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2024-06-13

徽州文化的特点与成因(精选5篇)

徽州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篇1

中文摘要·.........................................................................................1 ABSTRACT}}··············································································4 弓}言·............................................................................................7 第一章徽州建筑的类型与装饰·...........................................................g

第一节徽州民居·.......................................................................g

第二节徽州礼制建筑·.................................................................10

第三节徽州园林·.......................................................................17

第四节徽州书院·.......................................................................19

第五节徽州其它建筑·.................................................................21

第六节徽州建筑装饰艺术·........................................................21 第二章徽州民居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兼比较研究·..........................28

第一节徽州民居建筑的艺术特点·..................................................28

第二节徽州民居建筑的审美特征·..................................................41

第三节徽州民居与苏州东山民居的比较研究·...................................53 第三章徽州礼制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74

第一节徽州宗祠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74

第二节徽州牌坊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g4 第四章徽州园林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92

第一节徽州园林建筑的艺术特点·..................................................92

第二节徽州园林建筑的审美特征·..................................................97 第五章徽州书院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106 第六章徽派建筑形成的原因及总体审美特征·.........................................111

第一节徽派建筑风格的形成背景分析·............................................111

第二节徽派建筑的总体审美特征·..................................................119 注释·............................................................................................127 参考文献·......................................................................................131 致谢·............................................................................................134 发表论文目录.................................................................................135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黄山脚下、新安江畔,位于黄山白岳之间。徽州的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设置了郡县,魏晋南北朝时称新安郡,隋、唐、五代称歇州,北宋徽 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始定名徽州,辖歇县、休宁、祁门、黯县、绩溪和婆源 六县。因此,严格来说,“徽州”应该是一个地域的和历史的概念。徽州建筑发韧较 早,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此时的徽州建筑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 文化特征的建筑艺术风格,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在地面文物现存中,大 量的最有特色的是古建筑的现存。

徽州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居与村落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敦祯教授就对徽州建筑有过著文介绍,80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前往徽州考察研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焦点多集中在徽商经济、徽州古村落、徽州建筑个案等方面。

目前对徽州建筑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研究 徽学的科研机构、文物、旅游部门为主。其中,建筑界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真实记 载徽州古建筑的营造情况,他们的研究方法以测绘为主,把古建筑的尺度、结构都记 录得很细致,其主要研究意义在于古建筑的保护。这些研究的特点往往是就建筑谈建 筑,脱离了主体“人”,对外围层面的涉及也比较粗浅。

而我这次选择的课题在研究目的上与以往的学者所做的有所不同,本论文将从建 筑发展规律出发,将研究视角由建筑本体延伸至地域经济、文化、艺术审美等外围层 面,从艺术的、人文的角度去探讨徽州古建筑的审美特征。主要的选题原因有三:

其一,把美术考古与艺术史美学联系起来,利用自己的研究特长,尝试进行交叉 学科的课题研究,这也是本学科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其二,以往的研究很少从艺术的、人文的角度去涉入,本文将转换研究的切入方 式。

其三,以往的研究多把建筑作为工程学的成品来看待,本文将从建筑文化的角度 揭示建筑的审美特征。

本文尝试以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本文以现存的明清时期徽州建筑为主要 研究对象,以徽州地区的地方史志及相关的古籍文献为理论依据,通过实地田野考察,分别对徽州民居、宗祠、书院、园林等建筑类型进行了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的研究。全文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介绍了徽州地域的建筑概况,对徽州建筑的研究动态,以及本论文的研 究目的。

第一章对徽州建筑的主要类型及建筑装饰作了概论性介绍,包括各类建筑的发展 沿革、主要留存地点、建筑装饰的总体情况等。

论文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在共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徽州主要的建筑类型各 自具有的审美特点,这也是个性方面的分析。

第二章论述了徽州民居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并尝试从民居的平面格局与 立面样式、建筑装饰特点和审美特点方面对徽州建筑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比较的对 象选择在风格特征上有同源特点的苏州东山民居建筑。

同为江南民居的建筑流派,徽州民居与苏州民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的发展规 律,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又各自显示出本地域的建筑特色。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区域选择 时,苏州的东山地区尚有保存较好的明清民居群落,比较适合进行比较研究;此外,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流传的“钻天洞庭遍地徽”的民谚说明了这两个地区的民居风格必 然存在着某种背景文化的相似性。因此,将徽州民居与苏州东山民居进行平面布局、立面样式、建筑装饰特点及审美特点方面的比较,以使我们能从横向的地域文化角度 去更深层次地剖析徽州建筑审美文化的产生根由。

第三章对徽州的礼制建筑进行研究分析,探讨了徽州宗祠建筑与牌坊建筑的艺术 特点与审美特征。

第四章以造园手法为线索,对徽州园林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进行了艺术与美学 层面上的解析。

因为现存实物资料有限,第五章只简要介绍了徽州书院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 征。

第六章分析了徽派建筑形成的原因,包括徽州建筑风格形成的自然背景、历史文 化背景及徽商文化的影响。同时总结了徽派建筑的总体审美特征。

论文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限定研究范围。对徽州古建筑的研究限定在现存的明清古建筑范围内,对明以前的年代有争议的遗存不作为研究重点。

2.根据研究目的,在搜集实例时,放弃面面俱到的做法,应该以最能反映徽派 建筑特色的典型个例作重点研究。

3.著名建筑学者陈志华认为,虽然搜集一批实例,罗列介绍,也不失为一种方 法,但是还要考虑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本文打算把徽州建筑本身阐释得更深入,把筑本题与整个徽州的地理、经济、人文环境紧密连系起来阐释。不仅要研究系统的

整体以及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还要包括环境中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

4.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因为一切事物的特色存在于它与其他可比事物的比 较之中,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事物的特色。例如,将徽州建筑与东山建筑的比较研 究。

该论文的理论意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徽派建筑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分析,并且这种分 析是建立在实物考察的基础之上的,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分析。

第二,就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建筑形制的演变必然受到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建筑也是最能集中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艺术形式。本论文从建筑发展规律出发,将研究视角由建筑本体延伸至地域经济、文化、艺术审 美等外围层面,从艺术的、人文的角度去探讨徽州古建筑的审美特征。该论文把徽州 建筑本身阐释得更深入,不但从实例角度分析了建筑的艺术特点,而且把徽州建筑系 统的整体以及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观照的双方,把建筑本体与整个徽州社会紧密 连系起来阐释,这其中包括环境中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对建筑的影响。

第三,本文突破了孤立研究建筑外观和构造的传统模式,尝试运用美术考古学的 历史研究法和艺术研究法进行徽州古代建筑研究,把建筑作为有机的生命体,结合地 域文化的特征进行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方面的解析,这也是把建筑当做地域文化的一 部分来进行美术考古研究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徽州建筑艺术特点审美特征

引言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黄山脚下、新安江畔,位于黄山白岳之间。徽州的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设置了郡县,魏晋南北朝时称新安郡,隋、唐、五代称歇州,北宋徽 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始定名徽州,辖歇县、休宁、祁门、黯县、绩溪和婆源 六县。因此,严格来说,“徽州”应该是一个地域的和历史的概念。

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甚为发达,商业兴盛,徽商在经营茶庄、木材、盐业、钱庄、丝绸等行业时积累了巨资,至明成化年间已富可敌国,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故 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文化方面,徽州向以“程朱故里”自称,儒家文化的浸染根 深蒂固,徽州方志有言,“徽州既是商贾之乡,又为东南邹鲁。”’

徽州的地面文物遗存中,大量的有特色的古建筑遗存是徽州的文化财富。据不完 全统计,徽州境内现有古建筑6700余处,其中的一些民居和宗祠建筑堪称徽派建筑 的精品之作,这些实物遗存为建筑界与考古界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梁思成 先生曾说,“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 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2徽州地域虽然在地理 条件上相对闭塞,“民不染它俗”,但是徽州的建筑艺术却正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背景 之下生长繁荣起来。徽州建筑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此时的徽州建筑 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艺术风格,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旅游业的升温,对徽州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然而对于徽州建筑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剖析构造和技术的层面,虽然这对于文物保护有 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文化的多元视角去审视徽州建筑之艺术与美学品格,终归 是一种遗憾。建筑是综合反映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倾向的艺术形式。建筑物所处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建筑物的形制、装饰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我 们又可以从建筑物的整体造型或建筑部件的样式中去了解所处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趣 味。近年来,建筑界的几位学者对古代建筑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工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文化方面的尝试。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建筑本体,而且应该力求在结 构的关联中来研究,更要研究系统的整体以及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包括环境中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这就与美术考古学所强调的研究方法有不谋而合的途径。

本文突破了孤立研究建筑外观和构造的传统模式,尝试运用美术考古学的历史研 究法和艺术研究法进行徽州古代建筑研究,把建筑作为有机的生命体,结合地域文化 的特征进行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方面的解析,这也是把建筑当做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来 进行美术考古研究的一次尝试。

第一章徽州建筑的类型与装饰

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性质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徽州建筑分作以下四大类型:徽 州民居建筑、徽州礼制建筑、徽州园林建筑、徽州书院建筑。

第一节徽州民居

一、徽州民居的主要留存地点

在现存的徽州各类古建筑中,以明清民居的遗存数目最多,据统计约有近6000 幢。徽州明清民居的主要留存地点散布于古徽州区划的六大区域内。

歇县的民居留存地点集中在县城内斗山街、西郊棠褪村、渔梁镇等地,徽州区潜 口镇的明代民宅,现已作为“明代民宅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将散落 在各地的十座典型明代建筑集中在一处形成了一片壮观的“明代山庄”。

黯县地区的民居保存下来的尚有4000幢,主要分布集中在唐模、棠抛、呈坎、潜口、渔梁、屏山等地,例如西递村至今仍存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保存完好的有 124幢,街巷布局依然如旧,建筑古朴典雅,被国内外一些建筑学者誉为“世界是卜 保护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世界上最美的村镇”。就单体民居的艺术价值来看,黯县西递村的履福堂、笃敬堂、仰高堂,宏村的承志堂、德义堂、树人堂、松鹤堂,卢村的志诚堂、思成堂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屏山村存有明清民居二百余幢。

绩溪的古民居大多被毁坏严重,保存尚好的有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的胡适故居、坎头村民居。

休宁、祁门的古民居也多遭破坏,分布散落。休宁的古民居集中在万安古镇、齐 云山月华街等处。

婆源今属江西所辖,古民居遗存集中在东部的秋口乡李坑村、江湾村、晓起村、段萃乡庆源村、许村乡、思口乡思溪村、延村、沱川乡理坑村等地。

二、徽州民居的型制及其演化

徽州民居的型制属于天井院住宅的格局,即:由四周的房屋围合中央的一方天井 院。与北方四合院不同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民居的天井规模通常较狭小,且围以高墙,这样的布局可以适应江南多雨潮润的气候特征。从现存的徽州建筑(尤其是民居)来 分析,徽州建筑的形制特征是在本土建筑的形制基础之上融合了北方四合院式的院落

特征(合院布局)和长江流域的干阑式建筑的楼居形式,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徽州地方民居建筑流派。这类民居的特征是,平面由“三开间,内天井”的基本单元构成,空间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 天井,作采光通风之用,在此基础上纵横、组合形成二进、三进、四合的住宅。

徽州民居的型制随住宅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别。

(一)大型住宅型制

徽州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篇2

摘 要: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徽州传统木作空间的文化力量进行解剖,阐述文化资本作为象征资本从隐喻的角度影响了空间的形塑过程,表现出具体、客观、体制的三种状态,其存在于空间形塑中的状态更可以作为促进当今多元化的空间形塑,并会带动对徽州传统木作空间的反思性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资本;徽州古木作空间;隐喻;形塑

徽州古民居在长久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木作空间,其形式强调环境塑造和自我形成并行的发展过程,是按照人文要求来实施定向塑造与培养——空间形塑。徽州人也在特有的地域文化中培养了较好的文化品质,在历代更迭中尊崇传统文化信仰,空间形塑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木作空间作为文化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必然遵循礼法规制,影响着居住者的思想与行为,达成精神的形塑。这些空间形式作为体现传统礼法、道德规范的手段,通过隐喻的手法进行表达,这似乎早已宣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的客观性:文化资本借用文化的特殊形式和隐蔽性力量行使其特有的资本功能,创建和维护系统的社会秩序。从文化资本视角探析徽州古木作隐喻空间的形塑,旨在拓宽徽州木作空间文化价值的分析路径。

1 徽州古民居木作空间的文化隐喻

徽州民居遵循传统的“大木作”空间塑造。木材的便捷性、自然性在梁与柱的交织中,以抬梁式结构或是穿斗式结构建造框架,将三合院作为主要空间单位,根据地势条件和生活需求设两到三层,或是横向并置扩展院落空间。梁柱划分空间形成连续通透的生活环境,人们又在柱间做遮掩或是半遮掩墙体,来满足生活和礼法规范的需求。在家族院落中体现特有的礼制规范,创造富有宗族文化特色的木作空间,并在空间中保持文化的交融和连续,人们在此处繁衍生息,形成自己的空间形式并渗透于地域文化中。

徽州木作空间的塑造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符合人们的文化信仰。空间序列严格按照儒家文化传统进行布局,以厅堂空间为中轴,轴线进深最深处止于主位,再以左右划分主次,左为主,右为次,体现了尊重宗族和以长辈为核心的礼法。男眷女眷又分开居住,女儿一般居住在二层阁楼,符合儒家礼仪规范。在理学普及下,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满足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格局的同时,对女人的规范既可满足礼制又稳定社会结构,彰显了伦理道德。徽州民居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依附,对社会环境和人文素养进行定向塑造和培养,提升当地人整体的文化素养,塑造浓厚的地域性文化氛围,强化社会等级划分,符合封建传统社会制度。

礼法作为人们行为、思想的限制与规范,制约和稳固发展了徽州传统木作空间形制。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与国家在结构的组成关系上是有相似性的,每个宗族都有相应的建筑组群,宗族中的人们都聚集在这个族群中,族与族之间相互牵制又联系发展,形成徽州民居独特的古建筑群组空间形态,空间形制在这个形态中得到了稳固发展。建筑空间形制是建筑固定的风格、样式,又隐含了建筑空间背后所属的文化思想,体现特有的礼法制度。徽州传统民居木作空间形式在长久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与提升,符合人们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所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规范,空间形制的固定化呼应了当地人的意识形态、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建构。这些人文因素的赋予是人们对生活环境整体氛围的把控,是建立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因素。木作空间的固定形制内含的文化因素在隐蔽的形式中又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深层影响,是对以往经验的再现,经验将空间、空间形式和空间行为串联在一起。这种隐喻性的空间经验的表达方式,显现无形的文化力量影响人们的文化养成与社会地位。

2 显现规于隐喻的文化资本

徽州古木作空间蕴含的文化内涵,对徽州人及社会空间关系的影响是在文化基础潜在条件下的隐喻性表达。隐喻作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这种表征概念的方式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借用一事物谈论另一事物,即隐喻是对相同性质表达的内质转换。文化在影响人、家庭、社会的同时也证明其不仅具有单纯的内在含义,还隐性地转换成了资本的形式推动了人、家族、社会的变迁。布尔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在不断的积累中体现价值的,所看重的是对教养、德行、能力等的培养。文化资本即转化了其他资本的形式,其隐形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文化资本是文化积累的产物。在人们的社会和生活活动中,积累的文化以资本的形态被人们占有和使用,通过与其他资本的交换使人们获得物质利益或是在象征性层面的利益从而稳固自身地位,同时又能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得到相应的改变。徽州古木作空间借助理法的能动力量和隐蔽性提升为独特的场域权力制约方式,确保整个宗族的稳定性。在这个木作空间场域中具有强烈的礼法约束,不离既有的道德伦理范畴,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与木作空间内的纲常礼制具有共通性,在这个设置好的木作空间内,人们以符合“规范”的方式不断拼搏努力,不断发展自身、充盈文化内涵,以掌握更多的宗族礼法从而获得人生追求,在对其的吸收过程中也不断以各种方式再生新的道德规范,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之获得新的提升,并不断循环往复,整个氏族随之发展壮大。

这些文化资本形成的木作空间升级为无形的场域,维护了既定秩序的稳固性。场域实质是处于阶级上层的人制定并带动发展的社会秩序,所建构的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符合场域自身特质的结构体系。文化资本在这里与其他资本形式相互融合共生,构建一種隐性的统一认同标准。宗族长者将伦理规范作为重要的资本力量在场域中以隐蔽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将之特殊形式和隐蔽性力量作为一种控制方式为宗族秩序做辩护,使其对宗族的管理更具“合理性”。其实,它所掩盖的是在这一场域中的人所获得的资格与其所继承的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这种既定的“祖制”依靠的是象征性的文化资本特有的属性,人们在这个场域中既能满足自身的发展目标又能符合祖父辈、尊者对整体的掌控与发展。这些道德伦理规范在不断地充实个体的过程中获得丰盈的收获,从而获得新的转化,使得木作空间整体价值得到发展。

3 体现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

徽州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积累,其所在地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场域,人们的价值追求、生活标准、文化素养、伦理道德作为文化资本以隐喻的形式存在其中,还以更隐蔽的方式被人们植根于木作空间中,体现为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存在于空间形塑中的狀态也可以此作为划分依据。

从木作空间具体状态审视,这种文化资本的存在状态是以精神和身体持久“性情”形式存在。它存在于人的身体状态中,在长时间的文化积累中体现出特性,如徽州名士所具有的文化修养、教育水平、道德素质等。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与文化素养的积累都受到特有的场域氛围的影响,按照当地的文化氛围接受定向的塑造与培养,形成符合这个场域文化资本体制的思维定式,并在这一特定场域的文化资本条件下发挥作用、提升价值。徽州木作空间的产生是以已有文化资本积累构成的规范模式进行的再生产,四水归堂的天井院落符合人们对财富的美好祈愿,精致的木刻装饰展现了人们在封闭院落中的休闲文化情趣,民居最深处的上堂对祖宗牌位的供奉即是对儒家伦理规范的恪守。

观其客观状态,更不以个人自身状态为存在媒介的形式,而以书籍、工具、图画等具有载体特质的形式存在。这些物件作为文化资本提供存在痕迹和具体体现,人们通过对这些存在状态形塑空间环境的同时,完成提升自我修养的过程。房屋内每一处的装饰、构造都是以文化的承载实现人们个人价值与生活追求的体现。在这里,文化资本脱离以往隐喻的表达方式以具体的客观状态展现于人们面前,转换为实体的具象形式,传达人们追求的伦理道德、社会地位,用以实现个人目标,体现着场域对人的文化影响力,进而塑造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生活空间。

在客观化形式上对文化资本的肯定凝练为体制状态。人们对伦理道德、社会地位的要求以体制的状态得到了儒教、理学的肯定和庇护而更富有合理性,具备更有力的资本价值。同时,文化资本作为体制的存在状态,必定需要更多的付出以达到具体化。在历史的延续中,木作空间的建造在不断地发展中具有特有的规则制度,如依照儒家伦理道德观和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徽州民居的空间严格按照尊长为大、男女有别等礼仪道德规范的要求布局,以木作和土石为主的建筑材料也遵循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观。木作空间的建设俨然因已有的文化资本制度更具有体制性,并潜在地影响居住者的行为标准和文化养成,从体制层面上以“合理”的方式加强了对存在于场域中的人的规制,稳定社会秩序。

4 文化资本促进新空间形塑

徽州古木作空间架构恪守以儒家道德礼法为主的伦理规范,展现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空间形塑。而今天多元化的信息社会中,当文化资本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的时候,隐喻的力量则更为强大,进而带动对空间进行新的形塑。

文化资本是一个在隐喻意义上运用的概念,它最终指向作为支配杠杆的经济资本。当下的徽州古木作空间更转化为场域实践,突出表现为经济范畴中的文化资本,体现着其背后的极为复杂的场域力量,并必定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着新的空间形式生产,以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莱布尼兹认为,空间基本上是关系式的,全然依靠空间物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文化关系。今天,徽州古木作空间并不是独一、自然存在的个体,它更需要在现有场域中与周围的具体事物互相联系,才符合其所属的信息社会的文化氛围。所以,木作空间形式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实践才能符合其存在的场域标准——信息社会经验。这一实践将推动木作空间发展向信息社会、网络文化靠拢,将社会空间与心灵空间同质同构,与同时代的人文需求相呼应,与同时代的经济、政治目标相统一,从而达到质的提升。如此,必将导致木作空间形制的再生。

大数据时代,文化知识的辐射性是古徽州传统社会单一文化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多元的融合可以再生出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尽管许多诸如教育机会不均等、文化资本的占有不均等社会问题仍存在。在人们可以以个人意志为主导选择与接受其需要,所形成的场域引申到对空间形塑的影响则具有带动作用。徽州古木作空间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承千年,根植于传统思想深处的文化基脉是其源泉,虽然是以隐喻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在连续的演变中必然蕴含了促进新时代的文化再生力量,对当下社会和人为意志的形塑过程作出回应,充分表现出木作空间的体制自反。

文化资本具有阶级自反性,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论是反思性的文化科学,在不断地实践与反思过程中做不断地反思性思考。人的活动受主观意志的能动支配,能主动以自己的意识调整自己的行为来符合社会的需求。文化资本的力量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自身的阶级进行反思性思考,而许多的社会变革都是基于知识分子在反思后作出的批判。徽州古木作空间固有的形制是在传统理学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当今强大而错综复杂的文化资本时代,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必然会带动新的反思性思考,批判与创新会与信息社会的文化资本相呼应。徽州传统木作空间也会在此条件下被不断创新,使其在符合当代环境特质的同时与人的自我文化修养相辅相成;新的空间形塑也在不断地自我反思——在汲取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过程中影响人、塑造人。

5 结语

在文化资本的视域中,徽州古木作空间是在其自身存在特有的场域中形成的文化空间。作为文化资本隐喻下的地域空间形式,其形塑过程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并行发展,又影响着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在信息社会发展背景下,徽州古木作空间作为文化资本必然会在新时代实现新生,创新性的形塑过程必然更会突出反思性,参与到当代社会场域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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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视角下的人文徽州 篇3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建筑技艺、伦理观念、审美追求方面都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本书共分为七章:在文化背景分析方面,作者透过图腾之美、生命之美、人文之美,追寻区域内的审美踪迹;通过移民气息、移民选择的分与合、移民地理中水与火的分析,探讨移民审美选择影响下徽州审美文化产生、发展和定格因素;进而深入分析宗教对徽州人审美哲学形成的影响。就创美主体和文化实物方面,作者通过对徽匠、徽商、文人三个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独特审美个性,解读村落审美、建筑审美、风俗审美,探寻支撑这些美的符号、美的载体的共同审美理念和审美情趣。本书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部分、多个层面展开,虚实结合、相映生辉。那么,徽州为何能创造出如此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灿烂的文化艺术成果,它们背后蕴含着的审美理念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本书作者深入阐释了作为审美文化的创美主体——徽匠、徽商和徽州文人,他们所呈现出的对人性,对美的理解和对艺术的独立追求。作者说:“‘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追求,体现在建筑技艺上,就是把儒家思想,把自己的文化积累和生活情趣,渗透到每一个建筑细节之中,赋予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以鲜活的外观造型和相应的审美形象。”揭示了徽风儒韵的人文内涵。

在《审美徽州》第五章“村落审美”与第六章“建筑审美”文本中,作者从徽州村落所呈现的生态、情态、形态审美魅力,从民居、祠堂、牌坊三个典型建筑文本所展现的徽州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精准地捕捉着背后蕴藏的传统儒学的灵魂。从村落布局中的“风水之术”中,作者指出:“徽州风水一开始就与人的原始信仰、审美心理、地理知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解释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一“风水宝地”的审美模式:“住宅前面不宜压抑局促,视野开阔可望远,景色优美耐看,以山水审美为理论依托,村落建设大胆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依恋、向往和相通。”从而便于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村落布局中的“风水之术”、聚族而居和形态意象所体现的明清徽州的传统文化精神。方静先生关于徽州三雕审美特点的论述中,雕饰图形的好儒态势、雕梁画栋的寓意都显示了儒学审美,装饰审美和吉祥审美的审美特色。

方静先生对徽州审美文化不仅有着独到的学术见解,还有着深刻的人性解读,他在作为立体审美艺术的牌坊中说到:“从审美角度看,悲剧是把人生最崇高最富有诗意的因素集中起来,反映在不幸的人生形式之中。大量出现的贞节牌坊,带有浓郁的悲剧审美色彩,这种‘悲比日常生活中的‘悲有着更为高级的心理感受,通过引发同情,触发共鸣,激发内心‘悲壮的道德力量,产生一种崇高感和愉悦感。”他认为:“贞节牌坊的悲剧审美效果,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故事引发人的心理共鸣,由情节情节悲剧而上升为人格崇高效果;二是石雕由外在冷酷线条块状刺激而使内心情绪变化,由外在冷酷线条块状刺激而使内心情绪变化,使热血沸腾;三是历史视觉激发的力量效果,在时空比对中对道德差异的遗憾引发对心灵的震撼。”正是因为他对于徽州建筑艺术深度理解,又善于将知性情感熔铸于审美客体的把握之中,才转化为精妙、透辟、深刻而理性的学术见解,读来让人动情,引人深思。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因为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性,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作者通过“村歌社鼓”中“乡音”、“游艺”、“嬉戏”,“山风吃俗”中“型色之美”、“本味之美”、“菜名之美”, 列举了“抬轿游街”、“祁门目连戏”等民俗活动,揭示了古代山越人的审美遗风,“它们扎根于社会实践,以歌曲、游艺、嬉戏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传承至今,是浓缩在语言和肢体动作中的“活”文化,对我们了解徽州人的人生、婚姻、生活、教育、是非和审美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带有一种对徽州审美文化导读性质的著作,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对于读者认知传统徽州文化却有重要的审美导向意义和学术探源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40多位徽学专家、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以及收藏家、评论家等等进行采访,收集大量鲜活的徽州审美信息,同时努力搜罗文献资料,从而对徽州审美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描述、分析和论证。对徽州那些极富特色的地域符号和文化现象放到审美视觉下做全方位的研究,进而将徽州审美文化的演变轨迹以及背后所支撑的徽州人共同的审美理念和情趣,从而使一个全新、鲜活而有内蕴的人文徽州,审美而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本人是徽州人,自幼就对徽州文化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又在徽州工作,深得徽州灵气之滋养。在他的《审美徽州》写作前,已经有《魅力绩溪》、《徽州民谣》、《解读徽州》、《发现绩溪》等系列专著的出版,作者涉及徽州文化的视野之广阔和成果之丰硕,着实让人仰羡。正是因为作者搜集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将美学方法引入徽学,对徽州丰富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考察与研究,丰富和提升了徽学研究的美学层次,开拓了徽学研究的视野,也是研究我国区域审美文化的一个良好范例,因此,也可以说《审美徽州》的出版,填补了徽学审美研究的空白,对完善加强我国地域审美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对于渴望了解和认识徽州的读者来说,方静先生的《审美徽州》等著作无疑是一扇灵气往来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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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徽州古居形成的文化渊源 篇4

徽州古居属于我国安徽省,位于安徽、江西、浙江的三省交界处。山越人在汉代以前居住于此,自秦朝建国以来,隶属中国地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划为新安郡。到了唐宋年间,才更名为徽州。庆幸的是宋代以后的时间里,这里的地理区域保存比较完整。这样徽州就成为一代古城,并为我们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居民建筑。因此,我国的文化内涵得以丰富和传承。由于徽州的居民建筑群有着独特的建筑特点,所以被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像北京香山饭店,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就运用徽州建筑的特点,这种建筑特点在提升美学的同时也彰显了徽州建筑独有的魅力。而今徽州居民群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在徽州居民主要在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在安徽勤劳人民的双手下,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古时,徽州的住宅楼多为木制,而现代徽州人们除了依据地形打造了人工化的山水景致、连绵山峦、细细河流外,还建造了一些白墙黑瓦的精致建筑。它将徽州原有的传统风味与现代人的要求结合起来,用一颗玲珑的心,创造出万种风情的徽州。源自于天然的条件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及勤劳团结的人民,所以徽州大儒朱熹曰:“新安大好山水”。现代化建设使徽州居民群有了人性化的自然,也陶冶了人民的自然化情操。

徽州变化的时间和政治因素

徽州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就其空间地域而言,徽州地处皖南,与浙赣毗邻,原为山越人聚居地,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少量盆地,区域文化相对落后,清代顾炎武曾记载:“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间,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即山为城,因溪为隍。……自睦自歙皆为鸟道,萦于两旁,峭壁仅通单车。”基于战时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徽州封闭的环境自然就成了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很多北方望族族迁徽州,成为影响徽州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便的陆路交通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徽州地区形成相对独特的地域特色以及文化氛围提供了环境依托。

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地区利益的纠葛,战争随之产生,如汉末各地征战、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吞并,战争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使得民间的流徙成为普遍现象。由于中原人源源不断地迁入,民族不断融合,唐代以后就没有了“山越”之称。宋代理学的兴起,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观念主宰了徽州的文化生活,朱子《家礼》成为世人尊崇的道德规范。清雍正年间《茗州吴氏家典》不无自豪的称:“我新安为朱子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而山越之痕迹,只是残留在方言和某些古建筑遗存的干栏式结构中罢了。

中原汉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广博的文化、精湛的技艺和显赫的地位。汉族作为强势族群很快占据了徽州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借助汉族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徽州很快整合了自身的社会结构。然而封建社会有着等级制度,汉族不是徽州的全部,一些社会下层保存了山越人的习俗。在自然条件优越、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先天的居民个性的发展中,产生了徽州人民独有的文化内涵。徽州就是在历史的动荡中发展和前进的。

自然条件与文化融合的影响

在徽州独有的特点里,徽州的建筑也是一大奇观。它不是最初就有的,而是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徽州地区大部分为平原,但有小部分峡谷和山谷,从而有山有水。有些山谷盆地比较封闭,为了防止瘴疠之气,山越人的建筑形式主要为干栏式。《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大部分建筑是双层的,上层用来居住,下层用木柱格空,当然是干栏式的。这种建筑特点既适应了徽州山区的险恶环境,也可以适当免去自然灾害。所以基本上一层是不住人的,二层可以充分享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二层环境和温度都是十分适宜人居住的,基于这一论断,二层就成为居民全家的主要活动中心。这种建筑还解决了通风问题,使木制结构的房屋更加持久。

汉魏以后,战乱频繁。自东晋起,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分别是在东晋、东汉、唐末和南宋时期,这期间徽州共接纳了北方13个省的士族。大批中原望族、缙绅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于此。北方望族的强势文化介入,将北方高度发达的院落式建筑形式带到了徽州,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与自然环境,院落式建筑没有也不可能完整不变地移植到徽州,徽州民居形成了融合二者的一种新型“厅井楼居式”民居,这种民居模式到了明代已臻完备。它吸取了院落式民居的特点,将院落改成了狭长型的天井,既满足了采光的要求,也可以通风换气。同时也汲取了干栏式建筑开敞的堂屋和挑台特征,普遍构筑两层或三层,并在一层架设木地板留通气隔湿层。明代徽州人谢肇浙记载说:“余在新安,见人家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一居,可低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

综上所述,徽州的古民居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夹杂着很多重要的因素。徽州的地理位置让徽州除自己原有的文化外,还吸收到了北方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民居群带有独特的地域特色。王仲奋先生则认为徽州古民居建筑不具备文化的独立性,也不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山越文化的结合体,而是浙江东阳建筑文化的移植。依据徽州古居与东阳建筑风格的相似性,以及当时东阳在建筑方面的成熟水平和巨大的影响力而言,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徽州古居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北方文明的影响,也受到了东阳关于建筑技术的影响。所以,并不排除徽州人在建筑房屋时引用了东阳技术或者引进了东阳建筑工人,从而把东阳的技术带到了徽州,完成了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徽州建筑。

徽商崛起与“程朱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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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地区的原生文化是以山越民族的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原始文化,随着中原地区的大移民,带来了先进而成熟的汉文化,相对于古山越的原始文化,携族人乡党、佃户百姓迁入的世家大族,坚持宗法制度、强化族群意识、聚族而居的汉文化显然更为强势。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在考察了浙江新叶村后,下了这样的断语:宗族关系决定了内部结构。宗族意识的觉醒得益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汉族地方政权对土著氏族实力实行遏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著氏族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同时南迁汉人不断强化其在新居地域内的宗族势力及族内等级观念;隋唐时期,官方“镇静地方,保境安民”的新策略鼓励区域内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实行地方自治。由此,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著《家礼》统一了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公认的价值取向,其仁爱、孝悌、睦族、厚亲的观念深入人心。崇儒风气在徽州的盛行,使“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

徽商的崛起,是徽州地区兴旺发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历史和地域的必然。徽商的巨大成功使财富日益集中,他们认识到“世变日新,物竞雄烈”,从而积极主张“富而张儒,仕而护贾”,造就了红顶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徽商王茂荫,可见徽商在商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徽商的一大特点就是贾而好儒。“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州这种仰给四方的“外向型”经济和“儒贾”特征,使得已初步构成的徽文化圈继续不断地汲取四邻八方的优秀地域文化,充实并丰富完善了自己的地区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商致富后不忘造福乡里,捐资修路、架桥、建祠堂、建书院,极大促进了徽州建筑群落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汉末开始,结束于南宋的中原地区三次大移民,是徽州第一次文化变迁,基本上形成了崭新的“徽文化”构架。第二次文化变迁,则是始于南宋盛及明清的徽商崛起,这次主动式的文化融合,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和层次。两次文化大变迁,极大地融合了山越民族与汉文化,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徽州的地理因素、自然环境,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徽州民居的模式,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底蕴,完善了我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编校:王 姣

徽州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篇5

关键词 城市 地下空间 灾害 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地下空间每年平均增加的建筑面积大约300万m2,占建筑总面积的10%左右,目前北京已建成的地下空间面积达到3000 万m2,到2020 年,这一数据有望达到9000 万m2,平均每人拥有地下建筑面积预计达到5 m2;①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地下空间的经验可知,地下空间对大多数灾害的防御能力明显高于地面建筑;此外,如果地下空间的内部发生某种灾害时,所造成的危害通常超过地面建筑的同类事件,其抵御能力有所降低,特别是火灾事故。因此,掌握地下空间内部灾害的发生特点与成因,为制定相应的灾害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灾害类型统计及分析

通过对近25年来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主要灾害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得出了地下空间灾害的发生特点。首先,对地下空间灾害进行分类,分为:火灾、水灾、爆炸、交通事故、空气恶化、公共设施事故、犯罪、结构破坏、施工事故及其它,将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出不同类型灾害发生概率的分布,其中:火灾占31%,风、水灾占17%,爆炸占12%,交通事故占11%,空气恶化占8%,公共设施事故占7%,犯罪占6%,结构破坏、施工事故各占3%,其他占2%。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得出:(1)随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多样化,灾害也趋于多样化,但是灾害的分布总体趋势和日本调查的1970-1990年各灾害所占比例比较一致,在人员相对密集的地铁车站、地下步行街等地下公共服务设施中发生次数约占40%;表明这些地下空间中發生内部灾害概率较大,应该引起足够重视;(2)在所有调查的灾害中火灾依然占总灾害数的约1/3,另外,每年地下空间火灾发生次数约为地面建筑的3~4 倍,火灾中伤亡人数约为地面建筑的5~6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地面建筑的1~3倍。②因此,地下空间的防火比地面建筑更加重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灾害事故随时间的变化特点,以每5年为一个节点,对各种灾害事故发生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表明:灾害次数呈递增趋势,并且近10年由于对地下空间开发力度的加大,灾害发生频率更加明显,其中水灾、公用设施事故和交通事故最为突出,2006-2012年间灾害发生次数分别是2001-2005年间的2.3倍,是1996-2000年间的5.3倍,是1990-2005年间的近似总和。因此,在今后的地下空间防灾减灾中应给予足够重视,另外像水灾、地震、施工事故等其他类型的灾害事故也随着地下空间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

2 地下空间环境与灾害特点

地下空间内部灾害的发生大多数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并且有着较强的突发性,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与其地下空间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该充分了解地下空间的环境特点,从而掌握其内部灾害发生的特点。地下空间内部灾害防治同地面建筑相比,更加复杂、更加困难。

首先,地下空间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封闭性,③在地下空间内人们更容易失去方向感,当对其内部情况不太清楚的情况下,通常会发生迷路,一旦灾害发生,行动上的混乱程度和心理上的惊恐程度都比地面建筑严重。内部空间越是复杂,这种危险性越大。另外,地下空间仅有少量出入口连接外部空间,进排风只有通过少量风口,在机械通风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无法依靠自然通风弥补,发生火灾事故的情况下,密闭的地下环境使得物质不能充分燃烧,造成可燃物的发烟量很大,对烟的控制和排除都比较困难,火灾造成地下空间内人员的最初伤亡,大部分是由于缺氧窒息,中毒昏倒死亡。

其次,地下空间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低于城市地面高程,人从地面进入地下空间的行走方向与地面多层建筑中正好相反,从而使得从地下空间到地面开敞空间的疏散和避难都要需要一个垂直上行的过程,比下行要消耗体力,因此,灾害时会严重影响内部人员的疏散速度。同时,由于疏散路线为自下而上,刚好与内部的热气流和烟自然流动的方向一致,通常会给人员的疏散造成很大困难。此外,上述特点很容易使地面上的积水灌入到地下空间,特别是在夏季洪水期,容易造成水害事故,并且难以依靠重力自流排水。再有,地下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及周围的土体或岩石对电磁波有一定的屏蔽作用,妨碍使用无线通信,一旦发生火灾时,有线通讯系统和无线通讯用的天线在灾害初期即遭破坏,将严重影响到防灾中心的指挥工作。

3 内部灾害成因分析

根据本次对近25年来国内外地下空间灾害事故的调查, 地下空间内部灾害发生与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照不同类型灾害分别是:

(1)火灾的原因有:地下的各种用电设施和内敷点燃及用电设备陈旧引起;执勤室或地下居室起火;通信电缆起火;报警迟缓,延误了灭火的最佳时机;火源附近缺少足够的水源;喷淋设备不能有效启动;信息不能有效传递,无法引导避难人流的逃生;备用电源故障;风道和烟道的灭火设备失灵;排烟系统运转失灵,不能形成用来避难的安全区域;防火卷帘门不能有效开启,或防火卷帘门较早的落下,阻碍疏散人流的逃生,并发生混乱;木质易燃物较多等多种因素。④

(2)爆炸事故的原因有:易燃气体的泄露;初期爆炸后易燃气体迅速扩散但并未被感知;易燃气体沿着通风道向上扩散;二次爆炸的发生,对消防人员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等。

(3)水淹的原因有:地面水浸入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内部供水干管破裂等。

除了上述三种灾害类型,还有其他多种灾害,但通常可归纳为设备问题、管理问题和设计问题等三个方面, 其中由于管理不当而引发的灾害,包括因平时维护较少而使一些设备遇灾后无法正常运转,是导致灾害发生或使灾害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社会的发展,人口规模扩大和有限土地资源之间矛盾越发突出,开发城市地下空间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⑤但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也伴随着一些灾害事故的频发。通过对近25年来地下空间内部灾害事故调查,在对灾害类型进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分布,探讨了地下空间灾害特点与成因分析,为城市地下空间合理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资助

注释

① 张巍,曲巍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潜力探究[J].建筑经济,2010(6):116-118.

②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上海市地下空间管理联席办公室编.城市地下空间灾害事故案例选编[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③ 童林旭, 地下空间内部灾害特点与综合防灾系统[J].地下空间,1997(1):43-46.

④ 蒋祝君.关于地下建筑设计防火问题的几点看法[J].民营科技,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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