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有组织犯罪

浅论有组织犯罪（共3篇）

浅论有组织犯罪 篇1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态，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还不够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还不够完备，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尚不够完善，因而经济领域里的各种犯罪活动必将突出地表现出来。近年来，特别是币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从我县的执法实践看，大多是持

有使用，出售、购买假币案件，无论是立案起数和收缴的面额数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查处3起12万元，2002年查处21起26万元，2003年查处23起130万元。假币混迹市场，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成为公安机关执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为什么假币犯罪会成为公安机关执法中的热点问题呢？

（一）从假币犯罪的危害看：一是假币使人们无辜地蒙受经济损失；二是严重破坏我国的金融秩序，使人民币声誉受到严重侵害；三是诱发其他犯罪的发生。

（二）从假币犯罪的手段看：一是手段多样性和现代化，从最原始的描绘、复印、涂改到拓印、制板、感光复制，使用的现代技术，越来越先进，普通群众的识别难度越来越大；二是利用夜幕掩护使用，或利用群众识别能力差，趁火打劫，或购买小商品兑换零钱，或以少量真币按比例兑换大量假币等等。

（三）从假币犯罪的特点看：一是货币犯罪逐步国际化，不仅人民币有，而且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美元等等都有假币。二是内外勾结，活动组织化，形成产、运、销一条地下黑线；三是犯罪手段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无论是纸张、水印、安全线、荧光油、纤维丝、金属丝等，使假币与真币几乎真假难辩。四是面额大的假币多，从我局收缴的假币面值看，100元的占70％，50元的占20％，10元以下的仅占10％；五是发案多，犯罪行为多样化。近年来，假币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收到假币的单位不仅有个体工商户，还有许多企事业单位，更为严重的是个别金融部门也收到不少假币，从伪造和变造货币衍生出走私、出售、购买、运输、使用、非法持有等诸多犯罪行为。

二、基层公安机关打击假币犯罪难点之所在 基层公安打击假币犯罪力度尽管在逐年加大，但在执法实践中，困难越来越大，其原因何在？

（一）追求巨额非法利益，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追求金钱、牟取暴利，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致使假币犯罪不断，履打履发，打而不尽。

（二）科学技术的发达给假币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印刷、制版、复印机等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照相分色制版和彩色复印等技术的普及，使得犯罪分子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肆进行伪造货币。

（三）反假币宣传工作薄弱。由于反假币的宣传培训工作仅仅局限于金融、商业等货币流通部门，使得相当多的群众对假币的特征和辨别方法缺乏了解。有关部门曾拿着假币作过一次市民识别能力的调查，结果不识者占90％。有的经商户或个人在交易中误收假币后，不是积极地将其转交银行等部门销毁，而是寻机再出手，使假币再度流入市场。加之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交通发展不平衡，个人文化素质和文化环境不同，新版人民币发行后虽作过有关人民币的简介和特征的宣传，但仍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或不了解其特征。因此，货币发行部门在发行新版人民币前要有一个足够的宣传过程，为群众创造一个了解、识记新版人民币的条件。另外，银行、公安等职能部门，应将收缴的伪造的人民币公布于众，让群众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亲耳听一听，通过接触实物，能够增强对假币的感性认识，提高识别能力，从而自觉抵制使用假币。

（四）打击不力。多年来，尽管公安机关在打击假币犯罪方面收到一定成效，但与当前同假币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来要求，仍存在打击不力问题：一是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反假币的工作组织领导不力。早在1994年，为加强打击制贩假币犯罪，我国建立了反假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可有些地方至今尚未建立相应的机关，有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工作不够主动。二是有关部门之间协作、配合不够，形不成打击假币犯罪的合力。如银行为防止假币流入，只注重在营业柜台堵查；而公安机关则把重点放在打击、遏制制贩、走私假币犯罪活动上。由于没能形成定期情况交流制度，部门之间、上下间交流少，通报也不及时。目前，制贩假币的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由于公安机关缺少必要的奖励经费，影响着举报人的积极性，使得反假币斗争的群众工作薄弱，情报不畅，信息不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假币斗争的开展。

（五）对印刷、造纸、复印机业管控不严。国家明令列入特业管理的复印、印刷行业，在有些地方因管理、监控不严，结果为犯罪分子利用。有的地下印刷厂为经济利益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犯罪分子勾结承印假币；对电子分色制版技术也缺乏有效管理，被犯罪分子利用，大肆印制假币。国内一

浅论有组织犯罪 篇2

在反腐败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证据确凿无法否认其贪污受贿犯罪时，便在赃款去向问题上做文章，将据为己有的钱财说成“为公支出”，并交出相当的票据加以佐证。“赃款用于公务”成为许多腐败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遁辞。而法院有时也以赃款“为公支出”

为由，将“为公支出”的款项从贪污贿赂款的总数中予以剔除。

在这种情况下，“为公支出”的部分不应从贪污贿赂款的总数中予以剔除。也就是说，赃款去向不影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性。如果“为公支出”属实，也只能作为量刑时酌定从轻的一个情节来考虑。这是因为：

第一，“为公支出”很难查清。据调查，80的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后，都会对赃款去向提出一个“为公支出”的理由，而且票据繁杂。“为公支出”的理由大多是为公招待、公费旅游、请客送礼等难以处理且不易查明的费用。而票据种类有的是白条，有的是收据，大多数是招待餐饮票据，而且外地票据居多。这些票据有两个特点：一是票据多是假用途，即票据上的用途和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不一致，譬如修车的发票，辩解是公费娱乐，餐饮票据辩解是走访慰问上级领导；二是这些票据是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经办的，具有隐蔽性，很难查清票据的真伪和赃款的真实用途。为此，有人建议借鉴英美证据法对证据评判的“排除合理怀疑”做法，对于辩方提出的“赃款用于公务”应由被告人就此提出证据，否则法庭可以这样推断：被告人将本应由单位财务报销而又可以报销的开支硬说用个人违法手段所获款项作了开支，这不合情理，应当不予确认。

第二，赃款去向不是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赃款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非法获取的金钱和财物，它与一般财物的区别是获取手段及途径的违法性。而赃款去向是指赃款的流向及其最终所在，是嫌疑人、被告人以各种方式对所取得的不义之财的处分。从法理上讲，实施犯罪后处分赃款的行为并非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必要条件，不应影响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赃款去向是罪后情节，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就像杀人案件中对尸体的处理一样，无论是扔在河里，或者埋于地下，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犯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仅仅是对财物的非法占有，而不是非法占为己有。“非法占为己有”是指行为人自身将赃款赃物非法地实际占有、支配和处分；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则是使赃款脱离物主的实际控制而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贪污或受贿手段非法取得赃款，就已经反映出其主观上具有刑法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即使其事后确实将这些赃款用于公务，也难以否认其事先的非法占有的故意。譬如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其非法所得基本上都用于单位业务支出，但并不能否定其构成单位受贿罪。

第三，我国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与一般的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不同，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除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外，还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即使最终用于合法的目的，它也只是赃款的使用问题。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性不仅仅在于犯罪行为人获得了非法利益，更重要是它滥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亵渎了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扰乱了国家的职能活动。因此，即便将贪污受贿的赃款用于本机关的正当活动或归还本单位，那也只能认定为积极悔罪、主动归还赃款，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来考虑，而不能直接在其犯罪数额里扣减。另外，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称的“用于公务”，要么是用于不正之风，要么是用于违法行为（如贿赂行为），对于这种情形，非但不能从轻、减轻、免除刑罚，反倒应成为从重、加重处罚的依据，如构成犯罪（如行贿罪），还应数罪并罚。

暴力恐怖犯罪组织产生的原因 篇3

(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不公平感与挫折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新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群众生活的贫困、落后和封闭导致的少数民族群众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是暴力恐怖组织形成的认知与情感基础。表1是以“汉族”和“维吾尔族及其他民族”为被试进行的问卷调查的一部分，旨在考察被试对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经济状况与暴力恐怖行为发生的关系的认识。

两类被试都比较认同的与暴力恐怖行为发生有关的现象是“维吾尔族人的生活状况不好，政府的扶贫政策在基层得不到落实”。本课题组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目前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较为贫困，学生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即使升入高中后可以有经济补贴，也仍然有大量的未成年人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继续学校教育，过早流入社会。农村闲置人员较多，政府虽然有扶贫政策，但在基层得不到落实，有群众说，“我们每天看新闻，政府的政策这么好，为什么到不了我们这儿。”在干部任用及就业政策方面，与汉族被试相比，更多的维吾尔族及其他民族被试认为有关政策不利于少数民族。

加入暴力恐怖犯罪组织的个体所遭受的挫折，既有来自于大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也有来自于个人的人际境遇的影响。对于民族分离型恐怖分子及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来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的影响的权重要更大一些，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或经济的贫困。“东突”恐怖分子正是利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封闭，经济较为贫困，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民族之间的沟通等条件，利用部分群众因这种社会境遇而产生的不公平感与挫折感，进行分裂和民族仇恨宣传，煽动维吾尔族群众对政府和汉族群众的不满和仇恨。

(二)民族与宗教因素的互动及其产生的群体凝聚力

恐怖主义也像任何其他反人民的力量一样，需要一种体面思想的掩护——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的等等。否则，它就不能将足够数量的“炮灰”补充到自己一方。宗教往往是以民族亚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对于恐怖主义组织而言，以维护宗教利益为核心，并不排斥民族利益的加入以获得更大的支持。同样，对于以民族独立为宗旨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希望能够利用本民族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展，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形成了日益广泛的影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奉行的“宗教兴则民族兴”原则，使宗教信念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而成为聚合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力量。所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也越来越表现出极端宗教民族主义的特点和教族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呼应，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主张及其相伴的暴力恐怖活动，也突出了要求国家伊斯兰化、建立伊斯兰国家并为此进行“圣战”的宗教极端性。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不是伊斯兰教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随着一些伊斯兰教宗派的产生及其发展而逐渐孕育形成的。其中一些宗派捍卫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去甚远的价值观，而其信徒却狂热地强调其与伊斯兰教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无视其中的谬误与反社会性。

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融合，各民族友好相处相融，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然而，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55个少数民族又均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并与周边邻国的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干，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保障和宗教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体系，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和冲突。在宗教信仰上，我国是多个宗教共处、有着悠久宗教文化的国度，然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难以融合性。西部地区不仅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恰是宗教势力相对集中地。长期以来，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歪曲宗教教义，有目的地宣传独立思想，制造分裂活动;另一方面，这些被宣传的群体，由于具有共同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并且在他们的认知中，其民族利益与宗教信仰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维护，一部分受挫折的个体因民族与宗教因素的联结而易形成有较强凝聚力的群体。

通过对一些暴力恐怖组织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其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有着共同的宗教或民族情感的个体基于某种原因而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并不断吸纳新成员。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那些在城市打工的低收入群体当中。这些个体正处于精力旺盛、思想活跃而现实又令自己极为不满的青少年时期，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但并没有受到正统的宗教教育。二是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个体恐怖分子或有强烈的反政府情绪的人打着宗教的幌子，利用地下讲经点吸收新人。近十余年来，建立地下讲经点和习武点发展信徒并抢占思想教育阵地的方式明显增多。这些地下讲经点利用未成年人的不成熟的认知特点，将维族孩子看成是培育力量的主要目标。-，喀什地区取缔的地下讲经点有210处，受到“培育”的青年有2600余人。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查获的地下讲经点为一所农村里的普通泥房，接受训练的“塔利甫”最小的才3岁，最大的38岁。在莎车县接受培训的30多人彼此只以数字作为代码，互相间不叫名字，也不能询问身份，只接受经文的教育。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地下讲经点有增无减，如英吉县仅第一季度，公安机关查处的地下讲经点就有30余处，涉案人员200多人。

(三)极端宗教宣传产生的认知失调

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 )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中东地区一些年轻人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形成的认知倾向性。(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种不舒服的行动或感觉，最初被定义为，由于持有两个或更多不一致的认知而引起的;后来则被定义为，因为做了一件和自己习惯的而且通常是与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为而产生的。参见：艾略特·阿伦森等. 《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侯玉波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46.)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在清真寺中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宗教是三个一神教中最为彻底和最为先进的——比____和犹太教都更为优越。然而他们却渐渐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教育、科学、民主以及发展方面已经落后于信仰基督____方世界和犹太人的国家。这使得这些年轻人产生认知失调，这种失调就正好是他们所有的愤怒的导火索。阿伦森分析的这种认知失调现象，同样也适合新疆地区一些对生活境遇不满但又受到极端宗教宣传影响的年轻群体。他们基于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情感，易于接受与自己的宗教认知较为吻合的极端宗教思想的宣传，从而产生要维护自己的宗教地位与宗教利益的强烈愿望。人们对于自己极力维护的事物，有着将其美化的倾向，否则，自身的行为就缺乏了正当化的理由。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所要维护的宗教，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极端化发展的趋势，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在中国，虽然政府尽可能地提供便利的条件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例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村有数个清真寺是较为正常的现象，穆斯林群众的饮食习惯也受到尊重，但另一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这种认识与他们的宗教优越感是不协调的，从而在心理上产生紧张感。为缓解内心的紧张，根据认知失调理论，这些个体倾向于改变其中的一种认识。由于极端的宗教宣传，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已经完全内化，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只能从另一方面说服自己，穆斯林的落后，是因为汉族人抢占了他们的资源并主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而导致的。他们认为，进行“圣战”，建立独立的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是正义之道。因此，在青少年群体中，只要有人打着“圣战”的旗号鼓动大家学习非法宗教并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往往就会有一批响应者加入。

(四) 语言障碍引起的沟通隔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要居民是维吾尔族，其语言属于突厥语系。由于新疆地区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因此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借助于其他语言。而中国的通用语言是汉语，这种状况导致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与周围的汉族群众难以沟通，与地方的汉族干部的交流也需要通过当地会双语的民族干部来进行。这种沟通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两个民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一旦发生民族之间的事件，民族关系就会产生新的裂痕，导致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01月我们在乌鲁木齐市调研期间，在往返搭乘出租车的过程中，都会和司机交谈，以了解汉族群众对维吾尔族群众的态度。在交谈的过程中，得到的都是一致的答案：作为汉族出租车司机，他们不愿搭载维吾尔族人;作为邻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周围的维吾尔族人几乎不交流;作为公民，他们认为政府在“7·5”事件的处置上太轻缓;等等。一位在喀什地区长大的年轻汉族女性，目睹了这些年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她说，这些变化可以从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眼睛中看出来，“那些六七岁的孩子看着我们的眼神是冷漠的、不友好的”。在听到这种观点后，我们在街头以及当地维吾尔族的家庭中，有意识地接近并观察那些孩子们，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我们表现出的孩子般的好奇，并无任何的情感杂质。这种现象说明，民族隔阂以及近些年暴力恐怖犯罪在人们心理留下的阴影，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彼此的关系认知。汉族群众的这种认知，或多或少会在他们的表情与行为中表现出来，而在维吾尔族人看来，汉族人是不喜欢他们的，双方是难以融合共处的。这种民族关系易被少数有极端宗教思想和民族分裂意识的人利用，使得暴力恐怖犯罪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五)文化荒漠化现象利于恐怖主义信息的传播

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正常沟通与相互理解，同时，也使得在传媒以汉语为主导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维吾尔族群众享受不到当今社会中的丰富异常的文化书籍和影视节目，这种文化荒漠化现象导致他们对任何可以看到的书籍都有极浓的兴趣，而能够得到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是铺天盖地的极端宗教组织印制的非法宗教读物，以及从境外传入的有关“圣战”的视频。在边境地区，群众花200元钱即可架设天线收看100余个突厥语系国家的频道，这些内容对于维吾尔族群众来说一方面没有语言障碍，可以满足他们文化生活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会选择符合自己兴趣和需要的节目。对同族人或同一宗教信仰的关注是归属感和认同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关注会使他们对有关本民族与宗教的电视节目有浓厚兴趣。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电视节目中或其他媒介中有关暴力与恐怖主义的信息，只有被内化为个人的信仰体系与需要，才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发生作用。这种内化作用的形成，与个体原有的认知倾向性密切相关。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受挫折的个体、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个体，同时又具有狂热的宗教信仰，更易于接受与其宗教信仰或族群利益有关的极端宗教或民族分裂的宣扬，从而在加入暴力恐怖犯罪组织时缺乏反对动机。

(六)特殊的地缘环境产生的与境外恐怖组织的沟通便利

新疆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在民族、宗教方面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各民族跨境而居，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俄罗斯等民族与境外民族同祖同源、语言相通。这些民族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与境外同一民族有较深厚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很多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相同。中亚各国周边和邻近的许多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而新疆数个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虽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伊斯兰文化各具特点，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之间的宗教感情是客观存在的，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势力与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勾结、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向我国的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伊斯兰信徒的圣地是在中东，朝觐会成为恐怖分子出入中东地区的极好借口。新疆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恐怖分子也可以假借经商的名义到中亚各国或阿富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