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改革

新农村改革（通用12篇）

新农村改革 篇1

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对促进辽宁省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保持农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环节。近些年, 辽宁省的农村金融虽然进行了各种改革创新的探索, 但成效并不明显, 远远满足不了“三农”发展的需要。如何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 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研究和实际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改革面临的难点

1. 利率与成本。

从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看, 以家庭为代表的农户是农村金融需求最重要和占比最大的主体。以家庭为代表的农户信贷需求具有多样性、分散化、季节性、周期长、规模小、风险大的特点。为了适应上述特点, 提供农户信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广泛布点, 迎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求调度头寸, 同时还要在贷款集中发放时增加相应的人手。小额、零星的农户信贷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在贷款利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 金融机构往往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因而动员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性金融重返或进入农村, 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2. 担保与风险。

农贷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在农村金融业务中, 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用风险。由于申贷主体 (主要是农户, 下同) 往往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和收入、支出、资产等原始单据, 使金融机构难以估计贷款的潜在风险;在贷款发放后, 金融机构也难以获取有关申贷主体经营活动的私人信息, 或无法承受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同时农户缺乏合格的贷款抵押担保品。农户所拥有的比较值钱的“财产”主要是没有完整产权证明的住宅和只有使用权的耕地, 而按照现行的《担保法》, 耕地的使用权不具备抵押效力, 农民的住房不能办理房产证, 农业生产资料等财产由于价值评估麻烦且难以变现, 大都不能够被金融机构认可为合格的贷款抵押品, 过不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审贷关。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缺乏共存现象是广大农村, 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发展金融服务的最大障碍。

3. 规模与效益。

辽宁省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是农村信用社。我国建国初期组建的农村信用社是按照合作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但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官办色彩浓厚, 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合作制原则。在商业性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控制信贷风险以及规模不经济难以控制信贷成本而大面积从农村退缩的现实状况下, 将农村信用社也按照商业化方向改革, 追求规模效益, 那么合作金融特有的解决信息对称和操作小额信用贷款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将荡然无存。

二、创新面临的障碍

1. 农村金融主体单一, 创新没有外部压力。

由于多年来政府的过多干预, 降低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合作性和竞争性, 农村信用社占有农村金融的垄断地位, 失去了创新压力和动力。金融服务项目少, 品种单一, 营销滞后, 提供的金融产品大都制订了一些过于严格的条款, 手续复杂繁琐, 限制了创新品种的拓展。

2. 农信社产权制度缺陷, 使创新没有内部动力。

作为农村金融领域主体的信用社仍然存在产权关系不明晰、民主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内外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辽宁省大多数信用社是上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变迁, 产权关系已变得十分模糊。历史原因形成的呆、坏账和政策性亏损以及现实的原因形成新的亏损, 造成产权界定更加困难。官办性质明显, 内部活力不足, 缺乏创新机制。

3. 主体定位不当, 没有惠农的金融创新。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 面临自然和经营双重风险, 产业化程度不高, 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在按市场规律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 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不能够形成有效的金融需求。而商业银行从加强风险控制、提高效益出发, 势必减少对农贷款, 客观上形成对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信贷歧视。而金融界没有相应的惠农金融政策, 致使农村领域的资金倒流。据测算, 辽宁省每年县以下银行存款有2/3的资金流入城市。一方面, 大量县域中小企业、农户得不到信贷支持;另一方面, 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这表明, 农村金融供需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4. 农村金融创新缺乏财政支持, 影响创新成效。

我省各级财政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支农资金, 如能将其一部分或大部分使用在支持商业银行发放支农贷款的贴息方面, 支农效果将事半功倍。

三、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建议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资金瓶颈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所以迫切需要对现行的农村金融结构和制度进行改革创新, 从而发挥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擎作用。

1. 要加强和完善以信用合作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

要进一步明确产权关系, 强化支农职能, 充分发挥信用社直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 覆盖面广的优势, 把农村信用社培育成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同时还要探索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目前需要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障碍是, 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规模小并不是导致金融风险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的原因, 而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不规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 通过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才是解决当前农村信用社风险真正有效的途径。

2. 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要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 降低准入门槛。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要特别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 大力培训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加快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由于农村贷款具有金额小、风险高的特点, 应尽快组建以地方财政出资为主的农业贷款担保机构, 以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 解决农户因缺乏合格抵押品而难以向商业性金融机构申请农业贷款的难题。

3.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要适应农村经济特点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发展的需要, 着重开发一些适合农民需要的、适合农产品需要的、适合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加快和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道路。

4.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重点是完善多种形式的农村保险体系, 开发适应农业、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对粮食主产区的主要农产品实行农业保险试点, 并且逐步推广。要逐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和农业再保险体系, 为我们国家粮食的稳定、持续、健康生产和发展奠定基础。

5. 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

农业是弱势产业, 农村也是弱势群体比较集中的地区, 农村金融在金融行业里是比较弱势部分, 今后要合理运用财政杠杆, 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者税收减免等措施, 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另外, 适当运用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农村。

6. 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辽宁省农村金融服务设施比较差, 比如说网络、网点、支付清算体系等。要特别加强农村的金融服务设施建设, 如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支付业务处理的自动化水平和效率, 从基础方面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新农村改革 篇2

内容提要：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三农”问题已初步得到缓解，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真正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巨大潜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活力。

（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冷热病”，以免造成顺民意、得民心的农村好政策发生“变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走得更远些。

一、十六大以前的“三农”问题何以产生？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发展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农民在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缘何会得而复失？农业问题为何会“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1]（p1）？这个大题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满意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语）。因为，“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江泽民语）。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大包干”革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５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

但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相当不利。“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钱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钱就更少了。”[2](p262)因此，从1991年到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只占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71%；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负担78%，这样势必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从1987年到2002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征用农业耕地面积为3689.4万亩，从中获取土地差价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30991亿元之间。特别是1998年开始，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全国每个县平均每年流失资金3亿元以上[3]。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国家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1366.25亿元，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金6990亿元，农民共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2301.91亿元，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变得空虚而缺乏生机。总之，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体制环境造成的。

二、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和完善，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超出了预想和祈望。它的核心内容是6个字，即“多予、少取、放活”。

（一）坚持“多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十六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惠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达到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以上。2006年，中央提出要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十一五”期间，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的问题，国家财政至少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资金5多万亿元，主要用于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坚持“少取”是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坚持向农民“少取”的方针，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大亮点。从2003年起，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拉开了新一轮农

村改革的大幕。2004年，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并承诺逐步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835亿元，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其他3个省份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终于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与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将减轻负担超过1000亿，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它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实践证明，“税费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成功的保证；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4]

（三）坚持“放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1]（p1）今后，我们究竟给农民怎样的政策，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正如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总体而言，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表现是“三个不适应”和“三个不协调”：即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精细化的需求；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城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的集中反映。因此，今后我国解决“农业不稳”的问题，实质解决是工农业生产方式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太穷”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落后”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而其核心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不断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可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坚持“放活”农村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

三、中国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机制。一般地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靠政府号召不行，单靠市场机制也不行。下一步，应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通过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机制，促使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总之，加强和搞好法律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333）。

其次，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模糊，阻碍农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和流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许多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工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村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等等。下一步，应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不断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空间和渠道，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从2006年开始，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如何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结构，包括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两个系统，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二是如何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能够均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当务之急是把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下一步，要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党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的问题作为改革重点。同时，要把解决地方政府层级过多，管理幅度过小，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县两级党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整体转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撤消地级行政建制，逐步实行市、县分治和“省直管县”体制；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三者分设的问题，应从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和地方行政层级入手，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新体制。

[参考文献]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金融改革设想 篇3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国家财政将会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企业和广大农户所需的生产经营资金投入仍将主要依靠金融信贷资金。因此，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疏通农村信贷渠道，确保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我国新型农村信贷体系指明了方向。

农信社改革：

分配机制、法人制度及其信用环境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基础力量，但目前在支农服务中存在能力弱、素质低的缺陷：业务品种开发滞后，办理业务时间长、效率低、灵活性差、差错率高；结算渠道不通畅，无法实行通存通兑；电子化建设滞后，服务手段科技含量不高；部分人员素质低,难以对农户提供信息、技术、市场等全方位的服务。

加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坚持商业化改革的方向，创新经营方式和贷款机制，建立权责明晰、约束严格、奖罚分明的内部控制制度，实行员工薪酬与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回收贷款“三挂钩”的分配制度。

制定统一规范、管放适度的贷款程序和约束规则，严格控制农村信用社对有支付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拆借。对问题突出、运转艰难的农村信用社要制定及时稳妥的市场退出机制。

要确立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有效防止对联社的行政干预行为。要明确赋予县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责，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严厉的约束监管机制。

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广“信用农户、信用企业、信用乡村”制度，积极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农发行改革：

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同步发展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太窄，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农业发展急需的其他贷款业务基本没有涉足，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将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

建议农业发展银行在目前基础上调整充实业务范围，积极开办粮油产业化经营贷款，并逐步开办扶贫开发项目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业务。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应严格区分开，实行分类管理和分别考核。对政策性业务，建立国家账户，实行项目专项管理、单独核算，并按特定业务逐项确立风险补偿机制；对商业性业务，建立银行账户，自主承担经营利益和风险。

此外，要引入市场机制，允许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委托、代理、投标等方式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杠杆作用。比如，通过补偿率招投标、询价等方式，确定扶贫贷款的经办金融机构，由其在县扶贫办提供的备选农户名单中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发放扶贫贷款，再将中央财政下拨的扶贫贴息资金直接补贴给该金融机构。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将中央财政下拨的扶贫贴息资金全部发放给受贷农户，由农户自主选择商业银行按正常的商业贷款利率获取贷款。

遏止商业银行“农转非”：

“税贷挂钩”激励农村贷款

农业银行近年来的市场定位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尽管迫于政策压力承担一部分支农贷款任务，但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其支农贷款比重仍逐年下降；与此类似，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也普遍出现趋利导向，吸收的部分资金被用于获利率较高的非农领域，资金“农转非”现象日趋突出；而其他商业银行更是视农业为慢热、低效、市场风险大的领域，纷纷从农村撤离，把资金投向回报率高、见效快的行业。

为调动金融机构增加农村贷款的积极性，国家可对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将减免税与存贷款比例挂钩，引导资金流向农村。

如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和非贫困两类地区。贫困地区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地区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金融机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要与在当地的支农贷款投放实绩相结合，对支农贷款达到60%以上才能享受当地税收优惠政策。

农业保险：

保险与信贷挂钩

农业保险目前严重滞后，这使得农业投资项目缺乏高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农户就无力归还贷款，这也影响了金融机构开展农业贷款的积极性。

为此，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自办、代办、和与政府联办农业保险，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

加强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合作，实行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配套发放，对已投保的农业项目与农户优先发放贷款。

建立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体系，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政策扶持体系，将受灾农户财政补贴改为生产自救性的保险补贴，对农业保险业务给予税收优惠，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国家应该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农村金融体系：

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资金合作组织＋民间信贷

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从农村撤离后，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惟一的“正规军”。缺乏必要的竞争使信用社在本地行政区域内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改革和创新缺少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组织长期处于游离状态，难以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约和保护。

为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应允许设立县区范围内的社区股份制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和国际组织均可参股，国家统一制定具体的监管约束制度。

邮政储蓄具有网点多、结算通畅、深入农村的特点，但目前对外不办理贷款业务，吸纳的存款基本流出农村。可结合邮政体制改革，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适时成立商业化性质的农村邮政储蓄银行，专门经营农村邮政金融业务。对那些不具备成立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地方，可开办邮政储蓄资金“协议存款”业务，引导资金返投农村。即：允许邮政储蓄资金在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以大额协议存款方式存放，接受协议存款的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要将协议存款资金全额投放农村，在一定期限内国家财政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

大力培育和发展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小额信贷组织不吸收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资金运用限定在对区域内农户和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自由协商。要抓紧推动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尽快形成规范的运行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

支持发展以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资金融通限定在当地村或生产合作社成员之间进行。国家对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实行免税政策，允许资金互助组织从借贷利息中提取部分收益设立风险基金。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发展与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联手互动。

新农村改革 篇4

经过二十多年金融的改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行股改的启动(2004)、邮储银行的成立(2006)、农发行业务范围的调整(2004)以及农村金融监管准入政策的调整和放宽,定位和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化,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互补化的格局。这些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等正规金融,同时也有民间借贷、集资、典当、银背、私人钱庄、合会等游离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规划之外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于正规金融,从规模上看,既有大型国有银行,也有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以及微型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从机构性质上看,既有扁平化管理的“法人机构”,又有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特色管理的“分支机构”;从服务性质上看,既有专门服务于三农的专业性金融机构,也有综合服务于城乡的综合性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性质上看,既有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股份制金融机构(包括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民营金融机构),还有合作制金融机构;从金融服务和产品角度看,既有传统的存贷款基本业务,也有新型的理财、顾问等创新型业务[1]。

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出现了多元化,金融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深化,但这并不随之表明农民的增收,事实表明,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反而出现了对农民增收的负相关关系(温涛,2005;魏宝,2009)[2]。

二、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

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相对来说小于需求。这里的“相对”意指农民资金的可获得性,而不是指农村金融的存贷比、存贷差。虽然,农村金融从1996—2002年其存贷比一直都大于1,在2002年甚至达到了1.4[3],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中有充足的资金来满足农民的贷款需求,然而农民资金的可获得性竟不到25%(有人认为不到15%)[4],这意味着有75%强的资金需求者得不到满足,可见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之大。形成供需缺口的原因多而复杂,但归根结底在于农村资金外流造成的实际供给不足。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信贷显示出高风险、收益小、成本高、资金周转慢等特点,同时由于资金趋利的天性,资金一般会从农业流向工商业,结果导致本应该为农业“输血”的金融机构变成了“抽血”机构,最终导致农村信贷的“贫血”。据统计,从1979—2002年的24年中,有15年出现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净输出,其中以2002年、2000年、1994年输出额最大,分别达1 693亿元、1 658.46亿元、1 422.5亿元,在24年中资金外流额累计达5 459亿元。有意思的是,农村信用社既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也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近几年来,平均每年从农村信用社外流的资金规模都在500多亿元[5]。

(二)农村金融的市场分割

这里讲的市场分割包括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分割、内生金融与外生金融的分割以及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分割。

一个完整的市场应该是统一、开放的市场,然而农村金融市场却分割严重。在金融交易的过程中,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等问题,于是便形成了相对的组织机构和规制机制,而不同的金融交易属性需要不同的合约规制机制即农村金融制度。在金融发展水平初期,由于金融交易水平低下,风险不大,这时表现为内生金融(非正规金融),即“为在客观供求刺激下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6]此时的金融制度亦表现为内在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即“信用活动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动博弈所产生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所规制。作为博弈均衡的内在制度因此也就具有了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其信用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关系型信用(Relational Credit)。”[7]随着经济发展、金融交易深度与广度的延伸与扩展,由于当事人自身需求和政府的介入,便衍生出外生金融(正规金融)和外在制度。按其演进过程来看内生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外生金融(正规金融)、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应该是相衔接、相适应的。然而事实是中国政府对农村这两种金融体系实行“一扶一压”的两手政策机制,最终导致内生金融与外生金融的分割以及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分割。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城乡金融分割。

(三)政府管理失灵

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管理中的政府失灵具体表现在政府管理的“缺位、错位、越位”。(1)政府“缺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的非理性,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扭曲,农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资金大量外流,本应为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成了抽血机器。(2)政府“错位、越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主要表现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过度管制。这里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中央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过度管制。考察中国农村的金融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农村金融走的是一条政府办金融的发展道路,政府的影子无处不在,商业银行是国有的,农信社和已经关闭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名义上是合作性质,实际上也是政府办的金融机构。像这种对农村金融的过度管制,使得民间金融和新的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金融机构效率低下,降低贷款人的社会福利。二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过度管制。随着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同时也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诸侯经济”。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本级财政支出需要,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介入金融领域,掌控金融资源。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未实行收缩战略的条件时,为了争夺可观的金融租金可金融剩余,通过不断的干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人事安排、信贷规模等,迫使其向政府多贷款。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施退出农村市场的战略后,地方政府为了缓解本地区的资金短缺,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机构,以借口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为名,以高利率吸引或行政强制集资,使大量资金在银行体制外循环,对其他民间金融机构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既压又打,使其行为尽可能服从自己的利益所需。于是便出现了政府强迫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向政府指定的项目发放贷款,摊派钱物、报销费用或亲自贷款行为。政府对民间金融的介入,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占用了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而且通过“挤出效应”降低民间金融供给,最终导致农村金融的扭曲[8]。

三、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外围支撑体系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提高与金融制度有效性互为表里。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金融问题的根子在于经济本身[6]。农民收入的增加能够促进金融制度的有效,金融制度的有效又能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金融中,农村经济主体很难得到正规金融的贷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落后,缺少可抵押品,易导致金融交易风险。因此要发挥正规金融的农村服务取向,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信贷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2. 实施积极的农业保险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

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机构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金融风险的考验,因此风险防范和管理始终是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一个不朽的话题。实施积极的农业保险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化解农村金融风险的解。积极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仅可以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也可以充当农村信用链条的润滑剂,为农村金融支农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外围的保证。要完善农业保险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为农业保险的原保险合理定位,实现由合作性保险组织经营的目标。合作性保险组织的成员是精通农业技术的农户,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统一体,对保险组织面临的风险及其他投保人自身风险有更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有利于风险控制及核保理赔,同时,共同的利益关系有助于互相监督,可以有效地防止保险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二,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委托的形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参与农业保险。一方面,政府间接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大大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委托代理或政府补贴的方式使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既不违背其利润原则,也有利于风险的分担。

3. 加强农村金融的法律制度建设

近几年来,虽然中国的金融立法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继制定,但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法规体系中,关于农村金融方面的法规很少,在有限的农村金融法规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农村信用社的,而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专门性法律仍然没有制定出台。而关于国有的商业性银行的法规,没有突出农村的特性,没有突出地区的特性,城市金融法规与农村金融法规一个样,各个地区的法规一个样。同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些金融法规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国家应该加快农村金融的法律制度建设,尽快出台农村合作金融的专门性法律,兼顾农村金融的特性和地区间的差异性,体现时代性。

(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1. 统筹城乡金融和谐发展

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城乡金融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城市金融采取的是一种渐进自由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管理权逐步扩大、金融市场准入逐渐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则走出了一条强制性变迁轨迹。政府通过不断的地调整它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关系来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控制,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金融市场分割。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好背景下,国家应该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金融发展战略力度,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倾斜。一方面,控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职责范围和资金流向,限制农村资金外流,保证农业资本体内循环而不溢出。另一方面,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支农政策措施,扩大政策性银行农业领域内的经营范围,加大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支持力度,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杠杆商业银行为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2. 统筹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和谐发展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资金充足,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有先进技术的优势、有相对完善的制度优势,却也有着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上的明显优势、灵活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适应性,但其融资能力有限、融资风险相对较高、引发的纠纷和诉讼较多。因此,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正如Diagne(1999)所说,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不完全替代关系,这两种信贷在家庭资源转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两者应该和谐发展。要和谐发展,首先要在法律上肯定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其次要实现两者的联结。实现两者的联结,应该正确选择两者的联结战略和联结方式。对于两者的联结战略,Christen、Seibel和Parhusip作了详尽论述。Seibel(1997)提出了促进两者结合的四种战略:一是“自上而下”战略,通过正规金融的制度适应,使得非正规金融更易于与其打交道;二是“自下而上”战略,帮助大的非正规金融将资金聚集在一起,形成正规金融;三是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起来;四是在缺少足够的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地方,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微观金融组织[9]。

3. 金融市场体系的构建步骤

对于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构建应该分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为不完全的市场竞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完全的市场竞争阶段。根据中国的实情、目前中国农村及农村金融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务之急是对第一个阶段的构建。在第一个阶段中,应该以政策导向为主,实行两个市场,即“一级农村金融市场”和“二级农村金融市场”。“一级农村金融市场”主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者通常有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有明显季节性、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项目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比较大、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等特点,并提供相应的基础金融产品。此市场金融主体包括“合作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二级金融市场主要是针对一些资金需求比较大的贷款主体。在这个金融市场中,金融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金融的客体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发展前途信用都比较好的乡镇企业、农业经济组织、农村服务性组织(如社区)以及一级农村金融组织。在这两个金融市场中,通过农村服务性组织及一级农村金融组织把这两个市场联接在一起。这样,既能保证资金需求者得到所需要的贷款,又能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农民生活富裕了,农村经济发展了,此时农村金融的两个市场最终融合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城乡统一的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从农村金融供需演变谈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EB/OL].中国金融网,http://co.zgjrw.com/News/2010225/ruraleconomics/121777341604.shtml.

[2]魏宝,巩继锋,梁波.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现代商业,2009,(20).

[3]郝亚明,张荣乐.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市场视角下的思考与选择[J].金融与保险,2005,(10).

[4]焦瑾璞,周诚君.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八大理论争论[J].河南金融干部学院学报,2004,(3).

[5]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金融与保险,2005,(2).

[6]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4-217.

[7]官兵.企业家视野下的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J].金融研究,2005,(10).

[8]李勇,孙晓霞,陈景耀,韩向荣.关于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三农金融支持若干问题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5,(11).

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新方位 篇5

来源：《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41期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1.24

10月19日，新华社全文发布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

“三中全会”照耀下的四大新突破

30年前，历史曾选择农村作为中国改革的先导者，30年后，农村改革再次出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历史的节点上，从农业、土地、农村金融和公共服务四方面，对当前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和务实性并举的部署。

一是农业改革。《决定》对农业地位进行了全新描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从基础产业到战略产业，词汇一小变，意义一大变。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运行模式随着土地资源的紧张、人地矛盾的加剧，如果长期维持，不仅无法化解农村僧多粥少的固有矛盾，也难以产生农业科技更新换代的市场动力。因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有必要从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和推进土地流转两个方向着手，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二是土地改革。《决定》明确提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这一制度本身有一条红线，就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这条红线，13亿人的吃饭问题就可能衍变成危机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中国的命根子。明确土地产权，尤其是给予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调动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热情，也能够让农民有效分享土地市场化的收益。

三是农村金融改革。《决定》将农村金融上升到了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地位。这一地位意味着农村金融布局将重新洗牌，农村金融将有可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声。其中有两个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一方面要求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这是试图改变农村资金经农村金融机构流向城市，而农村建设资金的缺口却缺乏相应金融支持的“虹吸”现象的重大举措。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农村金融形式的多样化。具体为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以及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这就给农村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以极大空间，给一些应运而生的农村民间资金流动以合法化机会。发展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给予民间金融一次发展的可能，对于目前中国的金融格局来说，几乎是一次开天辟地的改革。

四是公共服务改革。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公共服务品的平等化十分重要。《决定》对农村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以及社会管理诸方面都进行了梳理，明显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试图补足农村公共事业不足的短板，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检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又有重要标准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各地“一把手”或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或深入一线调研农村改革发展情况，神州大地掀起一场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成果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各省区市便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各地的共识。在全会闭幕后，黑龙江省第一时间发出通知，明确要求把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成果作为检验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切实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成果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10月15日，江苏省长罗志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进行研究。罗志军强调，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罗志军指出，结合江苏“三农”工作实际，扎实做好农村改革发展各项重点工作，重在五个“下功夫”：一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上下功夫；二是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三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上下功夫；四是在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上下功夫；五是在落实“三农”工作责任上下功夫。

调研开路，进一步厘清农村的发展思路。三中全会闭幕后，多位省区市“一把手”随即深入农村展开调研。10月16和18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深入平谷区的农村和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朝阳区进行调查研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实现京郊农村新的发展。10月15日至16日，吉林省长韩长赋前往汪清县，就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要突出项目拉动，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整体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作出更大贡献。10月18日，天津市长黄兴国深入天津市以宅基地换房办法推进小城镇建设的第一个试点——华明镇调研。黄兴国强调，示范小城镇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有效途径，要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建设进度。陕西省委决定从10月20日开始，选派5.5万名干部深入到全市3000多个行政村开展宣讲活动，并广泛收集和征询、了解农民群众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出台实施意见，为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制度保障。全会闭幕次日，上海市委于10月13日举行常委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会上强调，要按照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认真研究上海贯彻《决定》的具体措施，提出上海的贯彻意见，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后，提交年底召开的市委全会审议通过。10月14日，贵州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于11月上旬召开十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新形势下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同一天，海南省举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12月中下旬召开省委五届四次全会，出台海南省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并建议把三亚作为海南省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试点单位。10月16日召开的河南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则审议

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会上强调，掌握精神，关键是要“吃透”，把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的重要内容，学精、学通、学深、学透。抓住机遇，关键是要“用活”，把三中全会精神与河南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结合好，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与破解河南“三农”难题结合好，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进河南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稳中求进才能重塑改革共识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土地流转”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词”。胡锦涛总书记9月29日考察安徽凤阳小岗村时的有关讲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持不同观点的“三农”问题专家各抒己见，一时间，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问题也再度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但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出现“土地流转”内容；《决定》在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也明确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三个不得”。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杜志雄认为，“之前媒体上的讨论有不合理的预期”。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有句名言，“慎言土地私有”。这句话的合理之处在于，土地私有问题牵涉太广，短期内难以平息争议。当前“城市开放程度还不够、城乡二元体制还未打破、农村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具体国情给土地流转带来很多困难，实施土地私有化很可能导致资本和权力侵蚀农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加。必须看到，城乡二元体制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土地私有”并非灵丹妙药，关于土地私有的争论也实在应该告一段落。

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三个不得”，已经明确“三农”改革共识。当前，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指出，城乡统筹发展这些年没有取得真正的实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体制错综复杂，地方政府和干部甚至成为利益主体，不仅和农民进行博弈，也与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使中央的很多提法和政策很难真正落实。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就要从土地和户籍制度入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要在城市方面做文章，要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政策，特别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适当再快一点，二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亟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突破口就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正是我国城镇化高速扩张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城镇人口

5.94亿，城镇化水平达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23.8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有关专

家指出，城镇化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全国约有60%的人口在农村，惟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产值也会大大提高，收入也会相应增长。而这就是促使我国坚定发展城镇化的巨大推力。”

新一轮农村改革步入“深水区” 篇6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说，在新一轮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完善土地根本制度、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探索集体资产有效实现形式，将极大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承包地确权登记加速进行

花巨大的人力财力进行承包地确权颁证，不仅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权益，更主要是为了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现在好了，地块在哪、面积多少，一目了然。”承包地确权开展后，一直对土地有深厚感情的江西省永丰县邱坊村村民饶传发说。在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的过程中，他一有时间就跟着测绘队，看画图指界。把村里方方正正的田块面积与航拍面积对比之后，饶传发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现在设备很先进，测出来的面积很准”。饶传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示，他承包经营的土地有13块，总面积9.53亩，转包经营面积12.56亩，分别超过原来数据的8.24%和12.37%。

以前因种田收益较低，农户间无手续随意互换转让土地的情况很常见。如今种地不仅不缴农业税，每年国家还有各种补贴，农民对土地看得重。因此，农民对承包地确权登记很关注、很重视。

承包地确权登记是以已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查清地块面积、四至等情况。但在确权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

因人口增减、子女嫁娶等原因，在一些地方即使同村农户之间的家庭承包土地实际面积也很不平衡，这是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中农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针对试点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在法律政策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强调必须坚持民主协商，要通过农民和村集体共同研究来化解。

中央明确提出要在2018年末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工作，今年再安排河北、山西等10個省份开展整省试点，共计已达22个省份。为加快推进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安排了181.4亿元专项补助。各地也积极推动试点经费的落实，已有25个省份明确了省级财政补助标准，其中20个省份每亩补助5元至10元。山西、广西、青海等地省级补助标准较高，为每亩15元。目前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范围已扩大至2323个县（市、区）、2.4万个乡镇、38.5万个行政村，完成确权面积近4.7亿亩。

承包地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花巨大的人力财力进行承包地确权颁证，不仅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权益，还是为了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试点以来，各地在承包地确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成果应用，在推动规模经营、解决农民贷款难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新型经营主体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是基础，促进融合发展是关键，要推动各主体之间融合发展

中央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而在三大体系中，经营体系处于支撑地位，当前又是短板。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不同，经营体系的构建，既涉及生产力的提升，更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事关农村和谐，需要在多重选择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到去年年底已达到153万家。如今，农民对合作社的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合作方式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农民合作社的形式也日益多样。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和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的社区股份合作社方兴未艾。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流转后富余劳动力组建的劳务合作社，农民以房屋、厂房入股组建的物业合作社，在人的合作基础上实现了土地、资产、技术等资源要素的合作。

“现在看数量不是问题，关键要提高质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信凯说，要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让合作社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民主管理和盈余分配制度，让成员公平受益，有更多获得感。同时，要引导合作社创新发展，鼓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财政量化到户资金、技术等要素入股合作社，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

当前，我国家庭农场处于起步阶段，今后的重点是鼓励发展，并在实践中逐步规范。为实现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精准扶持，今年农业部将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直报信息制度。各地也在加快建立家庭农场名录，引导家庭农场健全财务核算。

与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不同，家庭农场更多地集中在生产环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当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如何稳定经营规模，建议有关部门应重点从补贴、贷款、保险等方面，出台相应扶持措施。

目前，我国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超过250万个，在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业内人士认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是基础，促进融合发展是关键。要推动各主体之间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和创新现代农业经营模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行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经营效益。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对于经营性资产，重点推进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将其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作为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整个农村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近年有很大增长，但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很多地区，集体经济缺乏发展活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困难，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按照不同的资产类型分类推进。对于资源性资产，重点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目标是构建物权保护制度。对于经营性资产，重点逐步推进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将其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作为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主要在有经营性资产的农村，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开展。对于非经营性资产，包括幼儿园、小学、卫生所等，重点探索实现有效运行的管护机制，确保为农民提供公益服务。

在三类集体资产中，经营性资产最为群众关注。它包括了过去的乡镇企业和现在的厂房等，据统计，这部分资产数量达几万亿元。过去在一些地方，这部分资产没被管好，利益也没有让农民充分共享。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不少地方村集体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对经营性资产收益如何分配日益重视。不少地方的做法是把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实现“资产变股权，社员当股东”。目前，全国已有4.7万个村和5.7万个村民小组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量化资产6578亿元，累计股金分红2256亿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股份化改革以后，村民关心集体发展的多了。”这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共和村党委原书记李达志的感受。股份化改革之前，村集体资产好像是“镜中花、水中月”，农民看得见摸不着，对拥有的份额也是一个模糊概念。通过股份化改革，将村级集体资产量化到人，使得集体经济的管理、运行、发展与农民的利益直接挂钩。

新农村改革 篇7

一、河南省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

河南省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相对滞后,农村的金融供给总量提高缓慢,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我省农村市场资金需求增长迅速,尤其是与农民增收相关的农业产业化需求增长力度更大,农村信贷支持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从资金满足程度来看,除政策性收购资金能得到较大满足外,其他各类资金需求满足率普遍较低,一般在30%以下。小额农户信用贷款信贷满足率较高,但也大都在50%~70%之间。除此以外,河南省金融资金外流现象严重,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信贷服务的供需矛盾,金融服务农村的后劲明显不足。

(二)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

现阶段,河南省农村虽然存在多种金融组织,但是这些金融组织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到工业。同时,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部门,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游离于正常的金融市场之外。于是,农村信用社就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这不但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流动性大大降低,而且也不利于农村信用社自身的体制改革和业务创新。省内非正规金融组织相当普遍,农村民间借贷非常活跃,其借贷规模也很庞大,虽然民间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对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零散的或者小额的民间融资根本无法对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

影响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就是法律环境因素,目前,河南省农村金融法制环境不完善,金融债权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缺乏保护,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从而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第二,农村金融信用环境差,金融信用体系不健全。绝大多数企业和群众诚信意识淡薄,甚至采取各种手段逃避金融债务。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又缺乏有效的信用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农村企业和群众缺乏守信的动力。这些都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二、河南省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资金投入

现阶段,河南省政府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力度不够,政府把从银行里贷出的资金大多都投入到利润较高的二三产业,其金融职能和财政职能的混淆,导致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涉农扶持政策,在加大农村金融资金投入的同时规范政府行为,明确区分银行的金融职能。另外,政府还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这些举措可以逐步减轻农民增收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优化农村金融市场环境,无形中加大对其他金融组织进入农村金融体系的吸引力度,进而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缓解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

(二)逐步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改善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首先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尽快建立农村企业和群众的个人信用系统,建立、储存、管理其信用档案,为他们获得信用贷款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要完善立法制度、严格执法力度,保障金融机构和企业、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手段打击逃废债务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为农村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最后,相关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积极稳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业务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实行分类引导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我省农村金融供需的矛盾,甚至在有些地区,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鉴于此,政府有必要对民间金融组织加强引导,而不是一味的打击。要既能保证民间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又能将其纳入到正规监管体系之中,防止农村地区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要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的正常发展,并逐步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中来。同时,坚决取缔以非法集资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而对于小额、分散的、用于满足农户基本生活需要的民间自由借贷,则任其自由发展。最后,政府要尽快出台相关法规,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加大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民间金融市场,降低民间金融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隐患。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以河南省为例,从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出发,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新农村改革 篇8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农村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命题，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协调推进农村各项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大致在15万亿左右。这些资金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外，更多的还需来自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农村金融是相对城市金融而言，是农村中以农业为主，以信用手段动员、融通、配置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运行的经济活动。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不仅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撑，而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着我国能否突破“三农”瓶颈，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对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的落后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我国“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目标。

二、农村金融制度的缺乏及其影响

(一)我国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还需清醒地看到，由于受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供给约束、制度缺陷与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存在着结构和制度上的双重缺陷，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其不足主要表现在：

1. 农村金融市场上竞争缺失

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相反，改革使得农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市场撤离，从而使得农信社基本上垄断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相对来讲是低效率的。更严重的是，由于农信社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中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即使农信社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也无法将其关闭，滋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2. 农村金融机构缺位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还存在多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但还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农村金融缺位严重。主要表现在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被抑制两个方面：

(1)正规金融服务机构缺位。在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只有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的业务涉及到农业。中国农业银行在改革中大量撤并基层分支机构，市场定位已从农业转向城市工商业和非农产业，其贷款已大面积撤离农村市场;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主要针对特殊的企业群体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根本不与个体农户发生信贷业务关系，支农作用十分有限;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提供储蓄服务而不提供贷款，已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抽水机”，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农信社是一家真正和农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但受到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历史包袱重、资产质量差、服务手段落后等因素制约，无法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应有作用。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2)非正规金融机构被抑制。正规金融机构撤离农村阵地，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向非正规金融。对于农民来讲，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农村金融市场。但是，我国政府一直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民间借贷活动不受政府保护，反而遭到政府的打压和限制，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存在制度性供给不足的问题。

3. 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缺失

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是指农村法治建设、乡村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等影响农村金融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善，特别是农村金融环境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制化建设相当滞后。突出表现是现行法对农村金融债权保护不力。同时，农村金融债权案件久拖不决、判决不公的问题十分突出。二是社会信用环境缺失。我国农村信用观念淡薄、法律意识欠缺，而且尚未建立征信体系，导致我国农村基本上处于无信用体系状态。三是农村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即使有其运作也不规范，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四是社会担保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物的市场机制。根据现行规定，农民的土地和房子均不能抵押，而农民手中可抵押品十分有限，贷款时无法提供相应担保或抵押。

4. 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不适当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行政干预，有的是通过采取打招呼贷款、提供政府担保等间接方式，有的是强行从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占用大量信贷资金进行非财政性运作，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正常运营。

(二)我国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缺陷导致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农村金融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缺陷造成的不良影响主要有：

1. 农村金融改革进展缓慢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起步较晚，且步伐较小。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基本还处于机构设置不灵活、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风险突出等问题的金融改革初级阶段，其改革进度远远滞后于城市金融，与城市金融体系很难接轨。

2. 农村金融资金大量外流

目前，我国城市对农村资金“虎视眈眈”，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就像“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把资金转移到城市，产生“虹吸现象”。2007年末，中国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9.11万亿元人民币，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6.12亿元，存差近万亿元，这充分反映了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

3. 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严重

农户特别是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普遍存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缺失造成农户只能依赖于亲戚朋友或民间借贷。农村开展的小额信贷虽然增加了农户贷款，但对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却显著减少。另外，农户小额贷款交易成本高、贷款额度低，在贷款利率封顶的情况下，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无法持续发展，无力也不愿给农户提供贷款。

4. 农村金融服务绩效差，风险程度高

2007年末，我国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17万个，平均每万人0.136个。覆盖范围如此狭小以致我国农村金融在业务上还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老三样”服务，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外，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操作风险严重等原因的存在，使我国面临着较高程度的农村金融风险。

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发展农村金融的原则

为了使农村金融发挥其关键作用，推动农业现代化，使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笔者认为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遵循的原则：

1.“三农”服务原则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农村不稳定，全国的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农村金融就是为“农业”这个基础服务的，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2. 整体性原则

农村金融体系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但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却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现象。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相互分离，在金融改革进程中，政府只强调对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信社的改革与发展，对于非正规金融则进行打压。在发展农村金融时要注重把握整体性原则，不仅要鼓励和扶持正规金融的发展，也要注重规范引导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3.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农村金融的发展，一定要在商业上可持续，如果农村金融全靠政策性金融去扶持，是无法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的。这就需要改革和发展农村金融时着眼于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以尽可能低的金融成本，使农村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4. 市场竞争的原则

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垄断是搞不好农村金融服务的，垄断只会使“贷款”成为稀缺资源，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只有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标准，打破国有或准国有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才能为新农村建设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支农资金、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实现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共同发展。

5. 科学跨越发展原则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金融，如何让农村金融驶入我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必须着眼于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要求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在高水平发展境界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不能盲目“大跃进”，要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农村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6. 宏观调控原则

市场机制虽是一种有效率的基础性运行机制，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全极易造成市场失灵。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和有效的调控，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农村金融运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开政府宏观调控对其进行有效调控，但这种调节要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1. 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

通过比较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主要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

一是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放宽农村金融准入限制，加快建立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和发展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

二是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首先，可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每年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其次，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的有关政策，建立起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机制。再次，加大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支持力度。最后，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力度，缓解农村资金外流。

三是建立完善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要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抵押担保物范围，探索实行形式多样的担保制度，特别是可在农村地区探索实行不动产抵押，为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长期低息抵押贷款，使农村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

四是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决定了有许多领域需要依赖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我国应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制度，选择部分农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农业保险支持体系，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五是建立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农村金融风险，我国应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金融风险的监测指挥机构和一批专门人才队伍，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农村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切实维护农村金融稳定和安全。

2. 针对新农村建设需要，构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农村金融体制的基础结构，规定着整个农村体制的性质和主导方向。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存在着结构与功能的双重缺陷，未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储备或聚集农村金融资源，远未达到支援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改变这种情况，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使各类金融机构都积极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坚持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和经过监管当局审批准入的正式金融组织转变，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3. 和谐农村金融环境的构建

由于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是保持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我国在发展农村金融时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一是努力改善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环境。首先，要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合理调整和适当延长支农再贷款期限，适当拓宽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切实加强支农贷款的规范管理，用足用好支农再贷款。其次，要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根据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度放松利率管制，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涉农贷款利率要按照市场利率来制定，甚至可以略高于市场利率。再次，要健全财政扶持长效机制，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从而降低银行营业成本，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

二是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环境。法律是对产权、投资人权益、金融债权的确认和保护，对金融违法行为的打击，可以优化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保障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法律环境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农村金融法律法规的建设，尽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环境的建设，各级司法部门要加大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为农村金融发展保驾护航。

三是积极推进农村征信系统建设，净化农村社会信用环境。完善的征信体系可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能增强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政府要广泛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扬诚信文化，提高农民诚信意识，广泛开展“信用县(市)”、“信用乡(村)”、“信用户”的评定活动，在全社会逐步建立一种诚信文化和信用观念，使“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和信用服务体系，让失信行为接受舆论的监督。

4.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高效金融服务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绩效较低的现状，发展农村金融时就需要创新金融业务、工具，为农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首先，要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特别是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种养大户、产业化组织、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可通过农户贷款证、联保贷款、评优授信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其次，要不断创新金融业务和品种，比如，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实行更多的融资方式，如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最后，要加强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努力构建结算种类齐全、方便、安全、快捷的支付结算体系。同时，建立和完善票据交换体系，加快银行卡产业发展，促进和规范网上支付业务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双正.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2]王美丽,陈小浩.当前农村金融的现状及政策分析[J].理论探索,2006,(5):87-89.

[3]金露露.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文化,2008,(1):92-93.

[4]蔡四平.制约"虹吸现象"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5):58-60.

[5]赵俊臣.我们向美国农村金融学习些什么[EB/OL].http://www.xslx.com/htm/jjlc/csjr/2008-12-16-23353.htm

[6]秦池江.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哲学思考[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7,(6):24-26.

[7]肖东平,陈华.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及借鉴意义[J].当代亚太,2006,(6):23-28.

新农村改革 篇9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努力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的发展, 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充分发挥农业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作用。而发展生产力是重中之重, 是新农村建设中首要的、迫切的、根本的任务。而在生产力体系中, 人始终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关键的要素, 因此, 新农村建设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因为农民群众是新农村的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和直接受益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才, 农村实用型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推动者。

1.1 农民作为经营者应具有完全自主经营权。

市场经济中, 经营者应具有独立的自主经营权, 其自主经营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和自由支配的基础之上的。而农民的生产资料 (土地) 除了占有权完整地赋予给了农民之外, 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制, 无法从事真正意义的自主经营。

1.2 农民作为投资者不能获取应有收益。

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财产。现行土地制度中规定:农民对土地具有绝对的使用权, 如果剥夺或是占用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就必须对其进行对等的支付。但是, 事实证明, 政府或企业在征地的过程中只对被征地给予原用途 (农村的农业用途) 补偿, 而没有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

1.3 农民作为劳动者没有获取应有权益。

在我国, 作为劳动者的农民, 可分为三种:一农业劳动者, 即农业经营者。二进城务工人员 (农民工) ,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虽然受劳动法调整保护, 但其劳动权利的实际享有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明显过低, 尤其是很少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即使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少量农民工, 其社会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相比也是很低的。可见, 在相对于用人单位是弱者的劳动者中, 农民工是更弱者。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不同于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但无资格享有失业保险待遇, 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多种歧视, 其就业权的内容和实现条件与城镇失业人员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1.4

农民作为居民不能平等地享有公共产品。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影响着我国农村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特别是经济上的“承包责任制”、政治上的“村民自治”的改革。但是, 农村文化发展却滞后于农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成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发展和创新农村文化。

2.1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

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 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 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保证一定数量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文化建设, 并确定中央、省、市三级的农村文化专项资金的比例。

2.2 创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 规范农村文化市场,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最重要的是在广大农村再次掀起普及科学文化的知识热潮, 号召农民学科技、学文化、学经营, 使农民成为懂科技, 有文化、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发展的20多年来, 我国民生问题持续获得了改善, 但其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 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分享到所应享有的改革发展成果。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64.1%降低到2005年底的29.1%。在文化事业费用支出中, 城镇占71.9%, 农村占28.1%;中东部占78.3%, 西部地区只占21.7%。在全国60余万个体育场馆中, 占国土面积16.5%和人口39%左右的城镇占有其中的79.8%, 而占国土面积83.5%和人口61%的农村之占其中的20.2%。全国还有大约二分之一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 3.6亿人口仍没有喝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 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 4.9万个建制村没有通公路, 2%的村庄没有通电。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 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 贫困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所有国民的福利, 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讲。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增长态势,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农民普遍分享。最明显的表现是农民收入没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有的地区甚至呈现出倒退趋势。

缩小城乡差距, 既是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也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过大差距。共享就是要维护生存发展的公平性、公正性, 处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机会,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代农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农业效益太低、农村发展太慢、农民收入太少, 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而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 必须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从根本上突破城乡发展中的种种制度性障碍, 促进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农村现代化, 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差别, 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和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要顺应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 把新农村建设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盘考虑,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时, 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投入。要通过制度的探索和完善, 逐步建立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运行机制, 畅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渠道, 将城市功能和要素融入农村发展, 将农村功能和要素融入城市发展, 发挥城乡要素的最大效应。要逐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市场融合和城乡功能融合, 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让农民共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1]周立冰.试论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J].安徽农业科学2006, 34 (15) :3836-3837.

新常态下的农村金融改革 篇10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 跨区域、去中心化、智能移动等时代特征愈加明显, 这为现代农业的建设提供契机。从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 目前政策走向已逐步向互联网金融行业倾斜, 互联网金融有望成为浇灌“三农”的一池春水。不难发现, 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是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如继往的深切关怀, 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 处处透露着强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创新精神。如此天时地利人和, 互联网金融植入农村金融改革可谓水到渠成。

众所周知,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主轴,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服务“三农”中承担着重任。在历史推进中, 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环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进展, 但农村金融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仍处于最薄弱的环节, “贷款难”、“贷款贵”、“抵押难”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农村市场诸多难题背后所折射的, 是农村金融难引资金“活水”的尴尬处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以互联网金融为导流, 将农村金融下沉到基层最渴的地方, 正是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意图。

一号文件指出, 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相关利民措施, 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 涉农贷款比例不降低。此外, 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 也作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安排, 除了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创新“三农”金融服务, 各政策性银行业也有了各自的改革基准定位, 如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长期信贷投放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村镇银行则须在提高覆盖面上发力, 各方皆有侧重。农村金融“常年喊渴”的问题有望在今年得到根本改观。

农村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的隐忧 篇11

关键词：农村中学 初中地理 新课程改革 现状 对策

2001年，国家启动了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教育部对地理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已于2012年秋季开始执行。目前，农村中学初中地理教育现状如何？笔者通过文献资料分析、访谈、问卷调查、课堂教学观摩等调查方法，对广东省一些市县农村中学初中地理教育现状进行了全面了解，发现经过十年新课改，农村中学不少地理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课程改革给农村基础教育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但农村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各项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还不完善，仍存在诸多问题，遇到重重困难，总体现状堪忧。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的初中地理教育，仍然是整个学校教育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如不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将会造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农村中学的地理教育、地理教师及学生的发展，造成更严重的城乡教育不平衡现象。

一、农村难以成为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的强大后盾

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差别很大，而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需要有大量的、可供选择的信息学习资源和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施，而且全国初中地理教学只有一个地理课程标准，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是不符合实际的。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较落后，难以成为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的强大后盾。农村初中地理教学软硬件均不够完善，要进行地理新课程改革尤显“水土不服”，面临严重问题。新课程改革实施之后，区域、城乡之间教育的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1]，城乡之间的初中地理教育质量差别愈来愈大。

二、初中地理教学地位尴尬

1.“副课”地位

考试的评价功能对教育教学行为会产生导向作用。国家规定高考、中考要考地理，则中学地理教学就会受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地理教师教学热情高涨，学生及家长积极配合，高度重视，教学效果良好。否则，地理教学就像是可有可无的课程影子，正常的课堂教学都会难以开展。由于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考不考地理，2001年新一轮课程改革前，全国各省中考不考地理，2004年6月，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全国38个新课程改革国家级实验区迎来了新课程环境下的中考改革，但至今有些省、市的中考地理分数只计入毕业成绩，不计入升学成绩，造成有些学校只在初一、初二开设地理课程，初二进行毕业会考后初三不再开设地理；有些省、市初中地理不用进行中考或会考，即使中考考地理，但所占比例小，且考核的内容也是非常基础的，试卷也不能反映出学生所学，学生即使平时不认真学习地理，只要中考前突击记忆也是能考高分的。

不少农村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家长对于新课程教学改革还处于传统教育教学的思维当中，学校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着中考转，认为只要中考成绩好，就是人民满意的好学校。由此便导致许多农村学校不重视初中地理教育，把地理作为“副课”。绝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对地理学科也极不重视。学生上地理课积极性不高，甚至把地理课当作是放松神经或做其他课程作业的自修课，课后更不愿花时间去复习巩固，这对地理教学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导致地理教学工作举步维艰，地理教师提职提干较难，地理教师专业思想发生动摇。

2.教而少研

很多农村初中没有成立地理教研组，地理科的教研活动很少或者根本就无法开展，没有开公开课或者探讨课，校本研修培训力度不够。学校对地理科目的教学常规工作的检查也不重视，导致老师备课、上课、改作业和课后辅导工作环节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给学生和老师造成地理科目根本就不重要的感觉。

三、农村初中地理教师整体素质偏低

1.地理教学师资力量不足

农村初中学校专职地理教师少，科班出身的地理课专任教师更少。我们对某市33所农村初中学校进行调查，得到以下数据：33所学校中，有18所学校一个科班出身的地理教师都没有；33所学校共有教师139人担任初中地理课堂教学，其中地理本科或专科毕业的教师只有23人，其他116位非地理专业毕业的教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兼职教地理的教师。由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生物、历史、教育管理、美术、音乐、体育、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兼职担任地理课程教学。②转教地理的教师。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年长教师转专业改教地理学科；大学刚毕业的其他专业教师，因其专业教师过饱和而转专业改教地理学科；农村初中近年来学生人数减少，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数量需要减少，有些老师只好半路出家转教地理。③以工代教的职员教地理。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情况，我们分别到六所农村中学共观摩了10节公开课，发现所开课教师中，除2位特别有钻研精神的优秀教师上的是优质课外，8位教师缺乏地理专业知识，对地理学科教学的认识和研究程度不够深入，知识间的联系很难讲授清楚，甚至有些老师连一些基础的地理专业知识都不懂或弄错。

农村初中地理教师对地理新课改知之甚少，《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已于2012年秋季开始执行，但我们调查的40位农村初中地理教师中，没有1位教师知道有《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

2.地理教师教育理念陈旧

大部分初中地理教师对新课改不了解，或知之甚少，仍然是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看不到学生间的个体差异，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学生，主要关心的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培养；课堂教学方法单调、枯燥，基本上还是靠一支粉笔一张嘴。地理要中考的学校，大部分地理教师上课不是按课程标准的要求，而是按中考考试大纲考点要求，采用灌输法，从头讲到尾，包办代替，教师唱的是独角戏。

有部分教师对新课改了解而且是热情的，但观念过于偏激，容易陷入新的误区，认为新课改是对旧课程的全盘否定；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认识极端化，如对学生身上的毛病不但不加以批评教育，帮助其克服，反而当作学生的个性化加以纵容；教师在教学中忽视或者抛弃传统的教学方式，过于重视新的教学方式如探究性学习等，但却没有真正理解其教学实质，教师不加以引导，认为课堂吵闹，小组学生七嘴八舌地说话就是探究，教师缺乏课堂调控艺术、能力和技巧。

部分教师上课照本宣科。有不少初中地理教师，还是以教材为中心，一切教学活动围绕教材展开，照本宣科，认为讲完了教材中所规定的内容，教学就算结束了，学生到底学到了多少，三维目标实现了没有，教师是不会去关心的，教师注重的只是短期效应，而忽视了应该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地理教师专业知识储备不足

新课程教科书的内容结构都有一定的变化，拓宽拓深了地理知识，科班出身的地理教师均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非科班的兼职地理教师呢？非科班的地理教师没有经过地理专业培养，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对地理教学内容把握不准确，难以达到应有的认识高度，面对新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标准要求，不懂得如何备课、如何教学；对课程标准的学习不深刻，授课时讲不出知识联系，教师制作地理教学课件能力也较低，上课照本宣科或过分依赖教参及网上教案，不能较好地整合和利用教材内容。兼职教师需把主要精力用来担任其他科的教学，也就没有多少精力专心于地理课堂教学了，上课普遍存在一种应付心态，能把学生管住就行，这怎么能完成教学目标？

4.地理教师继续教育不到位

（1）培训机会少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教育培训、专家讲座、教学比赛活动，大多没有地理学科。有些面向地理教师的培训，但因农村学校经费紧张，不能完全解决或只能部分解决教师的培训费用，参加培训的地理教师需自掏腰包，可农村初中教师的家庭收入普遍偏低，有些老师最终只好放弃培训机会；农村初中也缺少一些有关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书籍或资料；地理教师也难走出校门观摩优秀教师的示范课；农村中学教师上网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此，网络培训很难开展。

（2）培训形式化

现在的培训很多也只是形式化，有教师戏称：培训培训，无非就是让老师报个名交个钱，再给你发一个培训证明罢了。至于培训内容是否是教师需要的，在培训中能学到多少，也就很少有人研究了。教师培训缺乏对被培训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指导。

（3）自我充实时间少

地理教师必须勤于学习，博览群书，善于积累，使自己不仅要有丰富的地理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教师应密切关注地理研究的前沿动态，了解地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地理教学加以运用。但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的却微乎其微。地理教师数量少，教学任务重，有的教师一人要担任六七个班的教学，大多是跨年级上课；兼职地理教师更是难以分身。教师整天忙于备课、上课、批阅作业、学生的管理及辅导，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加强学习，充实自我，自身素质难以得到提高。

5.地理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

据调查，农村初中地理教师基本上能完成学校安排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但能把教学工作做到更好的就少之又少了。乡村学校教师的经济待遇普遍不高，一些刚出来工作的年轻老师每个月还领不到2000元钱。很多老师经济和生活压力相当大，即使工作出色也没有什么奖金，工作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加之不少农村学校的管理就是狠抓成绩，教师的职务晋升、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评职等均与学生的中考成绩挂钩。地理在中考中的“副科”地位，使得地理教师在职务晋升、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评职等方面难以胜出，这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广大地理教师的积极性、进取心和敬业精神。在教改上，地理教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惰性心理尤为普遍

6.地理教师课程开发举步维艰

开发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是地理课程标准的理念和地理新课改中的亮点。从理论上说，在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学校地理教师具有极大的智慧潜能，能提供新课改需要的巨大资源。但开发地理课程资源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全新的领域，无论是系统性、综合性、学术性、科学性还是驾驭文字的能力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这对于农村大多数中学地理教师来说，是难以胜任的，因为他们知识储备不足，课程意识和技能缺乏，甚至有些学校，科班出身的地理教师一个都没有，外行的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对地理知识间的联系均难以讲授清楚，只要加以拓展就有可能出现知识性错误，在教学参考资料、地理教具少，上课只得照本宣科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搞好校本教研，提高教育科研能力，进行课程开发呢？

四、学生综合素质普遍较差

农村初中学生的综合素质从总体上来看与城市学生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学生起点低，文化素质不高；学生的接受能力、知识面、活动能力较为薄弱；由于基础差，学习自觉性不高，对知识的追求没有明确的目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除了课本，学生很少有其他学习资料和资源等；学生对知识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思想包袱，如今后的学习、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工作选择等。加之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对地理课重视程度不够，也很难有什么兴趣。这些都严重地制约着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进而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不快。

五、家庭教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1.教育理念陈旧

据调查，农村95%以上的家长没有学习过如何教育子女这门学问，其中，隔代家长的这个比例接近100%。祖辈的世界观形成于几十年前，当时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低，思想旧，他们中不少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特别是不少家长认为人的一生都是命中注定的。在与孩子的亲密接触之中，他们的观念无意中会传播给孩子，无形中增加了孩子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难度。

2.教育时间少

许多家长忙于工作、忙于生计，不少人成为城市的农民工，与孩子相处交流、谈心的时间很少，家庭教育的任务主要落到爷爷奶奶身上，隔代教育，使得大部分留守孩子连最基本的为人之道等是非观念都不清楚。农村家长几乎把所有教育孩子的责任全交给了学校。

3.教育方式极端

有不少农村家长对小孩的教育方式极端，他们对小孩的要求不是过分严厉，就是过分纵容；简单粗暴，溺爱有余；过分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忽略孩子的精神需求。不少家长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一味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忽视了孩子独特个性的培养。许多家长虽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但对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没有正确的认识，仍然以追求高分为目的。许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为了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他们关心的是统考科目的分数，认为“副科”地理学得好坏无所谓，甚至认为小孩学习地理是浪费时间。

4.学习意识淡薄

农村多数人文化层次较低，学习氛围不浓，也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加之部分学生过于迷恋电视、网络，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学习中刻苦性不够，导致知识储备不足。有些家长文化素质偏低，对子女的学习关心不够，要求不高，个别家长甚至抱着把子女交给老师、学校看管，以免子女到外面游手好闲、兹惹事端等给其增添麻烦的不良心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基本不过问，导致学生学习意识淡薄。

六、教材内容改革超前

课程改革后的初中地理教材内容与以前相比，教材正文内容较少，相关地图、活动、案例增多，教材内容力求突出时事热点问题、时代气息，适合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等。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需要用教材教，不是教教材。因此，挖掘教材内涵，恰当地选择多种课程资源如教材、地图、参考书、多媒体课件、电影、幻灯、录音（像）带、照片、图片等来丰富地理课堂教学就显得尤其重要。可这对于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较弱的农村初中来说，地理教材便成为知识容量大，难度大的教材。

七、教学评价改革滞后

目前，与地理新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考试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在农村，社会、学生家长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仍偏重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学校评先及教师的评优评先评职、奖金等挂钩。如果学校升学率高，则学校的招生生源既多又广，反之则学校招生生源少，教师也会因为“业绩”不突出而职称评定困难。学校和教师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片面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而目前的农村，传统考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①有些农村学校中考考地理，但地理中考“考纲”是由各市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要求远远低于地理课程标准。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某些改革意识强，受学生欢迎，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在考试面前的分数甚至不如某些满足于向学生灌输现成结论，采取满堂灌的地理教师。教学评价的压力导致初中地理教师上课时所定的重难点基本上是按照考点要求，而不是按地理课程标准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地理成绩，教师搞题海战术，抓考点落实，增加考试次数，走上了应试教育的回头路。②有些农村初中中考不考地理，地理课时、地理课堂教学纪律难以得到保证，“三维目标”难以实现。由于受中考指挥棒的影响，农村初中地理科自然沦为“副科”了，极大地阻碍了地理科的建设。考试评价与课改的要求不统一，是当前严重制约农村初中地理新课改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没有地理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发达地区初中地理教育取得的显著的教育教学成绩来看，课改方案本身比传统的方案先进。地理新课改具有科学性、针对性、时代性、现实性、探究性、实践性等特征，因而新课程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深化的过程。面对农村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农村初中地理教师均应高度重视，坚定改革的信念，齐心协力，各司其职，根据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准突破口，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完善机制。确保农村初中地理新课程改革植根于一片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并健康茁壮地成长。

参考文献

[1] 赵长林.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十年的回顾与反思.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新农村改革 篇12

1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

1.1 实行与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 构建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健全服务网络, 是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在网络建设中, 我们按照区域卫生规划, 立足于现有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实施镇村医疗卫生一体管理, 统筹规划, 精心布局。

实施一体化管理前, 全镇有12个村卫生站, 几乎是一个村一个站, 表面看起来, 农民告别了缺医少药, 但背后却是农村医药市场无序的竞争。而且这些卫生站大多建于上世纪60年代, 工作用房陈旧, 有的已成危房, 医疗器械、装备简陋, 财务制度不完善, 服务行为不规范, 重医轻防, 滞后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我东凤镇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从1998年开始, 东凤镇全面推行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 在镇医院设立了一体化管理办公室, 配备4名专职人员负责对卫生所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实施一体化管理过程中, 按照“三制八统一” (即聘任制、工资制、退休制;统一建设、统一政务、统一业务、统一财务、统一药品、统一价格、统一调配、统一考核) 的方式, 对12个卫生站进行统一管理, 改名为卫生所, 并投入30多万元资金进行房屋更新和添置设备30多台 (件) , 改善服务环境及条件, 增加服务项目。在布局时, 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原则, 以条件成熟为基础, 成熟一处, 合并一处, 逐步过渡。从1998年至2001年, 根据群众需求, 先后对同安、小沥、东罟、穗成4个卫生所进行重建, 由镇医院直接进行人、财、物统一管理, 统一建设, 统一规范, 与医院形成直接隶属关系, 将功能定位于社区卫生服务, 镇医院下派医务人员入村, 卫生所作为镇医院的派出机构, 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和应急疾病的处理。卫生所的材料、药品由医院统一采购, 统一供应, 统一管理。乡医经过市卫生局统一考试、考核, 颁发执业证, 镇医院对乡村医生统一调配, 择优录用, 并实行工资制和退休制, 确保乡医的合理报酬和老有所养。一体化管理为开展社区卫生服务,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通过一体化管理, 医务人员可以直接进入农民家中开展医疗、预防、保健工作, 为农村社区卫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在实施一体化过程中, 通过对医疗机构的整顿和监管, 结束了医疗机构间的无序竞争状态, 规范了医疗行为, 净化了农村医疗市场, 达到了资源共享, 优化了资源配置。通过每月一次乡医例会, 进行业务培训, 逐步提高了村医服务技能。

1.2 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内涵建设

1999年底, 东凤镇从实际出发, 循序渐进, 稳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

一是深入调研, 明确思想。在2000年前, 集中精力对东凤镇人口分布、医疗网点布局等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摸底调查, 在摸清了农村卫生需求状况后, 初步确定了在东凤镇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思路, 并获得市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 并给予政策上的指导。同时, 为争取镇政府和村委会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2000年初, 镇政府组织了由分管镇长带队, 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卫生支委、妇女主任和医院相关人员60多人组成的队伍, 先后到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先进的地区参观, 开阔了视野, 看到了差距, 汲取了经验。回来后, 召开了乡镇领导、居委会、乡医、农民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学习上级有关农村卫生工作精神和先进地区经验, 并就东凤镇农村卫生服务体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统一了思想, 明确了方向, 形成了只有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才是解决农村卫生事业深层次矛盾的现实选择, 以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推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共识。同时, 转发了市卫生局有关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方案, 制定出台了《东凤镇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方案》。

在社区卫生服务的网络建设中, 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并适度超前。筹资500多万元, 先后对同安分院、小沥卫生所、东罟卫生所、穗成卫生所进行重建、改造和装修。2002年又投资300万元对横沥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扩建, 并于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同时在镇医院门诊大楼三楼调整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医疗和工作用房, 成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网点选址上, 首先考虑的是群众就近就医, 如东罟村, 属东凤镇僻远村, 距镇区13公里, 全村有人口6 050人, 没有一个像样的卫生所, 群众看病十分不方便。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在镇村两级政府的支持下, 我们投资70多万元在该村组建了一个占地2.5亩、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的东罟社区卫生服务站, 彻底改善了当地农民的就医条件, 受到群众欢迎。同时, 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标准, 对各服务站进行统一布局, 站内设有诊疗室、药房、处置室、候诊室, 并实行“四室”分开。按社区卫生服务六大功能的要求, 在服务中心和各服务站分别安装和添置了程控电话、电脑、电视机、DVD放像机、体重磅、婴儿磅、康复器材、档案柜、办公台、椅等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必需用品, 制作了宣传教育栏69个, 健康处方镜框112个。同安、横沥卫生服务站还配置了检验、B超、X光、心电图等检查设备和10张观察床位。目前, 各站已具备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大服务功能, 服务形式多种多样, 除常规服务外, 还有全科门诊、上门服务、电话咨询、健康查体等, 满足了社区居民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通过对医疗机构网点的结构和功能的双重改造, 最终形成了以社区服务中心为龙头, 以社区服务站为网络, 打造了一个为农民健康服务的平台。

为了保证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正常有序运转, 从完善管理制度入手。先后制定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制度》、《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职责》及服务站长、全科医生、防疫医生、妇幼医生、社区护士等各类工作人员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和考核制度, 健全了各项医疗制度、操作规范。规范了《健康档案管理制度》, 对健康档案的建档范围、服务对象、记录内容、填写标准作了统一规定。

为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管理, 中心成立了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机构, 在管理体制上, 打破原来的村管站的形式, 由中心医院对下属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全面管理。在人事管理上, 结合中心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 并根据专业特长和业务需要, 工作人员在中心与服务站、服务站与服务站之间合理流动。自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以来, 先后有80多名中心医务人员到服务站工作, 有12名乡医在站与站之间流动。

建立考核和奖惩机制。为保证社区服务质量, 中心每月对服务站的技术质量、传染病报告制度、药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卫生清洁制度、医疗事故差错登记制度等进行考核。

医疗收费按市物价局规定, 统一标准, 并设立投诉电话。财务管理实行院科两级核算, 收入按月上报中心, 帐目由中心统一管理。

建立双向转诊机制。中心与各站建立业务联系和双向转诊协作关系, 病人在服务站、所无法诊治时, 及时转送到中心, 病情稳定后, 转至社区康复治疗。实行双向转诊, 使患者真正享受到优质、价廉、连续的服务, 实现了“小病在社区, 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社区”的医疗新格局。在实施双向转诊过程中, 无论是会诊, 还是派车接送, 或是检查, 都能得到中心各科室的积极支持, 这种协同合作作战的方式, 增强了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

开展社区护理工作。针对居家患者、住院患者及身心残疾者提供连续性的护理及治疗服务。实施健康教育, 预防疾病、并发症及临终患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对重症病人、社区护士当天进行探访;对普通病人, 出院3天内, 社区护士进行第一次探访, 根据病情确定探访次数, 访视过程中出现特殊病情及时与医生联系, 必要时建立家庭病床, 并做好访视记录及相关材料的填写, 使他们得到优质低廉连续的服务。

慢病管理开展3年来, 结合科研课题, 主要针对人群高血压、糖尿病建立了使用个体化阶梯式非药物治疗处方进行生活方式疾病的防治工作。针对本社区特点, 使用能量监测与创新的个体化阶梯式治疗处方相结合进行非药物治疗, 既规范了非药物治疗又简化了科研流程。规范院内疾病管理流程, 使社区初步形成对生活方式疾病管理的规范模式。

搞好社区科研。在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以及广州医学院老师的辅导下, 开展《镇村社区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综合规范防治管理模式研究》。各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把科研工作和慢病规范化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主动积极地跟踪随访, 发现问题, 提出整改方案, 解决疑难问题, 使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现已经结题并获得中山市科技进步奖。

在社区中心全面使用电子处方的基础上, 一是体检中心引进体检软件, 从登记体检到报告的生成、报告的分析、健康建议、结果的统计全部由电脑化完成, 提高了效率, 提升了档次。二是各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启动电脑化管理, 包括全科诊疗、电子处方、电子病历、财务管理、健康档案、专案管理、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等模块。

2 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

2.1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社区卫生队伍整体素质

全科医生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主力军, 也是衡量社区卫生服务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为此, 中心突出抓好全科医师的培训, 以在职培训为主要的形式, 进行以全科医学、社区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指导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为提高服务站整体服务能力使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结构趋于合理, 中心在各服务站配备了至少1名以上主治医师和1～2名大专以上学历的医生、正规护校毕业的具有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和药剂人员, 这样的人员涵盖了从婚检、围产期、到预防保健、康复、临终关怀的从生到死的生命全过程。

2.2 完善培训、管理、考核制度

乡村医生是社区卫生队伍中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的和条件的制约, 绝大多乡医都未接受过系统化、正规化业务培训学习, 乡医素质参差不齐, 影响社区卫生服务质量。为此, 中心每年选派送乡医到市卫校进行周期性的培训, 每年选派1～2名乡医在中心进修学习。抓好医学继续教育, 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 以加快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制定了《东凤医院外出学习管理制度》。建立继续教育电脑档案管理制度, 认真执行每年最低学分的规定。各科室每周组织1次业务学习, 以讲小课、病历分析、技术操作示教为主。坚持每季一次“三基三严”业务考试及技术操作比赛, 参与率98%。

3 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成效

3.1 社区六位一体功能有效发挥, 使农民就近就医, 突出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功能, 为患者开展了输液、康复等治疗, 使农民大部分小病在社区得到解决, 体现了“小病在社区, 大病去医院”的社区卫生工作要求。让农民享有医疗保障, 为东凤镇近14万居民 (包括农民和进城务工居民) 的健康提供一个稳态结构。

3.2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服务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促使了新型医患关系的形成。社区医生走村串户, 逐步建立起浓厚的友情, 成为居民的贴身保健医生和家庭健康顾问, 形成了一种新型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