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精选8篇）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1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在党的建设目标中提出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想要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首要需要改善的就是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我国农村的经济在近30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过快的发展也为农村经济带了许多的不便利。怎样才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农村经济是我们现在探讨的重点。本文针对这一现状进行讨论，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字：农村；经济建设；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一、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发展迅猛，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底子较薄，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能毫无阻碍的前进。发展过程遇到如下几方面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

想要发展好经济的先决条件就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然而我国面积广大的农村显然无法做到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一些村镇道路交通还没有修葺，无法保证24小时的供电。并且没有完善的水利设施，水利设施的老化造成了施工困难，无法抵挡水灾。标准化农田比例不高，无法产生高效益高回报，并且都是小作坊式经营很难形成大规模。最后一点农村很难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换成为经济优势。农村的现代化设施刚刚起步很难跟上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高度发展信息化并没有给农村发展带来优势。薄弱的基础严重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2.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农村的发展。这同时也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干部的职能。

3.现行土地政策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社会进步我们发现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问题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的定价不符合市场，过于低廉很难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土地承包的不稳定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短期承包造成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降低土地质量。土地流转问题明显存在，不利于农业生产上规模，影响土地使用效率。

4.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农产品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市场需求向多样化、高品质方向转变，然而发展较为迟缓的农村农业结构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越来越不合理。

（1）要从农村经济的全局考虑，农村的农业化发展比较单一，东北大部分的城镇均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不涉猎于其他农副产品，并不向其相关产业转型，单一的种植一种农产品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很难提升农村的综合效益。

（2）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布局的结合点把握不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当今许多城镇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旧无法与农村经济完美的接轨，在一些区域调整上做的不是很到位。土地连片生产没有形成规模，农产品基地建设也没有实际的突破，农业生产分散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凝聚力，没有得到既得利益，规模效益不如期望值。

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

面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与实际状况相结合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现今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各政府部门应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对其的建设各级政府应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做重中之重。调整支出结构，将更多的支出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多地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做好农田水利设施、电力、公路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此同时，也要强化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工作与后续的收尾作用。合理使用每一笔资金，争取做到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利益。

2.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

想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扩大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这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民的经济意识。在这种环境下更需要我们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强有力地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强化管理方式，激发农民的工作热情。同时还要发展合作制经济，打破原有的固定模式，强化新型产业模式，是加大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的力度，引导村集体与基层农技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开展合作，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向多层次、多领域延伸和扩展。

完善政策和措施，扶植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工作，对村级经济发展做到思想上引、政策上扶、工作上帮、方法上教。要从政策上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帮扶力度，帮助解决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促进集体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3.实行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村农业想要得到长远发展，一定要保持土壤的鲜活。要充分利用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只有用足用活土地使用权，才能使土地等资源增值。只有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才能更好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们应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机制的新路子，采取土地租赁、有偿转让等形式，既挖掘了土地资源的潜力，又增加了农民和集体的收入。一要将土地承包的稳定与土地有序流转有机统一起来；二要出台一些政策和制定一套管理办法，对土地流转程序、手续进行规范，使土地流转有章可循；三要结合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放弃土地经营，转移到小城镇，加快土地流转步伐。

4.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要扬长避短，着重发展优势产业，调整劣势产业。我们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多层次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产品的优质化和多样化，发挥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的支柱产业，推动农业经济的整体提高。

5.培养和引进人才，为农村经济服务。

强化基层干部经济管理能力。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要提高，强化对职员的培训。我们可以主要采取集中培训、针对培训等方式来加强干部的个人素质。具体方式可采取集中培训、定期培训、个别培训等多种形式。同时，干部自身要加强自觉学习，学习经济和管理相关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自觉性和本领。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2

至2014 年末, 我国有农村商业银行665 家, 农村合作银行89 家, 村镇银行1153 家;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2009年末的2945个减少到1570个;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19.4 万亿元, 较2007 年末增长285.8%, 农村金融改革财税、货币信贷、监管政策相结合的正向激励扶持政策体系逐步形成,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效改善,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 农村金融目前仍然是我国金融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 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体仍然是金融支持最为缺乏的对象。总的来看,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地处闽粤赣交界处, 是典型的粤北欠发达地区。自2012 年起, 该市启动全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 在构建农村征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创造了特色鲜明的“梅州经验”, 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借鉴,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广东省梅州农村金融改革实践

(一) 创新“行市共建”改革发展模式

2009 年4 月,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与梅州市政府签订《合作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市备忘录》, 2012 年, 经考核合格,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授予梅州市广东省首个“金融生态市”称号。2013 年,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与梅州市政府签订《关于共建梅州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备忘录》, 广州分行为共建工作提供政策指导、决策咨询, 支持引导梅州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行市共建”模式创造性地将中央银行履职与地方金融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 迅速将改革推进深入。

(二) 大力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后续监测考核工作力度, 巩固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 增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能力, 按照“成熟一家, 改造一家”的原则, 大力支持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积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大力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2010 年12 月, 辖区成立的梅县客家村镇银行为广东省山区市首家村镇银行。2012 年3 月, 大埔农村商业银行率先改制成功。至2015 年3 季度末, 辖区共计村镇银行3 家, 农村商业银行2 家,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三) 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农村信用体系

一是在广东省率先成立市级征信中心, 在各县 (市、区) 设立征信分中心。截至2015 年3 季度末, 已建成市级征信中心1 个、县级征信分中心8 个。二是研发出集“采集、评级、授信”于一体的农户诚信信息服务系统。该系统采集144 个信息指标, 实现了信息录入、信息评级、信息查询、信息共享、信贷产品创新、社会管理等六大功能。截至2015 年3 季度末, 系统采集入库农户信用信息78 万户, 占全市农户数的91%, 通过系统发放农户贷款108.26 亿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镇 (村、户) 创建。截至2015 年3 季度末, 已评定信用镇8 个, 信用村126 个, 信用户23 万户。

(四) 创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2012 年, 出台了《梅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暂行办法》、《梅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操作办法 (暂行) 》, 构建县、镇、村三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负责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四荒地”使用权、农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流转交易, 激活农民土地资本。截至2015 年3 季度末, 全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4.97 亿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余额1.06 亿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751 万元。

(五) 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一是探索助农取款“一个村庄、一家商户、一部机具、一张银行卡”四个“一”模式, 在广东省率先实现小额取现“村村通”。至2015 年3 季度末, 全市建立助农取款服务点2693个, 累计实现查询68.29 万笔, 转账26101 笔 ( 金额2827 万元) , 助农取款68 万笔 (金额201 万元) 。 二是创新服务形式, 拓展金融惠民业务。2014年7 月, 梅县客家村镇银行率先启用“流动银行”, 将金融业务压缩至一辆可移动厢车之中, 定时定点为偏远村庄提供服务。至2015 年3 季度末, 已累计为20 多个偏远乡镇的群众办理了7000 多笔业务。三是打造农金对接新平台。以村委会为依托, 以大学生村官为骨干, 在全市2040 个行政村设立了乡村金融服务站, 每个金融服务站联系多家金融机构挂点, 以代理的形式协助金融机构提供存取款、贷款、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 延伸金融服务范围。

三、当前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 现有土地制度难以突破, 限制了改革深入推进

《宪法》及其它法律法规没有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财产地位给予明确规范。这种主体的多元化与界定模糊, 造成实际主体的虚置, 制约了金融改革创新的深度。如近年来, 尽管梅州建立了多层次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在激活土地金融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探索, 但是, 由于所有权改革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价值确认难、流转难等众多难题, 金融机构基于风险考虑, 不敢突破现有法规限制, 使得能够作为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大大缩小, 农村抵押物缺失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改变。

(二) 市场手段相对不足, 制约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基本上都由政府部门主导, 借助行政力量推动。但是, 政府部门往往有多干快干出政绩的冲动, 对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缺乏精确估算, 对改革措施的效果与可持续性缺乏细致评估。而且, 当前的改革成本基本上由政府承担, 增加了财政压力。在经济新常态下, 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更加困难, 所以,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资金短缺现象比较普遍。例如:截至2015 年3 季度末, 梅州市政府已先后投入3000 多万元对乡村金融服务站和小额取现“村村通”工程给予补贴, 后续资金筹集出现了困难。另外每个助农取款点、金融机构每年要亏损435.48 元, 影响了金融机构拓展业务的积极性。

(三) 农村金融高成本, 降低了金融机构市场开拓动力

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 人口密集度低, 距离中心城市远, 地理环境复杂, 金融机构设置网点和配备工作人员的成本比较高, 成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2014 年, 全国农村家庭所在村周围的银行网点平均数为0.77 个, 比城市家庭周围的银行网点少1.86 个;全国农村家庭信贷可得性为27.6%,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9 个百分点,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远低于城市。对于像梅州这样的山区市, 金融机构根本不可能在山村开设服务网点, 甚至在农信社改制过程中, 一些边远乡镇的服务网点也被撤并。

(四) 农村金融文化建设滞后, 影响了改革成效

各地普遍注重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平台的建设, 而农村金融普识教育、农民金融理性消费与依法维权等金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相对不足。梅州在改革实践中发现, 由于农民金融知识贫乏, 难以判断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 大大降低了农户信用贷款、农业产业链融资、手机支付等金融改革措施的成效, 而农村信用文化的缺乏也制约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另外, 金融机构业务人员利用农民金融知识匮乏, 不严格履行告知义务, 诱导农户签订金融合同, 侵犯农民金融消费权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降低了农民金融消费的积极性。

四、政策建议

(一) 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 强化顶层设计, 逐步建立农村多层次土地产权体系, 将农村土地产权切实转化为农民财富。一是将原来的农村土地单一集体所有制调整为多元所有制, 耕地保持原有的集体所有制不变, 逐步推进农村宅基地私有化;二是培育农村产权评估机构, 培养土地产权评估专业人才, 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三是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化”改革, 发展农村建设用地信托业务;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等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业务。

(二) 大力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市场化运作机制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实现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运作机制的多样化。一是将金融扶贫纳入农村扶贫的重要内容, 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建设资金来源。二是将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交由当地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协管、维护, 确保设备运转安全, 降低运营成本。三是对于小额取现村村通等覆盖面广、前期投入比较大的业务, 允许金融机构适当收费, 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提升金融机构积极性。

(三) 加快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可以克服时空限制, 门槛低, 能大幅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在乡村金融服务站、农村淘宝服务站增加互联网金融服务内容, 大力打造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增强农村手机支付便民、惠农功能, 大力推广农村手机支付业务;三是创新农村互联网金融产品, 大力发展农村互联网+ 金融。四是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优化农村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

(四) 大幅提升农村金融文化软实力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3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策

0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安徽省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指出，要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时，强调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提出实现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由此可见，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可谓是现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已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1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各类业已存在的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服务价值或功能。也可以说，每一项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

我国农村土地的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是事关我国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的颁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加以确立，从而构建了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私”权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仍旧存在着诸多不足，特别是对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1.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遵循土地所有权归属不变的原则下，土地承包人将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至于受让方是否改变承包地的用途，只要其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其他则在所不问。狭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确定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在遵循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原则下，权利人合法自愿地将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或部分权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通过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八股、抵押等方式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流转。

虽然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模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现实中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普遍存在的是“分”。这一情形导致经济资源分散，管理效益低下，产生了土地规模小和地块零碎分散的矛盾，致使先进生产工具和机械化作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必然是对先进劳动力、农业机械的限制和劳动时间的浪费：农村承包经营户在农业内部的兼营倾向，制约着土地的投入和技术改革，导致大量的粗放经营现象的出现：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分散经营，难以与大量市场建立真正的直接联系，从而阻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为了克服这些阻碍，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麻昌华等(2008)通过对全国十个省的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对自己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采取了转包、互换、抵押、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各省农村土地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麻昌华，汪安亚(2008)

在对上述十省的调查中，受访者已将承包土地流动给他人耕种的比例分别是：四川省46.48％，贵州省22.65％，河南省15.17％，山东省19.10％，江苏省41.67％，山西省17.78％，黑龙江省29.28％，湖北省23.20％，湖南省44.26％，十省平均23.01％。以上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采用转包、互换、出租、八股、抵押、反租倒包等方式流转为主。十省平均有23.01％的农户已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流转。由此可以推断，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全国范围内已较为普遍。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需求。

1.2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不足我国《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法第42条同时规定，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八股，从事农_业合作生产。这些法律对流转方式的体系设计表明，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八股等方式流转。这些流动方式对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建立农村产权市场以及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相关法律的确立除了具有上述重要意义外，在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1.2.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基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目前，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是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集体，甚至可以是村小组。但各自的权利和边界并不清晰。显然，这里的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形成了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必然导致了对土地事权、财政权的模糊，从而必然在土地产权市场中为权益而争，这也就人为地加大交易成本，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市场的分配效率的下降。特别是国家依然保留了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以及管理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此外，现行法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也存在着限制性规定。例如，《物权法》第124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

批准。”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时要受到本集体成员资格的限制，从而限制了流转人和受让人的真实意愿，将那些是种田能手而又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让人排除在外，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流转，最终必然也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

1.2.2缺乏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物权法》第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都出现了一种土地流转方式即抵押。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抵押，而那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不可以抵押。这一规定既是对农民的歧视，也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另外，由于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的法定程序不能得到严格遵守，最终也可能会损害流转农户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物权的变动方式是法定的。根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应签订书面合同。然而根据调查，就转包这一种流转方式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的平均就达65.92％。即使有书面协议，协议的条款不规范、不齐全、不具体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流转期限比较短且不稳定，大多数转包都可能随时终止。这种状况极易引发纠纷，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又难以解决，从而给农村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可以说，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受让户利益的保护。

1.2.3城乡分割的土地二元市场和户籍制度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国家垄断一级市场，国家征用是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而除此之外，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则无法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目前这种国家通过对征地市场的行政垄断而导致的城乡土地市场分割而言，实质上仍然是靠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又致使有意愿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不愿也不敢最终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些都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相违背的。

1.2.4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滞后目前，土地具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使部分农民把它视为命根子，即使已经有其他就业门路，也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致使土地流转的进行缺乏动力。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仍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农外就业的最后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宁肯种“粗放田”、“应付田”，甚至不惜暂时抛荒，也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权。因此，在没有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土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

2对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积压导致了农业的低效率，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又为农民的转移与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人地关系的变化与矛盾的转化就成为新制度变革的诱因。事实上，在我国实行第一轮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已经出现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在第二轮承包后，土地的流转变得广泛而多样。到2001年，广东的农地流转发生面积就已经达到25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涉及农户105.0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22％。流转方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小调整、八股、租赁等多种方式。

各地不断提高的土地流转发生率，就表明了环境条件变化对新制度安排的强烈需求，也是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要素要求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迫切性。

2.1适度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必要的产权基础实践充分证明，明晰规范的土地产权关系是农村土地有效流转的基本前提。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的无序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滞后。在确保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的土地更多的权益，如抵押、转让、租赁等等，使农民充分地享受土地占有权，是下一步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应予以明确和保护的重要方向。只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了一种完整的产权，农民在土地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

2.2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走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较为适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必须继续稳定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当前，土地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谋生的主要手段，更是农民的最大社会保障。因此，必须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明晰土地使用权的产权界定，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决策权界定给农民，这样农户才能成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克服短期经济行为，并保护好耕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3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实现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和土地利用必须以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为前提，这种素质包括文化科技水平、实际操作经验、政策法规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等。因此，广大农村的当务之急要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以及农村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2.4建立健全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业对自然灾害等风险的缓冲能力，同时使广大农民医疗有保障，失业有保险，以解除农民对土地转让后的后顾之忧。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对放弃土地的农民应该在身份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必要的援助，特别要强化可持续就业能力的培训机制，避免城市流民阶层或城市“平民窟”的产生。

2.5在推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建立严格而规范的配套制度和措施要推进土地流转，必须进行严格而规范的制度匹配。第一，必须严格控制土地的流向，力避耕地资源的流失。第二，严格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补偿机制，严厉制止各种强占与寻租行为。第三，为了避免土地流转与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垄断，避免官商资本对农民的排挤，杜绝强势资本的欺行霸市，有必要对进入主体的身份、进入方式与进入空间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第四，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利益，国家应该对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农民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实行财政补贴，以增强农民参与基本农田保护的积极性。

3结论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历了“大包干”、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三次大的改革，尤其是近年来全面推开的农村综合改革，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村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显现。

一是农业结构调整与稳定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与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比较效益较低。据调查，2007年，该县秋粮种植亩均净收入（不计人工费用）为547.3元；而种棉亩均净收入（不计人工费用）为1200元，比较效益低下。另一方面，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大幅涨价，而粮食价格处于低位运行。据庐江调查队对庐江县7个镇中的10户农民种粮成本定点调查显示：一季度农民购买化肥平均每公斤价格，尿素2.02元，比去年同期的1.76元，增加0.26元，增长14.77%；碳铵0.68元，增加0.11元，增长19.30%；磷肥0.66元，增加0.25元，增长60.98%；钾肥3.23元，增加1.03元，增长46.82%；复合肥料3.10元，增加1.10元，增长55.00%。而同期粮食保护价格每公斤仅增长0.14元，农资价格的上涨吞噬农民利益，种粮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与县镇两级筹资筹劳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在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投入力度的同时，均要求县、镇两级给予相应的资金项目配套，实际增加了县乡财政压力。与此同时，面对农民不断增长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现状，基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加大对诸如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保稳定、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条件下，使原本不宽裕的县镇财政捉襟见肘，无形中增加县乡财政压力。仅以庐江县为例，该县2007年实施的22项民生工程，其中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支出为2417万元，占当年全县新增可用财力53%。

三是农民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县镇两级政府职能转变不快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各地虽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体制、机制探索创新尝试。但农民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县镇两级政府职能转变不快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方面，农民要求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如对农业科技服务、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服务、环境污染治理等公共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政府转变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仍然不快，干了许多既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仍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四是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与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矛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规模转移，推进农村的土地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就庐江县而言，农村人

口有100多万，而现有耕地只有109万亩，人均只有1.05亩，且在土地二轮承包时，大多数村民组采用了好田优地家家有份，差土劣地按人分摊的办法，致使每家经营多处小块田地。农民将土地作为保障“底线”，在农村的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农民宁可土地抛荒，也不肯放弃土地经营权。

五是加快发展小城镇与法律障碍、政策“壁垒”之间的矛盾。一是法律障碍。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使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或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在实际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中，为节约和集约用地，就可能有跨村建设的可能，而现行的农村居民小产权房又不能进入市场，这也是目前农村“空心村”难以整治的矛盾。二是政策障碍。土地是小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但在小城镇建设中，用地大都以协议出让为主，很少进行土地的挂牌拍卖出让，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造成小城镇建设使用土地普遍存在廉价、土地使用率低和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

六是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各类生产要素外溢之间的矛盾。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村劳动力、农村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有向非农领域加速外溢的趋势。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也是以青壮劳力为主，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该县现有农村劳动力4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的约有26万人，这部分恰恰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中骨干，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才缺失、土地抛荒、投入减少，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

七是村民自治与农民素质不高、自治能力不强之间的矛盾。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由于农民综合素质不高，乡村自治给农村工作也带来了一定压力和难度，特别是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加剧了农村的利益冲突。目前，在村民自治换届选举中，宗族势力影响越来越大，对村民自治造成严重影响。农村宗族势力导致农村内部利益冲突加剧，农村内部团结受到削弱。

八是加快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尊重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具体体现。由于农民教育的滞后，农民的总体素质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农民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大局观念，甚至少数人缺失基本的荣辱观。而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忽视了对农民的教育、管理和引导。尤其是在涉及到征地、拆迁等事上，过多迁就农民，致使少数农民“信访不信法”，动辄以上访相要挟，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和阻碍。

针对农业农村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加快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

坚持“以点带面、以块促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以块促条，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探索创新，在形式

上不搞“一刀切”，不搞“齐步走”，成熟一块推进一块。上下联动、部门互动，将改革逐步扩大到县域经济社会每一个领域。

一是继续深化三大体制改革。巩固完善乡镇机构改革成果，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实施“财政强镇”工程，力争财政收入超千万元镇新增3个，达到10个。二是完善五项农村工作新机制。完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扩大“以钱养事”覆盖面；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确保创建面达76%以上；培育、扶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负担监管，健全动态监测网络。三是扎实推进三大配套改革。精心实施减轻巢湖区域农民负担综合改革；基本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全力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严格控制镇村发生新债。

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拓宽农业增收渠道。“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是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反弹琵琶”，跳出农业抓农业，培育发展农村特色主导产业，做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错位发展。

一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以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加快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数量型农业向效益型农业、贡献型农业向增收型农业的转变，加快建设城郊型农业。庐江县针对农业农村经济现状，先后出台农业产业化“1+5”文件，实现粮食、茶叶、水产、畜禽、花卉苗木“五龙齐舞”。安排财政资金300多万元专项引导，整合各类支农项目资金，用于产业化经营的贴息、补助、奖励等，培育壮大产业基地，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推进实施名牌带动战略。二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水平。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积极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民在农业内部实现增收。三是促进农产品与市场对接。实施“安徽一袋米”工程，积极筹办“同大首届葡萄节”，推动“农产品进超市工程”，建设一批农贸市场。实现龙头企业与基地的对接，实现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和千家万户农民（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的对接。实现规模化生产与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流通、企业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契约化合作。四是加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整合各类培训机构，大力实施“阳光工程”，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拓宽增收门路，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坚持“以钱养事、以奖代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行农村公益性事业“以钱养事”新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先干后奖，以奖代补”新机制，强化政策资金的导向作用和使用效益。

一是争取项目支持一批。研究农村产业政策，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支持，积极开展土地专项治理，实施“村村通”和渡改桥工程，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电网建设，加速农村宽带和光缆电路建设。二是整合资源引导一批。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两只手”的作用，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发挥政策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吸引个人、集体、外资等各类经济主体投资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以奖代补”撬动一批。从2008年起拨出专项财政资金300万元，按完成土方量，县财政每方补助1元钱，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以奖代补”力度，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5

杨林峰 刘 峰

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后，全国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误区。主要表现有“五重五轻”：

一是重项目建设，轻村庄规划。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注重拆了多少栋房子，修了多少公里路，而对村庄规划不够重视，有的试点村的村庄规划处于“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的状态，村级规划建设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或先建设，后规划的现象；有的虽然有了规划，但过于简单，或是适用性不强，难以指导建设；有的不按规划建设，存在乱搭乱建、建设水平低、杂乱无章、重复建设现象。二是重整治建设，轻生产发展。目前，大部分村是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注重改路、改水、改厕等整治建设项目，对发展“一村一品”产业带动农民增收重视不够，造成了新农村建设中重点错位的现象。三是重政府主导，轻农民主体。有的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过重，存在包办现象，如村庄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没有征求群众意见，造成制定出的规划不符合当地实际，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农民并不买账。同时，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有的试点村农民还存在较为严重的“等、靠、要”思想；部分农民小农意识浓厚，只看重眼前利益及局部利益，造成农民主体发挥难。四是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多重视“村容整洁”、“乡村清洁工程”等硬件，而对“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软件建设，因为很难看得见，摸得着，不能用量化指标衡量，导致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的出现。五是重当前建设，轻长远打算。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以一、二年就建成。但乡村干部对新农村理解不到位，认为只要把农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解决了，新农村建设就算完成了，对整个试点村今后如何发展没有足够的重视。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搞好村庄规划。一是村庄规划要具有前瞻性，要从村庄未来长远发展的需要进行规划。二是村庄规划要因地制宜。要根据村庄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传统、民族习俗等因素，保留乡村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把乡村所具有的特色通过规划更完好地保存和发扬下去，让新村规划因地制宜，各具特色，避免乡村规划雷同化、简单化。三是村庄规划要量力而行。规划既要着眼未来，也要考虑到当前农民的承受能力。应该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合理规划新农村的发展速度和重点，使新农村规划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可行，不搞齐步走、一刀切。四是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规划一经确定，就必须严格执行，一届接着一届干，防止朝令夕改、反复折腾、劳民伤财。

2、重视农民增收。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围绕“农”字做大做强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规模，拉长农产品产业链，引导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增加农业领域的就业量；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既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也增加了农民就业的领域；加快农村劳动力培训步伐，提高外出农民的劳动技术和技能，完善外出农民的维权机制和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做好外出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土地承包、社会保障等工作；要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因地制宜地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小城镇的就业吸纳力等等。

3、发挥主体作用。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充分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实际问题做起，确保农民从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得到实惠。三是完善村民自治，推进村务公开，使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四是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

度，提高农民素质。

4、注重软件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既要注重“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等硬件建设，也要重视“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软件建设。首先要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加强对成人的扫盲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要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如，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行提炼，运用群众易学易懂的通俗语言进行宣传，对道德建设再宣传、再落实。

5、体现远近结合。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既要解决当前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情况，更要清醒地意识到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既反对急躁冒进，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认识，更要反对不思进取、悲观失望的态度，而是理性对待这项历史任务，树立长期建设的思想，认真搞好长远规划，确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脚踏实地地解决农村的实际困难，真正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惠泽广大农民，得到百姓认可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6

从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本质来看，维护海权是确保一个沿海或海洋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权、海洋空间活动自由权以及生存与发展权。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海洋区域的活动享有自由权的话，在和平时期就能够自由地在海上进行商业航行、经济开发、科学考察等活动，使本国的领海主权、海洋权益不受侵犯。

当前中国的海上安全形势比较严峻，中国海洋国土受侵犯的情况日益严重，海洋权益和资源不断受到外国侵占。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大力解决中国海权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国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以及走向海洋强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当前中国海权面临的主要问题

伟大航海家郑和曾经说过：“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当前中国海上形势极为严峻，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海道经常受到干扰，海上纠纷与争端不断，周边国家海上力量发展迅速，海洋大国又纷纷介入，向海方向成为对我安全的主要威胁。

第一，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划界任务艰巨复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海的宽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并确定了由沿海国家管辖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制度，沿海国家的海上疆界由12海里领海扩大到了200-350海里宽度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缘，使世界上绝大多数沿海国家面临着与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海上划界问题。另外在利用海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同或由于对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的不同也会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开发大陆架自然资源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更使海域划界问题变得复杂。因此海域划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执行该公约时突出而又艰巨的任务之一，其特点是划分海上边界的潜在矛盾表面化。

中国濒临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自然面积总和约为470万平方公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历史上我国对有关海域的权利以及我国的一贯主张，我国可管辖的海域约为300万平方公里。其中除了渤海是我国内海外，其它海域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都与相邻、相向的周边国家存在着海域划界矛盾，同时与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岛屿主权的争端。

第二，中国海洋国土屡遭侵犯。目前应归我国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依托在我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14000多公里的岛屿海岸线上，相当于我陆地面积的1/3或相当于我20个山东省或30个江苏省的面积。国家海防的范围由过去的38万平方公里一下扩大到300万平方公里，防御面积增大了8倍；防卫纵深从过去12海里延伸至200-350海里，一下子增大了近17倍，这是中国疆域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巨大变化，而且海防要比陆防复杂得多，“陆地国界是„硬‟边界，界碑分明，容易做到„封疆卫土‟；而海上国界是„软‟边界，远而开放，维护海洋权益不易”。[4]137因此对任何一国而言，“要想对广大海域作每天24小时的监控，并维持良好秩序，确保国家安全，包括阻止他国的侵权行为，以及制止走私、恐怖、海盗、盗采、污染等违法行为在内，那实在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荷。”[5]8目前中国行政管辖和国防力量配置方面均难于适应这种海洋形势大幅度的急剧变化，中国海洋国土大部分尚处于失控状态，应当管辖而尚未依法管起来，导致外国势力乘机多方面、频繁地侵犯我海洋权益。

第三，中国海上通道的安全受到各种因素干扰。海上通道各类安全隐患和威胁既有外力所为，也有内部因素所致；既有传统性质的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性质的安全威胁。外力引发的安全威胁包括海盗与海上武装的袭扰、海上的军事封锁、咽喉要道的关闭、国内**以及国家间对抗或战争向海洋的延伸等等。与内部元素相关的威胁有三类：一是海洋本身因素所致，如台风、飓风、海啸、雨雾、冰山、风浪等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威胁；二是与海洋通道连成一体的还有港航配套设施的建设，如出海口、港口、船队等也是海上运输所必须依赖的关键环节；三是与海运当事者本身“操守”密切相关，这包括轮船事故与污染，海运管理混乱，海员素质低下等。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间或地区内的武装冲突、军事对峙乃至战争对海上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国内**外溢海洋所形成的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日益猖獗的现代海盗活动与恐怖分子的武装袭扰活动以及海上走私、偷渡、贩卖毒品和人口、跨国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小武器扩散、沿海经济设施受到破坏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展开，我国对海外资源、能源及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海上通道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目前中国远洋航线主要有东行、西行、南行、北行4条航线，其中西行航线对我国极为重要。因为这条航线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战略资源——尤其是能源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产品流入国际市场的顺畅性，是中国极为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该航线从我国东部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而这条海上大通道的特点是：地形复杂、沿线地区和国家关系不稳定因素丛生、存在诸多争端和“热点”问题、安全不确定性大、事故多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该区域局势复杂多变，加之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使得这条海上通道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第四，中国海防面临着周边海上力量的威胁。冷战结束后裁军浪潮席卷世界，但在亚太地区军力却有增无减，出现了逆裁军的倾向，特别是各国竞相调整海上发展战略，多管齐下重点大力发展海军，反映了亚太形势的复杂性和军事热点已由陆地转向海洋，并对中国海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中国周边强大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军备竞赛，一方面增加了相关国家的危机感，并增大了相关国家爆发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对地区整体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对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弧形区域形成了战略挤压，从而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海防安全。

三、中国维护和发展海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面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形势，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挑战。首先是要认真研究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海上划界问题，这是解决各种海洋纠纷与争端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争端未解决之前，可以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做出临时过渡性安排。当然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维护和发展中国海权的实力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中国海洋国土、海上国际通道以及海防安全等问题。

第一，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权。经略海洋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一项重大的、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必须确立一个统揽海洋斗争与发展全局的海权发展战略。该战略应包括维持和控制岛屿的占有权、“海洋国土”归属权、海洋水域的管辖权、海洋资源开发权、海洋空间的利用权，海峡通道的控制权。它涉及到海洋的开发、利用、管理、安全、保护、防卫等问题，包含海洋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总之，海权发展战略具有复杂性、广泛性、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不仅投资大、风险大、科技含量高，而且还要对海陆一体、军民结合、平战兼容等问题进行全方位构想。因此在确立国家海权发展战略时应当从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广度和发展深度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切实做到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第二，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海权。“海权的得失勾勒出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形成了强与弱、兴与衰的历史。”在反思中华海权史时我们会发现一连串发人深省的沉重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海上的辉煌到郑和之后没有再继续发扬光大而与西方保持同步？为什么海洋在近代没有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途却成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的捷径而致使国家海权沦丧？为什么近代中国建立的庞大舰队最后葬身海底而没有把中国引向繁荣与富强的航程？为什么新中国能够收回近代丧失的海权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家海上实力和发展中国海权？[Microsoft1] 那么，到底是海洋误国，还是海洋强国？海洋可以误国也可以强国，其关键在于如何去认识和利用它。“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海洋观念最集中地体现于其海权思想，即对是否开发与利用海洋、为什么开发利用海洋和如何开发利用海洋的基本认识和态度。”[2]2-7临海的国家如果能科学认识并用好海洋，其发展就快。反之，认识不到或认识错误，就会阻碍其发展。如中国历史上那种认为“吾国落后挨打，责之因靠海也”，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以这种心态对待海洋只能被历史的大潮所无情淘汰。

第三，要以务实的精神发展海权。海权的获取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个国家通过一两次大海战的胜利就能获得海权，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旧中国国力衰竭，致使海权沦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极大地增强了海上实力和捍卫海权的能力。但目前总的来看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大，为中国海权的巩固和发展所能提供的支撑作用还十分有限，而中国所面对的亚太地区“海洋擂台”上又强手如林，太平洋仍不太平，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海权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要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筹划海权。“一个沿海国家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往往与这个国家是否拥有海权和拥有什么样的海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海洋作为“蓝色宝库”、“第六大洲”，是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和安全空间，是增强海权的重要源泉。同样经略海洋、发展海权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正如宋健同志所说：“海洋开发是中华民族今天和明天的希望所在，牵涉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牵涉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要作为一项重大国策来抓”。[6]138因此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拥有和发展海权。当然中国需要的海权不是攫取殖民地、掠夺他国财富、强制他国服从自己的意志的海上霸权，而是为中国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拥有了海权，中国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有了保障；中国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有了保障，就能够产生稳定；中国稳定了，世界各国的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中国要拥有海权，不仅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幸事！”[3]2-3

海洋世纪的太阳早已升起，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奋起直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就一定能够以海洋强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铸蓝色的辉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远洋航线安全保障能力研究”（09BGJ007）部分成果] ———————————— 参考文献：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7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策

0 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安徽省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指出, 要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 (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时, 强调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提出实现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 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由此可见, 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可谓是现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已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1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或者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 各类业已存在的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服务价值或功能。也可以说, 每一项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

我国农村土地的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是事关我国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以下称《农村土地承包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称《物权法》) 的颁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加以确立, 从而构建了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私”权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但是, 《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仍旧存在着诸多不足, 特别是对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的规定, 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1.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广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是指在遵循土地所有权归属不变的原则下, 土地承包人将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 至于受让方是否改变承包地的用途, 只要其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 其他则在所不问。狭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是指在确定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 在遵循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原则下, 权利人合法自愿地将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或部分权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 通过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入股、抵押等方式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 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流转。

虽然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模式,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现实中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 普遍存在的是“分”。这一情形导致经济资源分散, 管理效益低下, 产生了土地规模小和地块零碎分散的矛盾, 致使先进生产工具和机械化作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必然是对先进劳动力、农业机械的限制和劳动时间的浪费;农村承包经营户在农业内部的兼营倾向, 制约着土地的投入和技术改革, 导致大量的粗放经营现象的出现;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分散经营, 难以与大量市场建立真正的直接联系, 从而阻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为了克服这些阻碍, 途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麻昌华等 (2008) 通过对全国十个省的抽样问卷调查发现, 农民对自己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采取了转包、互换、抵押、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 各省农村土地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麻昌华, 汪安亚 (2008)

在对上述十省的调查中, 受访者已将承包土地流动给他人耕种的比例分别是:四川省46.48%, 贵州省22.65%, 河南省15.17%, 山东省19.10%, 江苏省41.67%, 山西省17.78%, 黑龙江省29.28%, 湖北省23.20%, 湖南省44.26%, 十省平均23.01%。以上调查数据表明, 我国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采用转包、互换、出租、入股、抵押、反租倒包等方式流转为主。十省平均有23.01%的农户已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流转。由此可以推断,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全国范围内已较为普遍。从另一方面也说明,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需求。

1.2 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不足

我国《物权法》第128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法第42条同时规定, 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这些法律对流转方式的体系设计表明, 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这些流动方式对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建立农村产权市场以及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相关法律的确立除了具有上述重要意义外,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1.2.1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是

进行市场交易的基础,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也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目前, 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是乡 (镇) 集体经济组织, 也可以是村集体, 甚至可以是村小组。但各自的权利和边界并不清晰。显然, 这里的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 形成了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必然导致了对土地事权、财政权的模糊, 从而必然在土地产权市场中为权益而争, 这也就人为地加大交易成本, 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市场的分配效率的下降。特别是国家依然保留了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以及管理权, 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 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 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此外, 现行法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也存在着限制性规定。例如, 《物权法》第124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 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时要受到本集体成员资格的限制, 从而限制了流转人和受让人的真实意愿, 将那些是种田能手而又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让人排除在外, 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流转, 最终必然也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

1.2.2 缺乏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

《物权法》第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民土地,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些规定都出现了一种土地流转方式即抵押。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抵押, 而那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不可以抵押。这一规定既是对农民的歧视, 也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另外, 由于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 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的法定程序不能得到严格遵守, 最终也可能会损害流转农户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 物权的变动方式是法定的。根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应签订书面合同。然而根据调查, 就转包这一种流转方式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的平均就达65.92%。即使有书面协议, 协议的条款不规范、不齐全、不具体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流转期限比较短且不稳定, 大多数转包都可能随时终止。这种状况极易引发纠纷, 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又难以解决, 从而给农村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可以说, 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 也不利于对受让户利益的保护。

1.2.3 城乡分割的土地二元市场和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国家垄断一级市场, 国家征用是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 而除此之外, 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则无法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目前这种国家通过对征地市场的行政垄断而导致的城乡土地市场分割而言, 实质上仍然是靠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又致使有意愿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不愿也不敢最终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些都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相违背的。

1.2.4 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滞后

目前, 土地具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使部分农民把它视为命根子, 即使已经有其他就业门路, 也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致使土地流转的进行缺乏动力。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使农民仍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农外就业的最后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宁肯种“粗放田”、“应付田”, 甚至不惜暂时抛荒, 也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权。因此, 在没有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土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

2 对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的积压导致了农业的低效率, 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又为农民的转移与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 人地关系的变化与矛盾的转化就成为新制度变革的诱因。事实上, 在我国实行第一轮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就已经出现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在第二轮承包后, 土地的流转变得广泛而多样。到2001年, 广东的农地流转发生面积就已经达到255万亩,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 涉及农户105.05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9.22%。流转方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小调整、入股、租赁等多种方式。

各地不断提高的土地流转发生率, 就表明了环境条件变化对新制度安排的强烈需求, 也是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它反映了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要素要求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迫切性。

2.1 适度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必要的产权基础

实践充分证明, 明晰规范的土地产权关系是农村土地有效流转的基本前提。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的无序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滞后。在确保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的土地更多的权益, 如抵押、转让、租赁等等, 使农民充分地享受土地占有权, 是下一步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应予以明确和保护的重要方向。只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了一种完整的产权, 农民在土地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这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

2.2 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走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较为适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 必须继续稳定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当前, 土地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谋生的主要手段, 更是农民的最大社会保障。因此, 必须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 进一步明晰土地使用权的产权界定, 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决策权界定给农民, 这样农户才能成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 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克服短期经济行为, 并保护好耕地,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3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

实现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和土地利用必须以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为前提, 这种素质包括文化科技水平、实际操作经验、政策法规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等。因此, 广大农村的当务之急要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以及农村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 以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2.4 建立健全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业对自然灾害等风险的缓冲能力, 同时使广大农民医疗有保障, 失业有保险, 以解除农民对土地转让后的后顾之忧。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对放弃土地的农民应该在身份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必要的援助, 特别要强化可持续就业能力的培训机制, 避免城市流民阶层或城市“平民窟”的产生。

2.5 在推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建立严格而规范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要推进土地流转, 必须进行严格而规范的制度匹配。第一, 必须严格控制土地的流向, 力避耕地资源的流失。第二, 严格土地征用制度, 完善土地补偿机制, 严厉制止各种强占与寻租行为。第三, 为了避免土地流转与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垄断, 避免官商资本对农民的排挤, 杜绝强势资本的欺行霸市, 有必要对进入主体的身份、进入方式与进入空间作出明确的界定, 并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第四, 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利益, 国家应该对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农民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实行财政补贴, 以增强农民参与基本农田保护的积极性。

3 结论

综上所述,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想实现新的跨越式的发展,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可以说, 在保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的条件下, 实行农村土地流转, 有利于解决农村人地矛盾和耕地抛荒问题, 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 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稳定农业生产;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农业发展, 并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平华.土地承包经营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89.

[2]高富平.土地使用权和用益权————我国不动产物权体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38.

[3]麻昌华, 汪安亚.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6 (4) :114.

[4]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篇8

关键词 农村；养殖业；技术推广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01--02

据研究，目前我国农村畜牧养殖业环境污染现象相当严重，导致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问题日益严重[1]。为改善该现象，应从生产方式转变、行政管理、技术和法律等层面来对农村畜牧养殖技术进行推广，做好疫病防治，造就良好的生态环境，充分提高畜产品质量。本文将对农村畜牧养殖技术推广进行分析与研究，分别从：农村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农村养殖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分析，3个部分进行阐述。

1 农村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养殖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规模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分散养殖变成了集中养殖，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问题，就拿贵州仁怀来说，现有大中型畜牧场2 500多家，其1 a排放的废弃物多达700多万t。例如：贵州省仁怀市某鸡场的养殖规模非常大，但由于对鸡场垃圾处理不当导致其地下水硝态氮污染也比较明显。此外，水产养殖也会带来很多污染，如：鱼类粪便、饵料沉淀都会影响到水环境，兽药等有害物质残留到水田中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安全隐患。此外，养殖户不科学的喂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的产生，部分养殖户都是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未完全掌握科学的养殖方法，导致环境污染现象逐渐加剧，对我国农牧业的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食品安全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对人们身体健康有严重威胁[2]。为促进我国农村畜牧养殖业的有效发展，我国政府必须大力支持农村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制定相关法律，加强对养殖户的文化素质水平培养，减少畜牧养殖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现象。

2 农村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养殖业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制约了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2.1 技术观念落后

在农村养殖业中存在很多问题，造成技术较为落后，因为多数是人工饲养，其机械化程度也比较低[3]。不仅如此，因为农村信息不对称，造成一些农户对市场行情的掌握程度不够，一些养殖户无法获得较好的养殖收益。此外，还有一些养殖户在其饲养过程当中因为缺少足够资金，所以出现了半途而废等情况，导致经济损失过大。在养殖过程中，很多技术观念都要养殖户去多研究、创新，但一些养殖户的技术观念和管理观念相对落后。不仅如此，农村养殖户还易出现恶性竞争，而这种竞争能造成价格极速下调。

2.2 养殖人才少

现阶段，我国现存的体制当中，很多学校没有设置与养殖业有关的专业，究其原因，主要是愿意专研这门专业的学生太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养殖业的人才非常少[4]。目前，农村养殖多为非专业人员依照自身的经验来进行。不仅如此，因为目前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较低，且从事农业方面的户主专业人员待遇不高，所以，一些专业人才不愿意加入养殖业。此外，养殖业的利润较低，一些养殖企业缺乏资金与各大农业院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养殖行业的发展。

2.3 销售渠道过窄

销售渠道也就是将产品转移给消费者的路径与通道，它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商业机构，主要作用就是将生产者与用户有效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通道。在销售渠道中，起点为生产者，用户为重点，其中间环节包含了零售商、批发商及商业服务机构。在农村，特别是养殖业，其销售的渠道非常有限。如禽类等产品，大部分都是本土的消费，向远方市场发展的概率较低。因此，销售渠道有限还是制约了养殖业的发展。

3 促进农村畜牧养殖发展的相关策略

3.1 技术创新需加强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养殖业当中，要做到技术创新还是比较难，特别是自主创新那难度也就更大，但是有效的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养殖业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提高养殖业的产量与销量[5]。因此，农村相关养殖企业必须要将内部技术创新工作加大，让用户能与企业之间有很好的互动，使内部技术的配合得以实现，以此形成良好的化学反应。

3.2 加强监管机制

为促进农村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农牧业环境的严格监管，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多部门互相配合管理。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存在条文不配套，监督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环保部门没有发挥出有效作用来控制农牧业发展中产生的污染，对于农村畜牧养殖技术优化程度不够[6]。因此，相关部分必须制定相对完善的农牧业污染防治政策，健全农牧业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增强监管机构执法能力，利用监管部门来对污染现象进行严格管理，有效减少农村畜牧业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

3.3 加强对养殖户专业知识的培养

为促进农村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养殖户专业知识的培养。例如：养殖户在养鸡时应选用肉鸡全价颗粒料，最开始应用水将饲料浸泡，同时添加5%～10%的完整谷粒（或小麦），并给予10%～15%的青绿饲料。政府要帮助养殖户形成良好的专业养殖意识及环境保护意识，多开展一些养殖知识培训会，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其中，对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要分析警戒，让他们知道加强环境保护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事项。

3.4 做好疫病防治，提高畜产品质量

动物疫病严重影响了畜产品质量的提高，养殖场应树立“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理念。加强对动物疫病的监测，要想提高动物疾病诊疗水平，应严格规范兽医的管理，需以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實现兽医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避免出现为了牟利而产生的乱象情况。规范管理时可以实施相关兽医法，规范兽医的执业流程，根据实际需求补充修改兽医执业制度。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动物疾病诊疗水平，进一步促进该水平的提升。另外，针对兽医组织机构方面做出的规范性管理，可以相应的增加机构的数量，以满足实际的需求，保障兽医组织机构的资金投入，对兽医组织机构的职能持有充分的认识，发挥出该组织机构的良好作用。

4 结语

目前，虽然我国在农村畜牧业养殖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农村的养殖业还是存在很大的发展前景，只要资金及技术能够到位，就能有效发展农村的养殖业。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大力引进新技术，应用农村现有的土地及人力资源，将农村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为保障农牧业全面发展，还须加强对农村畜牧养殖技术的监督管理，做好疫病防治，提高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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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少东.浅谈过度发展陆域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及整治对策[A]//福建省土地学会.福建省土地学会2012年年会论文集[C]//福建省土地学会：，2012，12（3）：155-156.

[3]覃海耀，韦艳华，黄兰花.都安县农村养殖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养殖技术顾问，2010，10（3）：212.

[4]程世信，张江，丁丽娟.浅谈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2，S1（3）：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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