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笔记整理

文献学笔记整理（共8篇）

文献学笔记整理 篇1

书法文献整理的意义

——谈《黄庭坚书法全集》

傅璇琮

2013-2-25 23:23:55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0208

修水黄君是我近些年认识的年青学者。2005年，应他之邀到修水参加“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印象很深。由他策划并组织的这次会议，广泛邀请文学与书法领域黄庭坚研究的专家，来了八十多人，盛况空前。在这次会上，黄君一次性赠送与会学者七本书，其中包括他主编的四卷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选》、一本明刻孤本《黄律卮言》整理点校本、一本《黄庭坚书论选注》，还有他自己的学术专著《山谷书法钩沉录》。会议结束之后，他又编辑出版了厚厚的一本《论文集》再次赠送。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很多，但能在一次会议中出版这么多学术成果的，好像还没有先例。黄庭坚会议之后，黄君又请我担任《黄庭坚书法全集》学术顾问，他说要编辑一部网罗天下黄庭坚书法，并作全面研究的大书,果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这部大书现在正式出版。

我认真看了这部大书，确实很精彩、很不容易。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材料非常广泛，非常多。收集这么多黄庭坚书法图片，其中有大半在国内未经公开出版，是黄君在故纸堆中发掘的新材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书是当今信息和科技条件下，有关黄庭坚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第二，此书对黄庭坚书法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不仅很全面，而且编辑有序、科学，考证精深。将书法真迹与非真迹分开，又把非真迹分为临摹之作、托名书和伪作三类，分门别类，一一展示，这是前人没有的做法，开风气之先，很有学术价值。黄君对书法作品的研究很见功力，书中208件作品，写出近20万字的“作品考析”，每件作品从真伪辨析，到写作时间、背景，作品的风格特色，都有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所以这本书也是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成果。这一点，在当代文史研究与探索上具有典型和典范的意义。从近代来说，上世纪以来，黄庭坚的材料也有不少。上世纪60年代，我编了一本书叫《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编完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另外2001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全集》，还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全集》。现在黄庭坚研究渐成风气，很有意义。这些书各有特点，但主要是文学方面的材料。现在黄君编书法全集，在书法方面还没有这样全面的本子。据黄君介绍，《黄庭坚书法全集》收集的书法真迹内，涉及黄庭坚的散佚文字多达近30篇，计3000多字，其中仅信札就多达18通。这些文字应该是可以补《全宋诗》、《全宋文》的。

古代诗文名家资料，一般都依据前人整理、刊刻的书籍。但像黄庭坚这样同时又是大书法家的人，他的书法真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前人刊刻书籍，难免会有缺失和遗漏，黄君从书法真迹中发现黄庭坚大量佚文，这正是书法文献的价值体现。近些年，唐宋诗文的辑佚时有收获，说明这方面工作还是可以大有所为的。此外，黄君还依据书法真迹材料，校勘了一些刊刻文献中的文字失误。黄君在《作品考析》中多处提到这方面问题。例如作品62号《草书李白秋浦歌并跋》的跋文中，有一段释文：“余少拟草书，人多好之，唯钱穆父以为俗。初闻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视之，诚如钱公语，遂改变，稍去俗气，既而人多不好。”这段文字的第一句“余少拟草书”，黄庭坚的各种诗文刊本皆作“秦少游学书”，文意蹊跷，与下文不能通顺。黄君根据原作草书笔迹，纠正了失误，使文意通顺，还原了这一则题跋的本来面目。

文学与书法对古代文士而言是不分家的，所以古人的书法遗迹，理应是诗文整理关注的范围。但很多情况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关注得很不够，其中原因，首先是过去的书法文献，流布相当困难，一般学者识见难以兼顾。现代影印技术发达，古代书法遗迹陆续被整理影印出来。二十世纪以来，甲骨文字、简牍帛书、敦煌石室经卷等文物的发现，既是重要的书法事件，同时也是社科文献的宝库。如近年出土战国时期的楚简，发现新文经学以前的《老子》文本，对研究古文经学意义重大。黄君所编《黄庭坚书法全集》资料详实，印刷精美，考析论证详实，在古代书法家文献整理上，具有典范性，这不仅对黄庭坚研究，也包括宋代文史、艺术研究，都有实际的意义。江西美术出版社投资两百多万元，高质量出版此书，也体现了一种眼光和魄力。黄君既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和学者，他编辑此书，在关注书法的同时也关注到宗教、文学、历史以及饮食、茶酒、医药、风俗等诸多领域，所以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文献学笔记整理 篇2

二、保护与利用

萧何 (?—公元前193年) , 沛 (今江苏沛县) 人。汉高祖、惠帝宰相, 曾为沛主吏, 常辅佐任亭长的刘邦, 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起兵于沛。

在秦汉时期, 秦王朝短暂的十五年间, 于中国藏书史几无建树可言, 却接连发生了两次毁灭图书、文献的焚书事件。一次是秦始皇所为。他采纳李斯的意见, 焚诗书, 禁私学, 次年又杀儒生方士, 史称“焚书坑儒”。先秦典籍的大量被毁, 导致当时藏书事业的一落千丈, 并影响着此后历代藏书的质量。另一次是项羽所为。楚霸王项羽入咸阳, 烧秦皇宫, 火烧三月不灭, 宫府所藏典籍, 遂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项羽此举, 虽非专为焚书, 但实际结果是给中国的藏书雪上加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序》和《史记·儒林传》以及后世史籍中均有详细文字记载, 然而, 综观历史资料, 秦朝对前代儒家经典及诸侯各史籍的禁绝主要在民间 (故《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3]32) , 而不在官府和朝廷。当时的宫苑如一座国家图书馆, 许多民间禁绝之书或许藏于宫内, 因此萧何在刘汉王朝还未建立时, 就深知前世王朝图书对本朝建立和建设的重要性, 更晓得宫苑在收藏和保护图书资料方面不可估量的价值。《汉书·萧何传》:“沛公至咸阳, 诸侯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 何独先入收秦宰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 以何得秦书也。”[4]123于是, 萧何收集秦王朝的文献档案, 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及当时社会状况, 对照《秦律》制定《汉律》九章。

这些图书无非两种可能, 或者是秦朝绘制和撰写的图书, 或者是秦以前各国的图书, 但即使是秦人绘撰的图书, 也肯定是充分借鉴和继承了秦以前各代之文献, 不然怎么那么详尽, 使沛公“具知天下厄塞, 户口多少, 强弱处, 民之疾苦”。或许, 这些内容正来自于商周及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的史籍。

汉承秦制, 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继承, 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法制建设方面, 而汉代法律最重要的缔造者就是萧何。《汉书·高帝纪》载:“天下既定, 命萧何定律令”[4]18;《晋书·刑法志》云:“汉承秦制, 萧何定律, 除参夷连坐之罪, 增部主见知之条, 益事律兴废户三篇”[5]189。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萧何在咸阳抢救秦人图书的情景。或许, 没有那次图书抢救, 就不可能制定出那么完善的汉代法律。因为在那批已抢救出来的图书中, 可能就有不少秦人的法典与办案记录。在秦文化中, “法”始终占有最大的比重和最多的篇幅, 这可以从今天大规模的秦简出土与考古中得到旁证。

三、收集与创建

历史上曾有学者揣测萧何只抢救了图籍而忽略了其他文献, 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载:“始皇三十四年焚书, 非博士官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东莱吕氏曰:所烧者天下之书, 博士官所职, 固自若也。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 惜哉!”其实, 这只是没有根据的臆测。我们检索古代文献, 均未发现有支持此说者, 倒是发现了持相反意见的史料。《三辅黄图》载:“天禄阁, 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 萧何造, 以藏秘书, 处贤才也。”又曰:“未央宫有承明殿, 著述之所也。”又曰:“未央宫有承明殿, 著述之所也。未央宫有石渠阁, 萧何所造, 其下砻石为造, 若今御沟, 因为阁名, 又成帝于此藏秘书焉。未央宫有麒麟阁, 藏秘书, 扬雄校书处。天禄阁, 藏典籍之所。”杜佑《通典》亦言:“御史中丞掌兰台秘书麒麟天禄二阁, 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谶之属。”[5]304

由此可知, 萧何搜集之图书文献, 并不一定只是秦人图籍, 其他“秘书”亦在收集之列。不仅如此, 他还创建了天禄阁、麒麟阁、石渠阁, 从文献记载来看, 最早出现的皇家藏书楼为汉代萧何主持建造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在汉高祖时, 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象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它们不仅是收藏文献的汉王朝图书馆, 而且是整理、校勘、研究历代图书文献的圣地, 更是英才云集、硕果累累的文化与学术大本营。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 由此奠定了西汉一朝藏书的基础。《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校书天禄阁上”[4]226, 《西都赋》云:“天禄石渠, 典籍之府”,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言:“歆嗣父业, 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 著为《七略》, 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杜佑《通典》亦曰:“汉室图籍所在, 有石渠延阁, 司马迁为太史令, 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刘向受诏校书, 每一书竟, 表上。”[5]308

由此可见, 正是萧何之功, 成就了扬雄、刘向、刘歆等文献与训诂大师, 成就了司马迁那样的文学与史学巨匠。他们在萧何创建的图书馆阁里, 在萧何收集的历代文献中, 甚至可能在萧何草创的图书整理条例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 终于创造了汉代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8:56.

[2]王国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J].图书与情报, 2003 (1) :20-2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 1990.

[4]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中国书法文献的整理研究 篇3

◇ 地 点：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

学习和研究中国书法,离不开中国书法文献。文献浩如烟海，如何查找文献、利用文献、整理文献，是书法领域做学问的一件大事。曾经有位专家在讲“文献目录”课时说：这门课是教给大家“有限偷懒读书法”。读书哪能偷懒？但漫无目标的读书是做不好学问的，所以得讲究方法和懂得选择。

1、书法文献的范畴

“文献”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注释“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文献在古代是指历史典籍和熟悉历史掌故的人，但在现代，文献的含义似乎已不包括“熟悉历史掌故的人”，而又远远不只是“历史典籍”。通常，文献是指信息或情报的载体，信息或情报是文献的内容。在艺术范围内，文献则指具有某种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及有关档案材料，同时也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和典范性的艺术品。

书法文献，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应该包括历代书论、书史方面的专著、论文以及其它杂体文章（题跋、笔记、颂赞、书信等等），也包括一切我们今天视为书法艺术作品的东西，这些书法艺术作品的载体种类极为广泛，有甲骨、碑碣、竹木简牍、金属、帛、纸等等。相对于其他文史哲资料，上述文献可称为纯书法文献。无论是研究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还是风格史、批评史，都离不开对上述书法文献的掌握与了解。书法研究不可能仅仅面对纯粹的书法文献来作文章，还必须要时时利用书法之外的有关文献，尤其要对人文学科类的文献内容有较全面的了解及综合的研究。

在对书法艺术的有关课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无法为所有的研究者提供一份纯书法文献以外的通用文献目录。不过，我们在讨论纯书法文献对书法研究的必要性的同时，不难举出若干例子，来说明那些成功的学术研究是如何既立足书法文献本身，又利用书法以外的文献来解决书法艺术的有关问题的，这对我们了解“书法文献”其边缘的宽泛性与书法研究中灵活广泛地利用其他文献材料的特点会有所启发。

纯书法文献是书法艺术研究过程中相对固定，具有核心作用的文献材料，它是我们解决书法艺术历史现象可靠性的基本依据。我们整理、研究书法文献，主要也是立足于这些材料，我们建立“书法文献学“（没有必要再去别扭地叫“文献书法学”）这一书法学下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在这些材料的范围内来讨论有关问题，进行有关研究的。

2、书法文献的整理

面对浩瀚的书法文献，首先遇到的是分类的标准和分类的方法问题。书法文献分为印刷文献（包括论著、手稿、抄本等）和实物文献。

通常，文献是按其内容特征来分类的。中国古代对于文献的分类研究成果，大都体现于目录学著作中。书法在历代目录著作及其他著作中被提及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后汉书》卷26第一次提到了“艺术”，这里“艺”指书、算、射、御；“术”指医方、卜筮。后来，艺术泛指各种技术、技能。“书”当然跟书法有关系，但又不同于后来的书法，这里的“书”，主要是指书写的技术与能力，与艺术活动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在中国，书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没有被人们看作是一门艺术，在清代以前的目录著作中，书法或是归入图画，或是归入金石文字。直到由清代纪昀任主要编修官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子部中有“艺术”类，其子目为：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之属、杂技之属，书与画虽在一起，但对于“书法”归属艺术这一点已经是十分明确了。清末民初邓实编《美术丛书》，包括书画、雕刻、摹印等类，书与画仍在一起，雕刻与摹印也是与书法有关的内容。1915年，蔡元培借鉴了西方艺术分类思想，在《华工学校讲义》中分别阐明了图画、建筑、雕刻、装饰、音乐、戏剧、诗歌的各自特点。由于在西方艺术分类著作中，从来没有书法一项，而当时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立地位也未确立，蔡氏在“图画”一类中囊括了书法，还是情有可缘的。丰子恺在1946年将艺术分为12部门，用一个字代表一门，即“书、画、金、雕、建、工、照、音、舞、文、剧、影”，这是将书法明确地定为一门艺术，而且将书法视为与绘画、雕刻、建筑、摄影、音乐等并列的独立艺术门类的目前所见最早的说法。他已经从书法的独特艺术品格和意义范畴上看到了书法应有的地位。

近三十年来，中国书法作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活动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开展起来，围绕中国书法的各种学术研究当然也就全方位地兴起了。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其中开展得并不十分出色的一项。但书法界在利用文献、整理文献方面并非毫无成绩。在利用文献方面，值得推举的是荣宝斋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书法全集》。这一“世纪工程”汇集了国内书法史论、书法文献研究方面最出色的人才，将先秦至清代的重要书家、书法作品包揽其中，分数十册出版，后又延伸到现代书法名家。这部丛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对书法文献材料的严谨分辩和详细考证，为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丛书并没有停留在对书法文献的整理这一层次上，还通过“评传”及有关研究性论文，对某一书家作全面的评析，对书家的作品风格作美学意义上的评介，对书家的艺术创作思想及其形成因素作多角度的审视。这样的评传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其学术水准自然也就相当高了。毋庸讳言，《全集》并非各集水平均等，亦能寻出误差，但总还是巨著之小疵。整理文献方面，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全书》为代表的各种规模的书法史论文献的汇集，以及以《中国美术全集》书法各卷、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艺术》（未出齐）为代表的各种图集。《中国书画全书》可以说尽量收入了历代书论、书史、笔记等这些属书法文献中的印刷文献，但缺憾是无注释、无考证文字，虽经校点但无校记，且大量的历代法书题跋未收入；《中国美术全集》书法各卷与《中国书法艺术》各卷，也因规模所限而失收大量重要作品，特别是近年新出土书迹和民间书作（这一点在《中国书法全集》当然更在所难免）。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西泠印社等出的各种碑帖系列，虽供作字帖用，但也可视为对实物类书法文献的整理，因为较好的碑帖印本都在选拓本、做注释等方面下了功夫。二是编印不少工具类书，早年出版的如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为我们检索书法的印刷文献和实物文献提供了方便，后来此类工具书出了不少，以“鉴赏辞典”、“图典”等名目编的书，其体例大多以时代先后编排，而杨泰伟编的《书法篆刻书目简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的编排为：书法、篆刻、工具书三大部分，“书法”下分碑帖、论著，“篆刻”下分印谱、论著。印刷文献与实物文献分得很清楚。这本书目具体著录了书名、书写(篆刻)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月、定价、书家（篆刻家）简介、碑帖（印谱）简述、书法、篆刻著作简介，是延用了古代“提要式目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写法，言简意赅，基本上汇集了1949年10月至1984年全国各地出版的实物文献印本和印刷文献印本及工具书，只是从今天看来，更丰富、更有水平或更有价值的大量出版物在1984年以后涌现，而1949年以前的书法文献也为我们平时研究所必需，就显得这本《书目简释》范围较窄，不敷实用了，假如能编一本规模较大，内容较全体例恰当的“书法文献目录提要”，那就有惠于书法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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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学文献的汇集整理，近年又有新的进展。必须提及的是《共和国书法大系》和《新中国书学论文汇编》两部大书。前者由李一、陈政、任平主编，选录了1949到2009年间的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和优秀学术论文；论文分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和书法教育4部分，虽难以称作完备，但阅后可知60年书学主要成就；后者由中国书协主编，涉及内容面更广，某种意义上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3、书法文献的整理研究方法

书法文献的整理研究方法，基本上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献学中所指出的辑佚、辨伪、校勘、标点、注解、翻译、考证、编目等几项，但书法文献与一般历史文献有不同之处，书法文献中印刷文献与实物文献更有不同之处，除上述几项外，在整理研究中有时还会用到一些其他方法。

在书法艺术领域，面对印刷文献与实物文献要做的“辑佚”工作是很不相同的。印刷文献中“辑佚”往往是这样的情形：某一论著或某书目中提到前人曾有某某著述，于是我们可以从其他书的引文、节录及注解中的引文等材料中辑出，以补充某某著述的缺漏，或再现、部分再现前代某某著述；也可能反过来，先发现一些零散的材料，辑成后才考知前人有这么一部著作，或现在所见某书在古代曾出现过。

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甲、乙本，内容不一样，书写风格也不一样。这对于传世本《老子》来说，其实是久已亡佚的古本《老子》的重见天日，对了解《老子》的原貌，研究老子思想不用说意义有多重大了。辑佚工作如能找到这类出土文献或流传有绪的文献珍本，当然所辑材料就比较真实可靠，但有些作者的论著却已经不太可能完全恢复原貌了，比如自唐以来不少学者著作中都提到王羲之有《自论书》、《笔势论》、《用笔赋》、《草书势》、《论白云先生书诀》、《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论著，其实真正可信的王羲之著述原文一篇也没有留下来。所谓《论白云先生书诀》、《笔势论》显然是伪作，自唐代孙过庭《书谱》以来，不少行家对此已有定见，至今也还找不出其非托名之作的立足证据。其他所谓王羲之的论著，从语句行文来看与唐人书论相似，或疑为出于南北朝人之手，但从书学思想、批评观念来看，应该是与两晋时代相吻合的，可能多数表达了王羲之的原意。如果写一部严肃的书论史或书法文献史，上述论著就不能轻易地系于王羲之名下；如果写一部书法批评史，上述论著中有关思想的阐述与王羲之联系起来，当是有十分的理由的。由此可见，对前代文献中一些几经传抄改写的内容，也不可忽略辑佚整理工作，只是辑佚之外，还要辅之以考证、分析，有些显系托名之作，也并非无研究价值可言。

对于书法文献中的实物文献，其辑佚辨伪则另有一番学问。碑、帖，甲骨钟鼎、权量玺印、简牍帛书等的新发现，要靠文物出土和公私秘藏的公诸于世，这是研究者主观上想辑也辑不到的。严格地说，辑佚主要是对印刷文献而言，但实物文献的甄别、著录、研究工作是书法文献学份内之事，当然也与辑佚有所关联。最直接的关联便是：碑版书帖中的内容正是所辑该书家书学论著中的一部分，或为丰富该书家书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如果说对印刷文献的辨伪主要是从其思想内容、文体文风及版本流传上来考察其是否托名之作，那么对实物文献辨伪就既要用人文历史的方法又要用现代科技的方法。这种辨伪，通常包括在“鉴定”里面。一类实物文献是非纸张性的。如甲骨研究兴盛之后，河南安阳一带曾有人为图利而大量制作有文字的伪甲骨片，美国的“库方”（是两个人名字的缩写）所藏甲骨集就收了不少这种伪作；钟鼎彝器在近代亦有不少伪作。在科技测定手段十分先进的今天，确定这些东西的年代简直是举轻若鸿的事。在纸帛书法文献中，比较早的仿临之作往往很难鉴定。老资格的书画鉴定家能依靠多年的经验，丰富的知识见闻，用肉眼辨出真伪。这种“眼光”与感觉往往难以言喻，但若细加分析，其中的方法途径还是可以归纳出来的。对于书法作品，一眼看去当然能感受到它的风格和技法水平的大致高下。同时，纸质，墨色，印章及印泥色，款式装潢等都要一一分辩，是否与某书家之真作相符。考镜源流也是重要的方法。实物书法文献辨伪的难点在于有些伪作与真作时代十分接近，托名之作的技法水平也与原书家不相上下，或临摹得惟妙惟肖。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伪作的鉴赏价值也很高，也不乏收藏价值，但从研究的角度说，其真伪还是必须辨明的。我们可以认为标明为唐代张旭的《古诗四帖》和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能体现张、颜的书法面貌，但经许多学者考证，它们并非真迹，而是与作者时代相接近的人书写的，那么我们在利用这些材料说明他们的书法创作特点时，就要慎重而留有余地。由于书法本身的特殊性，这类甄别鉴定往往是牵涉到多学科的。如论争《诅楚文》的真伪，必须用古文字学来说明问题，论争《兰亭序》的真伪，又必须联系到魏晋玄学及王羲之的人生观，以及当时的文体文风等等。现代学者也不乏用科技手段来分析古代墨迹书作的，如曾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工作的台湾籍学者傅申，用检查笔迹内部变化的方法来确定黄庭坚的某件作品是原件还是后人摹本。

校勘是文献整理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书法文献而言，校勘在印刷文献整理中必不可少，对碑帖拓片来说也有校勘的问题存在。

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之前，书籍都由手写，在抄写过程中，文字及笔画的脱、衍、误、倒是很容易发生的。有时脱一字或误一字，就直接改变了文句的原意，更不用说脱一句或脱一段了。这些现象到印刷术普及之后仍大量存在。刻字的工人可能因为误认或错刻、漏刻，也可能所依据的书稿或前人刻本就已有错误。未经校正而照本翻刻，一误再误；同一部书，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刻本，都可能有文字上的参差，如清代“避讳”较严格，唐代就不太严格。同样是宋版书，杭州的坊刻本就比福建“麻沙本”错误少。有的错误是出于知识的贫乏，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条：“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元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文献能提供我们研究问题、解决疑惑，其前提是它的真实性、可靠性，然而正因为古代文献可能存在这些文字上的错误，就需要我们在使用之前先审视其可靠性。现在多数出版物经专家校勘，是对读者负责的；也有任选一粗劣底本，未经校勘即付印谋利的，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也是对学术的祸害。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印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及其续集，及《中国书画全书》均由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择各本精校而成，质量相对较好。我们从事书法研究，能直接做一些校勘工作那是最好，即使暂时不必做，对书中别人所写的校论、注释多加关注，细加比较，也是会有收获的。

实物文献的校勘中，“校碑”是一项历来受到重视且成果较多的工作。清方若著、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杨震方编著的《碑帖叙录》、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等，就是校碑成绩的记录。碑与帖都有因年代久远而脱漏字迹、或字迹漫漶不清的问题，也有后人补书补刻的现象，而碑在这方面更突出些。就文献的研究价值来说，当然字迹完整清晰的碑帖更为有用，而经人事变迁，光阴辗转，自然与人为的“侵略”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损失。像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存至今日已几乎无字可辨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用早年的拓本；《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等唐代碑铭，有宋代的拓本，明代的拓本，清代的拓本，越到后来缺字越多；而碑帖的翻刻，仿刻，又在历代书法文献中如汗牛充栋，良莠难辨。某一拓本可能被认为是字迹较全的“善本”，过一段时期却会发现还有字迹更全的、拓得更早的善本，而有些本子虽看上去字迹清晰，却可能是经后人修刻笔画的“肥本”或翻刻本、仿刻本。位于绍兴的《会稽刻石》就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后人摹本刻的；而历代翻刻仿刻最多的恐怕要算《兰亭序》了，往往在江南大户人家的宅院墙上都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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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印刷文献的校勘工作，主要是择一好的底本，再以其他版本对校，以上下文意及对有关文化历史知识的充分准确把握为依据，正误补缺，还书之原貌；那么实物文献的校勘工作，在方法上则同中有异。比如某碑帖有缺字，拓本或墨迹存世亦只此一本，就只能依靠上下文和其他有关文献中的文例及有关的知识来补其缺字。字找对了还不算，补刻或补书还要力追原作之形貌精神，这就与印刷文献的校勘工作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个别的书法文献进行细致的辑佚、辨伪、校勘，使其能更具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这是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一个方面，而目录提要工作则是文献整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对历代书法文献及近年出现的大量书法研究论著、出土文献作一完善的编目，这一工作至今尚未见成果。编目的前提是确立一种分类思想。如何对文献进行分类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学术观念与对文献的认识水平。汉时刘向主持整理群书，先为每一种书写一“叙录”，后集叙录为《别录》，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编成《七略》。班固作《汉书》，又在《七略》的基础上写成《艺文志》。《艺文志》与《七略》的分类是一致的，即将天下群书分成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加上总目性质的“辑略”而称《七略》。随着学术研究和文化科技的发展，各学科在中国的图书文献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变化，人们对各种知识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衡量标准，于是在唐代魏征等人撰的《隋书·经籍志》里，就提出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四部”与《七略》的“六分”明显的区别是，兵书、术数、方技都归入了“子部”，而“史部”是《七略》中连小类都列不上的，“集部”则包括了比原先“诗赋略”范围大得多的各种文学书籍。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点：在“以史为鉴”的思想引导下，史书大量增加；文学创作大量增加；编目者正统思想明显，经、史在封建上层心目中是最重要的，而科技、儒家思想以外的论著则不被重视。

那么，书法类的文献在古代是处在什么地位的呢？如前所述，将书法看成是一种艺术是比较晚才有的，由于书法跟金石、文字、绘画的亲缘关系，古代目录书中有关的研究资料要分别从金石、文字、绘画这些小类中去寻绎，而金石在史部，文字在经部小学类，绘画在子部艺术类（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该书的四部分类基本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致）。我们不能要求中国古代的学者（甚至包括近现代的学者）能以非常科学的学科分类思想将书法艺术置于一个十分合理的位置，事实上，直到当代还有人对书法是否属艺术持怀疑态度。当然，在大多数学者（包括海外学者）对书法是一门艺术持肯定意见的情况下，将书法归入“艺术”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书法艺术文献本身应该怎样类分，怎样著录？这里存在着几种选择：一、按书法载体的性质分类，即甲骨、金、石、简帛、纸等；二、按历史先后分，将书法文献按朝代、年代顺序排列；三、按内容之别分，可先分印刷文献与实物文献两大类。印刷文献中可分：1、书论、书评，2、书史、书家传记，3、题跋、笔论、手札，4、技法讲解，5、目录、工具书。实物文献可分：1、甲、金、篆，2、隶，3、楷，4、行、草，5、历代玺印。上述各小类，可按时代先后排列。三种分法，各有优劣短长，相比之下，值得推许的是第三种。将印刷文献与实物文献分开，有利于理顺两种不同文献的不同属类关系，具体分列时，又可按历史年代排，并顺带提到文献的载体，按这样的体例编制书法文献目录，应该是条理分明，符合文献的实际状况并较能满足研究、查找的需要。一部好的目录还应附一至两种“索引”，如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一般按笔画数排，也可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另外，附一份“年表”也是非常有用的。

目录有“简目”和“提要目录“两种，简目一般只著录书名或作品名、作者、年代、出处；提要目录则要在上述几项之外增加作者简介，书或作品的流传、版本、校勘情况，书或作品的主要内容，对书或作品的简要评判，等于是写一篇简明扼要的介绍文章。显然，提要式目录对我们了解学术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对我们选择合适的研究资料来完成某项课题，有着更具体更明确的帮助。

书法文献整理研究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上述，书法文献学更是一门系统性很强，学术特征很明确，内容很丰富，与史论和技法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书法学分支学科。“书法文献学”的教学实际上是在部分地教从事书法专业学习的学生怎样做学问，它应该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问。

古典文献学笔记 篇4

这是记述北京去岁时风物的两本专书。《帝京岁时记》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序。书中专记北京四季风土景物，自正月至腊月，分月叙述北京习俗、游览、物产、技艺与饮食、爱好等。如上元张灯、燕九(正月十九)逛白云观，三月游蟠桃宫和东岳庙，四月逛药王庙，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重阳吃花糕，腊月八日喝果粥，以及斗蟋蟀、溜冰等，全带有季节性，重点谈民俗。如明清时代，北京护国寺、隆福寺、花市火神庙和下斜街土地庙是传承时间最久、生意规模最大的庙市，整个明清两代，它们构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风景，《帝京岁时记》为我们记述了清代北京庙市的概况：“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逄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逄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毕备。”书中还记载许多北京习俗，如夏至节吃凉面的习俗：“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二日为龙抬头日……小儿辈懒学，是日始进书房，曰占鰲头。”

《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性质相同，而内容或详或略，可以相互补充。由于《燕京岁时记》成于清末，北京的社会状况、街市面貌等已和康、乾时不同，故两书对比，可看出社会和街市的变迁。如《帝京岁时记》的“琉璃厂店”条以窑场为游览中心，而《燕京岁时记》写“厂甸儿”则只提街上店肆的古玩、书画和火神庙珠宝，《帝京岁时记》中提及的康、乾时的公廨、石桥、茂树、土阜以及烟水一泓，皆化为乌有，不再是什么游览名区，只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庙会了，和近代过春节时的琉璃厂已很相似了。《燕京岁时记》记录北京新年朝贺和民间贺新禧的情况，也很生动：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皆可视为民俗学的珍贵资料。《帝京岁时记》通行本有《北平史迹丛书》本。

今有：《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该版以《北平史迹丛书》《帝京岁时记》本为底本，将《燕京岁时记》合在一起刊印;《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有法文、日文译本)。

《梦厂杂著》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十卷，俞蛟撰。俞蛟字青源，号梦厂。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嘉庆间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见闻很广，且工文笔，与陈纫兰为书画友，亦工山水。

《梦厂杂著》内容丰富，文字清新，是一部很好的笔记。其中分“春明丛说”、“乡曲枝词”、“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个部分，书前有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书中所记多为自己的经历。如“游踪选胜”记桂林七星岩，扬州平山堂，北京万柳堂等地游踪，描摹景物，相当生动，可藉以了解乾嘉时期这些名胜的情况。其中“岩里记”一篇，文字尤妙。不仅语言雅洁，颇似六朝小品，刻画幽深，情境毕肖，如“山虽层叠，高不过三四仞;惟石径千纡万折，杂树藤萝，扶苏蓊郁;白云若飞絮缭绕，间以烟岚，轻笼淡抹;野鸟关关，似讶客之何来哉”。而且从山水中领悟作文的要领，亦颇有见地：“譬如长江大河，必有隘处束其源，然后一泻而畅其澎湃汪洋之势。行文者必纡徐往复，逐层顿迭，而后纵笔出其诡丽宏杰直之词”。“读画闲评”部分记叙清代名画家闵贞、童钰、余集、潘恭寿、王三锡、方薰、奚冈、罗聘等人言行，各见特点，能使读者相见其生平，如描写嘉庆年间名画家陈寿山作“五松”画时的情景：

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折，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而在高椿也。

评画亦多中肯。“临清寇略”记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从起事到被镇压的详细经过，具有史料价值。“春明丛说”、“乡曲枝词”和“齐东妄言”多记神怪迷信和异人侠客故事;“潮嘉风月”记潮州一带船妓事，可作为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参考。

《梦厂杂著》有嘉庆和道光年间刻印的巾箱本，通行的是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排印本。

今有：《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丛书1988年版;《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5年版。

《啸亭杂录》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今本十卷，续录三卷，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撰。昭梿(1776—1833)，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追封礼亲王。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传”。

《啸亭杂录》以及续篇《啸亭续录》以记清代仪制掌故为主。两部著作记录了许多清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献资料，如卷二记清初官名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六属銮仪卫的职务;卷八叙内务府的定制;卷九谈满洲嫁娶礼仪，都非常详细，可为考史的佐证。有些资料还能补正史之不足，如关于图海用兵征服察哈尔事件，卽不见于《清史·图海传》，清史稿中虽曾涉及，但极为简略。而本书“图文襄用兵”一条，不仅备载图海用兵征察哈尔的详细经过，并且透露了图海之所以能够担任副帅的真正原因：“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反映出孝庄文皇后在清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癸酉之变”条记述嘉庆中期林清攻进紫禁城，昭梿亲自参加镇压时的所见所闻。“木果木之败”条是写清政府平定大金川时木果木一役的经过;“孝感之战”条记清廷与白莲教在湖北孝感一战的经过。以上两件事是昭梿听明亮亲自对他讲的，前一战役明亮任参赞，后一战役他又以副都统术署广州将军。这些第一手材料应当比较可信，可补史书之不足。

有关清政府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特别是他们的贪婪、骄淫、怯懦、自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当时士大夫所不敢写的，而昭梿却直言不讳的把它记录下来。“岳威信始末”条记岳锺琪被夺爵的原因是因为得罪过一个满族小官吏;“明太傅家法”条记明珠被郭华野弹劾后，自己感到勋名不获树立，于是制定了一套企图保持身家的持家之道。“时帆之吝”一条写法式善因吝啬致富。这些记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官员的情况。

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是本书中很有价值的部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说：“阅啸亭雑录，所载国朝掌故机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书中“曲宴宗室”、“廷臣宴”、“茶宴”、“蒙古包宴”记录皇家元旦、上元的几场宴会：“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干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百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使我们了解清代皇家设宴具体情境。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刻画出许多满洲亲贵勾心斗角、凶残暴虐、不学无术、无知愚蠢的嘴脸，在宋、元、明、清历代笔记中并不多见，考虑到他所处的位置，更表现出难得的客观。

《啸亭续录》有醇亲王奕譞的九思堂刻本;光绪扫叶山房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啸亭杂录》三册十卷，进步书局19版。通行本为《申报馆丛书续集》、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和《笔记小说大观外集》等。

今有：《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版;(以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为底本);《啸亭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藤阴杂记》

清代兼载古迹、掌故、轶事、诗文综合类笔记，十二卷。戴璐撰。戴璐(1739—1806)，字敏天，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职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为广西乡试官，充文渊阁详校官，晚年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对当时典章制度、科举情况、文坛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学，治学谨严。著作除《藤阴杂记》外，还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秋树山房诗稿》等多种。

《藤荫杂记》是戴璐为工部郎中时，就京师(北京)五城并及郊区，搜访坊巷名迹，掇拾闻见，汇集而成。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所以作者志在续写王世祯《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记载康熙中叶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凡已见于成书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的，作者皆不录。书中对于京师五城沿革，考证精审，陆续增辑，并录存了诸多当时名家诗词题咏。成书用时达数十年。书以“藤阴”为名，是因为作者前后官署及赁居京师西城槐市斜街居所中均种植了紫藤的缘故。此书取材可分为四类，一，记述清初至作者同时代人的科名甲第。二，记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铨科概况，并于此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态度。三、记述京城及京郊坊巷、官署、寺观、祠墓的分布情况。四、录存同时代人游宴时题咏的诗词，这些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这些诗词大都结合文士的交游、聚散、吟咏来叙述，带有诗话意味，其中保存康乾间人唱和之作甚多。如卷七“西城”两条：

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按，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慈仁寺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无问津者矣。

这两条叙述，使我们知道北京庙会集会除去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三处外，还有西城的慈仁寺，也和厂甸一样设有书摊。书中还分析了慈仁寺庙会的兴废及其原因，为研究北京庙会兴衰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藤荫杂记》确有一些它书不载的材料。要考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掌故、古迹、名士寓所、会馆的设置以及一般社会风俗等，都可以试查此书。

《藤荫杂记》初刻于嘉庆丙辰(1796)，光绪三年由其同乡沈自重刻。后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此后又收入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通行本有《说库》本，《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本。

今有：《藤荫杂记》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1980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藤荫杂记》施绍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嘉庆丙辰刻本为底本，光绪重印本做校对本，参考《风土丛书》本、《说库》本)。

《扬州画舫录》

记载扬州城市园林、商业、工艺建筑和社会风俗等状况的笔记，十八卷，李斗撰。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诸生。著有《永报堂集》，内含《奇酸记传奇》和《岁星记传奇》两种戏曲作品。

《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作者用了三十一年时间。李斗根据目见耳闻，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其中，涉及园林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所记诸园布局，特别详明。先总叙布局，再依次分述园内景物、布局，使读者对清代扬州园林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扬州二十四景：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流淙、蜀岗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市小楼、平岗艳雪、绿杨城廓、香海慈云、梅岭春生、水云胜概;扬州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旻寺、静慧寺、福缘寺。

书中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卷十一有关于扬州评话的记载，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风闸》、曹天衡的《善恶图》、邹必显的《飞跎全传》等。卷九介绍了邹必显、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作品《飞跎子书》、《清风闸》。卷十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乾隆五十八年，袁枚为此书作序，认为此书胜于宋李廌的《洛阳名园记》和吴自牧的《梦梁录》。

《扬州画舫录》现存有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浚颐重印本、光绪元年(1875)申报馆排印本、古今书室石印本等。

洪涛笔记整理 篇5

 战争使得雅典的伦理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原先人人对城邦事务的关心、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对法律的遵守和推崇、对美和至善的追求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党派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不信任空气弥漫整个城邦。城邦法律被随意践踏，连对根本大法宪法的改变，人们也无动于衷。对丑的和卑鄙的东西的横行，人们熟视无睹，每个人只是努力使自己免受不义的伤害，而缺乏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热情和动力。民主沦为政客们排除异己的工具。

 智者人数众多，其思想已在希腊全境广为流传、盛行一时。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思潮虽然曾在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过启蒙的进步作用，但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衰退，智者思潮本身内在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以及宣扬一切以我为准的利己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导致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道德混乱的理论根源。因此，要匡扶希腊正在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必须对智者思潮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

 为了挽救城邦政治制度的危机，思想家们在提出各种救治方案的同时，使得古典的政治理论逐步成熟。在伦理政治观的框架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探讨了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智者人数众多，其思想已在希腊全境广为流传、盛行一时。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思潮虽然曾在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过启蒙的进步作用，但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衰退，智者思潮本身内在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以及宣扬一切以我为准的利己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导致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道德混乱的理论根源。

因此，要匡扶希腊正在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必须对智者思潮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

Eg。针对“强权即正义”——城邦的正义

正义：平等地分配而不过分；正义就是平等的分享，这个观点不仅是习俗的，而且也是自然的。按照智者的观点，人的这种追求一己利益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是人自然的本性。苏格拉底则是从挽救城邦制度的立场出发，探求复兴城邦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的根本途径。

苏格拉底对正义的理解是与守法紧密相连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正义即守法”的概念，并且确定地指出，所谓守法就是城邦的公民遵守自己城邦的律法：这些律法是通过城邦公民的一致确认而制定的协议，它们规定了公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对城邦公民来说，法就是普遍的正义，是城邦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

苏格拉底关于正义概念的理解，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领域和法律领域。他还把正义视为一种精神领域中符合正义原则的价值选择。苏格拉底强调政治家的职责是教化民众，引导民众向善。苏格拉底毫不掩饰地自诩为教化民众何者为正义的老师，苏格拉底生于雅典民主制鼎盛时代，死于这一制度走向衰败之初，目睹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盛世到颓败的过程，讨论如何救治城邦制度，是他十分关注的话题。他把城邦制度所以面临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道德沦丧，他的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匡扶正义、道德振邦，而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智慧与道德兼备的政治专家身上。

尽管他并没有由此而彻底否定雅典民主制，但他还是认为，这种选举方式必定会导致那些根本不懂政治知识的庸才当政，从而给城邦带来严重的危害。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对波罗奔尼撒战争后，在希腊世界中影响极大的斯巴达城邦的贵族制并没有更多的赞许之言

苏格拉底并不否定诸神的存在，只是要改变希腊城邦之间诸神崇拜中的混乱状况，扭转希腊城邦之间道德价值多元化的趋势。由此，他将理性神置于传统的希腊诸神之上，把人们以往从诸神崇拜中得到的智慧、道德训诫和价值美德等等合乎理性的要素，都归于理性神一身，同时还要祛除以往诸神崇拜中那些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要素，从而实现希腊社会道德重建的愿望。

苏认为，按照智者自己的定义，辩论术或修辞学是一种“说服人的技艺”，就是“用你的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公民集团。

他讲不出任何别的道理来，只知道称必然的东西为正义的和美的。他从未看到过，也没有能力给别人解释：必然者和善者的本质实际上差别是多么的大”。而这些所谓的智者与驯兽师没有什么区别，他懂得辨别五光十色的人群集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的所谓的智慧就是“喜怒情绪”，然后努力迎合他们的口味，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概不在其考虑之列。

而苏格拉底强调，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对真理的追求，只有真知才能将人们的行为引向符合正义的方向。换言之，“知识即善”。要追求真理，人们必须具备三项素质，这就是“知识、善意和诚实”。城邦治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和道德水准，向他们传授知识和教养，使公民过一种符合理性的良善生活。

智者运动的主要内容： 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个人眼中的世界千差万别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社会统一的基础丧失。智者的游历打破了封闭性，认识到风俗习惯是不同的，同是自命从神那里获得的风俗习惯为什么不同？产生了对于习俗是不是“自然的”的探讨

两个极端：所由习俗都不固定，因而平等

这个共同体从开始的习俗就是对的，当下的就是最好的

折中——习俗本身有好有坏——那么标准是什么？探究习俗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对习俗的挑战和质疑。由此“城邦是不是自然的”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

柏拉图主义——否定个别陈述的真实性，即这些陈述都是意见，都是假的

 洪涛认为，政治哲学产生于城邦遭遇危急之时，即当logos成为一种技术而非公民自我展现形式从而使得城邦基础的公民的同一性受到冲击之时，而苏格拉底所做的是试图重建起这样一种同一性，通过对自然的探讨的方式。由于其行为超越了城邦中的范畴而属于“立法之言”，从而不容于城邦。苏格拉底的死，表明了一种对于城邦政体的关照，其实是讨论城邦建立的根基——善。城邦政治所依靠的合法性基础。而这种对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探讨和对于工资很呢个的好的政治制度的追求，属于价值领域的探究，一种判断标准，属于哲学层面上对于真理、自然等的探讨，因而成为政治哲学。

 自然先于约定——自然被发现并被理解为与约定有着不同起源的东西——政治事物是自然的吗？

即：法律是不自然的，而服从法律有被认为是公正，因此公正是否是被约定的? 法律是约定还是有其自然根源？法律若成为好的法律不一定“根据自然”，特别是不根据人的自然（本性）吗？法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产物或基础，那么政治共同体是自然的吗？ 苏格拉底与其之前的哲学家不同，认为所有的公正都是约定的或者有些公正是自然的。从人们普遍所持的意见出发，超越一切意见的领域，包括权威的领域；超越法律或约定而追溯到自然。于是，“意见、约定或法律包含真理，或者说不是任意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的。”法律不同于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而不是绝对正确或公正的（只有自然的争议本身即正义的“理念”或“形式”），但是对于法律，人们绝对有义务加以服从。 “什么是„„？”表明了苏格拉底探究的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即事物的形式或特征智者之术——逻辑与修辞——使“公民之言”工具化——强化了公民意见的歧义性，却不曾为城邦政治重建一个统一的原则；而哲人的辩证法则强调公民意见的无意义性（并使之摆脱自负），从而为城邦重建统一的根基。

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的信念，使得人们在探寻挽救城邦的途径时，仍以城邦为出发点和归宿，仍然把如何过好城邦生活作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其他所有理论课题仍然是围绕城邦政治体制这个中心而展开。这些理论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城邦的起源及其目的。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相互需要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一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与他人交换劳动或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城邦还是个人正义实现的场所，当然个人正义的实现是以城邦正义的实现为前提的。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化概念，是人的本质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场所 对城邦（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也从传统的神话说、宇宙说，逐步地向分工互助说、自然起源说转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了“分工互助论”和“自然成长论”的城邦（国家）起源学说。探讨起源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对生活至善的追求。城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对至善生活的追求，人们之所以要过城邦生活，是由于人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至善”的愿望。

第二，正义。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领袖梭伦和伯里克利，曾经提出城邦的正义就在于公民本位，包括公民在政治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实施立法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直接参与城邦日常事务的管理。他们还为城邦构建了严整的法律体系，以确保正义的实现。但除了占主流的城邦正义观之外，也存在着一部分智者的相对主义正义观。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另一个智者卡利克勒斯则对国家的法律持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法的制定者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弱者，他们制定法规着眼于自己的利益，以此表扬或谴责那些较强的人。这就使正义失去了道德的崇高性和绝对性。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着力探讨了正义及其内涵的问题。他们都将正义区分为城邦整体正义和公民个人正义，但柏拉图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过他们的正义观都体现了秩序与和谐这一深刻内涵，都认为正义的实现，在于城邦或个人的各个组成的部分“明分”和“守法”、“不逾规”。第三，人治与法治的并立。一般认为，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更注重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力主实行法治。但是柏拉图所批评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德治（而言，与今天所讲的法治不完全是一回事。他虽然认为通过立法来防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是防不胜防的；仅仅作为条款写在纸上，这种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会持久的；

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柏拉图就反对法治。应该说，他更注重人们法治精神的培养，人们的公民道德精神的培养。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法治优于人治的时候，倒是击中了人治的要害。他指出，初期的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法律训练（教导）执法者根据法的精神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规定得不周详的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法律也允许人们积累经验，修订和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趋完备。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法律的优点，恰恰在于它们是免主张“法治”并不反对辅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之以“人治”。“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政治治理方式，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被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而应该说是并用，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第四，政体分类学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借助对古希腊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政体的观察和分析，寻求政体产生、衰败的原因，并对各种政体进行了分类。柏拉图根据执政人数的多少及执政者是否依法治理城邦，将城邦政体分为荣誉政体 君主政体 与僭主政体 贵族政体 和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与平民政体 ；最理想的政体是贤人政体（即由哲学家统治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两类六种，将有法律并依法而治的政体，称为正态政体，反之则是变态政体。正态政体以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态即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他的理想政体是综合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因素的共和政体（第五，教育的功能。古希腊的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非常重视公民的教育问题，它们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教育的方式、内容、对象、目的等等。古希腊教育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它的功能，就是培养和造就合格的城邦公民，实质上就是政治教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然形成的，是各种自然的社会组织（家庭、村落和村社等）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像智者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也不是人群简单的结合。城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城邦这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与城邦虽然相辅相成，但城邦高于个人；个人要成其为人，须臾离不开城邦。（天生政治人）

柏拉图继续沿着苏格拉底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人自身寻求导致城邦衰落和人们道德沦丧的原因，探寻振兴城邦之道，这就使得他的政治思想体现了非常突出的伦理特性。“正义”问题成为他探究个人与城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落在于正义的丧失。于是理想国开篇便寻求真正的正义 1.正义不是欠债还钱，也不是强者的统治

只有正义的人才能幸福安康。正义比不义幸福

2.城邦的正义——理想国：具有种种的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由于辨明其他三种，正义便不证自明。于是：智慧试治国，勇敢是战士，而节制是个等级相处的关系中。

正义就是构建理想城邦十所确定的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只作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正义是最后发现的美德却是建立城邦的基础。也保证其他三种美德得以充分实现。只有正义最能使城邦至善，最能维护城邦的秩序与和谐。

因此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坚持以智慧为首。个人的正义——个人是缩小的城邦，欲望、激情和理智

“被假定为是这个人身上的懂得这三部分（指理智、激情和欲望）各自利益也懂得这三个部分的共同利益的” 东西，因而其美德就是智慧。

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在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当人的这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还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个人灵魂中的正义实际上是指灵魂中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各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不相互干涉，起其他部分的作用”。正义的人“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 “凡是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状态的知识就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柏拉图指出，“不正义”就是人的灵魂“三种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正义与不正义“完全像健康和疾病，不同点仅在于后者是肉体上的，前者是心灵上的”。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而强有力”；不正义是一种邪恶，“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丑而软弱无力”。

论城邦

“之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也就是说，仅有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把它叫做城邦。”人群的聚集还不能构成城邦，聚集的人群必须互相需要对方，“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的人，或者从别的人那里拿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

护卫者的出现，标志着城邦的真正产生。完备的城邦（“建国神话”）城邦（国家）构建的完成

随着城邦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需要管辖的事务与日俱增，管理便被提上城邦的议事日程。只有统治者被适当地设计并产生出来，一个完备的城邦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故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结束对护卫者教育问题的讨论时，接着说道：“下面我们要确定什么呢？是不是要决定，公民里面哪些人是统治者，哪些人是被统治者呢？”①统治者如何产生呢？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应该在护卫者中产生，并且应该是护卫者中最好的、最有能力和品德最好的人。他们必须是“真正关心国家（城邦）利益的人”，有忧国忧民的意识，愿意为国献身。那么，为什么城邦的统治者必须，也只能从护卫者中选拔，统治者也要专业化（甚至于世袭化）呢？柏拉图为此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即“建国的神话”，为其提出的等及制度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谋一个阶级的单独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他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城邦）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城邦），而是铸造一个整体幸福的国家（城邦）。”

政体论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至善与城邦的至善密不可分。对个人至善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城邦至善问题的探讨，而

柏拉图认为，在希腊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过或存在着五种政体，它们依次是王政-僭主政体 民主政体 荣誉政体次是王政寡头政体，其中王政即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柏拉图对每一种政体产生的原因、特点和政体中个人的品德，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建国神话

外国文学笔记整理 篇6

2.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史称“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这时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

3.希腊神话的内容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着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4.希腊神话中的雷电神是（），罗马名：朱庇诺。宙斯 5.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是（）。阿波罗 6.希腊神话中的男战神是（）。阿瑞斯 7.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是（）。赫淮斯托斯 8.希腊神话中的神使是（）。赫耳墨斯 9.希腊神话中的女战神是（），她也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10.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阿佛洛狄忒 21 名词：教会文学

教会文学又称僧侣文学。教会文学在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公元5至10世纪，这是欧洲唯一的书面文学。教会文学主要指的是当时的教士和修士写出的文学作品，教会文学在艺术上，多采用梦幻故事的形式和寓意性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写成基本文学体裁有基督故事、圣徒传、祷告文、赞美诗、宗教叙事诗、宗教戏剧等。教会文学题材大多取材于《圣经》，描写上帝万能、圣母奇迹、圣徒布道和信徒苦修等。创作目的主要是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这种文学的主要功用是，欺骗被压迫、受剥削的人民，以维护封建主阶级和教会势力的血腥统治。一般来说，教会文学思想价值不大。22 骑士文学

骑士文学是中世纪欧洲特有的文学现象，主要内容是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骑士的典雅爱情，表现“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精神。主要体裁是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其中后者对人物的形象及内心活动描写生动细致，为后来欧洲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23（《新生》）是但丁作为温柔的新体诗人的主要创作成果，也是他抒写对（贝娅特丽丝）爱情的作品。24《神曲》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25 三只猛兽分别象征 豹（淫逸）、狮（野心）、狼（贪婪－嫉妒）31 名词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是欧洲近代小说的一种模式。产生于16世纪中叶，当时西班牙经济开始衰落，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沦为无业游民，社会上冒险风气盛行。流浪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从思想倾向上说，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为无业游民，作品在描写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时，也描写了主人公为生活所逼迫而进行的欺骗、偷窃和各种恶作剧，表现了不幸者的消极反抗情绪；从取材方面看，基本上取材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城市平民生活；从结构上看，流浪汉小说以主人公活动为线索，按主人公活动的足迹，通过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来安排各种生活场景。32西班牙16世纪最著名的流浪汉小说是无名氏的（《》）。小癞子 33.（）是西班牙戏剧的奠基者，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维加

16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诗歌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斯宾塞），他的《仙后》。

理解哈姆莱特在复仇行动上延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哈姆莱特在鬼魂那里得知了父王猝死的原因，接受了复仇的任务后，他迟迟不付诸行动，表现出行为上的拖延和犹豫，这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哈姆莱特还不能胜任“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因而，他的复仇以及他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哈姆莱特的犹豫不只是因为找不到复仇的方法，而是因为他所进行的关于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探讨，涉及到了人的生存、死亡与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残酷的现实使哈姆莱特认识到，人并不像人文主义者所颂扬的那样如神一般圣洁，相反，人的情欲在失去理性规范的制约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就趋于“混乱”。在理想幻灭后的哈姆莱特眼中，人的心灵是阴暗污浊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哈姆莱特对人的这种认识是偏激的和悲观的，但却有其历史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概括性，因为这实际上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为所欲为”、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社会罪恶。正是对人的问题的这种思考，使得哈姆莱特的言行越来越游离于为父复仇的宗法责任和“重整乾坤”的社会责任，越来越脱离历史现实的轨道而直逼无意义无目的的存在本身。

哈姆莱特形象：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

悲剧根源：社会恶势力过于强大，哈姆莱特又是个人主义者，承 担不起“重整乾坤”的历史重任，因而，他悲剧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人文主义的悲剧；

* 关于人性的哲学探讨导致哈姆莱特陷入悲观、痛苦、迷惘中。42

17世纪文学主要包括古典主义文学、（巴洛克文学）和反映清教徒的文学。

43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有法国的（高乃依）代表作《熙德》和（拉辛）代表作《安德洛玛克》。44诞生于17世纪的法国的著名寓言家是（拉封丹）。45 班扬《天路历程》的主人公是（基督徒）。

51英国18世纪的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上。

52（笛福）塑造了一个英国“真正资产者”的著名艺术典型，体现了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时期的奋发进取和创业精神。

53.被称为英国“真正资产者”的著名艺术典型是（鲁滨逊）。

54《格列佛游记》是享誉世界的讽刺名著。作品假托主人公格列佛医生自述他数次航海遇险，飘流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智马国）等几个童话式国家的遭遇和见闻，全面讽刺、揶揄了英国的社会现实。

55（撒缪尔·理查）是英国家庭小说的开创者。

德国启蒙文学在18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狂飚突进）运动中得到迅猛发展，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全德规模的文学运动。

狂飚”作家多是市民阶级出身的青年，青年歌德和（席勒）以其高水平的创作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代表作《阴谋与爱情》

63卢梭 孟德斯鸠 伏尔泰 法国18世纪上半期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

卢梭代表作《忏悔录》 64《浮士德》及其形象，反应作家的人生理想

诗体悲剧 浮士德 是歌德的代表性作品，是歌德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浮士德》是一部创作时间长达60年的巨型诗剧，是歌德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才能的概括和总结，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在文学史上，《浮士德》和《伊利昂记》、《神曲》等并称为伟大的史诗性作品。人物形象：

浮士德

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执着探索者的形象； 是进步资产阶级、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象征；是人类的象征。他发动群众，移山填海，并得出了智慧的最后断案：“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做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者。”还指出：“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并认为这是最美的刹那。这种试图通过劳动来建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无害无灾”的人间乐园的思想。71 恩格斯称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

72雪莱的诗剧（）塑造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全诗气势磅礴，富有感染力。《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73（）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源地。德国 74（）的《夜的颂歌》（１８００）为悼念早逝的未婚妻而作，歌颂“神圣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的夜”，从期望在地下“永远过着新婚之夜”的角度去赞美死亡。诺瓦利斯

75（）著有《民间童话集》三卷，开创了童话小说的新体裁，其中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在于表明有一股隐秘力量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的命运，连林涛和风吼也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意义。蒂克 76德国１８０５年以后，形成了“海德尔堡浪漫派”，其代表是布仑塔诺和（）。阿尔尼姆 81 拜伦的成名作是（），其中塑造了一个“拜伦式英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82《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恰尔德·哈洛尔德，另一个是（）。抒情主人公“我” 91（）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法国

１８２３至１８２５年，司汤达陆续发表文学评论集（《》），文中提出了文学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的创作原则，它是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宣言书。拉辛与莎士比亚

１８３０年，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实践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它的发表，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红与黑

巴尔扎克的（《》）使现实主义从理论到创作都臻于完善，它代表了西欧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人间喜剧

95梅里美的代表作《嘉尔曼》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真诚坦率又放荡不羁，蔑视任何法律和道德的规范，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的绝对追求。嘉尔曼

小仲马 茶花女

鲍狄埃是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在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鲍狄埃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被选为委员。公社被镇压后，他创作了不朽的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101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 多余人

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形象的先河。驿站长 103“奥勃洛摩夫性格”

奥勃洛摩夫是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勃洛摩夫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的贵族青年，但他优柔寡断，好空想而懒惰成性，没有实际活动的能力。他总是整天躺在床上或沙发里昏睡，甚至做梦也在睡觉，最后也在睡梦中死去。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懒惰、优柔寡断、好空想的特点，被称为“奥勃洛摩夫性格”。这个形象概括了１９世纪俄国社会的停滞、落后和腐朽，说明贵族知识分子在５０年代后的俄国已丧失了进步性，预示了俄国文学中“新人”的形象将取代“多余人”的形象。104 于连的形象

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性格是家庭环境、时代与阶级地位影响的必然结果——

* 人生理想是个人奋斗

立身扬名；* 追求理想的方式是反抗与妥协；* 有正直善良的一面，也有虚伪自私的一面；* 性格核心是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英雄主义精神。

悲剧是复辟时期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的必然悲剧。艺术特色

1、出色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小说中的环境是时代、社会的缩影：维立叶尔市（外省）－贝尚松神学院（宗教社会）－木尔候爵府（巴黎贵族社会）；

（2）小说注重环境与人物的统一；

2、出色的心理描写：在心理展示和心理分析中传达思想倾向、刻划人物性格、展开小说情节；

3、结构上以于连个人奋斗史为经，以于连与德瑞娜夫人和马特尔的恋爱为纬，情节严谨、紧凑，引人入胜。111详解《双城记》

情节结构

三个组成部分：

1.复活——露西的爱使父亲马奈特医生神志恢复正常2.金线——露西源源不断地施爱于亲人与友人

3.暴风雨的踪迹—— 法国大革命爆发

三条情节线索：

1、马奈特医生的故事

2、代尔那的故事

3、得伐石的故事 思想内容与人物形象

1、小说展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残酷激烈，揭示了革命的必然性，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残暴的贵族的典型；

2、小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以道德改善、爱与宽恕来调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得伐石太太——冷酷嗜血的革命群众的代表

马奈特——人道主义宽恕精神的化身

路茜——爱的化身

代尔那——进行道德改善的理想贵族

卡尔登——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者 艺术特色

谭莹、伍崇曜文献整理思想刍议 篇7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南海捕属人。清道光年间举人。一生虽憾未能进士及第,但由于自幼博览群书,文才颖异,故其时颇得众多广东诗坛耆宿和学人名家的推许,“凡海内名流游粤者,无不慕与缔交矣”[1]。后掌学海堂、粤秀、越华、端溪等书院教职数十年,声誉日隆。而且谭莹也是清末广东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其家中藏书之丰富,据其子谭宗浚所记:“余家希古堂书,凡先教授所遗,近三万馀卷。”[2]161当中不少更属谭莹倾其一生之力搜寻、购买而得的广东历代文史善本典籍。故同治年间的《南海县志》便盛赞他“有功艺林,尤在刊刻秘籍巨编”[1],此语虽含表彰乡贤之私心,但也不失为公允之论。

伍崇曜,字良辅,号紫垣,是谭莹的同乡至交。与谭莹儒者学人的身份不同,伍崇曜出身之南海伍氏是清末最为世所瞩目的广州十三行中的豪富家族。然而,伍崇曜绝不纯然是人们传统偏见中满身铜臭味的十三行商人,相反,他一生“读等身之书,勤焠掌之业”,具有良好的国学功底。而且,他在经商之余,于广东历代之文献、文化都十分钟情,对各种珍稀的岭南乡邦文献,更是尽逞其搜采、汇辑之能。“粤雅堂”便是他为辑书校书而设的专门之所,后以《粤雅堂丛书》之名刻书总计260种,2266卷。其对广东文献整理的贡献之大自不待言。

道光年间付梓的《楚庭耆旧遗诗》便是由伍崇曜和谭莹合作编成的一部旨在收录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岭南籍诗人的诗歌总集。先后刊刻前、后、续三集,凡十三册,合共收录诗人70家,诗作3597首。其中《楚庭耆旧遗诗》前、后集共四册乃于道光二十三年刻印。选辑陈昌齐、吴兰修等38位诗人的诗歌2263首。续集五册则于道光三十年印,选辑颜检等32位诗人的诗歌1334首。

《楚庭耆旧遗诗》三集虽只录入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区区70位广东诗人,但谭莹与伍崇曜对《楚庭耆旧遗诗》的整理汇辑所倾注的心力,远远不止于对前贤诗歌进行搜求与简单的编选。细以究之,他们在编辑诗集的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桑梓之情以及文献整理思想,也令《楚庭耆旧遗诗》因此而具有了堪值后世研究者充分重视的文献价值。

一、系统录载考镜源流

伍崇曜与谭莹对乡邦前贤的敬重之情,以及他们保存、汇辑乡邦文献的强烈意愿,在《楚庭耆旧遗诗》前集与续集的两篇序言中都有着集中而清楚的表达。

前集序言中谓:“窃与玉生谭学博言及,未尝不怅怀逝者,慨念斯文也。然而古往今来,天壤之生才不少,山长水远,江湖之叹逝,可知谊切维桑,悲深宿草耳。亦有通儒硕学,手笔典裁,早付琬镌。吟研叹服,朝成暮遍,为后进之所宗。剩馥残膏,笑他人之未足。庐山宫里苦学贾阆仙之诗,吐谷床头业有温鹏举之集。嗟嗟,文章公器宜穷达而靡遗,岭海人才庆遭逢而辈出。理原合辙,艺擅颛门,玲珑其声,波澜莫二,并当甄录,俾益流闻者也。爰与学博露钞雪纂,好写留真,或称昆弟之交,或属丈人之行,或执业所曾事,或闻声辄相思,或望重纪群,或姻联秦晋,稗残补缺,刈楚芟芜,或与古维新,或当今无辈,或精思能至,或偏嗜所存,得前后集若干卷,署曰《楚庭耆旧遗诗》”。

续集序言中则云:“人非金石,如橘叟而幸存,世尽沧桑,定麻姑而始见。独许文章千古,睠怀岭海诸贤,不乏碎金,迭嗟埋玉。虽惊波动竹,知灵爽之如何,而秋菊春兰,慨英华之靡绝。此仆与玉生广文所以有续《楚庭耆旧遗诗》之辑也。”

这两篇序言虽然在创作时间上相隔有七年之久,但都传递出了同样的意愿。一方面,伍崇曜与谭莹期望通过为故去之诗学前贤编辑诗歌总集这种方式,寄托自己对他们的敬意与怅逝之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他们欲系统地录载乡邦诗歌文献以传承广东诗歌文化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纵观伍崇曜与谭莹两人一生为传承岭南文化所作的努力,便可以大致领略到他们汇辑岭南文献的意图之宏大。而且,谭莹在之后撰写的《粤雅堂丛书序》中便明确提到:“粤雅堂者,旧辑《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之地而因以署焉者也。言念桑梓之邦,恭敬敢后,从事枣梨之役,推广宜先。岁月不居,行能无算,酌丛编之前式,俾故帙之永传。仍与玉生广文同发旧藏,各从转借,参怀撰定,殚极邱坟,校练有无,损倂存佚。愧颜少监之讨析必畅本源,同诸葛相之交游独观大略。不拘时代,间考生平奥义名言,随钞琐录昔贤之剩稿,佚女所戏编,……苦奢愿之难偿,怜壮心之未已。藏山谁敢,寿世可期。更殷勤以访求,仍次第以刊布。”[3]由此可知,《楚庭耆旧遗诗》的编纂不过仅是汇辑广东文献,传承岭南文化这一意图在诗歌编选领域的其中一种实现形式。而此中的“言念桑梓之邦,恭敬敢后,从事枣梨之役,推广宜先”一语才是他们诚挚用心的最真实的表达。

同时,谭莹、伍崇曜两人不俗的诗学素养以及在搜集整理文史文献方面的深厚功底,也使他们能在编选《楚庭耆旧遗诗》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对广东诗歌文献考镜源流的宏愿。如伍崇曜虽然商务繁忙,但仍于闲暇之时勤著词赋、诗歌。更有《茶村诗话》传世。该诗话中在其个人挥洒点评诗艺之余,还保存了大量嘉庆、道光年间岭南诗人的生平事迹资料,以及不少与此相关的文学批评的原始文献,于编纂《楚庭耆旧遗诗》时的考镜源流可谓大有裨益。而谭莹不但一生创作了1700多首诗歌,还写就了176首《论词绝句》。这组大型的论词诗,不但充分体现了谭莹的词学功底和他对广东词人群体的熟悉,还成功地将其进行文献整理时考镜源流的思想寄寓其中。因此即便到了今天,也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今人钟贤培先生便明确指出:“《论词绝句又三十首》(专论岭南人),论及岭南词人30馀人,保留了不少岭南词坛的史料,对研究岭南词的变化,很有学术价值。”[4]150所以这组绝句虽为论词而作,但从中所昭显出的谭莹的文献整理思想,移至其对广东诗坛的关注,以及广东诗歌文献的整理,也同样如此。

二、网罗放佚并有所归

事实上,若只论选辑诗人的数量,《楚庭耆旧遗诗》比起同类型的清代断代诗歌总集并不存在优势。《楚庭耆旧遗诗》真正做得出色的,在于网罗放佚。集中收入了不少布衣、寒士诗人,尤其是一些不但没有别集流传,甚至连地方志以及同时代的著作中也没有存录他们的相关情况的边缘诗人,使他们不致湮没于历史的烟海。

通过将《楚庭耆旧遗诗》中所收诗人与当时及稍后刊行的《嘉应州志》《惠州府志》《肇庆府志》《琼州府志》《南海县志》《番禺县志》《三水县志》《顺德县志》《新会县志》等书中的选举志及人物列传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楚庭耆旧遗诗》对所收诗人,尤其是部份稀见的诗人所作的记载,为后出的总集或方志提供了极好的参考。

《楚庭耆旧遗诗》三集刊行于道光年间,由于集子所选辑的诗人皆为生活在同时代,仙逝未久者。故很多诗人即便享有盛名,但地方志往往收录未及。《楚庭耆旧遗诗》三集所收录的70位诗人中,便有22位诗人的生平行迹仅收录在《楚庭耆旧遗诗》面世之后方才出版的地方志当中。而且,笔者翻阅后发现,有些地方志中的传记文字,从遣词造句到逻辑顺序,往往与《楚庭耆旧遗诗》中之所撰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后者对前者是否存在明显的参考与借鉴,相信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后集中的徐良瑛、伍秉镛、伍宗泽,续集中的黄言兰、谢有文、卫景昌、陈滉、邓泰、伍元华、伍肇基等共十人,其生平行迹在地方志中则是没有任何记载的。说明这十位诗人在道光年间,即《楚庭耆旧遗诗》刚刚成书,而他们也离世未久之时,就几乎湮没不闻了。事实上,不仅是地方志没有将他们的情况收录,即使是当时的一些随笔杂记类的著作,也少见有相关资料附录于他们名下。

由于伍崇曜与谭莹在编选《楚庭耆旧遗诗》之初,更多是出于“取交游之所赠,性情之所嗜,偶有会心,辄操竹而录之,以为怀人思旧之助”的编选要旨,故对于所选之诗人,即使其为落魄儒生,也皆注意对其表幽阐微,以求知人论世。如南海士子徐良瑛,十九岁早夭。由于生活时间短,又仅为一介布衣,故名不见经传,传记更是难觅。然即便如此,伍崇曜与谭莹二人仍遍访资料,务尽发其幽光,使其存名于后世。不但明确记录了他的字号、爵里,还在其小传中附录相当多的他与时人交往的资料,从而为读者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三、表彰先贤鼓励薪传

谭莹与伍崇曜在《楚庭耆旧遗诗》的选辑之时,有个隐蔽的“明显”意图。那就是,在以诗人身份收录黄子高和刘彬华这两位近代广东著名的学人时,于其诗歌固然多加收录,分别为108首和42首。更着迹的在于,为两人都附有详细的小传,有格外之致意。

黄子高,字叔立,号石溪,番禺人。道光十年以优行第一贡太学。平生喜“留心掌故,考证金石,藏书甚富,率多异本,一一手自校勘”[5]。他对乡邦文献尤其重视,收藏有很多手抄的珍本。后更据此编选成《粤诗搜逸》四卷,始于南陈诗人刘删,终于元代诗人陈文瑶,专收遗佚,“发家中所有,聚而录之。不足则借人阅市,积有岁月,得若干家,虽属单词,亦必甄录”[6]1。因其收藏之丰,谭莹与伍崇曜在编撰另两部乡邦诗文集,即《岭南遗书》和《粤十三家集》时,便有很多的原始文献材料是从黄子高的藏书处借抄而来。谭莹在为黄子高所作的小传中对此事详细有记:“性嗜书,尤重乡邦文献,多手录之本。余(引者按:即谭莹,下者同)偕伍紫垣孝廉撰《岭南遗书》三集、《粤十三家集》等书,多与借钞而君不吝也。”这段话很好地突出了黄子高藏书之嗜好,以及对乡邦文献搜集整理之重视。最难能可贵的足,为了能更好地促成乡邦文献的整理与传播,他竟然愿意将自己重金购得的善本与乡邦同人分享。这种无私尤其令人敬佩。故谭莹在小传中专门提及在黄子高逝世后,“余为表其墓,颇极推崇,并为山堂诸君子撰槛贴挽之云:‘技了十人吾辈中尤艳说身名俱泰,心悬千古后死者各惊嗟文献无征’,说者谓:‘唯君不愧此言耳’。”借此以表达对黄子高的景仰与感激之情。

刘彬华,字藻林,又字朴石,番禺人。嘉庆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奈何为人澹泊,于官场仕进俱兴趣索然,故“请假归省,恨父先卒不及见,以母老多病不复出”[5]。归乡后驻端溪、越华两书院,终生以讲学教徒为志业,“粤中大吏皆礼重之”[5]。而刘彬华最为人所称道的贡献乃在于他对广东历代诗歌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的热心参与。并编纂而成《岭南群雅》初二集和《岭南四家诗钞》。对此,谭莹在刘彬华的小传中记道:“朴石先生尝辑《岭南群雅》初二集,近人著作多藉以传”。

言语虽简短,但意在言外。因为,谭莹与刘彬华是有着很深的师生渊源的,他弱冠即受知于刘彬华,并公认为是刘氏的得意弟子。故谭莹在《楚庭耆旧遗诗》中选入刘彬华42首诗歌固然已是对其师充分寄托了怀缅之情,更重要的是,他还以实际行动很好地继承了老师的夙志,同样耗其毕生的心力来编纂《楚庭耆旧遗诗》,以推动近代广东诗歌文献的保存与传播。这种薪火相传,相信会是对刘彬华的一种最好的称许与报答。

就同时期面世的广东诗文总集而言,《楚庭耆旧遗诗》对诗人和诗歌作品的取舍的宽广度都是首屈一指的,它最大限度地真实再现了乾嘉道三朝广东诗坛的原貌。同时,也明确体现了谭莹与伍崇曜“系统录载、考镜源流”、“网罗放佚、并有所归”的文献整理思想。而二人这种通过纂辑诗歌总集和编写小传,表彰先贤,实以抒发自己整理文献之思想与怀抱,借此力求鼓励薪传,一激后进整理国故的朴学之风的做法,相信也是值得后人很好地体味的。

参考文献

[1]郑梦玉,等.南海县志卷十八[M].同治十一年刊本.

[2]徐信符.谭莹乐志堂、谭宗浚希古堂[M].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3]谭莹.粤雅堂丛书序·乐志堂文续集:卷一,六十二.

[4]钟贤培,汪松涛.广东近代文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李福泰.番禺县志卷四十八[M].清同治十年刊本.

文献学笔记整理 篇8

关键词：钱易；《南部新书》；唐代小说；《太平广记》；《贾氏谈录》

摘要：《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2－0058－06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的一部小说选。钱易子钱明逸在《南部新书·序》中谈到此书编撰缘由时说：“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据《宋史》卷三百一十七《钱易传》，真宗东封泰山时，钱易献《殊祥录》，改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真宗祀汾阴，幸毫州，命钱易修车驾所过图经，献《宋雅》一篇，迁尚书祠部员外郎。考真宗封泰山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祀汾阴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幸亳州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则钱易直集贤院在此数年之间，书亦成于此时。《南部新书》癸卷尚有皮仲卿祥符八年(1015)御前进士的记载，可能是成书后的补记。大致而言，《南部新书》撰于大中祥符(1008～1016)中，是北宋小说中时代较早的一部。

《南部新书》的内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因此，其史料价值早被唐代文史研究者所关注。但除此之外，《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文献，尤其是小说文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南部新书》是在采撷唐代小说、杂传、杂史以及正史、会要等书的基础之上编撰而成的，其性质和后来的《唐语林》接近，其大部分内容可以在唐代传世小说中找到相应记载。有些唐代小说虽已亡佚，但通过其他线索可以找到它们保存于《南部新书》中的佚文。因此，探求书中各条文字在唐代典籍中的原始出处，不仅有益于唐代文史研究，也有助于唐代小说文献研究，如搜集唐代小说佚本之残文，补充唐代小说传本辑本之缺遗，校正唐代小说传本之讹谬等。以下分别论述。所举文字内容和文献主要涉及小说以及一些杂史、杂传、地理书等，为行文方便，都以小说称之。

一、可睹唐代小说佚书之残文

唐代小说数量巨大，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收录志怪小说和传奇约二百二十余部(篇)，笔者统计轶事小说约一百二十余部。这大约三百五十余种小说，今天有较完整传本的不到三分之一，而在《南部新书》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久佚的唐代小说的片段。

李跃《岚斋集》二十五卷，见于《新唐志》小说类、《通志略·诸子类·小说》著录，《宋志》传记类著录一卷，似已残缺。此书向无传本，《类说》、《绀珠集》等宋代重要小说书中也无可见，但在《南部新书》中有幸保存了三条佚文。

武翊[皇][黄]以三头冠绝一代。后惑婢薛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李绅以同年为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解头，状头，宏词敕头，是谓三头。(己)

按，《姬侍类偶》卷下“陶芳玷李、薛荔惧卢”云：“《岚斋集》：武翊黄惑于媵婢薛荔，苦其家妇卢氏。李新昌以同年为蔽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此事又见《唐语林》卷六。《南部新书》之“武翊皇”应作“武翊黄”。

成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福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联三尾。”(己)

按，《吴郡志》卷十二《官吏》载此事，注出《岚斋录》。《唐语林》卷四亦载。。钟福之名，《类说》卷四十一《南部新书》及《唐语林》均作钟辐。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日：“梧桐叶落满庭荫，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戊)

按，《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载此事，末注“出《岚斋集》”。《唐诗纪事》卷五十一“魏扶”亦有此事，未言出处。

经过比对，我们可以找到大部分《南部新书》文字的来源或类似的记载，但仍有小部分文字出处不详。像《岚斋集》这种情况——通过宋代笔记提供线索而确定《南部新书》中的相应文字即其佚文，其实是比较难得的。

二、可补唐代小说节录本之不足

在宋人所编《绀珠集》和《类说》中，保存了较多唐代小说，今传世之唐代小说有的仅有此节录本，有的虽有《说郛》辑本，但多数条文依然来源于《绀珠集》和《类说》。由于《类说》、《绀珠集》的编撰目的是“采摭事实”，《四库全书总目》说《类说》是“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并非按原书文字抄录，所以内容无多，文字简短。通过和《南部新书》比对，可以发现《南部新书》一些文字的出处，而其所录文字往往较《绀珠集》和《类说》详细。

李绰《秦中岁时记》一卷，见于《新唐志》农家、《直斋书录解题》时令、《宋志》农家、今传本仅涵芬楼《说郛》本(卷七十四)，重编《说郛》本(卷六十九)，其文字大多出于《绀珠集》卷十和《类说》卷六节录的条文，而《南部新书》的记载往往更详。如：

槐花黄举子忙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故语日：槐花黄，举子忙。(《绀珠集》。又见两种《说郛》。)

白牡丹诗慈恩寺有裴潾《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责惜春残，争赏[开元][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类说》。又见《绀珠集》。)

火城正月一日晓漏以前，宰相、三司、金吾以桦烛数百炬拥马如城，谓之火城。(《类说》)

《南部新书》云：

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已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乙)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丁)

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甲赋中有火城赋。)仍杂以衣绣鸣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

文武百僚诣东上合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合门使引表按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丁)

不难确定，《南部新书》的这几条文字即出自《秦中岁时记》，而更为详细。《南部新书》的辑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卢氏杂说》也是一本亡佚的唐代小说，《类说》卷四十九节录此书，有“押山字”一条：“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南部新书》癸云：“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前半段文字不见于《类说》，可能《卢氏杂说》原书即有此文。

三、可补唐代小说辑本传本之缺遗

唐代小说传于今者，或有残缺，如《封氏闻见记》卷三《风宪》，卷七《海潮》、《北方白虹》、《西风则雨》、《石鼓》、《高唐馆》等，后人整理此书，已知使用《唐语林》、《南部新书》的相应文字作为辑补。如《雅雨堂丛书》本和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均已据补。通过比勘《南部新书》与唐代小说，还可以发现一些小说的佚文，如下条：

张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儿、椅儿。桂子、椿儿皆物故，唯女与椅在。椅儿名[虎][虔]望，亦有诗[名]。后求济于嘉兴监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庆日：“祜子之守冬瓜，所谓过分。”(丁)

张祜子守冬瓜堰事，亦见《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一旦张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张二子，一椿儿，一桂子，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花夜月中。人或戏之日：贤郎不宜作此等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但与此文显然不同。按《春渚纪闻》卷七《冬瓜堰诗误》云：“《金华子杂说》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诗名，尝求济于嘉兴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弘庆曰：祜子守冬瓜已过分矣。”与《南部新书》所载相同，但称出于《金华子杂说》。今传本《金华子杂编》是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并无此条。周广业辑补亦缺，可补。

五代张洎的《贾氏谈录》，晚清以来的传本主要是《四库全书》所辑《永乐大典》本，以及据之刊刻的《守山阁丛书》本，据《守山阁丛书》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近年出版的《宋代笔记小说大观》、《全宋笔记》，所收《贾氏谈录》仍是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点校的。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清代曾有一旧钞本，后附胡埏、劳格校记，共三十一事，较《四库》本二十六事为多。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八《旧钞本贾氏谈录跋》对此本有较详细的介绍，可知其中有“盛事录”、“郑氏家玩”、“刘赵诳惑”、“曲江变异”、“龙岗遗址”、“祖师留题”、“瓦砚”七条为《四库》本所无。根据傅增湘提供的信息，笔者在《南部新书》中找到了七条中的四条，即“盛事录”、“曲江池”、“刘赵诳惑”、“郑氏家玩”四条：

博陵崔任，缌麻亲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任为首。任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台尚书郾、廷尉郇、执金吾鄯、左仆射平章事郸。邠及郾五知举，得士百四十八人。)郡昆弟自始仕至贵达，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闻之，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笔题额，号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旧里立德星社。(戊)

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玄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及宣[帝][宗]即位，流归真于南海，玄静戮于市。(已)

曲江池，天佑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已日亦为士女泛舟嬉游之所。(庚)

洛阳郑生，丞相[杨][阳]武之后也。家藏书法数十轴，贾君常得遍阅，其尤异者，晋卫罐上晋武帝启事，纸尾有批答处。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讳，称臣某叩头顿首。书甚端谨，然多涂改，于纸末别标“臣询呈本”四字。(辛)

此外，辑本《贾氏谈录》虽有其事，然文字脱落谬误，可用《南部新书》校补者也有数条。傅增湘云：“李货皇条，其末尚有德裕梦诉于令狐绚事。”此事亦见《南部新书》庚：

成通中，令狐绚尝梦李德裕诉云：“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持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

实际上，使用《南部新书》以及《唐语林》、《雍录》、《砚笺》、《物理识小》、《王右丞集笺注》、《李太白集注》、《李德裕文集》别集卷十附录《诸书载平泉花木》等书，可以对辑本《贾氏谈录》进行较大幅度的补遗校正，差不多可以复原原书的面貌。笔者长期留意搜集《贾氏谈录》佚文，因周勋初在其《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中提及北京图书馆藏有一种二十九条的海日楼藏钞本，笔者颇怀疑这是一全本，故一直未着手复原之事。2007年陶敏在《文献》第2期发表了《述海日楼旧钞本(贾氏谈录)》，已经确认此本确为完本。所以，笔者的辑佚算是白费功夫了：不过，这些佚文还可以校勘海日楼旧钞本的个别讹误，也算一点安慰。以下仅就陶敏文转录的部分内容，使用《南部新书》作一些文字勘正。

晋[魏][卫]罐《上晋武帝启事》……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信][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文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萱][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令为皇太子草起居表本，……书甚端谨，然[名][多]涂改。

与《南部新书》相校，文字优胜许多：“魏瓘”作“卫瓘”，“信”作“言”，“薹”作“棋”(陶敏校：“疑当作棋”)，“名”作“多”。

又如“盛事录”一条，“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十一字，旧钞本为小字，《南部新书》为大字，据文义则作大字是。

“李赞皇”一条，有“令狐率同列上奏，懿宗允纳，率获归葬洛阳”，率字，陶敏校：“疑当作卒。”《南部新书》正作“卒”。

“刘黄精于儒术”一条(钞本误与“刘赵诳惑”一条相连)，有“《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耳。后人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陶敏校“于六籍”：“于字原作如，据《天中记》改。”校“后人”：“人字原无，据《天中记》增。”其实这两个字《南部新书》都不误。使用北宋初的《南部新书》作为校勘依据，自然比明代《天中记》好一些。

此外还有一些陶敏据他书他本补正的脱误字，《南部新书》也无脱误，此处就不再举例了。四、可校唐代小说文字之讹谬

在数量众多的唐代小说中，一些作品尚有较完整的传世版本。使用《南部新书》相应的文字与之

比对，可以发现许多异文，有些文字是《南部新书》自身的错误，而有些文字《南部新书》则更优，可据以校勘唐代小说传本的错误。如：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乘][桌]”字。识者解之云：“[乘][枽]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开天传信记》)

《南部新书》壬载此事，应出《开天传信记》。“乘”字作“桌”。桌是乘的异体字，可以拆作“四十八”，在这里保留桌的字形较好。

酒及于上，因大声日：“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某也。”(《松窗杂录》)

《南部新书》甲载此事，应出《松窗杂录》。“曾祖天子”后有“祖天子”三字，《类说》卷十六《松窗杂录》、《唐语林》卷四亦有三字，当据补。

[何][王]皇后始以色进，及上登位不年，恩宠日衰。……忽一日泣诉于上曰：“三耶独不记[何][阿]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不麫，为三郎生日汤饼耶?何忍不追念于前时!”……(原注：[何][阿]忠，[何][王]后自呼其父名也。)(《松窗杂录》)

《南部新书》甲亦载此事，应出《松窗杂录》。“何皇后”作“王皇后”，“何忠”作“阿忠”。《类说》卷十六《松窗杂录·生日汤饼》：“王后宠衰，泣日：三郎不记阿忠脱紫半臂为生日汤饼耶?上为戚然。阿忠，后父号。”《绀珠集》卷十一《松窗录·紫半臂》同《类说》。可见应作王皇后、阿忠。按《新唐书·后妃上·王皇后传》：“始，后以爱弛，不自安。承间泣日：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帝悯然动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此事《旧唐书》不载，应该是据《松窗杂录》补人的。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严[，休]不如蕃。(《大唐传载》)

《南部新书》辛载此事，应出《大唐传载》，“二严不如谟”作“二严休不如谟”。《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四《李程》引《传载》，误作“二年不知菩”。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校年为严，但不知此句当作“二严休不如谟”。严字后可加一逗号。

国朝践历五院者共三人：为李[商][尚]隐、张魏公延赏、温仆射造也。(《尚书故实》)

《南部新书》乙载此事，应出《尚书故实》，“李商隐”作“李尚隐”。《太平广记》卷一八七《历五院》引《尚书故实》亦作“李尚隐”。

又十年，严[经][绶]自荆州移镇太原。(《独异志》卷上)

《南部新书》癸载此事，应出《独异志》，“严经”作“严绶”。李剑国考作严绶是。

唐贞[观](元]初，丹阳令王琼，……诣茅山道士叶[灵][虚]中。(《独异志》卷上)

《南部新书》癸载此事，应出《独异志》，“贞观”作“贞元”，“叶灵中”作“叶虚中”。按《太平广记》卷七十三《叶虚中》引《独异志》，亦作“贞元”、“叶虚中”。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阅][间现]看。肃宗谏日：“历[观]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独异志》卷下)

《南部新书》癸载此事，应出《独异志》，“阅”作“间观”，历作“历观”。按：《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安禄山》引《定命录》所记文字几同，亦作“间观”、“历观”。

有些唐代小说今无传本，但在《太平广记》中存有一些佚文，将之与《南部新书》相应文字比对，不仅可在辑佚时得到较好的文字，也可用于《太平广记》的校勘。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曹生》：

卢常侍坯，牧[沪][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祗恐多言议短长。”(出卢[怀][壤]《抒情集》)

按：此段亦见《南部新书》辛，泸江作庐江，且文末多出一段：“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以曹状貌甚胡。满座欢笑，卢乃目丹霞为怨胡天。”应为《抒情集》原文。《抒情集》的作者是卢壤。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五六《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日：“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肉]视具僚亡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肯]有余波达鬼村。”(出《卢氏杂说》)

此事载《南部新书》癸，应出《卢氏杂说》。“目”作“肉”，“背”作“肯”。按：此诗系温庭筠作(《南部新书》载此事文末亦云“此温飞卿诗也”)，见《全唐诗》卷五八三，亦作“肉”、“肯”，当是。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五《归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义]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更]歌著词今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并命焉。时成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此段文字亦见《南部新书》庚，昭仪作昭义，便作更。《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四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乙酉，归秦结牙将作乱，攻府第，杀询。”今本《北梦琐言》卷十二《沈尚书非命》载此事，云：“询镇潞州，宠婢，夫人甚妒，因配与家人归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归秦渐恨，伺隙事割刃于询，果罹凶手。杀归秦以充祭，亦无及也。”文字差异很大。潞州即昭义节度驻地。“更歌词著令”即唐代酒令中的改词著令，原“便”字应作“更”。

总之，由于《南部新书》的内容大部分来源于唐代小说，它对唐代小说的辑佚和校勘，对于唐代小说文献的整理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南部新书》中还有些文字来源于《旧唐书》、《旧五代史》、《唐会要》等史书，也偶有可校正这些史书的地方。但是，要想充分利用《南部新书》的这一价值，就需要寻找书中每条文字的出处，或找到其他相近的记载作为印证。《南部新书》本身的整理和校勘与唐代小说的整理是可以也应该同步进行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