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服管理规定制度

厂服管理规定制度（精选3篇）

厂服管理规定制度 篇1

天津天任车料有限公司

厂服、厂牌管理制度

一、目的为树立企业形象，增进员工相互了解，并配合公司管理需要，特制订本项制度。

二、适用范围

天津天津车料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三、厂服管理制度

3.1本公司员工工作期间必须穿着厂服，要保证厂服整洁、干净，违者一律不得入厂。

3.2本公司员工在工作时间应注意仪容仪表大方、得体、整洁。

3.3新员工办理入厂手续一周后方可领取厂服。

3.4新员工须领取旧厂服。

3.5领取新厂服的员工，自领取之日六个月内办理辞职手续的，一律扣除厂服费﹔超出六个月的，须将厂服清洗干净后交还人事部门，否则扣除清洗费：20元。

36领取旧厂服的员工辞工后，须将厂服清洗干净后交还人事部门，否则扣除清洗费：20元。

四、厂牌管理制度

4.1本公司员工厂牌只能作为出入厂区识别之用，不得作为其它身份证明。

4.2厂牌不得冒用或转借他人，如有违反双方各记小过一次。1

4.3员工进出厂区必须佩戴厂牌，否则不得入厂。当职保安有权监督管理。

4.4厂牌若有遗失或损坏，应通知人事部门办理补发，每次扣除工本费：10元。

4.5员工办理辞职手续后必须将厂牌交还人事部门。

厂服管理规定制度 篇2

关键词：副本制度,档案管理,西周

中国古代档案制度中的副本制度创立于西周时期。《周礼》记载:“凡邦之大盟约, 莅起盟书, 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周礼》乃是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 由此可见, 我们说档案管理制度中的副本制度是西周至少是周公旦生活以前时期创立的, 是有史料证据的。所谓副本, 是同一个档案或是文件的抄本或是复制本, 它是基于正本的基础上来定义的。其存在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方便档案使用者的利用;二是利于古代图书管理员对珍贵图书档案的管理。前者着重强调其外延出去的社会功能, 后者则主要从图书档案风险管理的视角考量。西周统治者能够在珍贵档案已有正本之后推行副本甚至特殊文书档案颁行多个复本, 这充分体现了其对知识文化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表明他们是完全认可副本制度是能够对稀缺知识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的。

一、西周档案的副本制度

史载西周时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产生的文书案牍, 必须“呈缴档案”正本到当时专门保存此类文献资料的“天府”, 而副本则由相应职司部门予以保存。《周礼·秋官·司民》:“民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 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所谓“登于天府”, 即是说把国家各职能部门在处理政务之时产生的各种公文放在当时专门设置来管理这些资料的天府之中;而“贰”的意思就是复本了, 即笔者在本文中要论述的副本。

1. 起源于西周的原因。

(1) 西周地域辽阔, 经常性政务文案必须复制分发地方各职能那个部门, 遵照执行。众所周知, 在古代, 信息闭塞和信息传递速度的极端低下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大短板, 这一点尤其是当国家地域变得阔达之后就日益明显。打开中国历代疆域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得益于分封制的推动, 西周王朝的疆域比商代大为扩大, 向北至今天北京, 南到湖南, 东至大海, 西到陕西。史载周武王灭商之后, 回师镐京, 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便准备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但想法尚未实现, 就溘然病逝。而成王即位后, 继承了其父遗志, 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 “宅兹中国”, 从而大大缩短京畿与新征服地区距离。可见当时庞大的国家疆域已经成为周朝统治者管理国家事务的重大挑战。倘若边境发生战乱, 一封加急军事文书从当地快驿到国军手里, 至少也得十天时间, 这势必大大地延误战机。而灾害、民乱等经常性事件的发生, 也可能会由于情报的迟滞而拖延了救援的事件, 导致超过灾难本身甚至几倍以上的损失。因此, 管理国家的重要的经常性的政务文书除了正本保存于天府这一中央级别的机构之外, 各地方职能部门还必须得抄录副本, “以备查考”。实际上是方便西周统治者对于国家管理和臣民的治理。 (2) 防止公务人员腐败。这得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述, 一是政务类官吏, 重在查勘和盘诘。随着国家疆域的增大, 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西周国家行政系统内所需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权力也慢慢地增大, 对于官员的监督和查勘也就变得日渐重要。中国古代对于官员腐败行为的控制向来重在防而轻于治。对同样一份文件进行复制, 分别存于不同的机构当中, 一方面便于对办事官员起到威慑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当出事之时“查无实据”。另外一个是专门针对掌管文献资料的书吏, 目的主要是管制这些人利用文书档案中的信息咨询进行损公肥私和要挟他人的活动。 (3) 基于图书档案风险管理的考虑。当时国家的文书档案资料的书写和记录材料主要还是简牍等物。容易遭受蠹虫、风湿等自然力量的破坏;同时火灾、战争、管理失当等人为原因同样会给大量孤本资料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 竹简等物有自己的寿命, 即便放在一个地方不移不动, 其生命周期迟早也会走向终结。因此, 为了避免自然、人为等原因造成的重要资料的散佚, 周人在图书档案管理的过程中,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终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副本制度。

2. 西周时期档案副本形成的主要方式。

在大致了解档案管理制度中的副本制度何以源起西周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其形成的方式。鉴于篇幅, 笔者不可能在此作细化的阐释, 而只作粗略简短的论述。 (1) 与正本同时产生。打个比方, 这种副本的产生方式类似于我们前些年流行的复写纸, 即是文件初始作者或出具者在制作文书正本之时, 同时制作它的副本。史书记载, 西周时期, 地方职能部门在制作上行文书的时候, 一般同时要抄录或是誊写所呈题本四份, 分别报送政务司、部院、科及起居注。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揭帖”。西周时, 正本与副本形式和存放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扉页标注题本, 由国君朱笔批红, 藏于内阁, 原样抄送后各部发布践行;副本则标明“揭帖”, 是直接进行收录而无须君主批示的。 (2) 相关职能部门抄录, 以备查勘。这一般是针对重要文献的。比如邦国加盟、边鄙兵乱、自然霍乱以及与之相关的呈报文书, 相关职能部门都会遵照国家规定和工作习惯, 抄录副本的, 这也是副本形成的组成部分之一。 (3) 在处理的过程中形成。地方呈报文书, 国君限于精力只能批示一份。批示之后文案下发到中央一级的职司部门, 然后由相应秘书人员原样抄录, 形成下行文书, 下发之地方部门切实实施。这是一;另外, 古代文书管理人员为了便于各级政府机构查勘, 职权范围内, 也可能会抄录一些副本给地方机构。 (4) 档案补遗或是毁损修复。这是从档案管理的视角来说的。这个原动力大致有三。首先是统治者或是其仆从人员在对社会相关领域进行“施政情况考量”之时, 发现与之对应的文书信息资料欠缺或是不够齐备甚至毁损, 因此要求文案资料管理人员设法补遗或是增加;另外一个, 当时图书情报人员自觉基于自身工作的自觉性而主动补录;另一个, 是来源于当时民间贤士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居士文化”形成较早, 且很有信仰市场, 统治者非常重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因此, 如果由这类人物进行谏言, 也可能会导致副本的出现。再一个, 正如前文所言, 古代战事频繁, 自然灾害严重, 书写材质落后且人们管理图书的技术低下, 故而副本也大有存在的必要。

二、形成于西周时期的档案副本制度的历史作用

站在后人视角, 并结合领域内权威人士的研究, 我们总结出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中国古代档案管理中副本制度对历史尤其是中国档案管理所起之作用不外以下三点。

1. 方便编撰国家历史。

“凡建业者无不重其史。”总结历史, 笔者认为, 失败者要么来不及书写自己的历史, 要么便是对书写自身历史不够重视。大凡建制周全而国祚久远颇有建树的王朝, 其统治者无不重视前朝和自身历史的书写, 西周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而后人在评价历代王朝甚而是个别君主的历史功绩时, “修史”成就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权数加以考量的。而史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和“有据可考”。如何做到“有据可考”, 西周统治者当然明白, 必须要让自己在处理国家政务尤其是有大功绩的政务上“有据可查”。由于西周是《周礼》成书的朝代,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 当时礼仪等还并未完全做到教化万民, 故而历史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较为接近真实。因为无论任何时代, 礼仪都是有闲阶级的事情, 刚刚从粗暴、狂野的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平民大都不大懂礼, 故而史书反而不敢“胡诌”。所以真实性和可信度较高。把修史作为国家战略, 这会促使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向这个领域聚集, 包括人们对于副本制度的创立、推行和深层次研究。

2. 互相印证, 避免伪造、篡改。

即是说副本存在, 可以帮助防止甚至是杜绝官吏腐败。西周时期, 君主规定, “凡文案必登于天府, 贰于太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这重要的原因之一, 显然是周天子担忧国家幅员辽阔, 对行政体系内各个层级的管理控制效果不够理想, 故而想通过控制文书上下行路和文书的内容、形式及副本制度进而更好地管控官员。俗话说“正本清源”, 由于正本和副本共同存在, 伪造和篡改的难度和成本大大提升, 从而对官员行为具有极大威慑作用, 增强了国君对于各级官员任免、监督和查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补遗修复, 便利保存。

正如上文所言, 这一是源于统治需要, 文书管理工作人员必须遵照统治者的要求设法补遗或是增加相应领域的文书副本, 以备下次查勘;第二则是满足社会需求, 要求文案资料管理人员设法补遗或是增加, 古代战事频繁, 自然灾害严重, 书写材质差, 且人们管理图书的技术低下, 故而副本也大有存在的必要。当时国家的文书档案资料的书写和记录材料主要还是简牍等物。容易遭受蠹虫、风湿等自然力量的破坏;同时火灾、战争、管理失当等人为原因同样会给大量孤本资料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 竹简等物有自己的寿命, 即便放在一个地方不移不动, 其生命周期迟早也会走向终结。因此, 副本制度为避免自然、人为等原因造成的重要资料的散佚上作了巨大贡献。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图书档案管理的副本制度, 建构起了古代图书档案管理副本制度雏形, 积累相应的图书档案管理经验, 为副本制度在之后的朝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的重大发展奠定基础。洪武十七年:“章奏有正有副, 正本御览, 副本启东宫者实封同进。”嘉靖三十六年 (1557) 皇帝令“府内管监、司礼监、钦天监、御用监、工部、吏部、刑部、锦衣卫、都察院协同共作, 录嘉靖副本”。黄才庚而认为, “清代非常重视档案文书副本共作, 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赵彦昌.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11.

[2]黄才庚.清朝重视文书档案的副本[J].浙江档案, 1990 (7) .

厂服管理规定制度 篇3

(一)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历程

1992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开始实施, 标志着我国开始进行预算管理改革。《条例》规定, 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 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中央预算开始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5年开始实施, 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划分为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三部分, 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增设其他预算。自此, 地方预算也开始按复式预算编制。在这段时期内, 部分地方政府试行了零基预算改革, 1999年, 各地政府开始实行一些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天津市开始实行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陕西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安徽省实施了综合财政预算等等。现今, 复式预算、零基预算以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确定, 同时也得到了理论界的支持。

(二) 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起步较晚加之中国比较复杂的传统观念, 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欧文汉在其2004年的博士论文中从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以及审计制度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现行预算管理制度的不足, 进而提出了建立民主预算的思想。国内学者大都看到了预算编制和审批时间上的冲突从而导致的预算执行空白期、预算内容的不明确、零基预算的不彻底以及执行中的监督问题, 并从制度改革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如调整人大审批时间、调整预算执行时间、强化社会监督等等。很显然, 所有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涉及到较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些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成为摆在国家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制度变迁的动因

(一) 对制度的理解

制度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的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舒尔茨认为“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也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预算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规范政府人员收支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具有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不确定性, 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但是, 有学者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制度也像产品一样, 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像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初期虽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普及, 农业的发展也逐渐停滞。同样, 现行的预算管理制度也逐渐不能跟上当前国家发展的步伐, 面临着一次变革。

(二) 制度的供求

供求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迁时, 也借鉴了这一方法。林毅夫曾经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 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 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因素都可以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因。

三、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需求分析

制度作为一种服务, 一种商品, 要进行需求分析, 首先要确定其消费者。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 从其面向的对象来看应该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 其消费者也理所当然的要包括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 其需求曲线应该也具备公共品的特征。仿照公共品的需求曲线, 我们可以简单地绘制出制度的需求曲线, 见图1。

假定只有A、B两人是某制度的需求者, 由于公共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其消费量是一定的, 两人各自愿意支付的价格PA和PB之和P0就是所有消费者对Q0产量下的需求价格。这样加总两人的需求曲线可以得到总的需求曲线D, 具有负的斜率。

对于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六种。

(一)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德姆塞茨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最早提出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影响制度变迁的, 他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印第安人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历程。由于平原地区的动物和森林地区的毛皮动物在经济价值上的不同, 造成了美国山区印第安人要比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较早的出现了土地的私有产权。

在中国, 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 实际购买力的增长以及购买结构的变化使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的培养, 从而使个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提高。这样, 公民对政府部门相应的支出, 如教育、医疗保健等, 有了更高的需求。由于政府的资金相对有限, 为了满足公民的需求, 也就产生了对更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的需求。

(二) 技术的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论点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社会制度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导致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当今, 技术的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 其中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最为明显。电子政务的发展, 使政府部门暴露出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新的制度出现以取代低效的旧制度。

(三) 市场规模

戴维·菲尼曾经指出:市场规模一扩大, 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这样, 固定成本就成为制度安排创新的一个较小的障碍了。这段表述如果用来解释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可能会更贴切。不过, 市场规模的确也可以影响制度的需求。正如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 其面向的是全国的政府部门, 市场可以说是有了相当的规模。有效的制度会由于其发挥作用的广度较大, 而使其效用成倍地增加。

(四) 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 在不同的社会大制度下, 其他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我国政府制度影响最大的制度改革应该是国企改革。随着政府退出盈利性及半盈利性机构, 逐渐转向完全非盈利性的机构, 不管是其财政收入还是支出都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

(五) 偏好的转变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制度的偏好也存在着差异。人们偏好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制度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的一些价值观, 不管好坏, 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的公民。我国传统的人性化、“人情味”的以人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正逐渐受到“制度”的规范。从而, 对于更规范、更严密的制度的需求相对有所提高。体现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上就是对更详细的计划、更严密的审批、更有效的保障的预算制度的需求比以前有所增加。

(六) 偶然事件

事件往往是在必然性的决定下, 偶然性的推动下发生的。部分领导挪用公款, 政府财政出现缺口的现象成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需求增加的偶然性因素。

四、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分析

由于预算管理制度属于规范性的行为准则, 具有变化缓慢、难以变动等特点, 通常其变化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因此, 对作为供给者的国家而言, 对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分析更具有实际意义。在微观经济学中, 只有当某种商品的生产者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提供这种商品, 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同样, 在制度经济学中, 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一条简单的曲线, 来反映出制度供给与价格的关系, 见图2。

(一) 供给的成本与收益

供给的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政府, 而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政府或者说是国家。对于个人而言, 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就有供给的动力, 但对于国家而言, 由于存在着许多不可计量的因素, 成本—收益分析略显困难。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五个方面的供给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 清除旧制度的费用, 消除变迁阻力的费用, 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以及随机成本。这五个方面虽然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新制度的供给成本, 但由于缺少量化标准, 只能够作为一种需要参照的因素。由于预算管理制度属于国家强制执行的, 在消除旧制度和变迁阻力方面所需要支出的成本较低, 而国内学者的热情研究也降低了新制度设计的成本, 而随机成本主要指的是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振荡等风险性成本,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 这一部分的成本也不是太高。总之, 要建立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其总体成本并不太高。

预算管理制度供给的收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国家政府方面, 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 有效地进行财政支出;二是从社会角度, 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众形象,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增加公民满意度等等。

(二) 影响供给的因素

1. 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

我国宪法虽然几经修改,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预算管理制度规定的不明确, 就为这一制度的改革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规范性行为准则是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影响的, 制度的安排要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相吻合, 才能发挥其功效。像日本和美国, 日本注重团队, 美国强调个人, 反应在生产的流水线上的结果就是, 日本人的生产线更高效。我国的意识形态正从传统的“人治”向“法治”转变, 财政收支制度也逐渐由不规范走向规范化, 顺应这一趋势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 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成本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制度的供给。首先, 在我国, 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 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 这一技术的发展为新制度的供给降低了成本。其次, 教育的发展, 公务员平均水平的提高, 为新制度提供了人事上的支持, 从而降低了成本。再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稳定, 政府实力逐渐增强, 这就降低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机会成本。

3. 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制度选择集的变化。

随着财政专业的独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财政支出问题, 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加之对国外成型的预算制度, 如零基预算等等的引进, 使得我国的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选择集得到了扩展, 从而增加了新制度供给的可能性。

4. 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 对透明政府运作的要求也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收支是反映政府工作效率和方向的一个重要指标, 能否把好财政收支这一关, 是杜绝腐败现象、增加社会福利以及提高公民满意度的关键所在。

五、小结

从制度的供求这样比较理论化的角度研究预算制度改革的可行性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 但是由于这套理论本身比较新, 再加上中国比较复杂的国情, 本文的分析也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文章的写作只是想为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视角, 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226.

[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C].R.科斯, A.阿尔钦, 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4]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C].R.科斯, A.阿尔钦, 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4:1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