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共6篇）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篇1

［答记者问］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新闻中心 2012年05月12日 报道）

经过了历时一年的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学校近日审定并发布了《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文件，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于嘉林教授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问：从去年起学校开始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调研，日前正式启动。您能否简要介绍这次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背景？

答：我国及我校研究生教育，一直在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多是局部的，缺乏系统性，也没有涉及到一些重要的体制机制问题。为了适应客观情况发展的需要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提高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必须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生教育体制和机制进行更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改革。我校此次改革，就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改革与完善，进而提高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此次研究生教育改革，是学校继去年启动的本科生教育改革之后，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具体行动之一。

问：这次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主体”。“一个目标”就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为此，需要建立科学的质量观，明确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两个主体”就是导师和学生。招收到好学生，让好老师来培养，就能够提高培养质量。在导师方面，就是要按照师德师风好、学术水平高、培养条件优的标准每年审定招生导师资格，赋予副教授与教授同样的权利；强化导师在学业培养、学风建设和经费资助方面的责任，并给予他们更大的选择学生权力。在学生方面，就是通过改革招生制度招收到综合素质高、学术潜力大的研究生；通过提高奖助水平，吸引更多的毕业生攻读研究生。

问：改革方案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改革方案共包括对学制（修业年限）、培养方案、招考制度、导师管理、论文质量管理和研究生奖助办法等6个方面的改革内容。根据改革方案提出的原则，学校已经出台了《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其他方面的实施细则将陆续出台。

问：方案首先提出修改学制，学校这一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内容又是怎样的？

答：学制是制定培养方案、实施教学活动和进行教学投入和学校制定各项政策及实施管理的基本时间依据，是高等学校不同层次人才培养中的基本制度。修改学制的主要依据，是培养目标。改革方案将硕士学制明确为2年，是基于硕士生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定

位，因为目前硕士生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学术型人才的需要，所以应该淡化学术型硕士。将博士学制确定为4年，是因为需要更好地强化博士生的学术培养质量。直博生与硕博连读生的学制确定为5年，是考虑到培养的连续性，时间利用的效率更高。这样的调整，也符合国

际上研究生学制的通行惯例。

硕士学制确定为2年，在我校已经具备良好基础。一是自2004年来，我校除了生物学院、农学院和动医学院之外，学术型硕士已经实行了2年学制；二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的学制，本来就是2年。当然，上述三个学院的学术型硕士学制由3年转为2年，需要做出妥

善的过渡安排。

为体现因材施教的需要，为确保培养质量，改革方案在明确基本修业年限（学制）的基础上，规定实行弹性修业年限。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和培养需要，硕士生的修业年限可以比学制延长1年，博士生可以延长2年。同时，改革方案还规定，那些学业成绩特别优异的博士

生，也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问：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答：修订工作将是在现行方案基础上进行。除了突出特色、理清层次等一般性要求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学术型硕士培养现在仍然实行3年学制的学院，要根据2年学制的要求，对培养方案进行重要调整和修改；二是新的硕士培养方案，不再区分学术型硕士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生（少数面向产业体系、职业特征明显或与任职资格联系密切的学位类型或领域，继续单独制定培养方案），执行相同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应强化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和实践性特征；三是博士生培养方案，要相应地提高对学术水平培养的要

求标准。

问：改革方案如何进一步强调对培养过程的管理？

答：提高培养质量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一种务实的态度，在培养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加以具体落实。因此，改革方案要求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按一级学科成立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期加强对培养各个环节的督导，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切实加强培养过程管

理。

问：为什么改革招生方法？又将如何改革？

答：同本科生自主招生相比，研究生自主招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很多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潜力，不是笔试分数能够充分反映的。因此，改革研究生招生的总体思路是让

更多的学生进入面试环节，通过多种方式的面试，挑选出最适合培养的学生。

在硕士生招生方面，主要是加大进入面试的考生比例。在博士生招生方面，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即从优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直博生、从优秀在读硕士中选拔硕博连读生、以及从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硕士生中选拔博士生。改革的重点一是加大硕博连读生的比例，使其成为博士生来源的主体；二是在博士生公开招考中实行申请考核制度。

问：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可以进入硕博连读吗？

答：可以。但是，为了与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衔接，因此具体办法与“学生型”硕士有所不同。即，申请的标准与程序与“学术型”硕士相同，但因为学籍管理的原因还需要履行

申请考核制的手续。

问：您提到的博士生招生方式中，博生申请考核制可能还有老师和同学不太熟悉，请您

详细介绍一下。

答：申请考核制是国外大学通行的做法。实行申请考核制，就是在招收博士生时，不再进行统一的笔试，而是由申请者提供有关资料，学校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申请者到学校进行面试（复试），根据复试情况，决定最终录取名单。目前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进行了试点，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和做法。实行申请考核制的关键是要处理好阳光招生、公平公正与导师招生选拔权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予导师充分的挑选学生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尤其是帮助老师消除人情关系的压力和影响。这需要制定出明确的程序和规则。我校经认真慎重研究，决定从新的招生年度开始，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有关细则将在近期内出台。

问：改革方案中对导师有哪些要求？

答：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导师负有主要责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了要突出导师对研究生进行专业培养、学术道德建设和项目资助的岗位责任。对于学位论文出现质量问题或学术道德失范的研究生导师，将

给予暂停招生直至完全取消招生资格的处理。

问：我校研究生导师的聘任管理有哪些变化？

答：导师是指导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岗位，不是固定的职务、职称和荣誉称号。改革方案中提出对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实行年度审核制度，即根据教师的研究水平（近年科研产出）和培养能力（科研经费等），确定当年的招生资格，并相应地进行招生指标分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所有的教授和副教授，均具有同样的申请招生权利——包括招收博士生的权利；在年度招生资格审核中，实行同样的科研产出和项目经费标准。学校已经出台了《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对硕士、博士导师的招生资格分别做出了明确的基本要求。各学院可根据学校规定，制定本学院的具体审核标准。

同时，改革方案中还规定任职3年以上且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如能具备相应的科研产出和科研经费，也可以申请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校有不少这样的讲师，学术水平较好，责任心也比较强，并且承担着各种项目，但是由于职数的限制，尚没有晋升为副教授。给他们招收硕士生的权利，有利于增强硕士生培养队伍，同时，也利于在这些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后，让

他们指导的硕士生进入硕博连读。

问：改革方案为什么要提出对博士论文质量加强管理？

答：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体现，所以应在博士论文开题、成稿、答辩资格审核、以及论文评阅这几个环节中明确研究生导师、学院（学科）管理组织、以及评阅专家的把关责任，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把质量作为唯一的标准。具体措施及审核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学院（学科）来制定并实施。论文质量达不到学位论文质量要求的研究生可单独申请毕业答辩，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后3年内可以申请一次学位答辩，硕士研究生毕业后1

年内可申请一次学位答辩。

问：实行研究生教育改革后，研究生的助研津贴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将往什么方向

变化？

答：实行研究生教育改革后，研究生助研津贴的标准将会有一定的提高，并且将不断调整增加。其中，非在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包括多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助研津贴，将实行同样标准，并由学校和导师共同出资负担；非在职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助研津贴，现阶段主要由导师从研究项目中支付，学校给予部分补贴；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前两年按硕士研究生

标准发放，以后年份按照博士研究生标准发放。

根据国际惯例，博士生通常享受较高的津贴，而硕士生的津贴比较低甚至没有。这是因为，博士生大量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已经不单纯是学生了，而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因此取得相应的报酬，是合理的。而硕士生以课程学习为主，参与科研工作的时间要少的多。我校在研究生助研津贴方面的发展方向，也是将大幅度提高博士生的助研津贴标准，而硕士生的助研津贴只能适当地有所提高。

问：学校对部分基础和人文社会学科招收研究生是否有倾斜政策？

答：对于部分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学科，导师承担研究生助研津贴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学校支持，由学校全额或部分负担，相关学科的导师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其中，由学校全额负担研究生助研津贴的导师，每年最多只能招收1名硕士和1名博士研究生，且所指

导的在校博士生总数不得超过2人。

问：研究生同学超过基本修业年限后，助研津贴和医疗政策是怎样规定的？

答：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硕士研究生，学校不提供助研津贴，并需按照学校规定的标准缴纳学费，由导师或研究生协商承担。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博士研究生，由导师承担所有的助研津贴。在最长在校学习年限内，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享受与基本修业年限内相同的医疗

待遇，具体标准按照学校关于学生医疗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问：改革方案的各部分内容分别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答：总体说，改革方面的各项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2013年新生开始实施。但是，各项具体工作开始的时间起点不同，因此，有关工作将先后启动实施。具体说，有关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及论文质量管理的内容自文件颁布后马上开始实施；有关招生、学制和培养方案的内容将从2013级新生开始实施。研究生奖助标准的调整方案和出台时间，尚需要进行研究确定，但最晚从2013年9月份开始实施。新的奖助标准出台后，新生和老生享受同样的待遇。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篇2

一、财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拥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 财税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枚瑰宝。古语有言: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树立全面系统的历史观”的发言。杨灿明教授认为中国要发展需要走出去, 走出去需要文化被认同, 认同文化必须了解历史, 因此研究有历史的文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杨灿明教授还通过回顾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认为财税与经济、民主、法制和分权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四个内容在中国历史中一直都不曾缺少过, 他建议要全面系统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并让全世界了解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杨教授的发言为大会的主题研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从西汉时期的《盐铁论》中所记载的儒家与法家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对政府是否干预财政政策的盐铁争论谈起。她针对当时盐铁专卖与官营财政政策提出了对当前的警示:税收是以法制作为前提进行筹集财政收入的常规方式,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必须大体平衡, 筹集财力时要将对百姓的危害降到最低为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孝诚教授对唐代中期的“两税法”进行分析, 认为当时财政摊派定税已成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因为它与专制政治机制相契合, 这一形式在后世历代不断得到改革与强化。这一财税政策是由于中国的儒学文化所构建的政治伦理所形成的, 它扼杀了个人权利, 遏制了法律的产生, 刘教授提出要规范财政收入行为, 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公民权利, 并推进依法治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朝举博士从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进行剖析, 认为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力图通过如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输法等措施开展财税改革, 尽管在变法初提升了政府的财务, 起到了一定的富国宽民的作用, 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原因在于皇权不受节制, 私人财产权利得不到制度保障, 缺少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治理理念。总结得出限制政府的权利与职能范围, 加强依法治国, 依法治税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 多位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广西财经学院李顺明教授对“康乾盛世”的整饬吏治、治河重农、减轻税负、安定民生等理财政政策进行了梳理, 得出清王朝顺应时势, 在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利于政权统治的政策措施, 使其走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辉煌时期。马长伟教授则对清政府采取的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税负休克疗法”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从清初的财权集中到清末“干弱枝强”, 从“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到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皆是由于民众的反抗, 思想意识的提高, 迫使政府对财政危机的处理办法进行不断改进, 推动税制改革的结果。以史为鉴, 这也为我国启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明确公私界限、支出责任和财力匹配、中央监管、制定预算等方面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上海财经大学的黄天华教授、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征所长、湖北经济学院刘晓风博士等学者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红军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分析。黄天华教授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地方财权的滥用, 且缺少财政监督使当时出现苛捐杂税滥觞的现象;王征所长对红军时期的中央高度统一的财政税收政策、统一的会计制度与金融运作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革命战争财力的需要。刘晓凤博士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财政体制, 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 使财政管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 财政监督制度严重倒退, 实践证明只有安定团结的国家才有可能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

也有些学者对中国税收制度进行了纵向的全景式梳理, 财政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洪钢主编认为中国尽管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规范的税收制度, 但并非是税收国家, 经历了汉到宋、元朝, 封建政府通过专卖禁榷, 财政性货币发行, 官产收入和罚没与卖官鬻收入来获得财政收入, 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发展成为税收国家, 但是离预算公开透明和财政民主的财税文化发展国家的路还有很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罗兴副教授将自先秦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多次财税改革进行分析, 认为最有影响的三次财税改革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 对均平赋税和公平分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也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剂, 这为今后我国的财政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财税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直接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 直接作用于财税制度与财政政策。作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 也是这次研讨会上被学者们提得最多的传统思想, 这一思想对我国历代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财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湖北省统计局叶青认为可以将当前的财税文化建设与财税制度改革召唤“回到孔子”的时代, 继承发扬当时财政思想的精髓部分, 包括轻徭薄赋、节用、藏富于民、公平公正等, 为当前的财税改革提供借鉴方向。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思考文化振兴期、反腐期和生态保护期这新三期, 进一步深入认识了解我国的财税文化。

《陕西国税》孙建录主编则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来谈赋税。义利作为儒家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 国家收入税赋是为了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 这是尽其义;而百姓纳税是要享受这些权, 这是获其利。在税收过程中要防止以利害义, 也要防止以义害利, 这表明政府与百姓应各尽其责, 政府要合理制定财税制度, 依法征税;百姓应自觉纳税, 不能违法逃税, 应建立纳税权利维护机构, 保证纳税人的权利。同时还应看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将其进行现代转型才有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我们在当代的财税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吸收精华而去其糟粕。儒家文化中部分思想对我国的财税制度发展有着明显的限制与阻碍作用, 我们应予以批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春英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君权天授”进行了批判:缺乏法制, 公共性职能缺失, 公平性差, 私人产权不受保护, 制度变革的渐进性, 反弹性倾向和自上而下的方式;《陕西国税》杂志社曹钦白编辑认为受儒家的民本思想、重义轻利和轻徭薄赋的影响, 部分税收官员成为无视民瘼的“聚敛之臣”。因此, 赋税一方面需要法制, 另一方面需要约束财税官员在谋求政绩时应遵守民主程序和法律, 把握好平衡。

结合几大思想流派, 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选取了秦汉时期几个主要阶段, 对每一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及蕴含的文化进行了阐述, 认为秦汉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深受以儒家、道家和法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财税政策措施丰富多样, 财税文化异彩纷呈, 财政统一、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节约开支、生家抑商、国家干预、国家专营、本末并重、抑制兼并等思想与措施对后代及当今社会的财政制度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

三、财税文化物化形态研究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人的思维、意识或心理、或行为而表露出来, 但是广义来说, 它亦是有物态文化的层面, 是人们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 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态文化是文化诸要素中最基础的内容, 他直接体现了文化的性质、文明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从建筑、器皿、衣、食等物品中寻觅到财税文化及制度的变迁, 感受历史的足迹。

中国财税博物馆李玉环对中国财税博物馆进行了介绍, 武汉地方税务局罗涛教授作为武汉税收博物馆的负责人, 感同深受地认为税收博物馆作为生动形象地记录财税文化的载体对财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夏朝以来, 4, 000多年税收源流、税收思想、税赋变革都可以通过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图片、文字以及光、影、仿真场景来再现历史中的财税文化。这些物化形态中承载着深厚的财税文化, 因此建好博物馆不仅为学者研究财务文化提供了具体实物依据, 也为财税文化的宣传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方式。

作为财税物化形态的另一种具体的形式———税票, 也在财税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曾耀辉将清朝税票的变化作为佐证来探究税收改革与社会嬗变的关系, 分析出清代税收制度演变路径, 认为税制变革对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当代的财税改革有重大的启示, 一方面要肯定税制变迁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税收苛重对政权与百姓都贻害无穷, 因此税制改革应按经济发展规律平衡运行并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李胜良先生将中国大运河作为一种活的线性物态文化来研究。中国大运河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相连接, 连接杭州与北京, 带动着中国东部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 刺激经济发展。大运河周边经济的发展, 运河税收应运而生, 通过对大运河变迁的观察不仅可以能看到沿河地区经济的衰荣, 还能看到税迹、税路、税源、税粮、税仓、税镇、税关、税城等现象的出现, 这些对研究财税制度与财税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能充分说明税收的历史地理价值。

四、中西财税文化对比研究

尽管中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渗透, 深深影响了各国的财税政策与制度。了解并借鉴西方的财税理论、制度和政策, 可以促进我国的财税文化建设, 对我国财税改革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武汉大学卢洪友教授作了题为《西方现代财政制度——理论渊源、制度变迁及启示》的发言, 他梳理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18世纪再到现代的代表性的财政理论和观点, 认为没有现代的国家就没有现代的财政制度, 西方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委托代理、三权分立等思想不仅奠定了宪政、法理和政治基础, 同时也是现代财政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强调市场经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施诚教授对中世纪英国的税收与议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认为英国从开始征的丹麦金、盾牌钱、任意税到最后保存的动产税和关税的税收发展演变, 是由于国王与议会在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 议会最终获得了批税权。这值得我国财税发展所借鉴, 税收制度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关键是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并进行逐步的改革与探索。

税收制度的制定总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适应, 中外古今莫不如是。“什一税”作为农业社会主要以土地与农产品作为税收对象的一个税种, 它曾经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中国财税博物馆武丹通过中外税收的对比来探究“什一税”在中西方的不同, 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对农产品征收十分之一的制度已不符合农业的发展要求。

一些税种是中西方共同自发而形成的, 但有些却通过引入或借鉴而来的。例如, 我国的印花税, 就是在近代才被引入中国的。江西财经大学戴丽华、席卫群教授对印花税的西方起源与引入中国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印花税的征收最早出现在荷兰, 主要是以商事产权凭证为征收对象, 后来先后被丹麦、法国、英国等效仿, 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清朝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再加上早期财税理论的深入传播, 清政府在财政资金严重短缺时采取了裁并旧税和开拓新税源的财政措施, 并尝试将商事凭证作为课征对象, 虽然两次失败, 但却形成了中国印花税的雏形。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借鉴西方合理的财税制度对我国财税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守刚副教授从责任伦理与权利伦理的角度来对比中西方传统财政制度的现代转型, 它认为中国的财政制度应从现有的责任伦理转型为兼顾权利伦理的现代财政制度国家。针对个人所得税未来的改革方向, 海南大学王金兰副教授在分析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演变的基础上, 总结对比了当前全世界主要几个国家所采用的征税模式的发展与经验, 认为中国的个税改革应围绕纳税遵从, 推动混合模式作为改革的方向。对中外财税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认识财税文化的历史发展路径, 还可以探究其发展取向, 推动中国财税文化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篇3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淡马锡模式

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历史，也遭遇过市场的挑战。因而认清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深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地位虚置

今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所有者管理效率低下，且日益不能担负起其应尽的责任。这就造成尽管法律和形式上，国有企业有其所有者，但在实际管理运行中，缺乏有经验与实际技术的高水平管理者。另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经营者行为存在着复杂的状态，尤其是以改革以后伴随着一部分国企“从无到有”或“从坏到好”的老员工或者高层管理者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剩余索取权等企业红利。

（二）国有经济收缩与退出困难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展开，国有企业简政放权，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成为国企乃至国有经济收缩战线的重点。但是，当前国有企业控制了众多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其他垄断行业，如石油、化工、通讯、航天等。国有资本从哪些领域退出，如何退出成为下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问题。国有企业的退出不仅涉及多方的既得利益，同时退出的方式以及退出后如何处理该行业的管理以及是否单纯依靠民营企业来入股，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政企不分，影响国企内部活力的发挥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结构中，公司的最高权利机关应该是由股东投票选举产生的股东大会，而最高决策机关应该为董事会。在我国国有企业现行的管理制度下，国有企业受政府的管理，所作出的决定还需经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并接受监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既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同时又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因而，政府会不可避免的赋予国企更多的社会责任与负担。这就造成国企在保证自身盈利的同时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也就难以衡量国企的盈利状况，也进一步阻碍了国有企业创造力和活力的发挥。

二、外国成功模式的借鉴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根据自身特点不断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应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就是国有企业管理的一种成功模式。所谓的淡马锡模式是指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其以客户为经营导向，为中小企业融资建立信贷工厂，新加坡财政部则拥有着淡马锡100%的所有权。在强大的行政权的控制下，淡马锡是如何避免经营扭曲又赢得傲人的业绩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放权，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

尽管新加坡财政部拥有着淡马锡100%的所有权，但其在淡马锡实际管理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除了认命淡马锡董事局主席、董事和总经理，审阅其财务报告等职责外，财政部只有在涉及企业合并或出售时才参与进来。这就保证了淡马锡日常经营的独立性，不必受到政府的多重管理，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办事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其活力与影响力。

（二）高效完善的经理人制度

淡马锡的经理人制度十分高效与完善。首先其摆脱了政府的束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其次，淡马锡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团队所需的投资、管理等人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招聘。最后，淡马锡注重薪资的绩效管理，完美的将管理者的兴趣爱好与其所获得的薪酬待遇等结合起来，提高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

（三）控股方式高效灵活

对于其下属公司的管理，淡马锡管理层一直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即通过出售买卖股权体现其管理经营方向，选派高层人员进入下属公司参与其管理与决策。但同时又避免参与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包括其领导层的各项商业决策等。这不仅使淡马锡能够间接管理其下属部门公司，也能使其下属公司能够充分保持发挥自主性和创造力。在涉及公司文化、经营理念、价值观等软实力时，淡马锡通过多种形式将企业文化深深植根于每位员工与领导心中，这一切都相辅相成确保了淡马锡的发展与壮大。

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与措施

（一）协调产权关系，促使所有者到位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使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相互匹配，才能使产权安排合理有效，同时也会保证产权的清晰明确。针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中剩余所有权由国家享有，剩余控制权由经营者所有的问题，应在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基础上，通过资本市场与相关制度的调节，促进民营企业的私人股、法人股等以一定比例进入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主体的多元性，这也势必将推动国有资本的扩大，弥补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二）政府简政放权，增强国企独立性

政府的步步干预、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简政放权，取消制约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性负担，同时建立起高效的委托代理机制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制，减少对于国有企业经营干预，充分发挥国企的自主权。

（三）坚持党的领导，鼓励国有资本入股民企

前几轮国企改革，已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民营资本进入国企遇到诸多困难。新一轮国企改革鼓励国有资本入股民营经济。2015年1月至8月的数据清楚的看到，制造业的比重逐步下降，越来越多的民企准入房地产与虚拟经济中。因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了增强制造业活力，应依靠国家力量推动自主研发。国有资本入股民营经济必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为进一步发展加强制造业的科技化与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徽瀚，张明之.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篇4

作者 王劲松

2013-2-23 5:11:44来源：2013年02月22日 08:14:00 中国财经报网2012年是营改增的元年。

是年，营改增率先在上海启动改革试点，之后采取“雁阵”扩围方式，陆续有12个省市纳入改革试点。经过精心组织实施，各试点省市新旧税制均已成功实现转换。这标志着，营改增已经试水成功，这艘巨轮正乘风破浪，朝着下一个目标远航。

“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领域重大改革中稳中求进的典范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对营改增当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如是评价。

新旧税制成功转换

纳税人成功转换。截至目前，共有102.8万户试点纳税人，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一般纳税人21.6万户、占21%；小规模纳税人81.2万户、占79%。从行业分布看，交通运输业16.1万户、占15.7%，现代服务业86.7万户、占84.3%。

征管系统平稳运行。目前，各项系统运转正常，2012年已开出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19.5万张、税额720.7亿元。同时，各地纳税申报顺畅，纳税服务到位，风险防控有效。纳税申报率达到99.8%。

抵扣链条顺利打通。营改增各项改革措施到位后，适用税率、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等全部按照新税制执行，其抵扣机制作用日益显现，试点行业与其上下游行业抵扣链条已经打通，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初步统计，12个试点省市共为企业直接减税426.3亿元。既减轻了服务业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成本，促进了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新增值税入库顺畅。各试点地区财政、国税、国库部门，严格按照财政部制定的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办法，转换新增值税税款入库方式，做好税款入库核算工作，成功搭建了税款入库平台，新的体制和核算制度运行顺畅，基本做到了缴得进、分得清、记得准，没有发现税款混库、滞压等现象。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国家层面出台了“一方案”“一办法”和“两规定”,即：财政部、国税总局印发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和《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地方层面建立了配套的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税收征管、税款入库核算等制度，以及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有机衔接，共同构筑起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为改革试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

促减税、推转型卓有成效

基本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促进了跨区域、跨行业抵扣链条的形成，强化了区域内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安徽为例，试点以来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合计接受安徽营改增专用发票3.3万份、税额2.7亿元，占到安徽开具给外省总份数的50%以上，进一步密切了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此外，营改增

促进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接。营改增对试点企业提供的交通运输、研发和设计服务实行零税率，实现了与国际通行税制的接轨，使国内服务业企业与国外企业处于更加平等的竞争地位，既有效地提高了服务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上海市去年全年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多家，投资性公司25家，研发中心17家，实际利用外资逆势上扬，增长20.5%。

切实减轻了企业税负。从12省市的纳税申报情况看，一是试点实现总体减负。试点全年减税426.3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减税189.1亿元，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试点服务减税237.2亿元。二是中小企业普遍减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下降幅度平均达40%，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增税面不断下降。以上海为例，2012年全年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增税面逐月下降，并于7月份实现了全行业减税。即使改革初期少数企业税负增加，各地也都采取了不同的扶持办法，对税负增加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对冲因税负增加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税负并没有增加。

促进了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服务业企业户数增加较快。每月新办企业都在迅速增加。以湖北省为例，试点一个月全省新增试点纳税人3952户，增加最多的是文化创意服务业，占新增户数的29.8%。二是服务业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12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其中二产增长3.1%，三产增长了10.6%，高出全市生产总值增速3.1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占全市GDP首次突破60%，拉动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出口迅速增加。

推动了制造业创新发展。营改增直接受益的虽然是服务业，但对制造业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益”，影响十分显著。一是推动服务外包，促进主辅分离。不

少企业主动将生产性服务业务外包，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架构，使企业从“橄榄型”转变为“哑铃型”，专注于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速资产折旧，鼓励科技创新。由于设备采购抵扣增加，改革有力促进了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改造。

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为更好地适应税制变化，企业在经营模式、市场营销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应性转变，如交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制造业中的研发与运输服务等，寻求通过专业化协作完成。促进了企业管理升级。很多企业主动从产业链构建、财务管理、合同管理、供应商选择等方面，完善了企业治理机制，内部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新一轮改革正试水

专家和地方都在呼吁，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区域范围和改革行业。鉴于已进行改革试点的12个省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改革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度设计更加完善，工作机制更加协调，改革氛围更加有利，因此，全面实施扩大试点的条件已具备；同时，因局部地区试点导致的政策差异和征管风险等问题，以及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税制不公平和“洼地效应”，都需要尽快通过扩大和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此外，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营业税逐步被增值税取代，地方税体系建设更加迫切。要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同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要深入研究税收征管体系改革，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国税、地税部门职能及工作资源配置。

高培勇认为，营改增不仅限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层面，它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方

方面面和各个层面，牵动着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成为重大财税改革乃至新一轮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

长期关注营改增改革进程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对记者表示，他十分赞成营改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说法。现在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详解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 篇5

国务院办公厅的消息称, 3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近年来,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开展金融综合改革, 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温州金融改革的历程——“风暴”后唤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金融试点改革实践从未间断, 形成了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先发机遇和政策优势, 金融改革成绩斐然。

1987年温州在全国率先启动浮动利率改革, 进而成为我国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

2002年8月, 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 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年12月, 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宣布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那次改革内容有6项, 包括国有银行小额贷款营销“三包一挂钩”;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信社;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 如推出个人委托贷款;政府组建两家中小企业投资 (担保) 公司, 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2003年温州开始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4年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制试点改革, 顺利实施“5-5-1”改革方案;2005年温州对区域性金融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 提出“短期十方面改革方案”和“中长期四方面探索课题”;2006年重点推进小企业贷款试点改革, 大力推进“六项机制”建设, 重点突破小企业信用贷款瓶颈;2007年进一步做强做大区域金融实力, 地方商业银行跨出温州设立异地机构, 发行金融次级债券, 更名成立温州银行;2008年4月, 温州被确立为浙江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探索制定民营经济融资新政策, 探索民企直接融资渠道等。

2011年秋季, 温州陷入了一场民间借贷引发的漩涡。一些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 有的企业主承受不住压力, 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中, 以“眼镜大王”胡福林出走美国影响尤甚。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风波, 被舆论称作“温州式金融危机”。

2011年10月4日, 温家宝总理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温州调研。其后, 11月8日温州市召开金融工作会议, 会上公布, 为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 温州市将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所谓的“1”, 是指围绕“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总方案, 温州市制定了《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按“先行先试”的原则, 研究完善后向省政府和国务院上报;其中的“8”, 是指围绕着纲领性总方案, 温州市还将对应制定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8个子方案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和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

今年3月14日上午,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 温家宝总理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温家宝在谈到广受关注的“吴英案”时说, 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使其规范化、公开化, 既鼓励发展, 又加强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25日, 浙江省通过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实施细则并将于近日公布;4月26日,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作, 有望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

有望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

我国的金融业一直由政府实行严格管理, 国有银行垄断了金融市场, 但是这种格局与我国越来越发展的经济态势已经严重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沿海发达地区, 民营经济更是占了地区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民营经济的企业形态通常大多是中小型企业, 与国有银行有一定距离, 大量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来自官办银行的信贷支持。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 就像一条慵懒的蓝鲸, 这种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 (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 , 靠吃食物链底层的磷虾 (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 维持自身一百多吨的身体 (2011年,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 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 。

实际上, 作为企业, 国有商业银行赚取利润本无可厚非, 但“畸高”的利润却体现着对金融服务客户的挤压。这种长期“被宠”的中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固有秩序, 自然与银行体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垄断乱象 (如金融业务伪创新、对实体经济不作为、服务质量改进难等等) 无法脱离。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 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这个金融垄断制造的银行暴利与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遇到的金融壁垒, 其共存本身已然令天平高度倾斜。长久以来, 民间融资头上一直高悬“非法集资”、“拢乱金融秩序”的利剑。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垄断金融资源, 对民营经济支持不足, 部分民企不得不游走于灰色地带, 融资成本畸高, 制约了民营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 放慢了结构调整, 最终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

近期, 温家宝总理在广西钦州、福建泉州、莆田、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 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关于融资成本, 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 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 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 别的地方很困难。现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 根本来讲, 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在温州进行试点。温州的试点, 有些成功的, 要在全国推广, 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

现在看来,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发出了这种信号:打破国有银行暴利垄断、推到横亘于民间金融的铜墙铁壁, 为时不远。

【相关链接】2011年年报显示出的银行暴利

最新公布的2011年年报显示, 5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过6700亿元, 日赚18亿。且截至4月5日, 已公布2011年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在报告期内共实现净利润8415亿元, 占1377家已公布年报上市公司总利润的50.8%, 行业整体毛利率高达40.6%。另据银监会的数据, 去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

高利润的背后与“高息差”的贡献存在莫大关系。统计显示, 与12家银行去年实现的21516.03亿元的营业收入相比, 其净利息收入近1.7万亿, 占总收入78%, 其中深发展、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增速更超过40%。

高息差盛行的同时, 2003年仅为300多种的银行收费项目, 按照《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中列出的收费项目, 目前多达3000种, 7年时间增加了10倍。去年8月, 12家上市银行公布了去年上半年业绩显示, 在其实现的4244.47亿元净利润中,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2057.43亿元, 几乎占到了净利润的半壁江山。

正是传统的“吃利差”和新增加的“手续费”的双重驱动, 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暴利, 这一度被公开指出其利

润超过了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暴利横行下, 银行业的丰厚薪酬和年终奖自然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据公开数据显示, 去年, 在银行工作3年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 年终奖大都在8万元左右, 加上半年奖、季度奖等, 全年奖励性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而供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在这些数值上比大型国有银行还要大。

对新一轮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 篇6

关键词：大学语文；改革；思考

探讨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成为当今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热门话题。怎样的语文可称为大学语文?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究竟有何不同?搞清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推进大学语文教育的关键所在。

从知识构成上看，大学生学语文，无论是阅读、思考还是写作，都不能简单地延续高中时代的知识领域和知识层面。完整地看，大学生应当从我们的母语中探索语言文学的审美、社会文化的认知和自我心灵的完善。在这里，语言文学的审美当然是出发点，从语言文学出发“向外走”，我们碰触的是社会文化的现实：从语言文学出发“向内走”，我们开掘的是支撑生命的心灵。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为大学语文设计三个版块：文学版块、文化版块和心灵版块。

对于文学版块来说。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不同，表现在感觉和思想两种能力的培养上。在培养感觉能力方面， “阅读原文”至关重要，这种阅读是比较自主的阅读，换言之。中学时代的那种针对原文的导读、串讲、条分缕析必须弱化。应当充分相信学生深入作品的能力：在培养思想能力方面，要调动学生对文学——文化现象的理性思考，逻辑思维需要在作品阅读之外平行运作。比如对张爱玲“苍凉人生”的理解，对鲁迅“孤独体验”的分析，都是思想逻辑层面的深掘。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如果没有这一层训练，就无法与中学教育区别开来。有意思的是，大学生感性的培育和思想的训练还必须相对分隔，思想的归思想(如研究作者和作品类型)，感觉的归感觉(如对作品的诵读、体验)，如此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如果过多地拿诗经的研究成果干扰诗经原文的阅读，那无异于叠床架屋。吃力不讨好。

对于文化版块来说，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不同，尤其突出。 “文化”意味着文史哲艺不分家，意味着还有一个比文学更宽广的精神文化领域，我们需要思考文学作品所折射的作家——读者群落和地域差异。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类对自身文明的反思。比如我们可以考虑选人韩少功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等反思性文章。借助文学家之笔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

“文化”还意味着以“文学”为号召的人文主义为物化的世界注入了一种普世的精神价值，一切经世致用的领域都被置于这个人文之光的普照之下。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南开大学有个演讲，题为《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这篇文章可不可以被收录于文化版块?笔者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体现了一种深入到经济思想基础层面的人文精神。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展开和数学模型的推演，必得建基于这个根本性的价值认识之上：金本位银本位，归根结底还是人本位!虽然类似的文章我们不可能收得太多，但是尝试这种做法是深有意味的——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有哪个领域可以把关乎人文的思考排斥在外?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政治、法律，哪一个领域又可以跟我们的人文教育无关?前一段学术界有人主张把大学语文更名为“大学人文”，大约也包含了这一层考虑。

对于心灵版块来说，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也有不同。大学是知识青年迈向社会的“集结地”和“始发站”。身心的砥砺已经从这里开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犹如苏醒的火山加速酝酿。大学生在学业、生活、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谋职就业等许多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让一些人穷于应付。而一旦毕业走出校门。这种心灵的纷争又可能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世事纷扰，人生忙碌，这些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牵连着我们的心灵?这里可以用奥修的一个比喻：人生好比一棵大树的生长，树干枝叶代表你的现实人生，你在人世间的奋斗与获取；而深入地下的根系。则代表你的心灵。在树生长的同时它的根也在不断地深入，树长得越高，它的根也将越深，你不可能发现一百五十尺高的树只有很小的根，它无法支撑一棵巨大的树。一个人的现实成长必有赖于心灵世界的支持，离开这个基础，任何人生的扩张冒进都会面临随时夭折的危险。对于今天承受着就业压力、事业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大学生来说，如果舍本求末地无视“心灵”的存在价值，无疑就不仅仅是“缺憾”，而根本就是“危险”。对于古今智者心灵资源的吸纳，应当成为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解决大学语文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目前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依我看关键问题应侧重在“三种价值”和“两个突破”上。 “三种价值”是指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解决三个实际问题，即生命价值问题(审美与个体心灵的建构)、生存价值问题(现实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认知)、技术价值问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提高)。瞄准这三个目标，需要许多具体的教学支撑，比如让人“心生感动”的审美教育侧重于对生命价值的支撑：现实的富有哲理的社会文化分析侧重于对生存价值的支撑；而课堂尽可能地让学生表达、写作、互动则是侧重于对技术价值的支撑，三者并行不悖。 “两个突破”，其一是指“通过文选突破文选”。文选是蜻蜓点水的，它往往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完整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但文选也是一个入口和突破口，比如讲《倾城之恋》这篇小说，主要意图就不能局限在这个文本上，而是要籍此全面介绍张爱玲及其作品，引导学生深入阅读理解：其二是指“通过文学突破文学”，依我愚见，高中以后所有的文学教育都应该是文史哲艺宗经政法不分家。当然。所谓“不分家”是指从哲理层面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最基本的人类生活问题，比如人性、伦理、爱情、信仰、职业、家庭、艺术、苦难、战争、政治、传播、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必须是“基本”的，或者是从作品中“引申”出来的，所以它们才属于“文学”而不是“专业”。这种突破文学边界、注重思想哲理的教学在国外语文教育中其实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却还在那里拿着国外的语文课本惊呼： “这是语文吗?”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已习惯把语文理解为单纯的审美和写作技术，只看“文章”而不问“思想”。这种情况与当今时代悖离太远，新一轮的大学语文教育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