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回避（精选8篇）
任职回避 篇1
检察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2000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证检察人员依法履行公务，促进检察机关的廉政建设，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检察人员之间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弟兄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女子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检察人员之间凡具有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
（一）同一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同一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
（三）同一工作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
（四）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第四条
担任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自治地方县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除外。
第五条
检察人员任职回避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人提出回避申请或者所在人民检察院的人事管理部门提出回避要求；
（二）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审核，需要回避的，予以调整，并按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办理任免手续。
第六条
检察人员任职回避，职务不同的，由职务较低的一方回避，个别因工作特殊需要的，经所在人民检察院批准，也可以由职务较高的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所在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和检察人员的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在本检察院内无法调整的，可以与其他单位协商调整；与其他单位协商调整确有困难的，商请有关管理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协调解决。
第七条
检察人员在录用、晋升、调配过程中应当如实地向人民检察院申报应回避的亲属情况。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检察人员录用、晋升、调配过程中应当按照回避规定严格审查。对原已形成的应回避的关系，应当制定计划，逐步调整；对因婚姻、职务变化等新形成的应回避关系，应当及时调整。
第八条
检察人员从事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监察、审计等公务活动，涉及本人或与本人有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时，必须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考核、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
第九条
检察人员从事检察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第十条
检察人员在检察活动中，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在检察活动中的回避，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申请的，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向所在人民检察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检察人员回避的，应当向该检察人员所在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申请，并说明理由，根据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提出回避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二）检察人员所在人民检察院有关工作部门对回避申请进行审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提出是否回避的意见。
（三）检察长作出是否同意检察人员回避的决定；对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长回避问题时，由副检察长主持会议，检察长不得参加。
应当回避的检察人员，本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要求其回避的，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第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驳回回避申请决定的五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或者被申请回避，在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案件的办理；但是，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进行侦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前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十四条
因符合本办法第九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决定回避的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诉讼的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第十五条
检察人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第十六条
检察人员在检察活动中具有以下情形的，视情予以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一）明知具有本办法第九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
（二）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具有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故意隐瞒的；
（三）拒不服从回避决定，继续参与办案或者干预办案的。第十七条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知情人认为检察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回避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检察人员所在人民检察院监察部门举报。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将有关意见反馈举报人。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检察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警察。
人民检察院聘请或者指派的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回避，参照检察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监察和人事管理部门负责检察人员回避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任职回避 篇2
一、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的意义
(一) 有利于廉政建设。
腐败问题, 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众多热点问题之一。其中, 公务员腐败问题就是我国现阶段面临诸多问题中的最为突出的一个, 公务员贪污腐败的现象在全国各级机关中屡屡发生, 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 “关系”是他们贪腐的一个原因之一。一个国家想要长久就必须要大力惩治贪污腐败问题, 建立清廉的社会风气。我国从古至今便是一个关系社会。封建社会时期, 人们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影响下, 领土甚至爵位都是世袭的, 官职有时也是父子相承, 这种世卿世禄制度下, 血缘宗亲变得无须回避, 反而成为赐爵授官的主要依据。
(二) 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如果大量的亲属聚集在一个部门或单位, 就会产生各类“抱团”现象, 就会复杂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因为在亲属派系之间, 很容易产生利益交织, 导致冲突发生, 不能有效合理地相互配合工作, 整体工作效益降低。最终, 导致国家机关工作部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同时, 大量的亲属关系存在于一个部门或单位, 也会影响存在其中的每个公务员公正、合法地行使自己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如果公务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牵扯到自己所熟识的亲属, 一般清况下, 公务员都会选择人情程序, 绕过法律, 视自己手中的职权为私有, 忽视或无视法律的存在。当对自己的亲属不利时, 合理的决定往往难以做出, 因为必然会受到亲属关系的牵制。但是, 当处理结果是对自己的亲属有利时, 又担心由于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 害怕被别人指责。怕别人说他袒护亲属, 对事件处理不公。这样就会对内部的人事管理产生负面影响, 与我国现代科学人事管理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严格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对每个公务员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有效手段。也能合理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把每个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使其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工作效果也会是最佳的。
二、我国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回避范围过窄
我国《公务员法》中所规定的任职回避的亲属范围是三代以内的近亲属关系及相应的姻亲关系, 对于最重要、最具有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亲属范围都进行了涵盖。但作为利害关系中, “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害”的关系。也就是仇嫌关系或仇敌关系。这类关系对公务员任职回避有很大影响, 尤其是影响公务员公平执法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建设, 可惜, 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所规定的所有需要回避的社会关系中, 只包括“利”的关系而没有“害”的社会关系。
(二) 监督制度不健全
《公务员回避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定) 第五章第十四条明确指出, 公务员必须服从回避决定, 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应当予以免职;公务员应当主动报告应回避的情形, 有需要回避的情形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 应当予以批评教育,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 应当给予相应处分。这一规定虽然以行政责任的形式明确未履行回避行为的处分规定, 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存在问题的:一是要求公务员对回避申请应当主动提出;二是违背回避规定的人所接受的处分乃是基于行政处分形式的内部行政行为。从实际效果来讲, 该《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并未能摆脱中国传统自律的实践误区, 以此种方式开展的所谓回避最终仍不能符合回避制度的要求与原意, 无法满足群众对当下中国反腐的渴望。此外, 更为重要的是, 以此规定所采用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仍是发达国家所摒弃的模式, 从形式上看己经不符合现代监督权力制约这一基本制度要求, 从根本说乃是内部机关领导的个人所为。这不符合当下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无关第三方监督的基本要求。
(三) 责任主体过多且不明确
根据公务员任职回避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务员任职回避的程序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在这三个环节中包括三个责任主体, 即任免机关、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所在机关。不利于这种制度的执行是主体责任的多元化, 从而影响效率的执行。最主要责任主体缺乏, 以至于出现程序问题时, 有可能造成相互之间推诿责任, 造成责任主体不明, 最终使任职回避程序不了了之。
三、完善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的建议
(一) 扩大任职回避范围
仇嫌关系。公务员在任职的过程中与其关系友好的人员回避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要对其不友善的人进行回避。这是因为与有仇嫌关系的人共事时, 会时常发生矛盾, 很容易产生冲突, 对和谐友好的工作环境造成破坏, 影响工作效率和公平正义。
(二) 建立健全任职回避制度的监督体系
公务员回避制度得以执行的根本在于健全的检查监督体系。只有充分发挥民主监督、过程监督、群众监督, 形成“主体多元, 相互配合”的监督监管体系, 才能增强公务员回避工作的透明度, 才能对任何违反回避规定的违法行政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纠正与惩戒, 从而达到严格依据回避规定合法行政的最终目标。这一体系应该包括政府部门内部监督、共产党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法律监督, 特别是包括以网络和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内的新闻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的检查监督。当然, 健全检查监督体系的重点是推进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通过逐步完善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投诉机制, 聘请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 设立投诉热线和投诉箱, 制定公务员投诉处理办法, 对干部调任情况及时进行公示, 公开曝光典型等措施, 使回避制度变得具体化、可操作化。只有把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过程监督和效果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主体多元, 相互补充, 民主共治”的检查监督体系, 才能增强公务员回避工作的透明度, 形成无所小在的威慑力量, 使得任何询私舞弊、以权谋私的现象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为及时发现、处理、纠正和惩戒违反回避制度的行为真正提供制度保证, 达到激励公务员勤恳履职, 铲除以权谋私和腐败毒瘤的目的。
(三) 完善公务员任职回避的问责机制
议一议“法官任职地域回避” 篇3
理念转变：地域回避是否必要
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点是集权和专制，君主出于治官的政治需要，从很早就建立起了严格的任官地域回避制度，其目的既有防止官员碍于亲情和乡情而徇私枉法的廉政需要，又有防止官员利用亲情和乡情来犯罪的专制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说任官“避籍”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大多数朝代执行得都较为严格。
晚清以降，源自西方的宪政和分权理论开始输入中国，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体制终于开始了由专制集权向民主共和的艰难转型，但转型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惯性，一些诸如任官避籍之类的传统也被承续下来。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司法、行政不分，并无独立的法官职业，因而也就不存在法官任职地域回避的问题。但从晚清预备立宪开始，在分权的时代大潮裹挟下，司法权逐渐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成了国家权力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权力，法官由此成了一种有别于行政官员的独立职业，于是法官任职（主要是地方法官）是否需要回避本省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
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产生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一，伴随着新型司法制度的创建，国人对司法制度本质的认识亦在不断深化，开始明白“法官非官也”这一基本道理。尽管人们仍习惯于将其称之为“官”，但其本质则与行政官员完全不同，应遵循与其职业相适应的管理办法；第二，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法学知识亦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法律不仅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特别是要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并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习惯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尊重。
先来看第一点变化。晚清推行预备立宪时期，一些国人为了取得真经，真心诚意地跑到国外进行考察，回国后著文：
行政权因地方之便利、可假权宜行之，犹之道路车马得以自由行动。司法权非以法律为准绳不能维持裁判之信用，犹之汽车必须遵守轨途，斯无倾轶之虞。况行政官之性质，以服从上官命令为主，阿谀希旨，即缘之而起。若司法官同此性质，意有瞻顾，断难保裁判之公平。（刘雨珍等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这里说的是法官与行政官员之间执行职务方面的差别。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繁杂，因而行政官员一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又必须严格服从上级命令；而法官则只能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和程序进行裁判，必须葆有独立性。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甚至注意到了法官与行政官员、议员乃至各种政治团体成员之间行事风格及做派上的不同。
审判案件，必須平心静气，研究法理，判决方无错误。若参与政治，奔走演说，则心气浮躁，不能专心裁判，故法律禁之。盖研究政治者，须有宏远之规模，研究法律者，须有极细密之心思，一人而兼之，实难其选也。议会议员，皆统筹全国或一地方之政治，审判官乃剖析极纤细之事理，两不相伴，故裁判官不得为议员。（宿松、熊元襄编辑，冈田朝太郎讲授之讲义《法院编制法》）
正因法官有着特殊的职业行为方式、职业思维和职业操守，才需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第二点变化也同样明显。依据中国传统的法学知识，法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君主意志，各级官员只能严格执行，不得有任何变通。而按照现代法学观点，法律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手段，它除了要满足国家利益之外，也应符合社会及民众的需要，既要涵盖国家知识，也应包括风俗、习惯等地方知识，甚至有学者认为法律首先是一种地方知识。对此，清末民初的国人说得极为明白：
造成一国之础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亦矣。
正是由于完成了观念与知识的转型，晚清以来中国起草的几部民法典及草案中无一例外地都将习惯作为法源，如《中华民国民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的，依习惯”。民国初年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还通过判例对可以适用的习惯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确于一定时间，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该地方之人，均共信为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不违背公共之秩序，善良之风俗。”（北京政府大理院判例，民国四年四月上字254号）其实，不仅是私法，民事审判和调解涉及习惯，即便是刑事审判和行政执法也可能涉及习惯等地方知识。如某些人的犯罪动机就可能与某些地方的特定习惯相连。因而，在进行刑事审判的时候将特定的习惯作为考虑的因素，就可以影响到定罪及量刑。
制度层面：规定的务实改造
尽管清末民初的国人已从理论上明白了“法官”不是官的道理，但由于政治传统的惯性影响，对任官避籍这一延用已久的政治制度也没敢一下彻底抛弃，而是采取了相对务实的策略，依据法律逻辑对其一点点地进行改造。
从现有文献看，晚清以来最早对法官任职是否需要地域回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官方文件，是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由宪政编查馆会同法部草拟的《法官交通回避办法》。该办法第14条规定：京外各省地方初级审判厅法官“本省人员回避本管府州及本籍300里以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回避的范围由本省缩小到了籍贯周边300里以内，即基层审判厅不得使用籍贯300里范围内的人士担任法官。值得注意的是宪政编查馆在《奏酌拟各省法官交通回避办法折》中又对这一做法进行了否定，指出从前在中央刑部任职者中也有不少本京人士，但却未见有请托瞻徇之弊，可见地域回避与司法公正之间并无简单的因果关系。紧接着制定者又明确指出如果法官“于风土人情语言习俗均所熟谙，审判宜以尽职”。（《国风报》第1年第16号，1910年7月17日）这种说与做的矛盾多少向后人透漏出了一点面对着强大的传统时，破冰者想做但又不能彻底为之的苦衷。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摆脱清廷而宣布独立，司法官的任用权也理所当然地归了各省，因而，这一时期各地所任用的法官大都以本地人为主。民国三年（1914）北京政府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纠正，并由司法总长梁启超草拟了“各省司法官回避办法”四条。
梁启超起草之办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省级审判机关与地方初级审判机关进行区分；二是又一次将初级审判机关法官的“避籍”范围从本籍300里以内缩小到法院的管辖区域，即法官任职须回避所服务的法院管辖区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司法行政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颁布了《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七条，内容上与北京政府时期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加细化而已。
晚清时期的制度设计者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对法官来说熟谙“风土人情语言习俗”等地方知识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风土人情是高度地方化的，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习惯。中国古人常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来形容习惯的地域性特点。
因而，对于“风土人情语言习俗”这些特定的地方知识，不是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的。换言之，一个只通晓书本上的法律，而没有丰富地方知识的法官很难是一个合格称职的法官。看来，任职“避籍”这一传统政治经验并不适合法官职业。
综上所述，尽管从表面上看，晚清至民国的历届政府在制度层面仍然沿袭或坚持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任官“避籍”原则，只是不断缩小着初级审判机关法官“避籍”的范围，但仔细辨析则足以发现制度背后的理念层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学界的争论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认识主要集中于法学界和法律界，不要说晚清，即便到了民国时期依然有行政官员和普通民众热衷于推行法官避籍制度。对于制度设计者们试图将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适当融合的良苦用心，一些法学家并不领情，站在法学的立场从各种角度对此进行批判，公开主张彻底取消法官任职避籍制度。
首先，他们认为按照行政区划设定回避范围的想法过于简单。如有籍贯为河北天津之某法官，任职于北平地方法院武清分庭（民国时期武清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北平——引者注），依照现行的制度并无违背，但武清与天津在地理空间上紧密相连，乡党亲故，往来最多，岂无徇私之弊？（蒋铁珍：《论司法官回避问题》）
其次，他们也不认可任职“避籍”的治官效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令就近任职，则川资一切皆可从省，用度易敷。节廉自励”（《国风报》第1年第16号，1910年7月17日）。此外，“法官臧否，存乎其人，品性純良之士，砥砺廉隅，愈近梓乡，愈惜名誉。反之，行止卑污者流，荡检愈闲，去家愈远，放纵愈深。”（蒋铁珍：《论司法官回避问题》，《法律评论》第12卷第22期，1935年）也就是说，即便从廉政的角度讲，实行法官本地任职也更为合理。
诚然，司法腐败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实行了严格的任职“避籍”制度，但司法腐败依旧多发；民国时期，法官任职“避籍”制度大体上得到了遵守，如笔者收集到的民国三十七年西安地方法院的所有法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例违规者，但腐败现象照样存在。同样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但就学理而言，法官任职是否避籍关系到对司法本质的认识。
至于实际操作问题，若干年前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陕西和西安市司法档案时，一次偶然所得倒值得思考。民国三十五年，西安地方法院的一次院务会议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就法院工作人员回避问题形成如下决议：“低级职员，回避本县”（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号089—4—35），这里的所谓低级职员是指法院内除院长、法官之外的工作人员，如书记官、录事等。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或需要回避本县呢？原因极为简单，即这些人所从事的是审判辅助工作，无需利用地方知识。选择法院管辖区域之外的人员辅助法官进行工作，既可以起到防止腐败的效果，又不影响审判质量。
但不管如何，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下面的启示足以引起我们思考：
对任何法律问题的思考必须始终坚持法学立场，唯其如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少走些弯路。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应如此。尽管目前国家已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由于缺乏法治传统，加之客观条件的限制，法学在当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尚未完成，独立性也尚未得到根本确认。因而在现实的法律生活和法治实践中每当遇到问题，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法学立场，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上思考与寻找解决方案，其结果往往导致许多建议及做法自相矛盾，从而使中国的法治之路充满了曲折。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浅议法官任职回避 篇4
摘 要：2011年初，最高院出台了关于法官任职回避的规定，将我国司法反腐倡廉的问题推向高潮。本文从回避制度的基本法理出发，结合我国回避制度的现状，提出了贯彻实施该规定所需注意的若干问题，以期对该规定的施行有所帮助。
关键词：司法廉政 回避制度 任职回避
2011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从发布之日起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施行。《规定》要求: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和补充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人员时,也不得将具备上述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拟任人选。为了确保此项制度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规定》还明确了对违反任职回避人员的惩戒措施。这项规定的出台备受关注，并将司法廉政问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一、理论依据--回避制度及其价值理念
（一）回避与任职回避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得参与案件审理的制度。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正是回避制度最朴素的表达。任职回避是一种任用关系的限制，不允许规定范围内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在同一或相近部门、单位任职。任职回避是回避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司法领域准入的限制，即任用时就规避了可能出现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情形，相比一般回避更严厉、更彻底。
（二）回避制度的价值理念
诉讼制度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回避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一种，自然也以公正性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回避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
1.确保裁判者中立及司法公正
在审判中，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无疑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弗兰克指出:“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笔者不敢苟同弗兰克略显绝对的观点，但法官在裁判中的确会受到社会关系、偏好、传统习俗的影响，完全理性、完全客观似乎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要求，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另外,传统中国更是一个熟人社会,法官在审理与自己有某种人伦关系的案件时常处于尴尬境地。为保证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免受人伦亲情与司法公正理念的双重压力,回避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理念和制度设计是非常必要的。
2.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就是要以尽可能少的诉讼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案件解决。由于健全的回避制度将有偏私之心的司法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事先排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之外,就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减少因违反回避制度而发回重审的几率,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因此,回避制度的设立,看似为一审程序设置障碍,实则符合诉讼程序的效益原则。
二、现实需求--法官任职回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在上述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及司法解释来确保回避制度的实施，如三大诉讼法、《法官法》《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层面发生脱节，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诉讼过程中认人情、认金钱的案例屡见不鲜。这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1.回避事由不明确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申请回避的事由可以概括为“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对于这句话，有两处疑问：① 如何评断某种关系属于利害关系？这个范围不明确，很笼统。② 利害关系和影响案件公正审判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由谁判断，是否含有相应的主观色彩？正因为这样的疑问存在，使得实践中法院裁量的难度加大，部分法官钻了其中的空子。
2.回避申请权缺少保障
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定回避事由和需要提供证据的酌定回避事由。即使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请回避仍存在诸多现实困难。首先，信息不公开。他人与法官疏通的关系通常都是所谓的“暗箱操作”，通过各种不公开的渠道进行疏通。这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事人很难知晓。其次，法律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即使当事人努力了解到了这层不公开的关系，搜集相关证据也非易事。当事人成功申请回避必须越过这两道坎，使得回避申请权有被架空的嫌疑。
3.没有明确法官违反回避规定的责任
我国古代立法曾经明确了法官违反回避规定的责任。如《明律?刑律?诉讼》中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授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若罪有增减者,以出入罪论”。但是综观现行立法，仅有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一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且，该法条只是制约了案件本身，并没有明确审判人员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放任了“关系案”的发生，阻碍了回避制度目的的实现。
现行回避制度的缺陷提醒我们，为了有效改变现状，必须从制度层面去完善、创新。“法官任职回避”便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它转换了大众思考问题的角度，从“法官如何尽可能公正裁判”到“先挑选最大可能公正裁判的法官”。这两个角度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后者从司法准入领域这个源头进行限制，能够避免上述提及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是为回避制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政策考量--贯彻实施《规定》的若干问题
为了响应反腐倡廉的号召，针对目前回避制度的缺陷，及时出台的《规定》让人们看到了回避制度积极的变化。最高院说，“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突发奇想”，这是有根据的。此前上海、重庆、江苏等地已先试行“单方退出”办法。但是，理论与实践总是有所差别，积极的变化最终是否是可喜的变化，仍要看实施的成果。在贯彻实施《规定》的过程中，一些问题必须解决。
1.对争议之处予以解释说明
《规定》出台之后，各界议论纷纷。“为什么只提法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当律师的也不少见，而且更多时候是同学、师生关系在起作用。”“如果一方是法官，另一方是检察官，那么要不要回避呢？毕竟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检察官的地位是平等的。” 针对此类问题，最高院最好能作出相应的解释说明，以便化解人们心中的障碍，使得《规定》能够更深入地实施。
2.明确现任法官“任职回避”后的保障与救济。
《规定》第八条是关于现任法官“任职回避”后重新安排工作的内容，但是只是笼统的条款，并没有规定在未妥善重新安排工作的情形下的归责。这将导致在实施过程中个别法院单纯追求回避的成果，而忽略了被回避人员的生计问题。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任职回避”才会深入人心。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
四、结语
立法与司法分别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体现了我国回避制度的长与短。最高院出台的《规定》综合考虑了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虽然各界对其褒贬不一，但值得肯定的是我们透过程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这必将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给我国司法界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参考文献：
[1] 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机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1391
[2] 翁彤彦.诉讼回避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063, 75: 6, 71
任职回避 篇5
2011-02-16 18:33 来源：中国广播网 打印本页 关闭
中广网北京2月16日消息（记者孙莹）最高人民法院今天（16日）发布，《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已经在2月10日出台，并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施行。
《规定》要求：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和补充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人员时，也不得将具备上述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拟任人选。
为了防止人员更替给办案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因任职回避退出现有岗位的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妥善安置，《规定》明确：在本规定施行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其所在法院应当在12个月内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岗位调整手续；在本规定施行后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应当在其具备条件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任职回避申请，其所在法院应当在其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岗位调整手续。
为了确保此项制度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规定》还明确了对违反任职回避人员的惩戒措施：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在规定期限内不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按照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或将其调离现有岗位；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有隐瞒其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弄虚作假规避任职回避以及拒不服从组织调动等情况的，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于法院领导干部或法官的配偶子女表面上不再在所限地域内从事律师职业，而暗地里仍在所限地域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该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或将该法官调离现有岗位，该领导干部或法官对其配偶子女的行为知情的，还应当同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任职回避 篇6
吴丽英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在我国，无论是从社会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来看，还是从社会制度的现实发展水平来看，任职地域回避制度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基于我国的历史，更是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然而，任职地域回避制度要想发挥最大的功效还需要在立法上做一定完善，本文主要从我国实行任职地域回避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完善来展开论述。关键词：任职地域回避、必要性、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91 文献标志码：A
一、任职地区回避的相关概述
（一）概念：
地域回避，也称干部异地任用制度，是指担任一定职务的公务员，为了公正履行职务，不得在亲属比较集中的原籍、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实行任职地区回避，既可以使公务员摆脱家乡各种复杂的关系对其工作的干扰，也减少了公务员利用职权直接为自己家乡的各种亲属谋取私利的可能。这对于防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依法执行公务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有着积极意义，这是因为在自己的本籍除血缘关系的亲属和各种姻亲较多外，其他的诸如老乡、同学、朋友等关系也十分复杂，而且较难把握，它们对那些在本籍任职的公务员往往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对相关法律的解读：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从以上的法条可以看出任职地域回避主要针对的是县级以下人民政府及主要部门的公
务员。这种规定主要是基于县级公务员所承担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即县级以下公务员所承担的工作一般比较具体、直接，而且执行公务的范围也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需要避免他们本籍的相关人员对他们工作的干扰。从实践来看，县级以下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是实行任职地域回避的重点，这是因为一般的公务员在许多公务活动中只是公务的具体办理者，对公务没有直接决定权，并且一般公务员人数也较多，把他们全部直接换为其他地区的公务员来担任也不现实，所以法律规定担任乡级、县级机关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才实行任职地域回避。当然，在实际运用法律时，一些特殊行业部门的主要领导往往比县级党政班子中的副职掌握更多的实权，这部分人也可以成为任职地域回避的重点对象之一①。
二、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实行的必要性
（一）因国情的需要实行任职地域回避
1、因我国历史传统的需要
我国历来有重视亲朋关系的传统和习俗，尤其是在基层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信息的落后，宗族思想还渗透在百姓身上，即族中的一个人得势，便要想方设法把其他人也拉进来，形成“一人升天，仙及鸡犬”的局面。由于宗族制度的影响，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就把“光宗耀祖”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为能为亲朋好友提供帮助而感到荣幸。而任职地域回避在基层地区的设立，可以大范围的把亲朋关系隔离，为广大干部办公提供纯净的环境。
2、因我国的选举制度的不完善而需要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有效并充分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制度将把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紧密联系起来，使被选举人始终处于选举者地监督之下，督促其为国家和选举者的利益服务，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机关的公正廉洁。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之下的设想，而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还不完善、不健全，在使用选举制度时很多地方还流于形式，这样的情况之下，选举制度根本无法充分体现民意，甚至是违反民意，在不正之风较为严重，关系网盛行的情况下，实行任职地域回避，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关系网对执行公务的干扰。
3、因我国立法不完善而需要
纵观国外很多国家在立法上都没有制定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如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年龄未满25岁，为合众国国民未满7年，当选时非其选出州之居民的，不得为众议院议员；年龄未满30岁地，为合众国国民未满9年，当选时非其选出州之居民的，不得为参议员；除生为合众国公民或在实行本宪法时即为合众国公民的、年龄未满35岁及居住于合众国境内未满14年的不得当选为总统。在英国，有关选举权的规定几经修正，但居住期限的资格仍
被保留，选民必须在某一地区中居住3-4个月以上才能在该选区选民册上登记。候选人必须年满21岁，为本区地方议会选举人或在选举前12月内在本区居住、任职或占有房地产的人。日本规定“市以下的议员候选人必须是本地居民”。就连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15-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44条、第71条第2款、第61条）。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立法、制度比我国完善，例如选举制度、监察制度，所以可以不需要任职地域回避制度的辅助就可以公平、公正地执行公务。
（二）任职地域回避的历史意义给予的启示
我国公务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应当是我国古代官员乡籍回避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回避制度的评判和借鉴。所以，它的内涵既决定于古代回避制度的历史，又决定于当代中国的现实。
古代的任职地区回避主要包括原籍、寄籍和商籍回避，但主要是原籍回避，即地方长官不让本地人担任。唐代开始对在本地做官做出限制，起初只规定京城附近的两个州不许本地人做官，以后逐渐把这一规定扩大到全国。宋代规定更为具体，除规定地方官不得任用本籍官员外，还规定对虽非本籍但有田产在该地区的也要回避，同时规定官员在所管辖地区不得典卖房产，离任后也不得在原所辖地区寄居。清代则规定得更为严格，地方官员不得在离本籍五百里之内任职③。
中国古代因皇权专制高度发展和官僚机构的膨胀等社会、政治的原因，任职地域回避对高层官僚在内的“官际”和人际关系网的恶性膨胀、调节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配、防止官吏结党营私、澄清吏治以及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都产生了积极意义。
首先，任职地区回避不但有助于防止地方官长期在一地任官发展私人势力以削弱中央集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地方官在本地任官时容易出现的亲朋请托、徇私枉法、殖产营私、鱼肉百姓等弊端。宣和末年，政局一乱，出现了官员在本籍任官的现象，当时就有人指出：“其舍田连属悉皆亲旧，而官吏辈并缘为奸，民讼在庭，以曲为直，挠法营私，莫此为甚。④”当地人在当地任官为殖产营私，应酬结识，拉关系、徇私情提供了方便，所以严格实行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对于澄清地方吏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官员不在本地任官，而是遍诣东西南北各地，在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了较多了解后，无论是担任中央要官掌握执政大权，还是位居地方，其阅历对于制定或贯彻执行比较
合乎实际的政策是有益的，有利于积累更丰富而全的统治经验。
基于以上历史意义，在我国现阶段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现象还层出不断时，实施任职地域回避，限制公务员在原籍任职，避免公务员与自己的许多亲属在一起，摆脱各种关系的困扰，为公职人员秉公办事、依法执行公务创造良好环境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三、任职地域回避的立法完善
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应作为我国公务员法的重要内容加以规定并不断完善。在具体实施时，坚持重点实行、逐步推广的原则。由于我国各地情况差异较大，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可先由国家做原则性规定，地方政府再根据本地的情况，作可行性的具体决定。
第一，任职地域回避制度需要根据职务影响力原则来确定回避区域
职务影响力的不同，需要实行回避的情况自然也有所区别。从目前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海南、安徽等省市实行的区域回避制度规定，凡县（市）党委、政府、纪委和组织、人事以及公、检、法的主要负责人不得由本籍干部担任。但是，却仍然忽视了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职务，例如县（市）工商、税务的主要领导以及乡镇级有关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这些机关的主要领导实行任职地区回避，笔者认为是不容质疑的，因为对于那些在县、乡从事工商、税务等牵涉面较广工作的主要领导如果在原籍任职，虽然有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但是身处由亲戚、朋友、同学等组成的关系网中，工作往往受到这些人地干扰，导致无法展开工作。但是，实行任职地域回避，确定与变换公务员任职地区是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它需要有关部门和地区的综合协调，需要其他人事管理和人才流通制度的配合。这样既可以防止干部队伍的超速流动，又能防止干部调动中的消极情绪。
第二，合理安排公务员任职地域回避的转任
公务员在一定地区任职达到一定期限后需要转任。对于这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对异地任职的期限做一定的规定，对这一期限如何确定，我们总结长期实践经验，认为规定十年左右较为合适，这是因为由于我国目前强调干部的年轻化，很多公务员在30岁左右就担任了乡级或县级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职务。这样，离他退休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如果他在一个地方工作10年以上，也会形成相当紧密的关系网，对于他公正执法相当不利。因此，建议在县级某一行政部门担任科级以上领导10年以上的公务员，不得在同一县级部门担任正职领导。接着，如何转任，转任到什么地方，这需要结合该公务员本身的素质以及长期任职的政绩等，在《公务员法》上做详细的规定，督促并鼓励公务员兢兢业业地在基层工作。
第三，完善任职地域回避的相关制度
健全任职地域回避制度，还需要做好诸多方面相关制度的配套工作，以户籍制度为例，现在实行相当严密的户籍制度,公务员在外地任职,往往造成夫妻两地分居,也牵扯到住房、子女上学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复杂困难。这就不免会造成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某些其他规章制度相矛盾相冲突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回避制度的有效实施。所以，还需要完善对异地任职公务员的考核、任免及监督制度、异地任职者配偶的随调安置和子女就业内招等制度。只有这些制度真正做到了相互协调，流转流畅，在我国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过程中，公务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不可回避的非存在问题 篇7
一 “非存在”的语词渊源
为了理解“非存在”, 我们有必要反思“有”和“存在”, 即动词to be和being概念。从语言学传统来看, 通常to be的用法能被划分为两种情况, 或者从语义的角度来看, 它意味着“存在”;或者从句法结构角度来看, 它仅仅用作系词。从词源上来看, 动词to be (einai/es-) 起初像其他动词一样, 是具有具体意义的动词。它最初始的意义是“存在” (to exist) , 或可能是更具体一些的意义, 如“在当前” (to be present) 或“活着的” (to be alive) 的某物。在所谓的类似于俄语和许多其他语言的“名词句”中, 谓语性名词和形容词在没有动词情况下被表达出来。为了表达句法的完整性, 动词to be被引入到这样的“名词句”中, 在其中它逐渐丧失了它的初始意义并且退化成一个“空”动词或“仅是系词”, 并且作为一个句法工具用来满足每个语句必须包含一个动词的需要。如:John/wise就可以表达为John is wise。
许多语言学家认为, 我们所理解的动词to be的存在, 是印欧语系的一个特性, 它具有谓语动词、方位动词、存在动词和真实意义四种功能。具体而言, 在系词用法上, 它体现了语句的时态、人称、语气等的变化, 具有一种“谓语标志”来刻画语句的句法和语义。在方位用法上, 我们比较容易把握, 它主要表达某人或某物在什么方位。如“the pen is on the desk”。在存在用法上, 它主要体现在: (1) 纯粹的存在用法方式, 即在存在系词“there be”句型中。 (2) 作为存在语句算子, 符合逻辑形式 (∃x) Fx, 其中Fx代表相关从句, 并且is作为存在量词:“存在某人/某物使得……”。 (3) 作为存在谓词。如“Zeus does not exist”。这意味着Zeus不是任何谓语的主语, 没有任何真的东西来谈论有关Zeus的问题。在真实意义用法上, 它所形成的结构是绝对的, 有完整的语义表达。如:“these things are as you say。”[2]1-22
从哲学层面来看, 古希腊哲学家除了以上理解外, 更多地赋予being概念哲学的味道, 将being和exist混同使用。自巴门尼德以来, being概念一直是学界不可回避的话题。巴门尼德论证说, 我们不能思考或言说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言说毫无意义。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更多地关注语词being意义的各个方面并且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中世纪的阿奎那、司各特则将being与宗教问题相结合, 拓展了对非存在问题的研究视域。近代以来, 笛卡儿在进行身心二元论的论证中也没有忽视对不同种类的being之间进行区分。休谟则认为, 想到一个对象总是且必然地想到一个存在的对象, 想到一个对象和想到一个如此存在的相同对象是同一个对象并且是相同的事情。康德继承休谟的传统, 他认为, “存在”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他指出,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有问题的, 它的错误就在于把存在作为一种“真正的”谓词。在康德看来, 存在是有关对象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谓词。在数学原理中, 罗素首先提出了他的指称概念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充斥着逻辑和形而上学问题, 但是罗素却以认识上的理由拒斥它。在这方面, 他提出了他的摹状词理论, 仅仅是为了理解有关变元本质相同的逻辑和形而上学问题而重新出现。也有一个对罗素的解释硬核有抵抗力的问题, 使得该理论必须被拒斥。一些论证认为,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取代地解释“存在”量词。不幸的是, 没有任何版本的取代量化强大到足以解决此问题。其他的论证认为, 我们应该运用任何存在假设的自由逻辑。不幸的是, 所谓自由逻辑的每一种 (情况) 都具有不可接受的结论。
尽管如此, 几乎所有20世纪英语国家的哲学家都追随弗雷格、罗素、蒯因的形式逻辑传统。一些哲学家拒绝对“有非存在对象”和“非存在对象存在”中的“有”和“存在”作区分, 他们认为, 当我们说有某物时就意味着某物存在。但在弗雷格—奎因的形式逻辑传统中, “有”和“存在”都用“存在量词” (∃) 来表达, 并未对它们作区分。但是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对“有”和“存在”作严格区分。如在Parsons, Zalta, Jacqutte等人的理论体系中, “有一个x使得…x…”用“∃x (…x…) ”来表达, 而“存在一个x使得…x…”用“∃x (E!x∧…x…) ”来表达, 其中“E!”是一存在谓词。[3]101-103“一些事物不存在”能用逻辑公式表达为“∃x (┐E!x) ”, 如“飞马不存在”就可以表达为┐E!p, 等等。
词项“非存在” (non-being/non-existence) 在以上对“有”和“存在”词项分析的基础上, 只是多加了一个前缀“非” (non-) 。前缀“非” (non-) 一般用在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词首, 表达否定原词的意义。如“学生”与“非学生”、“存在”与“非存在”。从逻辑词项类型的划分角度看, 词项“存在”与词项“非存在”是正、负两个词项。词项“对象”, 在德语中迈农有两个词项典型地翻译为英文中的“对象 (object) ”:“Gegenstand”和“Objekt”。词项“Gegenstand”指称一个心理行为能被指向的任何东西。词项“Objekt”仅仅指称那些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objectives) (如事件的状态或命题) 的Gegenstande。每一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关于某物的, 某种Gegenstand。在一般意义上, 我们对词项“对象”理解为我们所思考或言说的人、事或状态等等。
一般地说, 一个“非存在对象”是不存在的某种东西。例如, 宙斯、飞马、永动机、金山、圆的方等等。一些哲学家认为, 一个非存在概念是矛盾的 (休谟) 或逻辑地所知不多的 (康德、弗雷格) 。弗雷格认为, “存在”不是一个个体谓词, 而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属性。如果休谟是对的, 那么一个对象的概念就包括存在的概念, 并且一个非存在对象的概念就会像一个圆的方一样自相矛盾。如果弗雷格是对的, 说一个对象是非存在的, 就是一种引起违反逻辑语法的无意义之事。然而其他哲学家如莱布尼茨、迈农、罗素等, 则已经全身心地论证它、相信它。到底有没有非存在对象呢?如果有非存在对象, 那么它们是什么类型的对象呢?它们能被描述吗?
二 非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
现代的非存在论由于为迈农所首创, 因此人们常把它称作迈农主义 (Meinongianism) 。20世纪和21世纪有关非存在对象的哲学著作通常把迈农的对象理论作为他们的研究起点。因此, 我们有必要大致了解这一理论背后的动因和基本原理。
迈农 (A.Meinong, 1853-1920) 的非存在论渊源于中世纪非存在论的启发, 但直接的成因却得益于他对布伦塔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改造。迈农非存在论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心理世界有不同于实在对象的意向对象的存在, 有非存在存在。具体而言, 迈农的思想有这样几个要点: (1) 存在着这样一些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是金山、方的圆、独角兽、妖怪、虚构的人物等。它们对于分析意向活动与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2) 这些对象是个体, 既不是属性, 也不是属性之集合。 (3) 这些对象可能与属性的可能复合发生关联。 (4) 这些对象没有时空定位。 (5) 有一些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全的。 (6) “既方又圆的东西是圆的”这样的句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这类对象的断定。
迈农关注并不指向任何存在之物的意向状态问题。这个问题的起点是所谓的“意向性原理”, 他说, 心理现象由指向一个对象的“意向指向性”所描述。例如, 爱总是爱某物, 想像总是想像某物等。总之, 每一意向行为都是“关于”某物。问题是, 它们又是人们总是想像、期望或害怕不存在的某物。一些人害怕魔鬼, 尽管魔鬼不存在。许多人希望中东和平, 但是中东没有和平。即使金山不存在, 也很容易想象它。所以, 迈农认为, 对每一心理状态都真正地有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不是一个存在的对象, 那么至少是一个非存在对象。很明显, 我们在思考非存在对象时, 不得不思考意向性问题。一个对象可以拥有任何属性, 无论这个对象存在与否, 都相互独立。例如, (非存在的) 金山确实是金的且是一座山;圆的方确实是圆的且是一个方。对每一单一属性和每一属性集合, 有一个相对应的对象, 或者是一个存在的对象, 或者是一个非存在对象。
迈农非存在论中的描述原则是判断是否存在非存在对象的重要标准。在他的对象理论中有两个概念极为突出, 也最为重要。一是Sein, 可译为“存在”。如果说一个对象Sein (存在) , 那么就是说它有存在地位, 即使这对象是虚无。二是Sosein, 可译为“实在”或“实存”。说一对象实存, 就是说它是由它所具有的属性构成的, 这些属性是蕴涵着实在的属性的, 因而可为人直接知觉到, 进而可为人们以某种方式加以描述。他的描述原则可以这样表述:如果A (x) 是属性或属性的合取, 那么我们就能描述一对象, CA, 并能肯定A (CA) 。这也就是说, 只有当有属性存在时, 我们才能作出描述, 并肯定有对象存在。如果能作出描述, 那么就可以肯定有对象及属性存在。反之, 如果对象没有可被描述的属性, 我们在谈论它们时就不知道谈的是什么。按照这一原则, 宙斯就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和古希腊人都能对他作出各种各样的描述, 如说他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 是众神之首等等。再如, 当我们想到方的圆、金山、不老泉这样的事情时, 我们想到的是这样的对象, 它们真的例示了被描述的特征, 如方、圆、金、山、泉水、不老等。根据这种观点, 这些意向的对象尽管不存在, 但的确例示了存在着的特征, 如方、圆等。[4]87-117他指出:存在着非存在的、可能的东西, 甚至还存在着非存在的、不可能的东西, 这是自明的, 或者说是直觉上再清楚不过的。例如我们能用词语和摹状词来指称它们, 它们毕竟是思维的对象。[5]
迈农最初的对象理论我们用MOT0来表示, 他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相对应于无 (the void) , 迈农假定了非存在领域。这个领域充满了非存在对象。它们用作非存在 (beingless) 事物的思想对象。值得注意的是, 迈农所谈论的对象存在, 仍然是一种我们自然语言所理解的时空中的对象存在, 而非存在对象就是不在该时空当中存在的对象。这一理论缓解了修改的单一理论所背负的沉重的语义负担。它具有这样的优点:它能区分有意义的语词和无意义的语词、短语以及相关于一个非存在对象的短语。迈农理论也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 该理论要求有不可能对象, 如非方的方。这些对象显示出矛盾, 这样就威胁了迈农理论的一致性。尽管对此进行了辩护, 但仍未果。第二个问题是与修改的单一理论所共有的。这两个理论都假定有缺少being的事物。总之, 它们都假设:有真的说没有这样事物的事物。这种假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在迈农对象理论之后, 被选择的对象理论、多重被选择的对象理论、媒介理论等等, 都从某一个角度分析了非存在问题, 但都没有最终解决之。当代非存在理论已经修改了MOT0, 以便于避免非存在对象所引起的一系列悖论。
三 非存在问题的当代辩护策略
近年来意向性“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开始扭转原来的那种对迈农主义一概骂倒的倾向, 而出现了新的转向。而罗素、蒯因、马里、帕森斯、泽尔塔、普赖斯特等人则展开了对迈农主义的当代论争。罗素通过他的摹状词理论揭露和消解迈农非存在论中的问题。尽管罗素作了那样的批评, 但他最先引证迈农的论著并使之产生较大影响。蒯因在批判迈农的基础上指出, 是否有非存在对象这一问题是可以根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来予以解决的。蒯因驳斥非存在论的另一根据是:没有办法对非存在的对象进行个体化, 即无法说明两个非存在对象的同一与差异或独特的个体性。但在普赖斯特看来, 非存在对象之间是有同一性和差异性的, 因此可以个体化。马里认为意向性要存在, 必然有其对象, 否则会因为缺乏对象而不能出现。而这里的对象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 也可以是编码了某些属性的对象, 即非存在的对象。帕森斯用古典的命题逻辑对罗素的理论作了批驳, 进一步发展了迈农的抽象对象理论。泽尔塔从内涵逻辑出发, 通过深入分析作为意向语句的内涵, 论证了意向对象包括非存在对象的存在性,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抽象对象理论。纵观之, 非存在问题的当代辩护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象属性策略
根据这一策略, 一个对象具有两种属性:核内属性和核外属性 (Nuclear and Extranuclear Properties) 。核内属性构成该对象的“本质”, 核外属性则为该对象本质之外的属性。根据迈农的观点, 核内属性或者是构成的, 或者是连续的。一个对象的构成属性是那些在描述中外在地被论及的属性, 这种描述被用来挑选、辨别对象。一个对象的连续属性就是那些无论如何都被该对象的构成属性所包括或所隐含的属性。例如, 称为“金山”的对象是那些具有核内属性的对象, 这些核内构成属性是“是金的”和“是山”, 而其连续属性则可能是“是物质事物”、“是引申拓展的山”等。
一个对象如何能够获得或丧失属性而不改变它的Sosein。帕森斯提出运用核内和核外属性的区分来作为避免罗素论证的一种方式。根据独立原则, 存在的一种仅追根溯源意义能够是核内的, 而其完美无缺的意义必定是核外的。帕森斯认为核外属性并不是该对象的属性, 而是该对象的Sosein的属性。后来帕森斯勾勒了他的理论的唯名论版本。根据这一理论, 对象x是对象y的一部分, 当且仅当y具有x所具有的所有核内属性。因为核内属性的每一可能组合都构成某一对象或其他对象。对于每一属性, 必定有一个对象仅仅具有该属性。称这些对象是原子对象。帕森斯提出支持这些原子对象无需核内属性。所有非原子对象都是由原子对象所构成的。很显然, 核外属性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处理。否则, 对象有它们的核内属性个体化的这一原则就会被违反。帕森斯未解释核外属性如何运作——使这些属性如何能与唯名论相融合。
帕森斯 (T.Parsons) 依据古典的命题逻辑, 对罗素的理论作了批驳, 进一步发展了迈农的抽象对象理论。在他看来, 对于核内属性的每一条件来说, 总存在着一个对象, 它例示的正好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属性。紧接着, 帕森斯依据他的世界观和逻辑原则对罗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迈农的观点作出了辩护。[6]以“方的圆”这一摹状词为例, 罗素认为, 它指的对象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违背了事实原则。其推论是: (1) 既方又圆的东西是圆的, (2) 它是方的, (3) 如果某物是方的, 那么事实上它就不可能是圆的。 (4) 因此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帕森斯认为, 这个结论是推不出来的, 因为 (3) 是错误的。根据在于: (3) 太宽了, 既包括可能的对象, 又包括不可能的对象。在他看来, (3) 要成为真的命题, 唯一的条件就是, 其限定词应局限于可能对象的范围。如果将对象限定在这个范围, 那么就可以认为它能例示矛盾的属性, 即它可以作为既圆又方的对象存在。而这在帕森斯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
核内和核外属性的区分可以帮助迈农避免形式上的不一致, 但是事实上使这一理论更复杂。但是通过引入这样的区分, 形式上的不一致总是能够被避免。就这一点而言, 帕森斯的这种辩护是有些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帕森斯的辩护是彻底成功的。例如, 有学者认为:存在的金山违反矛盾律。因为它既存在又非存在。这一对象属性策略则指出, 存在是一个核外属性, 但是仅仅只有核内属性能被当作一个对象的构成属性。存在的金山只是例示了核内属性存在, 也例示了核外属性存在, 这与“存在的金山不存在”之间没有矛盾。对象属性策略区分了作为属性的存在和作为谓词的存在, 这就消解了由于非存在问题所引发的一些逻辑悖论。
(二) 语言策略
语言策略主要是辩护者从语言学角度来考察非存在问题, 尤其是对非存在对象问题的探讨。具体而言, 有两种比较突出的策略。一是双重系词策略, 二是持有者中介策略。
根据双重系词策略, 在属性和个体之间有两种关系:例示或编码。[7]这种策略的不同倡导者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 如:
金山由“是金的”属性和“是山”的属性所决定。
金山是与“是金的”属性和“是山”的属性相结合的。
金山是由不完全地被决定的属性共同结合成的。
“是金的”属性和“是山”的属性是被归于金山的。
金山编码“是金的”属性和“是山”的属性。
金山例示“是金的”属性和“是山”的属性。
这些表达中共同的问题在于:系词“is” (是) 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借用泽尔塔的逻辑传统:“Fb”代表“b例示‘是F’的属性”。“bF”代表“b编码‘是F’的属性”。所谓例示是真实的对象表现自己所具有的真实属性的过程。例如一红色对象表现出红的属性实即它例示了红的属性。根据例示的这一规定性, 就不能认为迈农的非存在对象有例示属性的功能。这是因为他是用自然语言而非用形式化语言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的, 例如他所用的系动词“是”就有歧义性, 对之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所谓编码, 指的是限定成分与被限定项之间从形而上学方面关联起来的方式。
根据双重系词策略, 称为“圆的方”的对象是编码“是圆的”属性和“是方的”属性的对象且无其他属性。这样, 根据MOTDC, 称为“圆的方”的对象是τxF (xF≡R→F∨S→F) , 就确切地编码了两个构成属性 (“是圆的”属性和“是方的”属性) 。当然还有许多甚至是无限多的属性由这个对象所例示, 如例示:“不是红的”属性, 不编码“是红的”属性的属性, 被罗素已经思考过的属性, 不完全地被决定的属性等等。在泽尔塔看来, 存在着三种指称非存在的摹状词或专名。第一类是“方的圆”“金山”之类的摹状词, 第二类是表示一些虚构的故事中的人根本没有的属性的摹状词, 如某人能飞十万八千里的属性, 三是表示有混合特征的对象的表达式, 如“古希腊人所崇敬的神”。泽尔塔在批判的基础上, 借鉴马里、胡塞尔和弗勒斯达尔的有关思想, 形成了自己的意向对象理论。他认为, 意向状态所指向的不存在对象是一种“抽象对象”, 这种对象在特定的意义上也是存在的。非存在对象就是编码了相应属性的抽象对象。[3]108-114
根据持有者中介策略, 传统的语言理论无论是单一理论还是思想与语言媒介理论, 都无法彻底解决非存在问题, 因而我们需要“持有者理论”。Michael John Thrush论证到, 仅有的充分理论是那些假定抽象对象的理论。这些抽象对象发挥着虚构特征的作用。不仅在虚构问题上, 这些理论应该被普遍化, 而且应运用到一般意义上的非存在问题。他发展了这样的一种普遍化的抽象对象理论, 称之为“持有者理论” (theory of holders) 。持有者理论为单一理论 (simple theory) 和思想与语言的媒介理论 (mediated theory) 提供资源来解决非存在问题。它是一个本体论上极为丰富的理论。它假定大量对象来用作其他非指谓词项的指称。 (1) 他认为抽象对象、虚构对象、未知行星、数字、怪物等都称为持有者。他否认∀x┐Fx↔non-Fx。一个对象既持有不一致的属性又具有不一致的属性, 这是不可能的, 这也显示出该理论的自相矛盾。 (2) 持有关系。理解持有关系的本质会有助于澄清或解决一些悖论。例如, 圆的方是一个持有者, 它持有圆和方的属性, 但它不具有之。圆的方持有所有且仅仅构成它的属性。一个属性和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总之, x持有y当且仅当x是一个持有者且y是x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接受属性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那么我们也应该接受持有关系。 (3) 持有者的多重性 (plurality) 。语言和思想提供我们资源来描述非存在事物的所有方式。持有者理论是多种被选择对象理论的一个最新版本, 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统一和系统化抽象对象的集合。属性和关系是简单的持有者, 它们没有适当的部分。由多于一个属性或关系所构成的持有者, 根据它们是否遵守排除原则和饱和原则, 能够被分类。每一属性P具有一个补充属性:non-P。如果一个持有者满足饱和原则, 则它被称为完全的, 否则为不完全的。如果它满足排除原则, 则它被认为是一致的, 否则称为不一致的。有不完全的持有者和不一致的持有者, 它们都是非存在问题所要求的。与迈农理论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持有者不能是不完全的或不一致的, 即:从每一属性补集对中, 它无法具有一个确切的属性。因为每一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是完全的和一致的。[8]
持有者理论不仅提供解决非存在问题的方案, 而且还为抽象对象提供了一个统一理论。Michael John Thrush认为, 持有者能用作思想、语言媒介理论的交互媒介。根据媒介理论, 一个短语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与一个交互媒介相关的, 而这个交互媒介的“点”指向一个被意想到的对象, 即使没有合适的对象被指向。关键在于:首先, 一个持有者不产生像罗素的指谓概念那样的悖论。第二, 一个持有者指向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具有所有的持有者所持有的属性。第三, 一个持有者指向的对象, 即使是不存在的, 但具有所有被持有的属性。指向的方向是由其被持有的属性所决定的。Michael John Thrush的持有者理论有助于比较单一理论和媒介理论, 而且能解决两者之间的相关争论。媒介理论加上持有者理论使我们能够言说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即使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对应, 持有者用作我们语词和思想的意义, 仍可以解决非存在问题。
(三) 可能世界策略
可能世界策略体现了对非存在问题的逻辑思考。当代许多辩护者对非存在问题的研究, 除了上面从语言学传统, 尤其是语义层面来考察非存在问题以外,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运用逻辑手段来解决之。普赖斯特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普赖斯特的非存在论辩护具有深刻的当代意蕴, 他通过《走向非存在——意向性的逻辑和形而上学》一书为迈农主义进行了辩护。在这本书中, 普赖斯特直接用很大的篇幅引入了世界语义学的内容, 并且运用逻辑手段直接对三种非存在对象的具体论证。在普赖斯特看来, 虚构对象和抽象对象都与可能世界有关。他讨论了包含可能世界在内的多世界 (worlds) 问题。普赖斯特说:“在非存在论语境之下, 明显的策略就是把现实世界之外的一切世界当作非存在世界。”[9]这也就是说, 非存在论的世界图景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现实世界, 二是非存在世界, 它又包括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世界。可能世界与不可能世界尽管是非存在对象, 但并不能等同于抽象对象。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世界, 里面没有任何对象存在。即使意向谓词所述说的非存在对象也是存在的, 如“金山”“宙斯”等是非存在的, 也一定是存在的, 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就是存于可能世界之中。
普赖斯特运用与形式语义学有关的形式逻辑技术, 创造性地引入意向算子和意向谓词, 对非存在论进行了逻辑语义学论证, 有理有据地将谓词逻辑、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等融入了论证过程之中, 这是在他之前的学者所未曾尝试的。普赖斯特认为非存在论最大的难题涉及到自我指称语义悖论家族中的指谓悖论。他通过多重指谓逻辑策略使得非存在论所面临的对象指称难题消失了。相关逻辑论证详见拙文《普赖斯特的非存在论辩护策略》 (福建论坛, 2009年第1期, 第54-58页)
以上这些当代辩护策略充分体现了在哲学研究、尤其在心灵哲学意向性等问题的研究中, 非存在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对象属性策略体现了非存在问题的传统哲学解决方案的现代拓展, 语言策略体现了非存在问题的语言学研究的当代趋向, 可能世界策略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精细的逻辑论证思路, 也是当代非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陈启伟,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
[2]Charles H Kahn.Retrospect on the Verb“TO BE”and the Concept of BEING[J].Simo Knuuttila and Jaakko Hintik-ka.The Logic of Being.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3]Zalta E.Intensional Logic and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M].Cambridge, MA:MITPress, 1988.
[4]Meinong A.Uber Gegenstandstheorie[J].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Leipzig:Barth, 1904:87-117.
[5]Meinong A.On the Theory of Objects[J].Chisholm C. (ed.and tr.) , Realism and the Background of Phenomenology.Glencoe, IL:The Free Press, 1960:82.
[6]Parsons T.Nonexistent Object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22.
[7]Reicher M.Nonexistent Objects[J].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tanford University, 2006:14-16.
[8]Michael John Thrush.The Problem of Non-being[M].Ann Arbor:Bell&Howell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2001:317-334.
“垃圾,无法回避” 篇8
所有的沉重话题在2009年中国杂技团创排的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中成为戏剧冲突的主线。用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恩杰的话说,该戏突破了中国传统杂技的表现模式,以被垃圾污染的未来世界为背景,讲述了外星人来到地球遭遇的一系列奇特经历,以及和人类共同恢复家园,最终选择留在地球的故事。该剧在凸显环保理念的同时展现了爱和希望。
这部戏将音乐、舞蹈、戏剧与杂技有机融合,颠覆了常见的杂技表演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从创编、彩排到12月17日开始的第一轮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5场演出,恰逢世界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已引起社会、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追踪采访。看过的观众公认是2009年岁末的一场大戏,是美轮美奂的梦幻东方杂技秀。
杂技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传承最深远、影响最广泛的艺术表演样式,呈现身体技巧的美和对极限挑战的精神。虽然我们拥有众多的表演团体和艺术人才,但艺术上的平庸化趋势和市场低端恶性竞争影响着这门艺术的声誉。2008年中国杂技团推出代表国内杂技本体艺术最高水平的《一品一三绝》,奥运会期间连演50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2009年岁末,该剧入围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圣斗·地圈》在深圳全国杂技比赛中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夺得吴桥杂技的第一名。连续的创新之路使得中国杂技团具备了超强的发展实力,无愧于中国杂坛“领头羊”的称誉。
但是从演出的实际效果看,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的出现多少让业内的专家们感到惊奇和赞叹。百老汇音乐剧的纯正风格,典型的动漫卡通人物造型,加上主流时尚元素和废易拉罐、破电线、软管、光盘、报纸、垃圾袋的非主流设计,所呈现出的舞美、服装、道具甚至环绕剧场的极具大片效果全系影像投影和音乐,都很好地诠释人类将走向环保关爱地球,追求和谐社会的理念。这是一台经得起打磨,有着深度市场化和国际化潜质,极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多元化艺术表现的“跨界”之作。
多少年来,中国民间艺术家将碎布头做成憨态可掬的布老虎,德国艺术家曾制造出由废旧金属包装罐做成1000个垃圾人,还有菲律宾马尼拉妇女把拾来的垃圾“华丽”变身伦敦时尚饰品……这些被废弃的物品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垃圾分类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愿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能给我们一点警醒、一些启示。当我们把垃圾袋抛向垃圾桶的那一刻,想一想,还能做些什么,或许“垃圾就不再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