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普及情况

普通话普及情况（精选8篇）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1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际中最重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 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 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语言文字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话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言, 其普及程度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和开放程度。2013年广西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 〉实施意见》 (简称“实施意见”) , 要求:到2020年, 普通话在全区范围内基本普及, 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 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普通话;到2018年在全区本科院校实现全体全日制大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周边与广东、云南、贵州、湖南等省接壤。广西地理位置优越, 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广西是全国知名的语言富矿区, 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 世居民族有汉、壮、瑶、侗、苗、彝、毛南、回、水、京、仫佬、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1], 使用13种语言。多民族、多方言的特征使得广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此繁多的地方方言, 推广普通话难度比其他省份要大。戴红亮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数据, 学生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从2000年的46.26%猛增到2010年的99.59%, 普通话使用能力有较大提高[2]。

本文对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在广西科技大学测试站进行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人员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目前仅三成在校生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远远达不到教育厅要求大学生全部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标。通过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供有关部门参考, 并对测试失分问题进行总结, 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法, 供考生参考。

1 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分析

广西科技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机测是从2012年开始实行的。经统计, 2012年至2016年共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33场, 测试人数8063人。经细致比对, 8063名测试考生中仅有6089人初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统计2012年至2016年这一阶段在校生人数约2万人, 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比例仅为30.44%, 远远达不到教育厅下发的全区本科院校实现全体全日制大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

笔者又对2012年至2016年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8063名考生进行考试次数统计, 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 有1974名考生参加多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 比例高达32.42%。

而统计这1974名考生的考试成绩, 发现仅有4.5%的考生成绩提高至二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根据国家语委规定, 普通话分三级六等, 即一级甲等、一级乙等、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三级甲等、三级乙等。按8063人次数来统计考试成绩等级, 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国家及有关部委的要求, 教师为不低于二级乙等水平;大学生、公务员和社会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为不低于三级甲等水平。按不低于二级水平的要求, 统计有63.8%的考生能满足要求。按毕业去向, 最低要求三级甲等水平, 高达99.4%的考生能满足要求。只有少数0.6%的学生因为语音不标准、方言特征突出、作弊、测试过程紧张失误等原因导致成绩过低, 相信经过训练还是可以至少达到三级甲等水平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虽然主要是在国家要求的一些工作岗位上进行, 但实际涉及的大学生考生数量很大, 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社会工程, 必然对广西区内高校的语言水平产生深远影响。

2 测试失分原因

现阶段本科院校应试人员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普通话书面语的基础较好, 在词汇、语法上的失误较少, 普通话水平主要集中体现在口语语音的规范程度上。一般考生在测试过程中, 往往或多或少会保留方言的发音习惯[2]。

笔者经过大量的调查以及每次考试过程的观察, 对造成考生失分的原因统计, 发现有如下原因:不熟悉测试流程;测试过程过于紧张;部分考生生僻词读错;语音“错误”;声调发音“错误”, 即声母问题、韵母问题、调型问题;语速过快或过慢;命题作文看错题目;命题作文前后不连贯, 表述不清楚, 经常断篇等等。

3 提高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的对策及建议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普通话是一门口耳之学, 操作性很强, 多官并用加深印象, 才能提高学习效率。

3.1 转变观念, 加强普通话学习意识

部分考生对普通话学习的重要意义不能充分把握, 从思想上缺乏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很多人在和别人的交往中, 一方面受语言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认为学习标准普通话并没有必要。他们认为不标准的普通话已经达到了顺利交流的要求, 根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学习标准普通话。这些考生即使多次参加普通话测试, 也不提前做好准备、不提前看书上的例题、不主动纠正自己的惯常错误发音问题便匆忙参加考试。还有一部分考生把普通话狭隘地界定在通过考试之上, 临时突击, 被动使用, 考了多次, 成绩没有任何提高, 从而放弃。还有部分考生因为胆小、自卑或害羞心理导致自己不敢开口说话。对此我们要更新观念, 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综合素质的发展角度出发, 建立全面的语言学习观。

3.2 纳入教学, 推进全校普通话课程的开设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提高学习者的普通话水平, 使学习者能顺利通过相应的测试登记,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体需求的变化, 这一要求已与时代和个体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开设普通话课程不应以单一的考核普通话水平登记作为唯一目的, 而应在促成学习者达到想要的测试等级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普通话应用能力的要求。通过读和说的训练, 提高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普通话交流、交际的能力。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不仅应达到语音规范, 而且要能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以满足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促进社会语言生活的改善。

为了达到相应的普通话等级水平, 很多应试者通过参加培训进行突击强化训练以应对考试。这是当前大多数学习者的现实想法。但是,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 越来越多的应试者认识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 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不仅能让他们在职场上获得相关资格, 而且在生活中更能赢得他人的欣赏。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从根本上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也更重视自己普通话的实际应用能力, 而这一目的和获取理想的普通话等级并不冲突。在实践中, 笔者发现很多的应试者希望通过系统理论学习, 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出自己在普通话发音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得以纠正, 然后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从而真正实现“以测促学, 以学保测”, 使测试与培训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3.3 加强语言规范意识, 打好发音基础

学习普通话的障碍首先是方言土话的影响, 一个人最初的语言环境是出生地。少数民族学生在口头表述时常常会带入所在地区的方言, 致使普通话表述不规范, 所以他们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要完全改变原来的发音习惯和表述习惯, 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这就要求学生加强语言规范意识, 在普通话训练过程中特别纠正自己的发音问题。

3.4 掌握语音知识, 多听多想多练

首先要有普通话语音知识做基础。普通话的汉语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组成, 声母和韵母是汉语音韵习惯使用的术语。考生必须系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相关知识, 练习声母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 按正确的部位、方法, 发准每个音速、每个音节。同时, 又需要凭借掌握的语音知识系统地纠正受方言影响的语音习惯, 以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要多听、多想、多练。要学好普通话, 单纯掌握有关知识和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把它们与实践结合起来, 语音是口耳之学, 学习普通话必须多练。听和说是练的关键, 听不准就发不准, 只有在大量的生活语言中使用普通话, 感受普通话的语音特点, 从而逐步减少方言, 正确的发音才能得以巩固, 才能保证在讲说时运用自如。

有人在学普通话时总有一种“畏难”心理, 认为需要纠正的字音太多, 从而在学习时要么裹足不前, 要么急于求成、欲速不达。语音的学习是最见功夫的, 必须扎扎实实地去做, 积少成多、滴水穿石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还有人碍于面子, 学习普通话时只肯拿着文字材料默读, 不好意思开口对别人说。

3.5 利用学习平台, 参加考前培训

开展普通话的应试培训, 有利于提高应试考生对推广普通话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培训, 使应试考生掌握考试流程。广西科技大学测试站可考虑使用与正式测试同样的学习平台“普通话模拟测试与学习系统”, 该平台跟正式测试采用同样的软件、完全一致的考试步骤、相同的机测评分标准。考生不仅可了解普通话测试流程, 还可获得系统提供的测试诊断报告, 了解自己普通话发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譬如:声母问题、韵母问题、调型问题等等。考生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可以就自己的发音问题向考前培训老师专门请教,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通过率。培训老师也可以汇总考生的测试诊断报告, 就主要问题对考生深入剖析, 抓住关键, 提高考生的通过率。

4 结论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与实现全区大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标任务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 新形势下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刘莹莹.广西地区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关系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 2012.

[2]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 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 2012 (1) :36-43.

[3]杨颖.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3.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2

一、高石镇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方法

由于高石镇村民居住分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劳作,且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一部分还是文盲,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也只是懂一些浅显的词语,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村民们很难理解。为此,高石镇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宣传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广播。高石镇及所属的每个行政村都安装有广播。每天上午七点,下午六点准时开播。通过广播,用当地语言向村民们宣传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村民们大都能听得懂。

电视。在电视台制作相关的计划生育小动画,不仅大人,而且连小孩子也了解了计划生育相关内容,计划生育工作深入人心。

路边标语和标语墙。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最大力度地宣传计划生育,制作了路边标语和标语墙,让村民们在外出劳作时,也能看到计划生育的宣传。

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全面开展“婚育新风与新农村建设同行”、“计生服务真情行动”、“亲情牵手“等活动,帮助村民建立新型婚育和生育文化观念;定期举办“生殖健康保健、防治性病、艾滋病知识讲座”,邀请服务站、卫生院工作人员来辅导讲解;聘请“计生中心户”为计生信息员,负责收集反映全村人口计生的信息,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法规宣传;开展计生法规知识宣传入户、生殖服务上门活动和走访慰问新生儿童家庭活动,积极向村民发放计生宣传资料;开展向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活动,向他们宣传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的政策和知识。

二、高石镇群众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认知情况调查

高石镇共22个村,村民11846户。笔者对其中的10个村进行了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1489份。统计得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了解的占5.8%。对《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了解的占53.4%。对威远县制定的相关计划生育条例了解的占78.4%。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计划生育政策了解的较多,说明县、镇政策的宣传效果较明显。村民对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越多,就越有助于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国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笔者也对《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生育服务证》、再生育审批,《生育证》领取程序,户口迁(调)出生育审核程序,办理生育证明审核程序,透环、换环等补救措施办理程序,《流动人口婚育证》办理程序以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等作为整体内容,制作了相关问卷。共制作发放500份,回收500份。对于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程序的知晓度为100%,办理《生育服务证》程序知晓度为100%,对于办理再生育审批和《生育证》领取程序的知晓度为78.9%,办理户口迁(调)出生育审核程序的知晓度为65.8%,办理生育证明审核程序的知晓度为100%,透环、换环等补救措施办理程序知晓度为的63.3%,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程序知晓度的为89.7%,办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的知晓度为93.6%。可见,村民对计划生育相关程序的了解情况较好。这样不仅有利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还能够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村民们对计划生育办理程序的熟知和了解,亦可大大地节约政府工作人员的受理时间,提高计划生育的行政效率,同时有利于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准确掌握计划生育的相关信息。

三、高石镇计划生育的现状分析

从高石镇最近两年来计划生育统计的数据来看,大体呈下降趋势,中间略有小的波动,计划生育率基本趋于稳定,最佳的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0%左右,同比去年呈现负增长。在孩次的构成上,一孩率达到了80%左右,符合国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二孩率在19%左右,同比去年呈现负增长。在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控制上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多孩率从近期看,基本为零。

高石镇的计划生育人数的波动比较明显,最多的达到了81,负的达到了-85。从孩次的构成来看,一孩人数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二孩人数有所波动,但波动的幅度并不大,多孩人数为负增长。

从实行计划生育调节来看,计划生育站的工作做得较好。村民们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的比较多。有突发情况的,她们也都到计划生育站实行了人工流产。但实行长效避孕手段的村民人数较少。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高石镇绝大部分村民不同程度地了解了计划生育法的相关内容,村民超生、多生的现象在不断地减少,全镇已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和超生现象。

四、高石镇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高石镇虽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方面准备的比较充分,实施得也比较好,成效显著。但从镇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来看,全镇在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知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普及没有完全到位,部分村民计划生育意识不强。如采用长效避孕措施的人数极少,正常情况下已婚夫妻有了孩子,就应采取长效的避孕措施,以防止意外怀孕等带来的不便。但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采用绝育或者皮下埋植的村民很少,特别是男性绝育为零,这说明部分村民计划生育意识不强。

2.没有充分利用宣传时间。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在农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除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工人)。在这些村民中,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且基本上无生育能力。只有节假日时,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才会回流,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大力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知识,让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符合生育政策规定的人数波动大。这说明,在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知识时,考虑不充分,知识教育没有到位,对村民的思想教育还未达到相应的要求。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

1.进一步加强媒体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播放集体电影等形式,把复杂的规章制度、专业的术语、繁琐的办理流程等,通过媒体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与画面,使村民们易于接收。

2.使用标语墙。在广大的农村,村民们居住比较分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出劳作。利用标语墙,可以让村民在外出劳作和回家途中看到计划生育宣传的相关内容,从而了解计划生育的相关知识。

3.组建计划生育协会。在村民们赶集的时候,计划生育协会可以开展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如给村民们发放宣传资料等;也可以组织专业医疗人员入村给村民们讲解一些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对育龄妇女,计生部门应下乡给她们送去相关的保健知识,主动为办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

4.设立文化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每村可设立一个文化屋,有利于村民们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屋应提供给村民一些涉及到村民身心健康和人口计生等方面的书籍。将文化屋建成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知识、政策的一个渠道。

5.开展知识讲座。在闲暇时,集中各村村民,请专业人员给他们讲解计划生育知识,让其了解相关知识和法规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人文关怀。基层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落实生育、补救措施和进行生殖健康服务的人文关怀,给予符合政策规定生育的家庭发放一定的慰问金,给予参加生殖健康服务的育龄妇女发放生殖健康补助费等。

同时,对于自觉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妇女,要给予免费服务并发放慰问金。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3

一、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的现状

对于我们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普及普通话是非常困难的, 就好比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 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教师普通话水平的提高, 所以, 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低, 甚至不会普通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方言的影响。方言是主要影响因素, 该因素直接影响着环境, 教师和学生学习汉语一样, 都是没有使用的场所, 周边的人说的都是当地的语言, 自己用普通话和人交流会显得与众不同。所以, 不能用普通话与人在平时进行交流这是影响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

2.部分校领导不重视。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或者是明确的规定, 在教学时, 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普通话教学的模糊规定势必会让一部分教师认为“学习普通话”并不是“文件”或者是相关“政策”要求必须达到的。所以, 很多教师就会“偷懒”, 在教学时依旧不使用普通话, 这也直接影响了普通话的普及。

3.普通话基础差。对于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大多都是在方言与汉语同时教育后才开始接触汉语的, 对汉字的发音、对语言的组织能力和汉字的搭配能力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再加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差, 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教师, 所以, 在使用汉语进行交流时会出现一定的困难, 这也就成了影响普通话推广的重要因素。

二、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在普通话的普及下, 很多老师都开始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 但是, 普通话的普及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教师的普通话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随着汉语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也开始接触汉语, 而教师的汉语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影响着学生汉语表达能力的提高。所以, 在中小学汉语教师中普及普通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方面。

2.教师的普通话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来,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我们一直坚持着“走出去, 引进来”的教学思想, 目的就是要在与其他同行进行交流中将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带入课堂, 以期能够构建出高效的语文课堂。但是, 如果我们不懂普通话, 我们该如何与外界交流, 该如何将我们自己的教学思想带出去, 该如何将他人的新思想引进来呢?所以,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一线教师的普通话必须要得到普及, 这样才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 才能在不断学习和改进中提升专业素养。

当然, 除此之外, 普通话的普及对学习竞争力的提高, 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我们要正确认识在中小学汉语教学中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进而为课堂质量的提高做出相应的贡献。

三、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策略

在明确了当前教师普通话的现状以及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之后, 如何做好普及工作, 普及普通话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 在普及普通话中有哪些策略呢?

1.提高认识。从当前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现状可以看出, 很多教师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对普通话的认识不够, 尤其是在周边环境都是讲当地语言的环境下, 说普通话的动力较小, 这是不利于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提高的。因此, 为了普及普通话, 首先要提高认识, 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这样才能使普通话在教师应用中得到普及。

2.做好培训工作。对于少数民族的老师来说, 汉语的基本发音都不太清楚, 基础较差, 所以, 要想真正让普通话得到普及, 做好基础知识的培养, 做好应用管理工作就成了重要策略。

总之, 作为少数民族的教师, 我们要重视普通话的学习, 不仅要思想重视还是行动落实, 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普通话得到普及, 才能确保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摘要：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是一名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也是确保课程价值最大化实现的保障。但是, 对于部分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作为中小学汉语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 并通过相关的研究和思考来端正教师对待普通话的态度, 进而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 也为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好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中小学汉语,普通话,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冯志莹.浅谈小学教育中普通话的普及与实施[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2 (6) .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4

一、特征:普通高中进入新普及时代

一般而言,早期普及阶段更加看重入学机会和教育规模,这是教育外延发展阶段的必然特征。当教育从外延发展转入内涵发展阶段时,入学机会满足依然重要,但教育过程、育人方式、学生成长状况将更受到关注,成为普及的重心,进入新普及时代。

(一)量的普及需求减弱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战略决定,是党和国家对未来高中发展确定的方向指南。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乃至全民族素质提升的新需求,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根据2015年教育部对各省中长期教育规划的中期评估情况,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高中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6.5%。据预测,2020年之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90%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质量的内涵维度彰显

未来一段时期内,左右高中教育发展水平的因素,一个是普及,同时伴随高中生源低谷期收尾,两者将共同促成高中在校生规模的扩大。另一个是高考改革和综合素质评价将逐步深化,其对教育过程的影响将慢慢呈现。两方面的情况,决定较长时期内高中教育质量的双重维度。一个是外延维度,主要是受教育机会提供、资源与条件配置,其核心是确保每一个学生能够享受公平、便利、均等的高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另一个是内涵维度,是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培养人的维度,这将成为主要维度。尽管由于经济水平、教育基础不同,不少地区高中教育的主要任务还在于扩大投入,增加入学机会,但是数量意义上的“普及”指日可待。所以即便放在全国来看,高中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和适应性都将不可回避,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将成为普通高中质量的主要维度,内涵的主要内容。

(三)分类多样发展不可逆

高校招生录取方式多样化、生源需求多样化、家庭选择多样化,高中教育正在改变固有的分层加工的定势与惯性,真正迈向分类培养。政府推进学校发展的方式已经转型。这种转型,就是从那种分层递进的单一上升通道、固化的单一国家课程、坚不可摧的单一升学模式,转向多通道交叉、多样课程选择以及多种方式升学的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必然调整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注重高中的分类布局,引导不同类型的高中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呈现区域高中教育多样性。学校必将从旧有的单线分数竞争的思路中解脱出来,反思并重构办学定位,结合学校办学基础、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教育理想,铸造办学特色,培育学有特长的高中毕业生。

二、困境:新普及时代普通高中资源配置

过去五年,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实现了规模、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打下坚实基础,但目前仍面临很多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短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财政投入不足;办学模式趋同,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而从进一步普及高中教育、实现高中分类多样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要让资源配置适得其所,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一)资源需求交叉、统一与个性化的要求并存

对于资源需求,有的地区资源投入不足,而有的则是资源相对过于集中;有的学校面临严峻的大班额问题,而有的学校则堪比小班化教学;有的地区和学校希望加强财政和资源投入,而有的则希望加强政策性支持,尤其是自主发展的政策性支持。面对区域差异和校际差异,资源需求多元化要求配置既体现统一性又体现个性。如何既基于标准,又能实现积极的差异化供给?这是一大挑战。

(二)资源配置旧模式与公共治理新理念还不够匹配

传统模式下,政府完全主宰并承担配置任务,资源来源单一,配置手段和方法简单,资源效益评估机制不健全。这种配置模式不适应高中教育从外延转入内涵的要求,不符合公共治理主导下的政府公共管理趋势要求。面对高中发展的新特征和新需要,在资源配置上,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如何形成社会参与的多元配置主体?如何建立广泛的资源来源渠道?如何建立多元的效益评判机制?这些问题都必需正面回应和解答。

(三)高中普及和非义务特征并存造成资源规划两难困境

国家已经明确,将逐步普及免费高中教育。高中免费后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资源和政策资源的配置,更需要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的高度整合,从而做到高投入、高保障和高均衡。但是同时,高中教育暂时不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家庭和学生有选择的自由权,因而高中教育规模和巩固率存在未知数,资源需求的变数加大。这给资源的总体规划造成了两难局面。

三、实践:普通高中资源配置的新探索

(一)聚焦个别化需求的项目引领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投入的增加,政府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满足面上学校共同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已经不存在问题,特别像上海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地区。此时,政府在公共教育服务的资源储备和制度设计上,必然要留有一定空间,用以满足学校个别化办学需求,或者去引导办学走向。当然,为公平起见,这些资源和制度不会主动提供给学校,而是通常以自上而下的主导型项目或者自下而上的主动型项目来实现。以上海的普通高中创新素养项目为例,这是一个投入较大财政资源和政策资源的项目。上海市教委设定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项目,就是在一般公共教育服务基础上推出的意在鼓励学校个性化发展的服务项目。它有落实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考虑,但更主要是对一部分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在被命名若干年完成了当年的实验性项目后,如何寻找新的改革试验点的一种引导。学校要享受因这个项目带来的有利的办学资源和制度支持,必须主动申报实验项目,并接受评估。上海市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队伍中,有接近一半的学校申报并加入了这个项目,而对于其余的学校,如果不主动行动起来,恐怕是不会有谁把资源和机会送上门的。[1]

(二)效益为先兼顾公平的优质资源跨区配置

为了应对中心城区人口导出生源下降而郊区人口导入生源上升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缓解中心城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集聚而郊区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早在“十二五”期间,上海启动了市实验性示范高中迁建到郊区或者到郊区举办分校的改革举措。2009年,原地处卢湾区的向明中学在闵行区浦江镇举办了向明中学浦江分校。到2016年年底,黄浦区格致中学新办了奉贤校区、复旦附中办了浦东新区分校和青浦区分校、华东师大二附中办了闵行紫竹校区、上海中学在浦东临港校区办了东校、上海交大附中办了嘉定分校和闵行分校。市区优质普通高中学校迁建、改建或举办分校,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向郊区农村地区的辐射,惠及了更多的家庭和学生,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教育公平。

市区优质普通高中学校迁建、改建或举办分校的经验在于,在省级或地市级地方政府的统筹下,建立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跨区流动的协商机制,输出方确保优质资源真正进入输入地并在生源上提供适度倾斜,而输入地区在土地、校舍、编制、人事和经费投入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双方通过协商机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公共获益。

(三)聚焦课程实施需求的高标准保障

通过提高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来提升教育质量是一条重要的办学经验,但是高水平的保障不等于一味地提高建设标准、扩大校园场地、提高配置标准,因为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其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办学条件达到一定水准就可以了。一方面条件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而另一方面边际效益不再直线上升,那么,该怎么做?不妨回到新普及时代教育质量的核心来思考这个困境。新普及时代,育人过程、学生成长状况是质量的核心,其与育人的主要载体———课程———全面直接相关,所以,条件资源的配置应首先聚焦于课程实施的内在需求,而不再是在学校的基本面上消耗大量的财物资源。比如:上海近几年投入大量经费建设学校的创新实验室,这种配置思路基本源于课程实施的内在要求。普通高中课程要求开展拓展型和研究型学习,高中要透过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传统学科实验室只能维持简单的操作性实验,无法承载这种育人功能,创新实验室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可以是一间间教室,也可以是一幢大楼;它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有虚拟的;它可以是教师正式上课的地方,也可以是学生自主探究的场所……当资源配置导向这样的学习环境时,其效益不证自明。

四、思考:走向统一与个性化并存的资源配置

(一)科学定位资源配置的价值取向与策略

资源配置要立足高中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借鉴公共治理的理念,继续建立起“标准为本、需求引领、内涵导向、形成生态”的价值取向和总的思路。在这个定位下,明确几大主要策略和抓手:(1)标准更新和提高。校舍建设、经费标准、师资配置建立更高标准;建立新的软资源及其配置标准,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奠基。(2)区域照应。资源配置的约束性与引导性相结合,包括不同地区、城乡之间资源配置的约束性与引导性。(3)学校特色培育。对学校采取基于标准后的积极差别化配置,重在满足学校内涵发展的独特需求,培育特色。

(二)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配置主体

目前我国高中教育已经实现了“有学上”,现在处于“上好学”的新阶段,新的阶段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实现优质的教育公平。在这种形势下,资源配置机制上需要加以系统设计。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立法立政,实现项目引导式配置。这是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的共识与做法。

其次需要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机制。区域间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不仅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有助于区域教育的整体发展。因此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机制将有助于协调发展区域教育。上海为了加强城乡统筹规划,采取了加大郊区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郊区师资水平以及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辐射等措施,促进了郊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当然,社会参与的机制尤其重要。我们应打破狭隘的二元主体的观念———政府和市场,探索一种新的机制以减少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发生,那就是纳入社会参与的机制。

(三)建立统一、逐级与直通相组合的配置机制

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资源需求共性与个性并存,一定区域内的资源配置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允许适度差异。基于标准的统一配置、不同行政区域分级配置与直通到校的配置,都有其特定的适用领域。统一配置教育资源可以使所有同类学校的办学条件上升到统一水平,进而能够在同一基础上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在任意一所学校都能够在同水平的教育环境中接受教育。分级配置则有助于应对标准之下的区域差异,为地区二次配置提供一定的空间。直通配置则是针对具体学校而言的。对于一些特殊学校,可以采用直通式的资源配置方式,使教育资源可以直接到达最终受益的学校,这样做可以简化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缩短时间,实现资源“零在途”。

(四)推行薄弱学校绩效提升的倾斜配置

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时做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对象上,倾斜也是一种公平。所以资源配置要特别关注改造薄弱学校,建立基于办学绩效改进的薄弱高中资源配置模式。目前我国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取向上已经对弱势群体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这还不足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政策设计上还应纳入弱势教育的基础和存量,并尽量弥补弱势群体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所遭遇的损害。[2]当然,直通配置同样需要关注资源效益。学校要建立资源绩效分析报告制度,使教育资源的来源和使用透明化,清晰地展现学校获得和使用政府教育资源的全过程。学校可将资源绩效分析报告通过张贴、登报、上新闻等各种形式予以公布,这一方面可以让学校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使各媒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徐士强.高中不动就意味着落后[J].上海教育,2013-01-20.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5

《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发表的张璟玮、徐大明的《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下简称张文),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专门论证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关系的实证研究。该文以2002~2006年历年的“南京语言调查”为基础,对南京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与相关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该结论并不新鲜,但由于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论证下来的,因而更具说服力。

不过,在认同之余,本人对于张文也有一点遗憾,因为它没有解释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我国仍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不说或不会说普通话。单就张文提供的数据看,2005年,南京市非定居人口共有161万,其中79.1%的人掌握了普通话,这就意味着还有20.9%的非定居人口没有掌握普通话。这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进城农民工为例:有学者2005年曾对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与东莞5个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其普通话水平达到能与人顺利交流的程度(谢晓民,2006);还有学者在对北京、南京两地外来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仍有23.53%的农民工,其普通话“很不标准”或“不标准”(夏历、谢俊英,2007)。正因为有大量流动人口,尤其是不少农民工还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相关部门才为此专门要求在此类群体中积极开展普通话的培训工作。如,200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工作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05]32号);而在2007年度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把普通话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之一,以进一步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1)。

众多事实说明,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中,既有人说普通话,也有人只说自己的方言。那么,流动人口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普通话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地在流动人口中普及呢?尤其是那些流入异乡的说话人为什么仍能坚持自己的方言呢?对于这些问题,仅仅一句“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显然过于笼统而且难以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这个话题。

为此,我们拟采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研究途径,算是对城市语言调查的一种补充。2003年以来,本人一直都在关注家乡———安徽无为县傅村的社会变迁及语言变化,迄今已积累了大量数据与资料,有些可直接用于此次研究,而主要数据则来自2006年本人对傅村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且具有往返城乡的特点。因此,从农民工入手不仅可以保证此类研究的代表性,也可将城市与农村联在一起以弥补城市语言调查的不足。包括张文在内,人们针对流动人口而进行的语言调查,基本上都是立足城市而展开的,调查者与被试往往是陌生的并且只有一次接触,调查内容主要是被试在城市的语言生活及有限的社会信息,但被试在老家的相关信息我们往往不得而知,比如:他们在老家的语言及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老家与现在的城市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城市的,来到城市后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多吗,等等。一句话,城市语言调查并不能让我们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之前的相关情况。流动人口的特点就是“流动”,如果只关注流入地而不关注流出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特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说或不说普通话。

二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傅村是个自然村,隶属安徽省无为县洪巷乡龙泉行政村,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依据龙泉行政村2003年的统计,傅村共有76户307人,属于我国最为常见的中等村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傅村就陆陆续续有人进城打工。据本人2004年7月在傅村的走访,傅村当时有91人在无为县之外的城市打工,这还不包括随行的20位家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至少1年的打工史,有的甚至长达17年。他们一般都是去了上海、南京、铜陵等以及江浙一带较为富裕的中小城镇,而且以跨省流动为主,他们去的省内城市就是铜陵市。而且,傅村农民工大多数都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镇打过工,只在一地打工的反而少见。

一个农民要想在陌生的城市养活自己甚至全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决定了进城打工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而言,出来打工的往往都是素质较高的那些人,亦即农村的精英。傅村就是如此,从年龄看,傅村农民工在16~54岁之间,平均年龄仅33.4岁;而留守的傅村居民(这里不包括16岁以下或正在上学的)平均年龄竟高达45.6岁,其中不乏七八十岁的老人。文化程度更是直接反映了傅村农民工的精英性。据调查,傅村留守居民竟有55.4%的人从未上过学(即文盲),而傅村农民工的文盲率只有26.3%;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各个指标上,傅村农民工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留守居民。

可见,傅村进城农民工具有分布广、流动性大以及更年轻、更有文化等特点。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调查方法。在被试的选择上,我们将范围限于上海、铜陵与南京的傅村农民工,并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在这些城市进行抽样。这主要考虑到傅村农民工几乎遍布小半个中国,要调查到每个人似乎不太现实,而上海、铜陵与南京是傅村农民工最多的三个城市,如果找到一个往往可以牵出另外一个,找起来比较容易。在具体调查时,我们按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对被试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或电话采访,调查主要在2006年7~8月进行,其后几个月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电话回访。我们共获得49位傅村农民工的有效数据,其中上海35人,铜陵9人,南京5人。

三傅村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一)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1.普通话水平还比较低。调查显示:在普通话水平方面,“能熟练与人交谈”的只有2人,“基本能交谈”的有14人,“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20人,“不会说”的则有13人。其中前两项累计16人,约占被试总数的32.6%,后两项累计共有33人,约占被试总数的67.4%。这就是说,只有1/3的傅村农民工能用普通话与他人顺利交流。但是,所有的被试都表示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处于“听力好于说力”的阶段。

2.基本不会说打工所在地的方言。调查显示:能用当地话与人“熟练”或“基本”交谈的皆为0,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8人,不会说的则有41人。可见,虽然工作、生活都在当地,但傅村农民工对当地话没什么兴趣。

3.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更有用”。调查显示,在回答“哪种话更好听时”时,有35人选择了普通话,14人选择了老家话;在回答“哪种话更有用时”,43人选择了普通话,仅有6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在语言态度上明显倾向于普通话而非老家话,这与我们2005年在傅村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付义荣,2007)。

(二)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1.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仍是老家话,即无为话。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平常说得最多的话是什么?”时,有9人选择了普通话,约占被试总数的18.4%;选择老家话的有40人,约占被试总数的81.6%,没有人选择当地话或其他语言。可见,大多数傅村农民工说得最多的仍旧是老家话。

2.傅村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同村人时仍习惯使用老家话,但若遇到老乡(同县但不同村的人)时,则会视双方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语言能力进行选择。调查显示,即便从傅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傅村人彼此仍使用老家话,这与他们在老家没什么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老家话仍有其潜在的价值,发挥着密切邻里关系的作用。在回答“见到老乡时你一般会说什么话?”时,被试们虽然也都选择了老家话,但其中一个被试这样说:“如果是个熟悉的老乡,那我当然会说老家话;但若是个不认识的人,那就得看情况了。他要是说老家话,我就说老家话;他要是说普通话,那我也说普通话。”可见,傅村农民工在与老乡交谈时,会根据对方与自己是否认识以及说什么话来决定,当然这是以自己会说普通话为前提的。

3.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无为县之外的人)交谈时一般会使用普通话,但有时也使用老家话。调查显示,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有31人,选择老家话的有18人。

这一结果似乎与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有些矛盾,因为用普通话“能熟练与人交谈”或“基本能交谈”的一共才16人,而此次却有31人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这意味着“不会说普通话”或“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傅村农民工也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流。确实如此,调查中就有13位“只会一些简单的普通话用语”的被试和2位“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试选择了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每当遇到这两类被试,我都会追问一下。对于前者,一般会问:“你对普通话不是只会一些简单用语吗?那还怎么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对此被试们往往回答:“这些(用语)够了,我们与外地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于后者,我会问:“你不是不会普通话吗?怎么还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呢?”一个被试回答:“我只是这么希望的,不用普通话还能用什么呢?”另一个则回答:“普通话我也不是一点都不会,再说我们老家话与普通话差别也不大,连说带比划别人也能听懂个大概意思。”可见,这两个被试一个将主观的语言期待当成实际的语言行为,另一个则不能区别普通话与老家话。

另外,有18个人选择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遇到这类被试时,本人会接着问:“外地人能听懂我们老家话吗?”对此问题,不同城市的傅村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回答。在铜陵与南京的14位被试中,共有11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打交道,其中铜陵8人,南京3人,他们一般回答:“能听懂,这边的人讲话与我们老家差不多。”事实确实如此,铜陵、南京与傅村都处于江淮官话区内,看来与他们说话的都是当地人。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的傅村农民工,也有7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对于我的疑问,他们的回答一般是“能听懂”。我继续问:“上海人怎么会听懂我们老家话呢?”他们又答:“上海人当然听不懂,但与我们一样来打工的其他外地人有不少是能听懂的。”事后了解,这些外地人其实都来自江淮官话区,主要有安徽诸县(如含山、和县、庐江、繁昌和枞阳)(2)以及江苏的溧水。

总体而言,傅村农民工所能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老家话与普通话,但对老家话的使用远远多于普通话:一方面会说普通话的人比较少,而每天常说普通话的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在面对本村人、老乡,甚至一些外地人时,傅村农民工仍旧选择老家话,相反,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果似乎与现代城市有些格格不入,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我国城市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6.03%,农村为45.06%(3),而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的调查,全国大中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1%(陈章太,2002)。可见,今天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话社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傅村农民工为什么还是一口方言而没有转向普通话呢?

四傅村农民工与老家话

无论是在傅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语言态度调查都说明傅村人对自己的方言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心理和态度,因此我们只能从别的方面理解傅村农民工为什么如此普遍地使用老家话。

(一)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交模式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傅村农民工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用老家话,那就必须有一批同样会说或能听懂老家话的交流对象。2004年7~8月,本人曾就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内倾性,平时交往的仍以亲戚和老乡为主,与城市居民并无多少来往(付义荣,2005)。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又专门考察了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的交往情况。调查中,本人让被试尽可能多地列举所认识的外地人,而“认识”的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说出外地人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职业等)。从所认识外地人的数量及构成看,傅村农民工大致有三种类型:

1.封闭型:不认识外地人。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4人。

2.半封闭或半开放型:只认识房东或同事(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18人,每人平均认识1.3个外地人。

3.开放型:除当地的房东、市民外,有的还认识第三地的农民工、市民。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7人,每人平均认识4.2个外地人。

在这些类型中,封闭型的傅村农民工几乎占了一半;第二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虽有18人,但他们显然都属于被动地认识外地人,因为身在异乡总是要住房或工作的,而且认识的人也非常有限;第三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交游最为广泛,但他们只有7人,仅占被试总数的1/7。这再次证明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确实存在明显的内倾性,他们的语言状况显然与这种交往模式存在某种关联(见表1)。

表1中的“会说”包括“能熟练与人交谈”与“基本能交谈”两种情况,而“基本不会说”包括“只会一些简单用语”与“不会说”两种情况。由表1来看,封闭型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都是老家话,其中只有3人会说普通话,仅占该类型总数的12.5%;开放型的7位傅村农民工有6人经常说普通话,而且全部会说普通话;半封闭或半开放型的傅村农民工,其普通话的使用及水平也正好处于封闭型与开放型之间。可见,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认识的外地人越多、越广泛,他就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水平也越高。傅村农民工之所以普遍使用老家话,是因为他们经常和亲戚、老乡们打交道。但问题是,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为什么仍经常和亲戚、老乡们交往,和外地人尤其是当地市民反而不怎么来往呢?

(二)傅村农民工的就业模式

与傅村农民工类似的语言使用规律,社会语言学已多有揭示,其中以Milroy(1987)的“语言与社会网络”最为著名,她对贝尔法斯特市的几个工人阶级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语言中的标准形式,其原因就在于男女不同的交往模式:男性只在当地社区的工厂工作,所结交的也都是本社区的人,而女性则往往要到社区之外的城区找到一份工作,结交的多是社区之外的人。那么,傅村农民工的交往模式是否也与其就业模式有关呢?

内倾性的交往模式不光是傅村农民工,其实也是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一大特色,而且该模式几乎贯穿于农民工进城的各个环节,就像李培林(1996)所说的:“农民工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也基本如此。例如,在铜陵的那9位傅村农民工共来自4个家庭,这4家户主分别是一对洪姓兄弟与一对刘姓兄弟。一开始只是这4个人来铜陵打工,并且都是依靠各自的亲戚找到工作的,待自己稳定下来后,又陆续将家里其他人带了出来。目前,他们中有蹬三轮的(3人),做建筑工的(2人),卖蔬菜的(3人),做煤炭销售的(1人)。南京的那5位傅村农民工则来自两个家庭,其户主是一对徐姓兄弟。开始是徐兄在其亲戚的帮助下在南京做建筑工,干了两年后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帮人送货,有了一定积蓄后又在南京秦淮区租了一个小门面卖起了日用百货。其间他陆续接来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后来他又将自己的弟弟与弟媳带到南京,并帮助他们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同样的事情。上海的那35位傅村农民工,其就业方式也大致通过亲戚、老乡获得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这种依靠亲戚、老乡等非正规渠道实现就业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某个人一旦在城里稳定下来后,他就会将自己的家人、老乡带到城里来打工。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往往以“扎堆”的方式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诚如一社会学者描述的:“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某几个村庄的人群。”(翟学伟,2003)傅村农民工就是如此,调查中,当我在一个单位或出租房内找到某个傅村农民工时,一般都会在该单位或附近地区找到好几个傅村农民工及其他同乡。

其实,无论是过去在家种田,还是如今在城市打工,中国农民工都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中,这已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汉林、王琦,2001;朱力,2002;翟学伟,2003;李怀,2007)。当然,农民工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依赖并不只是对乡土社会的留恋,更是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向他们敞开怀抱。例如,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往往颁布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或为企业招聘外来农民工设置配额;或规定企业在没有城市工人可用时,才能雇佣农民工;或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的工种;或向外来农民工及其雇主收取各种费用(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则被用于安置城市下岗工人)(谢桂华,2007)。两相比较,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甚至可以说也只能选择他们在老家已有的网络关系。或许这样一段话最能概括中国农民工:“农民工故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其求职起着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缺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与社区支持的情况下,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农民工减轻忧愁和负担,避免农民工陷入孤苦无助的处境。这种初级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大多数农民工提供了第一份职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感情和心理支持,同时帮助农民工逐渐适应和融入社会。”(李怀,2007)

当了解傅村农民工的处境后,我们已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普遍使用老家话了。因为进城后的傅村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无论是就业,还是社交,他们仍不得不依赖亲戚、老乡等传统的网络关系。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才使得傅村农民工普遍地使用老家话,老家话在这里仍然起着密切乡邻的作用,和他们在老家时一样。

五傅村农民工与普通话

所谓普通话的普及,无非是让一个本来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学会并使用普通话。在傅村农民工中,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6人,其中9位经常说普通话(见表1)。本人曾专门询问过这些会说普通话的傅村农民工是如何学会普通话的,结果有15人次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6人次选择了“看电视”,3人次选择了“在校读书时学的”,那9位经常说普通话的都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在这三种习得途径中,后两种其实与人口流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经常说普通话的这9位傅村农民工。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已说明人口流动确实能够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问题是,都是从一个村子走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能在打工中学会并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他人就不能呢?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这种分化,与他们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分化是相适应的,而社会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进城之前,傅村农民工同住一村,同事一业(农业),同说一语(无为话),甚至每天交往的人也没什么分别,无外乎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因此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来到城市后,由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再加上城市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傅村农民工最初从事的往往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比如当保姆、捡破烂、建筑工、挤牛奶、蹬三轮等。对于追求富裕、幸福的傅村农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因此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其他相对轻松而又收入高的工作,比如有人开起了小百货店、理发店,甚至还有人搞起了煤炭销售等。如果将这种职业上的差异与语言使用联系在一起,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对应关系(见表2)。

表2中的“普通话使用者”是指“以普通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老家话使用者”指“以老家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由表2来看,“普通话使用者”主要集中于商业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或人脉关系。据了解,这些人目前从事的都不是他们在城市最初的工作。比起最初的工作,现在的这些工作除了具有收入更高、体力消耗更小、工作环境更干净等特点外,还都需要经常和外地人(主要是顾客与生意伙伴)打交道,在此形势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反观“老家话使用者”,多数人都从事一些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如建筑工、挤奶工、捡破烂等,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8人,约占老家话使用者的70%。对于这部分人平常仍说老家话,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与外地人打交道。

然而,“老家话使用者”与“普通话使用者”所从事的也有相同的工作,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依旧说老家话呢?经调查,他们与做同样工作的“普通话使用者”其实存在某种依附或主次关系。同样是摆地摊,有一对傅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就是“老家话使用者”,平时出摊、进货、与人砍价等重要工作基本上是由这对兄弟来做,他们的妻子更多的是做家务,或帮助丈夫整理摊位、货物等,并不怎么直接面对顾客;同样是开小百货店,有一对徐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及一个孩子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三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些辅助性工作;同样是做厨师,“普通话使用者”中的厨师与“老家话使用者”中的厨师本是一对师徒,前者在饭馆承包了厨房,经常要和老板打交道,而后者只是在前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不怎么抛头露面。可见,“老家话使用者”中的摆地摊者、开小百货店者、厨师只是相应工作的辅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此类工作的人。

在“老家话使用者”中,还有一些人从事蹬三轮、贩卖蔬菜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要与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普通话使用者”呢?本人为此曾电话回访了其中一个被试(洪某,在铜陵市蹬三轮车载客),他的一席话可以帮我们解开谜底:“我虽然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铜陵这个地方,你知道,又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五湖四海的,什么人都有,这边除了铜陵人之外,就数我们无为人多,其次就是枞阳人,这些人说话,你知道,都和我们差不多。所以,在这说老家话没有什么不妥的,要是说普通话,拿腔拿调地费劲不说,还没什么用。”这段话突出了铜陵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循此思路,我们发现,这些蹬三轮与贩卖蔬菜的“老家话使用者”都来自铜陵,而且铜陵市傅村农民工使用普通话的概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比如在总共9位“普通话使用者”中,铜陵仅有1人,上海则有6人,南京也有2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在于铜陵与傅村在地理、语言等方面异常接近。铜陵是距离傅村最近的城市,傅村人去铜陵犹如去无为县城,个把小时就到了;语言上,无为话与铜陵话同属于皖中江淮官话;历史上,铜陵与无为一直往来密切,现在的铜陵人口有很多都是从无为移民过去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铜陵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就从周边的无为、枞阳等县招募了大量工人,仅傅村就有两户人家应招去了铜陵,改革开放后,傅村又有人陆陆续续地以买户口等方式在铜陵上学、就业,铜陵已成为傅村人真正实现城市化的第一选择(付义荣,2004)。身处这样的城市,即便你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并经常和外地人打交道,但这些外地人无论是铜陵本地的,还是从邻县移民或暂时过去的,在话语上都能与自己相通,在这种情形下,说老家话并不会妨碍交流。那么,那位煤炭经销商又为什么要说普通话呢?经调查,他把铜陵的煤炭销往全国各地,表面上在铜陵打工,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交往的外地人远不止铜陵一地,这与那些蹬三轮、卖蔬菜的傅村农民工显然不同。与铜陵相比,上海、南京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与傅村隔得比较远,不仅历史上少有往来,而且语言上的差异也相对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都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流动人口不仅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对于傅村农民工来说,如果在这样的城市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就意味着他要碰到很多与其话语不一样的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继续使用老家话,无异于自绝“财路”,甚至“生路”。

至此,我们发现这9位“普通话使用者”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他们都从事开放性的工作,经常要和外地人打交道;(2)他们与这些外地人之间已难以用老家话进行沟通。在我们接受调查的49位傅村农民工中,凡是兼具这两个特点的都是“普通话使用者”,否则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就是说,当一位傅村农民工感到老家话已难以满足他的工作需求时,他就会开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

六结论

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事的只是一些非常低端的工作,其就业与生活仍依赖传统的关系网,方言仍是他们密切乡邻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亦有一小部分不甘现状的人开始尝试更好的工作,并因此不得不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渐渐地他们脱离了原本较为封闭的工作及生活,在此情形下,方言已难以胜任,而普通话就成了这部分人开展工作并拓展事业的最有效工具。由此可见,单纯的人口流动未必能够直接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只有经过开放性的职业与交往等中间因素才会发挥其推普的效能。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开办,普及,流行音乐专业

流行音乐作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是其它同类行业所不可替代的。无论从商业产值、受众范围、社会关注度等方面, 都在与其它音乐形式的市场竞争中傲视群芳。但相对于其它音乐产业的稳步发展, 流行音乐市场则经常出现内地乐坛不景气;创编人员和歌手青黄不接;新作品匮乏;质量参差不齐等波动因素。这些弊病看似是一种行业周期性运转和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体现, 而实际上却是流行音乐某些内部机能缺失的反映。就笔者看来, 在诸多不规范的体制模式中, 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中国流行音乐专业性教育的不足和储备人才的匮乏。而解决这种问题最直观的方式之一, 就是将流行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 在普通高等院校的音乐院系开设。

流行音乐专业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在南京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学院开设, 也有一些综合类高等院校和民办院校试探性的尝试进行流行音乐教育。但相对于同为声乐范畴的美声和民族声乐教育来说, 无论是从教学规模, 还是从社会反响上来讲, 流行音乐的专业教育都只能视为初级阶段。其实对于很多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 对音乐的喜爱是从欣赏流行音乐开始形成的,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也是流行音乐, 甚至是他们对于流行音乐的痴迷使其最终选择走上了音乐专业学习的道路。而如今绝大多数普通高校音乐院系没有开设流行音乐教育的现状, 打碎了很多学生的流行音乐梦想, 使他们少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实际上, 这种缺失的影响并不仅仅如此, 它还使得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举步维艰, 甚至影响到了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 普通高校必然存在很多顾虑和困难, 但其开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在很多音乐界人士中早已达成共识, 对于流行音乐是否应该进入高等教育, 如何进入高等教育, 值得每一位关注流行音乐和社会教育的学者仔细思考。

一、普通高校开设流行音乐专业存在的困难

目前, 普通高校之所以未能及时开设流行音乐的相关专业, 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 在思想上没有对流行音乐形成足够的重视。虽然流行音乐早已成为社会文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一些人始终将流行音乐错误的视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 并没有将它当做一门专业学科来看待, 对流行音乐在音乐领域的重要性存在误区和偏见, 这使得流行音乐长期以来很难登堂入室, 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

其二, 对于相关专业学生的招收、考核、评价、培养体系缺乏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流行音乐的范畴很广, 各种音乐风格迥异, 唱法和表演方式大相径庭, 孰高孰低很难有定论。因此很难形成标准化的评价体系, 这就为高校在此专业的招生和授课方面造成了很大障碍。

其三, 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的不足使高校的流行音乐专业很难展开。一门新兴学科的开设往往需要具备充足的师资力量, 周密的教学方案以及完备的硬件设施才能够开展, 而对于流行音乐这门独特的学科而言, 这几方面的筹备都存在一定困难。绝大多数高校现有的音乐教师都未曾接受过专门的流行音乐教育, 对流行音乐的教学方法不甚了解, 所以建立专业而全面的流行音乐师资队伍有很大困难;由于可借鉴的办学经验很少, 因此对于流行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远景规划等方面都比较模糊, 不敢贸然开设;流行音乐教学所需的硬件设施也比较多样, 而且价格不菲, 再加上其更新速度较快, 使得普通高校很难给予其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些现实的屏障使很多高校找不到良好的解决方法, 从而对流行音乐专业望而却步, 阻碍了流行音乐专业进入高校的进程。

二、流行音乐专业进入高校的必要性

根据对目前高校音乐院系教学开展情况的了解, 以及对开办流行音乐专业可能性的仔细分析, 种种迹象都表明, 在当下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开展已近成熟之机, 将流行音乐专业适当引入, 正是高校发展的明智之举。无论从学生、学校、社会等各种角度来看, 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和普及都十分必要。

第一, 流行音乐的社会实用性对学生的完善知识体系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有重要的帮助作用。目前, 就普通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而言, 在校期间所学的音乐常识多是以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相关知识为主, 而恰恰忽略了现代音乐的部分, 在社会对流行音乐相关知识和技能需求旺盛的今天, 此部分在高校教育中的缺失使很多学生的能力与社会需求脱轨。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就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服务社会, 在时代对流行音乐大量需求的今天, 过于死板的专业教育对流行中的文化现象充耳不闻, 是对学生未来的不负责任。要使学生的素质与社会普遍需求平稳对接, 流行音乐专业的开设和普及势在必行。

第二, 流行音乐的引入可以使高校另辟蹊径, 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在高校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开设新的热门专业, 是吸引生源, 扩大发展的一个高明举措。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困难和机遇都是相对的, 流行音乐的开设可以扩大生源, 提高办学水平, 创新科研。这些都是其它音乐专业所不可取代的, 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开设此课程的广阔发展前景。

第三, 高校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是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文提到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负面因素, 要从长远解决流行音乐发展的顽疾, 使其健康稳定的成长, 需要高校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支持。只有在高校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专业优秀的流行音乐演唱、创编、策划、理论等方面的人才, 它是为中国流行音乐产业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升流行音乐艺术水平的直接方式。

其四, 高校流行音乐的普及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当下的流行音乐中有很多颓废低俗的不良作品, 流行音乐界也存在着很多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阴暗面, 青少年中过于狂热的“追星”现象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流行音乐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来引导青少年欣赏健康向上的流行音乐作品, 帮助青少年明辨是非, 建立正确的流行音乐欣赏观, 以自身的有效行动来逐渐扭转流行音乐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而这种应用能力强, 能够肩负起社会重担的专业人才只有在高等教育中才能培养出来。

三、对于流行音乐进入高校的可行性建议

流行音乐若要尽快的融入高校教育的节奏中, 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缺一不可:首先, 要使高校的决策者端正对流行音乐行业的态度。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和教育理念是开展实质性教学的第一步, 要剔除对流行音乐的偏见和片面认识, 认清社会对流行音乐专业人才需求的紧迫形势, 深入理解流行音乐专业的可教育性和可研究性, 只有去除偏激的思想, 高度重视流行音乐专业的价值, 才能搞好教学, 培养出优良的人才。其次, 创新性的开展课程探索和师资力量的培训。对于流行音乐的实际教学, 目前可借鉴的经验并不是很多, 而且在实际授课中, 由于流行音乐的风格

高校广播育人功能的探索与研究

——以吉首大学为例

1.彭克锋2.吴洪波3.张依君 (1.2.湖南省吉首大学416000;3.湖南省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416000)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广播发挥育人功能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现实的表现 (以吉首大学为例) , 指出了高校广播作为校园实践基地在促进学生成人成才,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及交际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校广播;育人;实践基地

备注:本文为吉首大学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资助课题, 课题编号:2009JSUA01。

目前, 我国高校基本上都拥有自办的广播节目制作、传播机构, 然而大部分高校对广播的功能没有充分地认知, 认为其远离高校的核心工作, 因而对其缺乏重视和建设, 使其没能跟上我国高校的发展步伐。事实上, 高校广播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性, 积极参与高校的核心工作——育人。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 将高校广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将其建设成为校园实践基地, 充分发挥其在育人上的重要作用。

高校广播实施育人功能的政策和理论可行性

党的十七报告指出, 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 坚持正确导向, 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高校广播作为高校内的大众传播媒体, 也有通过广播节目来实现引导舆论, 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功能和职责。因为高校广播的传播范围在高校内, 传播对象主要为学生和教师, 广播节目在在内容上更贴近师生生活, 更容易引起师生的兴趣与共鸣, 因此从信息传播的接近性上分析高校广播进行育人工作是可行的。

其次, 高校广播在传播效果上有着优于校园其他媒体的独特传播特性。相比校园其他媒体, 我国大多校园广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强制性传播”的方式——通过安装在公共场合的发声设备, 定时对该发声设备声波传播范围内的人群进行公开的强制性传播。这种方式使得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内, 受众只要在广播播出的时间段处在广播发声设备声波能够覆盖的范围内, 就会不自觉地收听到校园广播传播的内容, 受众无法对是否收听进行自主选择。而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 如果其品牌和内容不为受众所接受, 受众根本就不会去看阅和收看这些媒体。

第三, 校园广播收听成本较低, 其主要投入是设备投入, 一般的地方性院校一次性投入二十万元, 就可以解决其制作、播出等设备建设, 而其收听却是完全免费的。所以相比报刊、校园网的收费和有线电视的收视费相比, 学生通过校园广播获取资讯更方便、更经济, 因而也更容易接受广播。

特性各异, 所以经常需要随机应变、因材施教, 这就对高校开展教学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 高校的课程设置要统筹兼顾, 有节奏的逐步展开, 从基础教学抓起, 突出优势课程, 逐步探索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 要展开外出观摩进修、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优质课评比等活动, 使教师的教学能力逐步提高, 教学方式得到不断改进, 以适应流行音乐专业的教学任务;此外, 要紧随时代变化, 开创全新的教学模式。流行音乐的教学方法与其它音乐专业相比存在很大差异, 流行音乐的教学应该突出“实用、深入、创新、实践”这四个要素。要以社会需求为教学目标, 用时代的眼光在前进中不断调整教学模式, 既要注重技能培养, 也要重视理论素质, 在学生不断地创作和表演实践中提高专业能力。

流行音乐作为时代鲜活的文化信号, 理应得到教育者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研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音乐符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教育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如今, 教育依旧是保护、发展、传承各种音乐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希望流行音乐的价值能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

所以, 随着高校自办广播完全可以在育人工作中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而促进自身地位的提升。下面结合我校实际, 粗浅的谈一下高校广播在育人中现实表现。

高校广播育人功能的现实表现

一、吉首大学广播站情况简介

吉首大学广播站自成立以来, 较长时间因缺乏明晰的办广播思路和管理体制, 其在学校的办学育人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2003年, 学校对广播站的管理作出改革, 将其划分给校电视台进行管理, 从而成立吉首大学广播电视台 (同时是该校新闻专业的实习基地) , 并在通过专项经费完成广播节目制作、播出设备的数字化改造, 实现无线调频播出和网络传播。同时, 确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广播节目制作的指导、管理和播出工作。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吉首大学广播站办广播的思路日益明晰, 摸索出一条富有成效的管理体制——明确了广播节目制作和内容必须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 以专业的老师为指导, 充分利用与校电视台是一家人的优势,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办台的模式。具体做法是:从校电视台工作人员中抽出一名专业老师负责广播工作, 该同志负责选拔、培训和指导学生播音员与编导, 同时负责对节目的导向、内容和质量进行把关和播出, 在校内新闻的采编上利用电视稿件和广播稿件都注重口语化解说为主的特性, 通过校电视台的学生记者队伍来完成新闻事件的采访、稿件的写作和同期声的采录, 广播播音员和编导再依据广播语言的特性对电视稿件进行修改播出。而广播站则负责为校电视台培养和输送播音员。从而实现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互补,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模式, 因为有专业老师做指导, 以学生为制作主体, 既保证了节目的导向和质量, 又贴近学生的信息需求, 因此, 节目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

二、吉首大学广播育人功能的现实表现

第一, 促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高校广播“强制性传播”的方式, 使其在及时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报道学校在教学、科研和师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是具备优势。而这些信息通常能够弘扬主旋律, 振奋大学精神, 全方位、立体化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教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我校广播站每天通过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等栏目, 可以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 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在校内自办栏目的设置上, 通过我校广播台开设的《新闻七天》栏目, 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学校的方针、政策, 了解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内容;《阳光海岸线》是一档文学与娱乐为一洞察, 使其尽快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 在教学探索和学生的学习研究中不断升华, 为后代留下一笔完整深刻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王思琦著.《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年3月第1版.

[2]梁茂春著.《中国当代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7月第3版

[3]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4]曾遂今著.《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曾遂今著.《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6]高宣扬著.《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第1版.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7

1 游泳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概况

游泳在中国出现很早,据说在大禹治水时已经发明不少游泳的方法。然而那时游泳只是一门重要的生存技能。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参与游泳的时间和机会增多,游泳才开始作为一种运动逐渐在民众间普及并发展开来[2]。

中国近代的游泳运动首先开始于香港和广州。它以中国最早的游泳池,即1887年英国人在广州沙面修建的25 m游泳池为开端,从此游泳运动由南向北逐渐发展壮大。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游泳场所等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使得游泳这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然而,游泳运动作为一门课程迄今为止还在发展阶段。不必说大多数没有开设游泳课的高校,即便是有,它的发展也不尽完善。所以,游泳运动在高校体育教育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推动游泳运动在普通高校发展的因素

据悉,目前高校体育运动教学项目中最常见的是球类运动、田径运动、健美操运动、体育舞蹈以及民族体育运动等项目,而集健身性、娱乐性和终身性于一体的游泳运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还未得到充分发展。随着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增强,游泳运动也成为当今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项目之一。新时期的大学生体育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学生体育文化素养,提高体育知识技能的学习为目标。教育内容会依据学生的个体需要和学校的教育设施而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游泳运动的周期性特点以及高校课程的灵活性也为游泳运动的普及推广提供了良好契机。

2 . 1 社会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

作为青年一代的大学生群体,国家和社会对他们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体育教育理念,“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都将促使大学生向着更加良好的方向全面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对人才数量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对人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未来社会各个领域需要的是“高精尖”人才,他们不仅要具有知识、学历和能力,还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需要能够长期并且稳定创造社会价值的人才,所以游泳运动在高校的普及推广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

2 . 2 学生健身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和学校高楼林立的状况迫使学生的体育运动从户外转向户内,加之各大高校体育教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备,为学生的健身活动提供了多种选择。有需求就会有发展,通过对比,这种凭借自我支撑力和推进力在水里活动的游泳运动,其运动环境的改变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众不同的运动方式也给了他们更多新的感官体验,因而更加受到大学生的欢迎。

2 . 3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要求

游泳运动能够使肌肉匀称发展,增强身体耐寒能力。它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内脏功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并且能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从小学会游泳,不仅可以为竞技游泳奠定良好的基础,还能掌握生活、劳动中的一项技能。

游泳运动需要借助自身肢体的动作和水的作用力进行。经过长期训练能够增强全身肌肉的协调能力。人们在游泳时,身体必须要保持平卧的水平姿势,于是,这改变了人们平常运动,如跑步、打太极、跳健美操等站立运动的空间定向。加之在游泳池内,受水的浮力影响,初学游泳的人所受到的水压,让他们的呼吸比在陆地上困难。然而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环境的作用下,经过一个长期的持续训练,学生的有氧耐力得到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学习游泳需要学生不断地克服困难,从而培养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因此,游泳运动是实现“健康育人,终身受益”这一体育教学目标的最佳选择。

3 游泳运动在高校普及推广的有效措施

在对众多因素的分析中,游泳运动在普通高校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从学生方面来看,有些学生具有畏水心理(特别是在北方);从教师方面来看,师资力量比较欠缺;从基础设施方面来看,全国大多数的普通高校还没有完善的游泳教学基础设施。为了促进游泳运动在普通高校的有效推广,针对这些不利因素,可采取如下建议措施。

3 . 1 重视对教师的专业培训, 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

教师是开展游泳运动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新课程改革中,明确了教师的职业素养之知识素养,即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然而纵观大部分高校游泳运动的教学现状,教授游泳运动的教师大都是非专业出身,他们只是迫于学校课程任务的压力,暂时代理游泳课的教学工作,可这在游泳运动的标准化教学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目前的游泳运动教学中相对缺乏专业老师。同时,这也是游泳课在普通高校难以推广的关键因素。因而,教师的专业性培训成为普及推广游泳运动的重中之重。

重视教师的专业性培训,这不仅要求教师提高在游泳运动方面的专业能力,还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因为游泳运动的学习是一个综合过程,包括游泳技能的学习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在当下高校游泳课程的教学对象中有一部分学生群体,他们来自农村,自小接触水较少,也就是俗称的“旱鸭子”。对水的天生畏惧性使得他们在面对水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慌[3]。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就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游泳的教学活动中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悉心教导,耐心讲解。

3 . 2 完善游泳教学的基础设施

游泳教学基础设施是普及推广游泳运动的物质保障。但是在目前,大多数普通高校游泳的基础设施严重脱节,一些深处内陆、且资金缺乏的高等院校还没有专门的游泳馆,甚至是游泳池。部分有泳池的高校也因其安全设施的缺乏影响了游泳运动的顺利开展。

鉴于这参差不齐的发展现状,各大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投入相应资金用于游泳池或游泳馆的建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场地和良好的环境。如果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标准化的泳池建设,可以考虑和当地的俱乐部合作,让他们提供训练所需的场所,而学校负担一定的费用,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新时期,大量惠民、便民的科学技术不断出现与应用也给未来高校泳池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如经济实用的拆装式泳池,它能够灵活利用已有场地,像操场、广场、闲置的厂房等,既不用大规模动土、消耗资源,又能节约资金、重复使用。其投资成本低、建设效率高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游泳运动在高校的顺利开展。

3 . 3 合理安排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

在已有游泳课的高校中,游泳运动的教学方式单一,常常教师只是简单教授动作和技能;课堂教学以班为单位,组织混乱,教学效果低下;课时安排不足,学生缺乏实践练习。

因此游泳运动的教学实践需要多方努力。首先,教师改变教学策略,从原有传授理论知识转向鼓励学生进行实践练习,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采用灵活机动的教学模式,以适应与学生实际课堂的需要,如集体练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等。其次,由于当前高校体育教学课时安排的局限性,很多学生的练习仅限于选修课上的学习与练习,因而往往是浅尝辄止[4]。所以开放专门的游泳场地,为学生课后练习提供时间和场地上的保证。最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看专业的示范视频,如专业运动员比赛的精彩视频,这在调动学生参与游泳课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对游泳动作也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和学习。当然,组织业余的小组比赛,实行积分的考核制度都可以丰富游泳课的教学活动。

所以,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游泳运动,还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学生学习游泳的自信心。总而言之,要实现游泳运动在高校的普及推广,就要更加合理地安排教学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4 结语

普通话普及情况 篇8

1995年, 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刚要》, 其核心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 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人民群众的体育一是有了进一步增强, 积极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人体是有几百万亿细胞构成的。由各类细胞组织, 构成特殊形状和作用的器官和系统, 充分发挥各自的质量和功能。然而, 人类的这些器官和系统又经常的会出现“罢工”。因此, 健身, 成了当前人类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普通高等院校中的健身热潮曾在中华大地上一浪高过了一浪。而在众多的健身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健美操运动, 以其自身特有的优势, 必将在普通高等院校中占据首要地位。健美操是有人们进行竞技和锻炼身体的走、跳跃、四肢活动等身体练习所组成。它是最简单, 最自然的身体练习。作为锻炼身体的手段, 他们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体育运动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健美操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运动项目, 在运动技术、教学方法、比赛规则、健体理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健美操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在进行身体教育的过程中, 不管哪一个年龄阶段, 何种性别, 只要合理选择和运用某些健美操项目练习, 就能确保人体机能和形态, 以及身体素质得到最佳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健美操运动也突飞猛进的发展着, 而在黑龙江省健美操运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据调查, 黑龙江省健美操的锻炼者有80%是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在普通高等院校中大部分学生表示喜欢健美操运动, 在黑龙江省已经有一部分普通高等院校开展了健美操运动, 可是还有一部分高校没有开展健美操运动, 本文对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开展健美操运动和没有开展了健美操运动的师生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进行了调查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 面访, 座谈详细了解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人们对参与健美操运动的认识、内容、时间、场所等方面的情况, 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为更好的在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中普及健美操运动提供了决策参考。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中开展健美操运动的学校中随机抽取40%———20所学校, 没有开展了健美操运动的学校中抽取40%———12所学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2.2.2 问卷调查法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 请有关专家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 共发放问卷1681份, 回收1652份, 回收率98%。其中有效问卷为1602份, 有效率为96.9%。在半年后, 再一次向同一批人发放同样数量问卷, 有效率仍为96.9%, 问卷具备有效性。

2.2.3 访谈法

对研究对象的开展健美操运动的20所高校中的锻炼人群集体与工作人员共80人进行面访交谈, 并在各锻炼区进行实地考察。

2.2.4 数理统计法

把收集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数理统计。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 健美操的起源和特征:

3.1.1 健美操的起源

健美操起源于1968年, 英文原名“Aerobics”, 意为“有氧运动”、“健身健美操”。20世纪80年代初, 美国健身、影视明星简·方达根据自己的健身经验和体会, 1981年编写出版了《简·方健美术》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这对健美操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3年美国举行了首届健美操比赛, 1984年首届远东区健美操大赛在日本举行。由于两次大赛的成功, 1984年七健美操运动在全世界各地全面兴起。每年国际上举办的挥动有:健美操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世界冠军赛、世界巡回赛。国际健美操委员会力争2004年将健美操项目带入奥运会。

3.1.2 健美操的特征

健美操界体育的一个项目, 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文化活动。它融体操、舞蹈、音乐于一体, 通过徒手和使用健美器械的身体练习, 达到健身、健美、健心目的的一种新兴体育项目, 有人称现代健美操为“节奏体操”、“有氧体操”、“韵律体操”、“迪斯科操”、“身体娱乐”、“有氧舞蹈”等等, 名称虽有不同的目标——增近健康, 塑造体型、陶冶情操、实现健与美的追求, 它具有下述四个本质特征:

a.健身、健美和健心的一体性特征;

b.运作的多变和协调特征;

c.运动负荷大小可调, 有针对性特征;

d.鲜明性的节奏和韵律特征。

健美操运动是一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普及性极强的, 能增强人体吸收、输送与使用氧气的耐久性运动。在整个健美操运动过程中, 人体吸收的氧气大体与需要氧气相等, 它具有所有有氧运动的健身功能, 如全面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促进肌体各组织器官的协调运作, 使人体达到最佳机能状态。健美操与诸多运动项目相比, 还具有独特的优势, 比如大众健美操的动作比较简单、易学、, 便于广泛开展, 符合大众健身的需要。在健身的同时, 带给人们艺术享受, 使人心情愉快, 陶醉于锻炼的乐趣中, 减轻了心理压力,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从而更增强了健身的效果。

具体如下:

3.1.2. 1 健美操的健身功能

健美操引用到高等院校, 主要是运用大众健美操简单易学, 节奏感强并按一定顺序来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的特点来发展肌肉, 骨骼和关节, 增强呼吸, 提高心肺和血液循环系统以及消化系统的功能, 促进代谢。

3.1.2. 2 健美操的塑形, 矫形功能

人们对形体美有着各种认识和追求, 越来越多的人崇尚健美, 把健美的体魄作为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 “宽厚的胸膛, 发达的肌肉。”成为男性的目标, “苗条的身材, 合适的围度。”成为女性的追求。人们根据自身的体型和其他各项体格指标, 合理的进行大众健美操和竞技健美操锻炼, 通过优雅的姿势和均匀的力量练习。使身体各部分得到协调, 匀称的发展。增强整个身体的协调性, 灵敏性。弥补缺陷, 优化姿态。

3.1.2. 3 健美操的减肥功能

物质文明的提高, 肥胖, 高血压等文明病也随之而来。许多的肥胖者在尝试药物减肥失败后又回到了运动减肥中来, 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时减脂减体重的最佳运动方法。在健身中健美操依靠其低冲击, 高能量的代谢方式达到健身标准。

3.1.2. 4 健美操的社会娱乐和健心效益

知识经济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不止是高质量的文明消费形式。同时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使得许多人进入了亚健康状态, 许多人的工作日程就像高考的学生一样, 走进全民健身, 不仅要找回自己的健康, 也要找回自己的魅力和快乐。许多人在跳健美操的同时结识了许多朋友, 同时也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增进心理承受能力, 以便以充沛的体力和正常的心态对待生活和工作。

3.2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开展健美操的现状分析

黑龙江省普通高校师生参与健美操运动的总人数:

根据调查统计,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师生参加过健美操锻炼以及活动的人占黑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师生总数的34.34%, 在黑龙江省无论是已经开展健美操运动的普通高校, 还是没有开展健美操运动的普通高校都有很多师生参与健美操运动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