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通用5篇）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篇1

合众人寿养老新模式:合众保险对接养老社区

近年来，合众人寿保险公司进行了战略性尝试，以“打造以养老和医疗服务产业为辅助的上市金融保险集团”为目标，进而发挥合众人寿在养老领域的优势。与此同时，合众人寿在保险与养老服务业结合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也积累了很多可贵的经验。2013年，合众人寿在武汉投资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险资养老社区，也是第一个借鉴美国模式AAC+CCRC的复合型养老社区。同期，合众人寿推出了国内第一款与养老社区对接的实物养老保障计划，这将在未来实现“买合众保险，住养老社区”，合众人寿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养老产品开发模式。

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十条”)，“新国十条”明确指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重要论述，把保险业的战略定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

2015年保险行业势必将乘着“新国十条”的东风，开创保险行业的发展新纪元。合众人寿也势必会巧用天时，同时明确合众人寿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新国十条”首次提出了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概念，并将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从行业意愿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不仅大大改善了保险业的行业形象，提升了行业地位，优化了行业的发展环境，也提升了保险从业人员的自信心。过去，由于外部环境和行业自身的问题，社会大众对保险产品、保险从业人员和整个保险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认识误区。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宣传保险，服务客户，让广大社会群众正确认识并全面了解保险行业，了解保险对社会、对每个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意义。

同时“新国十条”还在宏观层面上为保险业勾画了一个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的宏伟蓝图，并且提出了各项具体指标，更在许多具体领域做出细致描述。这让保险行业的发展目标具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也给保险从业人员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让从业人员有了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有了新定位和新目标，必然也要有新要求。“新国十条”从提升保险业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角度出发，对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全体从业人员提出的新挑战。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这些要求必将大大提升保险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体保险从业人员只有提高自身素质，敢于担当，才能切实履行好自身义务，承担发展保险行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面保障的社会责任。

“新国十条”的出台无疑为保险行业创造了空前的利好环境。同时也明确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2015年是“新国十条”落地执行的新一年，政府已为保险业搭建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关键就在于保险业能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这主要还是各保险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内涵式发展，同时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推动各项利好政策的切实落地。

老有所养一直是国家重视的民生大计，保险业怎样发挥金融功能，创新服务养老成为“新国十条”的重要关注点。“新国十条”将保险的重要性提高到“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支柱”的地位，并清晰界定保险的三个重要角色，分别是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健康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社会保险市场化运作的积极参与者。

“新国十条”明确提出，保险业要“投资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保险服务业与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并首次明确要求加强养老产业和健康服务业的用地保障，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统筹考虑养老产业、健康服务业发展需要，扩大养老服务设施、健康服务业用地供给，优先保障供应。不得不说，这是对于保险服务养老方面的重要政策支持，这在更高的层面促进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领域。随着我国老龄化的日益加剧，保险业在社会管理、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保险业也应从整个社会管理的高度，在实践中推动我们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老年医疗、老年失能保险、护理保险等商业保险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新国十条”也提出，“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

“新国十条”的出台使合众人寿更加坚信了公司战略，“打造以养老和医疗服务产业为支撑的金融保险集团”。未来，合众人寿将进一步发挥在养老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养老社区新型业态，进一步开发有特色的、与养老社区结合的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买合众保险 住养老社区”的养老梦。

合众人寿将迎来十周岁的生日。过去十年，合众人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十年，新梦想，未来十年合众人寿将以发展为目标，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2015年，合众人寿将通过系列新举措，坚持以客为尊，构建iCare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友善简单、扎实可靠、事捷功倍的服务。

我们相信，在中国保监会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乘着“新国十条”的东风，包括合众人寿在内的各保险主体必将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强健体魄和最佳状态改革创新，奋发图强，共同开启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历史新篇章，中国保险业也必将开创辉煌的新纪元。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篇2

跟许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我国正在集中精力大力发展经济, 对快速到来的老龄化问题, 在认识上和思想上都缺乏足够的准备。老龄化的问题, 需要我们从政府到社区, 从单位到个人, 全社会行动起来, 各部门多方协作, 齐抓共管, 才能共同应对。

2008年初,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联合十部委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 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 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 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老年人的照料问题就成为一个艰巨的问题, 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老年人不仅是被照料的对象, 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作深一步的研究, 以满足和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一、完善社区服务中的用人机制

1. 积极推行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养老服务工作应该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养老护理员取代社区或职介所提供的家庭钟点工或保姆。按照国家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的要求, 制定相关培训计划, 将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逐步纳入职业资格制度, 从而实现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从业规范化, 提高养老服务人员队伍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为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提供支持。

2. 建立社会工作者制度, 设立养老服务的社工岗位, 吸收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养老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 并建立相关制度, 为从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努力提升养老机构的专业化水平。

二、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以社区为单位, 建立相关制度, 鼓励老年人通过参与社区服务为自己将来打下基础。在一些发达国家, 盛行老年人互相照料或积蓄货币购买服务的养老方式。美国2.7亿人口中6000万人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他们当中有1500万人从事社会性服务工作, 他们每星期要工作10~20小时。在日本推行老年人护理的“时间银行”, 就是把照料别人的时间储存起来, 等到将来自己需要护理的时候, 再从“时间银行”取出来获得他人服务等。在我国的一些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也已率先推出了类似的服务形式。这种养老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1. 努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以老养老。

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成为了社会的巨大负担, 但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比如, 社区可以设立时间储蓄或劳务储蓄银行, 安排健康、低龄老人或老人的家人为别的老人提供的服务时间或劳务, 将这些服务记录在个人的账号上, 进行劳务储蓄, 将来拿着这个劳动时间储蓄卡就可以获取他人对等的服务。另外, 对于目前希望得到服务的老年人, 可以依据不同情况, 提供收费、半收费或免费的服务, 老年人及家人从自身利益出发, 就会更愿意参与这种提供养老服务的形式, 形成良性循环。

2. 社区成立老年人再就业机构。

该机构的职责是对本社区的老年人才登记和进行分类, 组织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可以组织老年教育工作者开办老年大学, 周边的老年人可以报名学习, 使老年人老有所学;可以组织老年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服务, 老年人可以就近就医, 减轻老年病人的医疗费负担;聘请离退休企业管理人才, 兴办福利型企业,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等等, 这些老年人兴办的机构也可以为当地社区提供相关服务, 从而为老年人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当然, 他们的劳动也可以用时间银行的方式进行记录, 为将来的“被服务”做准备。

三、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

由社区牵头建立志愿者管理中心, 该中心与周边大专院校建立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并广泛吸收致力于老年服务的社会各界人士做志愿者, 定期为本社区老年人以及养老院提供帮助和服务。社区要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为老年人献爱心, 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儒家思想在老年照料产业中深入人心。

四、整合现有资源, 形成网络化服务体系

彻底打破以往社区和单位条块分割的局面, 全面统筹和高效地利用社区内的养老组织和设施。政府可以采取收购等形式, 统一收回社区单位原有的福利院、养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等机构, 进行资源整合。在提供服务的对象上, 将服务扩大到全体老年群体, 而不应只面对部分高龄和行动困难的病人。在服务内容上, 可以按照轻重缓急, 先满足最为迫切需要的几项要求, 再扩大到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发展老年照料产业须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既不能超出了社会需求和家庭的承受能力, 也不能落后于社会的需求, 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根据当地家庭养老问题中存在的不足, 在社区设立能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及能为大多家庭所能承受的多层次的服务项目, 形成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全覆盖的老年护理设施网络, 在每个社区都设立家居养老和护理中心, 为老人提供方便服务。

五、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各种为老服务设施

街道社区可通过再就业方式, 鼓励社会富裕劳动力兴办养老服务实体或进行社团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后, 这些组织或机构可以为社区的老年人提供多方面的无偿、低偿或有偿服务。街道办事处也可通过跨区域公开竞聘, 按照市场化管理的方式与家政服务公司或为养老服务实体签订服务协议, 认真做好为老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篇3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当地留守老人现象极端普遍。不赶集的日子,走在镇里的大街上,街面上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的身影。而这也正是当下贵州农村的真实写照: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大多仅留老人和孩子在家。农村家庭的“空巢化”加剧了贵州农村老人的负担,养老问题日渐突出。

一、研究背景

早在1996年国家就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于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201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2013年7月1日开始实施。当下贵州农村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但在当前农村家庭空巢化的背景下,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现状不容乐观。

按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贵州省在2003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2年底,贵州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为479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3.8%;预计到2015年,全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600万。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60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省民政厅数据显示,贵州全省目前有养老机构1191家,床位49000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9.77张,而目前全国平均数据是每千名老人17.7张。[1]

随着城镇化地不断推进,人口老龄化地持续发展,占全国老年人75%的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渐凸显,其中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尤为牵动人心,而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却又难上加难。

二、当前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

其实,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虽然未能完全引发社会的关注,但早已受到学界关注。叶敬忠教授在其“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课题组对全国留守老人及相关群体进行深入实地的调研后指出,80.9%的农村留守老人依靠劳动自养。由于子女外出务工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留守老人的健康和福祉,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2]

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一个全国农村的普遍性问题,这一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农村表现更为突出。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贵州人口总数为3475万人。2013年两会期间,有媒体提到了贵州外出务工人员630万,媒留守儿童达到116万[3]。虽然笔者无从确知留守老人的总数,但基于媒体提到的外出务工人员及留守儿童状况,我们不难推知贵州留守老人的大致规模,及其所占人口比重。

在“未富先老”的社会大背景下,贵州多民族地区的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历史以来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更多本应成为受照料者的贵州留守老人承担了更多经济社会责任。为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须引起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的研究在贵州学界也已开展。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韦璞在2012年7-8月期间,组织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暑假期间,对贵州农村老人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分析贵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其调研范围覆盖了贵州省九个地州市30个村庄,成功访谈了282位老人,[4]是基于对整个贵州层面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展开研究的主要代表。而以贵州县域农村留守老人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唐莎莎《黔东南州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及思考——以剑河县、三穗县为例》、罗蓉《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研究——基于贵州省兴仁县的实证分析》等;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研究点为对贵州苗族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的关注,如黄迪《黔西北六寨苗族留守老人生存质量研究》、桂海君《贵州苗族地区留守老人问题研究》、唐莎莎《黔东南州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及思考——以剑河县、三穗县为例》等等。

由既有研究可知,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既具有全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诸如民族性、地方性、文化性方面的不同特征。在实地调研基础上,韦璞认为:“贵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非常迫切,留守老人生病无人陪伴和照顾的情况常常发生,而且已经开始向邻居、朋友等群体‘溢出’,即在没有核心家庭成员照顾的情况下,留守老人已开始向其他人群求助,孙子女也承担了一定的照料义务,但村委会对此没有任何对策回应。……精神慰藉并未成为农村留守老人的迫切需要,他们最为急切的困难是提高收入,在生病的时候能够得到陪护和照顾。”[5]同时,对贵州苗族农村留守老人的相关研究表明,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域条件,限制了当地的发展,苗族老年人口对其自身生存质量和身体健康状况评价不高,生病就医成本高[6]。

总体来说,贵州农村留守老人普遍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普遍差;由于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子女不在身边,不能很好地应对安全隐患,普遍缺乏安全感;且由于文化传承的原因,老年人能参与的休闲娱乐活动少,设施少,缺乏精神慰藉。[7]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处境困难,民间信仰缺失,传统“孝”文化受到较大冲击,留守老人权威丧失;贵州农村核心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老无所依”。

一是贵州农村老人收入低,外出打工子女对其生活改善贡献有限。在对其现金、实物和捐赠收入进行加总平均后显示,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平均月收入为396元,实际现金收入较少,且分布不均,相互间收入差距较大[8]。

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世界的理念,以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等等,对传统优秀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民间信仰缺失,“孝”文化也受到极大影响,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老人的权威被彻底打破,传统“孝”文化生存土壤受到极大破坏。

三是外出务工青壮年占比较大,农村核心家庭空巢化。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贵州常住人口总数为3474.65万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2300.47万人,占66.21%。据相关媒体报道数据显示,2013年贵州有630万人在外打工,即在外的青壮年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为27.4%,占总人口数比率为18.13%。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这也就使得农村核心家庭空心化的状况蔓延开来,留守老人地养老问题更为普遍地在贵州存续。

基于以上原因,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出现了“老无所依”的处境,其解决尚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塑明见信仰而慢慢消解。

2. 基层组织缺位,社区建设乏力,新的养老保障体系进展缓慢。

一般认为,基层组织包括两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包括城市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二是基层政府。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根据宪法规定开展的村民自治的基本任务,二是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人民政府以及与集体经济组织发生关系而承担的任务。通常来讲,村民自治基本任务包含四项,即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从而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李昺伟将所有的社区建设内容归纳为基层政权建设、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三类。[9]结合村民自治实际,社区服务也当是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依据韦璞调研资料,留守老人在经济方面主要依靠核心家庭成员,其他亲属、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留守来吖噢饿你的经济供给微乎其微。在生活照料方面,依靠村委和政府及其派人照顾的分别为0.4%和0%。可见,基层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在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

同时,有研究者认为,贵州农村“五保”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得到解决,但集中供养情况不容乐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有序推进,但试点成效甚微。[10]

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组织公共服务地缺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了社区建设地乏力。新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贵州已起步,但取得成效尚待时日。

3. 亲友自顾不暇,邻居给予留守老人更多帮助。

韦璞对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方面展开问卷调查,问卷列举了10个可选项,可多选。统计结果显示,41.1%的留守老人由配偶照顾,28.8%依靠邻居照顾,14.2%靠朋友照顾,另有17.4%靠未外出子女照顾和10.6%由孙辈照顾,由亲戚照顾的仅占5.7%。[11]在可多选的情况下,调查显示,能获得亲友照顾的留守老人比例有限。相较于亲友而言,邻居给予留守老人更多帮助。

实质上,如能很好调动并发挥邻居的作用,留守老人生活照料上将会有更多突破,毕竟“远亲不如近邻”。

4. 精神无所寄托,留守老人“老无所乐”

对于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情况,由于各相关研究者切入点不同,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如韦璞调研统计结果显示,留守老人精神状态较好或很好的比例占49.8%,精神状态很不好的比例仅占2.5%,其他为一般或较不好;并由此得出“老年人对子女回家次数、电话慰问次数等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一般都非常支持子女外出,并能够理解原谅子女在精神赡养方面的供给不足。”[12]而黄迪调研认为,绝大部分六寨苗族留守老人都希望子女能常回家看看,仅4%的老人不希望子女常回家看望他们。而其中61.3%的老人迫切希望子女能够经常回家看看。[13]

同时,罗蓉从农村留守老人闲暇活动情况、社会交往情况和心理压力情况几方面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串门聊天和看电视是留守老人最主要的闲暇活动,分别占86.63%和58.38%,其次是散步,占45.84%;同时,留守老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交往频率并不高;此外,从留守老人自我心理感受来看,78.6%的老人会觉得孤独,46.2%的老人会觉得害怕,21.54的老人会经常觉得情绪低落,从而得出欠发达地区留守老人的公共文化生活几乎是一片[1空4]白,平时从其他家人获得精神慰藉有限,缺少心理安全的结论。

结合实践,总体来看,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打工后,虽然能理解子女所面对的经济和就业压力,但仍缺乏精神慰藉,能参与的公共活动或交往较少,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基本处于“老无所乐”的状态。

5. 地处偏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工作介入较少或无从介入。

作为云贵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不临边、不临海、不临江的内陆省份,具有多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特征。这也给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更何况农村留守老人。

三、对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路径的几点思考

有学者认为,留守老人问题是社会转型代价向农村转移的公共性问题。但是,因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双重“失灵”,老人们长期处于“自养”状态。[15]实际上,这一状态在贵州农村留守老人中体现更为集中。随着老龄化地持续推进,在农村留守老人年龄增加,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更加迫切,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以社区委依托,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工作的制度化的养老照料体系。

(一)政府主导下,积极培育并推动家庭供养为主,老人居住在家,以社区为依托,由社区提供基本养老保障服务的社区服务型养老模式的发展,不断完善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所谓社区,即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体。[16]虽然,费孝通先生做出中国“差序社会”格局论断的社会背景已然改变,但中国“差序社会”仍然存在,尤其在乡土气息浓厚的贵州农村,留守老人们仍习惯于生活在家庭中,仍习惯于那个熟悉的环境和身边亲人朋友的陪伴。这也就对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区服务型养老,是指由所在社区通过有组织的运作机制向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以满足其经济供养以外的养老需求的养老模式。[17]目前,在农村居家养老中主要存在孤寡老人自理型、配偶互助型、子女照料型、社区服务型等养老模式。前三种类型为传统养老模式,都偏重于倚重家庭自身的力量。当孤寡老人、配偶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子女外出务工了,家庭养老将无从实现。这也就对社区服务型养老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学者在对英美日三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美国根据需求不同,在对老人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提供多样化服务以供选择。[18]英国社区养老主要以政府建设为主,提供了免费社区活动中心、家庭照顾补贴、暂托处、老人公寓、居家服务老人院等多样化服务。而日本作为典型的亚洲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建立了以家庭为依托的社区老年服务模式,提供全面的家庭照顾服务,建立居民互助型的非营利组织,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形成了养老尊老良好社会氛围。[19]比较研究后,认为我国今后社区发展中,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二要完善社区老年服务的法律法规;三要提供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服务;四要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五要扩大社区志愿者队伍;六要建设专业的社工人才。[20]

基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缺乏社区养老传统,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迫切等情况,结合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养老”为基础的传统养老模式,贵州应在政府主导下,推动社区建设,不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提供家庭照顾等服务,并以地方法律法规的方式将服务内容及取得资格等予以明确,给予倾斜性规定,方便贵州留守老人完成相关申请。从而实现农村留守老人在社区养老模式中得以安享晚年的目标。

(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开展专业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配合完成社区建设工作,根据留守老人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或给予指导。

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21]这一界定指出了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助人。专业的社会工作始终围绕受助人的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开展助人服务活动。其区别于一般地助人为乐之处在于,专业的社会工作关注对于受助者开展有尊严的帮助,并以此修复并且完善受助者因为资源缺失或因社会与经济不公正而没有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使受助者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22]

贵州农村留守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的养老现状亟待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一是专业社会工作可积极寻求并整合各类资源,针对有特殊需求的留守老人特殊需求展开个案工作,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进行心理辅导,疏过解老人心理压力,排除其孤独感;通过对老人进行再教育、再培训,促进老人个人发展,实现其个人价值。二是专业社会工作可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开展小组工作,通过建立留守老人自助小组等方式,将社区老人资源整合起来,并加以积极引导,促进老人间地交流与认同的,实现相互间给予必要的帮助,从而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三是社区工作地开展,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实践形成有效社区支持系统。留守老人养老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来自家庭、社区(邻里)、国家等多层次力量地支持。专业社区工作引导老人子女给予其应有的经济支持与亲情问候,对老人开展专业的培训,成立互助组织等具体工作,整合社区资源,发挥了专业社区工作优势。

总之,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将专业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工作方法应用于农村留守老人的诸多干预实践表明,“社会工作从微观上排解农村留守老人困境是一种低成本、效益高的方式。”[23]社会工作介入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意义重大。

结论

当前情境下,建构政府主导下,社区为依托,社会工作介入的养老模式,对于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乐”有其现实意义。有学者指出,为实现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老人中的应用,需要完善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财政支持,加强社会工作相关各项制度建设,并鼓励民间服务机构发展,培育非政府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24]而这同样适用于贵州老年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实现。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篇4

关键词：农村,社区居家养老,诸暨

随着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当前人们在改进农村养老模式的必要性上已没有太大争议, 但对集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之优点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还比较陌生。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 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诸暨市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探索

诸暨市现有老年人口21万余人, 占总人口比重20%左右, 其中16万多老年人生活在农村社区, 占老年人口的近75%。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 诸暨市以“银龄互助、邻里守望、助老劳务储蓄”等为手段, 探索构建“以家庭照护为主体、社会 (社区) 服务为依托、志愿服务为补充”的“互助共济”型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1.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⑴全面实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建设。诸暨市建有市、镇乡 (街道) 、村 (社区) 三级联动, 分工明确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网络。从2009年开始, 诸暨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市场化运作, 建设了生活护理、休闲娱乐、老年爱心食堂、阅览室等大量设施, 89008800家庭 (养老) 服务信息平台, 为居家老人安装“一键通”等现代养老方式。在此基础上, 2013年起, 依托全覆盖农村社区的“星光老年之家”, 鼓励符合条件的升级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 , 目前已建成80家功能特别完善、覆盖面广的照料中心并投入使用, 以照料中心为依托, 整合老年协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等活动。

⑵将养老机构纳入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把全市27家镇乡 (街道) 敬老院转型升级为社会福利中心, 整合医疗、体育、文化等资源, 全面提升综合实力。一方面直接承载供养、寄养、社区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 一方面发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职能, 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并为辖区内家庭养老护理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供支撑, 提升其照料、护理能力。2013年已建成8个示范点, 三年内实现全面转型。

2. 创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式

⑴市场运作模式。2009年底, 诸暨市筛选确定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公司运作管理、连锁经营服务”的模式, 把居家养老服务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结合,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不久前, 市暨阳美好社区服务中心被枫桥镇引进, 成为试水居家养老服务的又一家民非企业, 承担居家老人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保健、紧急求助、心理咨询、精神慰问等服务项目, 令居家养老服务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之路。

⑵数字化养老模式。近3年来, 诸暨市为社区1368名居家老人安装“一键通”, 确保为老人提供24小时贴身保姆式服务。依托这一平台, 释放老年人消费需求, 只要拨通热线, 就能得到相对低廉优质的自费购买服务, 既解决老年人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又使得企业在社会化运作中取得合理回报。

⑶低偿服务模式。在志愿服务的基础上, 探索低偿服务模式。如陈宅镇陈宅村有一支由23位村民组成的居家养老服务志愿者, 他们为全村失能老人上门护理、理发、洗衣、洗被, 收取低廉费用, 激发潜在的养老服务需求, 也保障了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各社区建成的老年食堂也开始尝试低偿服务, 为老人提供午餐。老人可以在照料中心活动一整天, 这为许多白天外出工作的子女解除了后顾之忧。

⑷银龄互助模式。诸暨所有农村社区都建有老年协会, 依托协会实施银龄互助项目, 鼓励健康、年龄相对较低的老年人帮扶空巢、高龄、病残、失能老年人, 开展互帮互助、以老助老的志愿服务。比如在王家井镇, 可以由老人就近选择已登记的邻居、亲戚进行结对, 采取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服务模式, 结合养老服务评估和补贴制度, 不仅解决了老人的日常照护问题, 也为大龄农民再就业开辟了道路。

3. 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⑴引导社会慈善聚焦养老。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 有识之士、爱心人士率先把关爱的眼光投向老年群体。累计已有3000万元捐款投向城乡社区, 帮助改善养老服务设施, 资助老年人文体社团等, 丰富老年人生活。如璜山镇姚王村由太子龙集团出资设立“敬老日”, 每年正月初六为全村老年人拜寿、发放红包。再如同山镇西源村一位企业家每年为该村老人每人发放600元慰问金, 两年共投入48万元。

⑵壮大志愿帮扶队伍。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功能的同时, 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志愿为老服务。积极与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学校和企事业合作, 建立为老社会支持系统, 探索建立“助老劳务储蓄”保障机制。每个城乡社区都组建了“银龄互助”志愿者帮扶小组, 党员干部志愿者帮扶小组, 青年、妇女志愿者帮扶小组, “十小”行业志愿者帮扶小组, 对需要照料的老人, 建立联系卡制度, 开展多种形式的“结对上门”、邻里守望服务。目前已建成志愿者服务队伍562支共74407人, 受益老人5万余人。

⑶实施老年优待政策。诸暨市从2006年开始实施老年人优待政策。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旅游景点及各类展馆, 其他老年人享受半价优惠并为老年人购买出行保险。老年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成立了市法律援助中心老年人工作站;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持续较快发展, 老年电大教育点已覆盖全市502个村 (居) , 市老年活动中心开始规划建设,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二、诸暨市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启示与思考

1. 经济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物质基础

中国农民的养老品质差异与当地经济差异水平紧密相连。诸暨是工业强市, 强大的财政实力保证了各项养老补贴和老人优待政策的实施。2013年诸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补贴资金列入市级财政预算2000万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100元, 80周岁、90周岁以上老年人再分别享受高龄补贴每月30元、50元, 在此基础上, 向百岁老人发放300元每月的保健补助费;落实资助困难人群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困难老人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市镇两级财政各承担50%;对于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站) , 给予3~5万元的建设经费补助, 每年拨付1~3万元作为运行经费补助。

2. 社会参与: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不竭源泉

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更是全社会的责任。诸暨市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一是多方筹措社会资金。诸暨的农村大多拥有驻村企业, 企业主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或其后代, 普遍具有建设“生活共同体”的意愿。诸暨市鼓励和引导驻村企业共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目前已吸引了3亿多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敬老、爱老的大军中, 许多村里的“敬老食堂”都是在村民“几桶油”“几斤米”“几百元钱”的资助下慢慢建设起来的。二是社会组织积极有为。尽管村里有各级财政补贴和社会慈善捐款, 但“坐吃山空”不能成为长久之计, 为使这笔钱能“生钱”, 村老年协会将本金交给村里有实力的企业家使用, 每年获得至少10%的收益作为日常使用资金;老年协会还通过举办“贺金婚”“千叟宴”、联欢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丰富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3. 结合地方优势: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特色之路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应充分依赖本地资源, 突出自己的特色, 这不仅有利于集约资源、加强农民居民的向心力, 更有利于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在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诸暨是书法之乡、体育之乡, 在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牢牢抓住已有资源, 以农村社区文体建设为亮点, 走出一条较有特色的养老之路, 近些年农村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持续较快发展。一是利用原有的文体设施。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室内都建有图书馆、棋牌室, 有些室内还建有书画室、排练厅、健身房等, 室外都普遍有健身路径、篮球场、休闲凉亭等, 同时还在原自然村设立服务中心分场所, 方便老年人就近参加文体娱乐。二是老年体协、老年书画协会等团体活跃在城乡, 镇村体育文化队伍空前繁荣。诸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是全国老年体育先进集体, 近年来已在全市所有乡镇 (街道) 和行政村建立了老年体协组织。老年体协总共有13种文体活动, 每年都会安排8~10次全市性比赛活动, 每四年举行一次大型老年人运动会,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4. 文化传承与兼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精神动力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体现了传统养老文化的亲缘关系和现代养老文化的服务关系, 在维系中国优秀传统孝文化的同时, 积极引入个人积极参与、养老助老社会风尚等现代文化元素, 有利于农村养老文化创新。而文化的传承与兼容反过来又成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精神内核, 助推农村养老的进步。诸暨市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阵地, 以“新民讲堂”“道德讲坛”等形式延续乡村文脉, 创设受农村群众特别是老人欢迎的道德风尚建设载体。2013年全市建成27家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礼堂, 至2017年底, 全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覆盖率将达30%以上。比如安华镇三合村的文化礼堂, 它的创建得到了村里老人的大力支持, 老人们全程参与“五廊二堂” (五廊指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才艺廊, 二堂指礼堂和讲堂) 的资料收集、设计和组织施工, 建成后他们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文化礼堂不仅成为村里的培训室、红白喜事堂, 更是老人的休闲集散地。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村史、感受文化、感受文明。

参考文献

[1]孟庆哲.关于我国养老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J].科技和产业, 2009, 9 (4) :75-77.

[2]张春艳.居家养老研究综述[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9 (1) :63.

[3]王萍, 李树茁.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50-250.

康泰人寿与养老社区 篇5

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 某地区或国家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96%, 标志着我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9亿人, 占总人口8.87%,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1]。 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无论增长速度和比重比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图一) , 解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二、社区养老的内涵和意义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居住, 由社会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方式”[2]。 西方国家20世50年代首先提出“老年人应当在适宜环境中养老” 理论, 英国深入研究并尝试推行了这种服务, 70年代开始普及。 到1980年以后, 这种模式的发展日趋成熟, 并逐渐在全世界推行开来[3]。 社区养老可分为两种模式:在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顾, 两者的区别在于 “在社区内照顾”为老人提供的服务对象不仅局限于社区, 还包括社会服务机构。

2013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承续了2000年《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 明确提出了建成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确立了居家养老在我国社会养老中的基础地位[4]。 社区养老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属家庭养老的延伸, 社区服务将社区与家庭、社区与社会联结起来, 国外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

社区养老服务集物质生活保障、 文化娱乐需求和医疗保健、护理等功能于一体, 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既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者负担, 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专业化的日常生活服务, 又远离陌生化的生活环境, 保有原有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享受天伦亲情之乐, 防止老年孤独、抑郁等问题的发生, 具有心理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认同感, 这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所无法比拟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上海、苏州等地率先进行试点,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社区养老取得较大的成效, 也是目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种养老模式, 但与人口老年化加速发展的趋势而言, 我国社区养老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

三、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

(一) 供需矛盾

当前社区养老服务普遍存在公共设施种类少、功能不健全及专业服务人员的匮乏, 从而导致服务专业化水平低、收费不合理、供需不平衡等问题, 无法满足当下人口急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迫切需求。

解决供需矛盾关键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 包括服务主客体、资金、队伍和管理等方面。 首先需要整合并合理利用既有的软硬件资源, 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多样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其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保障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增加专业化服务项目, 为社区养老提供智力支撑, 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是建立居家养老的服务网络和老年人信息库。 通过服务网络和信息库根据不同老年人的服务内容和要求, 解决社区间的衔接协调和供需的不平衡矛盾, 同时有效发挥社区养老供给的潜在能力。

(二) 资金保障

建立社区自筹、 政府扶助和社会投入的立体化资金来源渠道。 社区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区里的接受服务的养老对象, 但养老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民生工程, 具有公益性和市场性特征。

为确保社区养老服务的公益性, 政府需要适当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完善相关设施建设, 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服务人员, 为符合政策的老人提供购买低偿或有偿的福利性服务。 收费标准要控制在一般老年人的承受范围内。 建立城市“三无”老人等困难群体养老服务的扶助和补贴制度, 为非营利性服务组织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 同时, 健全政策法规, 引入市场机制, 放宽社会资本的准入和管理机制, 以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等鼓励引导社会企业、组织等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 还可以通过对企业、行业协会和慈善团体等筹募获得部分资金。

(三) 管理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了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 如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 日本的《生活保护法》、《老年人福利法》:韩国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等。 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主要遵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有限的法规, 政府需要在社区养老服务中为自己找准位置, 既不能大承大揽, 过多干预, 又要避免职能缺失, 放任自流。 具体来说, 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法律, 完善健全社区基本养老制度, 保障社区养老的发展的民主性和法制性; 又要从资金保障和服务体系两方面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收费、质量、社会资金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扶持等提供支撑和统一的规范标准, 保证社区关系的有效运作, 同时组织监督管理, 保证社区养老开展的公平性、合法性。

完善管理机制, 加大内、外部监管力度, 规范服务人员、义工和志愿者的服务行为, 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志愿者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一支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队伍建设仍不健全, 对权利义务、服务精神、服务活动等内容界定不够清晰, 跟风、凑热闹、无序等现象较普遍。

(四) 服务水平

目前, 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普遍缺乏专业培训, 综合水平偏低。 工作内容、对象和劳动强度与收入报酬之间的失衡, 难以吸引具有专业技能的老年服务人员参与人才队伍, 加之现有人员流失严重, 缺乏稳定的专业队伍, 难以提供较专业化的服务, 仅限于健康体检、娱乐活动等日常生活照料。

1.监督评价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规范健全机构评估标准、内容和流程等, 加强对社区养老的需求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 提升社区养老的品质。 评估本着整体性、科学性、可实践性和客观性原则, 评估指标的设置上力求清晰、简单、操作性强。 通过监督评价, 逐步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整体水平、 满意度和公信力。

2.人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居家养老的保障和关键因素, 一方面, 建立健全从业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和岗前培训、继续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逐步建立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资格制度, 规范养老服务专业岗位的薪资、职称评审及考核制度”[5], 提高从业人员薪酬待遇, 借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感, 吸引并留住现有优秀人才从事到社区服务的工作中来。 另一方面, 鼓励大专院校增设“社会养老与服务”等相关专业与课程, 培养专业化人才, 提升行业队伍的整体水平。 鼓励大、中学生及单位、个人积极参与社区服务行动。

3.个性化服务

针对不同收入、不同需求、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实现服务项目、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为社区老人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

四、社区养老服务的新途径

(一) 互助养老

社区互助养老采用“社区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的方式[6]。 它具有“居住在中心, 供养在家庭, 生活在社区, 照顾在彼此”这样的一些特点, 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服务人员, 属于社区老人间自发的互助互帮、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行动。 互助养老有助于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 促进养老观念的转变, 实现“为老服务”与“用老服务”的融合, 还有利于促进社区和谐和团结。 尤其对一些赋闲在家的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低龄老年人来说, 互助养老发挥他们的余热, 激发生活热情。

社区互助养老从天津、杭州等城市最初出现的“老年人互助组”、“老年人互助小分队”, 到河北省大力推广并逐渐普及的“互助幸福院”模式, 证明其在当下适合我国国情和具有一定的活力和可行性, 也为这种模式的实践提供借鉴和宝贵的经验。

(二) 医养结合

课题组成员通过对马鞍山、芜湖、合肥三地241名老年人问卷调查显示 (图三) , 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中“医疗保健”占比41.4%, 表现在卫生服务、家庭医生、体检、就医、健康咨询等方面。 而调查现状是社区养老中的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与需要相脱节, 老年人对社区医疗服务普遍缺乏认同感, 引入医养结合的模式势在必行。

医养结合的社区养老模式将老有所医和老有所养有机结合起来, 较好地解决当前社区养老和医疗各成体系的割裂局面。 医养结合首先要发挥和利用好现有的社区医疗资源, 将医疗资源与社区养老相融合, 也可以与社会养老机构相合作, 或直接将老年医院、医疗保健中心办在社区养老机构中, 实现社区养老“医养结合”的产业化、人性化服务模式。

摘要：社区养老作为我国养老体系的依托, 是目前比较符合国情和实际的一种养老模式。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需要从供需矛盾、资金保障、管理制度、服务水平四个方面着手, 同时对社区养老和医养结合的模式展开研究。

关键词：社区养老,养老服务体系,人口老龄化

参考文献

[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1号) ,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2012年04月20日14时40分, [EB/OL].http://www.gov.cn/test/2012-04/20/Content_2118413.htm.

[2][5]钱亚仙.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 2014 (1) .

[3]李川瑜.我国城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研究[D].浙江大学, 2007.

[4]邓大松, 王凯.国外居家养老模式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