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精选12篇）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1

1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概况

2011年7月12日, 重庆市开始启动涉及千万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 力争到2020年, 全市非农业人口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70%, 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民将转为市民。这次户籍改革确立的关键点是, 通过建立转户农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地的弹性退出机制, 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重庆这次户籍改革秉承“统筹规划、自愿有偿、积极稳妥、综合配套、促进发展”的基本原则上, 提出了总体目标两步走战略:第一阶段, 2010~2011年, 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 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 力争新增城市人口300万。非农人口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至37%, 实现转非人口在主城、区县、小城镇三级城镇之间的合理布局。第二阶段, 2012~2020年, 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 建立完善的土地、住房、就业、社保、卫生等支撑保障体制, 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 力争每年转户80~90万人, 到2020年, 新增城镇人口700万人, 非农人口比例上升至60%。主城区聚集城镇人口1000万, 区县聚集城镇人口600万, 小城镇聚集300万, 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

事实上, 重庆从今年1月起, 就已启动户籍改革, 并初步形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草案。在推进的过程中, 重庆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问卷调查显示, 90%以上农民都不愿放弃农村土地进城。农民担心的是“进城后, 在城里生活不下去怎么办?”

重庆由此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 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说是为农转非居民保留“三件衣服”。即农转非后, 其宅基地、林权地和承包地在三年内暂时保留。

黄奇帆把城市户口捆绑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比喻为“五件衣服”, 农村户口捆绑的宅基地、林权地、承包地比喻为“三件衣服”。农民进城后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穿上“五件衣服”。但万一农民在城市生活不稳定, 流离失所怎么办?重庆的思路是:即使农民穿上了城市的“五件衣服”, 其在农村的“三件衣服”仍然暂时保留。到时候农民生活好了, 可以选择卖掉、流转给集体、也可以通过出租收取租金。若发生征地动迁, 农民也可凭使用权获得相应赔偿。

2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惠及民生。原有的户籍制度是经济二元结构的产物, 不利于社会公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赋予有条件的农民以城镇居民的身份, 有利于实现同工同权, 让原有的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

第二, 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有利于短时间集聚城市人口, 加快城市化进程, 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 有利于扩大内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城农民工若没有城市居民身份, 心理上没有落地生根的感觉, 影响其在城市消费的积极性, 而户籍制度改革, 让进城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有利于拉动消费, 扩大内需, 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四, 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繁荣农村经济。我国人多地少, 在改革开放初期, 农村土地下户, 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原有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导致资源利用率低,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入户, 有利于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民增收。

3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不足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虽然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提出了操作性强, 见效快的实施方案, 但短时间内大量的人口迁徙与城市的接纳能力是否匹配;财政的承受力是否保证转户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 种种问题无不考验着政府的综合能力。

第一、配套改革相对滞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城市各个管理系统的综合承受能力, 首先是财政实力, 坚实的财政实力是有效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前提。在重庆现行的财政实力下, 大量的人口流入对主城区的接纳能力产生巨大压力, 人口激增导致的交通拥堵、教育资源紧张、社会治安管理、社会保障压力等等问题, 都会给主城区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 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就很难消化激增人口, 不但难以实现城乡统筹, 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城市化进程。

第二、失地农民得不到相应保障。在户必前, 进城农民工尚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即若不能在城市立足, 还可回家种地。但户改增加了农民进城务工的风险。按重庆现行改革方案和法规, 进城农民工必需在“非农户口”和“农村土地”之间作选择, 三年过渡期满后不退出土地, 必需返回农村户口。按目前对退地农户的土地补偿, 其价值可谓微乎其微。进城退地其实质是“土地换社保”, 由于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尚不健全, 农民失去农村的“三件衣服”后, 得到城市的“五件衣服”实在太单薄。

第三、户籍身份壁垒消除, 其他壁垒依然存在。户籍改革, 表面上农民成了“城市人”, 看似降低了农民工的入城标准, 实际上却是提高了进城门槛。主要表现在进城后高昂的房价和低微的收入, 使农民工对城市房屋望而却步, 也难以融入城市, 此外入城后, 子女入学、日常生活开支加大, 也让他们难以承受。门槛提高的另一表现是就业上。多数用人单位在设置工程时, 都以文化程度为准入限制, 而进城农民大都是低学历人群, 这也使得他们只能干简单的体力劳动, 学历、文凭、技术, 是多数农民工难以跨越的门槛。

4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层思考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这是一项有着多重价值取向的改革, 也是一项由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交错构成的的改革, 更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改革。由于原有的户籍制度承载着太多的附加利益, 要对现有的户籍进行改革, 就要对政治体制、市政体制、赋税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配套改革, 且政策的关联性强、复杂程度高, 不仅有许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 所以, 户籍制度改革宜循序渐进, 稳妥推进, 欲速则不达。

第二、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可理解为实现社会公平, 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户口一元化的改革, 其意义不仅是简单的“农转非”符号的变化, 更深层的意义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缩小三大差别, 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是广大农民心底的呼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寻找动机和条件, 更应该想方设法消除改革的阻力。

户籍制度改革, 要顺应市场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实现身份平等, 消除户口的难迁移性。户籍仅仅是登记公民身份信息的一个载体和社会管理及司法实践的一个证明, 不应该有太多的附加值, 改革后的户籍制度关键要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及各种公共权利的统一和平等。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中要注意城乡资源的协调配置。城乡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和组合状况, 决定着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效果。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我国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资源流通不畅、流向不合理、配置不公平、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这也与原有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有一定关系, 所以, 在户籍制度改革时, 一定要注意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样, 就可缓解为获取优势资源而产生人短期人口聚集问题。

第四、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 它对行政机构应对变革的能力是一项很大的考验。在这项改革中, 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缩水、就业群体的急剧膨胀、生产与分配的重大调整, 社会保障体制的重新构建等等, 都会产生诸多阻力。但改革势在必行, 各部门应顾全大局, 里应外合, 共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近年来各地的户籍改革, 主要由公安部门推动, 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靠公安部门单枪匹马不可能取得成功,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权威, 能跨部门协调的单独权力机构, 来统领这项庞大工程。

第五、先行试点, 逐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表面看只是一个“二元化”变“一元化”的问题, 而深层次的问题是捆绑在户籍上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福利分配上。目前, 户口一元化的改革已在许多地区试点推行,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在试点改革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只要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总会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户籍改革先行试点, 就可从试点中吸取经验教训,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改做好准备。从试点到全国纵深推进, 户改就可有序且有效地进行, 也可在平稳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总之, “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策略, 户籍制度改革, 取消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或许并不难, 而剥离原有户籍上附着的福利功能, 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差异, 才是户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城市户口的社会福利含金量是户籍改革的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户籍改革的推进相当缓慢, 户籍制度改革能否真正扫除障碍, 是否能真正改变“二元”状态, 是否能真正改变城乡人口的不平等地位, 值得我们每位责任者深思!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2

——从统筹城乡就业说开去

张李娟

涪陵区委党校重庆市涪陵区408000

内容摘要：2010年8月，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重庆，在全国率先提出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为突破口，启动了农民工户籍改革。此举在全国引起巨大凡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统筹城乡就业方面入手，探讨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与统筹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就业

作者简介：张李娟重庆南川1982年 涪陵区委党校讲师硕士

主要研究成果：

1、哈耶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比较 法制与经济 2008.12、韦伯法律类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制与社会2008.123、法律教育中的法律信念 学问—科教探索2008.12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总裁2009.75、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魅力中国2010.56、主持并参与的课题：“五个涪陵”建设、涪陵区非公有制经济建设研究、涪陵区“新社教”活动研究等相关课题。

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一、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和必要性

谈及我国的户籍制度，现在网上各大论坛的帖子里最常说的就是：“户籍制度早该改了！”。然而，现在我国城市户籍管理的基础却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城乡分割体制，以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建立的流动人口暂住城市的管理框架，这些已经不能适应流动人口事实上长期居住城市的现实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体系的边缘人，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地处西部的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为一体，全市共有3200万人口，80%在农村，800多万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4︰1。可以说，这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缩影，探索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道路既是中央交给重庆的光荣使命，也是基于重庆市情的必然选择。2010年8月15日，重庆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并计划在2011年实现300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1000万，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9%提高到60%改革目标。因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形成流动合理、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有利于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其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有利于打破城乡要素资源流动障碍，提升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农村资源要素的价值；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户籍制度改革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在三农问题中，如何实现农民的小康至关重要。要实现农民小康就必须增加农民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实现农民的充分或较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我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来看，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要减少农民，必须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完善，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短期”行为。数千万的农民到城市就业时，只能作为“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在造成就业不稳定、影响农民眼前收入的同时，也使得技能培训等提高效率的措施，难以持续进行。“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逐步取消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城乡经济、提高农民素质、健进社会政治稳定、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已成为关系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如果说体制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原因之一，那么，户籍制度却是困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一大难题，户籍后面捆绑着利益的主体，农民工“城乡候鸟”的身份矛盾日益加剧的根源即在于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就要完善就业机制，消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实现就业均等，有关部门在就业制度设计上适当向农民工倾斜，并逐步开放包括公务员等岗位在内的吸收力度，因此户籍问题已经成为城乡统筹的突破口。事实上，户籍的改革不仅将直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就业期间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工作待遇，即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还将成为启动内需、增加城市消费、增加市场拉动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对户籍改革撬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还有另一番见解。他的定论是“农民工大量进城还会带来人口红利”。为此，他解释说，进城农民工大多是年轻人，会把城市的老龄化往后推移，使城市显得年轻。如果有些人认为农民大量进城瓜分了城里人已有的蛋糕，已有的利益，使城市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是鼠目寸光的。实际上农民工进城对城市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对城市的社会发展都是很好的。

三、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重庆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2007年6月，重庆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据“发展出题、改革求解、试验示范、带动西部”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创新试点在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拉开了序幕。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重庆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劳务经济健康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三条主线开展改革试验，启动了户籍、土地管理和使用、社会保障、公共财政、农村金融、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探索。而今，重庆统筹城乡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形成，随着这些制度的深入实施，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上必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着力点在城，着眼点在乡”，这是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的核心发展思路。为贯彻这一思路，重庆提出了“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一圈”指以重庆主城为核心、一小时车程为半径的经济圈；“两翼”包括以万州为中心、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为主体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为中心、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翼，涵盖重庆17个区县，集聚全市80%贫困人口、50%以上农村人口。肩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验重任的重庆，将突破口放在“两翼”地区。2008年1

1月，重庆明确提出“振兴两翼”，并出台加快推进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实施千村整村脱贫、推进三峡库区后续工作等九条措施。“两翼”农村人口脱贫致富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和重点。从2010年开始，重庆市开始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计划通过农村承包地、林地等确权工作和实行“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促使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对农村土地实施确权改革，为农村要素流动创造条件；通过加大财政性资金投入，建立地票、碳汇交易等机制，完善农林经济补贴等优惠政策，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创造条件让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附加价值。为了加快“两翼”发展步伐，重庆市政府确定“一圈”21个区县对“两翼”17个区县实施结对帮扶，要求“一圈”帮扶区县每年按其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的实物量支援受助区县。从产业联动、就业转移、教育互助、科技合作、卫生共享、人才交流、融资支持、扶贫开发等8个方面建立帮扶机制，努力实现“一圈”辐射带动“两翼”加快发展。圈翼差距开始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有所增强。

自城乡统筹改革以来，重庆市城乡生产生活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建设农村公路、饮水工程，农村公路乡、村通畅率分别达99%、55%。解决了800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重庆两年内投入3000亿元用于“十大民生工程”：推动农民危旧房改造，建设“巴渝新居”；财政投入了111亿元，免费义务教育从农村贫困学生扩展到所有中小学生；建立54亿元周转金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让已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落户后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投入153亿元助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落实28.7亿元念活“山”字经，实现“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投入25亿元补助31个远郊区县专项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事业……数据显示，短短3年多时间里，重庆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38万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4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200元，年均分别增长11.2%和12.3%。此外，农村养老保险扩大到30个区县即将实现全覆盖，250万老人享受养老待遇，建立48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关爱130万留守儿童……，城乡统筹，正在惠及千家万户。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探索多种路径，但归根结底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在探索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民生情怀”，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参考文献：

1、肖铁等重庆市两种典型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比较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3）

2、祝志勇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土地流转的多边利益平衡问题思考探索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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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户籍改革的底气在哪里 篇3

转户农民的社保等待遇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诸多改革中，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应该是最为充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改革至今仍未大规模起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戶籍改革意味着福利扩大化，需要地方政府充足的财政能力作为强力支撑。

那么，重庆户籍改革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是否已具备足够的财政底气，解决转户人员生存发展的一系列福利问题呢?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重庆市发改委改革试点处处长陈继红。

《新西部》：目前重庆户籍改革进展如何?工作重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户籍改革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目前处于集中转户时期。我们确定了三个重点转户群体：大中专学生、已经占用其土地但未转非者和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预计在年底前完成这三个群体的转户。之所以优先选择大中专学生是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是包产到户后出生的一代，也没有种地的技能。优先给大中专生转户，可以使城市年轻化。针对这些自愿转户的大中专生，我们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在农村的土地仍保留、在学校继续享受补助、户口可以挂靠、可以申请公租房。

《新西部》：户籍改革新旧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新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继红：新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农民进城后所享受的社保等福利和城市居民一样；征地农转非的养老保险金比之前享受的待遇高：有地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别的优惠政策：退出土地者有比较高的补偿金；在时间上有区别，现行政策有三年期限。

现行改革制度真正照顾到了老百姓的利益。想转户的农民就能成为城市人，但之前不行；转户之后的农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居民待遇，是身份的真正转变，实现了同工同酬同权利；在农村的权利得到了最大利用；对农民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全，比如解决了子女就近上学的问题等。

《新西部》：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否保留?农民的未来是否有保障?如果农民不同意，政府是否会强制执行?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一直都是本着自愿有偿的转户政策，不会强制执行。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来保障农民进城的未来生活。比如由重庆发改委和公安局及17个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1＋10”和“1＋3”的相关配套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新西部》：对于政府“以土地换户籍”的质疑你怎么看?

陈继红：这是把政府高尚的目的贬低了，其实政府是采取完全自愿的态度，而且实施高补偿的政策：农民退出的土地首先满足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政府征地后，给予农民应有的城市户籍和社保等福利，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实验区先行，缩小城乡差距，是整体统筹的考虑，也是拉动消费、转变经济方式的需要。

关于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其实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城市已经容纳了他们，这就已经说明了政府的能力；其次，社保只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这方面政府已经算过账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西部》：政府对户籍制度的路径和执行细节是否做过科学论证?结果如何?专家的观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非常慎重地做了调研，曾制作了详尽的改革意见和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向北京相关部委和发改委汇报了相关想法，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才决定开始实施。

从大众来说，发了5万多份问卷给农民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进城：邀请企业和高校的专家及各区县代表，召开了13次座谈会讨论户籍改革的可行性，均表示赞同：我们还到比较有经验的上海、广州等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地取了经。

从政府角度来说，重庆市发改委和公安局用半年多时间来做调研，决策过程也非常慎重：召开了5次领导小组会议、3次市政府常务会，两次市委常委会议……市长黄奇帆曾说过，这是一个反复的研究论证过程，充分说明政府对户籍改革的重视和慎重。

《新西部》：对于政府来说，户籍改革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陈继红：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有可能会热烈拥护这一制度，出现蜂拥进城的风险，导致集中转户的问题，但经过调研，不会出现这种风险，因为我们要考虑成本问题。

其次，是吸引力不够的风险。据调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转户，就说明还有很多人有顾虑，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在优惠政策上要下工夫，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是分布不均匀的风险，不能完全把农民转户集中安排在小城镇。我们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是主城区适当放开，区县城进一步放开，乡镇全面放开。

四是土地的风险问题。比如农民退下来之后的插花地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对有条件的插花地进行整理，实在不能整理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负责流转、承包，总之不能让土地荒芜。

五是成本风险问题，一下子要解决那么多农民进城的社保等问题，就存在成本问题。政府最主要的化解方式是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原则。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4

重庆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发展现状,农村范围大、地形复杂,农村人口类型众多,而狭小的主城区居住着三千多万重庆人中的大部分,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使得重庆市主城区人口密集程度进一步加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户籍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众多,矛盾重重。

1农村居民群体户籍改革的障碍

1.1农民工群体户籍改革的障碍

农民工群体是在农村户口的居民,他们是在向城市中转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产生,是中国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农民工群体户籍改革的障碍主要表现在:1“离乡不离土”的土地情节。大量农民工将农村的土地作为其不能进入城市工作而返回农村的最后保障,难以将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土地利益完全剥离开来。2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在工资工时、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就学招工、公共福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都存在差别,农民工群体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困难也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障碍。

1.2农村留守人员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

农村留守人员和农民工子女都是随农民进城打工而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属于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对于留守儿童,他们没有行为自主能力,留守全是遵从父母的意志;对于妇女来说,看家、守田、照顾老小成了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对于老人,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于缺乏农村主要劳动力,农村留守人员的土地利用率不高,从土地上获得的经济利益较少;留守人员不愿流转土地,无法促成土地的集中经营,不利于剥离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留守人员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系统不完善,随着家庭主力集体转户的成本很高,且在转户后无法在农村或是城市获得相应的保障支撑;城市学校高昂的借读费将农民工子女阻拦在学校门外,不够完善的城市教学体系满足不了转户后的大量农民工子女。

1.3户口已迁移到城镇的农民户籍改革的障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并将户口也迁入城镇转为非农业户口。户口已转移到城镇的农民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主要表现在: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户口已经迁移到城镇农民的承包地做了符合当前实际的法律规定,考虑到迁入小城镇的农民尚缺乏稳定的非农业收入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因素,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他们的承包地,村集体不能强制收回,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的土地往往在其迁出农村后,就被集体收回或者在土地二轮延包时不分给土地;有些已经迁入城镇或是市区的农民由于土地流转红利的分配问题出现分歧,或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后无法承受城市的高消费生活、不适应城镇生活等原因,而想要重新回到农村发展、生活,但是出于土地政策的考虑,国家政策目前禁止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在农村购买农民房屋,土地与房屋的限制,使城市户口人在农村无法立足。

1.4城市郊区农民户籍改革的障碍

1执着于土地的价值收益。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向外扩张,城郊农民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坚持不转户口以获得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的资本化收益。2固守城市郊区及农村户口的自身利益。在城市郊区因土地征收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利用带来巨大集体收益的情况下,问题变得尖锐。近年来,国家给予农村许多优惠政策,农民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给城郊农民带来一些好处,使得许多城郊的农民在市民化的机会面前犹豫徘徊,热情不足。3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吸引力不够。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和农村的还没有实现衔接和统一,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城郊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动力和积极性。

1.5失地农民户籍改革的障碍

失地农民既包括征地失地农民还包括流转失地农民,征地失地农民是指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200㎡的农民;流转失地农民则是指在对土地进行流转之后失去原有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

由于我国土地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导致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难度增大,同时也造成失地农民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出现了是市民但是却没有完全与市民享有同等的保障,是“农民”却没有了土地,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失地农民存在一种严重的不平衡心理,不清楚户籍制度改革对自己到底有何益处。

1.6普通农民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

普通农民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收入较低,生产生活方式单一,收入来源窄,享有的社会福利较少,消费水平也比较低。普通农民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土地的财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普通农民来说尤为重要,使户籍制度改革中剥离户籍的附着利益难度加大;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享有的福利政策非常有限,户籍制度改革保证农民享有同城市居民等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成本高,难度大。

2城镇居民户籍改革的障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居民开始往农村转移,虽然这种趋势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确实已经存在。

2.1土地制度限制城市居民迁入农村

我国的土地制度对农村和城市土地的使用方面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城市和农村土地之间的流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居民往农村迁移的趋势。受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居民中有意经营农村、有能力经营农业的有识之士难以落户农村,在农村发展现代农业、集约规模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2.2城市居民非转农的愿望

城市居民非转农的存在是由于城市居民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有自己的想法,想与农民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认为农民拥有土地做基本保障,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没有,不够公平等。目前,出现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的现象,主要基于城乡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的考虑,以及城市居民获得农村户籍后,原本自己的医疗保险及其它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利益如何转移,进而与农村的医保如何接轨。缺乏制度规范和政策保证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就不敢盲目地向农村转移。

2.3城乡居民的文化制度差异

由于集体和制度的排斥,城市户口人员加入不了农村,无论城市居民在农村居住多长时间,永远是非集体成员,永远是外来人口,不享有集体成员的权利。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城市居民带来的城市文明、现代文化与理念也无法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对乡村文明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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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小艳.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湖北省监利县若干调查实例的分析[J].襄樊学院学报,2006,27(6).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5

姓名：学号：

本调查报告着重讨论了户籍改革对重庆人民生活的影响，得出了人们对重庆户籍改革持有的态度，以及它的利与弊。当蜂拥而至的大学生与农民工进城时，对我们的城市是一种考验，是对城市有限资源，社会治安的挑战。在城市之中，当工作岗位达到饱和，当农民工失去赖以生存的农村户口时，我们将如何面对，重庆的户籍改革还不是很成熟，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在实践中检验。从2010年8月开始，重庆以其独有的重庆户籍改革模式以解决农民工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并且对全市所有高校的大学生作动员，开始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市的户籍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现状又是如何？下面就是本文的主要调研内容。

一、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个人问卷调查方式进行。

二：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围绕“重庆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调查了4名在城里工作的人。从中了解他们对本次改革认识态度和思路。

三、调查结果

梁霞，女，21岁，职高，群众，未婚，家庭成员有4人。她在本公司是一个质量巡检。月收入1800-2200。梁小姐对本次户籍改革持非常支持的态度，她认为一个女孩没有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在城里混出一片天空，在城里工作的时间里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同时也会配合国家政策执行下去，我们从一个21岁姑娘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她的态度，而让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前途一遍光明。

李明中，男，43岁，初中，车间管理，已婚，家庭成员3人。他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车间班组管理员，月收入3500左右，他对本次户籍改革持无所谓的态度，转了他最担心的是融入城市问题，一个43岁的中年人，常年居住在农村，最怕就是进了城找不来钱，一家子人又没土地了，怎么活啊，最关键的还是赔偿问题。

廖鹏飞，男，29岁，高中，工人，已婚，家庭成员3人，他在一家公司做车工，月收入3000左右，他对本次户籍改革持支持态度，他认为在城里的工作

中更能激发本人斗志，他最担心的也是赔偿问题。

朱培林，男，35岁，高中，生产管理，已婚，家庭成员3人，他在一家公司做生产管理，月收入4500左右，他对本次户籍改革持无所谓态度，没感觉到城镇户口在政策方面有什么特别优惠的地方，这是他对本次评论的最终结果。

四、从以上调查我们不难看出户籍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统一

大多数地方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行都有正确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改革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地方通知对户籍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看不到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瓶颈，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对解决西安市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也有的地方对户籍制度改革有为难和观望情绪，想等待中央明确的政策出台以后，或者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在着手进行改革，还有的地方在工作中，又简单冒进的倾向，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试点实践的情况下，就盲目的加一快速推进。

1.立法滞后

至今我国户籍制度的法律一句认识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而这一条例在很多方面与 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生产的实际需要已经相差甚远。事实上，这一条例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急需废止栤重新立法。

2.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项社会管理政策太多，是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

在现行户籍制度之下，人民在教育，医疗，计生，土地占用等诸多方面享有的福利待遇都简单的以户籍性质为一句进行差别性的分配。甚至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户籍性质不同的受害人得到赔偿数额都有极大差别。这不但人在制造了城乡居民之间法律地位和社会待遇的不平等，而且也是户籍制度承担了许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不少地方反映，户口迁移条件放松之后。城镇户籍人口逐渐增多，使得原本游仙的城镇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更趋紧张，难以承受，另一方面，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居民在土地，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福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城镇居

民，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办理了“农转非”户口手续的居民，现在有希望重新获得农村户口，享受农村福利待遇，这也给 地方政府带来新的压力。

3.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合力。

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城乡居民多方面利益，与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相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仅仅从名义上取消城乡居民户口差别，还要逐渐消除附加在户籍制度智商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当钱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游由公安部门推进，在公安部门采取取消城乡二元户口，放宽户口歉意条件等改革错失的铜佛寺，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却没有同不进行配套改革，不仅造成各项政策之间的不衔接，而且是的户籍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无法收到实质性的成效，广大人民难以十几享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好处。

4.户籍登记及管理手段落后。

调研中了解到，各地普遍存在这一部分居民无户口，重复户口，空挂户口，人户分离等想象，居民更爱姓名和出生日期的管理不够严格，流动人口和婴儿出生的登记和管理不够规范，在信息统计方面，各职能部门掌握这一部分人口统计数据，但各部门之间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切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导致各项数据之间出现不一致，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口信息的准确性，既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也不利于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真实准确的统计资料和依据。

二.户籍改革的面向对象

首批转户的310万农村人口，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农民工。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累计7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300多万在本地。这300 多万农民工中，约有l20万人，进城已达十年之久，加上家属，共计180 万人。第二部分是农村籍中专学生，全市共计有近70万。第三部分是40多万农转非人员。

这三部分拟在2012年前全部实现市民化。而最终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1000万农村人口进城落户。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先在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以

后每年中专毕业生有20万，10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再转化500万，总数量就是1000万。

“300万人进城，能直接拉动城市数百亿的消费，形成真正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黄奇帆称，“同时，新增300万城市人口，农村就减少300万农民，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会增多，农民收入也会提高。”

转户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当方案在设计上仍有一定门槛。据了解，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对进入主城，是适度放宽；对进入31个区县城市，采取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对于进入乡镇，是全面放开。对于准入标准，初步考虑从就业年限、社保缴费年限、住房情况等方面设计。

“也是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不可能一步到位。”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促使农村劳动力进城生根，是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显著特征的重庆长期的思考。2007年，重庆市社科院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调研，全市富余农村劳动力在900万左右。但受制于现行户籍制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真正实现转移。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计，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为重庆总人口的51%，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从1997年的25%增加到了28%。

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认为，12年来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而原有的耕种土地闲置，宅基地废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

1.户籍改革的相应影响

当前，现行户籍制度已不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惠及民生。户籍差异影响了社会公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有条件的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有利于实现同工同权，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2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我市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较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集聚城市人口，形成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3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影响在城市的消费积极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居民进城后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4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盘活城乡资源。长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渠道不畅，成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交流障碍，有利于加快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资源流动，提升城乡资源要素价值。○5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提升，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有利于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2.伴随着户籍改革的进行，农民工摇身变为城市人，大学生转眼也成为城市人，而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是大家的就业。

重庆民营企业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6

一､从重庆市民营企业的发展总体状况来看,主要呈现两大特征

1. 总量大､规模小､地区分布严重不均｡据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05年全市私营企业总数达7.57万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52.32%,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数量｡但是从注册资本的规模来看,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在100万～500万之间,而且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和渝西地区,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是民营企业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

2. 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根据重庆市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2004年重庆市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占得最多,为总数的57.5%,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房地产业,占了总数的13.3%,然后就是住宿和餐饮业,占总数的10.1%｡

二､重庆市民营企业的发展障碍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内部制度结构上的单一性

1. 企业产权结构单一,但不明晰｡在7.57万户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属于家族制企业,这类企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产权结构的单一,由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出资成立,沿用传统的单人业主制或合伙制等形式进行经营｡在企业成立初期,出资人很少对其产权关系进行明确界定,将股权终极给自然人,从而导致了家庭出资成员或合伙人之间的产权不明晰,为以后的产权纠纷埋下了隐患｡

2. 企业资本结构单一,缺乏发展后劲｡民营企业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存在严重的排外思想,企业的资本金大多来源于家族成员或合伙人,一般不吸收外来资金入围,企业即使办成有限责任公司,持股者也多为家族成员或少数创业者,这种融资方式在企业发展初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的继续发展还仅靠自身的资本积累和原有股东的有限再投入,而无法充分吸收利用社会资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受阻｡

3. 企业文化结构单一,缺乏长期发展眼光｡一些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小民营企业不考虑长期发展,“小富即安”的思想比较严重｡由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富不过三代”,难以做大做强｡

4. 企业治理结构单一,排外性严重｡由于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靠家庭成员或合伙人出资成立的家族制企业,所以,一方面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权都集中在企业领导(一般也是家族领导)手中,由领导的主观意志决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和其他工作岗位优先安排的都是家庭成员或合伙人以及与他们有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而对一般的求职人员的设置的进入门槛就比较高｡这种制度安排虽然在企业发展初期有利于企业规避管理风险､人事风险,节约企业的管理成本,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成本和监控成本,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可能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制约了外部优秀人才的流入,使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与企业的发展需求矛盾频出｡

三､民营企业应不断加强自身内部制度建设的创新力度

1. 产权制度的创新｡建立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这也应该是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关键｡民营企业产权纠纷的关键主要是企业成立之初,出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忽略了对产权的界定｡因此,产权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明确界定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但是处于发展阶段的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经济实力有限,企业员工对持有企业股份的风险预期较大,从而持有企业股份的欲望较弱,所以企业此时如果盲目推行产权多元化是难以成功的｡相反,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产权多元化和股份制便可因为企业价值､盈利预期以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增加而顺利实行｡

2. 管理制度的创新｡民营企业究竟是应该实行家族制管理模式还是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并不能一概而论｡在企业发展初期,家族制的管理模式有利于企业降低管理成本,增加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能够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但是,当企业发展明显受到家族管理模式制约,管理成本不断增加,实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企业继续发展的推动力｡首先是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承担不同的职能,实现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相互分离和协调制衡｡其次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面向人力资源市场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员工,给予家族成员和一般员工同等的培训､晋升和福利制度,以改变民营企业任人唯亲､管理混乱和主观盲目等现象,促进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

3. 企业文化的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成员认同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成员的约束也是软性的,但是其作用并不比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小｡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是民营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石和命脉,是进行制度创新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既是中国“家”文化在企业领域的延伸,又是地方特色文化的体现｡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就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等都含有一个“家”字｡家族企业能广泛存在,正是因为这种感情､默契和凝聚力,这种企业至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不会少,能持续｡但是,“家”文化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排外性致使企业不能顺利实行资本社会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等;行为的短期性是企业生命周期短暂的罪魁祸首;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极容易导致企业丧失了组织创新的能力｡因此,对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盲目的否决传统文化的约束,但是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建立适合企业自身的､科学的､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7

1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土地政策始终是我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 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所有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 ”均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到1952年底, 除新疆、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以外, 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

从1953年起, 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 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开始对农业等三大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 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 集体劳动、民主管理, 按劳分配和按股份分红相结合, 土地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 这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到1956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农民私有的土地和牲畜、大型农具以及土地上的附属物如塘、井等水利设施转为合作社集休所有, 取消土地报酬, 取消土地入股分红制度。在人民公社化阶段, 更是全面无偿剥削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自然资源, 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 中国开始了又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 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 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对农民具有重要的产权意义, 他们不但获得了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还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 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 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基本上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静态管理关系和管理制度, 忽视了土地资产的动态配置规则, 片面注重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分格局, 而无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与城乡统筹的矛盾与冲突日益严峻, 土地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2 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瓶颈”

时至今日, 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逐步趋于完善, 先后出台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资源长期无偿使用的状况, 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土地利用的效率最大化。而在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举步维艰。作为农村最主要的财产——土地, 其产权主体模糊, 使他的资产价值无法在土地使用者中得到显化, 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成果。一方面, 农民有突破制度框架谋求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 而另一方面, 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却无法提供与现实需求相适应的制度保障。2003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或定居, 仍保留原土地的承包权, 而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定居, 则要放弃原上地的承包权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设定了3年过渡期, 允许转户农民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保留林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各项补贴等“三件衣裳”;实行有偿退地, 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 可以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得到相应补偿,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 将获得3笔补偿资金。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新政”是对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对推进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向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 笔者在调研中却发现, 很多农民对转户还存在许多顾虑和担心。

2.1 农民的非农收入不确定

截至2009年10月止,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突破800万人。目前, 进城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组织的。根据调查的结果, 94%的农民工没有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愿放弃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低, 外出务工的非农就业不确定, 非农就业收入不稳定, 很多农户为此不愿意转户。

2.2 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担心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农村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只能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事实上,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制度瓶颈。根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显示 (如下表) , 尽管农村土地收益低廉, 但大部分理性的农民还是选择继续耕作, 不敢轻易放弃土地, 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进行流转。可见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否, 直接影响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

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原因统计:

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瓶颈”消除路径

3.1 加快农村土地产权的立法进程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看, 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关键在于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承包经营权下分离使用权。目前, 农村土地制度与以农民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分割成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的瓶颈制约。因此, 要进一步明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界限, 赋予农民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土地权利。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使用立法, 根据土地利用目的的差异, 构建多层次的土地权利体系;强化法律对土地使用权内容和形式的约束,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进一步对土地所有者与利用者之间, 土地利用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 实现各种土地权利的独立化;在对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离的前提下, 实现直接经营土地者的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化。据此,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应该对土地权属及转移、土地权属转移补偿、土地使用权、土地双层经营等内容进行相应的创新。

3.2 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土地制度的创新, 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 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1994年《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改变了农村土地绝对禁止流通的格局, 但将耕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抵押权的客体范围之外。《物权法》的出台并未改变这一立法格局。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完整导致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向金融机构通过耕地抵押获得融资, 抑制了农村土地的价值担保功能,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强化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 应创新农村土地的流转机制, 开放农村士地市场, 将耕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抵押权的客体, 显化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 增加农民的生产性土地收益。当然, 农村土地的流转, 需要有健全的组织保障, 政府要成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发放土地确权证书, 规范流转程序。短期内, 即使大部分农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也不应当完全消除。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 向土地支出劳动, 开垦、改良土地, 对于这块土地本身就存在一种不可否认的利益, 这种利益是基于长期的历史联系而形成的。即使不考虑农民生活保障的成分, 这种利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形成法律上的权利。更何况在一段时间内, 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3 完善农村的土地退出机制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退出机制, 首要的是将农民的土地产权价值化, 农民对土地不只能“用”, 还可以“兑现”带走, 从土地产权的价值化流转上实现最大化的利益。在自愿的基础上, 允许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允许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流转市场, 将农民土地权益变现, 作为对价, 鼓励农民进入城市生活, 并向其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补助。这必将激发农民转户进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其次, 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 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社会保险, 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考虑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同时由国务院出台该法的配套条例, 将城乡社会保障统一起来。对转户进城的农民, 同等享受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加快立法,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界限,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独立化、流动化, 完善农村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机制, 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 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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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8

第二章转户条件

第四条主城九区。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记为城镇居民。

(一) 购买商品住房;

(二) 务工经商五年以上, 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三) 投资兴办实业, 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 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第五条远郊31个区县城。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记为城镇居民。

(一) 购买商品住房;

(二) 务工经商三年以上, 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三) 投资兴办实业, 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 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第六条其他乡镇。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 可就近就地登记为城镇居民。

第七条其他规定。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可登记为城镇居民。

(一) 农村籍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夫妻投靠、年老父母投靠子女;

(二) 农村籍成年子女自愿投靠城镇身边无子女的年老父母;

(三) 本市高等学校、中职技校学生可迁入学校集体户或就地转为城镇居民;

(四) 优秀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

(五) 农村籍五保对象;

(六) 农村籍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10周年的士官退役。

第四章办理程序

第十条申请。办理转户事项应当由本人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 说明转户事由和相关情况,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受理。符合条件, 证明材料齐全的, 由入户地公安派出所窗口民警受理。

第十二条告知。符合条件, 但证明材料不齐全的, 公安派出所窗口民警应当书面告知需补充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时限。凡需经调查核实、上报审批的户口办理事项, 各级公安机关应严格按照下列时限及时办理:

(一) 由公安派出所审批的, 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结;

(二) 需上报区县 (自治县) 公安局审批的, 公安派出所在受理申请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 区县自治县) 公安局接到公安派出所上报材料后, 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并将审批结果返回公安派出所;

(三) 公安派出所在接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审批决定的2个工作日内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人。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9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严重制约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统筹区域、城乡的发展进程,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1,2,3]。然而,户籍制度改革并非一张户口纸的改变那样简单,它承载着教育、土地、住房和保障等一系列权利与福利。目前,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模式以及动因与问题的探讨[4,5,6,7,8],较少涉及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土地管理及承包地处置问题,以及作为农地利用微观主体的农户对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退出的意愿与响应。农户是在农村拥有户籍和土地,部分或全部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的、以血缘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农民家庭组织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主体。由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及其他公共政策有天然联系,要求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联动,这也是实现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前提,确保农民转户变为城镇居民后公平地享受城镇居民待遇,以避免农户“被转户”、“被退地”及“被城市化”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农村和城市统筹发展。本文尝试应用定量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具体经济社会因素,为进行大规模户籍改革的地区完善农村土地退出政策措施提供借鉴。

1 研究假说

目前,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依旧存在,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其土地退出的意愿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农户退地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这种效益是农户对退地行为满足其欲望能力的主观评价。对于理性农户而言,在是否愿意退出土地问题上会进行成本、收益与风险评估,只有当风险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且退地总效益显著大于退地总成本时,农户才将退地意愿转化为退地行为。

理论分析表明,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依据《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农村土地退出的界定,并参考实际调研,本文认为农户土地退出应该为承包地与宅基地“两地”中任一或者两者均退出的情况。本文实证部分问卷设计也依据此种情形综合考虑)。依据吴海盛和邓明[9]等人研究的成果与实地调研情况,选择了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退地补偿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计与生活因素等7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研究假说[13]。

1.1 个体特征因素

户主是农户家庭的决策者,通常认为户主的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会影响到农户家庭的生产决策,进而有可能影响到农户退地意愿。此外,户主担任村干部,能够更好地起到退地示范作用;外出务工则能够拓宽农户收入渠道,提高其适应城镇生活的能力;这些都可能对农户退地意愿产生影响。本文依据户主个体特征因素与农户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1:户主年龄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户主越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1.2: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两地”有流转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1.3:户主是否长期在外非农务工,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长期在外非农务工的户主更愿意退出土地。

1.2 家庭特征因素

一般来讲,农户家庭经济状况是农户进行生产决策的重要参考;农户家庭决策类型对农户的生产决策有直接影响,而农户家庭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或家庭主要成员已定居城镇,是其转户退地后的基本保生活障。因此,以上因素均可能影响到农户的退地意愿。家庭主要成员参加新农保,则会弱化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使一些农户更有信心离开土地。因而,本文依据农户家庭特征因素与其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1: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主要成员已定居城镇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2.2:家庭是否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具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2.3: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参加新农保,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主要成员参加新农保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1.3 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

土地经营与利用是农户的基本经济活动,而 “两地”总面积与”两地”是否有流转能够影响到农户的家庭收入,因而可能影响到农户的退地意愿;因征地补偿标准与户改退地补偿标准存在差异,农户获得更高补偿的心理,则可能使 有“两地”位于城镇规划范围的农户更加不愿意退出土地;通常土地无效率闲置形成的“沉没成本”,也可对农户退地意愿产生影响。本文依据农户土地经营利用因素与其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1:”两地”是否有流转对农户的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两地”有流转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3.2:“两地”是否有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反向影响,即“两地”有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农户更不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3.3:“两地”是否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反向影响,即“两地”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农户更不愿意退出土地。

1.4 社会保障因素

农户对退地后的住房、医疗与养老保险、教育等社会保障的预期会影响其退地意愿。本文依据农户社会保障因素与其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1:退地后住房预期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退地后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4.2 :退地后医疗与养老保险预期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退地后医疗与养老保险越好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4.3:退地后子女受教育预期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退地后子女受教育越好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

1.5 退地补偿因素

通常农户家庭决策受到物质激励的影响,因而农户的退地意愿也常受到退地补偿与购房补贴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农户退地补偿因素与其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5.1:退地补偿是否按时足额发放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能够按时足额获得退地补偿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5.2 :购房补助是否按时足额发放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能够按时足额获得购房补助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1.6 政策因素

退地政策宣传力度能够影响农户对于退地政策的认知,进而可能影响到农户退地意愿;另一方面,退地政策的不稳定会使农户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增加农户退地的顾虑,影响到农户退地的积极性与意愿。本文依据政策因素与农户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6.1:农户退地政策的认知对其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对退地政策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6.2:政策宣传是否到位,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到位的政策宣传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退地意愿;

假说6.3 :退地政策是否多变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反向影响,即退地政策多变能够显著降低农户退地意愿。

1.7 生计与生活因素

农户退地目的在于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因而对退地后生活质量预期应与其退地意愿息息相关;此外,农户退地后的就业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问题也可能对农户退地意愿产生影响。本文依据农户生计与生活因素与其退地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者反关系,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7.1:退地后生活质量预期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预期退地生活质量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7.2:退地后是否担心就业问题,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反向影响,即对退地后就业问题越担心的农户越不愿意退出土地;

假说7.3:退地后生活方式能否转变,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反向影响,即退地后能够转变生活方式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自2010年8月开始,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推出了两年内300万、10年1 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成为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实践。本文自2010年9月-2011年3月,采用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重庆市“一圈两翼”15个区县、53个乡镇、132个村的2 100户农户,并采用目前农村工作和研究人员所广泛接受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就其退地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如表1所示。本文对前50份调研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就问卷中不合理问题进行了修正,此后共发放问卷2 050份,回收1 96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829份,总体有效率达到93.31%。

2.2 变量设定

依据分析框架与实际调研,同时参考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意愿的分级,将农户退地意愿分为3个等级并赋值:愿意=2,不一定=1,不愿意=0,并设定为因变量;而选择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退地补偿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计与生活因素等7个方面的26项指标设为解释变量。有关变量说明与统计性描述见表2所示。

“两地”指的是承包地与宅基地;《办法》指的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

2.3 模型构建

由于因变量农户退地意愿(yi)取离散数值,且有愿意、不一定和不愿意等3个选择(yi=0,1,2),故需要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Choice Model),其中有序Probit模型是理想的估计方法。因实际观测到的yi为离散量,不能直接采用线性估计模型,故引入不可观测潜在变量yi*,有yi*=X′β+ε*。其中,β为参数,ε*是相互独立且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本文进一步假设存在分界点c1,c2,c3,分别表示农户退地意愿评价等级的未知分割点,并且存在c1

undefined

设ε*的正态分布函数为F(x),且yi=0,1,2,可以得到概率为

prob.(yi=0)=F(c1-X′β)

prob.(yi=1)=F(c2-X′β)-F(c1-X′β)

prob.(yi=2)=1-F(c2-X′β)

undefined

式中,f(x)为ε*的密度函数。因此,prob.(yi=0)的变动随Xi变动方向与β的符号相反;而prob.(yi=2)的变动随Xi变动方向与β的符号相同,但是对于中间取值概率的变动与Xi的关系则不能确定。与二元Probit模型一样,有序Probit模型的参数依然通过极大似然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估计。本文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农户土地退出意愿=F(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退地补偿因素、政策因素、生计与生活因素)+随机扰动项,即

yi=F(x1,x2,x3,···,x26)+ε

2.4 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分别表示在1%,5%和10%上的显著性水平。

由回归结果分析可知,LR 统计量=157.550 3,其相应的概率值P非常小,而且其他统计量也表明所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依据统计原理,在回归方程拟合较好的前提下,若回归系数为正值,则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正向概率关系,即解释变量值的增加或者程度的增强,使得农户更有可能愿意退出土地;若回归系数为负值,则反之。对影响农户退地意愿的各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2.4.1 个体特征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一定影响。户主性别(x2)、户主文化程度(x3)和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x4)等3个解释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故假说1.2被否证。户主年龄(x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年龄越大的户主表现出更加积极的退地愿望,假说1.1被证实;年龄较大的户主从事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同时为获得相对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城镇社会保障或者进城投靠子女,他们更愿意选择转户退地。此外,户主是否长期非农务工(x5)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长期在外出非农务工的户主退地意愿反而更小,假说1.3被否证,其原因是2008年《劳动法》的颁布以及近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不再担心“五险一金”问题,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同时重庆市制定的“转户居民在3年土地退出过渡期满后,可继续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处置农村土地,不强制农民退出土地”政策,使进城务工人员相比普通城镇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还有土地保障福利,正是基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理性的非农务工人员不愿意退出土地。

2.4.2 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从表3可知,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较大影响。尽管家庭收入水平(x6)、家庭非农务工人数(x7)和家庭决策类型(x11)等3个解释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x8)、家庭是否具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x9)及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参加新农保(x10)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家庭主要成员定居城镇,家庭主要成员参加新农保或家庭具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均更意愿退出土地,假说2.1、假说2.2和假说2.3均得到证实;在城镇具有稳定的住所或者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是立足城镇的基本条件,这部分农户是户籍改革的重点,因此政府必然加大游说力度,鼓励他们退出土地;同时农户家庭中能够参加“新农保”的成员多数为年龄偏大者,他们为享受更为优越的城镇医疗与养老保险或投靠城镇子女,而更愿意退出土地,这一点也在个体特征因素中年龄对农户退地影响中得到检验。

2.4.3 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较大影响。解释变量“两地”是否有位于城镇规划范围(x14)在5%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有“两地”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农户更不愿意退出土地,验证假说3.2,在重庆由于位于规划范围内被征用后的“两地”补偿标准远高于转户“两地”退出补偿标准,所以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农户为了获得更高补偿,更加不愿退出土地;而“两地” 是否闲置(x15)在10%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有土地无效率闲置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假说3.3被证实。其他解释变量”两地”总面积(x12)和“两地”是否有流转(x13)则无统计学意义,假说3.1被否证。

2.4.4 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农户对退地后社会保障水平的预期是其进行退地风险决策的重要依据,因而估计结果中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户退地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解释变量退地后住房预期(x16)、退地后医疗与养老保险预期(x17)分别在1%与10%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农户退地的意愿与其对退地后的住房、医疗与养老保险预期有正向概率关系,证实假说4.1和假说4.2;实际调研中发现,农户退地后享受的社会保障与现行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完全对接,由于这种预期差异的存在使得一些符合退地条件的农户犹豫不决。另外,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解释变量退地后子女受教育预期(x18)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多数农户不是为让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退地,否证假说4.3。

2.4.5 退地补偿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与本文假说一致,退地补偿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退地补偿是否按时足额(x19)和购房补助是否按时足额(x20)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农户的退地意愿与退地补偿和购房补助问题息息相关,能够按时足额获得退地补偿或购房补助的农户更加愿意退出土地,假说5.1和假说5.2被证实。实际调研中发现,部分农户甚至存在通过获得退地补偿与购房补助实现“一夜暴富”的想法。

2.4.6 政策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退地政策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较小影响,仅有解释变量退地政策是否多变(x23)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农户退地政策认知(x21)和政策宣传是否到位(x22)均无统计学意义,否证假说6.1和假说6.2。x23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政策的不稳定能够显著降低农户退地意愿,验证假说6.3。重庆市自启动户籍改革以来,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宣传,但是在转户过渡期后农户是否继续保留土地问题上,先后出台的两份文件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使一些农户对政策公信力产生怀疑,并担心近期退地政策还有较大变动,增加农户退地后的顾虑,形成观望氛围。

2.4.7 生计与生活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与本文理论分析一样,农户退地动机源于对退地后生计与生活质量较高的预期,因而生计与生活因素对农户退地意愿有较为显著影响。退地后生活质量预期(x24)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对退地后生活质量预期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土地,假说7.1被证实;退地后是否担心就业问题(x25)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户对退地后就业问题的顾虑,是他们不愿意退地的重要原因,验证假说7.2;而解释变量退地后生活方式能否转变(x26)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多数农户的退地意愿并不受生活方式的转变问题的影响,假说7.3被否证。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重庆市1 829户农户土地退出意愿进行调查,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因素,研究结论表明:

1)退地补偿因素和政策因素是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在退地补偿因素中,农户非常关心退地补偿和购房补助能否按时足额发放的问题,同时退地政策的多变性也显著地影响农户退地意愿。因而,加大财政投入、提高退地补偿与购房补贴标准、维持退地政策的稳定等措施,对于提高农户退地意愿有重要作用。

2)个体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是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基础因素。个体特征因素中的户主年龄与其是否长期非农务工显著影响农户退地意愿;在家庭特征因素中,农户退地意愿更多取决于农户家庭是否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参加新农保等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因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等措施,对于提高农户退地意愿有基础作用。

3)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及生计与生活因素是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根本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中的“两地”是否有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和“两地”是否闲置对农户退地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社会保障因素中,农户更加关注退地后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此外,农户对退地后生活质量的预期与未来就业的担忧则是生计与生活因素中影响其退地意愿的根本因素。因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加快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措施,对于提高农户退地意愿有本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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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泽.“民工潮”问题的现状、成因和对策[J].中国农村经济,1993(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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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m Wing Chan,Li Zhang.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Processes and Changes[J].TheChina Quarterly,1999,160(12):8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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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威海,周乃宁,张雄,等.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阻力与途径探讨[J].改革研究,2008(3):16-18.

[7]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5.

[8]杨重光.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政策调整与人口户籍变更[J].中国土地科学,2000(6):6-8.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10

无论是在初期报道户籍改革制度推动户籍改革, 让农民“进城”;还是以后通过相关内容的报道影响新移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让新移民真正的融入城市, 新闻媒介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框架理论与框架效果

新闻是一社会产物, 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新闻的产生是人为过程也是社会过程。新闻框架的概念通常指涉两个层次:“一种是作为存在于头脑中处理信息之原则的新闻框架, 另一种则是作为新闻文本特征的新闻框架”[2]塔其曼在《做新闻》一书中引用了“媒介框架”这一概念“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3]新闻框架也就是指记者在处理信息时整体性的思考基模, 或中心意义的组织方式。它通过选取信息、制定新闻角度、撰写报道等手段为事件设定框架, 受众据此建构对社会的认知。吉特林认为“持续不断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就是创造框架的过程。[4]

在传播学领域, 框架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个媒体如何框架一个问题;二是被框架的问题如何影响人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与诠释。具体到本文而言, 主要探讨的是日报和晨报如何框架户籍改革这一问题, 进而言及被框架的户籍改革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该问题的理解与诠释。

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 新闻记者以某些特定的框架或主题来呈现组织新闻内容, 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了解也受限于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方式, 这就是传播领域最常定义的框架效果。尤其很多新闻事件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解释空间, 那些经常出现的新闻框架自然会影响到阅听众对此事件的观感与了解。

户籍改革这一事件本身有着巨大的复杂性,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了户籍改革这一新闻事件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和不同的解释维度。不同的新闻框架自然会影响到户籍改革报道的说服效果, 因而选择户籍改革报道作为样本从框架理论的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框架分析

台湾学者臧国仁先生进一步将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以及低层次结构。高层次结构是对主题的定性;中层次结构, 包含事件的历史背景、相关事件、最终结果、事件评价等;低层次结构, 是指通过语言或符号的具体表现[5]本文将运用新闻框架的基本理论, 从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以及低层次结构3个框架层面来具体分析和解构《重庆日报》和《重庆晨报》对户籍改革的报道。

(一) 宏观与中观层面统计分析

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统计分析主要探讨哪些内容被纳入户籍报道的“界限”之内。[6]接着以每一篇报道为分析单位, 分析每一篇报道所采用或隐藏的基本框架。

1. 报道数量、篇幅与版面

在样本的选择上, 本文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从7月12日到12月12日这5个月中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从7月12日开始, 每三天抽取一次样本, 共计52个样本量。据统计, 在这5个月期间, 日报中共有20篇关于重庆户改的报道, 晨报共有19篇相关报道。共39篇报道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处于户籍报道的“界限”之内。

框架的过程是一个选择, 排斥, 强调与抑制的过程。可以说框架的过程就是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 对大量的事件进行选择, 排斥, 从中选择排列出重要的议程, 对同一事件在议程设置上的重要性进行强调或抑制。

而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清楚的表明, 媒体对议题关注的权重, 会影响受众对议题关注度的倾向性。

媒体对议题报道的权重主要通过报道数量、报道期数、报道版面等相关指标加以显示。

在报道期数量和期数上, 日报共20篇, 涉及重庆户改的报道共有15期, 占样本量的28.85%。这15期报道集中在第2、3、4个月, 第3个月最为集中, 占样本量的13.46%。晨报19篇, 涉及相关报道共计11期, 占样本量的21.2%, 其中以第2个月的期数最为集中, 共有3期, 占样本量的5.8%;其余4个月份报道期数持平。

两报在第2、3个月内的报道量均明显增加, 出现报道量上的峰值。而政策实施趋于稳定后 (即第4、5个月) , 两报的报道量又恢复常规, 呈逐渐递减趋势。

新闻报道的版面位置是进行版面分析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 报道版面越靠前, 篇幅越长, 该报道则越重要。

由于《重庆日报》版数较《重庆晨报》少, 笔者以阅读习惯、重要性、广告发行等因素为依据, 将日报A版中的头版、要闻版和要闻时评版归为一类版面, 此外的其他A版内容归为二类版面, 将B版归为三类版面;将晨报中今日要闻和特别报道划为一类版面, 重庆新闻归为二类版面, 晨网在线等其他版面归为三类。若该篇报道涉及两个版面, 以靠前的版面为统计标准。

对比发现两报对于重庆户改的报道, 主要都集中在一类版面上, 由此可见, 该项政策的重要性与受重视程度。

通过晨报与日报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两家报纸在经营性质, 组织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但是通过衡量媒体对议题关注的权重的报道数量, 报道期数, 报道版面与篇幅上大体相当。可以看出两家报纸在对户籍改革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区别不大。而这种议程设置的趋同性不仅是由于事件自身的新闻价值, 也是由于两家报纸在新闻框架选择上都采用的是政府立场框架。从政府工作的立场出发判断新闻价值, 安排报道数量与报纸版面。这也就解释了随着政府工作的进展情况为什么第二、三个月报道数量最多, 而当政府工作实施趋于稳定后, 报道量下降。

2. 两报的不同框架选择以及带来的影响

新闻中不可能没有框架。不同的新闻框架, 会让观众对同样的新闻故事产生截然不同的诠释。新闻记者从工作中慢慢累积他们的相关框架引导他们在日常处理新闻时的进行框架的选择。新闻记者所呈现的新闻内容, 可能因此特意加强某些讯息或刻意模糊其他讯息, 来配合其所选取的切入框架。[7]

日报作为党报, 经济上更多的依赖于政府拨款, 在定位上更多的是作为党的耳目喉舌;晨报作为都市报, 生存上更多的依赖于自身的经济运营, 定位上耳目喉舌的成分降低, 更多的是突出为民生服务。两家报纸明显的差异性, 造成了他们对户籍改革这同一新闻事件选择了不同的新闻框架。

通过对日报和晨报有关户籍改革相关报道的整体性阅读, 笔者发现晨报的相关报道主要采用的是策略框架, 而日报主要采用的是议题框架。所谓的策略框架和议题框架来自于政治竞选。策略框架将政治竞选描绘成激烈的战役, 游戏比赛, 强调游戏比赛双方的输赢得失, 攻守策略。议题框架强调候选人对于不同议题所提出的不同见解与解决方针, 多以实质性的内容讨论解读为主。

晨报关于户籍改革的报道中采用的策略式报道框架。户籍改革报道中的策略式报道框架是指这个框架内, 参加户籍改革与不参加户籍改革两个策略相比较, 参加户籍改革好 (不参加不好) , 会享受到医疗、就业、卫生等多项福利优惠, 并为农民、农村学生如何参加户籍改革提供相关策略。

日报则不同, 主要采用的是议题框架, 在户籍改革的新闻报道中多“户籍制度改革相关问题选登”类的实质性的政策内容条目公布, 讨论解读。从具体统计来说, 日报共17篇报道采用议题框架, 占报道总数的95%, 竞争框架占5%。晨报15篇采用竞争框架, 占总数的79%, 议题框架占21%。

通过对比发现, 在政策正式颁布之前, 晨报给予了一定的前期报道, 日报没有在户籍改革这一公共议题初始潜伏和发展期前期做任何报道, 从抽样显示来看, 8月1日, 户籍改革正式施行, 而日报最早的报道则在8月12日, 所以其更多的采用议题框架。但就说服效果而言, 日报这样的报道安排是值得商榷的。没有前期的报道铺垫是会影响报道的说服效果的。

一般说服信息甚或是竞选讯息, 皆可以不同框架或组织来架构资讯。正面框架与负面框架既是最常被讨论的两种方式。在说服传播中, 所谓的正面框架强调采取某一行为所可能产生的证明结构。而负面框架则强调没有采取某一行为所可能尝试的负面效果。过去的研究显示, 采用不同的框架来呈现说服讯息时, 会直接影响到讯息接收者对此建议行为或议题的态度。[8]

户籍改革报道的目的即在于说服人们参加户籍改革, 报道内容作为一种说服信息, 不同的框架结构不同的效果, 在晨报和日报共39篇报道中除了晨报2010年8月8日的报道“到城里打工, 仍不舍土地”采用的是正负面混合框架, 其他的38篇都采用的是正面框架。

这种一边倒的正面框架, 采用“一面提示”, 能够对己方的观点做集中阐述, 但同时也会给人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 容易使人产生心理抵抗。

从霍夫兰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原有持赞成态度的人来说, 一面提示的说服效果大于两面提示;而对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人来说, 两面提示的效果明显大于一面提示。同时一面提示对于文化水平较低者效果较佳, 而两面提示对文化水平高者效果较佳。[9]

户籍改革针对的主要对象包括农民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在晨报和日报中一边倒的正面框架, 一面提示有利于说服原有的持赞成态度的人, 而对户籍改革原有持反对态度的人却效果不佳。而且晨报和日报对于农民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没有采取区别的框架选择, 农村籍的大中专学生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 采取正负混合的框架, 使用双面提示能够达到更好的说服效果。而晨报在其19篇报道中, 专门针对农村籍学生户口改革的报道共有4篇;日报20篇报道中, 专门针对农村籍学生户口改革的报道共有5篇。这9篇专门针对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的报道中, 无一例外全部使用的是正面框架, 没有使用正负面混合框架采取双面提示。这不得不说是两家报纸在报道的框架选择上的一大遗憾与失策。

(二) 微观层面分析

微观层面的分析将媒体框架放在动态层面进行考虑, 通过分析两报的报道体裁与形式、报道手法、文字与图片等象征符号与表意元素的运用, [10]解读两报如何构建户籍改革的媒体框架。

1. 报道体裁形式

通过对比, 笔者发现日报在报道时体裁较为单一化, 多数以报道会议、活动为主, 多以问答的方式出现, 形式上简洁明了, 而晨报的报道体裁则多样化, 契合了都市报的定位, 通过不同的方式报道新政策, 灵活性和可读性强。

2. 新闻图片的运用

新闻图片同样是新闻话语的要素之一。日报的报道中只有一篇稿件配备了图片, 只占总报道量的5%, 而晨报中有5篇报道配图, 约占26%。晨报在报道中更注重图文结合的可读性、服务性。而日报的报道更以严肃性和信息性见长。

3. 新闻源的选择和引用

新闻工作者可以借助新闻来源之口间接传达对事件的态度和意图, 新闻源的引用也是媒体采用的建构新闻框架的一种策略和手法。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官方信源依旧是以《重庆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的主要信源, 比较容易成为党报的新闻框架, 而以晨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则倾向于通过相对多元的消息来源平衡其报道。

三、结语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市场化都市报《重庆晨报》与政府党报《重庆日报》对重庆户籍改革的报道。基本发现:一、在报道框架的选择上晨报为策略框架, 正面框架, 政府立场框架, 人情趣味框架;日报为议题框架, 正面框架, 政府立场框架, 严肃框架。二、从说服效果的角度考虑, 两报39篇报道中的38篇由于都采取正面框架一面提示, 其说服效果有限, 在以后类似户籍改革的公共议题报道中建议采用正负混合框架采取双面提示。三、从框架分析的微观层面来看, 两报由于在自身定位属性上的差异, 在报道体裁形式, 新闻图片运用, 新闻来源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框架效果, 说服效果的角度出发, 晨报在对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农民工来说采取直观, 通俗, 图片冲击力富有人情趣味的架构能够得到很好的说服效果, 而日报采取的严肃框架则对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籍大学生能够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四、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 作为户籍改革三大针对人群的农民、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而言, 农民居住在农村, 很少消费都市报, 农村籍大学生反而是三类人群中最容易接触都市报的, 而日报由于发行范围等多方限制, 大学生接触的反而不如都市报多。在户籍改革对象的三大对象人群中, 都市报主要面对的是农民工群体和农村籍大学生群体, 采取单一的人情趣味架构无法满足两类群体的不同需要, 因而建议都市报在类似户改等的公共议题报道上, 根据针对受众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微观层面框架, 如在涉及大学生的户籍改革报道中使用严肃框架或严肃—趣味混合框架。五、日报的框架选择是国家控制的结果, 晨报的框架选择则是在市场逻辑和党国逻辑之间协商和平衡的结果。都市报尽管在框架选择上尤其在框架的微观层面上有更大的自主性, 但是在宏观层面上还是需要和党报保持一致, 采取政府框架, 不可能采取与之相对立的框架, 生产对抗话语。

摘要：本文选取重庆最具代表性的两份报纸《重庆日报》和《重庆晨报》作为研究对象, 收集了这两份报纸在5个月的时间内对重庆户改的报道, 运用框架理论, 对所取样本进行框架分析。探讨比较都市报和党报在框架选择上的异同点, 进而延及报纸如何为政府政策宣传服务, 达到更好的说服效果。以期从中得出结论与规律, 以更好地为户改等与城市化相关的公共议题, 政策的传播推进提供有用建议与信息。

关键词：城市化,户籍改革,框架理论,《重庆日报》,《重庆晨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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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11

陈伟民简介: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际光学与光电子学会(SPIE)会员、中国光学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光机电一体化专委会常委、重庆市光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重庆市光电产业专家组成员、重庆LED照明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LED照明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而国家“十城万盏”试点示范工程以道路、隧道、地下车库等量大面广的公共照明领域为主要试点对象,无疑给LED照明产业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21个“十城万盏”入选试点城市的市政、城建、交通等主管部门,众多LED照明产品生产企业蜂拥而至,可以想见。

吸取教训 产品目录制度先行先试

由于道路、隧道、地下车库等公共照明是一个涉及行车安全、事关城市建设的大事,LED照明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还没有完全适合的统一标准,众多LED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目前还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如果在试点产品的选择上出了差错,将会给各个示范城市造成损失,给整个LED照明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国家在“十城万盏”试点方案设计时,就提出了建立示范工程产品目录制度的想法,但具体的操作细节尚未落实。而重庆市作为全国最早开展LED道路、隧道照明尝试的城市之一,为了加快重庆市“十城万盏”的推进速度,吸取三年前的经验教训,提前开展了重庆市LED照明产品的目录制度。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市政道路照明试点的城市之一,早在三年前重庆市就在LED路灯试点中吃足了这方面的苦头。

在2006年初,先后有十来家外地及本地LED企业的产品在重庆市政道路上进行了示范工程展示,可所展示的LED路灯于2009年上半年全部拆除。

这给重庆市市政道路等业主(用户)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使他们丧失了使用LED功能照明的信心,来自于业主(用户)的不信任的态度也给重庆“十城万盏”示范工程推进工作造成了阻碍。因此,对于此次“十城万盏”示范工程来说,产品的质量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发展,还牵涉到整个社会对LED照明产业的认识。

鉴于过去失败的教训,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严把质量关,充分开放市场,做到优胜劣汰,才能真正促进LED照明产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既加快重庆市“十城万盏”的推进速度,又确保示范工程万无一失,不给地方造成损失,不给产业形成负面影响,重庆市将建立LED示范工程产品目录制度作为“十城万盏”的重要内容,并由重庆市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具体执行。

重庆市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成立于2004年10月,是在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倡议与指导下,由重庆市多家民营企业与部分科研、生产、应用单位自愿发起成立的。联盟成立以来,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为重庆市LED企业和研究院所提供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重庆市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已得到包括政府、LED企业和研究院所的认可和信赖,在重庆市LED照明产业中起到了良好的协调作用。

在此次重庆市“十城万盏”示范工程中,由联盟来建立产品目录制度,力争对进入重庆“十城万盏”示范工程的LED照明产品进行质量把关,将合格产品推荐给业主(用户),从而搭建起政府、企业和业主(用户)充分交流合作的平台。一方面,业主(用户)可以通过产品目录全面了解拟进入重庆市“十城万盏”示范工程的各种LED功能照明产品的各种性能指标;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业主(用户)遴选产品的情况,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为企业的后期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还可以使企业与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开发企业的视野,同时也给企业造成一种紧迫感,从而使企业形成一种科技创新的动力,推动企业的发展;其三,政府通过产品目录可以全面的了解LED照明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为以后的产业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打造公平舞台 助推行业正当竞争

根据重庆市“十城万盏”示范工程的实施方案,重庆市拟开展的实施示范工程涉及路灯、隧道灯、医疗灯、信号灯、车库灯、室内照明灯等产品。从2009年10月15日开始,重庆市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拟进入重庆市“十城万盏”示范工程的功能照明灯具,由联盟委托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其测试标准主要参照国家道路照明、室内照明的相关标准,并融入了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试点示范工程LED道路照明产品技术规范》等标准。

通过测试,联盟对于各企业LED产品初始出厂的各种性能指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又使各个企业的产品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参与竞争。对于达到测试标准的产品,由联盟与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出具产品数据、列入产品目录;对于某些指标未达标的产品,则帮助其分析原因、改进设计。迄今为止,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7家LED半导体照明企业的近70余件产品通过初始测试登记备案。

初始测试性能指标好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实际应用一段时间后仍能保持原有水平,这就需要在实践应用中对这些产品进行跟踪监测。为此,针对LED路灯,重庆市特意在北部新区、大学城分别提供了部分路段供各个产品试挂,并进行实际道路应用效果及光衰的跟踪测试。

而对于隧道灯、医疗灯、信号灯、车库灯、室内照明灯等其他LED功能照明产品,都将根据产品技术发展的成熟度进行类似LED路灯的试挂及跟踪监测,或者直接在实际应用中跟踪监测。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篇12

2010—202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 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2005到2009年, 重庆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 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从2005年的45.2%上升至2009年的51.6%, 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必然。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 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示范区之一的重庆, 在2010年8月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户籍改革制度。此改革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 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 逐步缩小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 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性障碍, 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 最终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形象地比喻:在这次户籍改革中, 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 转户农民退出农村使用的土地已成为改革的重心之一, 对此, 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为了推进此项改革, 加快城镇化进程, 需要查清作为这一改革制度面对的主体——转户农民的意愿及社会保障情况, 笔者选择了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开展已经完成转户的农民年龄结构和土地退出意愿的问卷调查, 分析了调查的结果, 发现目前城乡户籍改革的三个现状特点和问题, 并提出构建转户农民土地退出机制的思路。

►►二、转户农民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总结

1、转户农民年龄呈现高龄化

笔者到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对已转户150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 已完成转户农民的年龄结构分布为如图1所示, 60岁以上占已转户人员47.3%, 50至60岁占32%, 40至50岁占6%, 40岁以下占14.7%。

调查发现, 转户农民的年龄主要集中55岁以上, 约占79.3%, 原因在于, 这个年龄阶段, 劳动能力已减弱, 加之修建重庆市二环公路, 该乡镇部分土地被征占, 符合“征 (占) 地应转未转失地农民中, 在2010年7月31日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员, 从2010年8月1日起, 按已领取养老待遇的原征地农转非老龄人员最低待遇标准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目前最低标准为500元/月。”的规定。而其他两个年龄段比重较小, 除学业或外出打工等需要转户外, 无特殊原因, 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很少完成转户。可见, 目前户籍改革制度下, 转户农民年龄呈现高龄化。

2、转户农民意愿方面特点及问题

关于转户农民的意愿分析, 涉及是否愿意退出土地转户、是否愿意进城两个层面, 以期从这两方面, 了解农民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接受程度。

目前“土地换保障”受益面很窄。调查结果显示, 在150名转户农民中, 112人表示愿意退出土地转户, 实际退出土地人数109人, 占受调查转户农民的74.7%, 33人不愿意转户, 占22%, 5人表示对此政策不关心或没必要, 占3.3%。

通过分析总结, 发现完成“土地换保障”的转户农民年龄结构与2.1中分析的转户农民年龄结构是一致的, 55岁以上的转户农民大都觉得重庆市这样的政策很好, 为他们的养老解决了问题。但此政策并不针对年轻的、靠土地为生的村民, 对30至50岁这一阶段的村民而言, 单纯的栽种自家一两分土地虽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还需在附近私营工厂或企业打工, 他们却也不愿退出土地完成转户, 原因是目前的政策指向并不很有益于他们这个阶段的人群, 他们表示“就怕退出土地后, 无生计”。也就是说, “土地换保障”目前的受益面还很窄, 它可供年龄达到要求的农民在面对失地时选择, 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其它方面的效益并未显现。

►►三、推进重庆市户籍改革的土地退出机制构建路径

针对本次实践调查结果, 提出了推进重庆市户籍改革的土地退出机制构建的路径有以下几方面:

1、土地退出以尊重农民意愿和权力为前提

户籍制度改革围绕“人”展开, 则应以人为本, 其中涉及的诸如农民是否转户, 是否退出土地, 是否进城等问题都应尊重农民意愿和权利, 只有在农民的支持和理解下, 才能用好心办好事, 让城乡统筹发展, 让社会更加和谐。土地对于不同的农民而言,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有部分人认为土地只是生活保障, 国家有养老保障, 土地退出与否无很大关系, 但对部分人而言, 土地是祖辈的联系, 土地是资产, 有其资产的特性, 如增值。土地的意义因人而异, 所以尊重农民意愿是基本, 应贯穿户籍改革和土地退出的始末。

2、退出土地数量和质量、转户者年龄、社保三者相衔接

我国现在的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有很大差异, 如表1所示: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 0 1 0)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http://www.mohrss.gov.cn/的数据, 计算所得)

可以看出, 除医疗保险是因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才有如此高的参保率外, 其他几项社会保障农村覆盖面远远小于城镇, 因而退出土地完成转户可与这些社会保障挂钩。重庆市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人群需求不同而社保侧重点不同, 应制定相关政策, 不同年龄结构人群, 配备相应的社会保障, 如3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居民若退出土地, 则社保应侧重失业、工伤、生育等几项, 同时社保与农民愿意退出的土地数量与质量相挂钩, 如转户农民社保的覆盖面与退出土地的数量质量成正比。这样土地退出成体系并有序进行, 给农民有了一个自主选择和权衡的平台, 当他拥有改变现状的欲望和资本, 就达到了合理激励农村土地的流转, 实现人口城镇化的目的。

相应的社会保障下, 不把生存和保障功能都强加于土地, 农村的土地流转阻力减小, 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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