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评价

政绩评价（精选12篇）

政绩评价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据报道,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接待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时表示,他更喜欢通过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3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这3个指标,后来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综合成“克强指数”。“克强指数”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一方面反映了时任省委书记李克强的清醒、实在和专业功底,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统计数据失真的程度。

统计数据失真由来已久,久治不愈。大跃进、浮夸风时的数据自不用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多次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98年2月16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通知》。2002年10月28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用题词提出了对全国统计系统的要求:“不出假数”。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听取对明年经济工作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仍在强调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几十年来,国家、省、市县统计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整治统计数据虚假浮夸风,但屡禁屡犯。那么统计数据失真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二、现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带来的弊端

我国的统计指标不仅仅用来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用来进行政绩考核评价,是政府“自我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区别非常大的地方。评价地区行政领导的工作政绩,最初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考核,这对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各地陆续增加了反映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考核不断深化与完善,现行考核体系暴露出的问题日显突出。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圈:要监督和考核各级政府,就需要有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数据。这些数据是由该级政府的下属职能部门———统计部门来提供,而对统计部门的管理和考核又是由该级政府来负责。

这个怪圈不仅不合理,在法理上也存在很大缺陷。用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监督和考核政府,使统计部门间接地拥有了监督和考核上一级政府的权力,但法律并没有把这个权力赋予统计部门,更没有保障统计部门行使这个权力的制度,因此地方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统计局虽然一再要求基层统计部门必须做到能抗干扰,但统计数据一旦具备了监督和考核政府的功能,客观上就不能由统计部门独立决定,统计数据的真实与准确性就很难得到保障。这才是统计数据受到干扰、人为造假的本质。

三、对改进和完善现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设想

习总书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笔者认为按照这一原则要求,摸索一套适合我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要把用于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与政绩考核指标彻底分开。如前所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一旦具有考核和监督政府的功能,便丧失其独立性,不能由统计调查部门独立决定。因此,把经济运行指标和政绩考核指标彻底分开,使经济运行指标保持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部门、领导干扰,同时维护对政府的考核权和监督权的合法性。

第二,采用间接指标来考核政府的政绩。经济运行指标和政绩考核指标分开后,对于必须进入政绩考核体系的经济指标,可以采用间接指标来考核。采用间接指标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间接指标因考核受到影响,也不会危及反映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指标;而且,很多间接指标不容易受到干扰,比如各大购物网站在各省的网购销售量,如汽车在某地的销售量、保有量等。李克强总理能用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等间接指标来考察GDP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考核体系不能引入间接指标呢?

第三,增加社会公众的评价。发展是为了人民,如果人民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并不认可,即使相关的各项指标再高,也只能说明发展背离了初衷,或者高增长指标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状况非常复杂,任何考核体系也不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发展的方方面面,更不用说发展对环境生态、自然资源、历史遗产的影响,发展中的一些利弊得失,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数量指标能描述和把握的。引入社会公众评价指标,一是可以及时识别发展是否偏离了方向,二是可以检验指标数据是否与社会公众的感受相符,三是公众评价的综合感受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数量指标不能反映的复杂情况。

第四,政绩考核取消排名,采用按不同等次进行考核。任何统计指标、统计数据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误差,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一个误差在5%的指标,如果为了排名硬要算到小数点后一位甚至两位,反而是在人为地制造不公平。事实上,对一个误差5%的指标来说,两地的差距如果在5%以内,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两个地方没有显著差异,可以归为同一个等次。在我们能达到的精确度内,采用分等次的方法看似相对粗糙,其实才是最准确、最公平的。

第五,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方法、新设备获取客观准确的数据。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提供很多的新设备、新方法。比如,向抽中的社会公众发条短信,就可以获取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评价。至于如何解决拥有手机的群体与全体社会公众的差异,则是现代抽样技术业已解决的问题。另外,利用大数据的一些方法,通过分析商场、超市、电商、物流、仓储、快递、网购等行业积聚的海量信息,也可以得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情况。例如淘宝公布的2013年各省消费额和成交额排名,仅这两个指标数据,就已经清晰地展示了各省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排名。这些数据有很多先天的优势,不受个别人和个别部门的干扰,更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是可行的。

第六,可以考虑在人大设立机构。前面提到,用政府下属部门的数据来监督上级政府,政府下属部门间接地拥有了监督上级政府的权力,这与我国的现行宪法有冲突,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笔者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组织管理体系,即在人大设立一专门机构,按照政府提出的考核体系,用前面提到的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有关数据收集整理后提供给政府和人大代表使用。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人大监督同级和下一级政府,符合宪法的规定,在执行中不致因权责不清引起混乱,也不容易受到干扰。

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正视数据失真的本质原因,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科学规律,根据习总书记有关建立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不仅让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用上“放心数”,更让“自我监督”能摆脱非议,真正发挥作用,让我们的中国梦早日成为现实。

政绩评价 篇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传统戏剧《七品芝麻官》中这句家喻户晓的台词，是封建制度下为官境界的一种写照。如果说，这句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对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有所启示的话，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作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执好政、用好权，不能无所作为，应该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也就是要有政绩。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绩？概括地讲，政绩就是执政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通俗地说，它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所取得的实绩。

追求政绩，古今中外皆受重视，但社会制度不同，其追求的目的也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官吏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也重视政绩，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我们的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贯穿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基本要求。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执政地位不断巩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深切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我们党取得的这些政绩，是由各级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具体创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每一位领导干部来说，党和人民把你放在领导岗位上，你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勇于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创造一流的政绩。

毋庸置疑，追求政绩很重要，但追求政绩为了谁，对于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来说更为重要。“衙斋卧听潇潇雨，疑是百姓疾苦声”。如果说封建社会的官吏还有一点悲民情怀，那么对我们党来说，追求政绩则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那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办实事，为人民谋福利。

今天，在各条战线，我们党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涌现出了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宋鱼水等一批优秀典型。他们无私奉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人民公仆，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当官的最高境界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要使群众认可”。“为民书记”郑培民的这些质朴语言，是对创造政绩为了谁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

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政绩？

怎样看待政绩、怎样追求政绩，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所谓政绩观，指的是对政绩的总的认识和看法，通常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以及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态度。

“政绩工程”害了他 篇3

法官刚宣读完判决书，励奎铭就对判决认定他犯滥用职权罪表示不能接受。他至今仍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应该为国家上亿元的巨额损失负责。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路上，励奎铭一直叹息道：都是“政绩工程”害了我！

急于引资不搞招投标埋下隐患

励奎铭说的“政绩工程”指的是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这条浙江省首次通过引进外资建设的高速公路，曾是励奎铭的自豪，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升迁的资本。

1997年9月，当时50岁的余姚市市长励奎铭被任命为宁波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1年12月宁波市交通委员会改为宁波市交通局，励奎铭任局长、党工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励奎铭就忙于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的准备工作，在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他表态：要把这条高速公路作为自己任期内的主要“政绩工程”来抓，提出要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工程及早立项，尽快通车，要把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样板工程等等。

经过多方努力，2000年2月，预算总投资达19.3亿余元（合2.3亿美元）的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工程终于由交通部批准立项。但立项后，励奎铭发现工程缺少资金，宁波市交通委员会决定通过引进外资建设该工程。这一建设高速公路的引资新方式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肯定，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都对这一做法进行了宣传报道。

同年初，宁波市交通委下属的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交投公司）总经理虞某、副总经理林某等人与奥地利人大力斯经多次谈判，签订了意向书，外方表示愿意投资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条件是工程要由外商总承包建设。虞某等人向励奎铭汇报，励明知我国招投标法律规定总承包需要招投标，因引进外资心切，同意答应外方的要求。

“其实，从引进外资开始，励奎铭就为自己犯罪埋下了伏笔，他明知国家法律要求工程实行招投标，但为了让外商进入工程，为了他的政绩工程，却一错再错，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接指挥励奎铭案件侦查的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郑武洪说。

2000年6月8日，宁波市交投公司和奥地利爱尔瓦格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出资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并于同年11月8日签订了《宁波剡界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合同》和《宁波剡界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备忘录》，约定总投资2.3亿美元，公司注册资本金9200万美元，中方认缴920万美元占10%，外方认缴8280万美元占90%，总投资和注册资本间的差额部分，由外方在国外银行贷款解决，工程由奥地利的阿尔皮内建筑有限公司承包建设。

但是，合同签好后，外方的注册资本金一直没有到位，直到2001年10月份，爱尔瓦格公司的第一期15%的注册资本金1242万美元才姗姗来迟，但其余的资金却再也没有到位过。2002年5月24日，在励奎铭同意下，宁波剡界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投资和注册资本的差额改由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并由宁波交投公司在建设期内无条件连带责任担保。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励奎铭居然代表宁波市交通委接受了。

2002年3月23日，经励奎铭同意，剡界岭公司与阿尔皮内公司签订了《甬金高速公路施工合同协议》（即总承包协议），根据协议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以建安费概算包干的方式总承包给阿尔皮内公司建设，节余归总承包商，超支不补，合同价为12.39亿余元人民币。励奎铭在该协议上签字鉴证。

擅自决策造成巨额损失

因该总承包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交通部、浙江省交通厅均明确要求解除总承包协议。眼见到嘴边的肥肉就这样白白溜走，外商自然不肯，甚至以撤资相威胁。如果励奎铭这时候能悬崖勒马，后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惨重。但是为了留住外商，为了他在有关领导面前许下的诺言，为了他的面子工程，励奎铭违反宁波市政府关于实行代建制的相关规定，既未向市政府汇报要求指定代建单位，也未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代建单位，而是采取名为代建制实为总承包的方式操作，擅自决定将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工程由阿尔皮内公司总代建，保证其在代建制下取得与总承包相同的利益，并向外方作出“由宁波市交通局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的承诺。2002年11月28日，剡界岭公司与阿尔皮内公司签订了与总承包协议完全一致的《建设总代理协议》。

2004年1月，因爱尔瓦格公司注册资本金仍未到位（当时励奎铭已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但仍主持市交通局工作），当交投公司有关人员向其汇报应对方案时，励奎铭作了“维持代建大框架、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要求，没有对各方反映的工程代建费过高的问题进行调整。

2004年4月后，由于爱尔瓦格公司的后续资本金仍不到位，宁波交投公司提出解决方案，经向当时主持市交通局工作的副局长奚际斌（同年7月任局长）汇报并向市交通局书面请示后，市交通局同意了保留剡界岭公司并改变公司股份结构的解决方案。同年12月1日，由宁波交投公司、爱尔瓦格公司和阿尔皮内公司签订了新的合资合同。同日，剡界岭公司与阿尔皮内公司签订了《建设总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

根据补充协议，阿尔皮内公司可获得总代建费人民币26937.39万元，而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和《宁波市关于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的暂行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阿尔皮内公司最多可获得的代建费为人民币2556.23万元，由此阿尔皮内公司多获得了代建费人民币24381.16万元，除去外方已到位的资金1242万美元，实际给中方造成了上亿元人民币的重大损失。审计报告中挖出两任局长渎职受贿案 2005年12月28日，随着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的竣工，全长185公里的甬金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励奎铭陶醉在“政绩工程”的一片赞美声中。但是，好景不长。这条被称为金华通海之路，也是连接浙江东部和中部的黄金快车道，通车不到一个星期，就险情频发，尤以浙江首条外资参建的高速公路宁波段为甚，开通7天，被迫关闭。此事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2006年5月，国家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办事处对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工程进行全面审计，发现工程中存在“外商以代建名义从总投资19.3亿元的工程中获利2亿多元”的问题。这份报告很快转到了浙江省纪委和省检察院。从这份审计报告中，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捕捉到背后极可能存在宁波市交通局个别领导违规操作的渎职犯罪线索，随即展开调查。经过初步调查，2006年11月13日，浙江省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励奎铭立案侦查。因励奎铭是宁波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经宁波市人大常委会许可，11月14日，励奎铭被刑事拘留，11月28日被逮捕。

政绩 篇4

王书记来了, 激情飞扬, 毁了麦苗栽苹果, 全县变成了大果园, 可由于品质不佳, 苹果烂在了地里。李书记来了, 干劲十足, 刨了果树搞大棚, 全县变成了大菜园, 可由于贮运问题, 蔬菜倒在了河里。赵书记来了, 信心百倍, 推倒大棚建小区, 全县养起了珍珠鸡, 可由于技术问题, 鸡仔死了个精光光……。十几年过去了, 吉宁县依然在贫困的泥沼中挣扎。干部失望了, 农民也绝望了。

又一年春天悄悄的来临了, 漫山遍野都披上了新绿, 等土地上的禾苗探出了头的时候, 在偏僻的红峪乡有一块土地上却齐刷刷的长出了草, 原来是一个畜牧专业的回乡大学生杨益民在自家的地里种植了苜蓿和高丹草, 等第一茬草能够收割的时候, 他又引进了100只小尾寒羊母羊和2只杜泊种公羊舍饲圈养搞杂交, 他还给周边的养羊户搞人工授精技术服务, 一年下来净赚了6万多, 一些农户也沾了光致了富, 在他的指导下, 许多农户都种上了草, 养上了优种羊。两年后上百农户不声不响的脱了贫。

要政绩,不要“政绩工程” 篇5

政绩是为官从政的成绩；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充分运用党和国家出台的政策，从实际出发，善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成绩。一段时间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一大批地方官确实通过艰苦努力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新问题层出不穷、在大事难事急事面前，官员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政绩，更证明官员既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更有着多谋善断的能力与真抓实干的作风。因此，理直气壮讲政绩，就是理直气壮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

“政绩工程”是什么？近年来，媒体及公众对“政绩工程”评弹颇多。事实表明，许多“政绩工程”实际上是某些官员不惜劳民伤财来沽名钓誉的“手段”。因此，人们把“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划上等号并非没有理由。可以说，凡官员刻意营造“政绩工程”的地方，恐怕也是“政乱”的地方，或是干群关系恶化的地方。

人们正确评价官员的政绩，力戒避免“政绩工程”或那些表面好看实质祸害百姓的“形象工程”。

基层官员要不要讲政绩？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讲政绩，彼此半斤八两，怎能分出优与劣，先进与落后？老百姓对一些所谓“政绩工程”有意见，并非对官员讲政绩有意见，而是对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有意见，对官员“唯官是图”的思想有意见。在某些官员的那里，办“政绩工程”，着眼点是上一级领导，就是说，办给领导看的，尽管此工程充满劳民伤财的气味，尽管此工程没有经过民主决策和科学论证。“唯上”，本质上是为己，就是想通过上级这个“曲线”，捞取“升官资本”，多得一点晋升“含金量”。而一旦“官升高就”，办“政绩工程”就达到了“名利双收”的目的。简言之，以图名、图利、图官为目的的“政绩工程”，其实就是“歪绩工程“

古人云：政者正也。由此可以说，政绩也可讲“正绩”。谓之“正”就是此官员的工作成绩是在正道上干出来的，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经过集思广益和科学论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而不是凭官员的发热头脑，靠所谓“三把火”烧出来的。“正绩”应该是得到群众认可的“真正成绩”。因为得到群众认可，不必拉传媒大肆喧染，更不必自擂自吹，群众会自动自觉地宣传、推广。有句流行话叫“金杯银杯比不上群众的口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是“真正的成绩”，会经受住各种考验。

“发展焦虑”还是“政绩焦虑”？ 篇6

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发展更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但是，嘉禾前任班子所坚持的发展并不是科学的发展，因而强行拆迁背后的“发展之痛”，实际上是官员为了个人政绩而偏离发展方向所留下的“痛”。是为人民谋利益还是为达到官员个人政治目的，成了“发展焦虑”和“政绩焦虑”的分野。

嘉禾县原领导班子置拆迁户的权益于不顾，甘愿为开发商鸣锣开道，确实有着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背景。原县委主要领导曾在多种场合忧心忡忡地表示，嘉禾县2003年有24项指标落后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倒数第一。从这个角度说，面对竞相发展的态势，领导班子没有“发展焦虑”说不过去。但是，当这种“发展”成为严重侵害人民合法权益的借口，也就露出了“政绩焦虑”的本来面目。

在嘉禾强行拆迁事件被曝光之前，嘉禾干部中流行的发展观点是：“嘉禾的处境就像一个被重重围住的水盆，如果没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打破‘缺口’，就无法形成‘洼地’，资源也无法流入嘉禾。”这表明了片面发展观已经在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很明显，这种“优惠”只算了一方面的账，即投资总量的增加带来的显眼“政绩”，而遮蔽了国有资产流失和人民利益受损的隐性账。据查实，嘉禾被撤职的官员并没有与开发商之间存在权钱交易行为。那么，原县上班子要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商贸城落成后的“政绩”。

当然，“政绩焦虑”也带有被逼的因素。当发展异化为自上而下的片面政绩考核，“政绩焦虑”就会演化成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片面发展。正是基于此，嘉禾县为了引进资金才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甚至让“项目上、干部上；项目下、干部下”的“政绩”考核取代了党的干部政策。嘉禾县委、县政府把项目建设作为干部考核的惟一依据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市里对县里的考核也仅仅片面强调GDP的刚性，县委、县政府要在“政绩”上得到上级认可，又怎能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一个官员追求政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这种政绩通过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得以实现。但问题在于，当“政绩”以劳民伤财和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为代价得以实现，官员反而能够得到晋升，不择手段追求形式化的“政绩”就成为一些宗旨意识不强、晋升欲强烈的官员的自觉行为，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价值选择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时下，招商引资似乎成了全国性的热潮。为了吸引投资，各地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背资本运行规律、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吸引资金的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地方官员为了吸引资金，不惜提出近于屈辱条约的优惠条件，并动用行政权力为开发商进场“保驾护航”。“嘉禾困局”是贫困地区不择手段招商引资的困局，更是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使然。

排水防涝是检验政绩的一把标尺 篇7

城市内涝并非新问题, 但近年来特别突出。全国各地频遭暴雨袭城, 导致大规模内涝, 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被称为“城市良心”的城市排水系统因此屡遭诟病。虽然改造城市排水系统在多地被提上日程, 但一直是各自为政, 缺乏全国层面的指导。

这次, 国务院办公厅在雨季前下发通知, 对本年度的防涝工作作出要求, 并提出建设城市防涝工程体系的进度安排, 同时将防涝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标志着“城市良心”在国家层面获得了足够重视。

解决内涝问题,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内涝问题是城市化命题, 也是民生问题。我们必须优先意识到人的因素, 考虑到民生为重。一些城市管理者只愿乘凉, 不愿栽树, 只舍得在看得见的“面子”上下工夫, 不愿干那些见效慢、打基础、有利大局、有利长远的事情。但政绩的账不能这样算。城市内涝, 损害的不止是城市的形象, 更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就得把排水防涝作为检验政绩的一把标尺, 既要建好地上“面子”工程, 更要关注那些地下看不见的“里子”工程。

解决内涝问题, 要保障资金投入。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 完善排水系统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予以保证的公共支出。《通知》要求“各地区提高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土地出让收益、城市防洪经费等用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建设和维护资金的比例”, 这无疑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而要让政策落地, 继而投入足够资金用于相关设施建设, 还需要制定可执行的标准细则。

解决内涝问题, 要完善法规、提升标准。由于当前全国各级城市“重地上、轻地下”的城市发展思维, 城市地下排水设施普遍设计标准偏低, 难以抵御强降水带来的泄洪要求, 相关法规更是缺位。因此, 完善法规、提升标准对于确保排水防涝设施的完善极为重要。

解决内涝问题, 还要确保责任落实。城市排水涉及各级规划、城建、水利、市政等诸多部门。因此, 必须首先落实责任主体, 将相关责任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尤其要将各种责任明细化, 开出单子, 向社会公开, 让群众监督, 让媒体监督。

完善政绩标准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篇8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已经提出多年, 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而且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愈演愈烈, 并引发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老问题。当前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老问题的延续, 之所以难以解决, 根本原因是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具体地说, 即缺乏引导行为主体实现这种转变的合适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任何行为主体 (各级政府、企业、个人) 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GDP政绩考核标准制度, 其本意是想利益机制去激发地方政府抓经济的积极性。这导致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和攀比GDP总量的竞争, 与中央相比, 由于地方政府信息优势而引起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 因而更有效率。客观上加速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 由于这个制度安排本身的不完善,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 一些地方运用政府的动员能力, 不惜以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扭曲性政策实现GDP的高增长, 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短期GDP增长的倾向。由此也带来少的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GDP政绩考核不利于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因为自主创新是一项艰苦耗时的工作, 短期内很难见成效。因此中央以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方针始终只停留在地方政府的口头上, 而很难落实在行动中。GDP政绩竞争各地政府更注重于业绩显著可见的短平快大项目, 基础设施、重化工制造业, 因为更容易快速取得突出的政绩而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例如, 当前房地产泡沫和许多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就与地方政府发展思路密切相关, 因为推高地价和房价及大规模投资是增加本地GDP的最便捷途径。然而这种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使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产业高速畸形发展, 而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短腿, 既影响经济发展总体效益, 又造成经济结构失调, 还将给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重大隐患。

第二, GDP政绩的竞争也导致外贸出口和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例如, 为了扩大本地出口量, 各地不惜相互压价, 使出口产业效益每况愈下;而为了加速本地招商引资速度, 各地又竭尽全力比拼优惠政策。为外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 人为地恶化了国内企业的生存环境。造成经济发展主要利益外流, 很多情况下甚至得不偿失。

第三, 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来看。就业容量最大且最有发展前景的是中小民营企业和以它们为主体的服务业。而GDP政绩竞争使政府过于注重国企和重化制造业。在投资、信贷、资源配置及政策支持方面, 过于向此类企业倾斜, 造成事实上的“国进民退”,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佳。因而也构成对解决就业问题的制度性约束。

第四, 政府主导型经济对政府官员的经济决策水平要求很高,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制约, 政府决策失误很高, 投资效率远不及企业甚至带来重大损失。但因政府不必为投资损失负责, 故造成损失的大手笔政绩投资屡禁不止。增加GDP的冲动又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 产能过剩越演越烈。应当指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和GDP政绩考核标准制度安排曾经对加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起过很大积极作用, 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根本转变和国际竞争特点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 它已经不合时宜甚至成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桎梏, 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适时调整和完善。

二、完善政绩考核制度促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涉及宏观到微观领域的方方面面, 但关键是形成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 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和环境。

2009年12月7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 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 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目标是要将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内需驱动的方向上来。为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涉及的改革, 绝非只与经济领域相关, 也与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要求相关的经济体制转型、社会体制转型和行政体制转型。而相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 是能否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所在。

经济体制转型的核心问题无疑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 建立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这是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条件。然而, 要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必须以政府自身的改革及职能及角色转换为前提条件, 并以打破行政垄断为突破口。这已经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收水平并从根本上创造消费内需的动力。这需要推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使“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

显然, 所有这些转型的实现最终集中到了政府转型这个关键点上。简言之, 转型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中。发展方式转型归根结底当从政府官员的改革取向开始。由于政绩标准对政府官员的政策选择和行为规范有决定性影响。因此, 完善作为调节政府官员利益导向的政绩考核标准, 应当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

GDP政绩考核标准的缺陷在数量指标本身不科学, 不仅数量难以反映增长效果, 而且数量本身也难以真实 (可造假) 。另外还在于它只有对正面行为的激励而缺少对不良行为的相应地制裁及责任追究。此制度能够产生良好实效的前提是, 政府官员都是大公无私, 能够做出科学决策的精英。然而, 政府官员毕竟是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他们同样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就是其很难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地区局部短期利益而不顾甚至损害全国长远利益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完善政绩考核制度的思路是:制度是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来实施的, 而人的行为是受利益影响的。因此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应当从其调节的利益关系入手。即除了考核指标本身要科学化设计外, 最关键的是要让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考核以互相监督和制约。通过多方利益协调机制引导政府官员在满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这既可确保其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又有利于提高整体发展效益。

具体地说, 就是要将考核数量指标改为更科学的质量效益发展指标, 同时建立上级考核和民意考核相结合的机制。并且在考核方式、考核程序和考核透明度方面充分保证其科学民主性。

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确保既能有效激励按科学发展观谋发展的正确行为, 又能防范或制止那些借发展之名, 谋求局部私利的不良行为。一方面, 上级考核可以制约那些只追求自身短期局部利益而影响长远全局利益的行为, 有利于上级主管部门科学规划的实施及宏观调控;另一方面, 民意考核是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 它可以制约那些只重GDP数字的表面功夫, 而忽视改善民生实际内容的行为, 确保“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落到实处;而考核方式、考核程序和考核透明度的科学化可以防范暗箱操作, 保证公平公正。这样就可有效保证地方政府官员在兼顾个人利益, 地方局部利益与中央全局利益及民众利益前提下谋发展的积极性。同时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 最大限度地协调并实现“和谐发展”。

其实, 完善政绩考核制度的关键是让民众作为考核的主体, 或者至少民意考核具有足够的份量, 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当前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只有让民众拥有了考核的发言权, 任何损害其根本利益的行为都将在人民大众的批评声中得以迅速纠正。而这恰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将政绩考核统一到“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实际体现。

*本文受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9ZK3158。

摘要：由于改革的钥匙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 而政绩标准对政府官员的改革取向有决定性影响。因此, 当前完善政绩标准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除了政绩标准本身科学化以外, 关键是让民众作为考核的主体。

政绩评价 篇9

在一些领导干部患上“政绩饥渴症”后, 为博上级领导、部门的眼球, 琢磨着搞一些见效快的突击工程, 以积累政绩。这些干部为获得更好的“位子”和“帽子”, 就会搞些“噱头”式的政绩工程, 或用水浒反个腐, 或办“龙虾节”吸引个眼球等等, 这种“政绩饥渴症”实际上是五种“落后政绩观”的集中表现。

“形象脸面式”政绩观。追求此类政绩观的干部, 以“胭脂要擦在脸上”为原则, 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做表面文章, 树形象工程——为吸引上级领导的眼球, 博取关键领导的好评, 今天建公园, 明天建商场, 后天修高标准外环路, 哪里引人注目, 就在哪里开刀, 而对事关当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工程、涉及老百姓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切身利益的事却无所用心, 甚至置之不理。

“立竿见影式”政绩观。搞短期行为, 谋眼前利益。为了在任期内早出和快出政绩, 寅吃卯粮, 竭泽而渔, 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盲目上项目, 不问财力民力负债搞建设, 甚至不惜以糟蹋资源、污染环境、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一任出政绩, 几任背包袱”。这种政绩观, 只重当前、不重长远, 把发展的“好”和“快”对立起来, 实在是危害不浅。

“指标崇拜式”政绩观。把“政绩”简单理解为各类经济指标的增长, 特别是GDP、财政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尤其把GDP视为“指挥棒”, 只求速度, 不求质量;只求快, 不求稳;只求外在, 不求内涵, 忽略精神文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忽略农村和民生事业的发展, 忽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概念炒作式”政绩观。有的领导干部一味求新, 专门精于概念炒作, 今天这个“城”, 明天那个“湾”, 号称“提升品位”, 变来变去却无实质性进展。持这种政绩观的干部, 实际上是把“无过便是功”奉为法则, 玩“概念”, 不动真格, 不愿承担风险, 不愿付出辛苦, 不把工作落实到实际中去, 而是“落实”到纸上、“落实”到嘴上。

“包装宣传式”政绩观。有些领导干部对“名”和“利”十分看重, “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 善于“包装”自己的政绩, 追求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报刊有文字, 哪怕有一丁点成绩, 就大宣传大造势, 狂吹“喇叭”, 生怕上级听不到, 却独独忘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之责。这种“耍花腔”的政绩, 偏偏有的上级喜欢, 造成了“会干的”不如“会吹的”, 让老实人吃了亏、流了泪, 喇叭政绩, 流毒甚深。

以上五种官场的“政绩饥渴症”表现, 脱离了当地工作实际, 损害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利益, 必须要下决心治理。笔者认为根治这种“政绩饥渴症”要从做到三个必须开始:

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要避免“指标政绩观”带来的恶果, 就要从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入手, 不以GDP论英雄, 有关部门在考察判断干部时, 不仅看干部当前的“显绩”, 更要看他的“潜绩”, 群众的口碑才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第一标准。考量干部当前的所作所为对今后10年甚至20年的影响, 是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

必需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有关部门要提高警惕, 绝不能让那些不计后果大搞形象工程、突击工程的官员得逞, 对于那些心浮气躁、冒失求成, 患有“政绩饥渴症”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真正把那些始终埋头苦干、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必须打破权力魔咒, 加大地方政府的违规成本。要终结官员的非理性政绩冲动, 单纯指望他们坚守权力边界并不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借助科学发展观的力量, 创新政绩评价体系, 打破权力魔咒, 加大地方政府的违规成本, 增加官员的政绩风险, 构建正确的权力伦理, 防止地方官员乱办节庆, 乱招商, 乱上项目, 伤害民生利益, 制造所谓的发展幻觉。

政绩评价 篇10

一、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

1. 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需要放下对经济增速的纠结。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 甩掉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包袱, 清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障碍, 突破GDP增长高于一切、财政预算必须连年递增的思维定势, 自觉尊重发展规律, 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在经济指标上, 不再层层加压紧逼, 不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走出政府推动型经济的误区。新常态下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就不仅要看GDP增长的速度和规模, 而且要看社会、人文、环境指标的变化;不仅要看短期的效益和暂时的辉煌, 更要看长远的利益和后续的发展, 认清这一问题, 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为党和人民建立功业, 创造出属于党和人民的、属于国家和未来发展的真正的政绩。

2. 正确的政绩观实践并保证着科学的发展观

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 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 缺乏正确的政绩观, 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 进而使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成为空想。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高尚的目的性, 其核心是“勤政为民, 求真务实”。长期以来, 我们评价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 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 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这一评价标准下, 许多地方领导急功近利, 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搞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乱上项目, 滥铺摊子, 低水平重复建设;或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 忽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其他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或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 忽视、放弃, 甚至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等等 (1) 。

二、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的主要弊端

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实际上是以GDP指标为核心内容、以GDP论英雄的一种制度。这种政绩考核制度, 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相比,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评价机制上, 都不够全面、不够科学, 存在严重的弊端。

1. 考核标准有失偏颇

只重视经济指标, 不重视人文、资源和环境指标, 反映了传统的工业化发展理念。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 (包括产品和劳务) 的最终成果,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主要功能是反映经济增长率, 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 也不计算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成本 (2) 。因此, 这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 却看不出其背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 甚至某些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也能增加GDP。与国民经济GDP核算制度相适应, 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评价领导干部政绩的标准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在我们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中, “能”和“绩”的指标被简单地量化为GDP这一经济硬指标, 而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则成为无足轻重的“软指标”, “德”和“勤”则流于形式。这种干部政绩考核标准, 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理念, 在实践中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严重相悖。

2. 干部政绩考核评价过于纠结经济增速已不适应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考核标准的偏颇, 使干部政绩考核在实际评价中以GDP论英雄和唯GDP是从大行其道。为了追求GDP的增长, 一些领导干部出于自身政绩或局部利益的需要, 对中央政策或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或不惜违背经济规律, 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 或将GDP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个单位和部门, 寅吃卯粮、杀鸡取卵、劳民伤财, 或在数字上弄虚作假, 瞒上欺下;一些领导干部甚至纵容一些企业“先污染, 再治理”, 为其充当保护伞。如此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产能过剩、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

3. 考核渠道过窄, 监督不力, 进一步放大和强化了现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

在关系领导干部荣辱升迁的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 上级与下级的政绩指数互为依赖, 加上自利动机的驱使, 使得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常常出现“五多五少”的现象:一是对显性政绩考核多, 对隐性政绩考核少;二是对班子集体考核多, 对班子成员约束少;三是定性考核多, 定量考核少;四是注重下级数据报表和自我评价多, 采纳社会评价少;五是上级对下级表扬得多, 提出改进意见得少 (3) 。考核渠道过窄, 监督不力, 进一步放大和强化了现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

三、建立适应新常态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对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 并不是简单地抛弃GDP指标, 而是要把它摆在合适的位置上, 不唯GDP论英雄不等于不要GDP。经济调速不可失速, 增速换挡不等于不发展。

1. 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

考核评价标准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核心。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就要建立一整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引导各级干部创造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群众检验、历史检验的工作实绩。

(1) 从偏重经济建设考核向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考核转变。在核心指标中, 可适当加大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等类别的权重, 缩小经济发展类指标的比重。设置诸如“社会保障水平”、“劳动力就业水平”、“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公益性文化设施达标率”、“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指标 (4) 。这样就使考核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考核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考核的导向进一步明晰, 把考核的侧重点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 以此引导各级干部进一步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2) 从偏重GDP考核向注重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民生指标考核转变。一方面, 淡化GDP考核。其一, 可以只设置相对指标, 不设总量指标。设置“人均GDP”这一指标, 只考核相对指标, GDP的总量及增幅不再列入考核范围。其二, 调整考核权重, 降低考核分量。把“人均GDP”这一指标的权重调低, 使其成为非核心指标。其三, 注重发展质量, 强化反向制约。把“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一些体现发展质量的指标列入考核范围, 促进各级干部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 强化民生指标考核。可以将生活质量类别的指标列入考核体系。将涉及“城乡居民收入”、“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食品安全”等事关民生的重点领域列入考核范畴并加大权重。以此引导各级干部更加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 从偏重短期效应的考核向注重长期效应的考核转变。一是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设置“万元GDP能耗”“工业集中区亩均土地产出”等指标, 并加大其考核权重, 促进各级干部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加注重集约发展、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突出科技创新主动力。增加对科技创新的考核, 诸如设置“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重”等与自主创新、科技创业有关的指标[5]。三是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强化环境保护指标的考核, 通过设置“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完成率”、“绿化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等指标, 引导各级干部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贯穿于发展全过程,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3. 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方法

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 端正的态度, 可以使考核结果更具有可信性。

(1) 从偏重以领导评价为主的考核向注重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转变。在重视上级部门和分管领导意见的同时, 注重群众的参与, 让广大群众知道各级干部在干什么、怎么干、干得怎么样, 特别是对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的考核, 做到不以工作总结代替老百姓的直观感受, 不以统计数据代替实际发展水平, 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

(2) 从偏重职能部门的考核向注重职能部门考核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转变。考核由职能部门负责, 但考核结果不能仅靠部门产生。可以从以部门考核为主向部门考核与社会评价相结合转变, 重数字不唯数字、重结果又重过程、重部门考核也重社会评价。一是扩大统计数据的社会采集面。对“居民收入”、“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等生活质量类、社会发展类指标增加监测点, 扩大覆盖面, 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5) 。二是对考核过程进行公示。主动通过新闻媒体每季度向社会公布进展情况, 把考核从事后看结果向事中抓落实拓展, 同时根据社会的反响和评价, 动态地修正工作推进的进度、力度和方式方法。三是开展社会评议活动。开展政风评议活动,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机关作风进行评议, 评议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市公布。努力把考核的触角渗透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延伸到社会各界的评议中。

摘要：经济发展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后劲。打造一个有利于转型跨越发展的经济发展环境,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新常态,政绩观,政绩考核机制

注释

11 冯秋婷.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139.

22 洪向华.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67.

33 毛健.科技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98.

44 郑家昊.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87.

绿色GDP挤出政绩水分 篇11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为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真正的政绩观打好基础，而绿色GDP核算体系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业界人士称，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

一个时期以来，衡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标志，首先就是看其GDP的增长量。但由于目前GDP只限于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当前和将来的净福利变化。

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可以说把不少地方官员折腾得要命，每年都在为GDP上不去伤透了脑筋，而对GDP的盲目崇拜，已经给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诸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应该代表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精确还是粗略，只要能尽快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应的环境资源代价之间建立起某种对比关系，从而为政府、企业与公民的发展、生产与消费提供有益参考,就应该是确立绿色GDP的终极目标。

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确立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我们既能看到真实准确的GDP增长数据，又能看到这一数据背后的资源与环境成本；在企业的业绩报告中既能看到财务指标，又能看到环境业绩指标；在公民的消费过程中既要考虑获得的利益，又要考虑到可能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GDP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作为总量指标，GDP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及景气度、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

假若取消了GDP评估体系，肯定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将棒子一股脑儿全打在GDP的头上，关键是完善评估体系，对统计核算标准进行科学调整，而从现行GDP考核体系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保护费用，确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考核干部既看政绩也看债务 篇12

记者发现, 现在许多表面上“日子红红火火”, 城市面貌一日千里的地方, 实际上政府却债务累累。这些债务包括非银行机构融资、工程欠款、非工程类财政欠款、政府所属机构和事业单位欠款, 甚至还包括为企业发行证券所作担保等。在这些债务中, 城市建设欠债、借款往往占有相当比重。当然, 不能简单说城建欠款都是不合适的, 但也确有个别官员, 为追求“政绩”, 不顾当地实际经济承受能力, 一味追求城建“大手笔”, 从而造成政府巨额债务。

近日有媒体报道,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 任三门峡市市委书记期间透支三门峡市15年财政资金搞城市建设;在任洛阳市市委书记期间大规模举债建设洛南新区, 有人说他把洛阳市10年的钱都花完了。孙善武在任期内举债大搞城建的结果是, 自己被提拔重用, 官运亨通, 老百姓看到路宽了、楼高了、绿地多了、城市美了而对其大加夸奖, 甚至当孙善武由于经济问题被“双规”, 部分群众对他不但恨不起来, 反而表示“理解和支持”。报道称之为“耐人寻味的孙善武”。

在如今并不少见的“孙善武现象”中, 老百姓之所以认为自己在城建“大跃进”中得到实惠, 认为孙善武之流官员有魄力有能力有水平, 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府为此欠了多少债, 借了多少款, 更不知道当“孙善武之流”升官离任后, 后任干部面临的是一个多么难以填堵的债务“窟窿”。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采访中, 许多人建议各级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代会公布债务, 考核干部应将其“政绩”和债务一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