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共7篇）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篇1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这一个多月来，课余时间都沉浸在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里。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足以读完并读懂。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对“自由意志”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认识。在这本书里，奥古斯丁是将其理论的起点归结于上帝，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善的，因此自由意志也是善的。“一切善的事物，无论大小，都来自于上帝，自由意志也是一种善，也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可以自然而然地过上正当的生活，追求一种智慧而又幸福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把自由意志赐予人类是为了让人类有能力按照自然事物的必然性去生活，从而能够成为真正的人。

在对话中，奥古斯丁将自由意志理论和罪恶联系起来。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意志虽然是上帝给予的，上帝给予的是善的，但是这并不能避免世界上存在罪恶这种事物。不仅人的善与自由意志相关，人的罪恶与自由意志也有关。但是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人的自由意志是上帝赐予的，但是罪恶却不能因此而归结于上帝，反而可以认为罪恶是对上帝赐予的善的一种背离。

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奥古斯丁强调人之犯罪与上帝无关，他认为假若要将罪恶归於造物主，就使事事破坏造物主法律的罪人成为无罪的了。而这罪人若能证明无罪的话，那他就真不曾犯罪；因而也就无“罪”可归於造主。

奥古斯丁还提出，恶是人们对自己的欲望的放纵的结果，是对俗世之事追求的结果，也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虽然上帝赐予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意是让人过上正当的生活，但是因为在人有了自由意志这种能力之后，他也可以滥用自由意志，使自己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欲望之中，然后去为恶。所以罪恶并不是上帝的错误，而是因为人并没有体会到上帝赐予自由意志的苦心，却反而滥用了上帝的这种恩赐。因此在上帝给予与自由选择之间，上帝给予并不是罪恶的原因，只有自由选择才是罪恶的原因。

但是人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选择，也就是说意志为什么要在善显然更有利于人的生活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为恶呢？这些问题奥古斯丁却没有给出理想的答案，而是将其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意志本身，始终未能解决上述导致罪的“缺陷”、“所见”和“虚无”源自哪里，始终未能解决罪源自哪里。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对于其理论的一些矛盾之处进行了有意地回避，他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回答。在探讨了自由意志是恶的本源之后，没有再对自由意志选择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我看来，如果自由意志是恶的本源，那么自由意志也会是善的本源。世事无分善恶，大家各自站在了对立面才造就了善与恶，因此人们拥有的善与恶都是在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的知道下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现实生活中，面对同一件事情，不会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看法，不同的人来看，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和反应。别人觉得是恶，或许自己就觉得是善。善与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奥古斯丁作为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上帝作为善的标准，将恶看作对上帝赐予的善的一种背离，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觉得，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断。不管是愿意在暴风雨里享自由，还是愿意在牢笼里求安逸（放弃自由），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断。人所作出的行为，是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是由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已想要做的。当自己作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时，并没有分善与恶。这个行为，是由其他人来判断是善还是恶，而这个判断，并不是唯一的。

没有看完这本书，或许并没有真正读懂奥古斯丁想要表达的。自由意志，善与恶，这些仍需要我继续思考。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篇2

《人生核算——一名囚徒的感言》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核算”的概念,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人生最有价值,人的一生中,什么最珍贵。

“聪明的人用别人的教训教育自己,愚蠢的人用自己的教训教育别人。”《人生核算》这本书的封皮上,赫然用这样的一句话,抢夺着读者注视的目光,吸引我打开这本5万多字的特别的书,一口气读了下来。

执笔者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1999年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服刑期间执笔撰写《人生核算——一名囚徒的感言》。在这本书里,记录了笔者和众多的职务犯罪人员在服刑期间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反思,以及对其奋斗历程的追忆,对其走上犯罪之路的检讨和人生得失的核算。他们的经历,无不经过了奋斗、辉煌、腐化、堕落、醒悟、悔恨的模式化历程。

谁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谁也不是能够不受制约任意挥洒人生的超社会人。这些贪官,在位高权重的时候,只顾着春风得意,只顾着前呼后拥,只顾着说一不二,只顾着权生钱钱生权的轮回经营,把国家权威、社会公众利益、人民重托、家庭期望甩至脑后,抛之九霄,把集中到自己身上的代表人民行使的权力,满足了自己膨胀的私欲,贪图享乐,贪图占有,到了无法遏制的境地。纵观这些贪官的经历,当他们的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处于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的疯狂境地。有一句话说得好,“老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所以,权力需要制约,干部需要监督。权力越大,越需要法律法规严格制约;职务越高,越需要党和人民监督。但是,作为一个执掌人民权力的干部,更需要自律,需要约束自己的行为,需要时时警醒自己:钱重权重,都不及自由重;贪大欲大,都不及失去自由代价大。

《人生核算》记录的贪官失去或即将失去自由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完了,全完了。当他们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时候,曾经支配他们所有感官的欲念,就什么都没有了。此时此刻,他们恨不得自己身无分文,恨不得自己一贫如洗,恨不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这些教训,有血有泪,更有无尽的悔恨,还有亲人难以抚平的伤痛。有的贪官,在位高权重忘乎所以的时候,在贪图钱财贪图享乐的时候,往往也忽视亲人,忽视家庭,金钱美女、情人成群是现代贪官腐化堕落的固有特征。当他们罪行败露的时候,当他们失去自由的时候,才会想到家才是他们温馨的港湾,自由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然而,悔恨不能抹去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恶,他们的罪恶也让自己的家庭承受压力,不复完整。他们的家人,也因此蒙受耻辱,承受伤害,承受无尽的伤痛。

刑法中意志自由论之提倡 篇3

摘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科学结论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日渐强势。但科学的发展无法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那种试图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也仅是一种假说；而自由意志的存在经过人类长期普遍社会实践的检验，具有决定论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同时，与决定论对于指导司法实践的局限性相对，意志自由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更是自由与人权的基础。相对的意志自由论是恰当的，但它的核心仍是对自由意志的肯定。因此，意志自由论应当是刑法的思想基础。

中图分类号：D9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136-06

The Advocating of Libertarianism in Criminal Laws

意志自由论和决定论之间存在长期的争议，虽然这一争议首先属于哲学范畴，但它对于法学，尤其是对刑法学来讲是不容回避的基础性问题。笔者认为，不可否认，人的意志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更为关键的是，人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自由，现代刑法中的责任与刑罚必须以这种意志自由为基础。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回答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是意志自由论与决定论争议的焦点；而另一方面，抛开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从功利的角度比较意志自由论与决定论对于刑法的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自由意志存在吗？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是意志自由论和决定论的核心。“如果意志是有原因的，那么，意志就是被决定的；如果意志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意志就是自由的。”〔1〕自由意志是指人的意志可以不受因果法则的支配，意志的存在不需要原因。意志自由论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人仍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其在刑法学领域为古典学派所主张。“可以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重量构成物体，而且就是物体，说到自由和意志也是一样，因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2〕与此相对，决定论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人的意志是因果法则的必然结果，完全由人的生理素质和外在环境决定。“目前的行为是由你的欲望和信念引起的。这些欲望和信念反过来又由你以前的欲望和信念而起，由此追溯到遗传和环境因素。你现在的行为是因果链条的一部分，这个链条可以延伸远至你出生之前，而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决定了链条上的下一个环节。”〔3〕决定论在刑法学领域为近代学派所主张。“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决定我们意志的都是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力量。但是，自由意志的观念，无论在哲学还是神学方面，都背离了因果关系的规律。”〔4〕

（一）决定论只是一种假说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肖洪刑法中意志自由论之提倡近代学派的决定论因其具有大量的科学研究结论的支撑而被很多人视为真理，而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论，由于没有科学依据而成了完全的谬论。“实证科学……依靠人类学以及对环境的研究取得的证据，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不能承认自由意志。因为如果自由意志仅为我们内心中存在的幻想，则并非人类心理上存在的实际功能。”〔4〕随着近年来神经科学①〔5〕的发展，决定论的观念似乎更加有力。“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大脑的活动没有颠覆物理学规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能量守恒定律等相关的物理学定律在大脑中不起作用。”〔6〕

事实上，虽然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科学实验从自然科学角度彻底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但至今他们仍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凭借实验数据认为“自由意志纯属幻想”，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实际上这些数据尚不能支持这一结论。神经科学在解释简单的精神活动中可以得出明确合理的结论，如感觉、记忆；但在解释高级、复杂的精神现象时却遇到了困难，如信仰、权衡。“不同于肠胃只能这样消化、肺叶只能这样呼吸，我们的大脑却绝不是只能这样决断：我们可以权衡、犹豫、选择，更可以变更我们的决定。这些包括道德心理在内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并非是神经科学可以描绘分析的，也并非是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可以显示、测量和解读的。”〔7〕我们可以解释大脑运作的生物学原理，可是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人的意思究竟是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人确实受到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人在面对这些环境因素时的一切行为是否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被动反应，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对此，决定论者认为，这并不能否认一切精神活动均可由科学解释，因为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高级、复杂的精神现象的原因终会被揭示出来。但问题是，这种“坚定的科学信念”也不过是一种当然的推论而已。决定论者常常标榜科学，但实际上决定论本身也只是一种假说，它根据目前已经认识到的事实都有因有果来推定那些尚未被认识的事物也都有因有果，进而假定一切事物都处在无限的因果链条中。“决定论是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有一种存在物在任何时候都能知道宇宙中每一颗微粒的位置以及作用于每一微粒的力量，那它就能够绝对肯定地预测每一个未来事件。必须清楚地指出，这种决定论的说法并不需要这样一种存在物实际存在，它只是想象出来以便生动地说明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世界会是怎样。”〔3〕这种假设在近现代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思想而被愈加广泛的宣扬，并延伸至社会科学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与宗教类似，它们都是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事实上，即使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彻底贯彻决定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否定科学本身存在的可能性。“科学研究活动本身便蕴含着意志自由。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用论据来说服别人这样一种举动，即通过论辩来让对方信服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则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根本就没有进行的可能。这表明否定意志自由者所坚持的决定论的立场，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间是矛盾的。”〔7〕

（二）意志自由论是人类的经验共识

自由意志的存在虽然无法经由科学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也不能就因此而否定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自由意志的存在是贯穿人类一切活动的一种普遍观念，从古至今，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自由意志存在的假定下进行的。即使是那些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人，在现实中也必然会按照意志自由论的方式去生活。自由意志存在这一结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经验总结，也就是说，自由意志的存在经过人类长期的、普遍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检验，进而才能成为一种为人类所信奉的普遍观念。可见，对意志自由论的证明，不是通过单纯的科学实验，而是通过长期、广泛的社会实践。对于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理论而言，显然以社会实践的方式进行检验是更为可靠的；而且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对意志自由论的社会实践检验程度都是无与伦比的。“批判意见认为，自由意志的存在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是，人们至少是具有自主决定的自由意志的，所以说，每个人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自觉意识到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所以，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下来。相对的意志自由论，尽管不具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完全的实证证明，但是，它是以一般人的信念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也比决定论更具科学性。”〔8〕

反观决定论，不仅至今仍不能由科学实证证明，而且在实践的层面也未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既然犯罪是宿命的行为，也就不能予以非难即不能成为刑罚的对象。可是，这种宿命论的犯罪观显然与我们的经验法则不相一致。即使经验表明素质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动，仍应该说，认为是自由意思决定人的行为的观点是妥当的。这并非是‘根据国家的要求所作的拟制，而是由经验知识所决定的。”〔9〕综上，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比否定它更具合理性。

二、意志自由论与决定论的刑法意义比较退一步讲，即使自由意志最终被证明并不存在，意志自由论也不会就此失去意义。“即使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也和社会契约论一样，具有积极意义。”〔10〕自然状态实际不存在，但社会契约论没有因此就失去了意义。即使是主张自然状态的卢梭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相，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11〕“为了认识世界的需要，必须构想出一些理想类型，并根据理想类型建立起若干逻辑推理，从而在理论上把握一种纯粹的现象。”〔12〕自由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样一种人造的概念构想，它为人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由此可见，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并不重要，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人类都必须按照意志自由论的方式去生活；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意志自由论都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进行实践所需的有效的、重要的方法。当然从这一角度讲，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一样，也是一种认识研究社会现象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不应当被拓展到一切领域，特别是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学领域。不论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何，至少在刑法学领域，意志自由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即使不（完全）承认自由意志或者不使用自由意志概念的刑法学者，其理论也往往以人具有自由意志为前提。”〔10〕

（一）决定论对刑事司法实践指导的局限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决定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存在疑问的。决定论认为，行为总是由特定的客观因素决定。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化，而引起一个人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因此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更大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从事后回顾中得出的，在众多的因素当中，究竟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每种因素对于人的行为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只能依赖行为的事后判断，而且很多时候事后判断也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历来的刑事政策，均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犯罪原因，并由此而探讨以刑罚为中心的犯罪对策的，但这种研究方式不仅难以查明犯罪原因，而且即使查明了犯罪原因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犯罪对策。”〔13〕因此，决定论的现实意义不得不令人怀疑。将决定论运用于刑事司法领域，大力强调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其效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日本的再犯统计数据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2001年的出狱者中，有一成多（10.2%）的刑满释放者在同年又再次入狱。从整体上看，这6年间（2001～2006）有近一半的人又重新回到监狱去了。而且，初次入狱者也并非都是作为初犯而入狱的。其中，受过判处自由刑缓期执行的人占60%，这中间，曾被判缓期执行附保护观察者达20%，被判缓期执行但未实际执行而终了，后来又因犯新罪而进入监狱的人占新入狱者的半数以上。”〔13〕美国也因此产生了反社会复归的思想，“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道的改善都必须对受刑者给以一定的强制，以改善为目的的处遇个别化只不过是不平等处遇的别名，应明确承认形式平等优先，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向康德、黑格尔等的报应刑思想复归的意味”〔14〕。我国在1996年以后虽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再犯罪统计，但根据一些地方的监狱调查数据，情况也不容乐观，主要省份再犯率均达到两位数且呈现增长状态〔15〕。

（二）意志自由论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

只有立足于自由意志，道德才能存在，因为只有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行为，才能被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意志自由是人的所有德性的无条件的根基与基础，是一切道德原则的可能性的根据，是一切伦理道德之所以存在的前提。”〔16〕“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就没有人的尊严和责任，而没有责任担当就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道德世界可言。”〔16〕否定意志自由就是在否定道德的存在，就是在否定刑法中的道义责任论。

但是，道德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即使能够否定意志自由，也不应当否定道德的巨大意义，更不可能消灭道德的存在，结果只是给人提供了一种逃避道德谴责的借口而已，反而不利于道德作用的发挥。至于那种试图以决定论构建刑法而否定道义责任的观点，则是完全割裂了刑法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难言妥当。“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制裁威胁的存在，更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违法行为引起所处社会群体的反对，同时也因为人们一般将自身视为希望按照其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的道德存在物。”〔17〕刑法的终极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而要达到这一点刑法就必须和伦理道德保持紧密的联系。而只有坚持意志自由论，才能使刑法不脱离伦理道德，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建立在意志自由论基础上的道义责任与刑罚的三大目的都息息相关。首先，报应的刑罚目的体现的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朴素正义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普遍信念。“报应是一种以‘分配正义（即视正义为各人得其应得的正义观）为基础的基本的社会伦理要求，或者说它是要求确认被违反的规范的具体象征。”〔18〕刑罚必须以报应为其目的之一，否则就会与人的常识相悖，与人民的意志相悖，从而造成人们对法律的质疑，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其次，“只有对具有道义责任的行为人进行处罚，才能使一般人和罪犯接受刑罚是合乎正义的观念，才能发挥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效果，才能保护法益并进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8〕刑法并非是推行某种“先进思想”的工具，否定意志自由论，违背社会的普遍价值信仰，实际上是背离了刑法的目的和价值。

（三）意志自由论是自由与人权的基础

意志自由论与决定论争议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人是不是自然的奴隶？自由意志的核心在于“自由”，即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做出选择，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受制于他人或自然的外在强制。石头从山坡上滚落，即便它的下落与人无关，也不会有人认为石头是自由的，因为它的运动完全取决于物理定律；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在丛林之中觅食，但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因为它的觅食活动完全取决于它的生物本能。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自由。意志自由论认为，人能够克服自己的自然本能，在不同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这种基于理性的选择能力正是自由的根本体现。自然是被人利用的客体，而人本身是主体，是利用自然的目的。由此可见，意志自由论维护人的主体地位，是自由与人权的基础。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成为手段，将人视为客体，将人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以对待自然的方式对待人，就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最大的侵犯。“尽管在物理世界里没有好坏之分和善恶之别，但从通过剥夺人的自由而把人类降低到与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受制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制约，从而彻底消除了人的尊严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的自由的否定便是一种最大、最根本的原恶。”〔16〕古典学派强调对自由和人权的保护，正是坚持意志自由论的必然结果。

然而，现代自然科学所坚持的决定论则对上述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按照现代自然科学所坚持的决定论，人不过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动物，人自主做出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早就被诸如人的基因之类的外在因素所决定了。既然人的一切都是被自然决定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没有自由，更不需要自由。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差异就会被淡化，人的主体性就会动摇甚至丧失，以对待自然的方式对待人的行为就会被正当化，人的权利与尊严都不可能得到保障。近代学派正是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现代自然科学观念的巨大影响，它的理论在逻辑上对于自由、人权的保障存在缺陷。近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就认识到了近代学派的理论可能对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因此他对决定论的贯彻只集中于刑罚论，而在犯罪论中仍然坚持客观主义；在刑罚论中，他虽然认为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论在未来应当向一元论转变，但也承认二元论具有现实合理性〔19〕。然而，李斯特的思想仍以决定论为基础，我们认为，他之所以不彻底贯彻决定论，是因为现有的社会条件、技术水平还未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李斯特虽然认识到了近代学派理论缺陷的存在，却忽视了这种缺陷产生的根源。否定意志自由论，就是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就是在否定自由和人权存在的基础。按照李斯特这种逻辑，人权最终应当被抛弃掉，而我们此时保障人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这种观念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按照这样的观念行事，恐怕人权的实际保障就不可能是充分的。近代学派的主观主义、社会防卫论等主要思想轻易地被纳粹所利用，恐怕就与这种决定论的观念有关。

由此可见，必须使意志自由论保有一席之地。“黑格尔及其前辈康德都意识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给人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造成了威胁。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机械的自然因果关系海洋中隔出一座‘岛屿，从而以一种严格的哲学方式，使真正自由的人类道德选择与现代物理学共存。”〔20〕康德和黑格尔当然明白人受制于自然，人必须吃饭睡觉，但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自然本能，这种超越就体现了自由。然而，要构造出“自由意志”这一超越自然因果法则的观念，就不能基于科学的论证方式而必须基于人类的普遍经验。“康德的自由个体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超出自然的因果性之外。但是在它的经验的形式中——在其中人的概念是日常的概念——这个学说是自由的人道主义的核心。”〔21〕而即使是主张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也并未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志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为主观能动性。“个人选择反映的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别人的选择，它虽然是在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双重限制下的选择，但它仍然以其深刻的内容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称为主体选择，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个人自由。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主体选择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人的自由就是在自觉的选择中实现的。”〔1〕

三、刑法中意志自由论之提倡当然，人的意识活动不可能脱离物质条件存在，客观外在的环境必定影响人的意识活动，人的意识活动只能在自然、社会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因此相对的意志自由论是恰当的。但是应当强调，相对的意志自由论的核心是“意志自由论”，它是意志自由论的一种。我们不否认自然、社会因素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但它们仅仅是产生影响而已，并不能够决定人的行为。客观的自然、社会因素不论它的影响有多大，人的行为最终都必须经过自由意志的裁决，由人自主地决定。人的自由意志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综上所述，意志自由论应当是现代刑法的基础。决定论本身和意志自由论一样都只是假说而已，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但是，意志自由论，即认为自由意志存在的观点，相较于决定论而言具有更为深刻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并非是基于简单的科学实验，而是基于人类广泛、深刻的社会实践。而从功利的角度讲，决定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一点已经为司法实践所证明；与之相对，意志自由论，不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更是一切自由和人权的基石——“概言之，承认人具有自由意志比否定人具有自由意志更好。”〔10〕因此，我们不能否定自由意志，更不能片面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而忽视意志自由论对于刑法机能的实现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忽视自由意志，仅仅着眼于客观因素对人行为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践行决定论的观点。同时，认为相对的意志自由论，只是在贯彻决定论的现实条件尚不成熟时的权宜之计，这本质上与李斯特的思想一样，也是一种变相的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

注释：

①神经科学是依靠遗传学、生物化学等研究神经系统的结构、机能、发育、演化的一门自然科学，脑科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会认知现象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中自我意识是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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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感 篇4

通过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这篇文章，我了解到了这篇文章写于1845年秋—1846年夏，1924年用俄文发表。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在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黑格尔体系的唯心主义理论并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意识形态表现为具有理解性的想象（包括思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多方面）。这篇文章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批判地分析费尔巴哈等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确立自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目的在于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德国意识形态见解是对立的。文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唯物史观的科学阐释。黑格尔——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现实的人：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时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其二，历史活动的四个方面。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为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其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阐释。费尔巴哈——人是感性的存在，主张从人的自身寻找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存在；人的自然属性——指人的肉体特征和生理特征；人的社会属性——指人们基于社会实践结合中的依赖性，以及人与人，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相互制约性。其四，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对实现社会生活过程的反映；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其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其六，分工的产生及其影响。

下边我着重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分工”这一知识点说一下我的看法：最初的分工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到了后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体力、需要、偶然性等原因，分工进一步扩大。但是，只有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的时候，才产生真正意义上分工。对于某些名族而言，名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了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如此一来，在农业劳动生产粮食的基础之上，工业劳动生产产品并由商业劳动来流通和交换，人们就很便利的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生产力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兴旺发达，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

分工是私有制、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前提。分工包含着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等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的“分工”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联结生产力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 分工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 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 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正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必然要产生差异，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差异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严重。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先进作用的。

分工使人类社会走向了繁荣。在古代，人们群居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利用物品。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抵御野兽的攻击，有助于生命的延续，但这没有一种竞争的精神动力。大家都知道，人因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抱负，生命才会更有

动力。从而艰苦奋斗、奋勇向前，在标新立异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去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以便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分工为社会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分工的出现，奴隶制也随之出现，分工出现了贫富差距，这是社会向前迈进的表现。人们为了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不得不努力奋斗，成为奴隶主。而那些懒惰、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就成为了奴隶。其实，奴隶制的出现，就如“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目标和愿望。奴隶主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奴隶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向前，谁不想当奴隶主呢！就如现在这个时代，谁不想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个好的社会地位。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人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完善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每个人都这样去追求，那么对祖国输入的“新鲜血液”其质量将会是很好的。那社会会不向前发展吗！会不成为世界大国吗！

分工使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分工的出现，人们各自所从事的活动也就不一样了，生产活动更加专业化。比如，从事农业的人们，就会细心去关注农产品的生长过程，其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从事技术工的人们，会不断总结工作经验，以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彻底地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由于“分工”所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尖锐的社会矛盾。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篇5

一、故事情节：

飞越疯人院是1975年导演米洛斯.福曼根据肯.西克的小说《飞跃布谷鸟巢》改编而成。故事的主人公叫麦克墨菲，由尼克尔森饰演，由于他生性好斗犯了法，被抓去了农场改造，由于他不堪农场的残酷装疯，所以他便被送去了电影中所讲述的那家疯人院里。当墨菲来到这里以后他发现，这里的环境比在农场里好不哪去，而且更遭。每天所谓的疯子病人们，在医生的“巴浦洛夫摇铃”的提示下吃药，而且要在被盯视的的情况下把药服下去。作息时间一成不变，没有电视娱乐节目，处处是极度压抑的气息。

主人公墨菲于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开始了抵抗。首先，由于墨菲喜欢棒球，而且美国棒球大赛直播在即，所以墨菲在病人讨论会议上把晚上看棒球电视直播的提议说了出来，但是参加的九人会议中只有三人同意，另六个人惧怕着院长瑞秋小姐的眼神。会议以麦克墨菲的失败告终。在休息室里，病人们在那里玩着无聊的纸牌，有的在那里发呆，墨菲不甘，又一次怂恿大家逃出疯人院去市中心的酒吧看棒球直播比赛，大家都认为这是儿戏。墨菲指着旁边的沉重的金属水筒说：“我打赌，若我能举起这个大桶，大家就跟我出去看棒球比赛。”大家以为根本不可能，从来没有人举起过它，所以便跟注。最后，墨菲使尽平身的力气，尝试了多次，那只金属筒在那里岿然不动。墨菲气愤的瞅着大家，眼神里透着几丝失望，说：“但是我试了，对吧！至少我试了！”疯子们都认为他疯了。

故事的情节又转到了潮湿的体育场上，墨菲望着铁栏网外面停着一辆客车，于是会心一笑。他借高大的“酋长”的肩膀越过了铁网，自己开着这辆客车载着疯子们兜风，然后偷了一艘渔船让大家感受海洋的浩瀚，天空的蔚蓝。他想让大家明白外面的世界其实很精彩。电影的镜头从疯人院的小视角转到了广阔的海洋的大视角，视角明亮、广阔。

然后电影进行到了高潮，墨菲把两位应召女郎引入疯人院，墨菲把医院的一名看护收买，深夜里，开了一次疯狂的party，把疯人院搞得一塌糊涂。墨菲把医院的的门窗打开，坐在窗前陷入沉思，表情多次变换，有甚慰、有迷茫、有憧憬，亦有无奈。但是他没有逃走，第二天的早晨，他躺着在打开窗子边旁的地板上。院长瑞秋很是愤怒，她把故事里的一位名叫比利的人叫过来（故事中比利被发现和一位应召女郎赤裸的睡在一起），无情的揭示了他的弱点，扬言这次绝对不会饶恕。比利由于害怕，割喉自尽。这次墨菲无法忍受，暴怒的用手死死地掐着院长瑞秋的脖子，最后墨菲被一名医院的看护砸晕。

故事到最后，医院里凡是认识墨菲的都说墨菲逃走了，真正的“飞跃疯人院”了。但是故事里的那位高大“酋长”在夜里看见了被送到病床上来的墨菲，这时墨菲表情呆滞，不能言语，头上有两道手术伤疤，他被医生实施了脑前叶手术。这种手术曾被用来治疗那些性格异常的慢性精神分裂症和严重强迫症的患者，经过手术后，这些患者无不变得非常驯良和温顺。酋长看着痛苦的墨菲，用枕头把墨菲捂死了。他走到墨菲生前没有举起的大水桶旁，吃力的把它举了起来，然后走到窗前扔了出去。然后酋长爬过窗户，逃走了，镜头切换，又由近变远。他的前方是葱郁的树林和蔚蓝的大海。酋长说要带墨菲的灵魂飞越疯人院。故事结束。

二、剧中人物：

老头子哈定：留着绅士胡子，带着老教师们带的大眼镜，始终认为他的妻子要出轨的精神病人。剧中哈定是个见风使舵的老滑头，他既不敢惹怒另类的墨菲，也一如既往的阿谀奉承院长瑞秋。在墨菲打赌要举起那只水桶的时候，他坚定地压了20美元。他是疯人院里认为精神最正常的人，医生是这么认为的。最后当酋长破窗而逃的时候，镜头里是他隔着铁窗望着逃出去的酋长，意味深长。他代表着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中高收入阶级

矮子马提尼：剧中一位善良淳朴憨厚的矮子，他喜欢墨菲的特立独行，墨菲所有行动想法他都大力支持。在剧中，他是医院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极度压抑的人物。打赌的时候，他赌5美分，而上面的哈定老头则是20美元，是马提尼的400倍，可见疯人院里也是有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他代表着社会的被剥削压抑的底层劳动人民。

口吃的比利：剧中是一名口吃严重的年轻人，而且患有恋爱狂想症。最后他被院长瑞秋发现赤裸的躺在场上，当他被叫来训话的时候，比利的口吃症状突然好转了不少。但是当瑞秋直揭他的弱点的时候，他的症状有严重起来。最后他害怕被电击等残酷的惩罚，割喉自杀。他代表着社会的青年阶层，有憧憬，有弱点。

契士维克：里面一位带着大眼镜秃顶的老头，有着倔强的性格，也有着一腔充满自由梦想的老头。在剧中，他坚定的站在墨菲的那边。一次在讨论会上发脾气搞乱，被医生拉到特殊医疗室进行可怕的电疗。他代表着社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自由梦想，有自由意志，但处处被压抑。

院长瑞秋：剧中的一名道貌岸然的的白衣天使，她处处压抑着病人们，利用固定的作息时间让所有的病人遵从臣服。若有的病人抵抗自己的意志，便会受到对待精神病人残酷的惩罚。瑞秋差点被墨菲掐死，最后给墨菲进行了残酷的“脑叶切除手术”。她代表着统治阶级，冷酷无情，看上去正义凛然，但是处处反对着人民的意志。

卷发看护：剧中里一名冷酷无情的医院看护，以暴力维持着疯人院的秩序。他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高人酋长：剧中喜欢拿着笤帚扫地的大个子，大家都叫他酋长。疯人院里的人都以为他又聋又哑，但是麦克墨菲在和他交往中慢慢发现酋长既不聋也不哑，他不在沉默，不再静观着医院里的非人制度。篮球场上，墨菲让酋长不再麻木，能把篮球放到篮筐里，这是对墨菲的良苦用心的回应，他不想让墨菲这样的人绝望。最后酋长把已被医生弄成植物人的墨菲捂死，他不想让墨菲就这样行尸走肉的活着。最后他搬起了那沉重的水桶，破窗而出。他就是社会上的沉默的大多数。

三、影音之外

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切.格瓦拉一生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着，最后却被反动派用子弹洞穿了胸膛。在给他妻子的绝笔诗中他写道：“再见了我的唯一，不要再饿狼面前颤抖，也不要在思念的草原上冷得发抖。”

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英雄威廉华莱士，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苏格兰，率本土的人民发起抗

争。在剧中他说了一段话激励了战场上无心恋战如羔羊的苏格兰人民，他说：“如果战斗，你们可能会死。如果逃跑，至少还能多活一会儿。年复一年，直到寿终正寝，你们愿不愿意？用这么多苟活的日子，去换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回到这里，告诉我们的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自由。”最后华莱士没有完成自己的自由梦想，被侵略者肢解分尸示众。但是后来的人民开始觉醒，开始团结抵抗外侮。

疯人院的人们在墨菲未来之前生活似乎很平淡、很正常。但是有人说一直处于苦中就不觉苦了，这就是在强权统治下被压抑出来的奴性。故事中的酋长是沉默的，直到墨菲的出现，他找了希望，最后破窗而出，寻找他的梦想去了。

一个被压抑的社会，会有麦克墨菲的出现，也会有沉默的大多数不在沉默的破窗而出。

读《爱和自由》有感 篇6

——悠悠

《爱和自由》是一本充满爱的书，它在教我们如何爱孩子，而不是教孩子。

没读这本书前，一直以为优秀的孩子是教出来的。其实不是，孩子是带着精神胚胎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内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父母不需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教孩子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我们能做的只是给孩子提供满满的，持久的，无条件的爱和自由的空间。只需这么做，孩子便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很多父母都声称自己是爱孩子的，他们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衣食住行，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给孩子说自己是多么的爱他们。然而这些所谓的爱，背后的真相是：父母小时候无法享受到优越的物质条件，他们就会尽可能给孩子提供，以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强加给孩子的特长培养，也只是随大流，亦或是成为同事和朋友间炫耀的资本；至于，不停地向孩子灌输自己的爱意，想来是给不够强大的内心多一些安全感。其实这不是爱孩子，这是爱自己。当父母的心智发展的不够好，自己都还是个缺爱的“大孩子”时，又怎么能够给孩子真正的爱呢？

作为一名80后，我深感到自己的成长是父母教育不当的结果。我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父母，他们也是摸索着，用自己的爱来抚养孩子。父母是爱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不正确。当我犯错误时，妈妈的脸色会很难堪，继而是训斥或打骂。用妈妈的话说，我很犟。哥哥挨打时是默不作声的，而我，妈妈要求我跪下时，我不会照做。妈妈便用按的，但按下后我会立刻站起来，我是不服气的，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对待的。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自己并没有这段记忆。但是妈妈难堪的脸色一直在我心中，那种表情是愤怒，是恨，还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只是我很恐惧。于是每当有人生气时，那种脸色都让我非常不安，即使他们生气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我会莫名的紧张和恐惧。原来这是我的心理障碍，我成了看人脸色生活的人。

都说打是疼，骂是爱。相信不止是妈妈，很多父母都是用这种扭曲的方式来爱孩子的。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方式是会延续的。小时候哥哥经常挨妈妈的打，现在哥哥的两个孩子也会挨哥哥的打。理由也是惊人的相似：工作压力大，孩子又不听话。是的，父母希望孩子是顺从的，是听话的。但是他们没有耐心用爱来表达，却用打骂来要求。从小到大，妈妈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听话一点。我时常羡慕那些被父母拥抱，亲吻的孩子。但妈妈认为，都这么大了还这样，会宠坏的。是的，妈妈需要我做个乖孩子。一个尊敬长辈，顺从兄长，谦让弟妹的乖孩子。于是我一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压抑的“乖孩子”。我只有不断的压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才能假装成为妈妈心中的乖孩子。

还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捉蜻蜓，五颜六色的蜻蜓在天空中飞的样子，真的好美，好自由。那天我捉了一只蜻蜓，正在好好欣赏，表妹经过，被蜻蜓吓坏了，哇哇大叫。妈妈闻声而来，立即要求我放飞蜻蜓，我不肯，我不明白这么美的蜻蜓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妈妈夺过了蜻蜓，摔在地上，我眼睁睁的看着蜻蜓在地上痛苦的挣扎，我的内心也随着它痛苦的挣扎，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一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表妹，我讨厌她跟着我，粘着我，更讨厌她和妈妈告状。但是我不能表达，因为不被允许。于是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会也不想表达。我会摆一张臭脸，不愿意和别人沟通。原来这是我的情绪侵入。

很感谢这本书，让我觉知到我身上的缺点和不足，是父母教育的不妥。正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些，才会更愿意用真正的爱去对待别人或是自己将来的孩子。不会给孩子脸色看，不会打骂，训斥孩子，不会剥夺孩子的喜好。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妈妈的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潜移默化的深入我的内心，我需要学习，不断努力的学习，才能坚定爱和自由的道路。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篇7

关键词：文化设计,人性,自由,极权主义

斯金纳作为当代西方行为心理学学派的卓越代表, 其著作《超越自由与尊严》成为了行为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之一。他在书中对传统心理学的人文研究路径进行了猛烈批判——一直以来正是人文研究方法让心理学研究的进步微乎其微。在斯金纳看来, 绝对的自由与尊严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 自由与尊严都是人类自我呈现的假象, 我们只可能是环境的产物。因此, 斯金纳提出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相应的文化设计。

同所有的其他传世经典著作一样, 《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可供挖掘及深究的地方很多。比如所有的价值判断本质上都是事实判断吗?当问题涉及文化之生存时, 个人权利真如斯金纳所说, 仅仅具有微弱的意义么?行为科学家取消自主人之后, 人之为人的目的及意义何去何从?……本文将针对斯金纳所提出的文化设计三个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关批判。

一、文化设计的主体问题——谁来设计文化

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化设计的主体资格问题。即谁有资格来设计文化?这种主体资格由谁来认定?斯金纳在书中显然回避了这一问题。他转而提出了文化整体设计的三种层次的价值:如果设计者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他会设计出个人利益受着最小限度控制并被当作终极价值的世界;如果他过去曾生存于适当的社会环境, 那么他会为他人利益设计, 并可能以失掉个人利益为代价;如果文化设计者主要关心的是文化的生存这一价值, 则他会着重考虑文化的兴旺发达, 并据此来设计文化。也许可以推断出斯金纳本人极有可能是第三种类型的文化设计者。因为在此之前他在书中这样提到:不论一种文化以何种理由来诱使其成员为它的生存或者它的部分习俗的生存而努力, 只要它这样做, 它生存的可能性便会增大。生存是据以评判任何文化的唯一价值。但是, 即便如此, 也无法认定斯金纳所推崇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化设计就要优于前面的个人主义者或利他主义者。那么哪种类型的文化设计是更优的呢?或者说最后究竟由谁来进行文化设计?无从得知。这就导致文化设计的第一个问题:文化设计主体资格认定的难题。

除此之外, 上述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设计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道德上的风险。人性之复杂决定了文化设计者既有可能是天使, 也很有可能是魔鬼。同避免文化独裁者一样, 避免仁慈的文化独裁者同样重要。因为历史经验往往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一开始都扮演着仁慈的角色。一样的道理, 那些宣称要设计良好文化环境的设计者到后来同样有成为文化暴君的可能。等到那个时候, 独裁者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并且更为可怕的是, 文化设计者、独裁者对弱势、边缘文化的破坏还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他们完全可以宣称之所以破坏那些文化是为了给整个社会设计更好的文化环境。如此高的道德风险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显得难以承受。

二、文化设计的客体问题——人是否愿意被控制

在斯金纳看来, 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个人置于其行为的遥远后果的控制之下。因此, 文化设计不可避免地将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人类要继续发展, 对文化的有意识设计以及它所暗含的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问题来了, 首先行为科学家无法知晓社会大众是否愿意生活在一个被设计、被控制的文化环境中, 在未被大众授权的情况下, 文化设计者显然没有权力这样做;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自由状态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行为纳入他人的控制之下。没有人愿意成为巴甫洛夫那只听到摇铃铛就分泌唾液的狗, 也不愿意成为斯金纳箱中通过触碰机关获取食物的小白鼠或者是行为实验科学家装置里的鸽子。

行为科学家采用物理学、生物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类, 试图通过像控制老鼠或鸽子那样来控制人类的行为, 本身就具有将人动物化或机器化的嫌疑。但事实上人是具有能动性的灵长动物, 并不像老鼠和鸽子那样可以任人恣意摆布。物理学、生物学可以在实验室里穷尽实验的所有变量, 但在进行文化设计时, 人之意识、情感、价值判断等都不可能像试管里的化学溶剂一样供文化设计者在显微镜下观察研究。从这个层面上讲,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家同功利主义者犯了类似的错误, 尽管他们宣称要超越功利主义。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宣称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是人的生命、道德追求、情感寄托如何能用效用的一串串冰冷数字加以衡量?

三、文化设计的产物——好的文化还是极权主义

斯金纳认为设计文化犹如设计一种实验, 即安排相倚联系并研究其功效。在探讨文化设计时, 斯金纳还对既有的乌托邦文献进行了点评。在他看来, 乌托邦文献是文化设计的汇集, 而乌托邦文献之所以重要, 正是因为它对实验的这种强调。同时斯金纳指出乌托邦著作的简化正是科学所特有的简化, 它很难应用于实在世界。毋庸置疑, 斯金纳对乌托邦著作及实践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但是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家与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 任何试图通过类似简化实验条件的方式来简化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实验, 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即使偶尔的成功案例及经验 (极小概率发生) 也不值得推广。斯金纳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继而在书中为文化设计这样辩解道:“科学发现与发明总是不大可能的, 而这正是发现与发明的涵义。如果说计划经济、温和独裁、完美社会和其他乌托邦式的冒险企图都归于失败, 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记住非计划的、非独裁的和不完美的文化也遭到了失败……也许我们现在尚不能设计出一种能取得全面成功的文化, 但是我们可以逐步设计出更好的习俗行为, 使文化日臻完善。”

上述这一段极具煽情性的文字表明了行为科学家献身科学真理的崇高追求, 同时也为他们文化设计的失败给出了借口。仔细研读这段话, 不难发现其中暗含一个可怕的逻辑:行为科学家关于计划、温和独裁、完美社会的冒险虽然可能失败, 但是非计划的、非独裁的、不完美的文化也会失败, 并且初衷是对的——设计好的文化。

在这里暂且不论行为科学家眼里好文化的标准是否正确, 也不论他们的尝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设计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文化设计的产物绝不会如斯金纳所说给整个社会带来好的文化环境。相反, 如果行为科学家关于文化设计的尝试得以实施, 那么迎接我们的极有可能就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领袖们的逻辑与行为科学家多么相似:西方宣称的民主社会那么优越, 但是依然贫民窟众多, 治安混乱。社会上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在最高领袖的带领下, 一定会过上全人类最美好的生活。

没有人会愿意生活在极权主义的环境下, 也不希望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极权主义图景在现实当中上演。但文化设计却让一个社会离这样的场景越来越近。在极权主义体制下, 文化的好坏标准及其产生、传承、消亡都依赖于单个或少数独裁者的自身偏好。个人自身的偏好随着时间推移很有可能发生变化, 不同独裁者之间的文化偏好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 无论是独裁者自身偏好转化还是政权的轮替, 都会给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带来极大的震荡。

好的文化从来都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全知全能的群体设计出来的, 这一点斯金纳自己在书中也曾提到过:“一种文化并非是富有创造力的“群体头脑”的产物或“普遍意志”的表达。没有任何社会产生于社会契约, 没有任何经济制度发端于货物交换和工资的概念……每当新产生的习俗行为增进了践行者的生存, 文化便向前发展一步。”但奇怪的是在书的后面他却提出了文化设计的主张。

任何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都是长此以往大多数群体自我习得、自我净化更新的产物。好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沉淀、保留下来, 为后世所传承, 坏的文化经由同样的过程被遗弃、淘汰。可能行为主义者会说:时至今日那些不好的文化同样部分得到保留, 因此需要文化设计。但是必须时刻明白这一点:任何时期都只是将来历史的一个节点, 因此每个时期都会传承好的文化, 遗留坏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它是不好的文化, 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不好的文化将在一定时期内自然而然被抛弃。一个具备自我新陈代谢功能, 在开放的内外生态中能够完成自我更新的文化系统, 才能创造一个良性的文化环境。

毋庸置疑环境的强化力量是巨大的, 但这并不能作为行为科学家进行文化设计的理由。行为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操控环境条件让猎犬失去狩猎的意识和能力, 让原本没有该技能的家犬转而成为狩猎能手。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华生也曾说过, 给我几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可以将他们按照我的意愿培养成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律师, 或者乞丐、窃贼, 不用考虑他的天赋、倾向、能力, 祖先的职业与种族。这番豪言壮语固然表明了行为心理学家的强大研究成果, 但更多的却是对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极大挑战。任何人, 包括行为科学家都没有权力控制人的行为及成长, 不论他能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华生最终也没有将控制新生婴儿的成长付诸实验, 这体现了人性的尊严及理性的一面。尽管行为科学家们往往否认人性的尊严价值。

我们离控制、文化设计越近, 离自由、人性就会越远。如果行为科学家所倡导的文化设计得以施行, 我们将会长久地挣扎在文化及人性的双重奴役之路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