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通用8篇）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1
普及普通话计划
普及普通话在我校开展三年多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年是第四年，也是我校制定普及计划的最后一年，我校本要达到的目标是巩固成果，逐步提高，也就是在前三年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具体要求是师生都达到正确、熟练掌握现代汉语中 3500 个常用字的标准读音，掌握普通话中的轻声、儿化、语气词的主要规律，了解本地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主要差别。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根据上述目标，我校制定了本普及计划如下：
一、建立普及普通话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主任主抓，下设两名成员抓好宣传落实，加大力度，把普及普通话纳入学生评先，教师评先评优和教师招聘中。本要求全体师生无论课上课下都讲普通话，由大队部负责检查，学生走进校园不讲普通话，要在本班的文明礼貌一项中扣分，教师不讲普通话要在年终考核、招聘中视为不及格，不得评先评优。
二、各项活动多为学生提供机会，促进普通话的普及。本学年将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少先队活动为主阵地，全员在学生中普及，本我校将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召开故事会，每月一各主题队会，举办艺术节，德育展览，常年向学生展示，采取解说员轮值制，三至六年级学生每人轮值一天。举办一次教学开放日活动，组织教师参加普通话标准考核。设立普通话流动红旗，每周流动一次，对取得流动红旗的班年级考评进行班级管理、量化加分。
三、附各月份具体活动如下： 九月
总结上经验，部署本普及计划，明确普及目标。十月 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十一月
组织读书节 十二月 举行主题队会评比 三月
举办故事会 四月
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 五月
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举办艺术节 六月
组织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全面总结普及情况。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2
一、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的现状
对于我们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普及普通话是非常困难的, 就好比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 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教师普通话水平的提高, 所以, 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低, 甚至不会普通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方言的影响。方言是主要影响因素, 该因素直接影响着环境, 教师和学生学习汉语一样, 都是没有使用的场所, 周边的人说的都是当地的语言, 自己用普通话和人交流会显得与众不同。所以, 不能用普通话与人在平时进行交流这是影响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
2.部分校领导不重视。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或者是明确的规定, 在教学时, 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普通话教学的模糊规定势必会让一部分教师认为“学习普通话”并不是“文件”或者是相关“政策”要求必须达到的。所以, 很多教师就会“偷懒”, 在教学时依旧不使用普通话, 这也直接影响了普通话的普及。
3.普通话基础差。对于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大多都是在方言与汉语同时教育后才开始接触汉语的, 对汉字的发音、对语言的组织能力和汉字的搭配能力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再加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差, 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教师, 所以, 在使用汉语进行交流时会出现一定的困难, 这也就成了影响普通话推广的重要因素。
二、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在普通话的普及下, 很多老师都开始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 但是, 普通话的普及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教师的普通话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随着汉语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也开始接触汉语, 而教师的汉语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影响着学生汉语表达能力的提高。所以, 在中小学汉语教师中普及普通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方面。
2.教师的普通话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来,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我们一直坚持着“走出去, 引进来”的教学思想, 目的就是要在与其他同行进行交流中将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带入课堂, 以期能够构建出高效的语文课堂。但是, 如果我们不懂普通话, 我们该如何与外界交流, 该如何将我们自己的教学思想带出去, 该如何将他人的新思想引进来呢?所以,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一线教师的普通话必须要得到普及, 这样才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 才能在不断学习和改进中提升专业素养。
当然, 除此之外, 普通话的普及对学习竞争力的提高, 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我们要正确认识在中小学汉语教学中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进而为课堂质量的提高做出相应的贡献。
三、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策略
在明确了当前教师普通话的现状以及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之后, 如何做好普及工作, 普及普通话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 在普及普通话中有哪些策略呢?
1.提高认识。从当前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现状可以看出, 很多教师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对普通话的认识不够, 尤其是在周边环境都是讲当地语言的环境下, 说普通话的动力较小, 这是不利于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提高的。因此, 为了普及普通话, 首先要提高认识, 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这样才能使普通话在教师应用中得到普及。
2.做好培训工作。对于少数民族的老师来说, 汉语的基本发音都不太清楚, 基础较差, 所以, 要想真正让普通话得到普及, 做好基础知识的培养, 做好应用管理工作就成了重要策略。
总之, 作为少数民族的教师, 我们要重视普通话的学习, 不仅要思想重视还是行动落实, 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普通话得到普及, 才能确保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摘要：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是一名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也是确保课程价值最大化实现的保障。但是, 对于部分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作为中小学汉语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 并通过相关的研究和思考来端正教师对待普通话的态度, 进而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 也为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好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中小学汉语,普通话,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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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普通话普及 调查 展望
一、引言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核心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1982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载入宪法;1994年，国家语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普通话水平测试由学术和科研层面进入国家行政和应用推广层面。自此，我国对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明显增加。
我国大规模语言调查中涉及普通话普及度调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由教育部等9个部委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严格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问卷法调查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简化汉字等的使用情况。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00年，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该项调查全面反映了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首次调查的实际，填补了国情调查中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空白。《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作为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绿皮书B系列2”，已由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次是2010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负责组织、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语委办参与的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摸清自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因此调查方案的制定并没有脱离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但是，在调查规模、调查内容和操作细节上此次调查都有所调整。此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谢俊英《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孙曼均《河北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郭龙生《教育领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苏金智《江苏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等。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到2010年，河北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3.30%，江苏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0.67%，广西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为80.75%，3省区的平均普通话普及率为74.91%，同2000年相比，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次是2011年由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进行的“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该项目对澳门公共场合和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普通话在澳门语言使用中排名第二;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政府部门，普通话的使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次调查结果收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港澳台专题中。这三次调查坚持了科学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创新。但受人口基数、时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学术界密切关注普通话普及情况及相关问题的同时，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本文将对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归为以下两大类：
（一）专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的调查
此类调查的文章主要有：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该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入户调查，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普通话作为母语、普通话能力、普通话在不同场合的使用等方面描述了广西普通话的普及情况。贾楠楠、刘晨红《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2013）在2010年三省普通话调查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了解程度、普通话的学习意愿等内容，对银川市三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银川市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地结论。陈东芳《关于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0）就乌市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使用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她还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叶清、陈利亚《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普现状的调查及思考》（2011）通过走访阿克苏沙雅县，通过学习普通话的措施、群众的观念及政府宣传力度等方面，了解到南疆地区普通话推广的成效不理想。王秀旺《贵州彝汉双语和谐环境建设调研与启示》（2013）通过走访调查珠市彝族乡，发现绝大部分彝族村寨已形成了彝汉双语通用的环境。马米奇《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对策——以开远市大庄回族乡为例》（2014）不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地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而且对300名调查对象的语音面貌进行了分析。
此外，王远新《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孟红莉《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2013）、史晖《广西都安、罗城两县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04）、周炜《西藏农村居民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2003）等都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时增加了普通话专项调查，这部分内容将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调查
1.专门针对教育领域人群进行的调查
学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以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的文章主要有：贾晓玲《蒙古族师范生学习使用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与分析》（2009）通过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了蒙古族和汉族师范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学校针对蒙古族师范生推广普通话提供教学策略。与贾文相比，盛桂琴《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学生使用汉语现状分析》（2004）主要针对乌市哈萨克族大、中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王杰、付华丽《贵州省乡镇初级中学推广普通话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1）除了问卷调查，还采用访谈法、考察法，就乡镇初级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杨鲤宁《浅析贵州少数民族青少年汉语言社会化问题——对侗族的个案分析》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个案法分析了侗族青少年在汉语社会化中存在的语音、词汇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家、学校、新闻媒体发挥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采用个案分析法的还有李君《贵州省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教学与推广——以贞丰县芳个案》（2010）、熊湘华《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提高民族地区高师学生普通话水平——以贵阳学院为个案》（2012）、尕桑吉《安多藏区藏族学生汉语普通话的学习现状研究——以青海省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为例》等。杜秀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研究》（2004）、阮茁茁《莆仙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普通话推广现状调查》（2005）、刘凯《四川省民族杂居区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査与研究》（2013）等文章采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归纳分析了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各种偏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应对建议。而陈进《西藏高校学生普通话面貌分析》（2012）则以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研究样本，结合问卷调查真实展现了西藏高校学生的普通话使用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研究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同时，也对其普通话使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如高建平《南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调查研究》（2012）、叶俐丹《南宁壮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14）等。
2.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人群进行的调查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文章比较少，仅有两篇。即李秀《关于推进国家公务员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思考——对内蒙古地区公务员使用普通话情况调查研究》（2005），《西部大开发与内蒙古地区公务员的普通话建设》（2005）。李文就内蒙古11个主要盟市的公务员进行了普通话问卷调查，问卷突出了公务员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和对推普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并针对公务员群体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建议。
3.专门针对公共服务行业人群进行的调查
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窗口”，但专门针对此类人群的调查较少。已有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对新疆地区的调查，主要有：古丽扎尔·吾守尔《喀什从商人员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分析》（2006）。该文发现在商业活动中，掌握维汉双语的商人更容易达成交易。樊慧荣《哈密大十字商业街维汉商户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3）通过问卷、访谈和观察法，对比分析了大十字商业街维吾尔族和汉族商户的母语和汉语能力，还就他们对使用普通话的态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田真《新疆国际商贸城市场语言状况调查》（2014）调查发现商贸城经营户基本掌握普通话。
4.综合针对推广普通话重点领域人群的调查
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教育系统、公共服务行业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四大领域。综合针对这四大领域人群进行调查的文章有：麻彩霞《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2008），《内蒙古自治区部分行业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09）。后者对内蒙古地区的公务员、警务人员、教师、服务行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等行业社会群体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研究，提出针对此类特定行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普通话考核机制的建议。
调查西藏地区的有：李永斌《提高西藏普通话教学水平的策略分析》（2012）探讨了西藏普通话使用人群，主要为干部职工、商贸人员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特点，并重点从学校教育方面提出了提高普通话教学的策略;南晓民《西藏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概况研究》（2008）指出西藏地区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广播电视教育部门都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少数民族说普通话的情况是地市好于县城，县城好于农区，农区好于牧区。
以新疆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的有：高莉琴《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2006）。其调查内容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汉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状况，调查结果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普通话的实际情况。李丽华《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与对策》（2004）、《南疆少数民族学汉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2005）就南北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在党政机关、公共服务行业、学校三个领域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走访。刘燕《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及建议》（2008）则以和田地区党政机关、学校及公共服务行业少数民族普通话使用现状调查为例，指出新疆尤其是南疆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虽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进与完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研究在调查空间和时间上需进一步深入。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尽管目前针对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大的空间上来说，具体到各个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内容还是显得有点狭窄和单一;且就某一地区而言，调查范围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缺少对乡镇、农村的调查;调查对象往往集中在学校、政府机关等人群，缺少对推广普通话的“窗口”——公共服务行业及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大普通人群的调查。从时间上来说，针对某一民族地区的调查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往往不能形成对这一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动态反映。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上，还缺乏对民族聚居区尤其是像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聚居程度较集中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我们认为，只有将调查的广度与深度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更宏观地把握我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
二是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时，有关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由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且要求被测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测试，在大规模的实际调研中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对普通人群普通话程度的调查往往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来体现。如主要问题之一的“您觉得您的普通话程度怎么样？”针对这一问题，有的选项设计为：A能流利准确地使用，B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C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D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E能听懂但不太会说，F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G听不懂也不会说。规定只要选择ABCD其中任何一个选项的人，这个调查对象就是会说普通话的人。但同样的问题，有的选项却是这样设计的：A程度好，没有口音;B程度较好，基本没口音;C程度一般，方音较重;D程度差，纯方言。规定选A的相当于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普通话，选B的相当于二级乙等，选C的相当于三级甲等，选D的相当于三级乙等或以下。普通话水平衡量标准的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关于针对普通人群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各个调查地区的特点做进一步的探究。
三是学术界大多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来了解样本人群普通话普及的情况。就抽样调查而言，一个好的抽样方案设计是调查成功的关键。调查者通过对所调地区整体的了解、掌握，采用PPS系统抽样的方法或分层抽样法等来确定样本市县和样本人群，这一点在所有调查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至于后期的数据统计，当涉及到需要用样本情况来估算整体情况时，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及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省采用结合区县、城乡、性别等因素通过分层加权方式精确统计结果的方法，对此类相关调查的数据统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问卷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背景信息（2）普通话能力问题（3）普通话使用问题（4）普通话态度问题（5）普通话学习问题。背景信息一般包括调查对象的籍贯、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使用等相关问题的设置在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普通话态度和普通话学习等问题的设置可以为今后进一步推广普及普通话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由于不同的调查实施者关注的问题不同，调查时设置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但从整体来看，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的主要问题的设置基本上都包括以上五个方面。
随着地域间交流的日益密切及国家推普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需要语言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及时发现在普通话普及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对其进行科学引导、规范。然而，我国辽阔的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决定了进行实际调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通过有关部门、语言学界等多方合作，才能尽快实现民族地区普通话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通用，使普通话更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服务。
（本文是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度抽样研究”[ZDA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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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普通话知识问答试题 篇4
1． 什么叫普通话？
答：“普通”是指普遍、共通的意思，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2.《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什么时间颁布和施行？
答：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11月24日通过《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3． 国家语委规定，什么时间实现普通话在全国初步普及、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目标？
答：2010年。
4．《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对教师普通话等级标准的规定是什么？
答：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应不低于二级乙等，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不低于二级甲等，语音教师不低于一级乙等。
5．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三纳入一渗透”的内容是什么？
答：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纳入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
6． 推广普通话的十二字方针是什么？
答：“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
7． 普通话等级证书由什么机构颁发？
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语委办颁发。
8． 国务院规定什么时间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答：国务院决定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9． 新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答：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本世界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
10． 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意义？
答：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否合乎规范、标准，往往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语言文字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信息的载体。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对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与交流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
11．《汉语拼音方案》是什么时间公布的？
答：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12.普通话语音的四声有什么特点？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5
工 作 总 结
江川龙街中学 2009年9月23日
江川县龙街中学普及普通话工作总结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市、县有关文件精神，顺利完成玉溪市学校普及普通话达标学校的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根据江川教育局《关于做好做好学校普及普通话达标准备评估的通知》精神，工作中坚持“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工作方针，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校文字规范化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将我校推广普通话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学习宣传，提高认识
（一）认真学习，明确意义。
我校把学习作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把学习和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学习内容。采取辅导、自学等多种形式学习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大教师进一步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文化、提高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增进各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展宣传，营造氛围。
（1）设立推普宣传栏，悬挂横幅，布置橱窗，在教学楼、办公楼张贴宣传标语，营造校园推普氛围。
（2）利用编发宣传材料、学校广播站及广播宣传栏在校内外宣传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字的重要性。（3）充分利用校园网，开辟专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介绍普通话规范知识，汉字规范知识。
（三）加强培训，提高水平。
我们坚持把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每年都把普通话能力培训纳入学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培训计划，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学习。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成效明显，我校教师参加普通话能力水平培训和测试，基本达到规定标准。普通话已成为教师工作和生活的日常用语。
二、加强领导、健全机制
（一）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
为了切实加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我校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由赵少华校长担任组长，陈志强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各处室主任及语文教师组成。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体计划，在计划落实上重过程管理，措施到位，督查有力。特别是课改以来，针对在口语交际教学方面的薄弱点，进行了有效指导。目前，学校已形成了学校、年级组、教研组齐抓共管的语言文字工作格局。
（二）制定和完善工作制度，推动各项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每学期均召开校级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语言文字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中长期和学期工作计划，每学期有专项工作计划和专项工作总结。有对校园用语用字进行监督监测以及督促整改的制度。还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创建精神文明单位建设的指标，把语言文字规范作为教师年终考评指标、学生推优评优指标、文明班级评比指标。为了使语言文字工作常态化，我们还强调重在日常工作、教学中的渗透，使我校的语言文字工作步入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师资培训等管理工作之中。将普通话列为校内会议用语、课堂用语和交际用语，明确教师备课、板书、批改作业均应书写规范汉字。
在师资管理上加大力度。在随堂听课和评课等教研活动中将用语用字规范作为考察指标之一，并积极落实。每学期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培训与评优。
（三）切实规范校内用语用字。
一是对各种公文、各种材料，各种宣传标语、专栏等严格按要示使用规范字，杜绝繁体字、异体字和错别字，防止用字错误产生歧义。确保文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二是要求全体教师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一律讲普通话。不仅在开会、上课方面讲普通话，在接听电话、接待宾客、接访群众、对外联系等公务活动中也必须用普通话交流。三是加强教师基本功的培训指导，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笔字”(硬笔、粉笔和计算机输入汉字)过关要求。每位教师每周均上交作业在班级展览，及定期进行朗读展示。按照国家标准，实行教师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三、组织开展活动，寓推广普及于活动之中。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活动这个平台，寓推广于活动之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开展了系列活动。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
我校利用推普周的契机，在校园内认真组织开展推普周活动。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的普通话活动。包括了“我爱我的祖国”演讲赛；教师的“三笔”书法比赛等活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通过校园广播站以及日常的课程教学和各项活动，覆盖校内各部门、深入各教学班，全体教师齐抓共管。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积极发挥学校的作用，有机地将校内校外活动结合起来，使普通话不仅成为教学语言、校园语言，也能逐步成为社会交际语言。
（二）语文课程起着听说读写主渠道作用。
语文课是语言文字教育工作的一块重要主阵地，是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实践平台。在教学中分年级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培训要求，并认真落实。切实开展汉语拼音教学与训练，加强考核。在平常的语文教学活动中积极开展写字教学与训练。新课程提高了口语交际的要求，针对这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社会要求，我们积极开展了口语交际教学研讨活动。读好书，写好字成了学生基本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达到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常规化的目标。
（三）语言文字规范，教育渗透各科
学校素质教育实施体系中有关于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要求，学校教学管理中对“各科教学都应注重加强对学生规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实施重点，各科教师普遍树立在日常教学中适时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的意识。在各学科教学中强调说标准普通话，谈吐文明。教师板书不写草书，字迹工整。学生写作业姿势正确，不写错别字，书写规范等。学生应具备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基本能力。能用普通话流利地朗读课文，能用比较流利的普通话进行交谈，书写汉字，做到正确、端正、规范，有一定速度。组织本校的普通话讲得好语文老师，面向全校师生开办普通话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使用普通话和规范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水平。
（四）立足学校教育，弘扬中华文化
（1）通过开展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课前三分钟演讲、夜自习10分钟读报，明确要求，使更多的学生在实践中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2）开展师生诗歌朗诵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书法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增强师生自觉说好普通话的意识，使普通话在校园内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
四、当前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
1、广大师生中有部分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不够。
2、很多师生虽然会说普通话，但发音不够标准，在公开场合不敢大胆讲普通话。
3.普通话达到一级水平的教师还没有。
4、推广普通话，贵在坚持，坚持更难。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6
（专项）工作制度
各类学校、幼儿园：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10〕57号）和《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意见》（鲁教语字〔2009〕1号）文件精神，促进全市学校、幼儿园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以普通话水平测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经典诗文诵读、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创建等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充分发挥学校的示范作用，坚持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如期实现省政府规定的2012年年底前完成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2015年前完成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的工作目标，提高我区公民素质，为全区经济文化建设做出有力的贡献。
二、目标要求
（一）完成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省政府规定设区城市2012年年底前完成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评估的重点为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行业四大领域，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整个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工作，关系到全社会汉字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的大局，对全社会语言文字工作全面展开具有决定性作用。要进一步发挥学校的中心作用，使各学校率先达到“普通话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目标，进而带动和辐射其他行业及领域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
（二）落实普通话水平达标制度。《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关于开展国家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的通知》（人发[1999]46号）规定，45周岁以上的教师全部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其中语文教师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标准，教育行政部门公务员和管理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不低于三级甲等，普通话语音教师不低于一级乙等，2011年年底前我市教师全部达标。
（三）开展规范用字培训和测试。教师应当具备正确使用规范汉字的能力，其中语文教师应熟悉汉字的各项规范标准，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应能熟练运用汉语拼音。组织教师参加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并达到相应等级标准，开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骨干队伍的培训工作，提高规范汉字的应用能力。
（四）按期实现学校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的目标。城镇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到2011年年底、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到2012年年底要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目标，即师生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和其他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乡村学校及幼儿园2012年年底要基本实现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的目标，即师生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教材（含讲义、教学辅助读物）用字、教学、公务和校园环境用字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标准和要求。已达标的学校及幼儿园要巩固成绩，不断提高规范化水平。
（五）学生应具备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基本能力。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小抓起，使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具备说比较标准普通话、用规范汉字的能力，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得到巩固和提高。学生应能掌握规定数量的汉字，做到书写正确、端正、有一定速度。小学生要学好汉语拼音，能利用汉语拼音识字、学习普通话。语文教学要重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规范学生的口头语言，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培养良好的听说习惯和语言习惯。
三、具体任务
（一）普及普通话
1.将普及普通话纳入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要求，做到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措施到位。将普及普通话列为校长的职责之一，提出普及普通话的要求，保证推普工作经费，提供必要的设备；学校领导带头说普通话，发挥表率作用。
2.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教学语言。教师、学生树立使用普通话的意识，形成自觉使用普通话的习惯，教学中不使用方言。要将讲普通话列为教学能手、优质课评选等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的必备条件，成绩记入业务考核档案。
3.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校园语言。师生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和其他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把使用普通话贯穿于学校各项教育活动之中。要利用黑板报、宣传栏大力宣传推普的意义和要求，校园里、走廊上、教室里均挂贴“请讲普通话”等永久性标语牌，营造良好的学校语言环境。将在校园内说普通话列为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把普通话达标作为评选文明班级、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和优秀学生干部的条件之一；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在社会交际中自觉说普通话。
4．对在职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在职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把普通话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的范围，对教学基本功培训考核等应提出语言文字规范要求，采取措施加强教师全员普通话培训工作，要积极选派教师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的培训与培养，以普通话测试员为核心，推动学校普通话骨干师资的培养工作。
5.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对教师进行业务考核和录用教师条件之一。各学校及幼儿园把普通话合格作为教师业务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任教师上岗，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水平等级，持证上岗。
6.职业学校普及普通话工作。按《实施办法》的规定，职业学校的学生全部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标准；职业学校要进一步加强普通话口语课教学，并
在课时安排和考试、考查等环节上给予保证，可将普通话水平测试与普通话口语课考试合并进行。
（二）用字管理
1.把用字规范化纳入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要求，做到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措施到位。各学校及幼儿园有领导分管，有部门、人员负责，将用字规范化列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之中。
2.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标语（牌）、电子屏幕等用字符和要求。各学校及幼儿园对本单位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标语（牌）、电子屏幕等用字情况进行自查，为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标语（牌）、电子屏幕等加注的汉语拼音准确、规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公文、校刊（报）、讲义、试卷及其它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各学校及幼儿园制定对本单位的公文、校刊（报）、讲义、试卷及其他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情况检查制度，并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4.教师批改作业、书写评语用字符合要求。各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板书、批改作业、书写评语用字符合要求（因教学需要除外），学校将此作为对教师进行业务考核的一项内容。将学校用字规范化作为评估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其他评估验收和平常检查，消除校园内的繁体字、异体字及其它不规范简化汉字。
5.学生能认识并正确书写所学规范字。各学校的学生按照《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要求正确认识书写所学的规范字，字形、笔顺规范，教师对学生书写的不规范汉字，应及时纠正。全市中小学要加强写字课教学，加大用字规范化力度，纠正不规范用字，以保证学校用字规范化工作的落实。各学校要把用字规范化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把用字规范化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紧密结合，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参与社会不规范用字的纠正。
6.达到汉字应用测试标准。各级各类学校教师、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要参加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达到相应的等级标准。建立一支熟悉汉字规范标准、有较高书写水平的教师队伍，通过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用字规范意识及能力。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各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有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责任，各单位要有机构和人员专管或兼管，指导协调整个区域（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以切实做好学校和全社会的语言文字工作。
（二）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各单位要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执行语言文字法规、规章和规范标准，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各单位要把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形成上下一致、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目标按期实现。
（三）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检查评估。要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作为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一项内容。切实采取措施，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纳入课堂教学常规、校规校纪、教师考核评价等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不断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各单位要积极组织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的评选及创建活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提高学校的管理层次和水平，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提高学校发展能力和创新水平。
（四）强化语言文字培训工作。要把说普通话、写规范字作为教师教学基本功的重要内容纳入来抓,纳入校本常规培训，强化“三字一话(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能力的训练，使教师和学生熟悉汉字和普通话的各项规范标准。
（五）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要在师生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活动并面向社会做好宣传、咨询和服务工作。各单位要精心组织并开展好经典诵读活动，做好诵读辅导人员培训，把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作为素质教育和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适时组织诵读展示与比赛，提高诵读水平；要精心组织好每一年度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全社会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各学校要设立1-2处永久性宣传标语牌，创设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环境，使语言文字工作深入到每个教师和学生心中。
（六）抓好贯彻落实。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引导师生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监督、评测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要本着与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及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的原则，根据具体工作任务，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抓好落实。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7
《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发表的张璟玮、徐大明的《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下简称张文),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专门论证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关系的实证研究。该文以2002~2006年历年的“南京语言调查”为基础,对南京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与相关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该结论并不新鲜,但由于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论证下来的,因而更具说服力。
不过,在认同之余,本人对于张文也有一点遗憾,因为它没有解释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我国仍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不说或不会说普通话。单就张文提供的数据看,2005年,南京市非定居人口共有161万,其中79.1%的人掌握了普通话,这就意味着还有20.9%的非定居人口没有掌握普通话。这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进城农民工为例:有学者2005年曾对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与东莞5个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其普通话水平达到能与人顺利交流的程度(谢晓民,2006);还有学者在对北京、南京两地外来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仍有23.53%的农民工,其普通话“很不标准”或“不标准”(夏历、谢俊英,2007)。正因为有大量流动人口,尤其是不少农民工还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相关部门才为此专门要求在此类群体中积极开展普通话的培训工作。如,200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工作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05]32号);而在2007年度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把普通话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之一,以进一步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1)。
众多事实说明,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中,既有人说普通话,也有人只说自己的方言。那么,流动人口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普通话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地在流动人口中普及呢?尤其是那些流入异乡的说话人为什么仍能坚持自己的方言呢?对于这些问题,仅仅一句“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显然过于笼统而且难以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这个话题。
为此,我们拟采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研究途径,算是对城市语言调查的一种补充。2003年以来,本人一直都在关注家乡———安徽无为县傅村的社会变迁及语言变化,迄今已积累了大量数据与资料,有些可直接用于此次研究,而主要数据则来自2006年本人对傅村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且具有往返城乡的特点。因此,从农民工入手不仅可以保证此类研究的代表性,也可将城市与农村联在一起以弥补城市语言调查的不足。包括张文在内,人们针对流动人口而进行的语言调查,基本上都是立足城市而展开的,调查者与被试往往是陌生的并且只有一次接触,调查内容主要是被试在城市的语言生活及有限的社会信息,但被试在老家的相关信息我们往往不得而知,比如:他们在老家的语言及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老家与现在的城市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城市的,来到城市后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多吗,等等。一句话,城市语言调查并不能让我们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之前的相关情况。流动人口的特点就是“流动”,如果只关注流入地而不关注流出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特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说或不说普通话。
二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傅村是个自然村,隶属安徽省无为县洪巷乡龙泉行政村,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依据龙泉行政村2003年的统计,傅村共有76户307人,属于我国最为常见的中等村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傅村就陆陆续续有人进城打工。据本人2004年7月在傅村的走访,傅村当时有91人在无为县之外的城市打工,这还不包括随行的20位家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至少1年的打工史,有的甚至长达17年。他们一般都是去了上海、南京、铜陵等以及江浙一带较为富裕的中小城镇,而且以跨省流动为主,他们去的省内城市就是铜陵市。而且,傅村农民工大多数都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镇打过工,只在一地打工的反而少见。
一个农民要想在陌生的城市养活自己甚至全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决定了进城打工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而言,出来打工的往往都是素质较高的那些人,亦即农村的精英。傅村就是如此,从年龄看,傅村农民工在16~54岁之间,平均年龄仅33.4岁;而留守的傅村居民(这里不包括16岁以下或正在上学的)平均年龄竟高达45.6岁,其中不乏七八十岁的老人。文化程度更是直接反映了傅村农民工的精英性。据调查,傅村留守居民竟有55.4%的人从未上过学(即文盲),而傅村农民工的文盲率只有26.3%;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各个指标上,傅村农民工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留守居民。
可见,傅村进城农民工具有分布广、流动性大以及更年轻、更有文化等特点。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调查方法。在被试的选择上,我们将范围限于上海、铜陵与南京的傅村农民工,并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在这些城市进行抽样。这主要考虑到傅村农民工几乎遍布小半个中国,要调查到每个人似乎不太现实,而上海、铜陵与南京是傅村农民工最多的三个城市,如果找到一个往往可以牵出另外一个,找起来比较容易。在具体调查时,我们按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对被试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或电话采访,调查主要在2006年7~8月进行,其后几个月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电话回访。我们共获得49位傅村农民工的有效数据,其中上海35人,铜陵9人,南京5人。
三傅村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一)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1.普通话水平还比较低。调查显示:在普通话水平方面,“能熟练与人交谈”的只有2人,“基本能交谈”的有14人,“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20人,“不会说”的则有13人。其中前两项累计16人,约占被试总数的32.6%,后两项累计共有33人,约占被试总数的67.4%。这就是说,只有1/3的傅村农民工能用普通话与他人顺利交流。但是,所有的被试都表示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处于“听力好于说力”的阶段。
2.基本不会说打工所在地的方言。调查显示:能用当地话与人“熟练”或“基本”交谈的皆为0,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8人,不会说的则有41人。可见,虽然工作、生活都在当地,但傅村农民工对当地话没什么兴趣。
3.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更有用”。调查显示,在回答“哪种话更好听时”时,有35人选择了普通话,14人选择了老家话;在回答“哪种话更有用时”,43人选择了普通话,仅有6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在语言态度上明显倾向于普通话而非老家话,这与我们2005年在傅村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付义荣,2007)。
(二)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1.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仍是老家话,即无为话。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平常说得最多的话是什么?”时,有9人选择了普通话,约占被试总数的18.4%;选择老家话的有40人,约占被试总数的81.6%,没有人选择当地话或其他语言。可见,大多数傅村农民工说得最多的仍旧是老家话。
2.傅村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同村人时仍习惯使用老家话,但若遇到老乡(同县但不同村的人)时,则会视双方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语言能力进行选择。调查显示,即便从傅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傅村人彼此仍使用老家话,这与他们在老家没什么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老家话仍有其潜在的价值,发挥着密切邻里关系的作用。在回答“见到老乡时你一般会说什么话?”时,被试们虽然也都选择了老家话,但其中一个被试这样说:“如果是个熟悉的老乡,那我当然会说老家话;但若是个不认识的人,那就得看情况了。他要是说老家话,我就说老家话;他要是说普通话,那我也说普通话。”可见,傅村农民工在与老乡交谈时,会根据对方与自己是否认识以及说什么话来决定,当然这是以自己会说普通话为前提的。
3.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无为县之外的人)交谈时一般会使用普通话,但有时也使用老家话。调查显示,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有31人,选择老家话的有18人。
这一结果似乎与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有些矛盾,因为用普通话“能熟练与人交谈”或“基本能交谈”的一共才16人,而此次却有31人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这意味着“不会说普通话”或“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傅村农民工也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流。确实如此,调查中就有13位“只会一些简单的普通话用语”的被试和2位“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试选择了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每当遇到这两类被试,我都会追问一下。对于前者,一般会问:“你对普通话不是只会一些简单用语吗?那还怎么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对此被试们往往回答:“这些(用语)够了,我们与外地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于后者,我会问:“你不是不会普通话吗?怎么还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呢?”一个被试回答:“我只是这么希望的,不用普通话还能用什么呢?”另一个则回答:“普通话我也不是一点都不会,再说我们老家话与普通话差别也不大,连说带比划别人也能听懂个大概意思。”可见,这两个被试一个将主观的语言期待当成实际的语言行为,另一个则不能区别普通话与老家话。
另外,有18个人选择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遇到这类被试时,本人会接着问:“外地人能听懂我们老家话吗?”对此问题,不同城市的傅村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回答。在铜陵与南京的14位被试中,共有11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打交道,其中铜陵8人,南京3人,他们一般回答:“能听懂,这边的人讲话与我们老家差不多。”事实确实如此,铜陵、南京与傅村都处于江淮官话区内,看来与他们说话的都是当地人。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的傅村农民工,也有7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对于我的疑问,他们的回答一般是“能听懂”。我继续问:“上海人怎么会听懂我们老家话呢?”他们又答:“上海人当然听不懂,但与我们一样来打工的其他外地人有不少是能听懂的。”事后了解,这些外地人其实都来自江淮官话区,主要有安徽诸县(如含山、和县、庐江、繁昌和枞阳)(2)以及江苏的溧水。
总体而言,傅村农民工所能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老家话与普通话,但对老家话的使用远远多于普通话:一方面会说普通话的人比较少,而每天常说普通话的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在面对本村人、老乡,甚至一些外地人时,傅村农民工仍旧选择老家话,相反,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果似乎与现代城市有些格格不入,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我国城市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6.03%,农村为45.06%(3),而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的调查,全国大中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1%(陈章太,2002)。可见,今天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话社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傅村农民工为什么还是一口方言而没有转向普通话呢?
四傅村农民工与老家话
无论是在傅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语言态度调查都说明傅村人对自己的方言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心理和态度,因此我们只能从别的方面理解傅村农民工为什么如此普遍地使用老家话。
(一)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交模式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傅村农民工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用老家话,那就必须有一批同样会说或能听懂老家话的交流对象。2004年7~8月,本人曾就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内倾性,平时交往的仍以亲戚和老乡为主,与城市居民并无多少来往(付义荣,2005)。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又专门考察了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的交往情况。调查中,本人让被试尽可能多地列举所认识的外地人,而“认识”的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说出外地人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职业等)。从所认识外地人的数量及构成看,傅村农民工大致有三种类型:
1.封闭型:不认识外地人。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4人。
2.半封闭或半开放型:只认识房东或同事(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18人,每人平均认识1.3个外地人。
3.开放型:除当地的房东、市民外,有的还认识第三地的农民工、市民。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7人,每人平均认识4.2个外地人。
在这些类型中,封闭型的傅村农民工几乎占了一半;第二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虽有18人,但他们显然都属于被动地认识外地人,因为身在异乡总是要住房或工作的,而且认识的人也非常有限;第三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交游最为广泛,但他们只有7人,仅占被试总数的1/7。这再次证明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确实存在明显的内倾性,他们的语言状况显然与这种交往模式存在某种关联(见表1)。
表1中的“会说”包括“能熟练与人交谈”与“基本能交谈”两种情况,而“基本不会说”包括“只会一些简单用语”与“不会说”两种情况。由表1来看,封闭型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都是老家话,其中只有3人会说普通话,仅占该类型总数的12.5%;开放型的7位傅村农民工有6人经常说普通话,而且全部会说普通话;半封闭或半开放型的傅村农民工,其普通话的使用及水平也正好处于封闭型与开放型之间。可见,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认识的外地人越多、越广泛,他就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水平也越高。傅村农民工之所以普遍使用老家话,是因为他们经常和亲戚、老乡们打交道。但问题是,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为什么仍经常和亲戚、老乡们交往,和外地人尤其是当地市民反而不怎么来往呢?
(二)傅村农民工的就业模式
与傅村农民工类似的语言使用规律,社会语言学已多有揭示,其中以Milroy(1987)的“语言与社会网络”最为著名,她对贝尔法斯特市的几个工人阶级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语言中的标准形式,其原因就在于男女不同的交往模式:男性只在当地社区的工厂工作,所结交的也都是本社区的人,而女性则往往要到社区之外的城区找到一份工作,结交的多是社区之外的人。那么,傅村农民工的交往模式是否也与其就业模式有关呢?
内倾性的交往模式不光是傅村农民工,其实也是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一大特色,而且该模式几乎贯穿于农民工进城的各个环节,就像李培林(1996)所说的:“农民工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也基本如此。例如,在铜陵的那9位傅村农民工共来自4个家庭,这4家户主分别是一对洪姓兄弟与一对刘姓兄弟。一开始只是这4个人来铜陵打工,并且都是依靠各自的亲戚找到工作的,待自己稳定下来后,又陆续将家里其他人带了出来。目前,他们中有蹬三轮的(3人),做建筑工的(2人),卖蔬菜的(3人),做煤炭销售的(1人)。南京的那5位傅村农民工则来自两个家庭,其户主是一对徐姓兄弟。开始是徐兄在其亲戚的帮助下在南京做建筑工,干了两年后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帮人送货,有了一定积蓄后又在南京秦淮区租了一个小门面卖起了日用百货。其间他陆续接来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后来他又将自己的弟弟与弟媳带到南京,并帮助他们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同样的事情。上海的那35位傅村农民工,其就业方式也大致通过亲戚、老乡获得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这种依靠亲戚、老乡等非正规渠道实现就业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某个人一旦在城里稳定下来后,他就会将自己的家人、老乡带到城里来打工。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往往以“扎堆”的方式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诚如一社会学者描述的:“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某几个村庄的人群。”(翟学伟,2003)傅村农民工就是如此,调查中,当我在一个单位或出租房内找到某个傅村农民工时,一般都会在该单位或附近地区找到好几个傅村农民工及其他同乡。
其实,无论是过去在家种田,还是如今在城市打工,中国农民工都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中,这已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汉林、王琦,2001;朱力,2002;翟学伟,2003;李怀,2007)。当然,农民工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依赖并不只是对乡土社会的留恋,更是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向他们敞开怀抱。例如,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往往颁布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或为企业招聘外来农民工设置配额;或规定企业在没有城市工人可用时,才能雇佣农民工;或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的工种;或向外来农民工及其雇主收取各种费用(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则被用于安置城市下岗工人)(谢桂华,2007)。两相比较,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甚至可以说也只能选择他们在老家已有的网络关系。或许这样一段话最能概括中国农民工:“农民工故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其求职起着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缺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与社区支持的情况下,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农民工减轻忧愁和负担,避免农民工陷入孤苦无助的处境。这种初级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大多数农民工提供了第一份职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感情和心理支持,同时帮助农民工逐渐适应和融入社会。”(李怀,2007)
当了解傅村农民工的处境后,我们已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普遍使用老家话了。因为进城后的傅村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无论是就业,还是社交,他们仍不得不依赖亲戚、老乡等传统的网络关系。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才使得傅村农民工普遍地使用老家话,老家话在这里仍然起着密切乡邻的作用,和他们在老家时一样。
五傅村农民工与普通话
所谓普通话的普及,无非是让一个本来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学会并使用普通话。在傅村农民工中,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6人,其中9位经常说普通话(见表1)。本人曾专门询问过这些会说普通话的傅村农民工是如何学会普通话的,结果有15人次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6人次选择了“看电视”,3人次选择了“在校读书时学的”,那9位经常说普通话的都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在这三种习得途径中,后两种其实与人口流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经常说普通话的这9位傅村农民工。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已说明人口流动确实能够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问题是,都是从一个村子走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能在打工中学会并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他人就不能呢?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这种分化,与他们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分化是相适应的,而社会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进城之前,傅村农民工同住一村,同事一业(农业),同说一语(无为话),甚至每天交往的人也没什么分别,无外乎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因此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来到城市后,由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再加上城市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傅村农民工最初从事的往往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比如当保姆、捡破烂、建筑工、挤牛奶、蹬三轮等。对于追求富裕、幸福的傅村农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因此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其他相对轻松而又收入高的工作,比如有人开起了小百货店、理发店,甚至还有人搞起了煤炭销售等。如果将这种职业上的差异与语言使用联系在一起,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对应关系(见表2)。
表2中的“普通话使用者”是指“以普通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老家话使用者”指“以老家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由表2来看,“普通话使用者”主要集中于商业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或人脉关系。据了解,这些人目前从事的都不是他们在城市最初的工作。比起最初的工作,现在的这些工作除了具有收入更高、体力消耗更小、工作环境更干净等特点外,还都需要经常和外地人(主要是顾客与生意伙伴)打交道,在此形势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反观“老家话使用者”,多数人都从事一些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如建筑工、挤奶工、捡破烂等,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8人,约占老家话使用者的70%。对于这部分人平常仍说老家话,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与外地人打交道。
然而,“老家话使用者”与“普通话使用者”所从事的也有相同的工作,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依旧说老家话呢?经调查,他们与做同样工作的“普通话使用者”其实存在某种依附或主次关系。同样是摆地摊,有一对傅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就是“老家话使用者”,平时出摊、进货、与人砍价等重要工作基本上是由这对兄弟来做,他们的妻子更多的是做家务,或帮助丈夫整理摊位、货物等,并不怎么直接面对顾客;同样是开小百货店,有一对徐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及一个孩子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三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些辅助性工作;同样是做厨师,“普通话使用者”中的厨师与“老家话使用者”中的厨师本是一对师徒,前者在饭馆承包了厨房,经常要和老板打交道,而后者只是在前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不怎么抛头露面。可见,“老家话使用者”中的摆地摊者、开小百货店者、厨师只是相应工作的辅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此类工作的人。
在“老家话使用者”中,还有一些人从事蹬三轮、贩卖蔬菜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要与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普通话使用者”呢?本人为此曾电话回访了其中一个被试(洪某,在铜陵市蹬三轮车载客),他的一席话可以帮我们解开谜底:“我虽然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铜陵这个地方,你知道,又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五湖四海的,什么人都有,这边除了铜陵人之外,就数我们无为人多,其次就是枞阳人,这些人说话,你知道,都和我们差不多。所以,在这说老家话没有什么不妥的,要是说普通话,拿腔拿调地费劲不说,还没什么用。”这段话突出了铜陵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循此思路,我们发现,这些蹬三轮与贩卖蔬菜的“老家话使用者”都来自铜陵,而且铜陵市傅村农民工使用普通话的概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比如在总共9位“普通话使用者”中,铜陵仅有1人,上海则有6人,南京也有2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在于铜陵与傅村在地理、语言等方面异常接近。铜陵是距离傅村最近的城市,傅村人去铜陵犹如去无为县城,个把小时就到了;语言上,无为话与铜陵话同属于皖中江淮官话;历史上,铜陵与无为一直往来密切,现在的铜陵人口有很多都是从无为移民过去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铜陵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就从周边的无为、枞阳等县招募了大量工人,仅傅村就有两户人家应招去了铜陵,改革开放后,傅村又有人陆陆续续地以买户口等方式在铜陵上学、就业,铜陵已成为傅村人真正实现城市化的第一选择(付义荣,2004)。身处这样的城市,即便你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并经常和外地人打交道,但这些外地人无论是铜陵本地的,还是从邻县移民或暂时过去的,在话语上都能与自己相通,在这种情形下,说老家话并不会妨碍交流。那么,那位煤炭经销商又为什么要说普通话呢?经调查,他把铜陵的煤炭销往全国各地,表面上在铜陵打工,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交往的外地人远不止铜陵一地,这与那些蹬三轮、卖蔬菜的傅村农民工显然不同。与铜陵相比,上海、南京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与傅村隔得比较远,不仅历史上少有往来,而且语言上的差异也相对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都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流动人口不仅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对于傅村农民工来说,如果在这样的城市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就意味着他要碰到很多与其话语不一样的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继续使用老家话,无异于自绝“财路”,甚至“生路”。
至此,我们发现这9位“普通话使用者”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他们都从事开放性的工作,经常要和外地人打交道;(2)他们与这些外地人之间已难以用老家话进行沟通。在我们接受调查的49位傅村农民工中,凡是兼具这两个特点的都是“普通话使用者”,否则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就是说,当一位傅村农民工感到老家话已难以满足他的工作需求时,他就会开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
六结论
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事的只是一些非常低端的工作,其就业与生活仍依赖传统的关系网,方言仍是他们密切乡邻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亦有一小部分不甘现状的人开始尝试更好的工作,并因此不得不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渐渐地他们脱离了原本较为封闭的工作及生活,在此情形下,方言已难以胜任,而普通话就成了这部分人开展工作并拓展事业的最有效工具。由此可见,单纯的人口流动未必能够直接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只有经过开放性的职业与交往等中间因素才会发挥其推普的效能。
普及普通话年度计划 篇8
一、高石镇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方法
由于高石镇村民居住分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劳作,且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一部分还是文盲,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也只是懂一些浅显的词语,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村民们很难理解。为此,高石镇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宣传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广播。高石镇及所属的每个行政村都安装有广播。每天上午七点,下午六点准时开播。通过广播,用当地语言向村民们宣传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村民们大都能听得懂。
电视。在电视台制作相关的计划生育小动画,不仅大人,而且连小孩子也了解了计划生育相关内容,计划生育工作深入人心。
路边标语和标语墙。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最大力度地宣传计划生育,制作了路边标语和标语墙,让村民们在外出劳作时,也能看到计划生育的宣传。
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全面开展“婚育新风与新农村建设同行”、“计生服务真情行动”、“亲情牵手“等活动,帮助村民建立新型婚育和生育文化观念;定期举办“生殖健康保健、防治性病、艾滋病知识讲座”,邀请服务站、卫生院工作人员来辅导讲解;聘请“计生中心户”为计生信息员,负责收集反映全村人口计生的信息,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法规宣传;开展计生法规知识宣传入户、生殖服务上门活动和走访慰问新生儿童家庭活动,积极向村民发放计生宣传资料;开展向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活动,向他们宣传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的政策和知识。
二、高石镇群众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认知情况调查
高石镇共22个村,村民11846户。笔者对其中的10个村进行了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1489份。统计得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了解的占5.8%。对《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了解的占53.4%。对威远县制定的相关计划生育条例了解的占78.4%。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计划生育政策了解的较多,说明县、镇政策的宣传效果较明显。村民对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越多,就越有助于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国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笔者也对《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生育服务证》、再生育审批,《生育证》领取程序,户口迁(调)出生育审核程序,办理生育证明审核程序,透环、换环等补救措施办理程序,《流动人口婚育证》办理程序以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等作为整体内容,制作了相关问卷。共制作发放500份,回收500份。对于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程序的知晓度为100%,办理《生育服务证》程序知晓度为100%,对于办理再生育审批和《生育证》领取程序的知晓度为78.9%,办理户口迁(调)出生育审核程序的知晓度为65.8%,办理生育证明审核程序的知晓度为100%,透环、换环等补救措施办理程序知晓度为的63.3%,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程序知晓度的为89.7%,办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的知晓度为93.6%。可见,村民对计划生育相关程序的了解情况较好。这样不仅有利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还能够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村民们对计划生育办理程序的熟知和了解,亦可大大地节约政府工作人员的受理时间,提高计划生育的行政效率,同时有利于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准确掌握计划生育的相关信息。
三、高石镇计划生育的现状分析
从高石镇最近两年来计划生育统计的数据来看,大体呈下降趋势,中间略有小的波动,计划生育率基本趋于稳定,最佳的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0%左右,同比去年呈现负增长。在孩次的构成上,一孩率达到了80%左右,符合国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二孩率在19%左右,同比去年呈现负增长。在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控制上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多孩率从近期看,基本为零。
高石镇的计划生育人数的波动比较明显,最多的达到了81,负的达到了-85。从孩次的构成来看,一孩人数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二孩人数有所波动,但波动的幅度并不大,多孩人数为负增长。
从实行计划生育调节来看,计划生育站的工作做得较好。村民们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的比较多。有突发情况的,她们也都到计划生育站实行了人工流产。但实行长效避孕手段的村民人数较少。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高石镇绝大部分村民不同程度地了解了计划生育法的相关内容,村民超生、多生的现象在不断地减少,全镇已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和超生现象。
四、高石镇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高石镇虽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方面准备的比较充分,实施得也比较好,成效显著。但从镇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来看,全镇在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知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普及没有完全到位,部分村民计划生育意识不强。如采用长效避孕措施的人数极少,正常情况下已婚夫妻有了孩子,就应采取长效的避孕措施,以防止意外怀孕等带来的不便。但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采用绝育或者皮下埋植的村民很少,特别是男性绝育为零,这说明部分村民计划生育意识不强。
2.没有充分利用宣传时间。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在农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除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工人)。在这些村民中,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且基本上无生育能力。只有节假日时,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才会回流,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大力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让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符合生育政策规定的人数波动大。这说明,在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知识时,考虑不充分,知识教育没有到位,对村民的思想教育还未达到相应的要求。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
1.进一步加强媒体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播放集体电影等形式,把复杂的规章制度、专业的术语、繁琐的办理流程等,通过媒体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与画面,使村民们易于接收。
2.使用标语墙。在广大的农村,村民们居住比较分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出劳作。利用标语墙,可以让村民在外出劳作和回家途中看到计划生育宣传的相关内容,从而了解计划生育的相关知识。
3.组建计划生育协会。在村民们赶集的时候,计划生育协会可以开展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如给村民们发放宣传资料等;也可以组织专业医疗人员入村给村民们讲解一些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对育龄妇女,计生部门应下乡给她们送去相关的保健知识,主动为办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
4.设立文化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每村可设立一个文化屋,有利于村民们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屋应提供给村民一些涉及到村民身心健康和人口计生等方面的书籍。将文化屋建成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知识、政策的一个渠道。
5.开展知识讲座。在闲暇时,集中各村村民,请专业人员给他们讲解计划生育知识,让其了解相关知识和法规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人文关怀。基层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落实生育、补救措施和进行生殖健康服务的人文关怀,给予符合政策规定生育的家庭发放一定的慰问金,给予参加生殖健康服务的育龄妇女发放生殖健康补助费等。
同时,对于自觉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妇女,要给予免费服务并发放慰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