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精选6篇)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篇1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多予、少取、放活作者:张新光发表日期:2006-06-27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三农”问题已初步得到缓解,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真正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巨大潜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活力。
(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冷热病”,以免造成顺民意、得民心的农村好政策发生“变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走得更远些。
一、十六大以前的“三农”问题何以产生?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发展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农民在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缘何会得而复失?农业问题为何会“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1](p1)?这个大题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满意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语)。因为,“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江泽民语)。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大包干”革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
但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相当不利。“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钱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钱就更少了。”[2](p262)因此,从1991年到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只占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71%;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负担78%,这样势必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从1987年到2002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征用农业耕地面积为3689.4万亩,从中获取土地差价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30991亿元之间。特别是1998年开始,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全国每个县平均每年流失资金3亿元以上[3]。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国家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1366.25亿元,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金6990亿元,农民共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2301.91亿元,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变得空虚而缺乏生机。总之,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体制环境造成的。
二、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和完善,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超出了预想和祈望。它的核心内容是6个字,即“多予、少取、放活”。
(一)坚持“多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十六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惠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达到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以上。2006年,中央提出要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十一五”期间,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的问题,国家财政至少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资金5多万亿元,主要用于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坚持“少取”是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坚持向农民“少取”的方针,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大亮点。从2003年起,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拉开了新一轮农
村改革的大幕。2004年,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并承诺逐步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835亿元,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其他3个省份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终于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与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将减轻负担超过1000亿,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它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实践证明,“税费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成功的保证;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4]
(三)坚持“放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1](p1)今后,我们究竟给农民怎样的政策,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正如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总体而言,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表现是“三个不适应”和“三个不协调”:即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精细化的需求;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城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的集中反映。因此,今后我国解决“农业不稳”的问题,实质解决是工农业生产方式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太穷”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落后”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而其核心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不断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可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坚持“放活”农村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
三、中国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机制。一般地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靠政府号召不行,单靠市场机制也不行。下一步,应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通过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机制,促使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总之,加强和搞好法律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333)。
其次,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模糊,阻碍农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和流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许多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工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村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等等。下一步,应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不断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空间和渠道,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从2006年开始,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如何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结构,包括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两个系统,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二是如何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能够均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当务之急是把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下一步,要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党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的问题作为改革重点。同时,要把解决地方政府层级过多,管理幅度过小,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县两级党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整体转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撤消地级行政建制,逐步实行市、县分治和“省直管县”体制;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三者分设的问题,应从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和地方行政层级入手,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新体制。
[参考文献]
[1]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序)[A].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张新光.迷离的“第三只手”——对当今“新双轨制”的分析[J].学习月刊,2005,(10):41~42.[4]何开荫.农村税费改革——牵一发动全身[J].决策咨询,2003,(05):18~20.[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篇2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是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制度变革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业要发展,就要发展现代农业,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从业者、经营者占有和使用资源的能力和数量,提高中国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本身已经高度分化。我们现在有2亿7千多万农村劳动力的主业不是农业,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是来自农业,而是从事非农产业,有一部分人进城,有一部分人就地务工。这部分人本身仍然享有土地的承包权,但他的经营权可以转让出去,让愿意从事农业、能够从事农业、有能力从事农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包括我们讲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这样既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也能促进这部人的收入增加,最终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务农劳动者收入的双重目标。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用益物权,为促进多元化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兴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大制度变革。
深化农村改革需要多要素联动
第一点,要改变农产品的价格体系。要改革过去主要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制度,探索实行价补分离,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将由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补贴到农户,使农民按照市场的需求导向来有意识地调整结构,有针对性地进行农业生产。我们要通过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增强内功而不是靠补贴。
第二点,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增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规模效应不在单纯追求土地面积的扩大,而是重在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规模的扩大和服务内容的进一步完善。要注重农业和二三产业的融合,使从事初级产品的从业者能够分享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这样能有效拓展农业的增收空间。同时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各种组织使农民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进入市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开展市场营销,从而降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物质成本和交易成本。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篇3
王东明
2012-10-16 9:53:54 来源:《求是》2012年20期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农村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乡镇机构改革由点到面扎实推进,目前改革任务已顺利完成,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认真回顾总结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镇机构改革在农村改革发展总体布局中深入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分析农村形势,大力推进农村各方面改革,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配套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下进行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这一部署,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乡镇是城市和农村的联结点,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营造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才能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作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加强“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行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问题从此就解决了。如果相关方面的改革不及时跟进,不从根本上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将无从谈起。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使其保持合理的规模,才能切实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把更多的财力用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上。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为农服务水平的迫切需要下进行的。乡镇政权是我国政权结构中的基础层级,乡镇政权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农村工作形势任务的变化,乡镇政权建设中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对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另一方面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管理手段和办法不足,该管的没有管好,难以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只有通过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解决乡镇在职能定位、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新形势下乡镇党委、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提高为农服务效率和水平,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乡镇机构改革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几年来,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坚持在试点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在执行中完善,改革范围逐步扩大,改革内容不断深化。2000年中央在安徽等地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同步配套推进,其侧重在于精简和控制机构编制与人员,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到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范围扩展到了全国,试点内容更加注重明确乡镇定位,转变乡镇职能,全面推进乡镇体制机制创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200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09]4号),改革从试点转向全面推开,着力建立健全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乡镇机构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完善事业站所管理体制、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明确乡镇职能定位,提升乡镇治理能力,强化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明确将新形势下的乡镇职能定位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四个方面。围绕这一总体定位,各地积极探索创新,进一步转变乡镇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将乡镇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普遍转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扶持典型进行示范引导上;切实加强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利益协调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加快发展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镇行政管理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改革,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到实处,农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满意度明显上升,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新路子。
优化组织结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各地积极探索符合乡镇工作特点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对党政机构进行综合设置,一般设3至5个综合办公室,有些地方只设工作岗位,推行一岗多职。根据人口面积、经济发展水平、财力保障状况等因素,分类确定乡镇编制限额。严格按规定核定乡镇领导职数,适当扩大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在大力整合乡镇机构编制的同时,积极推行机构编制公开、实名制管理、离任审计、“一支笔”审批等制度和办法,严把进人关口,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经过努力,乡镇机构和领导职数进一步精简,组织结构得到优化,人员编制膨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守住了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的底线。
推进事业站所改革,完善事业站所管理体制,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各地着眼于更好地服务“三农”,积极推进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合理区分事业站所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活动,对从事公益性的加强财政保障,对从事经营活动的推行改制转轨,促进了农村公益服务事业发展。多数地方将原来分散的七站八所整合设置为3至5个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资源、规范制度、加强管理,提高了为农服务的综合能力。一些地方将部分事业站所改为县直部门的派出机构,实行跨乡镇设置,扩大了服务半径和覆盖范围。一些地方将乡镇事业站所逐步转制为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实行“政府购买、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探索了政府提供公益服务的新方式。还有一些地方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公共服务领域,鼓励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初步构建了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农村公益服务体系框架。通过改革,乡镇事业站所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村公益服务事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推进了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各地着力推行乡镇政务公开,把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项作为公开重点,不断提高基层行政运行透明度。坚持把服务作为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切实转变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办事代理制”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强化乡镇干部的依法行政观念,规范乡镇政府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依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对乡镇工作考核,严格控制对乡镇党政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切实清理各种评比表彰活动。这些做法,保证了乡镇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农服务上,切实提高了乡镇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乡镇机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效。认真总结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全局。我们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改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各项重大措施都是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确定的,改革的实践探索始终朝着中央明确的方向不断深化,充分发挥了党委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顺应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改革着力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使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突出强调提高乡镇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改革成果惠及农民群众。这是乡镇机构改革能够不断深化、得到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
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乡镇实际,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不断适应形势任务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贯穿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出发,明确了现阶段乡镇的主要职能。实践中各地乡镇结合实际确定工作重点,着力转变管理思路和方式,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正是由于紧紧抓住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改革有力推动了乡镇政权从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的转变。
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汲取以往改革经验,注重处理好乡镇机构改革与农村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乡镇机构改革内部各项具体举措的关系,做到有机衔接,协调配套。注重既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又兼顾地区差异,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注重区分改革步骤的轻重缓急,先易后难,梯次推进,逐步到位。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强调统筹协调,把握节奏,调动多方面积极因素,确保了改革平稳推进、顺利完成。
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方案 篇4
2013年9月
根据湛江市教育局[2013]101号文《关于印发“湛江中小学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方案”的通知》,结合我校教育教学的实际,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课堂教学的质量,推动我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实现教学科研强校的目标,经学校行政会议研究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原则。
以《湛江市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方案》为指导,引领教师更新教育观念,确立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积极构建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协同发展的课堂教学过程,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堂真正成为造就创新人才的殿堂。结合我校前几年实施的湛江市的“课堂教学八字要求”的科研成果,结合各学科实际,致力于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和创新,积极构建具有学科特色的“四环节课堂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实现有效教育和高效教学。
二、工作目标:
通过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工作,使全校上下确立现代课堂教学意识,调整课堂教学结构,优化课堂实施过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新型学习方式,构建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关注学生的兴趣、动机、情感和态度,全面落实课程目标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分层实施,促进均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全面开展课堂改革实验,努力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使我校逐步成为实施素质教育、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逐步成为“基础扎实、个性鲜明、适应未来”一流特色学校。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为保证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特成立深入推进课堂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黄兴
副组长:陈养、唐家蔼
组 员:谭再、林红连、陈田、袁小聪、陈丽娇、范小玲、陈球、吴月养
课程改革领导小组重点针对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指导课程改革的实施。
[二]、教师培训
课堂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教师。教师的观念不转变,教法不转变,即使用新教
材,也可能走老路。因此,应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训。
在培训内容上,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重点,学习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教学理念、改革目标及相关的政策措施等;学习和研究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重点学习和研究所教课程的课程目标、具体内容和评估要求等;学习和研究所教课程的新编教材,了解掌握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的编写思路、结构内容、课程功能、课程评价、价值取向和要求等方面的特点。
在培训形式上,我校的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以更新教育观念为先导,以上级业务部门组织的集中培训为依托,以校本培训为主阵地,以培训者和骨干教师培训为重点,以实现全员培训为目标。坚持集中培训、分散培训、教研培训、校本培训相结合的原则;教育理念、教育理论培训与广大教师的实践反思相结合的原则;典型示范和全面推动相结合的原则。
要求每位教师每学期至少阅读1本关于新课程理论的专著,阅读5-10篇相关论文,抓好自行培训、交流和提高,领导小组对教师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进行常规检查。通过理论学习,要使教师转变七种观念,树立七种意识:(1)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树立目标意识;
(2)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改变,树立个性教育意识;(3)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树立主体意识;(4)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树立训练意识;
(5)由单向信息交流向综合信息交流转变,树立反馈意识;(6)由居高临下不和谐向平等融洽转变,树立情感意识;(7)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树立特色意识。[三]、课堂教学改革
基础教育的生命力在课堂,课程改革的主渠道在课堂。结合我校近几年新课程下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结合吴川市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四环节课堂教学”模式,确立我校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追求:课前抓自主预习,课堂抓效果达标,强化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确保课堂教学效率,实现师生协调发展。围绕课堂教学 的实施,具体要求:
1.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在教学中主要体现为课前学生围绕教师布置的相关任务进行个体性的学习,便于教师先学后教。自主学习主要方式是:学案导学或问题导学。2.问题探究:探究源于问题,问题的设计与提出是探究的关键。为了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克服课堂教学中的满堂灌,教师要有效地将重难点知识,转化为探究问题,做到“知识问题化,问题情景化”,以情景催生问题,以问题驱动教学,让师生在问题探讨中协调发展。
3.精讲释疑:课内教师要精讲,主要讲知识结构,讲重点、难点、知识的联结点,讲知识生成的过程,讲学习方法等,一般控制在10~15分钟以内。课堂上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提出问题,相互解决或教师帮助解决问题,整堂课教师讲得少,讲的精,正式授课时间少了,给学生自己用的时间多了,才能确保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与合作、练习与反馈在课堂上充分实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训练检测:训练检测,包括当堂训练和当日训练。课上讲了什么,及时巩固训练;今天学习了什么,当天训练强化,不至使学生产生遗忘,这是艾滨浩斯总结的一条认知规律。学生始终是训练过程中的主体,他们积极、愉快的参与十分重要。训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学生在课堂的训练中,享受到机会,感受到成功,满足自己表现的欲望,从而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学习给他们所带来的快乐。
四、推进方式与策略
1.围绕课改目标,实施小课题项目,深化课堂改革。依据课堂教学改革实际,科组每年选定“课题”,教研组组织教师开展校本课题研究,以研促教。
2.围绕堂改目标,强化教学巡视,现场对话促教。学校进一步完善教学巡视制度,组织校园骨干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现场的巡视,及时发现课堂中违反教育教学规律,无效或低效教学的行为,及时帮扶与纠正。
3.围绕课改目标,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将课堂改革要求融入常规教学之中。学校结合新一轮课堂改革目标与要求,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吴川市第四中学常规教学要求》《吴川市第四中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方案》,以制度规范教学。
4.围绕堂改目标,建立示范小组,全面示范引领课堂改革。全校范围内确定示范小组成员,成员包括每一个学科,示范小组严格按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要求进行施教,学校定期组织与开展示范与交流课活动。
5.围绕课堂改革目标,进一步发挥党员教学示范岗的示范引领作用。与学校党总支协
调,进一步发挥党员示范岗教师在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定期开展示范岗的教学观摩与示范活动,同时,进一步强化日常教学中的学习观摩的窗口作用。
五、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2年8月——2013年9月)
1、成立课堂教学改革领导小组。结合我校的教学实际,制定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2、广泛宣传,组织学习,树立课堂教学新理念,为课堂教学改革的开展做好知识和理论准备。
(二)实施阶段(2013年10月——2016年7月)
1、各科组根据学科特点,开展讨论、研究。具体制定本科组的课堂教学改革“四环节课堂教学模式”实施方案。
2、以点带面,全面实施。各科组通过实验课、观摩课、示范课,重点研究、摸索“四环节课堂教学模式”,逐步推进。
3、校级课改比赛,从2013年到2016年,有计划开展“四环节课堂教学”比赛、课件比赛、教学论文评比、教学设计评比等活动。
(三)总结阶段(2016年8月——2016年9月)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篇5
基础英语课程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对英语教学重新认识和定位:英语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具课,重在实践。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已成为21世纪公民生存、求知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一认识超越了传统教学观念,揭示了英语课的本质特征。全国上下逐步形成了注重语言运用的教学趋势,接受了应用语言学关于功能(Function)的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制订这要从1990年人民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出版社推出的中、英合编的初、高中英语新教材Junior English for China,Senior English for China谈起。这套教材于1990年在全国进行试点实验,1993年正式推广使用,作为当时组织实验的一名教研员。我亲身体会到新教材崭新的结构、方法和理念。它以强劲的生命力冲击着传统的教学方式,打开了禁锢多年的传统英语教学的大门,引发了人们对英语教学的重新审视和对自身素质的再认识和紧迫感。新教材的实验推广有力地训练和提高了英语教研人员和骨干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在全国各学科改革的浪潮中最早形成改革势头。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目前,新一轮基础英语课程改革已全面启动。这是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需要和英语的特殊地位,又一次改革创新。这次改革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以素质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目的,力求从英语教学的目的、目标、观念、内容、实施策略、手段、评价等方面,进行大幅度改革,切实提高英语教学水平,以适应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需要。显然,新一轮的`基础英语课程改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趋向,发人深思,值得探究。
一、新人本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理念
新人本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的理念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思想,以及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每一位学生都有巨大的潜力,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者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学生一同发现这些潜能,并使之变为现实的能力。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课程乃至整个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的价值和目的的认识不同。传统的学科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教学过分强调了学科自身的体系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忽视人的发展和人文性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深化英语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要重视为学生全面素质发展服务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经济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人的观念。培养体现人的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的,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英语课程改革的基点。
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思想。《新英语课程标准》强调了英语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教学应该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健全人格、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篇6
关键词:规模经营,金融产品,影响因素,需求分析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逐步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旨在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在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中,“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是当前粮食主产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载体,相比普通的农户,新型经营主体为扩大生产规模,必将面临更大的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对于涉农金融产品的需求,比以往也更加强烈。尤其在大农业战略的引领下,区域内近二分之一的耕地要实现规模经营,资金需求不仅要支撑农村土地的流转集中,还要顾及后续的大机械生产,而东三省金融机构投放的涉农金融产品现状堪忧。例如农村小额“联保贷款”,一次性贷款不超10万元,且不能跨期使用;小麦、玉米、水稻等大宗作物的农业保险,保额低至100~300元/亩,无法抵充实际物化成本;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少,价格发现功能的利用不充分,期权市场至今仍为空白。因此,亟需针对区域内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实际特点,对农村金融产品的现实需求进行分析,进而为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价值参考。
一、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下的东三省农业生产与经营特点
黑吉辽三省作为国内商品粮主产区域,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十二·五”以来,区域内粮食生产、农业机械、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等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东三省粮食播种面积2014.1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1973.5万吨,其中大宗农产品大豆、粳稻、玉米总产和单产均居全国前列。区域内黑土资源得天独厚,地势平坦集中连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高达94%(黑)、80%(吉)和75%(辽),机械化已成为区域现代农业生产的最主要方式。区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到18.1万个,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发展到24.9万个,带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近7000万亩,已成为区域现代农业的特色标志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亮点。区域内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创新,“三权分离”有序推进,土地流转速度加快,适度规模经营成果颇丰,规模经营面积达9000万亩以上。数据证明了发展东三省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可或缺。十八大之后,各省陆续出台了多个扶持文件,刺激了农产品供给侧主力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茁壮成长、迅速发展。与此呼应,如今的东三省现代农业倒逼了各类主体对大量涉农资金的需要、对不同层次金融产品的渴求、对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向往。
二、影响东三省农村金融产品需求的传统与现代农业因素
1.农业“三性”因素
农业受自然、价格、市场、产业、经济、生态、社会等因素影响,其生产与经营均呈现出“不确定性、弱质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即所谓的农业“三性”。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东三省与之呼应的、对农村金融产品需求也不同于其他区域。
(1)农业的不确定性,需要金融产品创新予以保障。首先,农业生产基本为露天作业,生产成果对自然灾害的敏感度高、避险能力弱,面临大灾风险概率远超其他产业。东三省地域跨度大、纬度高,四季气候差异明显,自然条件复杂,各类灾害频发,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其次,农产品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保障,其需求总量常年保持稳定,但受制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农产品价格易产生波动。对于以农业生产作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谷贱伤农”屡见不鲜。例如,近年东三省大豆价格行情始终难有起色,原本已萎缩严重的产业更加雪上加霜,目标收购价虽已实施,但政策保护效果不明显,种植户信心受挫严重。第三是农户与龙头企业建立联接关系(如订单农业),可分享到农业产业化带来的收益,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农户难以拥有平等的参与地位,缺乏农产品定价话语权,加之,农户在农资定价方面完全失位,生产资料价格几乎连年上涨,甚至高于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幅度,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利益被市场侵蚀、收入增速放慢将成必然(见表1)。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农业的弱质性,需要金融产品创新予以支持。首先,农业生产的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资金的周转速度慢、流动性差、回报率低。东三省地处凉冷区,辖区内粮食作物均为一年一熟,农作物生长周期较南方省份长,单位耕作面积内农产品产出效率低、投资回报慢。因低温气候限制,区域内可种植作物种类偏少,主要集中在大豆、玉米、粳稻等粮油作物,农产品供给结构调整有限,进而制约农产品投资结构。例如,2015年黑龙江省粮食增产占国内增量50%以上,作为产粮第一大省的农业资金增量需求巨大,以1000亿~2000亿规模逐年上升,供给缺口在1300亿~2500亿之间。[1]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分散经营比例依然较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结构不合理。据统计“两大平原”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合作社占58.3%,其他环节合作社仅占18.8%。[2]此外,区域内从业人员数量大、产值总量却偏低。国民经济发展呈现“两强一弱格局”,农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产值仅为2659.6亿元,产业规模较小,仍处在三次产业最弱一端。
(3)农业的外部性,需要金融产品创新予以修正。东三省粮食除了供本辖区基本生活及加工利用外,大部分销往华东、华南、华北等地区,粮食外调量稳居第一,不仅保障了缺粮省份的食品安全,更为全国农副品加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初成品,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在农村各项改革及金融深化的推动下,区域内主要农产品产量一直稳居全国前列,其中玉米已成为辖区内面积和产量增长最快的品种,而大豆则成为辖区内面积和产量萎缩最快的品种。从全国范围看,考虑供需关系、产品结构、市场价格、仓储压力等综合因素,国内玉米结构性过剩、大豆结构性短缺问题愈显突出,均已成为亟需调整的种植品种。因此,区域内农村金融产品的支持方向也须及时修正,以刺激农产品种植结构的优化,最终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优势相匹配的农业生产布局。
2.传统农业因素
以耕作面积衡量,2016年东三省仍将有70%耕地是在传统农业(分散经营)模式下作业,其生产与经营主体大都为贫困和一般农户,他们对农村金融产品的需求大多以满足农业基本生产为主,例如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对农作物保险的需求等。
数据来源:黑吉辽三省统计局。
(1)农户收入水平。如表2所示,东三省中小农户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占比45%~70%,吉林相对较高),以传统种植业为主要生产结构(占比45%~50%,黑龙江尤其显著),农户收入水平直接决定自有资金的积累情况,进而决定其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可利用资金情况,同时也就约束着自身的信贷需求情况。更为金融机构看重的是,农户收入水平间接反映了其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是农户获得信贷资源的前提。一方面收入水平高的农户,证明其从事农业的盈利能力强,资本投入可获得稳定回报,筹集和调度资金的能力好,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小,从而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户则与之相反,信贷需求相对大,但获取信贷支持相对难。
(2)小额信贷模式。中小农户信贷需求以小额贷款为主,表现形式为信用和保证贷款,额度一般在10万元以下,期限为240天以内,基本满足东三省传统农业生产与经营的需要。其中,农户需求的制约因素:一是信用模式。作为小额贷款的特点,1~3万元的贷款均采用信用贷款模式,基于农户在银行系统被认可的征信情况而放款,不需任何抵押和担保。二是保证模式。金融机构视农户参与涉农“金融链”情况而设计的贷款模式,如“农户+合作社”、“农户+行业协会”、“农户+自然人”、“五户联保”等,农户能否获取贷款及额度大小,取决于农户参与“金融链”的深度,以及“链上”相关组织、企业、自然人的认可程度。
(3)险种以及保费。农业生产与经营的高风险性、高成本性,必然导致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当农户收入不高且不稳定时,其对可参保的险种、补贴、保费等十分敏感。一是险种及补贴险种的影响。东三省部分农产品如甜菜、烟叶等未纳入种植业保险地方补贴范围,农户参保时个人承担费用较高;因耕作面积有限,中小农户为增加主营收入常选择种植谷类、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但区域内农保仍未实现“应保尽保”目标,农户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二是保费个人承担比例及额度的影响。目前,区域内种植业主体险种为成本险,保额较低且不能自主选择提高保费,即不能同比例提升保额,保障作用有限,加之中小农户原本承保意识就不强,出险后的赔付额度较低,更加抑制了农险需求。
(4)农户自身素质。2014年,黑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抽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户为60.8%,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户为28.3%,农户总体的文化水平不高。偏低的文化水平和匮乏的金融知识,使得农户对繁杂的手续、条款无从适应,无法跟上农村金融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更谈何对其他高级衍生品的利用。即使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的帮助,部分中小农户可以实现与金融产品的对接,但仍然存在道德风险。此外,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传承了农村的圈层社会结构,部分农户依然热衷以亲情、友情为依托的民间借贷而排斥正规金融,此类贷款月息大都在1%以上,且由于缺乏监督极易出现风险。[3]
3.现代农业因素
现代农业以“规模化生产、合作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社会化服务”为特征,其中规模化是一切的前提,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东三省耕地资源丰富,开展规模化生产与经营独具优势,由此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农户)除对基础性的信贷、农险产品需求旺盛外,对更高级的金融衍生品需求也必将产生。
(1)信贷期限额度。现代农业较之于传统农业,具有人力集约、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特点,对信贷资金有着更高的要求,尤其关注期限和额度。一是对信贷额度要求大,与小额信贷相矛盾。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依靠自有资金积累显然无法实现规模化目标,随着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面积的扩大,势必产生大量固定资产、非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信贷类型由小额分散转向大额集中,资金用途由简单再生产转向扩大再生产。二是对信贷期限要求长,与短期贷款相矛盾。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大面积耕地使用权的转入,而东三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包方常常要求承租方一次性预付2~3年土地租金,当期投入较大,期末收入甚至不足以偿还本金。加之,规模农户对市场价格敏感,农产品很难在当季全部销售,资金回收常常延期。
(2)抵押担保机制。为达到风险可控的目的,金融机构对大额信贷均会要求一定的抵押物以及相应的担保补偿。东三省农户可用于信贷抵押的对象包括农机具、房产、土地等不动产,可用于信贷担保的主要包括应收账款、社员股权、仓单存单、预期收益等动产。前者体系不成熟,后者应用又较少。目前,农村信贷抵押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最具价值和关注热点,同时也是规模农户拥有的最重要资产。区域内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大,截止2015年末已达9590万亩,其流转价格随市场变化而体现的商品性、流动性较为充分。但当土地作为资产进行抵押时,由于缺乏权威的评估机构及难以在市场中变现,其评估价格常被金融机构刻意压低,授信额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规模农户获取信贷资源时,如果自身被附加有形或无形的担保要求,则必然加大信贷成本,进而抑制农户的金融需求。
(3)土地规模及机械化率。一是耕地面积大小和机械化覆盖率,直接关系到农户投入生产与经营的成本,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生产和再生产情况下,必然间接反映出农户对信贷资金需求的总量。二是当农户耕作面积达到规模化时,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农户就会获得规模效益,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扩大再生产能力,相应地就会对信贷需求产生新变化。三是土地规模还决定了农户生产方式的差异(如对机械化的应用程度)、经营方式的差异(如对合作社的依赖程度)、市场谈判的差异(如对产品、资料价格的话语权)、农险目标的差异(如利于保险扩大覆盖面)等等。
(4)保额与实际物化成本。规模农户相较于中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更大、面临农业风险更多、生产成本总额更高,对农险一揽子产品的需求更为迫切。东三省农业保险的保障原则是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因此保费、保额均较低,标准尚可满足中小农户的基本需要,但对规模农户则明显不足。例如,2015年黑龙江省在种植业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规模农户对保额更加关注,尤其是能否在各类风险发生时抵充实际物化成本,它关系到农户遇险后能否有足够资金进行下期生产,关系到现代农业能否在风险面前实现可持续经营,关系到农户对农险的潜在需求能否得到有效释放。
(5)期货品种及市场利用。一是东三省70%的农户对期货市场的利用仍停留在价格发现上,但国内农产品期货上市品种较少,区域内主要农产品谷类、薯类、甜菜等均未在国内期货市场上市,相关农产品价格风险缺少必要的转移场所和机会,无法充分而准确地反映整体市场价格信息,不能满足农产品生产与经营者对价格预期的需要,限制了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二是东三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不成熟,作为早期国内期货市场交易较为活跃的地区,近年受公司数量、农户认知、交割仓库等因素制约,辖区内代理农产品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费用偏高、交易热情锐减,加之部分期货品种如黄大豆2号交易不活跃,商品流动性不足,导致期货市场对特定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从而对农户的生产行为、经营目标、金融需求等产生不确定影响。
三、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下的东三省农村金融产品需求类型
1.贷款类金融产品
(1)信用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以农户为贷款对象,涉农金融机构基于农户本人的信用,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无需抵押或担保的贷款。贷款特点为“贷款额小、一次核定、总额控制、随用随贷、周转使用”,此类贷款以贷款门槛低、方式灵活为优势,在破解农户贷款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管理办法》,各省政府均下发了关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类似文件,区域内积极推动农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以信息服务作为切入点,逐步扩大征信系统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例如,截止2015年3月黑龙江省已征集入库389.6万农户信用档案,占农户总数的76.5%,已评定信用农户199.7万户,并对其中的187.1万农户发放贷款1695.3亿元。
(2)保证贷款。农户小额保证贷款是指保证人为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贷款行提供担保,当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而发放的贷款。贷款特点为“个人申请、多户(主体)联保、责任连带、分期还款”,此类贷款采取互相保证的形式,有效解决了农户贷款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随着各类合作组织、服务组织、行业协会的不断涌现,为金融机构创新和发展保证贷款提供了有利条件。组织、协会成员之间不仅可以在生产、技术、经营、购销等方面开展合作服务,而且可以利用合作关系建立信用共同体,开展经济合作和互助担保,实现联合增信,共同募集生产资金,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提高主体融资能力。
(3)担保贷款。担保贷款主要是通过订单农业贷款的方式,打破传统小额信贷中信用、保证模式产生的资金瓶颈,由农产品收购企业提供担保,经农村金融机构向从事订单农业生产的农户发放的贷款。实现形式为“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等,贷款特点为“方式灵活、随借随还、风险较低、放贷有据、信用有度、担保有力”,此类贷款以“三位一体”为运行模式,即以“服务农村建设、服务农业经营、服务农民发展”为宗旨,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结合”为原则,以“农产品收购企业担保、农户贷款、企业代扣农产品收购款还贷”为发放方式,以“从事订单农业生产的农户”为投放对象。
(4)抵押贷款。抵押贷款主要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生产设备所有权抵押贷款,原则上只要不违反法律、财产权益归属清晰、风险能够有效控制,上述不动产权利均可以试点用于贷款抵押。贷款特点为“针对性强、手续简便、额度较高、期限较长”,但“资产盘活不易、变现处置较难、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按照国家《关于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各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办法》等文件精神,此类贷款由农户、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自愿申请,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突出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机构对规模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2.期货类金融产品
依据“凯恩斯持有成本理论”和“沃金仓储价格理论”,一旦期货价格偏离现货价格太高,理性的生产经营者会参与套期保值交易,投机者利用期货现货价差进行套利交易,二者的参与会使两个市场价格趋于一致。对农业生产与经营而言,期货市场的交易数量和价格波动,既是农户预测农产品现货市场趋势、安排生产、调整结构以及存储活动的引导信号,也是政府了解农产品现货市场预期、观察供给状况、需求状况以及价格走势的调节渠道。不同的农产品品种,其期货市场价格形成具有特定的机制,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形成路径差别较大,一般不可借鉴和推广。因此,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市品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农户对市场功能利用的效果。目前,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已实现21个品种上市交易,其中涉及东三省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主要为大豆、玉米、小麦、粳稻。自2013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了发展农产品期货交易以服务“三农”的重要性,尤其是2016年1号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创设农产品期货品种”。因此,无论从市场、还是政策来看,规模经营主体都急迫期待国内农产品期货上市品种结构的进一步完备,从而使东北特色农产品的商品和金融双重属性,得以充分地体现在期货市场的各项功能中,深刻影响区域内农户对期货市场的应用,包括参与套利交易、获取价格信息、调整生产行为等。以农业发达国家美国为例,作为期货市场的发源地,已发展成全球上市农产品期货品种最多的国家(见表3)。
3.期权类金融产品
农产品期权作为期货交易的一种重要补充和风险规避工具,越来越得到各国的重视,不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蓬勃发展,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兴起,农产品期权已成为商品期权中最主要的交易类别。再以美国为例,几乎所有成熟的农产品期货品种都有相应的期权交易,涉农金融产品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十分完备。截至2011年,美国接近75%的农场主直接或间接利用农产品期权对相应品种的期货交易进行风险管理。[4]按照交易的方式不同,期权可分为美式和欧式,其中前者的市场交易较为活跃。美式期权分为看涨和看跌两类,其实质是给商品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实现分开定价,使得权利的买方拥有在规定时间内选择是否执行期权的权利,而权利的卖方则必须履行合约的义务。在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季节性强,农户担心价格下跌造成巨额损失,因此会通过买入看跌期权来锁定价格下跌造成的风险———农户作为期权买方,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协议价格时,农民放弃执行期权,从事现货市场交易,以获得更多收益,其止损代价仅为向卖方支付的少量期权费;而当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农户则选择执行期权合约,通过合约向卖方转移部分风险,以保证收益稳定。从期权合约的设计来看,区别于期货市场对于农户在经营规模、资金实力、专业素养的高要求,期权交易门槛更低、避险方式更活、成本收益更佳。同时,相较于农业保险公司拥有垄断性的产品定价权,持有期权的农户则可根据风险偏好选择是否执行合约,经动态竞价而形成的产品价格,体现了供需双方的价值公平。总之,农产品期权具有的“低风险、高收益、市场化”特点,尤其适合渴望获得现代农业产业利润、但风险承受能力又较低的新型经营主体。
4.保险类金融产品
农业保险涵盖种植业、养殖业两大业务板块,前者约占全国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四分之三。以2013年为例,东三省种植业保费收入总额高达434451.98万元,占全国的19.52%。[5]可见,无论从全局、还是区域来看,种植险均是农户需求的主力军。此外,全国种植险中粮食作物保费收入、赔款支出均占75%以上,成为单一最大险种。按照保险标的不同,目前区域内农户对农险产品的需求有四类。一是成本保险。即“农作物生长期生产成本保险”,以保障农作物的物质生产成本为目标,保障水平约等于农作物收入的30%,保障金额一般为300元~500元,实际操作时按照农作物实际损失程度的比例进行赔付,起赔点为成本损失的70%,成本保险属于种植险的主体险种。二是产量保险。以农作物产量损失作为保险标的,以农作物实际产量低于保险合同约定产量为赔付条件,赔付金额=约定产量-实际产量×约定价格,其中约定产量、价格一般以当地前五年同类农产品平均产量、价格进行划定,产量险保额远高于成本险保额,如中航安盟在陕西开办的玉米成本险保额为280元/亩,而产量险保额达840元/亩。三是收入保险。主要指农作物收入保险,保险对象为单一农户的单一农作物,保障因不可避免的巨灾或市场波动引起的农户收入降低,保险金额依农户选择的保障水平、历史产量和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当实际收入低于保险金额时,农户可获得差额部分赔偿,但是产量、价格的单一变动未必会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四是天气指数保险。以天气指数为理赔依据,无需现场勘查和二次定损,理赔成本较低、速度较快,基本方法是把一个或多个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损害程度指数化,使每个指数都有对应的农作物产量损益,而保险合同以此指数为基础,当指数达到一定水平且对农产品造成一定损失时,投保人就可以获得相应赔偿。
参考文献
[1]董晓红.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融资需求分析[J].对外经贸,2015,(02).
[2]黑龙江省农村财政研究会.黑龙江省发展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报告[J].农村财政与财务,2014,(04).
[3]王吉恒,吴蕴涛,于威.构建黑龙江省“两大平原”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研究[J].学术交流,2014,(09).
[4]买毅.发展中国商品期权市场[J].中国金融,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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