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共7篇）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1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多方面着力。当前，应创新和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的导向。在考核过程中，从注重过程规范向注重结果运用转变。政绩考核的目的不仅在于评判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使用、管理、监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供重要依据。以往的政绩考核比较注重过程规范，如各责任单位自查申报、综合评定、确定档次、公布结果等。但若不能把考核结果与奖罚、升降结合起来，再规范的考核过程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起不到引导、监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作用。因此，应加强政绩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和广度，把政绩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升降选调的重要依据，对善于领导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秀领导干部加以提拔重用，对不干实事、搞形式主义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教育直至作出组织调整；作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依据，对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领导干部安排必要的培训学习、轮岗锻炼，提高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作为推动领导绩效改进的重要依据，让那些在考核中存在不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认真对照考核结果进行深刻自我剖析，努力改

进绩效。

在考核指标上，从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综合发展转变。考核指标作为政绩考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绩考核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为了遏止以过度耗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现象的发生，政绩考核指标应及时从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综合发展转变。一是完善综合性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应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方面，针对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设计指标和参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以改进领导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等为重点设计指标和参数。二是完善综合性的政绩考核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考察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既注重从定量考核中作出定性分析，又注重从定性考核中进行量化分析。三是完善综合性的政绩成本考核分析。不仅看取得的政绩，而且看取得政绩的人财物投入，特别是将资源环境、民生民意纳入政绩成本分析中，通过政绩成本看政绩质量。

在考核方式上，从以内部考核为主向多方参与考核转变。政绩考核方式直接关系能否客观公正地进行政绩考核。为此，一方面应努力排除在政绩考核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方

面干扰，特别是避免内部考核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应根据政绩考核涉及面广、业务性和专业性都较强的实际情况，在做好组织部门内部考核工作的同时，向多方参与考核转变。一是专家考核。组织有关专家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考核。二是社会考核。把考核权交给人民群众，将经过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检验的政绩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使领导干部把对上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切实做到执政为民。三是中介考核。把那些工作量大、专业性强且不涉及机密的考核，委托给具有较高信誉度的社会中介机构来完成。

在考核保障上，从以政府保障为主向以制度保障为主转变。为确保政绩考核的客观公正，有效防止政绩考核数据失真、事件失实等，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一是加快政绩考核的法制化进程。从法律上确立政绩考核的地位和权威，使政绩考核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二是建立专门的政绩考核执法检查机构。政绩考核的执法检查机构专司检查职责，开展经常性的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对于夸大成绩、虚报数字的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给予纪律、行政处理。三是建立健全政绩考核的相关具体制度，如政绩考核告知制度、领导干部个人公开述职制度、政绩公示制度、政绩公议及民主测评制度、政绩考核结果反馈制度、政绩考核申诉制度等。

通过法律法规、制度设计等来规范政绩考核的各个环节，确保政绩考核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真实性。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2

一、城市广电创新不足

一是产业发展不平衡, 总体实力比较薄弱。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各地区城市广电发展差别较大。城市广电资产总量最大的相当于资产总量最小的30-40倍以上, 东西部地区年广播电视总收入和广告收入在全国总量中占比为3:1或4:1。[1]传统的“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体制使城市广电历来只想种好自家门前地, 有时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作茧自缚, 地区之间相互攀比, 分散经营, 各自为政。加之长期以来地方“自然垄断”的影响, 造成台与台之间产业和经营体制不能相互融合, 各种资源不能充分利用, 发展方式与市场化要求不相适应。已成立的广电集团, 有的还依附在行政事业的“躯壳”上, 对业外资源和资本还缺乏理性的吸附机制, 不仅制约了集团的自身发展, 也造成集团合而不一、大而不强的局面。城市广电的微弱力量, 使其无法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实力、带动广电产业全面提升。

二是资源配置方式仍较为落后, 内容创意能力不足。

目前, 城市广电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 不少媒体离独立市场主体要求有较大差距, 许多传播资源的配置仍然依赖行政手段。大多数市县级城市广电产业收入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市广电的经济命脉和投资驱动仍然还是广告收入。不少城市广电满足眼前生存, 缺乏超越现实的冲动和开辟疆土的追求。地方台广电创新能力普遍不足, 创意人才缺乏, 节目样式千篇一律。无论2006年的“选秀”风暴, 还是近期的新潮交友节目, 虽然各台表现形态有异, 但都是上演着“旧瓶换新酒”的老戏, 或多或少地给受众带来程度不同的审美疲劳。

三是产业结构不太合理, 内部机制缺乏活力。

城市广电肩负着“喉舌”职能,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相对凸显, 影响了广电的产业化进程, 阻碍了广电产能的释放。各地广电产业集中度低, 规模小, 结构不合理。不少城市广电产业长期恋在一棵树上“翻跟头”, 既不愿意“走出去”闯荡江湖, 又不想“引进来”改天换地。虽然有的地方局台、政事已经分开, 但管理者的角色尚未转变, 组织内部结构不符合市场需要;不少频率频道功能定位模糊, 受众吸引力和市场收视份额不高;节目的原创性不强, 具有自主品牌的节目很少;有的音视频业态陈旧, 停留在传统的制作方式上, 现代传播理念和手段没有充分应用;有的系统缺乏合力, 人浮于事, 管理水平和资源整体效益差, 媒体功能粘连度低下;有的发展新媒体迟缓, 对三网融合持消极和对抗情绪, 甚至观望怀疑, 网络意识、合作意识淡薄。

四是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核心技术缺失。

由于创新能力不足, 受制于资金投入, 一些城市台制播手段至今仍使用模拟设备, 缺乏有效的现代科技支撑。部分广电媒体对新技术反应迟钝, 在发展高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缺乏超前意识, 研究开发投入较少, 创新能力不足。全国城市广电传统产业占其广播电视总收入的80%以上, 而数字广播、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和动漫、游戏出版产业占的总收入份额较少。[2]由于技术人才不足, 缺乏核心技术, 新媒体新业态也只能局限在产业低端上无序“蹦极”, 产生不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二、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创新上突破

自主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只有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推动广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城市广电发展质量和水平。

1. 以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台可立足自身实际, 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为重点, 大力推进技术设备改造, 进一步提升产业素质, 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 推动传统传播向先进传播转变, 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 单声道向立体声转变, 标清向高清转变, 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转变, 专网传输向三网融合转变, 单媒体向多媒体融合转变。

2. 以创新战略引领新兴产业发展。

城市广电应以三网融合为契机, 瞄准现代科技和产业前沿,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抢占传播技术竞争制高点。应加大对创新基础要素投资, 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占广电总收入的比重。营造有利的创新环境, 激励创新和创业, 促进广电科技在信息网络新领域取得突破, 带动新传媒科技产业发展。当前的重点是, 推进广播电视系统的数字化升级改造, 加快数字电视、高清电视业务开发和内容生产制作, 把握视听新媒体技术和传统广电媒体与视听新媒体的融合技术, 全面增强广播电视的制作、传输、覆盖、传播能力。

3. 以资源整合打造各类品牌名牌。

品牌之路就是创新之路, 通过媒体管理者的意志与团队的共同努力, 将一系列的有形产品变成作用于公众心灵的无形资产。城市广电应千方百计地强化品牌意识, 科学进行资源整合, 做优做响自己的栏目品牌, 精耕细作广播电视各类主题和社会核心价值宣传。可充分运用各地文化特色和区位, 深入搞好地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创作, 力争生产一批反映地方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特色地方文化的优秀作品和节目;发挥广电品牌独特优势, 做足嫁接网络媒体的融合文章, 创造具有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新媒体。

4. 以开放合作实现产业持续升级。

媒体创新资源在开放的市场中有效配置, 才能加快提高媒体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城市广电应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和姿态, 广泛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跨行政级别的经营和合作;进一步完善对外资源和资本的吸附机制, 促进引入创新要素更好地消化吸收再创新, 促进创新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相融合,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广电现实生产力, 促进创新转型发展并持续升级。

三、创新转型的四个着力点

一是推进媒体融合, 重在灵活互动。

城市广电推进媒体融合, 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灵活运用网络视频技术, 改造传统新闻制作方式和传播手段。比如由年轻播客担任主持人, 制作短小精干的新闻集锦, 方便移动用户的下载或在线观看。新闻编排适应新媒体视听的随意性和受众的多样性, 并根据播出时段的受众构成来调整资讯节目的内容和形态。充分发挥新媒体无疆界特点, 着力于节目形式创新, 策划与受众的互动环节, 吸引更多更持久的观众参与。在融合中张扬各媒体优势, 进行各具特点的内容研发, 不断提高融合媒体的综合能力, 延伸扩大广电信息传播平台。

二是打造市场主体, 重在优质强劲。

城市广电实现局台、政事分开后, 广播电视发展从路径依赖开始走向自主选择, 深化内部机制改革, 规范推进电台电视台合并。积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加快推进股份制、公司制改造,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以市场化手段管理运作产业资源, 培育优质市场主体。争取吸附更多的社会资本, 做大做强自己。以城市为依托、以广电为载体、以资本为手段、以民生为根本, 建立符合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市场化运作平台, 促进城市广电强劲持续发展。

三是拓展经营空间, 重在多维视野。

地方广电都在做区域化文章, 强化区域信息服务功能, 进行本土资源的深度开发。“节目生产+广告经营”的运作模式不再是惟一选择, 城市广电可充分发挥自身媒体优势, 开发运用各种新媒体, 打造多种媒体混合经营模式。如举行各种大型会展、文化演艺活动、数字动漫服务、城市文物管理、书画展览经营、户外大屏运作、文明设施建设、旅游休闲产业以及进入银行、公交、城建等具有持续成长性的高增长行业等等。通过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运作, 集聚社会各种资源, 挖掘潜在市场, 开辟更加广阔的经营空间, 催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产业层次,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广电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市场竞争力, 增强广电传播的竞争优势。

四是培养创新人才, 重在改善环境。

媒体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谁拥有了创新人才, 谁就赢得了当下与未来。城市广电由于处于行业的基层, 人才的集聚历来存在较多的局限。城市广电应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大力弘扬“尊重个性、张扬特长、激励探索、提倡冒尖、鼓励合作、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加强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坚持在职在岗人员的定期学习培训, 严格执行岗位资格考试考核制度, 定期组织业务骨干到省台、国家台以及国外媒体实习交流, 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合作开展人才的定向教育、培养和储备。积极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 特别是优秀创新领军人才, 用产业凝聚人才、用项目吸引人才、用事业激励人才, 不断改善人才结构, 为城市广电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注释

1[1]杨明品.优化跨区域合作推动广电产业协调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0-08.

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篇3

摘要：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因素。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实施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科技立法；转变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循环经济；市场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108-04

一、我国科技创新现实表现

科技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原创性科学研究的概括，是通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以及新工艺、新技术，并使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实现市场价值并占据相关市场。科技创新可以划分成三种形式：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是技术发明和价值实现，其直接作用是推动应用创新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知识创新的核心科学研究，是新的思想观念和公理体系的产生，其直接作用是创造出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学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管理创新涵盖了宏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微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其核心内容是科技引领的管理变革，其直接作用是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所有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我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现状表现为，科技和经济“两张皮”、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我国的科技体制弊端日益突出，一个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科技体制机制亟待建立。

（一）现实供给

首先，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研究投入不足，基础研究投资比例小，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其次，我国科技产、学、研严重脱节，科技研究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大概有3万项，但转化成产品的不到20%，而真正形成产业的恐怕不到5%。许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机构与实验室普遍重视科研论文的发表或获奖，而忽视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实现其使用价值。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相当多的科研成果只是一些阶段性成果，又往往由于无力进行产业化而被搁浅。

（二）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之一。但目前一方面大部分企业规模不大，缺乏明显竞争优势，这造成产业集约化程度低，企业主要以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战略，而不是依据科技进步追求产品升级；企业对科技进步缺乏危机感，不能形成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市场较为落后，科研基础设施配置不当。目前已建立的企业技术中心缺乏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而国家拥有的众多科研院所中基础设施齐全，但是利用率却较低，这就抑制了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巨大需求。

（三）人文环境

目前，体制的不完善仍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自主创新是一个需要长期稳定积累的过程，自然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外在法治与政策的保障。中国确定“科教兴国”战略之后，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不利因素和不良风气，这些状况如不尽快得到改善，就会因人文环境的恶劣而制约科技创新，从而难以真正形成科技创新的社会条件。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模式。就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经营方式来看，无论在工业、农业或其他行业，还都处于粗放型经济的阶段。经济的增长还主要依赖于贸易出口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中国需要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为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和扩大个人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从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增长。

（一）粗放型经营方式期待产业链迅速整合

从综合层面上看，我国的工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资源的投入产出率和利用率低下，高耗能、高污染、低价值的简单再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复建设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而高附加值的产品研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生产环节严重不足，完整的产业链始终不能有效地形成，使得中国许多产业沦落在了产业链的最低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还是我国整体经济的粗放型经营方式。产业链整合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正逐步减弱

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遭遇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要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必须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这是长期面临的问题。当前，经济正处在加快发展中，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均占有量少，环境承载能力低，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科技创新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一）科技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推动力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每一次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都是毫无例外地归结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我国的科技创新也无一例外都推动了经济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性巨变。例如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技术的研制成功，小麦、玉米、油料作物、棉花良种培育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为我国的医药业、食品加工业、酿酒业等其他基础性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供给。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及经济的迅速崛起。

（二）高科技和经济的有效结合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源泉

微软技术的发明，投入到经济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实体。不仅微软公司本身获得了巨额财富，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高铁磁悬浮技术投入使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已成为世界一流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引进。高铁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科技创新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源动力，只有把高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经济实体主动寻求科技创新的落地与转化，才能充分发挥出科技创新的巨大现实意义，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endprint

（三）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对各种新兴技术的需求量极大。客观上对总体科技的水平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不仅要极大地发展对国家整体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比如大飞机制造技术，航空业、造船业、汽车工业的发动机制造技术，医药业药品、器械研发制造技术等，而且仍要继续加强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并消化吸收以及再创造。从而实现整体科技水平的大提高，促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普遍化。

同时要确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需求者。企业对科技的需求源于对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需求。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一直把科技创新的主体定位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使得科技创新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能有效结合，严重地浪费了各种社会资源。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企业暂时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而从根本上否定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由于企业在发展科技创新过程中投入的费用，应在税收、专利的方面享有的权利，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潜能。从而促进我国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四、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研究

（一）以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基础条件。

1. 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改革目前不合理的高新区管理体制，建立新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组织管理制度。可以参照国外成功的范例，引入更为合理的管理运作方式，逐步由政府主导型管理转向市场需求型管理，形成高效、灵活、开放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势和增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快构筑科技创业转化基地、科技人才高地、新技术孵化基地和优势产业集聚基地，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开发区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

2.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要巩固并提高现有高新技术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加速实现产业化。二要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鼓励和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支持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增加科技投入，不断发展壮大。三要进一步优化环境，架设连接产学研的桥梁，吸引广大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活动。为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科技项目的产业化提供创新的平台，使高新技术产业在重点领域形成特色、形成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完善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以立法的形式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开展申报专利技术、商标、版权等各项知识产权的工作，加大对行业标准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对取得国内外授权的发明专利的财政补助力度；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发明的专利产业化，提高高新技术产品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倡导企业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实施、管理及保护的能力，促进知识产权与经济、科技的紧密结合。强化专利约束机制，严厉查处和打击各种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加大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支持鼓励发明创造并申请专利，促进专利技术在本地产业化，尽快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4. 构建健全的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体系。着力发展各类科技服务性中介组织。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中心，加快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建设，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在重点产业和优势技术领域，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各类科技创新中心、大中型企业，共建具有现代技术装备、能进行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和试验基地。

（二）以科技体制改革促进自主创新能力

1. 深化和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法制引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把加强制度建设、科技规划、提供服务、环境建设和组织推动等工作作为工作重心，组织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进行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各项基础性设施的建设。从直接管理项目转移到改革完善整合科技资源，政府科技资金，强化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的导向作用；建立起科学公正的科技水平评估制度，完善科技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不合理制度；改革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用制度提高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比例，深入研究和探索建立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积极鼓励国营及民营企业创办高水平科研及中级试验机构，支持现有的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和完善专业结构合理、科技人才集聚的科研院所，并给予享受税收减免等相应财政税收优惠扶植政策，提高企业及科研机构面向行业、产业的科技创新服务的能力。

2. 建立健全科技投融资的多元化体制。健全科技创新风险投入机制与投资机制，继续坚持市场化运作与规范化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创新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资和外资创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形成以政府资金投入为引导、企业资金投入为主体、其他资本广泛介入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资机制。

（三）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1. 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和法制环境建设。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建立健全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势必极大地提高企业、科研机构进行科技创新的热情。加强科技立法与科技执法工作，有利于推进科技创新、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应将建立知识产权的预警机制，及时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提高各部门协同执法能力，严厉监管知识产权市场，打击各种扰乱知识产权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科技创新成果，才能使科技创新的机制良性持续的发展。endprint

2. 建立健全企业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科技素质培训制度。相关部门要有计划地建立企业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在职培训体系，建设完整的生产、科研相衔接的涉及教育、科技、人事、经济、劳动等部门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培训的互动机制；着重对相当规模的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和科研与技术骨干进行新技术知识与科技管理知识的综合培训，提高企业家与技术工人的总体科技素质，使其具备自觉主动的创新意识。

3. 整合社会资源，拓展科技创新的投资渠道，最大限度的增大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银行为支撑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要把科技创新投入作为公共性战略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在科技投入上我们跟发达国家的企业差距很大，技术储备、产品储备不足，这势必影响企业长远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可给予税收优惠。有关政府部门设立科技之外的专项资金也要有相当比例用于支持科技进步，积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与产品创新，并积极探索与科技资金联合招投标等使用方式。

（四）依靠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可持续循环经济是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选择。它是保证经济腾飞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发展的客观需要。根据无害化、资源化、再利用、减量化的要求，着力推广普及资源节约的技术知识，引进和利用应用节能、节水、低耗、环保型装备，推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清洁生产、节能降耗等技术，加强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技术的引进开发与应用示范。积极引导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的最大发展，并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与环境。同时围绕生态建设积极提供科技服务，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提供科技服务，为环境整治提供科技服务。积极研究推广生态环境技术、立体生态技术，加快污染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切实解决源污染问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保障；加大科技攻关，研究推广污染控制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切实注重做好污染量的控制，做到发展产业与优化生态相结合，推进经济与生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发展可持续循环经济是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选择。它是保证经济腾飞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强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技术的引进开发与应用示范，积极引导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用极小的环境资源代价以谋求社会经济的最大发展，并致力于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环境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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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4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究，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推进工作、考核问责的水平，不断增强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高质量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的能力。

提高落实能力，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制订计划、出台落实方案的基础，是提高方案可行性的基础。

要改变走秀式调研，真正用心搞调研，明确调研目的，选好调研主题，掌握科学方法，真正通过调研吃透情况、找到问题、明确上级要求和群众需要的对接点。

要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摒弃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办公室决策，让决策咨询充分发挥作用，让决策过程充分体现民意，真正做到民主决策，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要提高推进工作的能力，改变工作措施方法简单化、一刀切的懒惰做法，将上级精神与本地本部门实际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科学管用系统的推进措施。

要善于发挥政绩考核和工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通过考核引导干部工作重点转移、工作方式提升，通过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体现高质量发展精髓要义和基本，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推动党员干部确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要提高运用问责手段的能力。问责的本质是负面激励，其目的不是追究责任、处理干部，而是要通过问责为干部工作划下红线，更好地推动工作。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5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为引导党员干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发挥职能作用的行动指南。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

知事识人，重在考核。新时代，新要求，新担当、新作为。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绩考核也要紧跟新时代步伐、紧贴人民期盼，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突出考什么、怎么考、如何用，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党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突出“考什么”，在细化指标上提升考核“精准性”。考核指标是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和核心内容。考核贵在精准，也难在精准。要突出政治标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绩作为政绩评价的基本依据；

要对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坚持考人与考事相结合、个性与共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潜绩与显绩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充分考虑地方和部门工作性质、职能职责特别是关系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放管服改革、提供公共服务等的实际成效，科学分级分类精准设置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社会评价等考核指标，引导党员干部找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突出“怎么考”，在以民为本上提升考核“人民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政绩考核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不断优化考核方式，增强政绩考核群众参与度，在政绩考核中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要坚持一时和一贯考核相结合、考核和任期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和专项考核相结合，充分运用巡视巡察、审计等多种考核方式相互补充，将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贯穿于考核的全过程，把人民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答不答应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标尺，防止考察失真、用人失误。

突出“如何用”，在奖惩分明上提升考核“实效性”。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政绩考核的最终目的在于奖勤罚懒，鞭策后进、鼓励先进，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将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提拔重用、职级晋升、培养教育、问责追责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要建立考核结果公开制度，把政治坚定、人民满意、实绩突出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不断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激情，形成你追我赶的浓厚干事创业氛围。要加大对政绩掺假注水行为的惩治力度，树立正确的政绩和选人用人风向标。要建立完善优化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者撑腰鼓劲.【篇二】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这是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各级各地要把好关、定准向，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要求，紧紧跟进、时时俱进、层层递进，切实提高政绩考核“含金量”。

调准方向，定准思路，在“统筹上”紧紧跟进。

思想是行动的“总开关”。我国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是检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尺度。各级各地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坚持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政绩考核工作始终。做好全面统筹、环节衔接、整合优化，健全多元化、多维度、多视角的科学考核体系，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引导干部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党中央关心的时刻关注，党中央强调的坚决落实，推动干部将心思和精力放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绩上来。

优化内容，活化方式，在“措施上”时时俱进。

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在考核内容上，要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要求，聚焦重大任务落实、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创新驱动发展等体现质量效益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对焦调向、优化提升，建立可衡量、可落实、可比较的考核指标体系。在考核方式上，坚持分级分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充分考虑发展不平衡因素，既设“公共项”，又设“加分项”，既重视当前“实绩”成果，又考虑长远“潜绩”贡献，将考核战线拉长、拉近、拉紧，构建多维化、立体化、差异化、精准化的“知事、察人、识人”的分析研判机制。进一步延伸高质量考核内涵，增加群众评价和政绩甄别，注意区分人与事的关联度、主客观因素的权重比，持续推动干部将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生动的“新发展实践”。

考出优劣，考出质量，在“效果上”层层递进。

“考”是基础，“干”是关键。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激励先进、淘汰落后的“指挥棒”功能，最大限度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强化结果反馈，让出成绩的地方多出干部，大胆提拔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

及时表彰有能力、有干劲、有贡献的模范干部；

大力培养有闯劲、有方法、有本事的潜力干部；

坚决淘汰懒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的末位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倒逼责任落实，确保考出压力、考出活力、考出执行力。要强化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紧密联系起来，坚持“短期需要”与“长远储备”、“整体推动”与“局部优化”相结合，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要制定体现知识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职位“说明书”，有针对性进行培养锻炼，形成一套科学的“识、考、用、管”体系，为“新发展实践”蓄足后劲、提供动力，持续推动干部在高质量发展中扛重活、打硬仗、创实绩。

【篇三】

“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这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举措，通知第三条提出，“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为切实服务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感受，我认为党员干部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切换视角，从我“怎么看”，到“群众怎么看”，实现党心民心融通。开展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无论对于组织考核的上级部门，还是对于被考核的基层单位，都要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始终，都要注意摆脱“本位主义”的困扰，实现视角上，由注重个人“怎么看”，切换到“群众怎么看”，设身处地，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说，深入了解群众的真实评价，注重体察群众的主观感受，让干部的“好中差”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具体群众的话语中、认可之中水到渠成一般自然得出。让评价结果更加反映人民的“感”，让评价成绩更加体现人民至上理念，努力实现党心民心的融通融合。

拉长视线，从“过去群众怎么看”，到“当前群众怎么看”，注重把准群众的“感”。每个地区、每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和群众交流沟通的频次也自不同。考核贵在精准，必然要求对照新发展理念，精准设置反映行业和地区特点的关键性、引领性指标，试行分级分类考核。在此过程中，不光要看这部分群众怎么说、怎么看，也要看这部分群众过去怎么说、怎么看，要建立考核的“延长线”，更加全面、辩证、清晰地体现出干部工作的演进。要坚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考人与考事相结合，重点查看干部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在群众心目中形象的演变，将日常考核和综合考核，将重点考核和一般考核结合起来，考察群众对干部政绩认同的演化曲线，辨识出干部究竟是上任伊始的“三把火”冲动到泯然众人，还是“慢工出细活”地高质量推进？将隐绩和显绩从群众细微的“感”之演变中亮出来，更加全面客观反映出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提高站位，从“发现问题”，到兼顾“解决问题”，立足于提升群众的“感”。考核千万条，服务群众第一条，助推工作第一条。开展政绩考核，既要考出干部的实绩，也要点出问题和不足，促进问题改进。将着力点放到兼顾“解决问题”，促进群众受益，群众“得实惠”上，我认为是考核题中应有之义。考核点出的问题，要限期整改，促进问题解决，而绝不能落在纸上、挂在口上，绝不能一考了之。要建立问题的跟踪落实机制，让能够短期解决的问题立刻得到纠正，让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向群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并力促问题最终解决。只有将考核中群众提出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切实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问题真正当做问题来一件件解决，才会在问题的纠正和解决中，不断提升群众的“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政绩考核就要确立鲜明群众导向，让干部的政绩在人民群众“感”的提升之中愈加丰富、充实。

【篇四】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充分发挥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突出政治性，把握群众性，聚焦科学性，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以科学高效的政绩考核推进高质量发展。

用好政治“标尺”，把牢正确方向。党的干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除了党员干部要加强自身建设，坚守政治方向这个“生命线”外，组织人事部门也要当好“把关人”的角色，精准识别干部的政治觉悟、政治素养、政治表现，对那些不能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人，坚定予以“一票否决”，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

用好民心“标尺”，瞄准发展实效。“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用好民心标尺，就是要把群众满不满意、拥不拥护作为重要标准，善于用群众眼光来识别干部。作为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充分尊重群众、贴近群众、理解群众、融入群众，常怀忧民、敬民、惠民之心，带着真情实意与群众打交道，与群众成为真正的朋友。对标民生保障目标考核任务，全力投身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用解决问题的实绩实效取信于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用好科学“标尺”，定出公平标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考准考实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考人与考事相结合。根据职位高低、岗位职责、工作内容等，结合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的管理制度，在加强日常考核的基础上，制定目标清晰、量化明确、易于操作的考核标准，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精准考核。此外，强化考核结果运用，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将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奖励惩罚的重要导向和依据。“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用活用好政绩考核的标尺，激励引导广大干部不断提高想为的思想觉悟，激发勇为的工作激情，增强善为的真才实干，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篇五】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权，然后知轻重；

度，然后知长短”，知轻重长短，才能做到物尽其用。物如此，人尤是。要聚焦目标任务立正“考核标尺”，丰富“考核形式”、释放“考核能量”，做好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工作，做到知人善任，推动高质量发展。

考核标准要“立正”。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考核领导干部就要把事业推进作为硬杠杠。推进党的事业首先要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与民同心，不搞两面派、不做双面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考核干部首先就要从政治上考，看一个干部能否做到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能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自觉加强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坚定政治立场。推进党的事业要见成效，把实绩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结合党的事业发展需要与领导干部职责要求，看一个干部能否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抓住工作重点出实招、出稳招，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能否重视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找准破解难题的切入点，用温度和力度提升人民幸福感，筑牢党群干群“鱼水情”。把考核标准立正，从党的事业高质量发展出发，公平公正地考核干部，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

考核方法要“四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方法考准考实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一要从重视定期考核向日常考核转，避免“不提拔不考察”“不换届不考察”的现象发生。日常考核能及时发现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干部提醒，避免小错误变成大问题，同时日常考核能及时对干部取得的成绩给予积极反馈，激励干部乘势而上，再创佳绩。二要从重视座谈考核向实地考核转，深入工作一线实地查核，避免“王婆卖瓜”的问题。通过座谈会了解到的只是干部的工作概况和表象，只有深入实地，去看成效、找问题、听民声，才能确保考核的真实性，提升组织部的公信力。三要从重视领导评价向群众认可转，把群众作为考核干部的“硬指标”，听真实的声音，才能提拔实干担当的好干部。四要从单一考核向多面考核转，“听其言，察其性，观其行，考其智”，不能被漂亮的工作“数字”和完美的书面报告蒙蔽考核的眼睛。充分运用政府督查、巡视巡察、审计、信访等成果相互补充印证，确保考核高质量，从而推动发展高质量。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6

考核是指挥棒，是风向标，也是助推器。中组部近日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对组织部门把高质量发展与政绩考核相“挂钩”、以政绩考核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为组织工作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党的事业工作大局作出具体安排。

考核体系有高质量发展的“份额”。政绩考核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要聚焦中心、融入中心，从而真正发挥服务中心、助推中心的功能。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来看，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需要。正因如此，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中，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刚性指标列入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避免政绩考核与中心工作出现“两张皮”。通过在考核、任期考核、平时考核和专项考核中，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内容，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占有重要比重，着力考准考实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

考核对象有高质量发展的“指向”。衡量一个地方一个班子、一个部门一名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不能“左右一个样”，不宜“上下一般粗”，而要坚持分类考核、精准考核、科学考核。注重区分地方与部门、班子与个人、班长与成员等不同考核对象不同的特点，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设定不同的考核内容，既注重共性要求，又注意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禀赋、不同部门不同工作职能、不同岗位不同职责，精准设置高质量发展的考核指标，做到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因人而异，形成高质量发展人人参与、个个有责、处处推进的良好态势，引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一种共同实践。

考核结果有高质量发展的“兑现”。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规划目标的强动力和路径图，也是衡量干部政绩的赛马场和试金石。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坚持把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与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让考核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成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的重要依据，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作为、有成绩、有贡献，谁就应该得到褒奖；

谁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担当、不作为，谁就应该受到惩戒。通过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最大限度激励各级班子和干部投身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树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

实践证明，推动高质量发展，干部是决定因素。只有严格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健全以政绩考核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机制，才能传导压力、激发动力、迸发活力，激励各级班子和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扛重活、打硬仗，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坚强保证。

【篇二】

“知人之要莫若考实。”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组织部门应深谙“变则通，通则达”之道，积极创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工作，把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创造实在的工作政绩，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将“新官不理旧账”转变为“敢接烫手山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扛起时代新担当。实干是收获政绩最靠谱的“捷径”。过去，干部群体中存在着“宁可不干活也别干出错”和“找找人、说说情”的浊气。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不作为、懒政怠政、浑浑度日，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还容易激发社会矛盾。随着《通知》的出台，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到加强实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格局，以新发展理念指引实践，把求真务实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做“假大空”的事，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一改往日落实工作仅凭打电话、听汇报、看报表的不实作风。走出办公室，放下自身“标签”，走向自己的服务对象，为企业、群众现场解决难题，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推动工作走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将“领导点头即可”转变为“群众参与评判”，把人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开启奋斗新征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民心是最大的“政绩”，让群众参与、支持、监督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来，才能体现出考核的“真”与“实”。群众参与干部政绩考核，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看客，更不是一个摆设，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就应该成为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坚守人民立场，奉行人民至上，把办好事、做成事的标准由“领导满意”变为“人民满意”。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动真情、用实意、践初心，到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到矛盾集中的地方、到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当群众的“解语花”“忘忧草”“行道树”。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将“数据甄选识别”转变为“全面考察干部”，科学精准设置考核指标，形成工作新导向。考核是指挥棒，考核指标是指挥家的曲谱。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应集思广益，听取上下多方意见建议，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方能敲定。考核指标既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求，又要防止考核指标过于冗杂繁细；

既要突出反映经济增长的考核，又要防止单纯注重数字指标；

既要考核有形的“显”绩，又要考核无形的“潜”绩和“隐”绩。考核指标建立后，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考核工作具有可比性，从而科学反映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的政绩。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改进考核方法。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执政绩效和执政成本相结合，以实际表现作为检验尺度，考准考实领导干部工作实绩，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将“善做表面文章”转变为“切实严格把关”，发挥党组织分析研判职能，把握发展新格局。“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政绩考核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但若是没有组织部门发挥把关作用，考核难免“荒腔走板”。一些地方考核内容繁复、考核方式缺乏可行性，最终难以落实，匆匆敷衍，导致形式主义考评；

个别单位出现考评结果虚置一边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组织部门应将干部实绩考核与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管理、推进落实高质量发展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实行跟踪考核，充分运用考评结果，切实做到奖优罚劣，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

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

为官乱为的，要坚决追究责任。以奖罚分明促勤政有为，推动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从政新环境，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优质“基石”，以便更好地为民服务。

【篇三】

“知人之要莫若考实。”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组织部门应深谙“变则通，通则达”之道，积极创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工作，把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创造实在的工作政绩，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将“新官不理旧账”转变为“敢接烫手山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扛起时代新担当。实干是收获政绩最靠谱的“捷径”。过去，干部群体中存在着“宁可不干活也别干出错”和“找找人、说说情”的浊气。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不作为、懒政怠政、浑浑度日，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还容易激发社会矛盾。随着《通知》的出台，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到加强实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格局，以新发展理念指引实践，把求真务实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做“假大空”的事，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一改往日落实工作仅凭打电话、听汇报、看报表的不实作风。走出办公室，放下自身“标签”，走向自己的服务对象，为企业、群众现场解决难题，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推动工作走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将“领导点头即可”转变为“群众参与评判”，把人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开启奋斗新征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民心是最大的“政绩”，让群众参与、支持、监督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来，才能体现出考核的“真”与“实”。群众参与干部政绩考核，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看客，更不是一个摆设，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就应该成为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坚守人民立场，奉行人民至上，把办好事、做成事的标准由“领导满意”变为“人民满意”。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动真情、用实意、践初心，到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到矛盾集中的地方、到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当群众的“解语花”“忘忧草”“行道树”。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将“数据甄选识别”转变为“全面考察干部”，科学精准设置考核指标，形成工作新导向。考核是指挥棒，考核指标是指挥家的曲谱。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应集思广益，听取上下多方意见建议，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方能敲定。考核指标既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求，又要防止考核指标过于冗杂繁细；

既要突出反映经济增长的考核，又要防止单纯注重数字指标；

既要考核有形的“显”绩，又要考核无形的“潜”绩和“隐”绩。考核指标建立后，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考核工作具有可比性，从而科学反映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的政绩。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改进考核方法。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执政绩效和执政成本相结合，以实际表现作为检验尺度，考准考实领导干部工作实绩，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将“善做表面文章”转变为“切实严格把关”，发挥党组织分析研判职能，把握发展新格局。“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政绩考核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但若是没有组织部门发挥把关作用，考核难免“荒腔走板”。一些地方考核内容繁复、考核方式缺乏可行性，最终难以落实，匆匆敷衍，导致形式主义考评；

个别单位出现考评结果虚置一边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组织部门应将干部实绩考核与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管理、推进落实高质量发展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实行跟踪考核，充分运用考评结果，切实做到奖优罚劣，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

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

为官乱为的，要坚决追究责任。以奖罚分明促勤政有为，推动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从政新环境，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优质“基石”，以便更好地为民服务。

【篇四】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要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管干部、抓落实，是组织部门的职责所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紧扣新时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新要求，用好改进政绩考核“指挥棒”，对标对表促担当、精准考核促实干、强化组织促落实，扬帆“十四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打通“双通道”，对标对表促担当。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坚持正确选人用人，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种激励，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为有位“吃得香”。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学习《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打通职务调整和职级晋升“双通道”，坚持论“实”不论“时”、择优晋升、一线倾斜导向。要将思想政治建设、领导能力、工作实绩、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领导班子考核要素，将领导干部德、能、勤、绩、廉作为干部考核要素，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问责追责等结合起来，组织干部考察跟踪识别组不定期深入经济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实施、征地拆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八个一线”中考察识别领导干部，给予敢担当善作为、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干部晋升职级，表彰奖励一线表现突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只有切实为有作为、敢担当的一线领导干部“打气撑腰”，才能更好地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坚持“三标准”，精准考核促实干。《通知》“三标准”政绩考核即要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引导领导干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实绩践行“两个维护”；

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

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政绩考核内容指标。首先，考核评价干部政绩，必须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贯穿始终，坚持党中央部署什么、强调什么就重点考核什么。其次，把群众的“好差评”作为干部政绩的“度量衡”，广大群众的“口碑”就是评价，群众的“满意度”决定干部政绩的等次。最后，把“精准”考核落到实处，考准考实领导干部工作实绩。

聚焦“四原则”，强化组织促落实。《通知》要求，加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工作组织协调。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是在“引育管用”中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造就的。按照“管少、管精、管好、管活”的“四管”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把关作用，强化组织部门主责主业意识，抓住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关键少数”，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管理，做好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工作衔接，考准考实领导干部政绩，不断推进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治国重在治吏，治吏重在考核。辉煌“十三五”收官在即，壮阔“十四五”又将启航，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根据客观实际科学制定考核标准并有效实施，进一步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激励领导干部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擘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篇五】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实绩践行“两个维护”。

《通知》的印发，以“好政绩”“群众意”“发展好”进一步激励了年轻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进一步促进党政领导班子树牢正确的政绩观，以团结协作全面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共同答好“高质量发展”考核综合卷。

分类施策，找准特色亮点，审好“政绩”题。《通知》指出，要精准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实行分级分类考核。在以往的考核中，虽然都有侧重点，却总是有“上面要求、下面应该”的统一标准，造成考核中存在上下一般粗现象，对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在抓重点、解难点、创新发展等工作特色亮点没有单独体现能力和政绩表现，造成有“政绩”一起享、有责任个人担的现象，没能更好地运用“高质量发展政绩”这样的考核标准去展现抓重点破难题、补短板锻长板的能力体现。此次《通知》的印发，将运用分类考核找准各自的特色亮点，更全面地进行“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

层层递进，炼化多维角度，写好“群众”篇。《通知》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因为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群众满意更是领导干部政绩的最实质体现。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扎根基层，用心谋发展、用情去服务、用力抓落实，要坚持从民生保障、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基础建设与政策落实，还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建设，提升治理成效，不仅要让群众知晓你在做什么，更要让其感受到做的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体现，切实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政绩工程来打造，书写好“群众满意篇章”。

以政绩考核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篇7

一、经典理论科技创新的内涵及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逻辑

“科技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层面提出的新兴词汇。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 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 科技创新的研究主要基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三个词汇展开 (Hywel G.Jones, 1976) 。[1]发明包括加工发明和产品发明两种类型, 其中导致生产现有产品的新技术发明被称为加工发明, 改变现有产品生产形式或产生全新产品的发明被称为产品发明。一旦一种发明在现实经济中得到采用, 则被称为产品创新或加工创新。技术进步通常是指以同量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出, 或现有产品质量改进, 或生产了全新产品。最早把创新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的是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1934) 。[2]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 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正式界定了创新的六大内涵, 系统提出了“创新理论”。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看成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 指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要素”, 认为“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与推动者。他旨在用生产技术与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 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约瑟夫·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分析思路为后来像纳尔逊 (R.R.Nelson, 1977, 1983) 和戴维·罗森伯格 (David·Rosenberg, 1982) [3]等注重创新的发展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并在第二阶段的新增长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 (Grossman G.M., a nd Helpman E., 1991;William J.Baumol, 2004) 。[4,5]近年, 发明、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学术研究中有被融入统一经济模型的趋势, 如将产品品种的增加 (Romer P.M., 1987, 1990) [6]与质量改进 (Grossman G.M., and Helpman E., 1991;Aghion, Philippe, and Howitt, Peter, 1992) [7,8]视为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 并将之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这种泛化的技术进步内涵为我国学者在研究中接受, (2)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我们改革实践中所指的科技创新。但在西方学术界直接采用“科技创新”概念的著述仍鲜有所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 也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 尽管许多理论都涉及到我们所理解的增长方式概念的内涵。不过, 从西方经典理论经济学已有分析范式可看出, 它们是从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角度, 根据要素积累率和要素生产率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判断增长方式的类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提出的, 是在保持后者核心内涵前提下进行的科学拓展。因此, 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 使其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因而, 对其研究可从经典理论关于知识、技术进步、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实证测度、原因以及传播与扩散机制中吸取养分。

二、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增长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早期经典理论经济学中,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可能性曲线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 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 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 (新帕尔格雷夫经学大词典, 1996) 。[9]

理论界通过经济增长核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根源, 由此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研究的兴趣高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 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 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 使经济增长模型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得更加有解释力。但是, 这些经济模型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是被塞进总量生产函数作为一项来分析的, 包含一切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这种说法过于笼统, 无法准确描述技术进步的原因, 易忽略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 丝毫不依赖资本积累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 使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三是技术进步无需成本, 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额技术转化成本的事实不符。四是为使稳定增长成为可能, 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 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机制使得技术进步正好是哈罗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举的诸多原因, 以一个不变比率进行的非物化技术进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需要提出更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界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

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试图解释发明和创新的速率与偏向内在地由经济系统决定, 基本沿三条路径展开研究。一条路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要素的内涵, 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 通过“有效生产要素”的概念改变先前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性质的某些假定, 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如时期性经济增长模型 (Solow, R.M.1960) 。[10]该模型认为, 新的投资是新思想的传导机制, 提高新投资的比率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率;其逻辑传导路径是资本形成→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种新投资的比率影响技术进步速率的内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并为测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新依据。人力资本模型是将技术进步物化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另一尝试, 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改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11]第二条路径是将知识和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生产函数, 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将知识的外溢效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有效地统一起来, 仍然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种内生化技术变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泽弘文尝试 (Uzawa, H., 1962, 1963) , [12]后由以罗默、卢卡斯和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第三条路径是提出一些新的生产函数来代替总量生产函数对技术进步的刻画。如技术进步函数 (Kaldor, N.1955, 1962) 与创新可能性边界 (Kennedy, C.1962, 1964, 1966) 两种经济模型一改先前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分开描述的不足, 阐述了要素积累率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相互作用, 以及要素积累率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但是, 技术进步的原因与速度在这些模型中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方面, 理论界沿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内生化的机制将研究继续深化。罗默从知识积累产生于资本积累的角度 (Romer, Paul M.1986) 、[13]卢卡斯 (Lucas, Robert E, Jr.1988) [1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机制。以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为起点, 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来源及传导机制, 指出只要创新的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的溢出效应足够大, 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 理论界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 打破了完全竞争均衡的传统分析框架, 将产品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纳入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 尝试在垄断竞争的新经济环境下, 注意非均衡动态路径, 引入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行业领先者等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根源和传导机制, 得到了许多对中国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三、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 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 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 (TFP)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 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 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 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色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 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 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 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 (Solow, R.M.1957) 。[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 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 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 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 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 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 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 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 (Denison, E.F, 1962) 。[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 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 (Jorgenson, D.W., 1967) 。[18]20世纪9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 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 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 (Grossman, Gene M.and Elhanan Helpman., 1994) [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 (Islam, Nazrul., 1995;Klenow, peter J.and Andres Rodriguez-Clare., 1997) [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 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 (K.I.Carlaw and Lipsey, R.G, 2002, 2003) , [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 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 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 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 如全球创新指标 (Stella.Liu, 2011) 和衡量地区 (Timothy F.Slaper, 2010) 、一个城市 (Michael R.Bloomberg, 2010) 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David J.Spielman, 2011) 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

总的来说, 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 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 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四、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关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亚当·斯密, 1776) 。[23]还有学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认为生产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要素间替代本身就是刺激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John Richard Hicks, 1960) ;[24]这种分析思路被后来一些学者发展为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式, 用来分析某一特定行业技术变迁的原因和发展路径 (速水佑次郎, 1998) 。[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 (Joseph A.Schumpeter, 1934) , 认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等创新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 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2]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阿罗 (Arrow, K.J, 1962) 的“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开创性地将无意识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教育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化来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促进了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原因的内生化, 特别是当理论界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 那些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分析经济增长原因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模型被艾林·杨继承和发展, 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形成了博兰德—杨、基母—莫塔迪、贝克尔—墨菲三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模型,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26] (P546-576)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技术进步的成本、依托载体、经济背景等, 并以更规范的研究范式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当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代替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后, 技术创新的成本、研发投入、专利、市场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和产权组织等会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的观点逐渐形成理论界的新共识。[27]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 使学术界对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 认为资源投入量、企业的作用、隐含知识存量, 外部性、获利能力与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将影响或制约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26] (P599-601)

五、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扩散与转移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如果不经历扩散和转移就不能在更大的范围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而推进整个产业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并且,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扩散与转移本身也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途径 (Paul Krugman, 1979) 。学者们对此研究通常假定发达国家是发明、创新的中心, 发展中国家是技术转移和引进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成功地从工业化国家获得新技术, 并有效利用这些新技术, 以及这个过程进展速度的快慢。[5]技术扩散方面代表性的理论有曼斯费尔德的传染病模型和戴维的概率模型。[27]前者认为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扩散会像传染病一样先以递增的速度增长然后以递减的速度增长。后者认为刺激企业采用一项新技术的社会、经济诸因素存在一个临界值, 超过该值企业便采用技术创新, 反之则相反。采用技术转移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并且通过技术转移获取技术进步也有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发达国家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会依次经历商品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三个阶段, 以谋取最大化利益。从发展中国家来讲, 技术转移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吸收, 这就是技术引进时的技术选择问题。代表性的理论有“中间技术论” (E.F.Schumacher, 1985) [28]和“适用技术论” (A.K.Reddy, 1975) 。[29]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时需重点引进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间的中间技术;后者则强调将技术需要与国内生产要素现状、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引进能使本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技术。在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扩散和转移的载体上, 企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以及国际贸易成为理论界联系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30]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国家之间扩散与转移的二分法也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先进部门与落后部门、以及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转移和扩散方式。尽管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扩散与转移机制的研究框架基本形成, 但影响和制约这些扩散和转移效率的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六、结论与延伸

尽管“科技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个词汇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没有直接出现, 但科技创新的主要内涵在发明、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理论的研讨中已展开得较为充分, 特别是经典理论的近期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我们改革实践中所指的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着力于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 通过这三个阶段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并重点抓住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扩散与转移、传导机制、绩效评价几个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