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精选8篇）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篇1

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滕亚为

2010年8月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出台，放宽了本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门槛，分主城区、远郊区县城、其他乡镇三级城镇设置了更加宽松的准入条件。这一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户籍改革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进步和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良策。但是，目前的户籍改革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在农村土地退出方面。本文仅就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退出土地的态度及原因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态度积极农民对制约自身发展的户籍制度期盼改革，特别是本身在城市工作稳定、有住房的农民工，在遇到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问题时，意愿特别强烈。重庆市从2010年8月15日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有190万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说明户籍改革很有必要。在户籍改革前，重庆市各地对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进行了专题调查，结论是广大农村居民进城意愿强烈。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目前江津全区农村人口108万人，其中外出进城42.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9.2%，通过江津区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专题调查结果，愿意到江津主城购房居住的占11.7%，到镇（街）购房居住的占36.1%。”

从重庆市目前已转户分布情况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对户籍改革的期待不同，“转户进城人员中，进入“一小时经济圈”的占63%、渝东北地区占12%、渝东南地区占25%；18-60岁（女55岁）农村劳动力转户占转户总人数的53%，18岁以下转户占16%，60岁以上转户占31%。从区县进度来看，合川、江津、璧山转户人数最多。”

（二）多数农民不愿退出土地在农民强烈的转户意愿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呢？其主要顾虑又是什么呢？为此笔者组织调研组对“一小时经济圈”及远郊区县的农民的退地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

表1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农民转户退地意愿调查表(略)从调查中也发现，农民进城愿望强烈，却不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特别是主城区、近郊区的农民，以及青壮年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是远郊、丘陵和山区的农民，以及年老体弱、希望得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方便的农民。

“截止2011年4月22日，重庆户籍改革半年内，全市已经有180万人的户籍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入主城区约占26万占15%。转户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民工以及新生代群体，约90万，占502%。全市共受理转户居民宅基地退出申请406户，914人，实际有18户，共35人办理了宅基地退出。同时，有165万人办理了社保，还有210户转户居民申请到了首批公租房。” 由此可见，农民对退出承包地、宅基地持保守态度，政府也很谨慎。

（三）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农民转户意愿强，却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一些农民即便让土地撂荒，无偿请人代耕，也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究竟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此，我们对受访的180人进行了进一步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表3农民转户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略)调查显示，农民不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保障功能，担心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有低保也无法维持城市生活。其中，害怕失业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住房问题，担心无钱买房，房屋租金太高，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无法承受。重庆进城农民在主城区租房成本较高，首批进入公租房的租金达10元/m2，这是多数进城农民无法承担的。主城和近郊区农民想法不同，他们一般经济状况较好，期望通过土地获得高额补偿，获得较大物质利益。

因此，重庆户籍改革最大的阻力与东部发达地区有共同之处：“怕失去承包地是已进城农民不希望农转非的首要原因。”

二、户籍改革对重庆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比较效益差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瓶颈。”特别是重庆市地理环境特殊，深丘、山区占农村幅员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市东部库区、南部乌江流域及綦江、江津、南川、万盛等区县深丘山地，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生产环境差。农户散居，各自生产，加之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庄稼，不如外出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差，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承包地临时委托他人耕种，甚至一些地方，农民举家外出、承包地没有人愿意代耕，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农业生产全靠老弱病残维持，效率低下，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二）调节城乡人口比例，缩小城乡差别重庆作为西部直辖市，要解决大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使城乡收入增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力军，需要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稳定的情况下，退出无法继续耕种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归还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人口减少，人均土地增加，再通过政府指导下的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初步统计，2010年重庆全市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超过400亿元、增长28倍。今后三到五年内工业产值将会增加到3万亿，劳动力需求加大，能够再增加500-600万个就业岗位。户籍制度改革对吸引农民到城市就业、为缓解“用工荒”也有一定作用。

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立法先天缺陷现行立法对农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存在两个明确的缺陷：一是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二是权利内容残缺。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类型：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者之间关系模糊。《民法通则》规定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宪法》、《土地管理法》又规定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没有买卖、出租、抵押等处置权。这些立法上的先天缺陷留下许多隐患，导致实际运行中权属支配关系混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权责不清，纷争不断。

上述立法的先天缺陷让农村土地退出补偿产生一系列问题。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退出由哪个农民集体补偿和受益？由谁对退出的农民补偿是否到位进行监督？产生纠纷由谁解决？农民进城后如果失业，城市低保不足以维持租房等基本生活开支，想回农村又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重庆地方制度设计存在漏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中明确了“自愿有偿”的基本原则，“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参照同时期区县（自治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该规定重庆市各区县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然而，各地的实施细则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庆市荣昌县荣昌府办发2010年222号文件第九条规定：农村居民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其宅基地及建（构）筑物退出按下列规定补偿：转户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参照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筑物、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对宅基地使用权参照地票政策以合法使用权面积（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准）按8000元/亩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偿。购房补助按荣昌县城入户购房1万元/人、城镇规划区国有土地购房7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而重庆潼南县潼南府办[2010]222号文件规定县城规划区内14000/亩，乡镇规划区内13000元/亩，其他规划区内12000元/亩。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补偿标准不统一。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各地补偿标准不一。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县对农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甚至有的同一个县城、同一个乡镇的补偿标准都不统一。

第二，补偿标准低。重庆2010年上半年主城区出让的房地产类用地的平均地价为274万元/亩，重庆市地票交易的平均价格10万元以上，荣昌县补偿给农民8千元/亩，潼南县最高可补偿到1.4万/亩。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相去甚远。

第三，退出程序存在问题。虽然《重庆市公安机关办理转户流程图》非常清楚地规定了转户程序，《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规定了申请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程序，然而，实践中一些地方土地确权都还未完成，农民究竟拥有多少财产，承包地剩余年限，承包地、宅基地权利人与集体之间利益如何划分？土地退出归集体所有后又如何分配？归集体所有集体是受益者，集体如何承担对退地的补偿，其中承包地不能改变用途，宅基地复垦后做农用地，除地票交易价外，集体应承担什么样的补偿责任？上述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程序混乱。

第四，土地退出参照标准有问题。目前重庆土地退出是以征地标准为参照，但是征地的前提是公共利益，而土地退出应以市场为标准，应由市场定价。单纯参考市场定价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变化大，土地价值波动大，农民能否承受先后退地差价太大等等。

第五，远期考虑不足。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好，重庆市财力雄厚，农民工办户籍退地时往往有工作。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一旦农民工失业情况突出，都需要社保救济，国家财力如果不足以支撑，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尽管重庆市政府官员多次表示，重庆经济发展，足以提供农民工作岗位。但接受采访的农民普遍担心：所得补偿，进城难以购房，或购房所剩无几。另外其文化程度不高,多靠体力干活,如失去工作或年老,如何生存?特别在若干年后，进城群体收入比留乡农民低，生活差，可能会导致进城农民对政府不满，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三）政府行为面临拷问第一，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是否可以强势推进。重庆市户籍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设计与政府关系密切。与以往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由重庆市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重庆模式的操作中,无论是宅基地拆迁后的农民集中居住,还是农村宅基地复垦后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地票交易”,其推动主体都是地方政府。重庆市政府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者和安排者，区、镇政府是相关规则的制定者、实际指标转移操作的管理者,也是复垦项目的投资主体和参与收益分配的利益主体, 具体的转户农民是被安排者。基层政府组织(区县、乡镇及村集体)对参与宅基地复垦、农民集中居住、地票交易及其利益分配热情高涨。

有学者将重庆模式的户籍制度改革界定为：“在不根本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框架下，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力，以转户为基本动力的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的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城市化本是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演变的过程,但目前做法是以行政力量强势推动,产生矛盾不可避免，政府在整个制度设计中的行政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认真考察。

第二，农民财产权是否受到侵犯。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家庭承包制度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可分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土地物权,是农民的独立财产,这个财产权益不与成员身份挂钩。农民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农民正常自愿交易的结果，而不应作为获得城市户口的先决条件。目前的做法要进城农民最终在“城市户口”和“农村土地”之间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3年过渡期后不退出农地，则必须转回农村户口，把农民财产权与身份混为一谈。

第三，农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是否受到保护。政府的政策、决策和制度出台应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如果制度出台不久就发生变化，特别涉及利益问题，会发生纠纷，也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损害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行政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在行政行为变更、撤销、废止时，政府应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由此原则来进一步维护政府诚信和法治。比如前面调查中一些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宁愿土地撂荒或者无偿转包给其他人种植，就是担心几年后，用地指标费大涨，现在退出不划算。前些年，重庆城市周边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情况。事实上2010年7月出台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渝办发〔2010〕203号）与201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0〕269号）相比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后者补偿明显大于前者。虽然后者是为了解决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制度上的不稳定让农民不敢轻易相信政府，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推出补偿产生怀疑和抵触。

四、改革与完善

（一）发挥政府行政指导作用，尊重农民退地意愿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现有法律法规不变的情况下，要解决好农村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政府必须首先进行科学的设计、规划和安排。通过对农民进行指导，让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知道土地规模经营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加大对退地农民的补偿力度，让进城农民切实体验自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所得到的利益与市场价值相吻合，甘心情愿按政府的指导，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

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退地意愿，有的农民进城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愿退出土地，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迫，只能进行引导。农民感觉退出土地，宅基地对自己有利，会配合政府政策自动退地。有了退地的成功案利，进城农民自然会效仿，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财产进行理财，投入农民自己认为该投入的地方。由于农民完全出于自愿退出土地，转让按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即便以后土地使用价值大涨，退地农民也不会找政府的麻烦。

（二）协调补偿机制，规定最低保护价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农民自己自由流转，还是在政府指导下流转，关键是财产转让利益的保障。目前重庆尝试对退地农民穿上“五件衣服”，即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然而，农民退地积极性并不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五件衣服”的含金量不足，对退地的补偿不认同。“在就业方面，市场化就业中进城转户农民并不比未转户农民具有优势，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全国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正在快速趋向城乡一体化”。今后政府在农民退地方面主要应该起指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价值交换，帮助农民获取应得的利益，并通过政府规定最低保护价，保障农民利益。目前重庆规定了地票的最低保护价为每亩9.6万元,有利于对农民财产的保护。随着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低保护价还应当逐步提高。

另外，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补偿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土地征收费和土地赔偿额。其中土地征收费相当于土地价值，一般按照征收时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额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征收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在很多国家，法律给予被征地者的补偿往往要超过土地的市场价值，这既有利于保证被征地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设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是各国保护失地农民的通行做法，这有助于降低他们面临的风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应考虑退地农民土地转让金和土地补偿金，土地转让金相当于土地流转价值，土地补偿金保证土地退出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降低退地农民的风险，让农民放心退地，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对土地纠纷解决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随着城乡统筹力度加大，农民转户、退地会越来越多，土地流转量加大，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也会大量增加，退地纠纷可以通过何种纠纷解决渠道解决是不明确的。应当建立协商、调解、信访、仲裁、复议、司法等多渠道的土地纠纷调处机制，特别是诉讼制度应当成为有效解决土地退出和流转纠纷、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制动阀和灭火器。

另外，在土地退出和流转过程中应加大防腐力度，从政策制定上，平衡户籍改革主体各方利益，在执行程序中，以及事后救济上加强监督，防止各种侵害农民权益情况发生，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害。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篇2

1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土地政策始终是我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 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所有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 ”均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到1952年底, 除新疆、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以外, 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

从1953年起, 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 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开始对农业等三大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 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 集体劳动、民主管理, 按劳分配和按股份分红相结合, 土地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 这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到1956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农民私有的土地和牲畜、大型农具以及土地上的附属物如塘、井等水利设施转为合作社集休所有, 取消土地报酬, 取消土地入股分红制度。在人民公社化阶段, 更是全面无偿剥削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自然资源, 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 中国开始了又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 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 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对农民具有重要的产权意义, 他们不但获得了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还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 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 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基本上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静态管理关系和管理制度, 忽视了土地资产的动态配置规则, 片面注重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分格局, 而无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与城乡统筹的矛盾与冲突日益严峻, 土地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2 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瓶颈”

时至今日, 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逐步趋于完善, 先后出台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资源长期无偿使用的状况, 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土地利用的效率最大化。而在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举步维艰。作为农村最主要的财产——土地, 其产权主体模糊, 使他的资产价值无法在土地使用者中得到显化, 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成果。一方面, 农民有突破制度框架谋求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 而另一方面, 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却无法提供与现实需求相适应的制度保障。2003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或定居, 仍保留原土地的承包权, 而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定居, 则要放弃原上地的承包权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设定了3年过渡期, 允许转户农民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保留林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各项补贴等“三件衣裳”;实行有偿退地, 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 可以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得到相应补偿,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 将获得3笔补偿资金。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新政”是对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对推进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向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 笔者在调研中却发现, 很多农民对转户还存在许多顾虑和担心。

2.1 农民的非农收入不确定

截至2009年10月止,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突破800万人。目前, 进城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组织的。根据调查的结果, 94%的农民工没有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愿放弃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低, 外出务工的非农就业不确定, 非农就业收入不稳定, 很多农户为此不愿意转户。

2.2 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担心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农村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只能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事实上,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制度瓶颈。根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显示 (如下表) , 尽管农村土地收益低廉, 但大部分理性的农民还是选择继续耕作, 不敢轻易放弃土地, 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进行流转。可见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否, 直接影响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

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原因统计:

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瓶颈”消除路径

3.1 加快农村土地产权的立法进程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看, 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关键在于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承包经营权下分离使用权。目前, 农村土地制度与以农民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分割成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的瓶颈制约。因此, 要进一步明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界限, 赋予农民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土地权利。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使用立法, 根据土地利用目的的差异, 构建多层次的土地权利体系;强化法律对土地使用权内容和形式的约束,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进一步对土地所有者与利用者之间, 土地利用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 实现各种土地权利的独立化;在对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离的前提下, 实现直接经营土地者的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化。据此,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应该对土地权属及转移、土地权属转移补偿、土地使用权、土地双层经营等内容进行相应的创新。

3.2 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土地制度的创新, 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 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1994年《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改变了农村土地绝对禁止流通的格局, 但将耕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抵押权的客体范围之外。《物权法》的出台并未改变这一立法格局。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完整导致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向金融机构通过耕地抵押获得融资, 抑制了农村土地的价值担保功能,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强化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 应创新农村土地的流转机制, 开放农村士地市场, 将耕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抵押权的客体, 显化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 增加农民的生产性土地收益。当然, 农村土地的流转, 需要有健全的组织保障, 政府要成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发放土地确权证书, 规范流转程序。短期内, 即使大部分农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也不应当完全消除。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 向土地支出劳动, 开垦、改良土地, 对于这块土地本身就存在一种不可否认的利益, 这种利益是基于长期的历史联系而形成的。即使不考虑农民生活保障的成分, 这种利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形成法律上的权利。更何况在一段时间内, 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3 完善农村的土地退出机制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退出机制, 首要的是将农民的土地产权价值化, 农民对土地不只能“用”, 还可以“兑现”带走, 从土地产权的价值化流转上实现最大化的利益。在自愿的基础上, 允许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允许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流转市场, 将农民土地权益变现, 作为对价, 鼓励农民进入城市生活, 并向其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补助。这必将激发农民转户进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其次, 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 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社会保险, 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考虑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同时由国务院出台该法的配套条例, 将城乡社会保障统一起来。对转户进城的农民, 同等享受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加快立法,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界限,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独立化、流动化, 完善农村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机制, 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 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吴金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问题与建议[J], 集体经济, 2009 (5) .

[2]张慧芳.土地征用问题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喻文莉.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创新[J], 农业经济, 2010 (8) .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篇3

原告：候跃超

被告：昌平区南邵镇南邵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候跃超原系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南邵村农民，1999年随其父亲转为非农业户口。2004年12月，被告南邵村委会向原告候跃超及侯静、徐桂敏核发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确利证书》。被告南邵村委会因原告候跃超办理了农转非，依据村里制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确认原告候跃超不享有户籍股，并进行公示。原告候跃超在公示中发现没有确认其享有户籍股后，认为其具有《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确利证书》，当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进而享有户籍股，双方产生争议。为此，原告候跃超诉至法院。

【裁判要点】

本院认为：被告南邵村委会制定的《南邵村关于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是其根据法律规定行使的村民自治权利，符合村民民主议事的规定。原告候跃超作为居民，其依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权利证书》要求确认其享有户籍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候跃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候跃超负担，已交纳。

【争议焦点】

有《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权利证书》是否就有户籍股？

【法理评析】

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简称确权。是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确定某一范围内的土地（或称一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他项权利的内容。每宗地的土地权属要经过土地登记申请、地籍调查、核属审核、登记注册、颁发土地证书等土地登记程序，才能得到最后的确认和确定。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就是确认个人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以及其他权利的隶属关系，与是否是农业户口无关。

而户籍股建立在国家户籍制度上，北京农村的股份制改革分为四大股份：户籍股、土地确权股、劳龄股和独生子女配股。具体的股份配额，应由村民行使其自治权利，通过协商确定。可以看出来，户籍股与土地确权股是相分离的，有土地确权，不一定就享有户籍股。

本案中，由于原告于1991年转为非农业人口，因此其户口就不是农业户口，不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被告南邵村于2004年对原告进行了土地确权，并颁发了权利证书，由此原告是具有土地确权的。问题是，基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村民自治，在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时，如果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不会拥有户籍股。法院的裁判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像原告这样的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在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中，其权利受到了漠视。因为这类人群，并不是一出生就是非农业户口，在转为非农业户口前，他们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然而，转为非农业户口之后，他们又失去了户籍股这样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立法保护他们的权利，使其也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那一部分权利。当然，要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

法律界网站提示：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有一部分农业户口要转为非农业户口，而今国家加大了农业、农村、农民的扶持力度，农业户口的人正在慢慢的享有一些利益，有一部分原本是农业户口的非农业户口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因此，在当前户籍制度尚未改革之前，及时把农业户口转回来，才能保障自身的权利得以实现。

【法条连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十九条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

（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条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篇4

户口迁移政策方面，在本市市辖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本人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进城务工人员在同一市区连续工作满2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1年以上，且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大中专院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正式录(聘)用，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投资经商、兴办实业，有合法稳定经营场所、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依法经营满1年，按规定通过验定或年检的。在县级市市区、县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本人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按规定连续参加社会保险1年以上，且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大中专院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正式录(聘)用，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

《意见》中指出，以上人员中符合相关条件，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此外，公民通过合法方式、合法途径购买、自建、继承房屋，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实际居住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意见》中还指出，引导农村居民结合迁村并点、旧村改造、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自愿、就近到城市和城镇落户。严格限制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城镇居民违反规定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一律不准落户。实际居住生活在农村、拥有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以农林牧渔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户口空挂城镇人员申请回农村落户的，由县级公安机关核准。

同时要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对暂不具备城镇落户条件的流动人口，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

据了解，该《意见》的实施，旨在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以公民经常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据了解，本意见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6年5月1日。

权益

土地房子，自己说了算

《意见》指出，农民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受法律保护。农民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农民自己说了算，非法定程序不得强制收回。政策

当上城里人仍享国家惠农政策

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正式录、聘用的工作人员除外)，可继续享受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与土地相结合的国家惠农政策，也可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

户籍改革需多部门配合《意见》中指出，公安机关负责落实户口迁移的政策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做好户口登记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财政部门、住建部门、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人口计生部门等市直职能部门做好政策衔接。农业、国土资源部门负责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政策。

意义

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十年前，时任烟台市政协委员的王全杰，在2003年烟台市第十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到，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十年后，烟台市政府发布户籍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成为山东省人大代表的王全杰得知消息后，连声称好。

户籍改革 篇5

我的父母是来自农村的一对平凡夫妻，自他们结婚以后

便离开家乡来到了甘肃打工，被当地人称之为”外地人”,在那里父

母生下了我和哥哥，而我当时被称之为“黑户”,为了逃避上门查

户口的，每次在查户口时我总是被父母支到外面玩耍，从我上学

前班到初中二年级，每年除了交学费还要交借读费，这是当地人

不用交的，为了将来能参加高考，父母把我和哥哥有送回了老家

上初三和高中，让我们成为了留守儿童。而我的父亲因为是外来

务工人员，在那个厂里”做牛做马“18年了，但是仍然不是厂

里的正式工，生病请假不能享受厂里的补助，过年过节没有正式

公的福利……对于这些，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

户籍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需对症施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更多的人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都有

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

在我们身边总能看到，一颗颗渴望融入城市的心与现实户籍

约束之间存在种种矛盾。由此带来的权益、保障和待遇的不同，更是时刻提醒着每个城市外来人员身份的差别。

户籍制度是改革的“硬骨头”。尽管如此，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动作并不少。近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各

地也在积极想办法，出新招，破解户籍限制。北京、上海、南京

等不少城市从居住证制度入手，对居住证进行“积分制”管理，逐步推行居住证和户籍的对接。

然而，到目前为止，改革进展似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期许，有些改革举措推出时期望值很高，但实际推行却面临种种问题。以一度颇受关注的居住证制度为例，外来人口对此的热情正渐渐淡去。究其原因，主要是居住证制度涉及的人口太少，与不断涌入的城市外来人口相比，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比如某大城市，自2002年实行居住证以来，获得居住证的人近30万人，但是真正转为当地户口的不到5000人，与城市上千万的非户籍人口相比，只是寥寥少数，而且申请的门槛并不低。由此可见，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打开了一扇窗，但是还是难以跟上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

人们希望获得一张城市户口或者大城市户口，主要是因为户籍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背后是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方方面面的保障和福利。身处大城市，如果没有一张户口，就会遭遇各种不便，看病没法报销，连挂号费都比本地人高出数十元;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买房购车受限制„„一张户口纸上承载太多附加值，让人们趋之若鹜。

户籍制度的背后是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等，而目前我国城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较大。正因为此，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放开，就可能出现大量人口短期内向优势资源城市聚集，最终造成已满负荷运转的少数大城市无法承载。户籍制度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还是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矛盾。

因此，要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也需对症施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更多的人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户口的“含金量”相对均等后，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一时之功。还有很多难题要解，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一张户口背后涉及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改革，涉及医保参保补贴制度的调整，也涉及义务教育资金投入的变化„„每一项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是，不能因为难就怕改、不改。无论是从广大百姓的愿望出发，还是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角度考虑，相关改革都需要加速推进。通过改革打破户籍藩篱，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广泛更均等地覆盖，让人才更自由顺畅地流动，是经济社会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尺。

户籍制度改革进度：

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备受关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始尝试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2008年以来，各地改革加速推进。2012年底，上海对居住证进行“积分制”管理，居住证A证和C证持有者在社会保险、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待遇完全相同，享受和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今年4月，北京市提出年内将启动实施居住证制度。

此外，南京即将建立居住证与户籍准入对接制度。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今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加速推进。2月，三部委出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 “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全民医保体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等，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将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在于户籍制度改革。今年6月26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临床30班

安徽户籍改革 篇6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户籍改革意见出台，有什么亮点值得关注?

据悉至少已有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南、吉林、江苏、江西、辽宁、青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等20个省区出台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户口转移政策看，不少省份出台的户口迁移条件比国版宽松，在人口管理方面，建立或完善居住证制度已成为共识，但依照当地不同情况，居住证的“成色”并不相同。

其中有一点最值得关注：按照既定目标，本轮户籍改革完成后，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有望在城镇落户。一些地区还明确了随迁子女有在当地参加中高考的权利。

农村户籍改革对策 篇7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困境,对策

户籍制度不仅是政府管理其管辖区内人与户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手段, 还是政府制定各种公共政策的参考依据。我国沿用至今的户籍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建立与健全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户籍制度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困境。

1 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我国户籍制度的起源于夏商时期, 建国前我国不存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公民的迁移基本是自由的。

1951 年7 月,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掌握人口数量状况, 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部户籍法规, 使城市户口登记在全国内的基本统一得以实现。

1958 年1 月9 日,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这标志着我国户籍管理法制化的开端, 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也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77 年,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提出要控制市镇人口增长, 使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从此提出了“农转非”问题, 并在此后制定了若干项政策,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严格控制户籍时期。

1978 年,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国家也开始逐步调整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并着手改革户籍制度。2014 年, 国务院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确立城市与农村相统一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 今后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户口均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2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我国的户籍制度曾在提供户口信息, 维持社会安定, 防止城市化过快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转型, 这一制度与社会系统的运行极不不协调, 逐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 推进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成为了一种必然举措, 但是, 在户籍制度改革还面临以下困境:

2.1 对人口流动趋势的认识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一种主要趋势。但是这种流动趋势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地对户籍政策作出相关调整, 与户籍相关的各项配套政策也随之完善起来。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公民对于户籍制度的价值取向上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十分发达的一些地区, 比如, 北京, 上海, 这些地区中有些人们在郊区的生活质量与城市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没有较大差异, 于是这些农民想去城市生活的欲望并不是十分强烈。与之相反的是, 现在城市生活与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交通越来越拥挤, 城市环境越来越差, 想去郊区生活的城市居民反而越来越多。所以, 现在的人口流动也可能不只是过去的那种单向流动模式。因此, 改革者在进行改革时也要考虑到人口迁移双向流动的可能性。

2.2 户籍改革缺乏合力且登记管理手段落后

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合力。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城乡居民多方面利益, 与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相关。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由公安部门推进, 在公安部门采取改革措施的同时,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却没有同步进行配套改革, 不仅造成各项政策之间的不衔接, 而且使得户籍制度改革流于形式, 无法收到实质性的成效, 广大人民难以实际享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好处。

户籍登记及管理手段落后。由于我国实行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政策等原因, 不按规定申报和登记户口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有的地区擅自冻结户口, 有的地方不准超生婴儿申报出生, 登记户口, 特别是农村地区, 不报, 漏报户口的现象十分严重;居民更改基本信息的管理不够严格, 流动人口登记和管理也不够规范。

2.3 立法滞后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实施的, 《条例》曾在健全户口登记, 保障公民相关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首先, 这一条例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这实际上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造成公民之间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其次, 滞后的户籍法规与不断变化的实际相脱节, 给居民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造成诸多障碍, 致使户籍管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最后, 随着我国社会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与户籍工作相关联的法律, 例如《婚姻法》, 《继承法》, 《出入境管理法》等相继都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这就使《条例》在有关方面与这些法律发生矛盾或冲突, 国家的立法部门需要尽快地对其进行修订或重新立法。

2.4 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政策难以与其相一致

我国户籍制度是社会分配体制的基础, 人们在享受医疗, 教育, 社会保障等资源项目上都与自身的户籍性质相挂钩, 使得户口承担了除基本职能以外的许多社会职能。所以, 户籍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其进行改革也变得更加艰难。相关部门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 才能做出有关的改革措施, 在时间上和实际操作中, 户籍改革与配套社会政策改革的进程不可能完全一致, 一旦两者出现矛盾或者不协调的地方, 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就难以落到实处。我国有一些城市如:郑州, 首先试点改革户籍制度, 放宽了户口迁移的条件, 农村居民逐渐迁移到城市, 这就对城市公共资源如:交通, 医疗, 教育等造成一定的冲击, 城市承载力容纳不了新涌入的人口, 导致改革不得不戛然而止。

3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分析

我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已拉开了序幕, 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从强制性政府社会性管制制度逐步转变为户口登记制度。要想实现这一长期目标, 必须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同时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科学可行的对策, 加快改革步伐。

3.1 统一思想

改革主体部门要树立统一的指导思想:改革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加快城市化进程, 有利于合理调配劳动力资源, 促进人口有序合理流动,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改革要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 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改革既要加大力度, 又要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与此同时, 还要加大力度宣传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以及其重要意义, 让居民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 使其在思想上与改革保持一致性, 调动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参与到改革过程中来。

3.2 遵循城乡统筹, 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差异大,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所以改革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国家层面可以先从全局出发,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制定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总方案和总原则, 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 进行管理和指导。可以授予各级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 他们可以根据国家法规和政策, 从本地区经济, 社会, 人口等综合状况出发, 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相应计划和实施方案, 分地区、分步骤, 先试点后逐步推进改革。改革条件比较充分的城市,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加快改革步伐, 条件还不成熟的城市, 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为以后的改革步骤的实施打下基础。鉴于户籍制度改革内容多, 难度大, 牵涉面广, 政策性强, 改革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3.3 推动户籍管理规范化和信息化

加强管理机构。全国要自上而下地设立和健全户籍专职管理机构, 要提高户籍管理的专职工作人员的素质, 对其定期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培训, 调动户籍管理人员和机构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 针对现实存在的一人多户、错误户口登记等问题, 必须以法律手段严惩腐败行为, 才能以儆效尤, 从源头上遏制买卖户口的行为, 同时还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完善管理手段, 提高管理技术。建立健全户籍网络化管理, 有计划地配置先进的技术设备, 建立和完善现代化全国人口基本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这不仅能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准确依据, 还可以提高人口户籍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有利于推动户籍管理的规范化, 信息化, 实现户籍制度的动态管理。

3.4 完善户籍立法工作

应该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迁徙自由。因为,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所以, 应以宪法形式重新确立下来, 任何制度和法律都不能违反宪法。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为根本基础, 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科学系统的户籍法规体系。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可以先根据当地的经济, 政治实际情况, 在其管辖范围内内展开立法调研工作, 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尝试编制地方性的法规和条例, 来解决紧急问题, 并对实施情况加以总结, 以加强立法经验的积累。

3.5 大力推进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中观层次的社会管理制度, 是具有经济和政治功能的社会管制工具,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 它与我国其他的社会制度有着关联性, 户籍制度改革不单单仅改革其本身, 必须以相应的配套制度改革为支撑。循序渐进地削弱与户籍制度关联甚微的附加功能, 有计划地、合理地、缓慢地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利益机制, 加强其人口登记功能, 这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又有助于加强政府的日常管理。另外, 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新政策时要遵循户籍改革的总体方向, 尽量不与户籍制度相关联,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综上所述,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既遵循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因地制宜, 又统筹兼顾、有序稳步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的大国, 要做到改革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相适应、与人民群众自主定居意愿相契合。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缓慢而有又艰难的过程, 需要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 还要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 这样才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 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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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户籍改革账本 篇8

重庆市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审慎的评估，以全部整户转移、全部退出土地测算，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进入成本”。 经测算，重庆市仅2010年和2011年两年集中转户的人口总数就将达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约为2010亿元。其中取得城镇居民身份的“入口端”需要1241亿元（含就业、交纳养老保险、住房、医疗、教育），解除农村居民身份的“出口端”所需资金769亿元（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农户退出补偿、农村承包地退出补助）。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变革，政府作为主导，但并非承担无限责任，而是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引导，借助市场力量，撬动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具体来讲，这笔资金如何分担，重庆市政府测算，2010亿元的总成本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投入1229亿元，主要分摊农民工转户后的养老、医疗、住房、获得流转土地、农村宅基地等成本；转户农民个人作为直接受益者，需投入465亿元，主要用于缴纳自身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政府“四两拨千斤”也需投入316亿元，主要用于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引进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说：“这样总体看，转户农民人均可一次性获得宅基地退出补偿、承包地退出补助等直接收益1．8万元，略高于进城后个人应支付成本1．6万元，政策设计具有吸引力；政府除分摊316亿元改革成本外，还需建立宅基地、承包地流转周转金10～20亿元，总体投入处于可控范围。”

户籍制度改革实际是城乡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调整，政府必须为农民进城支付合理成本。目前舆论普遍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测算，但在计算成本的同时，也应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收益。

据重庆市综合测算，让1000万农民进城至少可以为重庆带来三方面的收益：

1可以直接拉动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徐强介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1/3至1/4，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00多万农民进城，农民进城以后的消费，一个人每年至少比在农村多1万元，300万农民进城，每年都会新增300亿元的持续内需拉动。

2大量农民进城对守住耕地红线有好处。重庆市农委的计算表明，重庆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退出宅基地，可节约建设用地170平方米，如果未来10年重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就可以复垦增加耕地250多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