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共10篇）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1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各方言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即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我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义和标准，将它正式定名为“普通话”，意思是“普通”“共通”的语言，同时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定了普通话的内涵，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我的一个朋友叫咪咪，她在快乐小学里学习，为什么要报读快乐小学呢？因为快乐小学里有普通话专业课，妈妈准备在咪咪上二年级时带她到北京旅游，北京人说的是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学不好普通话，去到北京，什么都听不懂，说不清，所以妈妈想咪咪学好普通话。第一次上普通话专业课，咪咪竟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课桌上呼呼大睡。放学后，老师给咪咪的妈妈一个提醒。但是，接二连三的普通话专业课，咪咪不是在呼呼大睡，就是在开小差或是在说闲话。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妈妈带咪咪去北京旅游了。咪咪迫不急待地收拾好行李，心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兴奋。

咪咪和妈妈坐飞机来到了北京。妈妈说：“咪咪，现在我们先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知道吗？那里最热闹了！”上了车，车里人山人海。咪咪挤在一个位置，一不小心，踩到了大伯干净的皮鞋，咪咪想对大伯道个歉，说声对不起，可是，咪咪的普通话说不准，竟然对大伯说：“对不‘气’。”整个车厢的人都捧腹大笑。咪咪的脸刹时间变的红彤彤的。

正因为这件事，这几天咪咪都闷闷不乐，咪咪的妈妈似乎看出了咪咪的心思，就提早回家了。她俩到了售票处，妈妈在手袋里找钱包就叫咪咪问姐姐要多少钱，咪咪的普通话又不准了，咪咪说：“姐姐，需要多少‘牵’？”售票的姐姐又笑了起来。咪咪低下头：都怪我，没有好好学习普通话，临走前还闹出一个笑话。

回家后，咪咪上课时再也没有开小差，专心致志地听老师上课。放学后，老师表扬了咪咪，咪咪心里非常高兴，甜丝丝的。

咪咪进步很快，不但纠正了原来的发音，还学会了许多新词语，咪咪想：下次去北京，我再不会闹笑话了，我要好好地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

那天妈妈给我听写。念着念着，忽然妈妈念到“扔（Leng）掉”，什么？扔（leng）掉，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怎么写，也想不起课文里在哪出现过这个词。我只好说不知道，妈妈训了我一顿。当妈妈把书拿给我看时，我一看，这不是念扔（reng）掉吗？哪念扔（leng）掉呀。我急忙纠正妈妈，妈妈不好意思笑了。听妈妈说，她们小时候对讲普通话并不那么重视，那时的老师说得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发音也不准确，因而对学生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所以妈妈的发音一直是不太准确。于是我决定做妈妈的老师，帮妈妈发音。每次妈妈说得不标准时，我就帮妈妈纠正。在我的帮助下，妈妈改了不少。听着妈妈渐渐标准的普通话，我心里乐滋滋的。

那么怎样学好普通话呢？

1多听一些广播，边听边说。

让我们学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吧！

普通话对于每个人而言，它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语言，它在促进全社会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向纵深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人认为普通话学不学都无所谓，要是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现在，普通话为我们创造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一个发展的空间，一个进行交流的工具。普通话是以北京话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是现代民族的共同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也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要是不会说普通话，而想成为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现代文明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比如，一些农村的人来城市找工作，他们不会说普通话，跟老板说话，简直是“鸡同鸭讲”，那就不会得到老板的欣赏，基本上也没有被录用的可能。

现在的时代，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要是不懂得说普通话，那将会被社会淘汰。其是，说好普通话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从自身做起，要认真说，不但在课堂上说，在办公室说，还要在家里说，在公共场合说，到社会上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人人说、时时说、处处说的推普环境，这样就能做到脱口而出的境界。

我体会到只有大力推广普通话，才能消除各名族和各地区之间的.语言障碍，促进各地区和各名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才能更好的和外国人交往，还能学到外国的许多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人名都能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

我们小学生，一定要从我做起，学好、说好普通话。

因此每个人要会说普通话，这样才能让我们处在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中。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2

一、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的现状

对于我们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普及普通话是非常困难的, 就好比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 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教师普通话水平的提高, 所以, 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低, 甚至不会普通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方言的影响。方言是主要影响因素, 该因素直接影响着环境, 教师和学生学习汉语一样, 都是没有使用的场所, 周边的人说的都是当地的语言, 自己用普通话和人交流会显得与众不同。所以, 不能用普通话与人在平时进行交流这是影响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

2.部分校领导不重视。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或者是明确的规定, 在教学时, 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普通话教学的模糊规定势必会让一部分教师认为“学习普通话”并不是“文件”或者是相关“政策”要求必须达到的。所以, 很多教师就会“偷懒”, 在教学时依旧不使用普通话, 这也直接影响了普通话的普及。

3.普通话基础差。对于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大多都是在方言与汉语同时教育后才开始接触汉语的, 对汉字的发音、对语言的组织能力和汉字的搭配能力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再加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差, 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教师, 所以, 在使用汉语进行交流时会出现一定的困难, 这也就成了影响普通话推广的重要因素。

二、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在普通话的普及下, 很多老师都开始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 但是, 普通话的普及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教师的普通话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随着汉语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也开始接触汉语, 而教师的汉语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影响着学生汉语表达能力的提高。所以, 在中小学汉语教师中普及普通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方面。

2.教师的普通话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来,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我们一直坚持着“走出去, 引进来”的教学思想, 目的就是要在与其他同行进行交流中将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带入课堂, 以期能够构建出高效的语文课堂。但是, 如果我们不懂普通话, 我们该如何与外界交流, 该如何将我们自己的教学思想带出去, 该如何将他人的新思想引进来呢?所以,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一线教师的普通话必须要得到普及, 这样才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 才能在不断学习和改进中提升专业素养。

当然, 除此之外, 普通话的普及对学习竞争力的提高, 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我们要正确认识在中小学汉语教学中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进而为课堂质量的提高做出相应的贡献。

三、中小学汉语教师普及普通话的策略

在明确了当前教师普通话的现状以及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之后, 如何做好普及工作, 普及普通话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 在普及普通话中有哪些策略呢?

1.提高认识。从当前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现状可以看出, 很多教师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对普通话的认识不够, 尤其是在周边环境都是讲当地语言的环境下, 说普通话的动力较小, 这是不利于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提高的。因此, 为了普及普通话, 首先要提高认识, 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这样才能使普通话在教师应用中得到普及。

2.做好培训工作。对于少数民族的老师来说, 汉语的基本发音都不太清楚, 基础较差, 所以, 要想真正让普通话得到普及, 做好基础知识的培养, 做好应用管理工作就成了重要策略。

总之, 作为少数民族的教师, 我们要重视普通话的学习, 不仅要思想重视还是行动落实, 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普通话得到普及, 才能确保中小学汉语教师普通话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摘要：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是一名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也是确保课程价值最大化实现的保障。但是, 对于部分少数民族的教师来说, 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所以, 在新课程改革下, 作为中小学汉语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 并通过相关的研究和思考来端正教师对待普通话的态度, 进而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 也为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好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中小学汉语,普通话,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冯志莹.浅谈小学教育中普通话的普及与实施[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2 (6) .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3

关键词：边远农村；普及小学生普通话；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301-02

边远农村普及低年级小学生普通话是适应现代人际交往对语言统一性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受地方方言、家庭生活习惯、教师重视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边远农村普及低年级小学生普通话存在许多问题；如何破解问题，需要找准对策。本文从激发学普兴趣、夯实拼音基础、注重交往练普等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和做法。

一、边远农村普及低年级小学生普通话存在的问题

边远农村普及小学生普通话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方言影响

地方方言是不同地域的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交往中形成的口头交际语言，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固化性。一经形成，难以改变。安徽蒙城方言属于江淮方言和中原方言的交汇区。其方言的语音特征：一是有些声母的读音分不清。如，n与l声母不分。很多人将脑与老，年与连，怒与路，女与吕的读音分不清晰。或将全浊声母读成清音声母。例如：对袍与暴，桃与稻，葵与柜，求与旧，才与在的读音模糊。二是在亲属称谓上有特殊的叫法。如，孙子喊祖父称“俺姥”，孙子喊祖母称“俺■”；儿子喊父亲称“俺大”，儿子喊母亲称“俺娘”；外孙子喊外祖父称“外姥爷”，外孙子喊外祖母称“俺■”，外孙喊舅母称“妗子”。三是在人体、疾病方面有特殊的方言词：如，把额头叫做“额脑头子”，把脖子叫做“脖梗子”或“脖脑梗子”，把指甲叫做“指甲盖子”（指读阴平）；生病大都采用避讳的说法，如，把生病说成““不舒坦”（舒音出），“不得劲”等，把发疟疾说成“打老瘴”、“发疟子”。四是对有些动植物有特殊叫法：如把麻雀称为“小小儿”，蜘蛛叫“罗罗蛛”，蚯蚓叫“蛐蟮”，玉米叫“玉秫秫”等。五是把时间词“今天、明天、后天、昨天、前天”分别说成“今个、明个、后个、夜个、前个”等。在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交流中常常听到：“飞飞早就杠家了”，意思是“飞飞早就回家了”；“俺姥来了”，意思“我爷爷来了”；“俺■和俺妗子来俺家了”，意思是说“我外祖母和我舅母来我家了”等等。这些地方方言的发音给边远农村低年级小学生学习普通话带来了很多困难。

（二）家庭生活习惯干扰

边远农村受地域、方言的影响，人们交际时一般不说普通话，这是普遍现象。广大孩子的家长基本都是农村人，不说也不会说普通话，更没有意识要说普通话。从孩子呱呱落地，就接受他们潜移默化的方言影响。现在边远农村孩子的父母都外出务工去了，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在家看护。爷孙组成的特殊的家庭生活习惯，形成了阻碍小学生学说普通话的新环境。有些低年级的学生在和老师的交往中，经常发现普通话与方言夹杂使用的现象；有的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开始还能用普通话，可是说着说着就卡壳了，变调了，回到了用习惯的方言表达自己意思。自己要表达的内容用普通话不知该怎么说了，方言接着就脱口而出了。从蒙城县目前情况来看，边远贫困农村条件限制，大部分乡镇都没有专门设幼儿园，就更不谈贫困农村地方了，且小学生家长由于思想意识落后，无法给予他们该有的家庭启蒙教育，导致大部分学生进入课堂都是一口方言。许疃小学处于边远地区，很多家长都外出打工，孩子们多数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长期的家庭生活导致他们的口语表达中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色，甚至在读书时都采用地区方言，写作中夹带口语化现象也特别严重。由于条件的制约，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存在着不善交流、不敢开口交流等缺点，教师就是苦口婆心的教授他们，收到的效果也是事倍功半，如教学“着（zhao）火”一词，学生学会了。可是回到家里受家庭生活习惯影响，又读“着（zhuo）火”，导致学了普通话也难以致用，这给教师教学普通话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三）教师因素重视不够

仔细观察边远农村小学校园，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二年级小学生还能操着一口水平极高的普通话，按常理学生的普通话肯定会越说越好，可逐渐你会发现，高年级的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差，是什么让孩子的语言发生了退化，难道是我们小学教师的素质低？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些教师课上课下言行不一致造成的。走进边远农村小学课堂，不管是年轻教师，还是年纪较大的教师，基本上都用普通话教学，尽管他们的普通话并不是那么标准。但课后呢？你会发现99%以上的教师全都用方言和学生交流对话。学生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结果可想而知。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是一个中国人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与他人交流、交际的必备技能。在广大的农村，因为学习普通话的具体语言环境不良，学习时间不够或其他外部原因的影响，制约了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边远农村普及小学生普通话对策

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边远农村完成推普任务，推普教师的共同识是“难”。知难而教是教师的本职要求，在教学实践中，针对学校地区方言的特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激发学普兴趣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普通话教学中，老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通过多种途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首先，要规范教学语言。教师力求做到教学语言准确简练、流畅连贯。此外，教学语言还应当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能激发学生学普说普的浓厚兴趣，使学生喜听乐听。规范的教学用语对学生说话能力的培养和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并将对学生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其次，让学生明确普通话水平的高低对于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尤其是今后的工作，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历史上因“能说会道”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而因普通话水平不高还曾闹过笑话：一位游人到杭州旅游，他问当地的一个人，“从此地到西湖有多远？”由于方言的影响被听成“从此地娶媳妇要多少钱？”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知普通话的重要性。但下面一个例子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有一个护士由于语言基础差与病人无法沟通，造成了医疗事故。在平时的教学中笔者常借此来激发学生进行普通话训练，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内驱力。最后，给学生以自信。通过自身和其他一些人的经历，让学生相信，普通话是可以练好的。学生对学习普通话产生浓厚的兴趣，找回了自信这样学起来就更有劲头了。

（二）夯实拼音基础

拼音是说普基础。为了加强学生说普训练，教师应把说普训练贯穿在每一节课中，让课堂成为学生学习和运用普通话的主阵地，指导学生练习和运用普通话。首先，学好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学习普通话的基础工具。在拼音教学的实践中笔者发现低年级学生学习汉语拼音不易接受。学生对拼音字母发音不准，笔者产生按照字母发音标准进行教学，如教发音口形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拼音兴趣我还编了一些顺口溜，拼音教学中不仅抓好拼音字母发音准确，而且注意汉语拼音拼读准确。在此方面要教给学生拼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和三拼的不同用法，学生掌握了拼音的基本要领，在课堂实际教学中让学生反复练习拼读，并要求学生课上注意练、课下时时练。在进行语言训练的时候，始终确保语音的标准化，还时常借助语音板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力争让每个学生都能学会拼音，为学习普通话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处在淮北地区，某些地方有平翘舌不分与f、h不分的现象，一定要从低年级抓起，从根本抓起，这将对孩子们的一生产生影响。汉语拼音基础夯实了，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还要不停地对学生进行拼音的复习、巩固与更正。其次，抓好阅读学普。语文教学的大部分时间要用在阅读教学中，所以把阅读教学作为普通话训练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学生的认识水平总是不一致的，一旦放松了要求，就会使自己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在这方面，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教学原则，不管是朗读、背诵还是回答问题都要求学生使用普通话。普通话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好的，总是及时对学生说话中的错误及时予以纠正，哪怕一个字也不放过。在阅读教学中，注重指导学生克服方言。方言是学习普通话的一块绊脚石，指导学生克服了方言，也就算是学习普通话的一大突破。总结出淮北方言改普通话一个规律，即“一改二、二改三、三改一、四不变”，也遵循这一规律进行教学，因为它基本上概括了淮北方言的特点。同时又牢记“一般规律”并非万能，还必须从实际教学出发，鼓励学生找出本地习惯性错误的读音并订正读音，如：许疃（tuǎn）习惯读作许疃（tǎn），芮（ruì）集习惯错读成（nèi）集等。人们常说“三个诸葛亮顶个臭皮匠”。动员学生去搜集类似的方言，然后回到班里进行交流指正，效果非常好。

（三）注重交往练普

学普训练主要是在课堂上进行，但是也不能忽视在课下实际训练的效果。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需要各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这就要求从学校领导到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抓成效，而且要在整个校园至整个社会为学生的普通话学习创造一个最佳的环境和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注重交往练普，一是在口语交际课练普。上好口语交际课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能力，学好普通话不是最终目的。学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才是最重要的，很多同学不愿意当众发言，或者想说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当有计划、按步骤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训练，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要急于求成，不能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要能看到学生的点滴进步，坚持多鼓励少批评、多肯定的原则，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培养兴趣。口语课要求学生做到：说普通话，能清楚明白地表达意思；听别人说话，能发现并改正其中错误的发音。二是为学生练普创设条件和机会。倡导并开展各种有利于提高学生正确使用普通话能力的活动。如小型演讲比赛、朗诵会、故事会等等，在老师具体指导下把课堂训练与校园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在指导学生说普通话时，告诉学生，普通话与家庭、学校、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又互相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话已走进了千家万户，遍及了祖国的各个角落。例如：电视、广播里的主持人，他们的声音是那么优美，语言是那么纯正，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也是练出来。只要学生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老师、榜样，跟着他们学肯定会日有所进。边远农村推普实在易，下决心去做也并不难，坚持推普，边远农村说普的前景是美好的。

普通话小报内容诗歌 篇4

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凝聚力 。

普通话，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

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

普通话，让生活精彩，让社会温馨 。

说普通话，同青春携手。

用文明语，和时尚并肩 。

说好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深入男女老少心 。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

说普通话，面向现代化，朋友遍天下 。

用文明语，四海同音，九州一体。

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英语作文 篇5

根据下面提示，以“Putonghua and the dongbei dialect”为题用英语写一篇100词左右的短文：

1. 普通话和东北方言有区别;

2. 两者在汉字书写和语法上基本没有区别，但是东北话中有一些方言，如“旮旯(gala)”在普通话中就是“角落(jiaoluo)”，“俺们(an’men)”普通话用“我们(wo’men)”;

3. 东北话和普通话在语音(pronunciation)和语调(intonation)上很容易听出来。如普通话中的“人(ren)”东北话常读作(yin);

4. 但是两者区别不是很大，讲普通话的人和说东北话的人在交流过程中基本没什么困难。

Putonghua and the dongbei dialec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putonghua and some dialects, which are spoken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dongbei dialect.

Written Chinese and grammar are almost the same, but there are some words in the dongbei dialect that are not used by people who speak putonghua. For example, dongbei people often use “gala” to mean “jiaoluo” in putonghua, and use “an’men” to mean “wo’men”.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6

自查报告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是学生进行学科学习和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普及普通话对于普及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教育局文件[2002]16号、[2003]15号和[2005]64号文件精神，我乡小学始终把普及普通话工作放在重要的工作内容上来抓，要求师生在校园里“人人都说普通话。练就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从2002年起，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乡小学“普及普通话”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现在，我们对照《云南省普通中小学普及普通话评估标准》，对我乡小学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泗南江小学基本概况

我乡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乡，在这里居住着哈尼族、汉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共5种民族，其中有90%以上的人属于少数民族。我乡小学是全县校点较多的学校之一，现在，全乡小学还有校点共25个，有65个教学班，1700多个学生，有教职工117人。学生中有90%以上属于少数民族，有15%左右的学生还在就读于偏僻的社级小学。教职工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约占20%，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约占10%。现实虽然给我们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但我们从不泄气，一直以来都在向着上级指定给我们的目标努力工作。

二、组织实施情况

1、建立健全机构

机构建设是普及普通话工作达标的重要组织保证，根据[2002]16号文件精神，我乡在2002年4月就已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以教导主任、教研员及各村校长为成员的“普及普通话”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

2、提高对普及工作的重要认识，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了领导小组后，我乡小学就及时召开了“普及普通话”领导小组会议，商量制定出了“普及”方案。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2002年9月校长在全乡教职工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我们要求全乡各校都召开校会专题宣传，要求每个学校每个学期都要粘贴一些新的宣传标语，要求每个学校每个学期安排1—2个普通话活动周，用“普通话演讲比赛”等方式进行宣传。

3、分期达标，以多带少

根据我乡现实情况，我们在全面“普及普通话”的基础上，把重点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在人员较集中的中心小学、大沙坝小学；第二步，在村级小学；第三步，在社级小学。以人数多的学校带动人数少的学校，最终实现全乡“普及普通话”达标。

三、各项指标达标情况

经过全体师生的不懈努力，我乡小学普及普通话工作已基本达到了《云南省普通中小学普及普通话工作评估标准》第一步的要求。具体达标情况如下：

1、学校组织管理工作

（1）组织机构

有校领导分管，有专人负责，有工作网络，有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工作。该项得4分。

（2）宣传环境

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宣传环境，长期性标志实用、新颖、并与教育教学工作协调，充分发广播站作用。该项得4分。

（3）资料档案

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文件、计划等资料齐全，管理妥善。该项得3分。

（4）奖罚制度

在校规、教学管理与评估、教师评先（优）、学生评比等方面 2 有明确规定，执行严格。该项得6分。

（5）语文教学

重视听说读写和汉语拼音全面训练，防止拼音知识回生，成效显著；小学说话课师资、课时落实；加强小学生会话、朗读，表述等能力训练。该项得6分。

（6）普通话口语实践

在校内外各种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普通话能力，并注重活动的多样性，趣味性。该项得6分。

（7）、教师普通话培训

有计划的培训提高各科教师的普通话水平面，学习成绩记入业务档案，并与业务考核挂钩。该项得6分。

2、教职员普通话水平和使用情况

（1）语文教师普通话的水平

全乡小学有语文教师60人，其中普通话水平达一级有8人，占语文教师的13%，其余均达二级标准。该项得5分。

（2）其他教师普通话水平

全乡除语文教师外的其他教学人员共有53人，其中有4人达一级水平，占7.5%。其余均达二级水平。该项得3分。

（3）非教学人员普通话水平

全乡有4个非教学人员，其中有一人达二级水平，占25%。其余3人均达三级水平。该项得2分。

（4）教学、集体活动、工作用语

全乡有98%以上的教师能做到在教学、集体活动、会议、公务中使用普通话。该项得8分。

（5）教职员同学生的交谈用语

全乡有95%以上的教师能做到与学生交谈使用普通话。该项得8分。

（6）教职员之间交谈用语

全乡有85%以上的教师能做到与其他教师的交谈使用普通话。该项得4分。

3、学生普通话水平和使用情况

（1）、毕业班普通水平

今年我乡毕业班学生人数为430人，经过考核检测，有90%以上的学生已达到语文教学大纲对听说朗读的要求。该项得13分。

（2）毕业班汉语拼音水平

今年全乡有毕业班学生430人，其中有388人能熟练拼读或直呼和正确拼写音节，熟练音序查字法，达标率为90%。该项得2分。

（3）教学和集体活动用语

今年全乡有学生1700多人，有98%以上的学生能做到在教学和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该项得6分。

（4）学生同教职工的交谈用语

只有90%左右的学生能做到与教职工的交谈使用普通话。该项不得分。

（5）学生之间的交谈用语

只有70%左右的学生能做到同学之间的交谈使用普通话。该项不得分。

以上各项的合计得分为：86分。

四、存在的问题

1、校点分散，不便联系

目前，我乡还有校点25个，可以说基本上还在遍布着全乡的每个角落，除中心完小、大沙坝小学等12个校点通车外，其他学校还在处于交通闭塞状态，这给我们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在联系、监督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不便。

2、多民族聚居，阻碍普及

我乡是多民族聚居的乡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0%以上。有许多学校的学生除了入学后在学校里与同学、与教师学习外，是没有机会学习普通话的，这严重阻碍着我乡的“普及普通话”工作。

3、教师的素质影响着普及

在我乡小学老教师占着较大的比例，许多教师因受地方方言的影响，他们虽然学习普通话、坚持说普通话，但普通话标准程度还是较低，影响着“普及普通话”工作。

五、今后的努力方向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全体师生进一步认识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

2、多组织教师进行乡级|“普通话”培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派一些教师参加更高一级的培训。

3、加大投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外都能坚持说普通话，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

以上是我乡校对普及普通话工作的自检自查情况。为了进一步开展好普及普通话工作，在此，我们真诚的希望上级领导给予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并努力改进，不断总结经验，以便更好更快地迎接下一阶段的达标。

特此报告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开办,普及,流行音乐专业

流行音乐作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是其它同类行业所不可替代的。无论从商业产值、受众范围、社会关注度等方面, 都在与其它音乐形式的市场竞争中傲视群芳。但相对于其它音乐产业的稳步发展, 流行音乐市场则经常出现内地乐坛不景气;创编人员和歌手青黄不接;新作品匮乏;质量参差不齐等波动因素。这些弊病看似是一种行业周期性运转和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体现, 而实际上却是流行音乐某些内部机能缺失的反映。就笔者看来, 在诸多不规范的体制模式中, 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中国流行音乐专业性教育的不足和储备人才的匮乏。而解决这种问题最直观的方式之一, 就是将流行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 在普通高等院校的音乐院系开设。

流行音乐专业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在南京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学院开设, 也有一些综合类高等院校和民办院校试探性的尝试进行流行音乐教育。但相对于同为声乐范畴的美声和民族声乐教育来说, 无论是从教学规模, 还是从社会反响上来讲, 流行音乐的专业教育都只能视为初级阶段。其实对于很多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 对音乐的喜爱是从欣赏流行音乐开始形成的,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也是流行音乐, 甚至是他们对于流行音乐的痴迷使其最终选择走上了音乐专业学习的道路。而如今绝大多数普通高校音乐院系没有开设流行音乐教育的现状, 打碎了很多学生的流行音乐梦想, 使他们少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实际上, 这种缺失的影响并不仅仅如此, 它还使得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举步维艰, 甚至影响到了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 普通高校必然存在很多顾虑和困难, 但其开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在很多音乐界人士中早已达成共识, 对于流行音乐是否应该进入高等教育, 如何进入高等教育, 值得每一位关注流行音乐和社会教育的学者仔细思考。

一、普通高校开设流行音乐专业存在的困难

目前, 普通高校之所以未能及时开设流行音乐的相关专业, 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 在思想上没有对流行音乐形成足够的重视。虽然流行音乐早已成为社会文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一些人始终将流行音乐错误的视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 并没有将它当做一门专业学科来看待, 对流行音乐在音乐领域的重要性存在误区和偏见, 这使得流行音乐长期以来很难登堂入室, 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

其二, 对于相关专业学生的招收、考核、评价、培养体系缺乏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流行音乐的范畴很广, 各种音乐风格迥异, 唱法和表演方式大相径庭, 孰高孰低很难有定论。因此很难形成标准化的评价体系, 这就为高校在此专业的招生和授课方面造成了很大障碍。

其三, 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的不足使高校的流行音乐专业很难展开。一门新兴学科的开设往往需要具备充足的师资力量, 周密的教学方案以及完备的硬件设施才能够开展, 而对于流行音乐这门独特的学科而言, 这几方面的筹备都存在一定困难。绝大多数高校现有的音乐教师都未曾接受过专门的流行音乐教育, 对流行音乐的教学方法不甚了解, 所以建立专业而全面的流行音乐师资队伍有很大困难;由于可借鉴的办学经验很少, 因此对于流行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远景规划等方面都比较模糊, 不敢贸然开设;流行音乐教学所需的硬件设施也比较多样, 而且价格不菲, 再加上其更新速度较快, 使得普通高校很难给予其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些现实的屏障使很多高校找不到良好的解决方法, 从而对流行音乐专业望而却步, 阻碍了流行音乐专业进入高校的进程。

二、流行音乐专业进入高校的必要性

根据对目前高校音乐院系教学开展情况的了解, 以及对开办流行音乐专业可能性的仔细分析, 种种迹象都表明, 在当下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开展已近成熟之机, 将流行音乐专业适当引入, 正是高校发展的明智之举。无论从学生、学校、社会等各种角度来看, 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和普及都十分必要。

第一, 流行音乐的社会实用性对学生的完善知识体系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有重要的帮助作用。目前, 就普通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而言, 在校期间所学的音乐常识多是以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相关知识为主, 而恰恰忽略了现代音乐的部分, 在社会对流行音乐相关知识和技能需求旺盛的今天, 此部分在高校教育中的缺失使很多学生的能力与社会需求脱轨。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就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服务社会, 在时代对流行音乐大量需求的今天, 过于死板的专业教育对流行中的文化现象充耳不闻, 是对学生未来的不负责任。要使学生的素质与社会普遍需求平稳对接, 流行音乐专业的开设和普及势在必行。

第二, 流行音乐的引入可以使高校另辟蹊径, 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在高校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开设新的热门专业, 是吸引生源, 扩大发展的一个高明举措。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困难和机遇都是相对的, 流行音乐的开设可以扩大生源, 提高办学水平, 创新科研。这些都是其它音乐专业所不可取代的, 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开设此课程的广阔发展前景。

第三, 高校流行音乐专业的开展是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文提到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负面因素, 要从长远解决流行音乐发展的顽疾, 使其健康稳定的成长, 需要高校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支持。只有在高校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专业优秀的流行音乐演唱、创编、策划、理论等方面的人才, 它是为中国流行音乐产业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升流行音乐艺术水平的直接方式。

其四, 高校流行音乐的普及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当下的流行音乐中有很多颓废低俗的不良作品, 流行音乐界也存在着很多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阴暗面, 青少年中过于狂热的“追星”现象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流行音乐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来引导青少年欣赏健康向上的流行音乐作品, 帮助青少年明辨是非, 建立正确的流行音乐欣赏观, 以自身的有效行动来逐渐扭转流行音乐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而这种应用能力强, 能够肩负起社会重担的专业人才只有在高等教育中才能培养出来。

三、对于流行音乐进入高校的可行性建议

流行音乐若要尽快的融入高校教育的节奏中, 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缺一不可:首先, 要使高校的决策者端正对流行音乐行业的态度。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和教育理念是开展实质性教学的第一步, 要剔除对流行音乐的偏见和片面认识, 认清社会对流行音乐专业人才需求的紧迫形势, 深入理解流行音乐专业的可教育性和可研究性, 只有去除偏激的思想, 高度重视流行音乐专业的价值, 才能搞好教学, 培养出优良的人才。其次, 创新性的开展课程探索和师资力量的培训。对于流行音乐的实际教学, 目前可借鉴的经验并不是很多, 而且在实际授课中, 由于流行音乐的风格

高校广播育人功能的探索与研究

——以吉首大学为例

1.彭克锋2.吴洪波3.张依君 (1.2.湖南省吉首大学416000;3.湖南省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416000)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广播发挥育人功能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现实的表现 (以吉首大学为例) , 指出了高校广播作为校园实践基地在促进学生成人成才,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及交际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校广播;育人;实践基地

备注:本文为吉首大学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资助课题, 课题编号:2009JSUA01。

目前, 我国高校基本上都拥有自办的广播节目制作、传播机构, 然而大部分高校对广播的功能没有充分地认知, 认为其远离高校的核心工作, 因而对其缺乏重视和建设, 使其没能跟上我国高校的发展步伐。事实上, 高校广播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性, 积极参与高校的核心工作——育人。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 将高校广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将其建设成为校园实践基地, 充分发挥其在育人上的重要作用。

高校广播实施育人功能的政策和理论可行性

党的十七报告指出, 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 坚持正确导向, 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高校广播作为高校内的大众传播媒体, 也有通过广播节目来实现引导舆论, 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功能和职责。因为高校广播的传播范围在高校内, 传播对象主要为学生和教师, 广播节目在在内容上更贴近师生生活, 更容易引起师生的兴趣与共鸣, 因此从信息传播的接近性上分析高校广播进行育人工作是可行的。

其次, 高校广播在传播效果上有着优于校园其他媒体的独特传播特性。相比校园其他媒体, 我国大多校园广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强制性传播”的方式——通过安装在公共场合的发声设备, 定时对该发声设备声波传播范围内的人群进行公开的强制性传播。这种方式使得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内, 受众只要在广播播出的时间段处在广播发声设备声波能够覆盖的范围内, 就会不自觉地收听到校园广播传播的内容, 受众无法对是否收听进行自主选择。而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 如果其品牌和内容不为受众所接受, 受众根本就不会去看阅和收看这些媒体。

第三, 校园广播收听成本较低, 其主要投入是设备投入, 一般的地方性院校一次性投入二十万元, 就可以解决其制作、播出等设备建设, 而其收听却是完全免费的。所以相比报刊、校园网的收费和有线电视的收视费相比, 学生通过校园广播获取资讯更方便、更经济, 因而也更容易接受广播。

特性各异, 所以经常需要随机应变、因材施教, 这就对高校开展教学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 高校的课程设置要统筹兼顾, 有节奏的逐步展开, 从基础教学抓起, 突出优势课程, 逐步探索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 要展开外出观摩进修、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优质课评比等活动, 使教师的教学能力逐步提高, 教学方式得到不断改进, 以适应流行音乐专业的教学任务;此外, 要紧随时代变化, 开创全新的教学模式。流行音乐的教学方法与其它音乐专业相比存在很大差异, 流行音乐的教学应该突出“实用、深入、创新、实践”这四个要素。要以社会需求为教学目标, 用时代的眼光在前进中不断调整教学模式, 既要注重技能培养, 也要重视理论素质, 在学生不断地创作和表演实践中提高专业能力。

流行音乐作为时代鲜活的文化信号, 理应得到教育者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研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音乐符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教育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如今, 教育依旧是保护、发展、传承各种音乐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希望流行音乐的价值能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

所以, 随着高校自办广播完全可以在育人工作中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而促进自身地位的提升。下面结合我校实际, 粗浅的谈一下高校广播在育人中现实表现。

高校广播育人功能的现实表现

一、吉首大学广播站情况简介

吉首大学广播站自成立以来, 较长时间因缺乏明晰的办广播思路和管理体制, 其在学校的办学育人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2003年, 学校对广播站的管理作出改革, 将其划分给校电视台进行管理, 从而成立吉首大学广播电视台 (同时是该校新闻专业的实习基地) , 并在通过专项经费完成广播节目制作、播出设备的数字化改造, 实现无线调频播出和网络传播。同时, 确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广播节目制作的指导、管理和播出工作。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吉首大学广播站办广播的思路日益明晰, 摸索出一条富有成效的管理体制——明确了广播节目制作和内容必须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 以专业的老师为指导, 充分利用与校电视台是一家人的优势,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办台的模式。具体做法是:从校电视台工作人员中抽出一名专业老师负责广播工作, 该同志负责选拔、培训和指导学生播音员与编导, 同时负责对节目的导向、内容和质量进行把关和播出, 在校内新闻的采编上利用电视稿件和广播稿件都注重口语化解说为主的特性, 通过校电视台的学生记者队伍来完成新闻事件的采访、稿件的写作和同期声的采录, 广播播音员和编导再依据广播语言的特性对电视稿件进行修改播出。而广播站则负责为校电视台培养和输送播音员。从而实现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互补,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模式, 因为有专业老师做指导, 以学生为制作主体, 既保证了节目的导向和质量, 又贴近学生的信息需求, 因此, 节目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

二、吉首大学广播育人功能的现实表现

第一, 促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高校广播“强制性传播”的方式, 使其在及时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报道学校在教学、科研和师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是具备优势。而这些信息通常能够弘扬主旋律, 振奋大学精神, 全方位、立体化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教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我校广播站每天通过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等栏目, 可以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 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在校内自办栏目的设置上, 通过我校广播台开设的《新闻七天》栏目, 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学校的方针、政策, 了解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内容;《阳光海岸线》是一档文学与娱乐为一洞察, 使其尽快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 在教学探索和学生的学习研究中不断升华, 为后代留下一笔完整深刻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王思琦著.《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年3月第1版.

[2]梁茂春著.《中国当代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7月第3版

[3]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4]曾遂今著.《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曾遂今著.《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6]高宣扬著.《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第1版.

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改进措施 篇8

一、存在的问题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促进我校普及普通话和使用规范字工作向纵深发展，“普及普通话督查小组”和“使用规范化督查小组”对全校普通话及规范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不定期的检查，学校存在的问题有：

（一）班级教师能坚持在教学中运用普通话，但是在与家长交流时有时没有坚持说普通话。

（二）后勤人员的普通话坚持不够，在学校未说普通话的情况还普遍存在。

（三）学生与教师交流能说普通话，但是在与同伴交流时不能坚持说普通话。

（四）教职员工还存在写错别字的现象。

二、改进措施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园普及普通话和使用规范字工作进程，特制定如下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1、要让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校园语言，成为学校工作用语和服务用语。

2、提高我园教师普通话水平。全体教职员工要积极参加普通话培训与考核全体教师要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教师要实行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3、要把学习文字规范知识、提高文字应用水平作为业务进修的常规内容，并以此作为教师教学基本功考核条件之一。要求做到一日活动中师生交流都要使用普通话。教师板书、备课、写评语等要使用规范字。

（二）明确职责，形成语言文字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1、我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园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和使用规范字，负责做好教职工普通话培训工作。

2、各班级教师要抓好幼儿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活动中提高学生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要求学生在校一律使用普通话。

3、每学期，学校将举行讲故事、朗诵、演讲等比赛，通过比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

4、学校安排专人推广普通话和使用规范汉字工作，将普通话作为考核教师能力水平的内容之一，激励教师积极参加普通话培训，发挥教师推广普通话的表率作用。

（三）加强领导，建立健全语言文字工作的各项保障措施

1、语言文字工作要在领导小组的组织下，纳入学校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作为加强学校管理、树立学校形象、提高全园师生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2、加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力度，创造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校园氛围。继续做好每年的推普宣传周活动，认真制订宣传方案，内容务求充实，形式力求新颖。要把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扩大宣传的社会效应，努力营造有利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校园舆论氛围，不断增强全校师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3、突出重点，做好学校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语言文字工作面广量大，涉及全校师生和家长，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逐步推进。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以推动整个校园用语用字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9

时间检查科室 办公室检查人

1.各科室人员办公、电话、会议等场合是否使用普通话。2.局内外部网站用语是否规范。3.各科室人员工作记录的用字情况。4.文件、宣传栏、警示语用字是否规范。

1.各科室人员在办公、电话、会议中基本都能使用普通话，部分年龄大的人员还是不太习惯使用普通话。

2.科室人员日常记录、用字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书写潦草，还有使用简化字，如“展”“餐”等字。1.自查自纠，不断提高用字规范化水平。

2.各科室互相监督，对不规范用语用字的情况互相指

关于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检查记录表

时间 检查科室 办公室 检查人

2.查看机关干部、科室人员的工作记录是否存在使用二简字的情况，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规范。3.机关宣传网站的内容是否规范。

1.机关人员在面向公众、公共场合的讲话能规范使用普通话，但在机关内部有部分同志还没有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

2.工作记录中序号使用不规范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如“第一、”正

检查情况汇报材料用字、用标点比较规范。会议记录中部分用字不规范，日期未使用正确的写法。改措施进一步强调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性。

检查情况

用字出现错别字和简化字。标点用法不对。偶尔不说普通话。整改措施指出错误加以改正

检查情况行政办公会议上，部分同志汇报工作时普通话不标准，出现读错字现象。汇报材料出现文字错误。整改措施

会后安排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培训、指导，提高其普通话水平。检查情况

日常工作中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处理来人来访来电时热情周到，并注意使用标准普通话。

工作记录中出现错别字及标点使用错误。

会后安排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培训、指导，提高其普通话水平和说普通话的信心。

普及普通话的小报 篇10

《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发表的张璟玮、徐大明的《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下简称张文),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专门论证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关系的实证研究。该文以2002~2006年历年的“南京语言调查”为基础,对南京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与相关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该结论并不新鲜,但由于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论证下来的,因而更具说服力。

不过,在认同之余,本人对于张文也有一点遗憾,因为它没有解释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我国仍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不说或不会说普通话。单就张文提供的数据看,2005年,南京市非定居人口共有161万,其中79.1%的人掌握了普通话,这就意味着还有20.9%的非定居人口没有掌握普通话。这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进城农民工为例:有学者2005年曾对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与东莞5个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其普通话水平达到能与人顺利交流的程度(谢晓民,2006);还有学者在对北京、南京两地外来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仍有23.53%的农民工,其普通话“很不标准”或“不标准”(夏历、谢俊英,2007)。正因为有大量流动人口,尤其是不少农民工还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相关部门才为此专门要求在此类群体中积极开展普通话的培训工作。如,200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工作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05]32号);而在2007年度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把普通话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之一,以进一步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1)。

众多事实说明,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中,既有人说普通话,也有人只说自己的方言。那么,流动人口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普通话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地在流动人口中普及呢?尤其是那些流入异乡的说话人为什么仍能坚持自己的方言呢?对于这些问题,仅仅一句“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显然过于笼统而且难以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这个话题。

为此,我们拟采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研究途径,算是对城市语言调查的一种补充。2003年以来,本人一直都在关注家乡———安徽无为县傅村的社会变迁及语言变化,迄今已积累了大量数据与资料,有些可直接用于此次研究,而主要数据则来自2006年本人对傅村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且具有往返城乡的特点。因此,从农民工入手不仅可以保证此类研究的代表性,也可将城市与农村联在一起以弥补城市语言调查的不足。包括张文在内,人们针对流动人口而进行的语言调查,基本上都是立足城市而展开的,调查者与被试往往是陌生的并且只有一次接触,调查内容主要是被试在城市的语言生活及有限的社会信息,但被试在老家的相关信息我们往往不得而知,比如:他们在老家的语言及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老家与现在的城市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城市的,来到城市后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多吗,等等。一句话,城市语言调查并不能让我们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之前的相关情况。流动人口的特点就是“流动”,如果只关注流入地而不关注流出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特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说或不说普通话。

二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傅村是个自然村,隶属安徽省无为县洪巷乡龙泉行政村,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依据龙泉行政村2003年的统计,傅村共有76户307人,属于我国最为常见的中等村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傅村就陆陆续续有人进城打工。据本人2004年7月在傅村的走访,傅村当时有91人在无为县之外的城市打工,这还不包括随行的20位家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至少1年的打工史,有的甚至长达17年。他们一般都是去了上海、南京、铜陵等以及江浙一带较为富裕的中小城镇,而且以跨省流动为主,他们去的省内城市就是铜陵市。而且,傅村农民工大多数都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镇打过工,只在一地打工的反而少见。

一个农民要想在陌生的城市养活自己甚至全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决定了进城打工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而言,出来打工的往往都是素质较高的那些人,亦即农村的精英。傅村就是如此,从年龄看,傅村农民工在16~54岁之间,平均年龄仅33.4岁;而留守的傅村居民(这里不包括16岁以下或正在上学的)平均年龄竟高达45.6岁,其中不乏七八十岁的老人。文化程度更是直接反映了傅村农民工的精英性。据调查,傅村留守居民竟有55.4%的人从未上过学(即文盲),而傅村农民工的文盲率只有26.3%;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各个指标上,傅村农民工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留守居民。

可见,傅村进城农民工具有分布广、流动性大以及更年轻、更有文化等特点。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调查方法。在被试的选择上,我们将范围限于上海、铜陵与南京的傅村农民工,并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在这些城市进行抽样。这主要考虑到傅村农民工几乎遍布小半个中国,要调查到每个人似乎不太现实,而上海、铜陵与南京是傅村农民工最多的三个城市,如果找到一个往往可以牵出另外一个,找起来比较容易。在具体调查时,我们按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对被试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或电话采访,调查主要在2006年7~8月进行,其后几个月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电话回访。我们共获得49位傅村农民工的有效数据,其中上海35人,铜陵9人,南京5人。

三傅村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一)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1.普通话水平还比较低。调查显示:在普通话水平方面,“能熟练与人交谈”的只有2人,“基本能交谈”的有14人,“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20人,“不会说”的则有13人。其中前两项累计16人,约占被试总数的32.6%,后两项累计共有33人,约占被试总数的67.4%。这就是说,只有1/3的傅村农民工能用普通话与他人顺利交流。但是,所有的被试都表示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处于“听力好于说力”的阶段。

2.基本不会说打工所在地的方言。调查显示:能用当地话与人“熟练”或“基本”交谈的皆为0,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8人,不会说的则有41人。可见,虽然工作、生活都在当地,但傅村农民工对当地话没什么兴趣。

3.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更有用”。调查显示,在回答“哪种话更好听时”时,有35人选择了普通话,14人选择了老家话;在回答“哪种话更有用时”,43人选择了普通话,仅有6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在语言态度上明显倾向于普通话而非老家话,这与我们2005年在傅村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付义荣,2007)。

(二)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1.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仍是老家话,即无为话。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平常说得最多的话是什么?”时,有9人选择了普通话,约占被试总数的18.4%;选择老家话的有40人,约占被试总数的81.6%,没有人选择当地话或其他语言。可见,大多数傅村农民工说得最多的仍旧是老家话。

2.傅村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同村人时仍习惯使用老家话,但若遇到老乡(同县但不同村的人)时,则会视双方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语言能力进行选择。调查显示,即便从傅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傅村人彼此仍使用老家话,这与他们在老家没什么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老家话仍有其潜在的价值,发挥着密切邻里关系的作用。在回答“见到老乡时你一般会说什么话?”时,被试们虽然也都选择了老家话,但其中一个被试这样说:“如果是个熟悉的老乡,那我当然会说老家话;但若是个不认识的人,那就得看情况了。他要是说老家话,我就说老家话;他要是说普通话,那我也说普通话。”可见,傅村农民工在与老乡交谈时,会根据对方与自己是否认识以及说什么话来决定,当然这是以自己会说普通话为前提的。

3.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无为县之外的人)交谈时一般会使用普通话,但有时也使用老家话。调查显示,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有31人,选择老家话的有18人。

这一结果似乎与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有些矛盾,因为用普通话“能熟练与人交谈”或“基本能交谈”的一共才16人,而此次却有31人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这意味着“不会说普通话”或“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傅村农民工也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流。确实如此,调查中就有13位“只会一些简单的普通话用语”的被试和2位“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试选择了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每当遇到这两类被试,我都会追问一下。对于前者,一般会问:“你对普通话不是只会一些简单用语吗?那还怎么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对此被试们往往回答:“这些(用语)够了,我们与外地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于后者,我会问:“你不是不会普通话吗?怎么还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呢?”一个被试回答:“我只是这么希望的,不用普通话还能用什么呢?”另一个则回答:“普通话我也不是一点都不会,再说我们老家话与普通话差别也不大,连说带比划别人也能听懂个大概意思。”可见,这两个被试一个将主观的语言期待当成实际的语言行为,另一个则不能区别普通话与老家话。

另外,有18个人选择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遇到这类被试时,本人会接着问:“外地人能听懂我们老家话吗?”对此问题,不同城市的傅村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回答。在铜陵与南京的14位被试中,共有11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打交道,其中铜陵8人,南京3人,他们一般回答:“能听懂,这边的人讲话与我们老家差不多。”事实确实如此,铜陵、南京与傅村都处于江淮官话区内,看来与他们说话的都是当地人。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的傅村农民工,也有7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对于我的疑问,他们的回答一般是“能听懂”。我继续问:“上海人怎么会听懂我们老家话呢?”他们又答:“上海人当然听不懂,但与我们一样来打工的其他外地人有不少是能听懂的。”事后了解,这些外地人其实都来自江淮官话区,主要有安徽诸县(如含山、和县、庐江、繁昌和枞阳)(2)以及江苏的溧水。

总体而言,傅村农民工所能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老家话与普通话,但对老家话的使用远远多于普通话:一方面会说普通话的人比较少,而每天常说普通话的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在面对本村人、老乡,甚至一些外地人时,傅村农民工仍旧选择老家话,相反,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果似乎与现代城市有些格格不入,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我国城市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6.03%,农村为45.06%(3),而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的调查,全国大中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1%(陈章太,2002)。可见,今天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话社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傅村农民工为什么还是一口方言而没有转向普通话呢?

四傅村农民工与老家话

无论是在傅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语言态度调查都说明傅村人对自己的方言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心理和态度,因此我们只能从别的方面理解傅村农民工为什么如此普遍地使用老家话。

(一)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交模式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傅村农民工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用老家话,那就必须有一批同样会说或能听懂老家话的交流对象。2004年7~8月,本人曾就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内倾性,平时交往的仍以亲戚和老乡为主,与城市居民并无多少来往(付义荣,2005)。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又专门考察了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的交往情况。调查中,本人让被试尽可能多地列举所认识的外地人,而“认识”的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说出外地人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职业等)。从所认识外地人的数量及构成看,傅村农民工大致有三种类型:

1.封闭型:不认识外地人。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4人。

2.半封闭或半开放型:只认识房东或同事(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18人,每人平均认识1.3个外地人。

3.开放型:除当地的房东、市民外,有的还认识第三地的农民工、市民。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7人,每人平均认识4.2个外地人。

在这些类型中,封闭型的傅村农民工几乎占了一半;第二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虽有18人,但他们显然都属于被动地认识外地人,因为身在异乡总是要住房或工作的,而且认识的人也非常有限;第三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交游最为广泛,但他们只有7人,仅占被试总数的1/7。这再次证明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确实存在明显的内倾性,他们的语言状况显然与这种交往模式存在某种关联(见表1)。

表1中的“会说”包括“能熟练与人交谈”与“基本能交谈”两种情况,而“基本不会说”包括“只会一些简单用语”与“不会说”两种情况。由表1来看,封闭型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都是老家话,其中只有3人会说普通话,仅占该类型总数的12.5%;开放型的7位傅村农民工有6人经常说普通话,而且全部会说普通话;半封闭或半开放型的傅村农民工,其普通话的使用及水平也正好处于封闭型与开放型之间。可见,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认识的外地人越多、越广泛,他就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水平也越高。傅村农民工之所以普遍使用老家话,是因为他们经常和亲戚、老乡们打交道。但问题是,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为什么仍经常和亲戚、老乡们交往,和外地人尤其是当地市民反而不怎么来往呢?

(二)傅村农民工的就业模式

与傅村农民工类似的语言使用规律,社会语言学已多有揭示,其中以Milroy(1987)的“语言与社会网络”最为著名,她对贝尔法斯特市的几个工人阶级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语言中的标准形式,其原因就在于男女不同的交往模式:男性只在当地社区的工厂工作,所结交的也都是本社区的人,而女性则往往要到社区之外的城区找到一份工作,结交的多是社区之外的人。那么,傅村农民工的交往模式是否也与其就业模式有关呢?

内倾性的交往模式不光是傅村农民工,其实也是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一大特色,而且该模式几乎贯穿于农民工进城的各个环节,就像李培林(1996)所说的:“农民工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也基本如此。例如,在铜陵的那9位傅村农民工共来自4个家庭,这4家户主分别是一对洪姓兄弟与一对刘姓兄弟。一开始只是这4个人来铜陵打工,并且都是依靠各自的亲戚找到工作的,待自己稳定下来后,又陆续将家里其他人带了出来。目前,他们中有蹬三轮的(3人),做建筑工的(2人),卖蔬菜的(3人),做煤炭销售的(1人)。南京的那5位傅村农民工则来自两个家庭,其户主是一对徐姓兄弟。开始是徐兄在其亲戚的帮助下在南京做建筑工,干了两年后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帮人送货,有了一定积蓄后又在南京秦淮区租了一个小门面卖起了日用百货。其间他陆续接来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后来他又将自己的弟弟与弟媳带到南京,并帮助他们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同样的事情。上海的那35位傅村农民工,其就业方式也大致通过亲戚、老乡获得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这种依靠亲戚、老乡等非正规渠道实现就业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某个人一旦在城里稳定下来后,他就会将自己的家人、老乡带到城里来打工。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往往以“扎堆”的方式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诚如一社会学者描述的:“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某几个村庄的人群。”(翟学伟,2003)傅村农民工就是如此,调查中,当我在一个单位或出租房内找到某个傅村农民工时,一般都会在该单位或附近地区找到好几个傅村农民工及其他同乡。

其实,无论是过去在家种田,还是如今在城市打工,中国农民工都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中,这已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汉林、王琦,2001;朱力,2002;翟学伟,2003;李怀,2007)。当然,农民工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依赖并不只是对乡土社会的留恋,更是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向他们敞开怀抱。例如,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往往颁布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或为企业招聘外来农民工设置配额;或规定企业在没有城市工人可用时,才能雇佣农民工;或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的工种;或向外来农民工及其雇主收取各种费用(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则被用于安置城市下岗工人)(谢桂华,2007)。两相比较,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甚至可以说也只能选择他们在老家已有的网络关系。或许这样一段话最能概括中国农民工:“农民工故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其求职起着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缺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与社区支持的情况下,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农民工减轻忧愁和负担,避免农民工陷入孤苦无助的处境。这种初级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大多数农民工提供了第一份职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感情和心理支持,同时帮助农民工逐渐适应和融入社会。”(李怀,2007)

当了解傅村农民工的处境后,我们已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普遍使用老家话了。因为进城后的傅村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无论是就业,还是社交,他们仍不得不依赖亲戚、老乡等传统的网络关系。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才使得傅村农民工普遍地使用老家话,老家话在这里仍然起着密切乡邻的作用,和他们在老家时一样。

五傅村农民工与普通话

所谓普通话的普及,无非是让一个本来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学会并使用普通话。在傅村农民工中,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6人,其中9位经常说普通话(见表1)。本人曾专门询问过这些会说普通话的傅村农民工是如何学会普通话的,结果有15人次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6人次选择了“看电视”,3人次选择了“在校读书时学的”,那9位经常说普通话的都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在这三种习得途径中,后两种其实与人口流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经常说普通话的这9位傅村农民工。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已说明人口流动确实能够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问题是,都是从一个村子走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能在打工中学会并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他人就不能呢?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这种分化,与他们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分化是相适应的,而社会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进城之前,傅村农民工同住一村,同事一业(农业),同说一语(无为话),甚至每天交往的人也没什么分别,无外乎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因此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来到城市后,由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再加上城市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傅村农民工最初从事的往往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比如当保姆、捡破烂、建筑工、挤牛奶、蹬三轮等。对于追求富裕、幸福的傅村农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因此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其他相对轻松而又收入高的工作,比如有人开起了小百货店、理发店,甚至还有人搞起了煤炭销售等。如果将这种职业上的差异与语言使用联系在一起,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对应关系(见表2)。

表2中的“普通话使用者”是指“以普通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老家话使用者”指“以老家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由表2来看,“普通话使用者”主要集中于商业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或人脉关系。据了解,这些人目前从事的都不是他们在城市最初的工作。比起最初的工作,现在的这些工作除了具有收入更高、体力消耗更小、工作环境更干净等特点外,还都需要经常和外地人(主要是顾客与生意伙伴)打交道,在此形势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反观“老家话使用者”,多数人都从事一些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如建筑工、挤奶工、捡破烂等,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8人,约占老家话使用者的70%。对于这部分人平常仍说老家话,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与外地人打交道。

然而,“老家话使用者”与“普通话使用者”所从事的也有相同的工作,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依旧说老家话呢?经调查,他们与做同样工作的“普通话使用者”其实存在某种依附或主次关系。同样是摆地摊,有一对傅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就是“老家话使用者”,平时出摊、进货、与人砍价等重要工作基本上是由这对兄弟来做,他们的妻子更多的是做家务,或帮助丈夫整理摊位、货物等,并不怎么直接面对顾客;同样是开小百货店,有一对徐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及一个孩子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三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些辅助性工作;同样是做厨师,“普通话使用者”中的厨师与“老家话使用者”中的厨师本是一对师徒,前者在饭馆承包了厨房,经常要和老板打交道,而后者只是在前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不怎么抛头露面。可见,“老家话使用者”中的摆地摊者、开小百货店者、厨师只是相应工作的辅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此类工作的人。

在“老家话使用者”中,还有一些人从事蹬三轮、贩卖蔬菜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要与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普通话使用者”呢?本人为此曾电话回访了其中一个被试(洪某,在铜陵市蹬三轮车载客),他的一席话可以帮我们解开谜底:“我虽然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铜陵这个地方,你知道,又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五湖四海的,什么人都有,这边除了铜陵人之外,就数我们无为人多,其次就是枞阳人,这些人说话,你知道,都和我们差不多。所以,在这说老家话没有什么不妥的,要是说普通话,拿腔拿调地费劲不说,还没什么用。”这段话突出了铜陵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循此思路,我们发现,这些蹬三轮与贩卖蔬菜的“老家话使用者”都来自铜陵,而且铜陵市傅村农民工使用普通话的概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比如在总共9位“普通话使用者”中,铜陵仅有1人,上海则有6人,南京也有2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在于铜陵与傅村在地理、语言等方面异常接近。铜陵是距离傅村最近的城市,傅村人去铜陵犹如去无为县城,个把小时就到了;语言上,无为话与铜陵话同属于皖中江淮官话;历史上,铜陵与无为一直往来密切,现在的铜陵人口有很多都是从无为移民过去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铜陵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就从周边的无为、枞阳等县招募了大量工人,仅傅村就有两户人家应招去了铜陵,改革开放后,傅村又有人陆陆续续地以买户口等方式在铜陵上学、就业,铜陵已成为傅村人真正实现城市化的第一选择(付义荣,2004)。身处这样的城市,即便你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并经常和外地人打交道,但这些外地人无论是铜陵本地的,还是从邻县移民或暂时过去的,在话语上都能与自己相通,在这种情形下,说老家话并不会妨碍交流。那么,那位煤炭经销商又为什么要说普通话呢?经调查,他把铜陵的煤炭销往全国各地,表面上在铜陵打工,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交往的外地人远不止铜陵一地,这与那些蹬三轮、卖蔬菜的傅村农民工显然不同。与铜陵相比,上海、南京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与傅村隔得比较远,不仅历史上少有往来,而且语言上的差异也相对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都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流动人口不仅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对于傅村农民工来说,如果在这样的城市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就意味着他要碰到很多与其话语不一样的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继续使用老家话,无异于自绝“财路”,甚至“生路”。

至此,我们发现这9位“普通话使用者”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他们都从事开放性的工作,经常要和外地人打交道;(2)他们与这些外地人之间已难以用老家话进行沟通。在我们接受调查的49位傅村农民工中,凡是兼具这两个特点的都是“普通话使用者”,否则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就是说,当一位傅村农民工感到老家话已难以满足他的工作需求时,他就会开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

六结论

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事的只是一些非常低端的工作,其就业与生活仍依赖传统的关系网,方言仍是他们密切乡邻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亦有一小部分不甘现状的人开始尝试更好的工作,并因此不得不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渐渐地他们脱离了原本较为封闭的工作及生活,在此情形下,方言已难以胜任,而普通话就成了这部分人开展工作并拓展事业的最有效工具。由此可见,单纯的人口流动未必能够直接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只有经过开放性的职业与交往等中间因素才会发挥其推普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