德课;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但是学生又成了参考资料的传声筒, 忽略学生的感悟;小组合作仅仅是为了形式的需要, 而没有真正的给予学生思考文本的时间;学生少了感悟的时间, 也像一些理科一样开始大量的机械的训练;过多的杂糅现代教育手段;过多的无益的设置情境。

而现在有些教育主管者, 往往把课堂上没有出现热闹的场面就把这个语文老师归结为保守者, 这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某些专家认为语文教学要和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高度融合、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介。他们认为保守的语文老师要完全割裂语文和其他学科的联系, 割裂其他新媒介的运用, 而笔者从所谓的保守的语文教师举的课堂实例中, 感受到他们是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 反对忽视语文本身具有的一些特质, 过分的阐释课文的思想教化功能。而这一点也是我们教师普遍认同的, 语文教学中, 牵涉到其他学科的知识, 老师也不会故意忽略而不讲, 但是也不应该作为重点去挖掘, 因为语文老师不是什么都懂的万能的全科老师, 语文课堂注重语言感悟体味是重点应该不是错误。

在一个语文教师的眼里, 语文课应该首先是一个“学科”, 这个学科有自己独立的专业内容和任务。语文教学中和其他学科的交融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倾向最好不要以“宣传”的姿态出现, 它最好通过课文内容的熏陶、语文活动的影响来体现。真正具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教师, 也不会每节课都张扬人文精神的大旗, 直白的把道理都喊出来。

新课标也规定:要教育学生爱中华民族的语言, 爱这些语言文字写成的优秀文学作品, 爱写出这些优秀作品的伟大的作家, 爱这些作家的崇高人格和爱国情怀。要充分开掘汉语言文字及作品所深含的文化意蕴, 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的亲近感、认同感与热爱的情感, 追求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这也是应该的。但是语文教师首先必备的是听说读写能力培养体系。首先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研究课程内容。而作为人文精神的内容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学生中去。

有些专家们据此认为保守的语文教师没有做到“语文教学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一线教师认为是可以通过对语文的工具性东西的把握进而达到“人文性”的潜滋暗长。钱理群在《语文教育门外谈》里说的好:“这些年, 针对语文教学中所存在的机械灌输知识条文的弊端, 我们比较强的教学中的‘感悟’、‘理解’与‘兴趣’, 但确实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必要的知识的讲授, 基本能力的训练, 语言材料的积累与习惯的养成。这里, 还有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语文教育改革最终效果应该体现在哪里?衡量语文教学成功与否的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我想, 是要表现为每一个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实实在在的提高,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的感悟力、理解力、想象力、审美力的实实在在的提升, 从而达到人的精神的实实在在的成长。”一线语文教师他们应该是确确实实这样认为也这样做的, 他们不是特别明显把目标设置成人文性的东西, 而是要通过扎实的语言文字的训练达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功能。

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经过专家的思辨, 其实现在早已经达成了共识, 最多有点倾向性大小的差异罢了。从当前语文教学过程来看, 重知识的讲授和现成结论的记忆, 忽视引导全体学生通过思考获得知识的教学模式, 反而成为现在许多教育者习以为常的教学模式。学习是一个生命体验与感悟的历程。学生内心的体验与感悟往往比外在的接受与学习更为深刻。语文学习 (包括文学) 的模糊性决定了不少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虽然学生很难表达, 但内心的体验与感悟却是真实存在的。《课程标准》指出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正是体现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

因此, 语文教学应该重视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充分的体验与感悟, 使他们在学习中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现实的教学中, 其实可能还真的缺少通过扎扎实实的语言引导进而感悟精神层面的东西的过程, 反而是有一些打着人文大旗在教学中不知所云, 而学生也一无所获。不少语文教师也认为应当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也设计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教学方法, 但可惜的是这些教学方法只限于出现在示范课、公开课中, 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形式。

专家们还认为保守的语文教师反对自主合作探究。一线语文教师并不是反对自主合作探究这种形势, 他们反对的是一种仅仅注重形式而走过场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模式, 反对是死搬硬套的、刻板的关于自主合作探究的呈现方式, 其实他们反对的现象在现实的教学中确实是比比皆是。当然一线更反对那种满堂灌的教师的主宰的模式, 而他们恰恰注重提倡一种真正的自主学习的思考交流的模式, 真正希望把课堂还给学生: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读教材, 自己产生问题, 自己质疑;老师在课堂中变“主动”为“被动”, 守株待兔, 待“疑”而起;教师不是自己“解惑”, 而是“指点迷津”, 而是和学生一起, 寻求“解惑”的思路、策略和方法;让学生自己学习, 这是“组织”教学;引领学生寻觅解惑的路径, 这是“指导”学习。这就是老师课堂教学几乎全部的功能。这种观点是真正的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而由此想到笔者所在的地方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自主合作学习模式, 学生全部排成对面坐的形式, 美其名曰是好方便合作交流。应该说这种方式是改变了长久以来面对教师面对黑板的传统方式, 甚至是改变了国际上通行的座位模式, 更方便了学生的小组合作探究, 但是我们都明白学校的这种改变的用意所在, 就是提高学生的应试成绩, 这难道是新课改的实质所在?我想这到底属于不属于真正的“自主合作探究”?其实静下心来想想这仅仅是具有形式, 而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去进行改变, 最后这种形式是不是只是过眼烟云也难说。其实, 语文老师都知道, 语文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掌握具体内容的过程, 更应该是一种熏陶和方法的寻求的过程。如果仅仅是对某篇课文的具体把握, 那会造成一种可怕的现象:由老师的满堂灌变成学生的课前的满堂背。

新课改强调合作精神, 突出自主性, 重视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 特别注重探索和研究的过程, 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为什么现在的课改进行的过程中在一线教师和高屋建瓴的教改专家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当然专家可以说是全体教师的整体观念是需要改变了, 但是当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一线教师心理上排斥的现象之后, 专家也应该思考, 是不是教改中也出现了需要调整的问题, 其实一线教师现在普遍的比较认同课改的一些核心的理念及其价值, 教师排斥的是现在出现的一些仅仅流于外在形式让教师感觉没有什么实在意义而又无所适从的现象。

保守主义 篇11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媚外。“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適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會，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些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儿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起诉、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

如果说，我们判断传统文化如何“拿来”可以用西方文化做参照，那么，对待西方文化如何“拿来”“买来”，也需要用传统文化做参照，同时还需要用中国现实做参照。这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对待“拿来主义”的态度。

保守主义 篇12

一、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一) 保守主义

一般说到保守主义时, 指得都是英美保守主义而非欧陆保守主义。英美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古典自由主义, 是“保守”自由的“主义”,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能将此处的“保守”单纯理解为守旧、食古不化等字面概念。

如果用的政治概念来具体解读保守主义的观点,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首先, 对于民主 :保守主义认同民主, 但仅限于宪政的代议制民主, 对于缺乏自由的大众民主 (多数暴政) 则十分警惕 ;

其次, 对于自由 :保守主义的定义就是保守自由, 当自由和民主起冲突时, 保守主义坚决认为自由高于民主, 但, 由于“自由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已经被左派 (英辉格党、美民主党) 偷走了, 所以右派自称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强调的自由并非放纵的无权威的自由, 而是希望在自由和权威中找到平衡 ;

再次, 对于宪政 :保守主义是从人性平等论出发论证的, 即人性有善有恶, 对民众持性善假定, 因此要求对私人自由及财产、权利的尊重, 对执政者则持"无赖假定", 因此必须实行宪政对执政者进行限政, 最好是最小的、管最少的政府 ;

最后, 对于法治 :保守主义由于本身也强调秩序, 并且由于“保守”两个字可能带来的歧义, 所以常常被误解为威权乃至专制主义, 而实际上, 保守主义强调发现法律而非制造法律, 强调的是法律背后的自然法则和高级法并以此维持秩序, 这和威权主义通过暴政或强力机关维持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 简单地说, 保守主义通过防恶而非扬善来维持法治, 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法治观。

(二)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最显著特征就是反对国家干预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对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 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猛烈批评, 认为政府负担过重, 主张政府不要过分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让市场经济自由运行。事实上, 他们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新阐述古典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他们崇拜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认为人们只要服从这种非人力的市场经济规则, 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

二、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出现的当前社会背景

(一) 国际方面。

随着19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浪潮的兴起, 由里根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上台, 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掌权, 以科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德国执政。这一系列的政权变更都表明, 近年来, 世界各地受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趋势继续加强。

(二) 国内方面。

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的出现首先就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纠正。在1993年以前, 激进自由主义 ( 又称极端自由主义 ) 制约着新俄罗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盖达尔放弃社会主义模式, 宣称移植资本主义, 将俄罗斯与资本主义合并。在联邦制和民族问题上, 叶利钦曾公开声明 :“地方可以拿下多少主权, 就可以带多少”; 在经济生活中, 激进的改革者主张“完全自由市场”。但在现实生活中, 一系列的问题对改革者提出了挑战 :“休克疗法”不仅没让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机, 反而造成俄罗斯的物价飞涨, 家庭收入减少, 贫富差距增大, 造成了经济危机。而由于滥用民主, 司法机关几乎瘫痪, 权利的转换并不能给俄罗斯人民带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和法治, 相反造成社会越来越失控。在1992年底, 面对政府权力危机, 叶利钦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提出应加强总统权力, 试图进行“强权政治”。1993年的十月事件, 标志着政治分歧和权力危机的升级, 同时也宣告俄罗斯人民身心自由和民主思想彻底破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转折点, 盖达尔和他的政党在杜马选举时遭到惨痛失败。切尔诺梅尔金作为总理, 组织和建立了“我们的家——俄罗斯”。该党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理想在俄罗斯的实现是没有生命力的, 开始纠正过去错误的“一边倒”政策, 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由此开始, 新保守主义已经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三、新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一) 新保守主义原则体现在三大政党主张中

新保守主义原则在俄罗斯现有的、有较大影响力的三个主要政党 :“统一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右翼力量联盟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统一俄罗斯”是在普京的支持下, 于2001年年底由“团结 - 祖国”联盟各方重组而成的。该党在2003年年底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了34.55% 的选票, 是目前普京在政治和立法上第一支持后盾。该党领袖格雷兹洛夫于2003年3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 明确提出政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和强有力的法制国家, 反对任何革命思想改变当前制度, 维护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致力于解决现实的问题, 反对任何改革激进主义。“统一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代表旧的是俄罗斯官僚和大企业以及垄断部门的利益, 保守主义的一些说法符合他们的利益。

左翼是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要领导的, 他们更加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独特性和传统价值观念。俄罗斯共同纲领指出, 俄罗斯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其创造性继承传统和历史的基础上。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人类文明, 它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是 : 共同性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地相互联系 ;以追求真理、善良为最高理想 ;所有公民不分种族、信仰和其他差异都是平等的, 拥有相同的价值。以上概念经常出现久加诺夫和其他左翼思想家的演讲中。

而因为右翼力量联盟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获益的“新兴阶级”, 从而更充分地采用西方新型保守主义的思想, 即“自由、资产、安全”三位一体。它提倡在国内整顿秩序, 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安纳托利·丘拜斯是该党的主要领导人, 他强调承认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策略的必要性。这些说法主要都是保守主义的原则, 和右翼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很少有联系。

(二) 普京的治国方略中体现了新保守主义原则

普京上台后, 有些人认为他是“西方派”, 有些人称之为“反对西方派”;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当人, 也有些人认为他是民主党人。普京在整体上追求的是保守主义原则。“彻底拒绝革命”这是普京的多次重申的想法。普京在政治上推崇保守主义, 在经济上实行宽松的保守主义, 外交方面关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普京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能证明这一点 :一方面, 打击寡头势力 ; 另一方面补发养老金、削减军队、颁布土地法令等。

结语:

与自1970年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新保守主义不同的是, 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更加强调国家权力在改革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强调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的稳定, 是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一种理性的反思。

摘要：在90年代中期, 俄罗斯就有新保守主义出现的趋势。新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具有保守主义的所有共性。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 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反映了俄罗斯复杂的社会心理。

关键词：俄罗斯,影响,新保守主义

参考文献

[1]陈树林.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及其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 2013 (11)

[2]叶欣.冷战期间美国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及其影响分析[D].外交学院,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