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论文（精选8篇）
市场结构论文 篇1
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
结论与政策建议
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约束了流动性。通过本课题研究,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目前市场条件下,继续实行10%涨跌幅限制,对股市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我国证券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随着市场投资者构成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逐步增多,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有股减持的顺利完成,完全可以放宽涨跌幅限制
由于市场的过分波动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增强产生异常交易股票的透明度。这样既能限制股票非正常波动,又不推迟价格发现过程
在有条件有必要的情况下,对小盘股、绩差股、信誉低的上市公司继续实行涨跌幅10%的限制,而对大盘股,绩优股,高市值股和信誉高的上市公司取消涨跌幅限制
本课题首先对沪深证券市场涨跌幅限制制度安排的历史沿革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给出指令驱动机制下的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并运用这些度量方法,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了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相反地,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流动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
一、流动性度量方法与波动性度量方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随着机构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日益重视对证券市场流动性的研究,许多研究表明证券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纵观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建立流动性好的市场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因此研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及其度量方法,加强对市场流动性评估,适时运用市场手段增强市场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传统流动性度量方法
传统度量股票流动性方法比较多,其中广为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交易股数、交易笔数、交易金额、换手率和流通速度。成交股数和成交笔数在流通股数相近的情况下使用比较有效,成交金额在流通市值相近的情况下比较有效,换手率和流通速度分别是交易股数和交易金额的进一步发展,在流通股数和流通市值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但是,这些方法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当波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时,都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即使当这些指标较大时,若波动性更大,也不能说市场流动性就好。
在报价驱动系统中还可以用宽度、深度、弹性和影响力四个指标度量证券市场流动性。宽度是指做市商报价价差,一般认为宽度越小,交易成本就越低,流动性就越好,反之流动性越差。深度是价格每变化一个单位需要的交易量,也可以认为深度是保持价格不变的最大交易量。显然,深度越大流动性越好。弹性是指由于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消失的速度,弹性越大流动性越好,同时也说明市场的效率越高。市场影响力是指当交易发生以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市场吸收交易信息的能力,也反映了当一笔交易发生以后买卖价差扩大的程度,影响力越大市场流动性越差。
2、流动性度量的新方法
在指令驱动机制下,为了克服上述计算流动性的局限性,这一部分给出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
(1)股票流动性计算
本文通过定义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与波动幅度之比来考察它的流动性。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当在某期间(日、周、月、年和其它时间周期)最高价与最低价相等这一极端情况发生时,波动幅度为0,流动性为无穷大,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这时我们取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为最小价格变动单位0.01元。
(2)市场流动性计算
市场流动性就是流通速度与波动幅度之比。市场流动性是流通速度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
3、波动性度量方法
波动性度量方法有许多种,其中使用较多的有方差、半方差和极差等,但考虑到日周效应,在这里,我们用Schw?ert于1990年提出的方法来度量收益率的波动率。
二、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上海证券市场指数在1992年5月25日至12月13日和1912月16日至12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并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方法(以下简称K-W检验)。在两个证券市场随机共选取6只股票,分别是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原良华实业),对它们在1992年5月25日至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随机选取3只ST股票,分别为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这三只股票的共同特点是:从正常的10%限制到5%限制再到正常的10%限制三个阶段。
本课题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该数据库对上市公司的红利、配股和拆细等因素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里比较两个或多个样本总体的`平均值就采用K-W非参数检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12月29日两段时间的流动性,同时为了寻找日周效应又分别计算了周一至周五的流动性,并进行了多值K-W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限制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另外,我们还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了年度流动性指标,计算和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的至20的流动性高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K-W检验的P值远远小于0.05。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了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6只股票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个时间段的流动性,同时也检验了日周效应,并进行了K-W检验。计算结果表明,深发展、上海石化、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四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期的流动性,广船国际的K-W检验的P值为0.163>0.05,不显著,而宏盛科技却反过来,有涨跌幅限制时期流动性(1.028>0.5066)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可能与宏盛科技流动盘极小容易控盘操纵有关,2000年上半年的走势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外,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度平均流动性指标,从计算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深发展和上海石化、青海三普最大的流动发生在1996年,广船国际和中华企业最大的流动性发生在有涨跌幅限制的2000年,而宏盛科技以1日为单位计算流动性最大的年份是2000年,以2日为单位则是,这一现象还无法解释。
4、涨跌幅现象对ST股票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首先,把ST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按照涨跌幅限制的范围分为三个区间,然后计算流动性,并进行K-W检验。从计算结果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只ST股票在进行特别处理期间,涨跌幅限制为5%时流动性显著好于在此之前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而粤富华和金帝建设两只股票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不显著好于在此之后的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好于在此之前和之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减少没有限制流动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涨跌幅限制小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大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过小的涨跌幅限制存在流动性干扰和过度反应现象。这与大的投资机构炒作ST股票有关。这不足以说明涨跌幅限制的减少增加了流动性。
三、涨跌幅限制对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与上一部分完全相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分析
首先,从总体和日周效应上分析,并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运用K-W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波动性,涨跌幅限制确实限制了波动性。进一步,我们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幅度。同样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的为10%的19至2000年期间的波动性,更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约束了波动性。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进行了K-W检验。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两只股票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4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从日周效应上来看没有明显的规律,但6只股票周2的K-W检验P值却比较大,波动性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性,并运用多期K-W检验,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年至2000年最大波动值和最小波动值显著小于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1993年至1996年,这从个股的研究中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波动性。
4、涨跌幅限制对ST股票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我们特别选取了在被特别处理(涨跌幅限制为5%),而在2000年恢复正常交易(涨跌幅限制为10%)的三只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并计算了三只股票在特别处理期间和其前后的波动性,同样计算K-W检验P值。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粤富华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前后涨跌幅限制为10%的波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而金帝建设的检验结果不显著,从日周效应上看也无显著规律。进一步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的年均波动幅度,结果表明,除金帝建设外,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两个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约束了波动性,而涨跌幅限制为5%时反而增大了波动性,这个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不完全相同,却与Kim在年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情况下的波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情况下的波动性,但限于样本和时间,
还很难有很强的推断。
最后,为了探讨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变化是否与涨跌幅限制以外的其它因素有关,我们计算了在1996年12月16日实行涨跌幅限制之前上市的所有公司股票在实行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排序。从排序结果中可以发现,排在流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大盘股,排在流动性最大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小盘股和超级小盘股,而排在波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大盘股,排在波动性最大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小盘股。这可能与机构投资者热衷于炒作小盘股有关。
由此可见,市场的过分波动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原因是很难由涨跌幅限制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另外,如果推出股票市场统一指数和指数期货,需要进一步研究涨跌幅限制对指数的影响,以防止操纵市场的行为。
沪深证券交易所涨跌幅限制沿革
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1990年12月28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放开延中实业、飞乐股份两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3月27日进一步放开二纺机、兴业房产等6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形成了罕见的股票交易“一市三制”:双限制,既限涨跌幅又限量;单限制,即只限涨跌幅不限量;不限制,即不受1%涨跌停板限制,又不受30%的流通量限制。直至5月21日,沪市才全面放开股价。1996年12月,由于当时的股指连续上扬,投机气氛浓厚,12月16日起沪深股市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并持续至今。
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规定涨、跌幅度均为10%,随后改为5%,接着又先后变更为涨停板1%,跌停板5%;涨停板0.5%,跌停板6%;涨停板、跌停板均为0.5%;1991年6月8日首先放开“深万科”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1991年8月17日,全面放开股价限制。1996年12月16日起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直到现在。
194月2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对“特别股票”进行特别处理,特别处理的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上海证券报》
市场结构论文 篇2
一、市场集中度
(1) 买方集中度。随着《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汽车贷款管理办法》等国家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 刺激了汽车产业的发展, 由此产生的联动效应影响了汽车贷款业务的增长, 买方市场逐步形成。首先, 最近几年中国汽车需求年均增长率高达24.2%, 远高于全球汽车年均增长幅度 (4.4%) ,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以上, 这标志着中国汽车的大众消费进入了导入期, 汽车市场需求增长空间较大;其次, 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就汽车产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德国汽车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8%, 美国为3%, 中国仅为1.6%, 说明我国汽车工业还有很大增长潜力;再次, 随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多, 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金融对汽车消费支持力度的加大, 汽车贷款需求逐步提升。另外, 购车补贴等与相关优惠政策, 以及“限牌令”等管理措施的出台, 都刺激汽车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 也说明我国汽车贷款发展潜力巨大。由于汽车贷款属于个人消费贷款的品种之一, 主要是针对个人提供的贷款产品, 其买方集中度较低。
(2) 卖方集中度。就汽车贷款产品而言, 卖方集中度是分析车贷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卖方集中度一般用该产品中最大的主要的产品提供者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或其产销量占整个产业的比重来表示。中国的汽车贷款由利润丰厚, 市场潜力大, 市场竞争激烈, 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都在争抢车贷业务。在贷款人内部竞争市场中, 由于汽车金融公司依托于汽车品牌销售的优势地位, 在汽车贷款市场上较其它贷款人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基本占据了汽车贷款市场50%的市场份额, 取得了垄断优势。但是商业银行与汽车金融公司相比, 虽然不具有对汽车销售的渠道控制优势, 但利用服务流程的优化、强大的客户资源与灵活的营销手段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二、产品差异化程度
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产品中, 不同的厂商所提供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差异。产品差异是垄断竞争市场最重要的特征.这些产品虽然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作为汽车贷款的贷款人, 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担保公司所提供汽车贷款除了办理流程和费用大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基本同质化, 由于汽车贷款属于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其替代品与潜在替代品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1) 替代产品情况。汽车信贷已经成为高度管制的金融领域里一块竞争最为激烈的试验田。除外传统的担保公司以外, 有实力的汽车企业, 譬如一汽等, 也成立自己的汽车金融机构, 分享金融信贷上带来直接的利息收益。商业银行的汽车贷款与担保公司及汽车金融公司相比, 有一定的差异性, 如表1所示。
(2) 潜在替代产品。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是近年来汽车贷款的潜在替代品。信用卡分期付购车, 是指信用卡持卡人同意支付购车首付款情况下, 向商业银行申请用其信用卡在商业银行指定经销商购买汽车, 将购车尾款平均分成若干期, 在约定期限内按月向商业银行还款, 并支付一定手续费的业务。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由于交易载体不同, 其提供的分期额度、手续费用、办理程序与汽车贷款的有一定的差异。就贷款额度而言, 汽车贷款的额度主要依据汽车价值, 而信用卡分期更多地考虑客户的的个人信用质量;就贷款利息而言, 汽车贷款主要收取借款人的利息, 信用卡分期购车不收取利息, 但需一次性收取分期手续费, 一般来说由于合作汽车厂商贴息, 分期手续费率远低于同期限汽车贷款利率;就办理程序而言, 汽车贷款需要办理汽车抵押手续, 而信用卡分期购车是依据客户信用而发放的贷款, 无需办理汽车抵押手续, 办理程序便捷。由此可见, 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在办理程序、相关费用以及贷款额度方面较车贷有一定的优势, 对汽车贷款的替代性较强。
此外, 汽车贷款产品虽然是借款人购买汽车的主要融资产品。如果贷款金额不高, 可以考虑通过其它贷款产品进行融资, 譬如个人消费贷款等。个人消费贷款额度一般在10万元左右, 对于中档汽车消费这种支出的替代效应较大。在实践中, 有借款人认为汽车贷款的办理时间过长, 汽车抵押手续相对繁琐, 其往往通过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来解决短期融资问题
三、进出壁垒
(1) 政府管制。近年来, 政府放宽了对汽车信贷市场的干预, 作为我国汽车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金融服务, 也成为国际公司眼中的肥肉。截至目前, 银监会先后批准了上汽通用、大众、丰田、福特、戴克5家外资汽车金融公司进入中国。自2004年8月到2005年1月, 全球知名的通用、大众、丰田、福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相继宣布, 正式开展中国国内业务, 汽车信贷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2) 规模经济壁垒。个人汽车贷款产品的规模经济壁垒较高。汽车贷款产品属于商业银行零售产品, 零售产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增加销量的边际销售成本比制造业增加产量的边际成本下降更快, 因而汽车贷款产品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对于新进者来说就形成了汽车规模经济壁垒。银行在开发汽车贷款产品时, 前期必须开发相应的业务系统, 选择网点, 招聘工作人员, 建立个人征信系统, 组织结算网络, 后期贷款规模扩大后就有相应的成本优势。
(3) 技术壁垒。汽车贷款产品的技术壁垒较低。系统开发主要是在原有银行后台业务系统上搭建立新的功能, 在技术开发上的难度不大。
(4) 资源壁垒。汽车贷款产品的资源壁垒较低。商业银行在结算网络方面较有优势, 其他金融机构如果经营此项目, 因为区域布点的原因可能会借用他行的结算网络, 支付一定的成本, 但这对新进入者不构成资源壁垒。同时, 为降低贷款呆坏帐, 央行统一整合了各行的个人信用档案, 建立了一个小型个人信用记录, 可以许可使用, 所以不会出现信息短缺的情况。
综上所述, 汽车信贷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 在该市场结构下, 商业银行应于自身的客户资源与渠道资源, 加强品牌推广, 创新服务, 积极拓展汽车信贷市场:
(一) 加强车贷品牌推广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优秀的品牌不仅把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客户, 一定程度上还把企业文化和某种生活方式带给客户, 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商业银行作为与消费都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机构, 在消费者的头脑里较汽车金融公司等其它车贷竞争对手有着天然优势。商业银行在推出车贷产品的同时, 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品牌导入与品牌运作, 使客户信任并接受商业银行的品牌, 借助品牌的力量向市场推广银行的汽车贷款产品。
(二) 发展优质客户群体
商业银行应充分应用自身的客户资源, 在细分客户的基础上, 针对诸如不同家庭构成、不同工作性质、不同收入情况的优质客户需求制定与之层次相适应的服务对策, 提供差别化、个性化服务。重点支持的优质客户可实行上门服务;同时对高中端汽车贷款客户群体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开展汽车和其他消费信贷组合的贷款业务, 以及与其他金融服务结合的个人综合理财业务, 既满足客户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又使客户资源的利用得到最大化。
(三) 加强产品创新, 积极拓宽汽车贷款市场
一是努力争取优质客户和车贷业务, 加强与汽车经销商的合作, 优化业务办理流程, 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实现客户、汽车经销商、银行三方的多赢目标;二是积极拓宽汽车贷款的市场和业务领域,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开拓二手汽车的贷款支持力度, 开展二手车的转让贷款业务。
(四) 健全资信评价体系, 加强风险控制
汽车信贷业务在为银行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 车贷本身所具有的许多不确定因素注明了银行车贷业务具有较高的风险含量。汽车属于动产, 且在不断的折旧中, 虽然汽车贷款中有抵押手续, 但不断降低的车价导致了汽车贷款的风险较大。车贷风险含量的释放使银行违约率得到显现。据有关银行车贷统计, 近年车贷的违约率大大升高, 已达到0.5%至0.9%, 有的已超过1%。更令人头疼的是, 违约率还在不断升高。所以, 商业银行在办理汽车贷款的业务时, 在贷款审批的过程中要严格审查借款信用状况, 与其他银行共同建立个人征信体系, 对个人存款信息、信用卡交易信息、个人贷款信息进行整合共享和深度挖掘, 借助这些信息判断贷款申请人的信用情况、资金实力, 降低贷前调查的成本, 同时与担保公司展开合作, 分散风险。
参考文献
[1]欧元, 卓飞等.现代商业银行营销.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杜芹平, 张洪营.商业银行服务营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玄妙的市场结构 篇3
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能量大都来自城乡二元市场结构的发展与变化，它是指导中国企业洞察一切市场问题的第一出发点。政府的政策配给枢纽在那里，市场资源的配给枢纽也在那里。
中国，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又将迎来追崇自行车的年代。自行车市场要火了,不过这里的自行车已不是当年用来代步通勤的自行车，而是集休闲、运动、健身、玩赏等诸多元素于一体的新型自行车。
不仅仅是自行车行业，中国所有与出行有关的行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代步通勤的摩托车市场正在迅速萎缩，而以娱乐休闲为主题的摩托车市场火苗旺盛；Sagway、高科技电动车等新一代的载人动力产品正在迅速替代一切传统的跨骑式代步通勤工具。
出行领域变化趋势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最基本市场结构的变化趋势：传统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向现代城乡市场结构的转型发展。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化”带来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城市化、现代农业化”。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达到46%，并在迅速推进中，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城市化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城市与农村的最大区别是公共服务，在城市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强大的公共服务中，“公共出行服务”解决了市民日常的通勤问题，私人通勤工具越来越成为多余。然而，好动是人类的本性，在弱化了通勤这一功能需求之后，对“位移和速度”的感官需求成为人们的主流。而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将这一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
产业市场结构是政府和市场主要力量的战略方向，它是指导中国企业洞察市场问题的第二出发点。它解决的是一家企业的基本定位问题、与政府及其政策的关系问题。
电价要阶梯了，以家庭为单位，按用电量的不同分段来执行不同的电价，简单地讲，电要科学地涨价了。那么，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之一的供电服务为什么要涨价，显然不是因为电厂的成本，源于产业市场结构的考虑才是调整电价的出发点。
截至2012年3月，中国光伏产能过剩95%，风能产业同样受困成本和产能过剩，中国新能源产业踏入增长和投资收益双重陷阱。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都在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在能源产业，上游是指勘探开发，在风能行业就是风场的开发建设；中游是指设备建造；下游就是消费类产品制造和服务。政府提高终端电价将直接改善新能源产业下游企业的资产收益水平，从而使新能源产业上、中、下游的发展更加均衡，解决当前的发展陷阱问题。
购买力市场结构是政府角色与企业角色的衔接面，是企业洞察市场先机的第三出发点。
2012年4月，国家在打击毒明胶的同时宣布医改新政，“医药零差价、提高医疗服务费”。与此同时，各类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中，加上2010年开始的义务教育大投入。全体国民的基准福利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些将对依据购买力水平细分的市场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中低收入水平，尤其低收入水平的供应将越来越多地纳入政府民生保障范畴，使其社会福利化而脱离市场化范畴。依据不同收入水平的市场将有不同的市场和社会机制：中高以上收入市场，市场机制将引导他们做更多的资产类财富配置；中等收入市场，市场机制将注重消费的品质和多元性；中等以下市场，社会机制将保障他们的基本福利水平。
商品市场结构的价值孵化与获取、商品市场的杠杆化、商品资产化注定将这个商业世界搞得丰富多彩、诡异莫辨。
2011年，中国图书市场700多亿元的规模，传统书店占了其中的400亿元，300亿元被新兴的电商们分食。业务规模的急速萎缩直接导致实体书店大规模收缩，就连国字号“新华书店”也未能幸免。2011年，阿里巴巴集团的营业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而且现金流充沛，资本结构日臻完美。2011年，团购网站遭遇洗牌、奢侈品网站经历寒冬，Outlets大面积开花又大规模亏损。2011年，茅台等高价白酒除了用于消费更用于投资。同样的2011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高端品牌发力进驻中国市场。
商品市场结构包括高价审美性商品市场、全价服务性商品市场、折扣普通性商品市场和低价风险性商品市场。每一次价格的下移变化都会产生一次原子裂变似的交易量放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高价市场为全价市场孵化市场交易能量，全价市场为折扣和低价市场孵化交易能量。所以，通常上一价位的实施者需要掌握下一价位的货源控制权，否则他们的孵化就会化成别人的收获。
当当就是如此收获了新华书店，阿里巴巴也是如此收获了所有被山寨的全价商品品牌。团购低价网之所以还没有得逞，是因为阿里巴巴们已经通过折扣把汤都喝完了，哪还有低价的份，奢侈、高端品牌对货源的强力控制使得奢侈品网站因货源不足而窘迫不已。
这就是商业，市场结构无处不在。（联系作者请Email：coolmen@vip.sina.com）
（编辑：苗东明 mhlmiao@126.com）
商品市场结构里有政府的商业政策、有商业基础设施投资者的期望、有商品制造者和传递者的期望，它是企业洞察市场机会的最重要抓手。
优化我国产业市场结构的思考 篇4
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现实中“合宜”的.市场结构的特征是市场集中度很高的寡头垄断市场,从国际上看,这种特征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我国产业市场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是市场集中度低,优化我国产业市场结构,必须通过政策援助下的企业退出和企业的购并来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作 者：陈保启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济南,250014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7) 分类号：F121.3 关键词：市场结构 市场集中度 援助政策 企业购并
用市场结构知识分析通信行业 篇5
我国的通信行业运营商主要有四个：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二者在电信业务收入、用户规模以及网络基础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另一类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二者分别是在移动通信领域和固定通信领域内的“追赶者”。
从三个角度：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壁垒来衡量市场结构。我国的各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在同时经营很多业务，而各大业务在不同的运营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比如在固定电话业务上属于双寡垄断，电信和网通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由于联通和铁通是后来加入的，其网络覆盖面有限，而且投资巨大，所以其市场份额非常小，所以在固定电话业务上正是由于高的进入壁垒限制了竞争。还有就是我国对通信行业是实行许可证的，这个也是导致我国的通信行业内运营商数量很少的原因。
我国的通信行业在总体是寡头垄断的，但在具体的业务上其垄断程度是有差别的对电信行业而言，产生垄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成本上的，也有政府部门的特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原因可以提出不同的建议来促进我国的电信行业良性发展。对价格进行控制。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垄断厂商的定价 一般会高于其成本的，因而应该由政府部门对其价格进行管制。
如何优化健身娱乐业市场结构 篇6
如何优化健身娱乐业市场结构
本文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市场进入壁垒为重点分析研究了国内健身娱乐业市场结构的特征,进而提出了优化对策.
作 者：朱菊芳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46刊 名：商业时代 PKU英文刊名：COMMERCIAL TIMES年，卷(期)：“”(21)分类号：G80-05关键词：健身娱乐业 市场结构 实证分析 对策
市场结构论文 篇7
(一) 审计收费及溢价
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产品费用、预期损失费用和会计公司的正常利润。目前审计外收费项目也逐渐转入审计收费, 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 审计收费越高, 溢价越明显, 综合作用下审计收费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相比而言, 由于国内审计业务的接受程度不高, 所以为了保持正常营业, 事务所收费总体上看比美国收费要低。但审计溢价也很明显, 王振林 (2002) 、李连军 (2005) 等发现“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国内大所, 而国内大所的审计收费又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 即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
(二) 审计市场的集中性
对反映集中度的N厂商集中比率和反映离散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两个比率的研究发现, 美国上市公司审计服务是高度垄断的, 美国上市公司乃至其他大型企业的审计业务95%以上均被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包揽, 即形成了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 高度集中性正在对多年来运行良好的美国经济商业模式造成破坏。虽然国会也曾提出一系列的干预政策, 但实效性的措施却未实施, 集中性非但不减, 合并现象还越来越严重。而我国因为受市场经济转型完善过程的影响:1997至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集中度逐年下降, 按客户数计算的CR10一直未超过三分之一, CR20一直徘徊在50%左右。在2000至2002年, 市场集中度增长很快, CR4增长到49.82%, CR8增长到58.89%。2002至2004年CR4基本保持稳定, CR8继续小额攀升。总体上看, 若以客户资产总额来计算, 中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正在逐步提高。但我国审计市场尚未形成垄断竞争局面, 也尚未发现明显的专业化;审计市场上存在严重地区分割现象, 地域性比较强。
(三) 审计人员资格
美国采用的是较为严格的ACCA标准。进入审计市场, 必须具备相关的职业资格和认证, 在8年内通过14门科目考试, 大专以上学历方有注册资格。国际会计师专业资格证书 (A-IA) , 必须在10年内通过16门考试。我国只要5年内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CPA) 的6门考试科目即可获得资格证书, 即可从事审计业务。且大专以上学历, 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国公民均可以报考。美国的会计师认证需要经过4-l0年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 比我国注册会计师认证最多6年时间难度大得多。
(四) 规模经济程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美国的一些会计事务所就开始通过兼并和收购在全美范围内扩大经营规模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现在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谋求成长、服务多样化以及获取行业专家才能, 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越来越多。我国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的大规模合并出现在2000年, 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因素比较大, 且范围较小、规模经济具有不均衡性。
二、中美审计市场结构差异分析
(一) 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
美国审计收费的三部分有其各自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中产品费用一般取决于委托人规模的大小、业务的性质和复杂程度、总体财务状况。对较小的会计公司而言, 产品费用受委托人特征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财力雄厚的大会计公司。预期损失费用随被诉讼风险的增加而增加, 许多事务所陷入“无利经营”的境地。为挽救事务所, 收费项目就从审计收费以外转向审计收费本身, 导致审计收费日益增加。收费标准还受审计市场竞争的强弱的影响。若会计公司之间竞争激烈, 总体审计费会减少, 但供求双方的竞争往往使审计费最终趋于均衡。
收费溢价的原因是类似的:不同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费差异代表了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回报。规模大的事务所, 从业务范围、审计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进而涉及到审计服务的质量都能得到保证, 所以对审计需求者的收费比较高, 这是声誉带来的审计溢价。“四大”已经建立起高质量的声誉, 其审计收费中包含了声誉溢价, 所以其收费高于本土事务所;国内大型事务所相对于其他事务所, 也具有较高质量的声誉, 所以审计收费也略高。
(二) 影响审计市场集散程度的因素
美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者从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产品人手解释集中性的原因。研究发现, 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具有较高的审计服务质量, 即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更高的可靠性保证, 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和受管制行业的客户市场上, 大事务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优于小事务所, 所以在上市公司和受管制的行业中,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容易形成较高的市场份额, 这种较高的行业市场份额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又使客户得到了更高的保证程度, 委托人更倾向于选择大型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久而久之, 小规模事务所如果经受不住高质量、低报酬的审计要求就会逐渐被市场淘汰, 消失于审计市场或者被其他大所兼并。大型事务所因此占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 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审计市场结构。
我国1993-1999年集中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为逆集中化, 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结果和副产品。一方面, 由于大型事务所独立性相对较高, 而当时被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重视程度不够, 市场上充斥着对低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 导致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另一方面, 其他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又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结果就是审计市场集中度的下降。2000年以后相关市场环境有所转变, 市场对审计服务的需求逐渐正常化, 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凸现出竞争优势。在相关监管政策的配合下, 一些竞争力强、绩效好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迅速扩大, 竞争优势日益稳固, 吸引了更多的需求单位转向聘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从而使得审计市场出现集中化的迹象。
(三) 影响审计人员进入门槛的因素
我国审计市场比美国发展起步晚的多, 整个审计领域的各项工作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改革过程中, 具备专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较少。不管是事务所、审计人员还是委托单位, 对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和对审计质量的要求都在不断的变化中, 事务所和被审单位成本效益原则的坚守也会影响到对审计人员层次水平的要求。
(四) 影响规模经济状态的因素
我国审计市场中, “四大”在大客户市场上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本土事务所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而制约本土大型事务所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的主要原因包括: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监管当局不信任以及缺乏国际经验等。由于我国大型事务所国家支持的特殊性, 政策因素影响比较大, 不能像美国审计市场那样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审计市场的合并和分离。这种政府政策性强制推动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不良后果, 导致经营效率的下降。
三、对优化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的启示
(一) 审计收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目前对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两者没有关联, 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就我国当前的审计市场来看, 适合我国的观点是: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就某一个审计委托而言, 审计费用随事务所的不同而变化。因此选择事务所的同时, 也就同时选择了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四大所之所以在我国审计市场上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最重要的一点是其提供的审计报告质量上有保证。从注册会计师角度来讲, 高质量的审计需要较强的敬业精神、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的职业声誉, 这使得注册会计师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完善知识结构, 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更好地为委找人服务。从委托人角度讲, 有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委托人, 要通过选择提供高水平审计服务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降低不合格审计的风险, 他们愿意为避免这种风险付出较高的成本。
从两者相互影响的关系中, 应该关注审计收费的规范化和市场决定的收费自由度的权衡。为保证审计质量, 约束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以及被审单位, 需要采用适当的较高的审计收费标准;但同时为了活跃审计市场, 扩大国内事务所审计市场份额, 又必须保证所设的收费门槛能为被审单位所接受。这就需要审计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 也需要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利用宏观调控的权利, 对收费标准加以规范, 克服市场本身的滞后性和盲目性。
(二) 适度鼓励集中
从美国审计实践来看, 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 因为集中使得大型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能抵制来自客户的不当压力, 降低被审单位不正当变更要求;还有助于提高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和边际利润, 提升会计师事务所间竞争的层次与水平。相反, 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低集中性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 较多小所的存在使事务所平均客户数量过少, 市场占有率过低, 会计师事务所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分散也加剧了审计师与上市公司间审计契约关系的失衡, 大多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经营管理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 会计师迁就上市公司甚至与上市公司共谋, 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因此为了提高审计质量、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 增强我国事务所的竞争实力, 可以借鉴国外审计市场发展的经验, 采取提高审计市场准入标准, 引导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走规模化发展道路, 鼓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强强合作等措施, 适当地提高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
(三) 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寡占并非完全垄断, 也不是扼杀必要的竞争, 而只是提升了竞争的层次和水平。在审计市场的结构调整上, 应该遵循国家集权领导和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 给予大事务所以权利优势以吸引市场中的合理、合法的兼并和重组, 借此去除无竞争力的小所,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必须把握好市场竞争分散和集中的度, 对市场垄断和集中有明确的区分。为了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 壮大优势产业和行业, 鼓励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兼并和重组。在处理审批过程中, 必须严格兼并重组程序, 仔细调查申请单位的行为意图, 发现潜在的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视同仁, 避免超国民待遇, 稳定审计审查秩序, 为审计市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促进审计市场的发展和结构的优化。
(四) 提升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
我国一直注重对注册会计师的定期培训和业务考核, 保证其符合市场对审计服务的要求。2009年刚刚改革的CPA考试制度, 将五门专业考试变为新制度规定的六门专业课考试和综合能力测试, 增加了考试难度、提高了进入门槛。且国内许多培训机构也开始举办ACCA等国际资格认证考试, 参考人数也越来越多。这说明我国已经在提升审计人员素质、优化审计队伍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逐渐与国际接轨。
审计市场结构的优化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除了完善市场机制, 发挥市场自动调节作用外, 还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等个层面人员共同参与、共同努力, 以促进审计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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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 篇8
关键词：市场结构；中等收入陷阱；后发优势；后发劣势；技术模仿；人才初次转移；人才再转移；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1-0068-05
一、引言
近年来，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然，之所以热门也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并具有事关全局的重要性。从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来，这个概念一般是指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突破了人均1 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会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但跨过3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却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当然，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于同期高收入国家代表，即美国的比例来进行划分。例如Athukorala and Woo把该比例大于55%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20%～55%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转引自蔡昉，2011）[1]。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算资源型富裕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而其他地区基本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拉美出现得较早，以至于拉美陷阱早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之前就已为人熟知。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以相对于发达前沿国家的收入水平而言，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了相对停滞状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比美国快，甚至还慢于美国。以拉美为例，拉美的许多国家尽管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到2005年，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美国的水平却比1960年下降了约35%（Agenor，Canuto and Jelenic，2012）[2]。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往往还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这些国家往往还经历一段快速增长时期，如当时的拉美和1997年之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存在两个阶段：一段快速增长足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时期和进入中等收入后增长长期停滞的时期。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人均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低收入国家人均资本存量低，边际生产力越高，经济增速就会越快。到中等收入阶段，边际生产力递减经济增速似乎就应该较慢。但为什么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而不是到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就下降，新古典理论只能将此归结于人均资本存量之外的技术和制度因素。事实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速显著减慢的主要原因都可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降（Eichengreen，Park，and Shin 2011）[3]。新古典理论也指出，长期来看，能克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唯一方法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来源于一国对技术创新的把握，但这主要是对已处于技术前沿国家而言的。对于落后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并非来自创新，而是技术模仿。创新本是费时费力的事，对落后国家来说进行技术模仿可以节约大量开支和时间，进行技术模仿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考虑落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直接在低收入陷阱里的原因，也要考虑到进行技术模仿所带来的影响。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时，一种角度是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进行论证，即在经济起飞前，在农业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通过工业化实现的经济起飞，原本从事农业的低收入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中，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过剩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毕，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这导致了经济增速的下降。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学说无疑是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石（蔡昉，2011），但关于技术模仿在此中的作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们知道，在新古典理论中技术进步本质上相当于劳动力效率的提高，这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的下降，那些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如此。在考虑到存在技术模仿的便捷方式，与技术前沿国家相距较远的情况下，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技术模仿的优势和可能性忽然就不再存在了，而之前却可以一直存在。
刘易斯拐点结合产业结构变动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就是在低收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因为工资低廉获得贸易优势。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不畅，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成本上升，贸易优势被削弱，遭到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两头夹击，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产业结构变动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在于产业升级的受阻，按照钱纳里的发展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看成结构转变的过程，影响产品结构转换能力有各种因素，包括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和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等（李月，邸玉娜，周密，2013）[4]。我们可以把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转化能力看成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问题又回到刚才：给定技术模仿的便利性，为什么后来这好处又消失了。
流行的观点是（例如Aghion and Howit，2009，chap11）[5]，技术模仿只能到一定程度是因为模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与发达国家前沿技术差距极大情况下较为有用，但随着向前沿的靠拢，模仿的收益递减，也就是可模仿的越来越少，只能依靠自主技术创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只知道模仿无法创新导致经济增长最终放慢。的确，长远来看，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但考虑到落后国家的模仿空间，当达到技术前沿的90%或甚至70%，我们可以认为只靠模仿大体是不可行的，必须更加强调创新。但正如前面拉美国家所表明的，在30多年时间里，拉美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就没有高过40%，而且甚至这种差距有时在放大，这是与模仿优势相悖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与世界前沿的差距如此大，说明模仿空间仍然较大①，模仿的优势还在，为什么就不可行了，甚至还可能把差距拉大②。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国家与其技术相匹配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无法有效利用最前沿技术，但如果把吸收技术看成选择适宜技术逐渐提高的过程，技术追赶也仍然是可以实现的（林毅夫，张鹏飞，2006）[6]，韩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笔者在基于刘易斯二元理论上，结合考虑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尝试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为何在中等收入阶段就丧失，而不能持续到更高阶段。利用Shleifer and Vishny（1991）所论证的人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7]，可以认为鉴于技术的复杂性，在一个经济体中能够了解和吸收技术的是这些人才，而不是一般人员。人才在人口中的比重是较低的，因此经济体在吸收和模仿技术上存在阶段性限制，即当进行刘易斯范式工业化中，这些人才从原先行业（农业）转移出来，都已相应地模仿了某种相关技术后，如果不存在进一步更新模仿技术的动力，更新技术的模仿需要的人才就已枯竭，该国的技术模仿就会陷于相应的停滞。由于人才比例较低，这表明技术模仿的范围可能只是到一个中等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那为什么会出现某个阶段后人才不愿意再更新技术模仿？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制度上问题，在市场结构上，这些人才在其技术模仿行业形成了某种垄断力量和进入壁垒，这就使他们没有动机再去更新技术模仿，尽管仍有现成的技术可供更多模仿。Agenor，Canuto（2012）考虑的是设计部门创造的新产品带动增长，设计部门只能利用人才而非普通人员，强调了宽带等高级基础设施对人才进而对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考虑模仿的问题[8]。Benhabib，Perla，Tonetti（2012）研究了模仿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落后国家选择模仿成了策略行为，既可以选择赶超，也可以选择保持落后以搭便车[9]。
市场结构中垄断和进入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单纯负面影响，并非完全新鲜的概念。Parente and Prescott（1999）[10]指出了进入壁垒的存在会挡住那些有着更高技术的新进入者，进而影响了增长。不过我们同样感兴趣的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常出现的情况：之前它们往往有过一段快速的赶超增长时期，垄断和进入壁垒给定存在，那又如何同时解释相继出现的高速和低迷增长。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11]强调了在经济增长后继阶段创新的重要性，在之前现成技术可供借鉴的阶段，垄断部门（这里指垄断政治权力的精英）出于自身利益实行低税，这有利于投资与增长，但同样为了自身利益实行经济部门垄断，这却阻碍了新进入者，因此在不同增长阶段不同体制的优劣势也表现不同。正如之前所评论的，即使在模仿潜力明显未用尽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相继高低增长也仍然出现，在即使仍存在模仿的空间下，如何同时解释这种现象，是本文的主要着眼点。
二、基本模型
三、进一步讨论
当人才在目前行业都实现配置后，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必须要能把人从原有行业转移出来⑦。在以研发创新为主的国家，新产品创新也往往伴随创新该产品的厂商拥有了一种市场垄断地位，无论是技术开发领先的时间差，还是专利的保护都可以造成。不过，这种垄断是有期限的，过了一定时期其垄断地位就会逐渐失去，该中间产品的定价就会趋于1。那么该中间厂商πt就会趋于消失，所能支付的工资总额也会变得极小。由于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只能是人才，这意味着留下的中间产品生产人员将变得极少，这样他们才可以让πt/ht保持不变。其他人才则转移出来进行更新的产品创新研发，在更新的部门获得等同于πt/ht的工资，从而让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但如果一种新产品开发后厂商垄断地位始终得以保持，那么垄断利润就不会减少，人才在该部门一样获得较好的收入，人才就没有动力进行再转移，去实现熊彼特式的创新开发。
这些讨论说明如果政府容易被俘获，依靠模仿实现进入的部门会行贿来维持垄断地位，并且会一直做下去。但如果一开始给不出足够的bht的愿景，政府也未必一开始会给予垄断地位，那后面的垄断可能也不好建立。模仿与创新存在的区别在于a1>a2，模仿厂商如果垄断能获得的利润（Mt+1-Mt）πt也会更大，这对政府就有了足够的吸引力以一开始就在模仿中建立垄断，给予厂商特权地位。实际上，这在模仿的后发国家中并不罕见，这种垄断也完全不同于依靠创新获得的先行市场垄断地位。总之，在模仿型经济中，垄断部门之所以能维持下去，要害在于模仿在它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提供的收益比从事创新要多，这个收益为类似寻租的做法提供了足够的吸引力，就像自然资源诅咒所揭示的那样（Sachs and Warner，1995）[16]。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假定的是人口规模不变忽略了人口变更问题。在更新技术的过程中，无论是创新还是模仿，人才一旦进入某一技术部门，可能往往是终生以此为职业，这是因为更新知识的成本可能过高而具有了锁定效应，特别是上面假定的多次更新知识可能不会出现。在更新的技术部门中人才的进入主要是新加入的人才。那么模仿型且政府容易被俘获的经济是否也可以借助这些新的人才来拓展新产品部门？在创新型或模仿但无法寻求长期垄断的经济中，通过新兴学科教育等方式，新人才主要进入新部门，老部门人才相对固定⑨，但随着其在世代交替中消失，老部门中的人才自然萎缩。但在模仿且易形成垄断的经济中，老部门人才会被进入的新人才接替，这样新人才可能大多进不了新技术部门，这仍然影响了后续经济增长。最后，上文假定人口规模标准化，但现实中还存在人口规模相差较大的问题，在创新型或模仿但无法寻求长期垄断的经济中，付出更新知识成本下，人才或者新增的人才是可以不断流动到新部门的，这个规模可以抵消因人口规模大具有的人才行业配置范围优势，除非人口规模相差实在过于悬殊。
四、结论
从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能鼓励出现创新技术的制度安排，总体上这种制度安排的各方面使得贿赂不可能实现，政府是摆脱局部利益羁绊和受到监督的政府。相反，模仿因对制度要求较低，贿赂更可能有操作空间，政府更容易被俘获，只有那些能够摆脱原有垄断厂商影响的政府才能够实现模仿技术的持续更新。因此，模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后发国家在赶超增长上具有优势，特别是在急需增长的初期阶段更是如此，但模仿本身又是把双刃剑。模仿在带来快速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同时，也为某些部门迅速带来丰厚收益，而这些收益在这些部门成为既得利益之后，却可能用来做为捍卫既得利益的制度寻租之用，而不是用在进一步的研发甚至模仿上。这些收益相对来得多，以至于这些部门有足够的能力用之去影响和俘获政府，这就是模仿可能带来的发展陷阱。要让模仿切实起到技术进步的助推剂和实现后发优势的作用，就要注意如何避免因模仿而出现有能力进行寻租的制度陷阱。制度要在模仿的开始时候就要保持良好治理，特别是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政府都应能避免被俘获。如果开始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模仿更可能的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后会腐蚀和扭曲制度，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什么进行模仿的国家众多，但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的原因。
为了避免模仿对制度的破坏，政府要着力避免被这些部门的寻租能力所羁绊，政府需要超越这些部门的利益，即使这些部门曾经因为模仿而取得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功而变得有势力。否则，在那些政商关系盛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国家，基本都难逃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也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政府必须是强有力的，能摆脱局部利益束缚，又必须是廉洁有效的政府。一个腐败严重的政府自然容易接受这些既有部门的贿赂而对它们提供保护，一个腐败严重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大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强有力的反腐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必须的。
最后，在既有部门领域，保持开放的经济和积极溶于世界对于化解既得部门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益的。在面临国际竞争下，既有部门的垄断更容易被消解，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不容易出现。进一步，即使既有部门试图寻求保护，它们也会变得缺乏财力。当然开放必须是先行的，否则既有部门壮大后仍有能力寻求保护。这也重复了出口替代优于进口替代的观点：进口替代仍是保护了国内产业，但当其通过模仿发展起来成为既有部门，在制度存在缺陷下就会通过游说和行贿得到保护，出口替代则避免了这点，甚至当国内厂商成为国内的垄断企业，当它的主要市场是在国际市场时，它仍会面临国际的激烈竞争。
注释：
①当与技术前沿差距越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可以越足，随着与前沿的差距缩小，相应的增速可以降下来。但这是自身的纵向对比，相对发达国家增长率只要技术差距的存在总是可以更快一些。
②现实中，创新者当然可以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秘密等形成对技术的保护，这会使模仿者的模仿变得成本高昂，甚至变得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以稍宽的视角看待模仿的优势，很明显对创新者来说，创新的风险是极大的，甚至包含彻底失败的风险。而一旦创新者创造出一条路，这至少为模仿者指明了方向并对研发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因此模仿优势始终是存在的。
③为了简化，生产函数没有资本，无需考虑居民最优储蓄及资本积累动态问题。
④可以看成既有的知识存量，这反映了产品开发既有基础的正外部性。
⑤从t到t+1期，新中间产品种类可以增加很多种，这可以相对应地由与新增种类数相同的，每家开发一种新产品的垄断厂商来完成。为简单起见，把这些厂商“合并”为一家，视为一家开发了t到t+1期的新产品。事实上，每家开发一种新产品的厂商的定价，利润都是一样的，使用的人才也应该是一样的，不然会导致工资差异，但人才流动会抹平工资差异。因此把这些厂商合并只是简单的倍乘，工资也是一样的。
⑥这里为简单起见，不再区分中间厂商内部人员收入差异。
⑦这里不区分转移是转移到新的开发新产品的厂商，还是原厂商设立新部门来开发新产品。
⑧或者政府主动控制厂商获取租金，从结果说都是一样的。[15]
⑨由于不能再转移（比如知识更新成本过高），过了垄断期他们的工资会趋向普通劳动力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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