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精选8篇）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1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摘 要】：协会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发现，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存在的各类协会可以划分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和农业产业化协会四类。其中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属于微观层次，纵向发展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横向联合的龙头企业协会属于中观层次，由政府牵头的农业产业化协会属于宏观层次。文章论述了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四类协会的成因、功能及其关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协会

农业产业化协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农协”)是会员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自发组织形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以服务、管理、协调会员为宗旨，以协会为单位承担相应的对外责任和义务。农协通过协调组织相关力量，将分散的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打破传统上小而全的生产状态，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矛盾。

近年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有三个主体: 农民、企业和中介组织。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 28.4 万个，其中 15.8 万个中介组织中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了 14 万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日益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伴随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农协在组织形式、服务对象与职能等方面逐步完善，协会也不再局限于农协，其会员也不仅限于农户，而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如 2012 年底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16 家大型龙头企业组建成立的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实地调研，探讨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背景之下协会的发展，将目前我国农业领域存在的协会依据职能、会员层次、会员代表和权利义务等的不同，大致区分为农协(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和农业产业化协会四种形式。其中，农协因其参与主体直接为农户，归为微观层次;纵向发展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横向联合的龙头企业协会划归中观层次;而某些地方出现了由政府牵头成立的农业产业化协会属宏观层次。下面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分别讨论。

一、农协早于农业产业化出现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端于山东潍坊，诞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1992 至 1993 年间。此前，随着农村改革推进，部分地区农民为满足自身需求已建立起相关农协。1980 年四川成都温江县成立的养蜂协会成为最早的农协。［1］协会的发展符合了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初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形势。

农协是按照“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基本原则，实行“民办、民营、民管”的运行机制，其经营领域由种养业向特产、加工运输和流通等延伸，服务形态由单一技术服务向市场经营综合服务、产供销一体化转变，合作范围由局部农民联合、服务本乡本土，向异地合作、跨区服务发展，是广大农民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在联户形式上，存在多种模式，包括“协会 + 专业大户 + 农户”“协会 + 基地 + 农户”“协会 + 公司 + 农户”，其中以“协会 + 公司 + 农户”为主。在组建主体上，呈现多元化并存的特点: 一是依托政府技术推广部门兴办;二是依托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牵头兴办;三是依托能人牵头兴办;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本地专业生产情况牵头兴办。［2］

(一)农协的成立

农协是农民自发的创新组织，把分散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降低农民单独进入市场的成本，提升了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交易谈判地位。协会的基本职能是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从最初开展的农业生产技术咨询，到生产资料采购、供应农用物资，农产品销售、市场开拓等，协会的服务功能已经涵盖了产业链上的各环节。

农协的成立，同包产到户一样满足了农民摆脱小农经济束缚的需要，满足了农户按产业组织起来的愿望。因此，农协凭借其灵活的机制和广泛的适应性，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广科技成果、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认同。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地纷纷成立了农协。

(二)农协的快速发展

随着产业化快速发展，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当中龙头企业带动型发展最快、作用最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相脱节、市场供求不平衡的难题，然而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性，企业一次性收购农产品和订单农业较为普遍，在合同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着交易成本高、契约双方不对称等问题，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和农户都因此遭受损失。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 + 农户”渐渐为“公司 + 协会 + 农户”的新模式所取代，出现企业联合农协、农协举办企业等新趋势，以农协作为中介组织促进合作各方达到相对均衡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解决了农户不按合约规定肆意使用农药、添加剂造成农产品检验不合格;或是企业利用其强势地位克扣农户等问题。［3］

农协在维持原有职能基础上，作为与企业链接的桥梁，协助农户与龙头企业签订约束力强的标准化合同，以保证农产品品质和农户履约率;进一步突出“中介组织”功能，使企业与农户成为利益均沾的共同体，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户分享其他环节利润［4］。协会因其延长了产业链条、丰富了参与主体、拓展了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而得到快速发展。(三)农协的主要职能

1.推广农业科技

农协是农业科技得以有效推行的载体，一端联系着技术部门，一端联系着农户，通过开展试验、示范等推广活动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新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泉，促进了农民增收，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可。

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典型引带和示范幅射，而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把新技术、新成果展示给周边农户，使他们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规划、项目选择、新技术应用等方面都能效仿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民科学合理选择种植种类，推动了农业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形成地域特色产业，实现了农业科技推广由普遍号召向典型示范、规模推广的根本转变。如沈阳康平县花生种植科技协会引进优质花生品种 20 多种，其中鲁花、潍花在农村推广 10 余万亩，平均亩产超过350 斤。

2.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以前推广农业新技术，主要靠行政力量，资金来源、场地、推广项目及发展全由政府决策。农民处于被动地位，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出来，效果不佳。而协会因为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了解农民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的收益，加速了农业技术推广的速度。牡丹江磨刀石镇果树病虫灾害严重，每年户均经济损失数万元，果树协会成立后，聘请专家讲解果树病虫害防治知识、科学管理过程，经过协会和农民共同努力，水果质量和产量都得到了提高，打造出“磨刀石”品牌，带动了周边村果品业的发展。［5］

3.有效对接产业和市场

农协减少了农民进入市场的中间环节，把农民自产、自销的单个产品纳入整个产业链条，把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纳入了整个市场体系，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把农户个别行为转化成为市场组织行为，把地区资源优势转化成为市场经济优势，促进了产业和市场的有效对接。沈阳新民市獾洞子村在蔬菜种苗协会带动下，90% 农户掌握了西瓜苗嫁接技术，建起了育苗工厂，形成了年产 5 000 万株西瓜嫁接苗的育苗基地，嫁接苗远销吉林、黑龙江等地。［6］

4.拓展丰富了产业化组织形式 农协由初期以技术服务连接农户式拓展开来，组织农户进入市场，形成“协会 + 公司 + 农户”经营模式，出现企业联合协会、协会举办企业等新形式，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吉林集安青石镇五味子协会，通过与集安鑫亿葡萄原汁有限公司合作，引进外埠资金成立太阳升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五味子基地700 亩、北冰红基地300 亩，年产浓缩果蔬汁、果酒(饮料)8 000 吨，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2 000 余万元;集安市蜂业协会以技术为依托创办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立 23处养蜂基地，在省内外设立 25 个蜂产品销售部，蜂产品被认证为国家“AA”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7］

二、农业产业化促进协会立体多元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为了提高农户组织化和生产规模化。农户组织化表现为企业和中介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而生产规模化需要资源整合利用和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并由此产生了纵向整合资源的农产品行业协会(以下简称“行业协会”)和横向组织协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以下简称“企业协会”)两种模式。

(一)行业协会的出现

行业协会产生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规模小，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和组织形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相比美、法、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农协，在组织化程度及功能作用上都突显出我国产业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缺乏以行业为代表与贸易方谈判的组织，直接导致我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客观上要求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8］。最初的行业协会跨村、乡、县，尤其在一些优势产区，按行业把农户组织起来，打破我国农户小而全的生产状态，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经营。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以龙头企业、区县的协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为基础，建立如乡镇企业协会以及食品工业、畜牧业、种业、奶业、饲料业等协会。国外实践也表明，农产品行业协会对于加强行业管理、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9］

(二)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

行业协会一般是由企业或政府牵头组织起来，按照协会章程实行民主管理，由代表大会对重大议题进行表决，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捐赠、政府资助和其他非市场化收入。单品种纵向(包含向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发展)是我国行业协会的重要特征。农产品行业协会代表成员利益，在企业与政府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

1.发布行业动态

行业协会提供农产品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使会员了解产销信息以便于及时调整生产行为。结合行业特点，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提供相关指导和业务培训，提高行业综合发展水平。打造提供行业信息交流平台，举办行业发展报告会和研讨会、举办或参与行业展览会，开展行业信息交流和宣传，拓宽交流渠道，扩大市场影响力。北京市谷物协会通过举办优质小麦和玉米生产技术培训、质量标准及最佳收获和贮运方式、小麦及专用玉米加工技术等内容丰富的培训班和知识讲座，提高会员专业知识水平。温州市食用菌行业协会印发《蘑菇种植》等刊物，发布行业最新动态。

2.协调关系，创建品牌

行业协会在协调组织成员内部事务时，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内部环境。将从事同一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的农户和企业连接起来，充分调配、利用各种资源，促成会员间形成互助合作的良性循环，共同开拓市场，创建并且维护行业品牌。浙江省茶叶产业协会，2005 年底申请龙井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明确界定龙井茶原产地域范围，对三大产区 18县市龙井茶从产地、原料到加工进行严格监管，要求产区内 140 多家企业必须强化“利益共同体”意识，抱团应对市场竞争;2011 年全省龙井茶产量达到 2.4 万吨，产值 30.4 亿元，占全省茶叶总产值 30.4%。［10］

3.担当行业利益代言人

行业协会以保护行业成员合法利益为宗旨把农产品经营主体连成一个完整组织体系，以整个行业利益代言人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扭转中国入世后的劣势地位，抵御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入造成的市场波动，对抗国外不合理贸易保护政策。协会通过组织会员企业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联合力量共同行动，代表行业阐述观点立场，保护本行业合法权益。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以低价销售为手段开拓国际市场，不少农产品市场出现了竞相压价混战场面，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行业整体利益，行业协会通过实行最低限价制度等约束机制规范出口企业行为以实现行业整体利益最大化。2012 年中国粮食价格再一次抵御了国际粮价暴涨剧烈波动，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题的深度调研报告，引起国务院重视并获重要批示，该报告预测了粮食周期性波动时间，并提出了消减周期性波动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建议。

4.制定标准，行业自律

行业协会的建立对实现行业标准化生产、加强行业自律具有重要作用，避免由于行业标准匮乏、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全行业重大损失。2003 年金华“毒火腿”事件对金华火腿行业造成了摧毁性打击。行业协会迅速建立了行业信用制度和会员信用体系，制定行业规则以规范行业行为，建立其良好的行业秩序;完善了农产品质量标准、生产规范，建立标准化推广机制，对于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保障标准化生产顺利进行;规范了市场秩序，对损害协会和其他会员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如温州市乌牛早茶协会，协助政府对行业价格进行指导、监督，督促会员企业和农民遵守法律法规和行规行约，解决了协会成立前，茶叶假冒伪劣和无序竞争现象严重，行业缺乏有效管理，行业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的困境［11］。

(三)企业协会的成立

企业协会的成立在于解决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科技含量与品牌知名度低等问题。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的重要力量，迫切需要做大做强。企业发展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企业需要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对外需要加强合作，形成战略联盟。龙头企业协会创造了机会和打造平台，帮助企业进行交流沟通、汇聚资源、协调行动、联合研发、降低交易费用，进一步整合优势要素，推动分工合作(分散的单个企业是获得信息的弱势者，搜索信息成本较高，而加入龙头企业协会后，协会为成员提供共同需要的信息以减少搜索成本)［12］。企业协会还会制定并监督企业遵守共同规范章程，促进企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联合影响政府政策，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四)企业协会的主要职能

企业协会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业龙头企业及相关组织自愿结成的区域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于 2012 年底由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16 家大型龙头企业组建而成，将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作为工作立足点，以为会员服务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为宗旨，搭建交流平台，畅通沟通渠道，为会员提供政策、信息、技术、培训、投融资等方面的服务，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13］。部分省区市成立了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职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企业协会积极发挥连接企业和政府的纽带作用，促进党建和企业家的沟通联系。协会将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规定深入贯彻落实到各龙头企业，体现落实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工作的意图和要求。协会还会基于深入调研和企业诉求，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为龙头企业争取扶持政策，协助政府部门督促落实出台的政策措施，为企业排忧解难。广东省龙头企业协会曾在 2008 年国土资源部实施农保地定位时发挥了与政府良性沟通的重要作用。［14］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从事养殖、花卉种植的龙头企业的一些设施农用地被列为违法用地，有关部门要求强制拆除。协会积极组织相关企业搜集材料、法律合同，以协会为主体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调动媒体、记者等舆论力量，向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和相关部门报告、请求调查违章建筑真相，避免了一刀切可能带来的损失。

2.信息在企业间传递与共享

企业协会加强企业横向联系，推动企业联合对接，优势互补，扶持企业做强做大，提高整体竞争力。协会充分发挥信息传递作用，搭建更高层次、更广泛服务平台，定期通过移动客户端、电子邮箱、报纸杂志合刊等形式，为会员企业提供产业政策、经营管理、科研技术等行业发展动态市场行情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并且，协会围绕农业产业化工作的重点和突出问题，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及研讨活动。湖北省龙头企业协会［15］利用网络平台调动会员积极性，在 2007 年 3 月召开协会年会之前，大部分龙头企业都参与撰写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理论研讨文章并提出了可行意见，协会为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匡实了基础。

3.制定相应规范，加强企业自律 企业协会参与制定一些农业产业化行业标准与规范，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提高企业素质，规范企业行为。企业通过协会组织形成战略伙伴，经协会的引导形成自律，避免无序甚至恶性竞争。协会作为企业代表，对损害企业权益行为将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对于不利舆论要正确疏导引导，提高预防、化解、应对危机的能力。广东省龙头企业协会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公共处理，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筹备、召开了部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协会在会上发出了《关于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倡议书》，倡议广大农业企业积极行动，规范行为准则，加强自律，杜绝生产、储运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14］ 4.举办活动，协助企业搞好宣传

企业协会承办或组织企业参与大型农产品交易会、展销会，通过展会平台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加强会员企业产品宣传与品牌建设;充分利用信息网站，宣传推介龙头企业及其产品，拓宽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企业评比表彰奖励活动，积极宣传会员企业取得的成绩，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发布企业经营经验。2010 年湖北省龙头企业协会与省产业化办公室先后共同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了四次全国性的展示展销会，包括河南驻马店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宁夏)园艺博览会、中国(安徽)农业产业化交易会、郑州第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15］通过展销会实现企业与原产地、企业与销售地的多项对接，汉口精武食品公司签订了建立 10 万只肉鸭养殖基地合作协议。

三、农业产业化协会助推农业产业化发展 当下，我国农业产业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成为关键。农业产业化协会(以下简称“产业化协会”)的成立打破了产业链条中条块分割的局势，从宏观层次整合行业、企业、产业资源，推动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

产业化协会是在政府主导下，以国家级、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为主体，联合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科研院校等科技创新实验平台以及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业务部门，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寻求互促互助共进发展的社会团体组织。以突破相互隔离的职能部门、实现农业产业链上整体的横向联合为最终目标。

(一)产业化协会成立的动因 产业化协会是协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宏观形式，其能有效权衡协调农户、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在产业链上的生产、经营、管理关系，探讨更加顺畅的运作机制，保障农民的实际权益。农民作为产业化发展的主体，本应成为其发展的最大受益人，但目前政策普遍偏向于企业，协会作为农户的代理人、企业的服务者、产业链的组织者，理应肩负起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的职责，调和农户与企业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产生的矛盾，通过协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多方谈判造成的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化发展升级。［16］

(二)产业化协会的主要职能 1.落实政策，形成反馈机制

产业化协会不仅为会员之间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优势互补，更在政府与会员之间形成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正向，协会提供政策和信息咨询，包括国家及各级政府在财税、信贷、国债技改贴息等各项扶持政策措施;逆向，协会接受政府、企事业单位委托，对有关发展战略、政策措施进行决策论证，承担项目评估、工程检测、成果评审等工作。协会通过收集企业、农户意见，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并且协会在整合收集各方面信息资源之后，参与信息反馈，进一步影响政府的决策。山西省农业产业化协会，为全省“十一五”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出谋献策，确定将农畜产品加工业作为重点，提出了《关于推进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意见》。2.建立紧密联结形式，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化协会作为各方利益协调者，协调政府与农户、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中介组织、企业与中介组织等多方关系。解决农户与企业、中介组织在生产、经营、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冲突，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分摊市场风险和生产成本。把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和产品的特点，探索创新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和组织带动模式，实现企业与农户的互助共赢、共同发展。

3.与科研院所联合，依靠科技促进发展

产业化协会吸收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作为会员，有助于专家深入农村进行实地研究，建设研发平台;根据现实生产情况，将先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协会建立科技服务平台，帮助有需求的会员企业解决在科技成果引进、科技创新等方面遇到的难题，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并且，方便对基地农户进行科技培训，降低单独培训的成本。福建省产业化协会在 2009 年组织会员企业参加第七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累计征集到会员企业技术需求项目 241 个、科研部门技术供给191 个，并成功促进会员企业和科研部门对接合作项目 58 个，投资金额达 10.5 亿元人民币。

4.遵循市场规律，分类指导产业化发展

产业化协会发展，促使农业产业化从更高层次实现资源整合。各地从实际出发，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探索各县特色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在产业布局上，协会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优化资源配置;在企业发展方面，鼓励有序竞争，实行优胜劣汰;在指导方式上，更加尊重经营主体选择，避免政策一刀切。辽宁产业化协会定期发布辽宁农业产业简报，建立了辽宁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信息网，创办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化专刊，传播先进经验，推介重点企业，宣传名优产品，为当地农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17］

四、结论、问题及建议

综上所述，协会作为农业产业链上的重要组织载体，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公共服务平台，也伴随着产业化快速发展呈现出组织主体趋于多元化的模式。各省市、区县根据当地实际生产状况，发展了农协、行业协会、企业协会等多层次协会。并且，随着组织主体利益关系日趋紧密，协会将打破条块分割与地域行业限制，加速相关利益群体资源整合，逐步形成横向联合、纵向贯通的协会组织。［18］协会通过自愿加盟形式组建，以服务成员为宗旨，通过一系列自律制度和维权措施，既规范了会员行为，又保护了会员利益。

协会协调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内，协会把会员组织联合起来，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彼此之间共享资源优势，形成一定的生产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对外，协会作为成员代表，集中表达了成员诉求，提高了成员谈判地位。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种类型的农协是相互并存、相互扶助、相互转化的关系，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我国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农协。总体来说，协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协调多方关系，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9］实践证明，协会是有力助推农业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协会在发展中尚有掣肘之处:

1.法律地位缺失

目前，我国没有出台针对涉农协会的相关法律，导致协会管理仍处于真空状态。从法律性质来看，协会是在民政部门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由科协系统主管，其法律依据是 1998 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农业部门或供销合作社主管，其依据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至今我国尚未明确协会的性质和地位，这在实践中出现了协会的法人资格登记、对外合同签订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协会健康发展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20］

2.管理方式落后 协会发展壮大，关键是加强协会自身建设。目前大部分基层协会是能人、大户管理，协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管理和民主意识;协会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限制了协会发展。调研中发现，一些由农户自发组织的专业技术协会完全没有民主议事程序，有些协会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协会大事决策成为一言堂，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员大会，与会会员屈指可数，大会决策得不到有效执行，农户处于被领导地位，不能参与决策等现象。

3.缺少资金扶持

协会是成员自发形成的组织，协会运作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协会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目前大多数农协经费来自成员缴纳的会费，协会资金非常紧张，导致协会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并且协会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往往存在收益少、见效慢的问题，越是基层性质的协会越是难以为继，而农民是基础，缺少了农民的协会如同海市蜃楼。农协如果要在发展规划、技术引进、产品标准化建设、品牌创建与维护、对外宣传等方面有所作为，就需要有更大的财力保证。

为了使协会更好服务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明确法律地位，规范协会管理

协会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得到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协会法律地位、法律责任，规范协会组织形式、结构层次、职责作用和行为规范。依法对其进行管理，促进制定合理的协会目标，明确会员的权利与义务，调动会员积极性，参与会员大会，加强对理事会、监事会工作规范的监督，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和服务制度，建立奖惩制度，促使会员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协会名誉相关联，成为共同发展的团体。

2.加大政府扶持，推动协会发展

由于协会没有经营实体，以服务为主要职责，政府应给予经费、人才等方面支持。根据 WTO农业协议规定，对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开展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市场调查、产品展销等活动，政府可以给予资金支持，以帮助农户会员享有权利。在人才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特定发展阶段由政府官员挂职兼任会长、秘书长，尽快培训、发展、选任适应协会工作的职业化管理人，如离退休干部、专业能人。政府服务、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会发展，及时解决协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逐步建立横向联合农户，纵向多层次分级的综合协会。

3.转变政府职能，赋予协会更多权力

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要求我国政府逐渐转变职能，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中介组织，使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协调供给平衡。政府管理农业的职能主要转变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由协会发布公开信息，履行农业政策，监管企业实施效果。协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庸，协会获得权力后，集中力量解决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户、企业、中介组织的协调与合作问题，真正成为服务农户和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核心组织。［21］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2

关键词：新农村,农业产业,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1]。20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380个地方产业群的产值达到全国总产值的60%。印度约有350个中小企业集群, 出口产品占全国的60%。在中国浙江、江苏、河北、广东等地, 很多产业群正在蓬勃发展[2]。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业产业集群关系透析

1. 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产业支撑, 缺乏产业支撑的新农村建设成了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新农村建设应该是产业带动型的, 倘若没有一定的产业支撑, 农村经济发展便没了根基, 那么新农村建设将成为沉重的负担。《人民日报》曾刊登这样的报道, 山东省某县的某镇脱离实际, 强行收回农民宅基地又高价出售, 大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据介绍, 该镇经济欠发达, 中心村也没有集体积累, 根本不具备旧村改造的经济实力和条件。而镇政府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 决定在中心村规划兴建“商业一条街”, 强行对140余户民房大拆大建。镇政府还要将拆迁腾出的宅基地收回, 再以每户2.6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这样一来, 经济困难的拆迁户只能靠借款、贷款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 老百姓不堪重负[3]。

2. 新农村建设要以发展农业产业为基本, 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的原则是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新农村建设首当其冲的是要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有效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三农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 通过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经营, 可有效推进经营理念的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产业层次的升级、管理水平的提升;农业龙头企业还可带动一方中小农业企业, 形成产业集群, 可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达到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的目的。

3. 培育和引导农业产业集群, 发展产业集群以夯实农村经济, 增进农民致富, 推进可持续的新农村建设

农业产业集群有利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 打造农产品地域品牌;可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培育新型农民;产业集群还能产生广泛的集聚效应, 表现在:首先,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引领产业的提升, 带动农村城镇化和农业工业化发展。在产业集群过程中, 由于相关产业不断聚集, 所以人口与资本也不断向产业区集中, 使农村城镇化与产业集群化的关系明显呈正相关性。产业集群化与农村城镇化是一种互动互利、相互依存、同生同长、共生共荣的关系。其次, 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生产销售等网络化的发展, 生产、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诸多环节逐步配套, 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展必将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样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就地转化和劳动力价值提升。再次, 农业产业集群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是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产品加工转化进行全面调整的过程, 也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向深度进军的过程。发展农业产业化集群, 可以带动千家万户按照市场需求, 进行专业化、集约化生产, 避免分散的农户自发调整结构所带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二、发展农业产业集群的机制研究

1. 充分发挥政府在培育集群产业、诱导强化产业集群中

政府通过政策、项目、财税等手段, 加大对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和信息服务的投入, 使本地企业间建立学习和交流机制推动企业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 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 形成植根于本地的农业集群等形式, 从互补的人力、信息和技术资源中获得协同作用, 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 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加强有利于实用技术的扩散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建设, 多组织商品博览会等交易会, 这既能提高区域产品的知名度, 又能促进供需双方进行产品技术交流, 加强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进行联合开发, 共建技术开发机构;注重生产型企业也注重吸引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转变, 营造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氛围。这些都是以区域内合作文化氛围及信任程度为基础的, 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是维持集群的必要条件。政府可设立中立的权威机构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信誉评估, 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跨越寻找合作伙伴的障碍, 同时降低外来公司在建立本地化供应体系过程中的搜索成本, 鼓励外来公司生产本土化, 促进农业集群的形成[4]。

2. 加强物流和信息服务, 建立健全中介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的集聚发展需要农产品上下游的非农业产业的支撑, 即农业产业链的两端。因此, 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不能仅仅从单一产业自身发展来看, 必须把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产业的复合化 (从几个涉农产业整体来看) 发展结合起来才可以形成产业集群。农业产业集群不是孤立地发展的, 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 包括: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和完善的创业服务中心, 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和有实力的企业集团, 兴办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共用技术开发平台的专业技术孵化器, 为处于种子和创建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孵化器功能;教育培训体系, 其职能是提供人才保障。同时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业务范围, 提供相应的服务, 为促进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完善集群中间产品市场体系, 强化相关融资网络系统和拓展外销网络。

3. 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实现产业升级

要强化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致力于创造更为完善的吸引投资创业的环境。政府及科技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支持各类科技孵化器建设, 特别要在孵化器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既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适应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 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和动力, 对于有利于农业集群升级发展的制度, 应该大胆尝试。通过制度创新, 加强和落实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和引导;通过制度创新,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 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机制, 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另外, 还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力度, 在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节, 进一步普及先进适用技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要加大科技投入, 加大科技培训力度, 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在发达国家农业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已经较为成熟, 一些依托农业产业集群的特色农业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荷兰的花卉产业集群、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产业集群等。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集群包括了:680家商业酿酒企业和几千个葡萄种植园以及众多的葡萄储存、灌溉和收割设备、包装器材提供商, 专业化的公共关系和广告公司, 消费类和贸易类的酒类出版物企业, 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食品、餐饮以及酒乡旅游企业。与国外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相比, 中国的农业产业集群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许多地方渐渐出现了农业产业集群现象, 如浙江金华的火腿产业, 占国内火腿市场份额的75%, 出口火腿100%来自于金华火腿。还有河北清河羊绒集群的羊绒产量全国产量的80%、云南斗南的花卉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1/3、山东金乡的大蒜占到了全国产量的1/4和出口额的70%等等。这些产业集群是以某种农产品为核心, 集中了专业的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以及科研、服务机构, 以专业化和规模化取得独特竞争优势。培育农业产业集群, 能加快农村经济中心区域的形成,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现代农业集群发展壮大要遵循自然规律, 在适宜和最适宜区布局的农业产业区域集群才能减少成本, 获得经济效益, 从而实现持续发展。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 通过对关键技术进行扶持, 促进专业市场形成, 支持在专业化产业区建立生产力促进中介服务组织, 更多的在激励知识创新与扩散、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调节市场失灵方面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 邱如美,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2]朱华晟.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3]秦佩华, 丁志军.新农村建设在这里走了样:第9版[N].人民日报, 2007-04-03.

[4]黄汉权.农村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动态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07, (40) :2-13.

[5]刘世锦, 等.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 (2007-2008) [R].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3

关键词：门达镇；农业产业结构；人地关系；水稻；旱作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88-02

一、基本概况

门达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区的东部，与吉林省双辽市的西部接壤，南部与科左后旗相邻，隶属于科左中旗管辖，本区位于西辽河冲积平原南岸，是科尔沁沙地的东部边缘区。南部地区以沙土为主，北部地区有黑钙土分布。该地区被称为“小江南”，因门达镇政府所在地门达村位于科尔沁区的吐尔基水库下游的“哈达江”之南而得名，属辽河水系的支流。门达镇所属17个村，全镇农业耕地面积14.2万亩，林地面积4.5万亩，全镇共有农业户4 679户，农业人口19 690人。门达镇是一个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导产业的农业镇，是通辽地区的重点粮食作物产区。

通过对门达镇典型地区门达村的实地考察、农户调查以及多年对其相关资料分析，结合该区人地关系系统主要特征，总结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在，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减少，旱化作物增多。门达村是农业与城镇居民混居地区，土地面积22 120.5亩，全村耕地面积6 720.5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2 300亩（1990年），20世纪80年代，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天然养息之地，地表水资源丰盛，植被覆盖率较高，1990年在政府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开始开垦盐碱地种植水稻田，水稻大多沿河两岸种植，以河流地下水和大气降水作为水源补给。农业生产的水源补给旺盛，水稻的长势也是非常喜人。

最早开发水稻田的农民最初几年在经济收入上几乎是处在赤字的状态中，盐碱地的开发使种植成本过高，而收入过少，经过了2～3年的改良，土质发生了大的改观，土地盐碱性向偏中性转变，经济收入也逐渐改变了收入小于支出的状态，在这些农民的带动下，更多的农民加入到种植水稻田的队伍之中。水稻已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种植类型。

1999年以后，气候干旱，全年降水量逐年减少，地下水位也是逐年下降，经济成本的逐年增加，水稻成熟时期的需水量由最初的4～5天灌溉1次到2～3天灌溉1次。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投入。农民在经济核算方面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种植结构的改变，逐步由水稻田转变为玉米、大豆等旱作粮食作物的种植。2002年后，受国家农业税收的影响，水稻种植面积出现了短期的增加。2005年达到了2 640亩，随后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水源补给变化使水稻种植面积再一次递减，2011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到1 710亩，而玉米、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大到5 010.5亩。农业的产业结构与人地关系的互动变化，使得人地关系在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逐步的调节平衡，生态环境问题逐年凸显，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严重、春季沙尘天气频发。进而新的人地关系矛盾出现，旱作农业的种植对肥料、土壤、管理也有了新的要求，人地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二、形式分析

1.使农业耕作方式发生变化

20世纪末的水稻种植时期，农业用水多是抽取河流水、地下水和大气降水补给浇灌田地，耕作以人工育秧、插栽为主，利用手扶拖拉机在水中把土壤翻匀，以起到保水的作用，但由于夏季地表的水蒸发强烈，水分以水蒸气的形式扩散到大气中去，同时大气降水也随之频繁，农业生产用水较为充足。1999年后，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发生了大的转变，旱作农业特别是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一些有经验的种植玉米农户，收割完庄稼之后，第二年的春季，农民利用自制的爬犁把秸秆聚集起来点燃，燃尽一部分干燥秸秆以后，再用耕地的翻地犁杖把灰烬和根部的杂质以及少量未燃尽的秸秆一起翻压在地下，以待的地下腐烂，用做庄稼的潜在肥料。这样既节省了运输秸秆的费用，也使土地有了一部分灰质的养分供应。政府在农业经营上重视了增强农民的科技思想意识，人地关系就是在人文机制的主导下的协调变化中得以平衡。

2.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门达镇是传统的农业地区，能源的利用思想比较传统化，生活方式还是以农业的生产与自我耗用为主，农村里的老人们习惯住着火炕，水稻、玉米秸秆和玉米脱掉籽粒后的芯就成为了农村生活的主要燃料。因秸秆与玉米芯容易获得，成本较低，加之煤炭的价格昂贵，秸秆依然是农民生活的必需品。20世纪末全村水稻田大面积种植，农户的薪材、取暖主要以水稻秸秆为主，但水稻秸秆产生的灰烬较多，水稻秸秆就成了副业原材料，一些农户到了冬季农闲时期，利用自家的水稻秸秆编制席子，可用做床垫，也可以用于水果、蔬菜的保暖保鲜等，进行出售，也有一些秸秆用于牲畜的粉碎饲料。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生活的取暖和烧材材料被大量的玉米秸秆和玉米芯所取代，这些潜在的资源被这种低等的生活方式燃烧耗尽，其有机质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

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由水资源的利用为主导方向。就水资源的利用而言，在降水较少的条件下，玉米地每年要灌溉3至4次。而且还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形式浇地，既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也浪费了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地表土壤保护层退化，逐渐地丧失了肥力，地表盐渍化加剧，大片的耕地变成了荒漠化土地。沙地逐年扩大，适耕土地逐年减少，更加使农业的土地逐年的板结，加剧了当地土壤的盐碱化，对农业的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更加不利。

3.经济、政策措施发生变化

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农业户最先考虑的问题，十年前对于一片适宜种植水稻的区域，地下水位的下降无形中就要增加耕作的成本，特别是对打机井的经济投入和电能或柴油的资金投入，原本十几、二十几米深的机井就能浇灌大片的农田，但现在需要四五十米深的机井才能满足作物对水的需求，人地关系矛盾凸显，农业产业结构势必发生变化。旱作作物的种植节省了经济支出，虽然收入较以前少了，劳作的时间也少了，就劳动报酬的经济学原理，折算下来的经济资本也相差不多。受土壤、肥料、水分供应的影响，地表作物养分得不到供应，影响了作物的产量。环境问题逐年突出，地下水位的降低和肥料投入增加，这样给农业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生态、社会影响。

自1990年开垦荒地种植以来，农业税收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农户的经济负担较重。2002年后，国家出台了减免农业税政策，每年通过种植类型的耕作面积还给予农业补贴，包括有种子补贴、燃油补贴等，大大的缓解了农业经济收入的亏损，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也有了大的改善，春耕与秋收也不再用牲畜牛马等耕作，而是有了各种类型的机械化，农村剩余人员逐渐向副产业方向发展，这也同时减轻了一定的社会负担，增加了农业经济收入。

4.生态环境问题严重

原本的碧绿青草已被满山的庄稼取代，农田由耗水作物转化为了节水作物，牲畜的青草饲料被秸秆所取代，地表也由较湿润变为了干旱，使地表水分的年蒸发量减少，表层土壤的团粒结构受到破坏，沙粒松散更增加了太阳光的反射强度。沙土堆积严重，土地逐步出现了风蚀荒漠化，沙尘天气发生的次数逐年增多。

三、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模式探讨

1.种植业也要向畜牧业方向逐渐渗透，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种植业一直以来是门达镇第一产业致富的首选模式，从水稻种植到旱作生产，都是以土地作为农业产出的基础，在水资源逐年减少的前提下，土地已不能满足于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转变产业模式，向畜牧业方向发展可以成为地区生产发展的又一产业模式。农户可以用自家的秸秆与养牲畜的农户换取一定的牲畜粪便。来给自家的农田施加粪肥。既保证了牲畜供养户的冬季存储饲料供应，也使农田户土地有了一定的绿色肥料，这样能使农田户在以后的3～5年内农田的施肥量减少近往年的一半左右，避免了土地的板结、盐碱化和土壤有机质的流失。据估算，如果农户不采用粪便施肥的办法，单纯采用施有机肥料的方式，后一年要比前一年施肥量增加10%左右，加重了农业的经济支出。这一举措成为促进可持续农业的一种方式，也积极的倡导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秸秆还田政策的实施。以牲畜育肥、繁殖销售为产业经济，带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实现种植与畜牧生产双丰收。在农闲时节加强畜牧业发展，增加农业经济纯收入，达到资源的良性循环利用。

2.政策引导，转变科学思想，走科技兴农之路

逐年发展的农业科技，春耕采用播种机种植，实现了微电脑的操控，保证了种子的成活，除草则实行机械空中施药，夏季的取水则实行节水灌溉技术，秋收也是推行了大型收割机操控，使得农业生产不再走牲畜耕作、搬运的历史，科学的思想带动了农户对科学技术的向往。

农户在科技的带动下，已对科技产生了依赖心理，政府要组织一定的科技人员，指导农业的种植、销售，以政策来约束农户的生产方向，对前沿科技及时地掌握与推行，来保证农业收入，才是地方政府的惠农道路。

3.能源要寻找循环模式，倡导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体制，促进人地关系和谐

对农业产出进行合理的分配，达到能源的合理利用，实现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即增收又减轻农业负担。使边缘产品得到合理支配，提高农副产品的利用效率，走可循环经济模式。

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种植格局，保证土地的最大产出，也同时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减轻一定负担，生态环境也能在和谐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有序的自我平衡，人地关系才能协调发展。

四、结语

门达镇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业耕作方式、经济、政策措施发生变化、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人地关系需要在产业结构转化中逐步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模式，提高科技兴农，倡导循环经济，促进人地关系和谐，有利于农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海山.内蒙古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2]刘艳红.基于水资源减少背景下内蒙古西辽河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4

专业论文

浅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房地产业发展

浅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房地产业发展

【摘 要】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内需。它与房地产业紧密相连。城镇化伴随着城市人口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结构的变化，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过去过度倚重于“房地产战略”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则将重心由土地城镇化转移到人口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为主导的消费型增长点，这也许意味着房地产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将有所削弱。所以，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与推进给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率；房地产业；房地产企业

1、新型城镇化背景

城镇化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进程，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城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

2012 年，我国按常住人口概念的城镇化率达到 52.6%，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而世界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为 59%，欧洲为 80%，美国高达93%。并且我国城镇化中超过 1.59 亿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处于 “半市民化”状态，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去除“被城镇化”的这些农民工，我国真实城镇化率不到 40%，可以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为房地产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房地产业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各项物质基础和保障[1]。作为与城镇化关系密切的产业，房地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俨然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实际上，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与推进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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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房地产业的走势

2.1未来十年住房需求近160亿平米，市场规模继续扩大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预计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9亿人，城镇化率为61%，城镇总人口约为8.4亿，按人均35平方米住房计算，住宅总存量约为295.1亿平方米；截至2010年底我国住宅存量约为202.9亿平方米，加之现有存量住宅中约有64.8亿平方米面临折旧改造或拆迁，则2011-2020年需新建住房约157.0亿平方米。

2.2城镇化进程放缓，房地产业需求释放更为平稳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化水平提升速度或将放缓至略高于1%，而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新增2000万城镇人口[2]。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其实际购房能力不高，所以未来房地产业需求的释放将显得更为平稳。

2.3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市场发展更为均衡

中西部城市群依靠政策倾斜优势，其中心城市潜力趋于后发。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之近年来经国务院批准的主要区域经济规划，中部和西南地区城镇人口占比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新增城镇人口对房地产业带来的发展红利将为中西部地区带来后发的潜力优势。

2.4土地、保障房等长效机制逐渐形成，房地产行业更加健康

（1）推进农村工业化及土地改革制度，就地新增城镇居民住宅需求旺盛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随着农村建设和产业升级，农村居民当地就业趋势将更为显著，这将为包括三四线城市在内的广大小城镇地区带来更多的购房需求。

（2）城镇郊区购房负担相对较轻，利于解决新增居民住房需求。

从上图房价收入比来看，由于近年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较为明显，城镇居民购房负担非降反增。但随着农村工业的不断发展，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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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将更多地向靠近农村的城镇郊区聚拢。农民收入的提高加之郊区相对较低的房价，未来城镇郊区的中低端购房需求将趋于旺盛。

3、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的房地产开发

3.1新城镇化中房地产开发要理性

曾经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扩张造就了中国的城镇化局面，然而城镇化最大的动力是工业发展，并不等于单纯的高楼大厦的房地产开发建设[3]。因此，房地产的开发必须理性。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房地产业应该从过去十多年来所扮演的主角转变为配角，充当配套产业的角色.为新型城镇化服务[4]。它的开发建设必须要与百姓的需求、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超前会导致房屋闲置、资源浪费；房价过高，对进城人口又有挤出效应。

房地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必须要求房地产业能平稳健康发展[5]。李克强总理曾专门撰文强调，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使城镇化稳步向前推进”[6]。

3.2房地产企业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道路

如果说以前的房地产竞争是拼土地，10 多年后的现在，房地产企业已进入设计和品牌的竞争，未来则必须完善自我，形成综合的核心竞争力，这些竞争力应融合区域规划、综合设计，也包括了服务、管理所形成的规模化、高效化、标准化的复合优势。

中国在未来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业从业资金、土地面积将会转入城镇化通道。房地产企业作为参与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争取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大而奢华的产品，是房企和相关行业在未来几年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应有低碳、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应用。

4、结语

新型城镇化为未来十年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房地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然而，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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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城镇化，因此意味着它并不必然支持房地产业的继续高速粗放增长。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说，建设生态城市、宜居住区、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和推广运用低碳技术应当作为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抓好。

我国的城镇化仍在继续，新型城镇化之路也还刚刚开始，房地产对于整个房地产业而言，未来的博弈将更加深入、更加细化。

参考文献：

[1]邱峰.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J].上海房地，2013（05）：22-24.[2]陈柳钦.新型城镇化赋予房地产业新活力[J].改革与开放，2013（02）：7-9

[3]忠历.新型城镇化，房地产市场的新梦想[J].中国西部，2013（02）：86-87

[4]刘维新.新型城镇化不能搞成新的房地产化[J].中国地产市场，2013（03）：26-27

作者简介：

李丽（1988-），女，重庆大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房地产业发展。

王霞（1989-），女，重庆大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理。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5

让经纪人协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作用

辛集市供销社把培育和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解决农副产品卖难问题当作参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切入点,于2002年5月正式组建了“辛集市经纪人协会”.首批入会会员130多人,并办理了社团注册登记.

作 者：李耀庭 耿怀法 穆新舍  作者单位： 刊 名：合作经济与科技 英文刊名：CO-OERATIVECONOMY & SCIENCE 年，卷(期)：2003 “”(8) 分类号：F3 关键词： 

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篇6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县乡财政逐步陷入困境；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后，县乡财政困难益发突出。面对困难，大家都在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但是，找到一个好出路的前提是认识清楚困难的性质以及发生困难的原因。本文打算对此提出一种讨论意见。本文的“农业税”是指国家将停止征收的农业税、牧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统称；“乡村治理”是指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和制度，包括选举政府首脑、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也包括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从状况。

一、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

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政府免税的目的与免税本身的社会经济价值是两回事情。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后面的问题很有意义。

很多人把农业税看作一种土地财产税。如果这个说法能成立，那么，免除农业税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国目前还没有普遍对财产征税，对农业领域的耕地占用征税也不应该。在法律上，土地是集体的，农户不应该是直接的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财产的价值大小与财产的用途有关。就种植业来说，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农产品销售额中扣除包括劳动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以后，不会再有剩余，连地租也不能存在。这个账不用细算。如果说厂房设备可以用扣除折旧以后的净价值来确定财产价值，那么，对农业用地的财产价值不能用这种方法来估计。可以认为，中国大量的农用土地是“边际土地”，其财产价值是零或负数。此外，把农业税当作对地租的替代，更是讲不通。

免除农业税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农业部门看作一个效果高度外溢的经济部门，政府理应免除对农业生产开征的税收。从技术性质上说，农业部门容易做到对环境的正向贡献，这不用细说。此外，农业部门还可以是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部门；农业产业是具有高度战略关联度的产业，这一点也马马虎虎可以讲得通，尽管在学理上并不容易说清楚。

免除农业税的理由从政府方面来讲，是因为农民收入低，征收农业税有失公正性，并在政治上产生很多问题。以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应该适用个人所得税。所以，从逻辑上说，农业税显然并不是一个针对所得征收的税种。

从历史的眼光看，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一个表现。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时候，依靠市场交换方式，国家的非农部门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向农民征收粮食。市场关系改善以后，“公粮”转变为“农业税”。所以，农业税是国家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历史遗迹。国家为维持对农民的强制（管理），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的标志是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县乡官僚机构。仅仅为了给农民和农业提供公共品，不需要这样庞大的官僚机构。但为了向农民征税和征收其他收入，就设立了大量机构。大量调查表明，许多机构并不向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品，只单纯是为了收费而生存。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不用我在这里作大量举证。当然，任何税收都有强制的性质，但强制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对低收入者征税强制是不公正的。所以说，农业税反映的强制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对农民的“强制”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在政治上是失分的。据对河北某地的调查，在一些合理假设之下，经计算，每向农民征收１元税费，付出的代价是1.7元。①　从宏观面上看，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测算，全国乡级每年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合法生存，如果按支出的70％计算，也要支出2590亿元；而总来源只有750亿元，收支相抵每年相差1840亿元。②这样，粗略地说，在农业领域，政府在公共品的交易中处于“亏损”状态。从政治关系看，在引起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因素中，税费征收因素曾经排在首位，近几年才发生变化。地方政府搭车收费，使得农民缴纳的税费总额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中央政府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搭车收费的蔓延，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被动。

从以上分析进一步推理，可以认为农业税的征收事实上在实行分税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征收的理由。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这个税种的其他弊端，早已使取消这个税种成为必然。

停止征收农业税至少有两重意义：第一，政府要向农业和农民（真正的农民）提供无偿的公共服务。付，财政会是净赤字。税收是国家公器，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公器。对低收入人群应实行低税或免税，甚至实行负税，以体现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职能。个人所得税适用农民还是遥远的事情。第二，停止征收农业税还意味着停止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掠夺式交易。围绕农业税而发生的各种搭车收费，具有掠夺的性质，因为相关收费机构并没有向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二、免除农业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

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乡村干部是乡镇机关的主要债主，而且也往往是“转手债主”，因为政府还不

了债，或者还债时有舞弊行为，便使得一部分乡村干部也进入了上访队伍。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财政危机是严重的。应该说这种危机程度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此不用在这里多费笔墨来讨论。

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原因又在哪里？

是因为减免农业税影响的结果么？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结论。如同一个瘾君子断了毒品而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归结于中断毒品的后果。按我们前面的简要分析，农业税这个税种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如果允许这个税种存在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大。只要有农民交纳的税金，就有了养干部、养机构的资金来源，就不能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公务人员。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抓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贴到问题的要害。按我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里，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在我调查的华北某县，县财政甚至控制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给他们发放工资，逼使有的书记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的报酬问题。至于金融渠道的资金在农业县的净流出也要具体分析。农业县缺乏投资机会，农业贷款的成本又比较高，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出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

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更简单明了的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足以使我们把握问题的性质。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就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这样的农户其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当今中国的许多农户，但这些农户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需求。事实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制度，农民通过社区代理人与皇权发生联系。社区代理人相当于现今西方国家在基层政治活动中的“志愿者”。那个时代的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从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湘西的县太爷没有县衙门，马背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对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以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它们。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又不能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每人每年2000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在大部分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农民的现金收入更少。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

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具有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个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③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只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④

三、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结构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完全错误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从政治学规律看，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⑤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得到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传统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首先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其次还要逐步将现有集体经济通过改制转变为股份制经济或其他形式的私营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干部集经济控制权和公共管理权于一身的弊端。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⑥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提供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的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就将其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我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7

1 农业CDM的理论基础

农业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 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总量供给刚性等特点, 一切环境服务与所有当事人都存在潜在关联, 环境质量向量在很多方面依赖于人们的行为并受到残余物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影响。但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业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农村环境恶化加剧且得不到有效保护。庇古认为, 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依靠单纯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和帕累托最优, 需要政府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 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将污染的成本内部化在节约资源和环境治理问题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庇古税, 各国通过开发出排污税、财政补贴、生产许可等政策性工具, 刺激企业改良自身技术和产品, 减少碳排放, 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林达尔均衡”。

政府规制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可迅速见效,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无法准确计算出污染的社会成本和污染的均衡价格, 因此很难确定合理的税收与补贴, 而且执行政府管制本身需要耗费政府的巨大成本, 还取决于涉农企业和个人对环境的偏好与自身成本, 一旦政府效力减弱或是调控失败, 负外部性就会立刻出现反弹。由此可见, 仅靠政府控制不能完全消除农业环境的负外部性, 需借助科斯定理, 通过市场交易形式 (自愿协商) 以及转移支付替代庇古税手段, 在自由市场上使农业环境负外部性内在化。科斯定理认为, 在产权明确和无交易成本的前提下, 在一方当事人引起另一方的负外部性时, 可通过双方协商加以消除。但双方若要达成交易, 必须要确定各自都能接受的对环境付款的边际意愿。这就需要环境机构通过环境价值评估决定农业残余物的排放量, 使出售环境服务当事人的收入最大化和使用环境当事人的成本最小化, 因此农业环境治理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互配合的混合机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当一国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 资源消耗速度开始超过资源再生速度, 环境污染会进一步加剧。实现工业化后, 产业结构向信息密集产业和服务业转变, 加上环境意识不断增强, 环境法规有效执行, 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入, 环境退化现象将逐步消失和减缓。如果这一时间的特征表现在处于同一时期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那么环境就具有很强的空间纬度特征, 一个地区因环境失调而产生的污染物将通过环境介质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 在对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京都议定书》中, CDM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交易, 目的在于通过附件一的国家向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从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s) ,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现阶段主要基于CDM交易。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 属于弱势且正在发展的产业, 作为农业依托的农村地区, 相对于城市属于发展中地区, 因此CDM机制同样符合农业, 有利于农村环境治理。

碳交易不仅是CDM的核心内容, 也是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农业碳交易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农村环境质量要求的条件下, 政府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 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 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授予涉农排污单位以一定数量合法的温室气体排放权, 允许对排放权视同商品进行买卖, 调剂余缺, 实现农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它是一种以“限额与交易"体制为主要基础的交易体系, 交易主要通过市场进行, 容易被交易双方接受, 因此成为治理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

开展农业CDM项目不仅是为了实现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更主要的是为了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对于中国城市, 农村环境除了要承担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与破坏外, 还要吸纳城市和工业污染物, 属于环境污染的双重受纳区域, 但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根本无力依靠自身有效缓解环境压力。此外, 农村环境主要是受自然地貌和生态演化过程的结果, 它们代表的价值要以地质时代来衡量而不是人为因素的产物, 一旦遭受破坏, 或被施加负面影响, 就不可能被替代或恢复, 所以农村环境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农业CDM项目的运行, 既要具备一般CDM项目的基本功能, 还要深入挖掘符合农村生态环境特征的其他保护功能。

2 中国农业CDM现状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CDM项目注册量最多的国家, 其中涉及农业领域的减排类型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甲烷回收与利用、造林与再造林。然而, 农业CDM项目种类偏少, 申请数量不多。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站显示, 截至2011年2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CDM项目共2941个, 而获得联合国减排许可证签发的CDM项目仅有438个, 其中已签发项目中涉及农业领域的CDM项目仅6个, 占总数的1.37%。由此可见, 农业领域CDM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一现象说明,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CDM领域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农业领域开展CDM项目的潜力并未被挖掘出来。从战略发展的层面, 运用SWOT分析方法, 总结农业CDM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 从优势、劣势、机会与风险四个方面对中国农业CDM的发展潜力进行分析。

2.1 内部优势

主要表现在:①农业具有丰富的碳源。政府间的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4次评估报告表明, 农业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重要来源。国际粮农组织指出, 农业70%的减排潜力可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全面实现。如农业固碳技术可通过堆肥或地膜覆盖等手段来阻止土壤的碳排放, 这一技术可减少约90%的农业碳排放。中国的农业也是“排碳"大户,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7%, 这一数据还未考虑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等农业投入品生产的加工以及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由此可见, 中国农业蕴含着大量的减碳和固碳潜力, 农业CDM项目将会给发达国家投资者带来更多的CER。②农业CDM项目市场广阔。农业领域可供开发成CDM项目的资源丰富, 包括改良耕种方法、改良肥料管理和使用方法、利用动物粪便产生沼气和使用沼气、造林和再造林等。目前已开发的项目类型有生物质能、农户沼气建设、秸秆发电、禽畜粪便甲烷收集利用等。在已开发的项目中, 沼气CDM项目的运行已取得一定的成效。随着农业方法学的进一步研究,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项目陆续开发。③农业固碳对缓解全球变暖意义重大。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 工业部门难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就需要通过其他部门减少、转化部分工业部门排放的温室气体。低碳农业不仅可大大降低碳排放, 还可发挥巨大的固碳作用。以农田土壤固碳为例, 通过采取合理的农业管理方式, 增加农田土壤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 可增加土壤碳库、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可借助CDM充分发挥农业的固碳作用, 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压力,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整个环境质量。

2.2 内部劣势

主要表现在:①农村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匮乏。农业CDM项目的运行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 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进行管理、操作、监控和维护。在传统农业中, 农民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培训便可进行生产劳动, 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而CDM项目需要更多的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才, 农村中这样的人才较少。因此, 农业CDM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专业人才缺乏、吸收先进技术能力差的困难。②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设施是农村中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 也是农业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推进农业CDM项目发展的阻力之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交通邮电、农田水利、水电供应、商业服务等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方面较落后。CDM项目的建设与运行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 而农村基础设施不到位是农业CDM发展的障碍之一。③原有观念难以改变。由于CDM是一项新的机制, 是否能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是否能给农村农民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 这些问题尚不可知。因此, 农民在最初接触CDM的时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怀疑, 在项目引入过程中还可能遇到部分农民坚持原来保守的思想, 排斥或不配合农业CDM项目的发展。④农业生产存在双重风险。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弱质产业, 面临自然与经济的双重风险。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水资源短缺等现象和原有的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同时, 农业生产周期长、市场信息不完全对称、生产者缺乏科学决策等因素也给农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风险。农业自身的这两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CDM项目的可行性, 存在的风险加大了项目的开发难度。

2.3 外部机遇

主要表现在:①中国碳金融发展初露萌芽。为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相继成立, 为统一和规范中国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 碳交易开始活跃起来。我国于2007年成立绿色碳基金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为碳汇和CDM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目前, 中国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还未建立, 但一些碳金融组织机构已有所行动, 如银行业已推出“绿色信贷"、CDM财务顾问和碳金融理财产品方面的创新, 证券业提出了减碳理念和“绿色证券"的概念, 保险业在碳金融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 但必将在未来的碳金融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②农业CDM项目将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资金。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离不开大量资金和先进科学手段的支持, 清洁发展机制正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农村可通过引入农业CDM项目吸收国外农业生产和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的先进技术与经验, 以此帮助改良国内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 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同时, 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单凭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CDM项目引入农业领域可使发达国家的资金注入农业产业。从长期来看, 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4 外部威胁

主要表现在:①政策扶持有偏倚。虽然CDM已成为国家大力支持的政策之一, 然而国内当前重点开展的CDM项目在风电、水电、生物质能等领域。就与农业相关的生物质能项目而言, 其涉及的主要领域有生物质发电供热或热电联产、养殖场沼气利用、垃圾填埋气收集处理、生物质堆肥、生物质柴油等, 项目申请主要集中在以生物质或甲烷为燃料发电类项目, 而非纯粹意义上的农业CDM, 清洁发展机制对农村环境和农业发展的潜力尚未得到挖掘。从国内的CDM项目发展情况来看, 国家和企业对农业CDM的关注相对较少, 农业CDM项目有被边缘化的趋势。②2012年后中国未来碳金融发展尚不明朗。《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时限为2012年,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国际碳减排如何安排还取决于各国在新一轮气候谈判中的博弈结果。届时, 我国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将对清洁发展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在对农业CDM项目的规划和设计时须予以考虑。③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趋势加大。随着城市化进程, 城市发展对工业的需求和环境污染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矛盾, 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纷纷迁往远离城市的郊区或农村。然而, 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只是将对城市的威胁转嫁给了农村, 城市环境压力的缓解却以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 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态环境面临更大的威胁。

3 政策建议

3.1 加大对农业CDM的政策支持

在环境利用中, 产权界定的权力属于中央政府, 而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 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首先取决于国家环境治理政策中的反映程度。我国政府首先要从世界气候的新形势出发, 加大对农业碳金融的政策支持, 尤其是农业CDM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地方政府要针对各地农业发展情况制定出相关的优惠政策, 如对低碳农业实行税收优惠、开发项目补贴、提供免费信息和技术指导、建立低碳农业生产基地等。结合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政府应继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农业CDM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2 加强农业风险管理

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水平, 有利于农业CDM项目的顺利开展。我国近20年来的农业保险发展大致经历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风险承担主体、以农业生产组织为风险承担主体和以政府为风险承担主体的3种模式。目前, 中国的农业保险市场仍存在各种问题, 在政府补贴的前提下, 应借鉴发达国家农业风险管理模式, 特别是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如美国对农业风险管理模式除政策性保险外, 还推出了期货保值、期权保值、产量保险、巨灾保险等创新性工具。近年来, 国际保险市场产生了天气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等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衍生工具。发达国家推行的农业风险管理成功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农业风险管理部门借鉴。

3.3 普及CDM知识, 培育农村专业人才

相关部门应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关农业CDM机制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 增进社会对农业CDM的认识与了解, 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让社会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和农业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通过宣传, 使企业看到CDM项目在农业领域中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对社会的贡献, 并将目光投向农村, 使农民转变思想观念, 接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积极迎接农业CDM带来的效益。各级政府应当出台适宜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 在农村开展技能培训班, 传授低碳、环保、实用的种植和养殖技术, 并向农民介绍低碳农业的重要性、优点等, 使农民和政府均能积极投入到农业CDM的实施中。同时, 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到农村基层, 并通过相关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发展人才。

3.4 设立农业CDM专门服务机构

随着CDM领域的日趋成熟, 大批具有优秀专业能力的咨询机构不断涌现, 应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考虑到未来农业CDM项目交易的增加, 政府应引导或直接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为农业CDM服务, 其职能应包括提供农业CDM业务方面的法律援助, 协助制定农业CDM项目的实施计划, 协助委托方完成所承揽项目的各种报批手续, 对农业CDM项目方面的法规和政策的趋势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供资讯意见等。通过一些专门机构的建立, 可帮助CDM项目在农业领域更顺利的实施, 为农业CDM项目提供保障。

3.5 加强对农业CDM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篇8

摘要：据统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老人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國养老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但是其发展速度却远远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当前我国养老产业尚处发展初期，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解决养老日益突出矛盾，加快发展链条式社会养老产业，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前景一、我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养老挑战国家卫生计生委在5月14日发布首份《中国家庭发展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家庭60多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家庭户的数量与规模、家庭的类型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内容，总结了在人口政策、城镇化和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发展与变化特征，分析了影响家庭发展的各种因素，提出了未来中国家庭发展的政策思路和方向。报告中提到的变化特点有：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计划生育家庭成为主体；家庭经济功能收缩，家庭功能重心更多地转向情感、消费、照料、安全和娱乐等。有老龄化人口的家庭对外部支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其中，快速老龄化给家庭养老带来压力。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压力较大，老人独居家庭、留守家庭等一些特殊家庭的养老问题较突出。同时，政府对老龄化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尚不够完善。目前，我们尚未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长期家庭政策和制度安排。二、中国养老产业面临的现状中国养老产业极具活力和前途，但目前尚处起步阶段，政策和制度不完善、服务和产品水平不高、市场培育和规范缺少经验、科技创新和应用比较薄弱、养老服务增加值不高，迫切需要改进和提高。首先，社会上对养老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重机构养老，轻居家养老。一些地方政府包括社会力量对养老服务缺乏全面理解，一提到养老服务就想到建机构、增加床位，而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视不够。第二，养老设施市场规模较小。据专业评估机构报告， 一是床位总量少，城镇养老床位占总床位仅13%，造成大需求、入住难。农村敬老院只针对特殊老年群体，床位闲置多，护理水平差。我国养老床位占老人1.8%，低于发达国家5%至7%，低于发展中国家2%至3%。二是结构不合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我国养老机构的布局不合理、服务设施功能不配套、服务质量不均衡，由此造成了有些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也有一些养老机构床位闲置，区域性、结构性的矛盾突出。第三，养老基础设施简陋。一是目前已建成的养老机构，场地窄、功能不配套，普遍满足不了社会养老需求，呈现出建成早、面积小、功能差、缺钱改造等特点，导致服务项目拓展与供给提供受限。二是在日常养老服务中，更多注重老人生活起居，没有结合其特点，配齐相应辅助设施，更没有条件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第四，养老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公办机构滞后。政府办养老机构在设施建设、高龄老人补贴、人员待遇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二是社会资本难进。社会办养老机构因初期投入大、利润低、回报期长、存在运营风险和现行扶持政策不落实，严重影响了投入养老机构积极性。第五，养老链条缺失。一些养老机构有项目但无法支撑多样化服务。一些因设施缺乏，重大疾病老人难得到妥善康复训练，一些因抢救条件差而致发病老人得不到及时救治。一些地方未建立老人健康档案和医疗服务关系，一些对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的，没有纳入，入住参保老人未享受相应待遇。医保报销制度不健全，异地就医结算难。多数地方未开发老人健康、长期护理、意外伤害等，养老链条缺失。三、我国未来社会养老业发展的趋势前瞻养老形势逼迫改进，集中养老渐成趋势。随着老人年龄增长，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特别是年轻人与父母异地居住，空巢与高龄老人不断上升。在“421”家庭结构无力赡养老人情况下，多数盼望进敬老院，以解决生活自理、孤单寂寞等困难。由此，既满足老人需求，又解除子女之忧，社会养老提上日程。养老产业前景良好，社会投资切实可行。从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看，我国老人以每年3%以上速度增长，加上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伦理观念等带来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社会养老需求越来越大。政府养老机构无法满足庞大市场，社会养老应运而生，既能满足老人刚性增长需求，也能实现盈利发展。由老龄化社会催生出的养老产业前景十分可观，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会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初步确立了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在财政、金融、用地、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鼓励社会力量运营或管理公办养老机构，探索将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改制成企业，推进医养结合等，将是今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例如：1、我国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即由子女照顾；其次是机构养老，多为政府资助的养老院；还有一种形式是社区养老，比例很低。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及家庭赡养功能被弱化，专业养老地产亟待发展，同时其他专业配套服务业亟待发展，包括护理、康复、餐饮、娱乐、文化等服务，形成社区家政、社区文娱、社区物业等社区服务体系。2、老龄化不仅将带来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双重负担，还会催生老年人对日常保健康复的巨大需求，医药、医械、医疗等各医疗健康细分领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益。此外，对膳食营养、健康食品等大健康消费领域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带动相关行业发展。3、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党的十八大“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的重要举措，为“老有所养”提供保障。同时，作为补充的商业健康保险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从长期来看，商业健康险将广泛参与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产业体系的建设。四、推进社会养老业提速的对策建议1、规划引领，合理布局养老服务体系网络。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各地要根据地区差异等情况，科学制定养老业规划。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示范，统筹规划新建小区，纳入公共设施配套。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立老年门诊与病房。引导社会和企业举办的医院转型为老年护理院等。鼓励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依法设立门诊部。2、政策扶持，鼓励社会资金兴办养老机构。按照国务院规定，遵循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原则，采取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兴办老年公寓等。开放养老服务市场，促进养老服务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推动形成一批设施条件完善、拥有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社会养老服务机构。3、优化环境，提升社会养老服务承载能力。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加强养老职教培训，在高校和中职学校增设养老服务专业和课程，注重高素质人才储备。探索持证上岗制度，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陪护等专业化服务。倡导建立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为社会养老提供培训，鼓励支持退休医护人员加入，确保收养老人“病有所医”。4、繁荣市场，满足不同层次养老服务消费。围绕适合衣食住行医需要，鼓励拓展适合老人特点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健康服务等服务，支持企业满足老人及养老服务机构的特殊需求。实施品牌与创新战略，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集群。健全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确保社会养老服务质量。参考文献：[1]养老产业规模破万亿商业模式仍待探索.中国证券报，2011年10月29日.[2]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机遇，养老保健成朝阳产业.中研网，2014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