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共8篇）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1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时： ８学时每周 学分： 承担课程教师：
二、教学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熟悉当代中国有关“三农”的基本理论与政策，并能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农村发展的现象与问题。
三、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共十四章，共计 104 学时。第一章，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明确农村社会学的讲授框架和学习意义，了解农村社会学产生的原因，掌握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掌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农村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2.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难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教学进程： 第一节 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联系（1）社会学（2）农村社会学
第二节
农村社会学发展简史及其相关学科的关系（1）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２）农村社会学的特点和知识体系（３）学习农村社会学的重要意义（４）农村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农村社会与农村居民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同学们明确什么是“农民”，民”的地位与社会属性、中国“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重点：“农民”的界定，“农民”的地位与社会属性
难点：正确认识中国“农民” 第一节 农村社会
（1）农村社会的含义（２）农村社会的结构 第二节
农民
（1）农民的含义及其特征（２）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３）农民的社会化及其影响因素（４）农民的现代化 第三节
农村居民
“农（1）农村居民的含义（２）农村居民的社会化
第三章
农村社会群体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农村家庭，家族和邻里的含义和关系。第一节 初级社会群体
（1）社会群体的含义与特征（２）初级社会群体的特征 第二节
农村家庭（1）家庭
（２）当代农村家庭的含义（３）农村家庭关系（４）农村家庭的功能 第三节
家族
（1）家族含义，特点与构成（２）现阶 农村家族的主要功能（３）对当代农村家族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四节
邻里
（1）邻里的含义和特点（２）邻里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
农村社会组织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历史变迁，掌握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特点及功能，从而了解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重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及特点功能
难点：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概述
（1）社会组织的含义与构成要素（２）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
（３）农村社会组织的含义和基本类型 第二节
中国农村经济组织（1）农村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
（２）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突问题 第三节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1）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２）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第五章
农村社区与农村城镇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主要目的是在了解一般社区理论及社区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农村社区的产生过程，掌握农村社区的特点、类型和功能，并能对中国农村社区有较为清楚的了解。明确农村城市化的含义、必然性和实现途径，农村城市化与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及模式选择；
重点：理解农村社区的特点与功能；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选择 难点：把握社区的类型及社区建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思考中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问题。第一节 社区和农村社区
（1）社区的概念及理论意义（２）农村社区及其分类（３）农村社区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农村城镇化
（1）农村城镇化的含义，进程和必然性（２）我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和实现途径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１）城乡一体化的产生背景（２）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概念（３）对城乡一体化的不同理解（４）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第六章
农村人口问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中国农村人口及其形成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及建议。第一节 农村人口
（１）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特征及其形成原因（２）中国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３）中国农村人口的性别构成（４）
中国农村人口的分布（5）
农村人口的相关问题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１）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况
（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４）
农村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障碍（6）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7）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第七章
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分层的涵义、标准、社会流动的涵义、动因和功能,掌握社会分化、社会分层、农村社会流动的动因和功能,了解农村社会流动的特点、现状。第一节 农村社会分层
（１）社会分层的含义、方法与标准（２）社会分层理论的特点（３）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与意义（４）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5）
当代农村的阶层结构（6）农民分化与分层研究 第二节 农村社会流动
（１）社会流动的含义,类型与功能（２）
农村社会流动的动因与特点
第八章
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农村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农村文化和功能。第一节 农村的生活方式
（１）生活方式的含义及构成要素（２）农村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重点（３）
农村生活方式的发展目标和主要途径 第二节
农村文化
（１）农村文化的含义及其体系（２）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的特点（３）
农村文化的功能 第九章
农村社会控制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社会控制的涵义、类型和方式，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沿革以及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途径。重点是社会控制的涵义以及怎样完善农村社会控制的机制； 难点是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农村社会控制
（１）农村社会控制概述（２）
农村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和过程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的原则,特征与机制（１）农村社会控制的原则（２）农村社会控制的特征（３）
农村社会控制的机制 第三节
农村社会秩序（１）社会秩序的含义（２）我国古代农村社会秩序（３）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秩序的建构
第十章
农村社会保障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农村社会保障的结构及内容，掌握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类型、特点及功能，认识到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重点：农村社会保障的类型及特点功能
难点：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的选择模式。第一节
社会保障
（１）社会保障的含义,特点及由来（２）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念（３）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 第二节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
（１）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主要原则（２）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３）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４）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急迫性 第三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２）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３）
发展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几点建议
第十一章
农村社会现代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明确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必然性和实现途径，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及模式选择；掌握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重点：中国农村社会现代的模式选择；
难点：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思考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
第一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及主要特征（１）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２）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结构问题（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分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２）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三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战略（１）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２）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第四节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１）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和意义（２）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３）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问题（４）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思路和重点（5）
做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对策措施
第十二章
农村土地问题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传统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占有状况，掌握土地革命纲领与土地改革实践，掌握新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重点：土地革命纲领与土地改革实践
难点：新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
第一节
我国农村土地问题
（１）土地的特性与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２）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３）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保障的现状（４）
中国农村土地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5）
如何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所存在的问题
（6）
实现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法律体系的途径（7）
改革我国的集体土地流转制度 第二节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１）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２）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对策
第十三章
农村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所面临的问题和改善的对策。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其基本思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一节
环境与环境科学（１）环境概述（２）
环境科学 第二节
生态学基础（１）生态学概述
（２）
生态系统概述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２）可持续发展的定义（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４）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第四节
生态环境
（１）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现状（２）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３）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对策（４）
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保护的理论 第五节
我国农村能源问题
（１）我国农村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２）未来我国农村能源供求格局（３）
农村能源发展战略举措
第十四章
量表法与民意测验 第一节
量表法（１）量表有其作用（２）量表的分类（３）
总加量表
第二节
农村社会调 集资料的方法（１）访谈法（２）问卷法（３）
观察法（４）
文献法
第三节
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１）比较分析法（２）社区分析法（３）
因素分析法 第四节
资料的统计分析（１）资料的审核（２）资料的编码（３）
频数分布与频率分布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2
关键词：农村学校,小学品德,社会教学
一、提高认识,思想上重视《品德与社会》
品德与社会是国家重视小学德育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对品德与社会的重视与否,课程上得好与坏,是德育能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提高认识,就要从思想上重视,加强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工作,让品德与社会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他们的心灵。作为一名教师,在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几点:
1.与学生平等交流,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有的学生知道自己长大了,自己想做家务可是家长不允许。于是,有的学生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愿意做,而是大人不上我做,那我就不做吧!”面对这种想法,我就适时引导学生去讨论怎样去争取实践的机会。有的学生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如果不听我就给他们写一封信说明我的想法。”有的学生说:“我家里的人最怕我哭,我就哭,直到他们同意。”也有的说:“我就偷偷地做,让他们瞧瞧我有能力做。”我说:“确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它们。回去后,选择适合你的办法去试一试,也许就成功了。老师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老师的鼓励、同学的建议,再去实践,得到的可能会更多。
2.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学生的一些认识和新的道德观念在生活中是否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儿童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实践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儿童的一些正确的、善良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挫折,使学生对品德与社会教学产生怀疑。我们的教学要让学生亲自去试一试,“你会怎么做?人们会有什么评价?”,从而在生活中真正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应该向生活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知行统一才能发挥品德与社会课程的重要作用。
二、结合实际,让道德教育工作有特点
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农村的小学品德与社会教育必须面向农村,紧密结合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
首先,要利用品德与社会课加强爱农村、爱劳动的教育。现在就有许多身在农村而不爱村、不爱劳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很好,他们学习的动力是考上大学,走出农门,离开家乡……这样的想法是偏面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家庭、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因素存在。这时如果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仅仅停留在说教上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我们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法来教育学生树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要结合品德与社会课加强农业科技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含量正日益加大。
三、课堂教学,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
农村小学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均采用了单一的、古老的说教式教学模式。这种以说教为主的思想品德教育在现实社会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要改变思想品德教育的现状就要改变过去的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经过这几年教学的不断实践,我探索出以下几种较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明理激情导行模式
这是在传统的讲解模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适用于品德与社会新授课中的各种课型。它是以教师为主导,通过直观演示、口头讲解、文字阅读、评价行为、激发情感等手段传递信息。学生通过观察感知、理解教材、动情明理、自省辨析,最后由教师评价提出行为要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道德知识或某一方面的行为方式。选用这种教学模式的时候,要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问题——讨论”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着眼于学生个人的潜能和整个人格的发展,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思考辨析机会,培养学生“悟理——讲理——用理”的能力,适用于哲理性较强的课。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教学模式最受学生欢迎。
3.角色扮演模式
这种模式通过设置与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使学生向生活“取样”,从中引出相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这种模式比较适用于以行为训练为主的课和故事性较强的课文。大部分的中低年级学生特别喜欢这种模式,往往在课后还自发地围在一起继续“扮演角色”,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收到的效益较好。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3
【关键词】农村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存在问题；应对策略
《品德与社会》课程将“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作为总目标，实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和知识这几个目标的内在统一。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农村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常常很难达到这一总目标。现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农村小学品社课教学。
一、农村小学品社课教学现状分析
1.专职教师配备不齐，无法开展教研活动
由于农村小学学额不足，教师定编人数有限，教学人员紧张。语文、数学两科教师确定后，《品德与社会》课就不可能有专职教师了，基本上就是兼任。这种兼任方式随意性很强，大多是以教师的工作量的大小课时的轻重来搭配，很少考虑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造成了《品德与社会》兼课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因此担任《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师一般不把它当成教学教研的主攻方向，从而导致教师对《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没有太多的热情，既不钻研教材，也很少研究教法。
2.教学思想陈旧，教学过程脱离生活
农村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大多由语数教师兼任，因此对《品德与社会》教学的方法搞不清楚。有的教师把《品德与社会》课上成了语文课，只注意讲解课文的语言文字，根本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违背了《品德与社会》课教学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诸方面协调发展这一基本原则。有的教师为了简单操作，把《品德与社会》课上成了满堂空洞的说教，既没有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也没有遵循知情意行的道德形成规律，没有通过教材中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事件”、“现实生活主题”或者“社会生活场景”与儿童的真实性生活联系起来…… 凡此种种，教学过于片面，没有把《品德与社会》课的社会性、生活性、情感性、实践性融为一体。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过于落后
农村小学教师很少参加教研活动，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大多运用传统的教法。许多适用于特点的教学方法如：故事启迪法、讨论辨析法、分组活动法、游戏表演法等很少使用。还有不少农村小学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使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面临困难。这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落后严重影响了《品德与社会》课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应对现状的几点建议
提高认识，学校管理部门要从思想上重视，加强《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工作，安排专职教师任课。同时要求任课教师从思想上重视，让《品德与社会》课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品德与社会》课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几点：
（1）让课堂教学生活化。在《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中，必须以生活为基础。因为在教材中，所有的教学实例应来源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用他们幼小的心理、独特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中的问题，引导他们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从而课程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品德与社会》的教学，要让学生充分进行情感的体验。源于生活的实际体验，能够激发学生内心的道德情感，引发他们真实的道德体验和道德认知，从而使《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走向生活化。
（2）让课堂教学开放化。农村小学《品德与社会》课 堂教学模式过于单一，往往采用单古老的说教式教学模式。要改变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为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就是以多方位多角度为理念，以开放的氛围为前提，以开放的课堂为核心，开放教学实践，主体参与贯彻始终，开放性的教学模式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①拓宽教学阵地。开放性教学要打破教学场地的限制，除了在教室里教学外，还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到教室以外的场所去进行教学活动。如《平安回家》一课，就可以组织学生到校外去实地了解交通标志、交通信号、交通标线，走进生活的教学要比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死啃书本强得多。
②设计情景表演。结合有关教学内容，采取讲故事、听歌曲、情景朗读、角色游戏、小品表演、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情景表演”。教学中分别让学生角色扮演，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形成思想品德意识。这种教学形式学生能充分参与、积极表现，比较自然地主动发展，从而深化道德行为，内化道德情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让教学手段多样化。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最好的学习动因是学生对所学教材有内在的兴趣。”可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电化教学能将抽象的道德观点形象化，它以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为《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条件，充分的发挥了思想品德课的育人作用。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4
历史与社会教学，尤其是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审视当前农村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实施素质的情况，人们发现其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基础作用，传统教学中满堂灌、填鸭式、高耗低效的现象依然存在。时代呼唤新型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需要一场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历史与社会课堂生活的重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在素质教育中发挥真正的基础作用，本文针对农村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些粗浅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矫治策略。旨在提高农村初中历史与社会教育效果。
农村社会学范文 篇5
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一直存在争论，有论者指出，“对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孙立平，2000：18）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四派观点，第一种认为村落是研究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费孝通，1998：9）这一派采用的所谓“微观社区研究法”实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在“村落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这一派把研究视野限定在一个地区，如黄宗智先生指出“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黄宗智，2000b：21）此派往往采用的就是“现实类型比较方法”，如黄宗智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的研究对比。
第三种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这一学派注重解读乡村市场网络、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等问题，注重的是“大传统”，即是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第四种，是把“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直到21世纪初最近两年徐勇教授等人提出“重识农户”，认为“三农研究的事实原点是2.5亿个农户。农户长期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这一基本起点。”（徐勇、项继权，2006）
下面围绕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条线索把已有研究进行一下梳理，并就各派研究局限进行一些评论。
一、村落个案研究
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的关注最早是由旅居中国的海外学者发起的。最早的村落研究是由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葛学溥进行的。他带领学生分别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对广东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Daniel Harrison Kulp，1925），此后不久，1936年费孝通在对江苏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带着调查资料留学英伦，靠这些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江村经济》一书。此类研究还有杨懋春对山东台头的研究和杨庆堃对“鹭江村”的研究（杨懋春，2001；Yang CK，1959）同时还有一批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学者，如威廉·韩丁对“长弓村”即张庄的研究写成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和大卫·可鲁克对“十里店”的研究：《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Hinton，w，1966；Crook，D.and Crook,1959）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被取消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人类学恢复重建，此类研究才再度兴起。代表的研究有王铭铭对溪村研究写成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1997）。折晓叶对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1997）毛丹对浙江尖山下村的研究：《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2000）。于建嵘沿着毛泽东当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路线进行细致调查写成的《岳村政治》（于建嵘，2001）。代表研究还有黄树民的“林村”研究，吴毅的川东“双村”研究，刘朝晖对乔乡村落“新江村”的研究等等。（黄树民，2002；吴毅，2002；刘朝晖，2005）
以上列举的这些研究都是对一个村庄的研究。但这种一村一地的散点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一直存在争论。因为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李培林，2004：7）
对村落个案研究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时的同学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教授在1982出版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提出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费孝通，1993：1-2）“不过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的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去与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的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李培林，2004：7-8）
“现实类型的比较法”更多地运用于下文谈到的超出村落视野的区域研究。
二、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
在中国，“区域研究”几乎与“村落研究”同时起步，而且同样是由在中国居住的海外学者推动的。金陵大学的卜凯（J.L.Buck）教授曾于1921年至1925年对中国七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并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卜凯，1936）费孝通在完成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江村经济》一书后意识到“微型社区研究法”即“村落个案”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并指出“单靠江村是不足为凭的。”（费孝通，张之毅，1990：6）所以运用类比研究方法对云南三村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费孝通：1996：369）
然而，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却认为这种多村落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区域研究，仍没有跳出村落研究的窠臼，仍将视野局限在村落或村落之间。弗里德曼批评道：不能以村庄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国来。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著作中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中来审视，以此来批判村落民
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企图。（刘朝晖，2005：14）
谈“区域研究”不能不提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的调查。1908年至1945年满铁对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至1944年对华北地区进行的调查，这次调查的资料后来编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性调查》，详细记录了冀鲁两省六县六村的情况。这部分资料成就了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
马若孟（R.H.Myers）据此写成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马若孟，1999）黄宗智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处理写成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00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前两部著作的启迪下对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写成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2003)，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划分。杜氏在书中对所研究的沙井、冷水沟等六个村庄按“富裕还是贫困；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距主要城市远近”三个标准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黄宗智在另一部区域研究的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指出将研究视野“集中于一个地区是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但同时“区域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的代表整个中国的复杂情况”（黄宗智，2000b：21）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遇到了与“村落个案研究”一样的方法论困境。黄宗智运用了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现实类型比较法”，黄把“过去研究过的华北平原作为参照系”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比较。（黄宗智，2000b：21）
然而这种现实类型比较仍然难以走出个案解释力的局限，“只不过把局限的范围大大的扩展了。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此外，已有的村落现实类型的比较，多半都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或历史性过程的比较解释力，这些缺陷都限制了村落现实类型的对话能力。”（李培林，2004：8）
鉴于这种局限，李培林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试图建立一种对中国村落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有许多原型。（李培林，2004：11-12）这如同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种抽象意义的理性类型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局限。因为这种理想类型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村落之内和村落之间而扩展到了村落之外。这不仅因为“羊城村”这个村落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且“村内”流传的许多“故事”是发生在“村外”的。那些经过提炼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则生动而丰富的再现了村落和区域发展变迁的全景。
虽然弗里德曼认为仅仅对多个村庄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是“区域研究”。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很难割裂的。前者是将视野局限在“村落世界”之内，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采用的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暗含了一个判断：中国村落是相对独立，静止封闭和自成一体的。后者一定程度上是将视野局限于村落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关注的是区域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种研究策略都是对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关注。忽略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经济结构的转换等“大传统”。所以有学者主张，应该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以使被忽略的“大传统”提起关注。
三、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乡村研究。
把集镇或乡镇作为一种研究单位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被关注的很不够。“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被设墟的地方。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只是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代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1996，转引刘朝晖，2005：5）
许多学者将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推为中国集镇（市场）研究的开创者，实则不然，对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训练，最早意识到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乔启明的代表作是《乡村社会区划的方法》（1926）和《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区之研究》（1934）。杨懋春先生一生都在关注集镇，并将其作为研究乡村的基本单位。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中系统地研究了集镇制度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关联，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也论及了农村市场问题，而在《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中则对集镇和农村的市场作了更系统的研究。（杨懋春，2001；1963：23-39）对中国农村市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旅美学者杨庆堃，施坚雅认为杨庆堃1932到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杨庆堃的代表作是《华北地方市场经济》（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1944）(施坚雅,1998：56)
费孝通也曾对集镇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费指出，“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在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费孝通，2006：58）费孝通在这里将临时市场、有驻军的镇和有市场的镇作了区分。临时市场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这种临时的市场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虽然日中十分人山人海，集中于市，但日落时就会散去，晚上就空空如也。而有市场的镇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而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则是政治中心，关注安全和防护。驻军的镇是作为传统的官僚当局和有钱绅士们的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的地方工业和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的联
系环节。（费孝通，2006：64-67）
关于费孝通对市场、集镇的这种区分及其职能的分析，施坚雅提出了质疑：“尽管费关于驻防镇和集镇的构想很有启发性，但他关于县治和其他行政中心通常不具有商业职能的设想是个明显的错误。在这方面我所调查的所有县城都至少拥有一个市场，并可以按照他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归类于一种已知的中心地。同时可以建立行政中心，也可以建立非行政集镇。”（施坚雅，1998：9）
施坚雅这里是强调以军事、行政为中心的城镇也同样具备商业功能。台湾学者刘石吉在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后也得出了与施坚雅类似的结论：“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原自乡村地区的草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而军事性及以行政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刘石吉，1987：1）
也正是受这些学者的启发，施坚雅对中国的市场做出了更为系统地研究。施坚雅“研究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底层的研究中概括出解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和框架。所以在他看来，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所以，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网络，才是打开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之门的钥匙，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李培林，2004：36）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书中运用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罗西（August Losch）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将中国的中心地分为六个层级，即小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城市化分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介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施坚雅，1998：1-23）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公社几乎都改造成乡镇，改革的深入也使乡村市场愈益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学者提出了“集镇社会学”，并出版了《集镇社会学》（邹农俭等，1989）。但这一提法并没有太大影响。
除此之外，将农村市场作为准入乡村研究的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和石忆邵的《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等等。（刘石吉，1987；李正华，1998；石忆邵，1995）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被乡镇所取代，而且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对集镇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乡镇上来，或者将乡村市场化与乡村工业化作为同一范畴来研究。而这种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研究与前文所说的以村落和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如前文所述，村落研究和区域研究都是将视野锁定在村落之内或村落之间，而且村落研究假定村落是静止封闭、自成一体的。然而，集镇研究的假设与此相反，认为村落与外界是相互关联、互通有无的。村落的基层市场、与镇上的中介市场和县城一级的中心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市场网络体系”。
李培林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来区分两者。认为前者注重解读的是“小传统”，那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传统。后者注重解读“大传统”那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李培林，2004：36-37）
孙立平教授也指出，以村庄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视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以乡镇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虽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二者之间体现为“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论视角”的对立或说“乡土性模式”与“整体性模式”的对立。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路径可循：其一，力图在多次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其二，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的偏误，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孙立平，2000：16-19）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6
一、我市农村治安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一段时期，我市部分农村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偷盗抢劫等犯罪日益猖獗，农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村社会治安问题隐患颇多，任务繁重。
当前，农村偷盗抢劫多为团伙作案，由于乡镇派出所警力薄弱，不能及时出警制止偷抢行为，因此犯罪分子气焰嚣张。有的家中有人，盗贼照样明目张胆地开着车偷抢粮食、牲畜和其他贵重物品，甚至盗贼打伤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近日，某县十几个村接连发生耕牛、山羊、生猪被盗案件，一时人人自危。少数周围群众为了免受损失，已不再养家畜。由于电力设施屡遭偷盗破坏，农民无法使用电力灌溉，只得使用成本更高的柴油机器。
目前，我市农村犯罪在犯罪类型上表现为盗窃、抢劫、诈骗等；在犯罪对象上分为牛、羊、猪、农用物资、农机具甚至农用水电设施；在作案方式上呈现团伙作案、流动作案；在作案工具上日趋专业化，不但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甚至直接用汽车盗运大宗赃物。
二、产生原因
（一）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与物质需要日益提高之间的矛盾。
我市农村经济当前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大多数农民在摆脱贫困后，已不满足于温饱水平，看到部分致富群众享受高消费，使他们产生了强烈消费欲望，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后，违法犯罪就成为极少数人寻求暴富的“捷径”。
（二）思想意识的转变与教育滞后的矛盾。市场经济在带来农村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部分农民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文化生活相当贫乏，部分困难群众子女辍学，小学毕业就辍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没有形成有效的教育机制，村民大会基本不开，集体教育一片空白。
（三）农村治安机制不健全，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侦破，农民的生命财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导致部分农村治安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农村的社会控制力减弱，社会不稳定，治安案件多发。
三、对策
（一）切实提高农民素质、用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法治理念教育全体农民，使其知法、懂法、用法、守法，不断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
（二）促进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帮助农民破除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小农意识和等、靠、要的不良思想。鼓励村民自我创造、自我发展、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诚实劳动发展家庭经济，增加家庭收入。
（三）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要对农村各种刑事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对案件要发现一起破获一起，用高破案率震慑犯罪，弘正气、息民怨、平民心。
（四）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1、继续落实好警力下沉工作，充实一线派出所警力；
2、落实民警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分片包干、一村一警、严格奖惩制度；
3、建立村级治安联防队，政府给予一定经济补助；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7
一、教育应讲究层次性
小学生关心他人能力培养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升华、不断强化的过程,小学生年龄跨度大,他们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判断能力相差较大。据此,我把关心他人教育分为两个层面。
1.第一层面是从最基础的“对家庭成员关心” 做起 , 逐步上升到“对社会关心”的高层次。各层次的具体目标为:
(1)“对他人关心”教育目标。对家庭成员关心 ,关心每个家庭成员,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如帮助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做个好孩子。关心邻里,体贴老人,乐于助人。关心同学,有互助合作精神。(2)“对集体关心”的培养目标。关心集体,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乐于为集体做事。关心学校,有为校争光的思想,关心学校的发展。 (3)对“环境关心”的教育目标。为保持周围环境整洁而劳动,到社区参加有益活动。 (4)对“社会关心”的教育目标。爱家乡,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遵守公共秩序,讲究社会公德。
爱祖国, 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的远大志向。
2.第二层面 ,根据所分层次 ,确定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期,根据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不同而各有侧重点。初期主要进行“对家庭成员关心”、“对周围环境关心”、“对同学关心”的培养。后期在巩固初期教育的基础上,集中进行“对社会关心”的教育。这四个内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循序渐进、互有交叉、螺旋上升的,不能把它们分开进行。
二、教育应讲究有序性
关心他人教育要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由对关心他人的认知,产生关心他人的情感,进而形成关心他人的行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几个序列。
1.以“认知———行为 ———反思”的模式有序列地进行关心他人的培养。在关心他人培养的实验中,我进一步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关心他人的认知是对关心他人的巩固,进行的每个环节都应指向关心他人的情感。
(1)认知明理。它又分为两个方面 :1说服教育。这是一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面教育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引导学生不断求得进步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用在晨会、班队会活动中等。2学科渗透。教育专家说:“无论从时间、空间、重要性上看,学科德育都是学校德育的主渠道。”我仅仅抓住课堂教学这一关心他人教育的主要途径, 把关心他人的教育渗透到晨会及各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中。如在课上,重点让学生从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中明白道理, 并以让学生自编自演课本剧等形式,让他们进入角色体验,实现情感升华,同时提高自主能力。利用课堂严谨循序的学科特点,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
(2)行为实践。学生关心他人情感初步形成后 ,常常容易反复地看, 要实现教育目标, 设计学生实践活动是至关重要的。我每个学期安排几次有针对性的主题活动,使关心他人的情感内化为关心他人的行为。
2.设计主题活动的序列。每一个关心他人目标的实现总少不了实践活动。我把实践活动按关心他人程度设计有序列的主题活动,具体如下:
“对家庭成员关心”主题活动 ;“献给妈妈的歌”主题活动 ;“我爱爸爸妈妈”征文活动 ;“关心父母”主题队会。
“对集体关心”主题活动 ;“老师您好”主题班会 ;“心中有同学”主题班会。
“对环境关心”主题活动 ;“学校是我家 ,爱护靠大家”系列活动;组织校园清洁小分队。
“对社会关心”主题活动 ;“让村庄变得更美”开展遵守社会公德小评比活动。义务劳动,到社区参加扫除保护社区环境活动。
三、教育应认知与活动相结合
传统德育工作中重知识灌输,轻情、意、行的培养。这种教育带来 的直接后 果是学生 “只会说不 会做”、“只愿 玩不愿做”,无形之中助长学生言行不一的毛病,在关心他人教育培养实验中,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 我采用把知识与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前苏联心理学家昂捷夫的“活动理论”颇有见地,他认为活动最重要。只有通过学生的活动感受的道理,才真正有意义。
1.家校结合。家庭教育在配合学校教育、塑造学生精神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要保持连续性、一致性, 就必须加强学校联系。我首先沟通家长和学校间的情感,明确培养学生成长的共同目标,通过家访、座谈等形式,摸清目前家庭中关心他人教育的现状, 与家长练手制定家庭教育中关心他人教育的目标。
2.文化陶冶与行为训练结合。校园是学生每天生活时间最久的地方,良好的环境将在学生人格品质上打下深刻地烙印,因此环境的育人作用不容忽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要让班级墙壁都会说话,在教室后面墙报上设立评比台、光荣榜和展示台。在两侧墙上挂上关心他人的名言警句等,从而使学校环境成为一本无形的教科书,给予学生美的享受,同时启迪学生关心他人、关心学校。在学校这个集体中,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帮助他人,反过来,当你碰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鼓励学生互相帮助,手拉手共同进步。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自觉接受教育,并内化为自身素质的必要条件。学生通过主动参与、亲身实践,更容易接受真理,增强体验,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让学生在社区活动中学会关心周围的人、事和环境。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篇8
李元昌，男，吉林省榆树市人，1949年生。中共党员，特级教师、教授，现为吉林省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兼吉林省教育学院农村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老师自1985年起，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对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进行了13年的探索。1999年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又创建了农村教研教改基地、县域三级教研网络等教研平台。李老师是吉林省的省管优秀专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竭诚奉献农村教育事业的好教师”荣誉称号。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十杰教师，并荣获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杰出奖，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他的教研文章多次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现代语文》等报刊上发表。吉林省教育厅为其出版了《李元昌教改思想与实践》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被收入教育家成长丛书。
桑哲（以下简称桑）：李老师，您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长春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毕业时多数学生都希望留在城市学校，而您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时，写下了“回本县本公社本大队工作”几个字。您当时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李元昌（以下简称李）：这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追求，我想踏踏实实在教育上做点事。我认为最适合我发展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家乡。我对待客观环境的态度：一是了解，二是熟悉，三是适应，四是改造，五是利用。我是当地人，了解，熟悉，也适应当地的环境，剩下的就是改造、利用环境了，我认为这是追求事业的一条捷径。当时我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一个坑里种几棵玉米”的问题。“文革”时追求高产，在应该种一棵玉米的坑里种了4棵，结果棵棵都长不好。人才都在城市扎堆，就像4棵玉米挤在了一个坑里，所以我选择了农村。这一个坑里就我一棵玉米，我事业发展的条件自然是得天独厚。再者，农村教育落后，但越是落后的地方越需要人，越是落后的地方待开垦的“处女地”就越多，收获也就会越大。从干事业的角度来看，我应该选择农村。
桑：李老师，1985年您在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二中举起了“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旗帜，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教改项目？
李：陶行知先生是我最崇拜的教育家，他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理想：筹备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的教育理念对我影响非常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教学改革此起彼伏的年代，我在家乡的那所中学——榆树市秀水二中举起“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教改旗帜，打算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探索教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途径。这个教改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人生追求。家乡虽然贫穷落后，但在我心里十分神圣。把家乡建设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我的理想。我是一名教师，只能从教育这方面来探索改变家乡面貌的途径。农村和城市差别大，我认为主要是差在人的素质上。我想，如果通过语文学科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回乡的学生个个有理想、有能力，能够成为当地经济建设中的中流砥柱，那么农村就有了希望。
桑：当时大家对您的教改有怎样的看法？您认为这条路能走通吗？
李：我承担了这样的教改项目，当时大家议论纷纷。我们秀水二中是治江和腰围子两个村合办的村办中学，是当时榆树县（市）小得不能再小，穷得不能再穷的一所学校。经费困难，连粉笔都得分着用。有人认为在这样的学校搞这样的教改，是天方夜谭，嘲讽我说泥鳅鱼想翻大浪；有人认为，陶行知先生用教育改造社会就像是用篮球推动地球转，我的想法更天真，是用乒乓球来推动地球转；还有人说我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我说自己是在“蚍蜉撼树”、“螳臂推车”。当时我想，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就开辟了一条学科教学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新路，语文学科可以这样做，其它学科不也可以这样做吗？如果各学科的老师都努力为农村的发展培养人才，改革自己的教学，用教育改造农村这条路就会成为阳关大道。说不定乒乓球真的就推动了地球。我心里一直想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于是，我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语文教学改革。从1985年到1998年，在这条教改之路上我走了13年。
桑：事实上，您的教学改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被大家誉为“农村教改实践家”，吉林省多次推广您的经验，在全国教育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认为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我在前面说过我对环境的态度。人不能屈服于环境，而是要主动出击，改造利用环境，让环境服务于自己的教学。我之所以能在农村教改中获得一些成果，主要是利用了当地的环境。也就是利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农村学校条件差，为此有些人认为进行教改根本没条件，也没必要。但我不这样想。城市有城市的优势，农村有农村的长处。在我的眼里，整个农村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大课堂。这样，我的学生拥有两个学校、两个课堂。 这两个学校、两个课堂各有分工，学校的课堂里学知识，社会的课堂上学能力。学校的课堂上学了新闻写作的有关知识，学生们就到社会上搜集素材，向报社、电台投稿；学生掌握了应用文写法，就动员他们用学到的知识为群众服务，帮助群众拟合同，写诉状；学了调查报告，学生们就走街串巷，调查当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通过类似这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我把学生的思想导入关心家乡建设事业当中来，这样学生们爱乡报国的情感、主人公的意识也就逐渐形成了。语文能力提高了，人也长进了，用一方水土培育出一方人，其效果是现代化教学设备无法达到的。
如果评点我的教改成功之处，都和利用当地的环境有关。即使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封建迷信、陈风陋俗，我都要想办法利用起来，变毒草为肥料，让学生从中受到有益的教育。
桑：在教改过程中，您是怎样认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
李：我认为语文不但是学好各学科的工具，而且是能让我们在人生发展中再获取知识的知识，再形成能力的能力，我当时就是以这样的目的指导学生的语文学习的。在一次语文测验中，我把数学老师准备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作为阅读题纳入语文试卷，学生们很不理解。我问一个学生什么叫说明文，这个学生回答了，我又要求学生根据说明文的定义，看这张试卷的阅读内容是不是属于说明文。学生们研究后，承认是说明文。我接着说，我们能够读懂语文课本中的说明文，为什么读不懂物理、化学、植物、地理这类的说明文呢？学生说他们还没学，这是下一节课数学老师要讲的内容。我说我今天考的不是数学，也不是语文，考的是你们会不会学习，会不会自己学习。如果你们能读明白，就会解试卷上的练习题，以后也就有自学数学的能力了。卷子收上来后，我发现不少学生都做对了。考试之后，我就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讨论，要他们谈谈这次语文考试的感想。有的学生说，语文是基础，学好语文才能学好其它学科。有的学生说，语文水平高，自学的能力就强。我对学生的回答给予了肯定。学生们还认识到要把语文作为人生再获取知识的知识、再发展能力的能力来掌握、运用，这样，离开学校之后，还可以凭着已形成的语文能力继续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不是虚无的东西，不同的环境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在教改中发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对培养农村中学生爱乡报国的思想情感，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人生追求影响十分明显。有一节作文课我至今难忘。为了写好《家乡儿女情》这篇作文，我把学生领到松花江边的大堤上，学生们看着家乡的贫穷面貌，大家齐唱着“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村子的周围……”，当唱到“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建设得地也肥来水也美”的时候，个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头上是红红的太阳，身后是滔滔的江水，眼前是家乡百废待兴的景象。在歌声中，学生们思考着家乡的未来，思考着自己的责任。一篇篇文章伴随着他们内心的激情很流畅地写了出来。“家乡，为了你美好的未来，你的儿女正在灯下苦读。”这是学生作文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是他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桑：您在语文教改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是怎样解决的？
李：最大的难题是怎样转变差生。差生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学生的流失，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就会落空，整个教改也就失去了意义。13年的教改实验，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差生上。我的体会是，差生成绩差，是表象，其实质是差在学习态度、习惯、方法等非智力因素上。在他们及家长意识中，读书就是为了升学，不能升学，读书就没用。因而我在教育中用成才教育改造升学教育，用成才的理念反对读书无用论。使学生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升学，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用之材。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学习才会有动力。这些学生可能与部长、省长的职务无缘，但却有希望成为一个村的优秀管理者。无论大材还是小材，都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和情感来转变差生的。
转变差生，就如同医生给病人治病。医生治病，要了解病因；转变差生，首先就要弄清楚为什么差。差生有许多知识要补，但要找到影响他们发展最根本的知识。在这方面，我是从字入手，从培养他们查字典、词典开始的。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就有了学习语文的基础。另外，我认为针对差生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调动起他们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用了许多“土偏方”。被升学教育所抛弃的差生，在成才教育中得到了发展。这轮实验班学生在1987年初中二年级时参加榆树市中学生作文竞赛，全市18名学生获奖，实验班学生就占了9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两年学完了三年的功课。1988年，实验班学生接受省验收检测，成绩和省里重点中学学生不相上下。学生们自编自选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已经再版4次，被定为吉林省中小学学生阅读教材。转变差生说起来一言难尽，有兴趣的同行，可参看近期出版的《李元昌与乡土教育》（教育家成长丛书）中的《让明天的太阳更灿烂》一文。有些人担心，怕搞教改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升学，我的体会是，教改提高了学生的素质，提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升学率。
桑：李老师，您常说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在教改过程中，您创造了许多教学方法，有些现在还在被老师们使用，有些还被介绍到国外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
李：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这是我的切身体会。经常有老师问我，怎样才能创造出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说你首先要端正教育观念。我给他打了一个比喻：教育观是种，教学方法是苗，没有好种，怎会出好苗？教育观是舵，教学法是船，无舵之船，怎能乘风远航？这里所说的教育观，主要是教师的育人观，也就是你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以前，我自己想搞出点教学方法来，但搞来搞去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以为当地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为目标来改革语文教学，一些方法自然而来。现在，有人明知某些方法没有效果却还在使用，而不去思考怎样改进。比如批改作文用的批语，什么“中心不突出”、“层次不清楚”等等，如果学生明白批语中的这些话，也不至于把作文写成那个样子了。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我下功夫研究了一番，搞出了点改法（见教育家成长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有一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开门见山，而有个学生开头却绕了弯，我就在总批中出了下面四道题要他回答：
1.这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什么？
2.在学过的课文或读过的文章中找出几篇符合这次作文开头要求的文章
3.读自己的作文，看开头存在什么问题。
4.请你修改自己的作文，使之符合此次要求。
这四道题，各有目的。第一道题重申对作文开头的要求，要学生知道，不是开门见山，就不符合要求。第二道题，让学生阅读符合要求的文章，掌握这种开头方法。在回答上两道题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问题，并也具备了完成第四道题的能力。这样，通过教师的点拨，学生就具备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了。
桑：李老师，您认为现在的农村教师在理论学习中应该读那些著作？
李：现在国内关于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多，而且还引进了不少国外的教育理论，能多读几本当然是有益的。作为一个农村教师，我个人认为应该读一读陶行知先生的著作。陶先生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今天的社会，但他的思想先进，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我本人的教改，其实就是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践。读了他的著作，我们会受到很多启发。
当代教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我就是以辩证法来指导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方法的。为了改善自己的教学，我读了《大众哲学》一类的书。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我结合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对教材、教法进行了改造。以前，我只顾闷头教学，有了点辩证思维之后才发现，现在的学科教学是形而上学。每个人都在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自己的学科，而看不到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我便把各学科看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本，语文学科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因而在1985年我提出了以语文学科为龙头，把其它学科进行综合的设想，并开展了综合性教学。有些教学方法的设计，直接来源于哲学的基本理论。如“放——收——放”作文训练法，其理论根据就是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把哲学思想应用在教学里，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比如，根据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结合教育学中迁移的理论，就设计出读写迁移法。把哲学思想用在教学上，就产生了新的了教学方法；学生把辩证法用在学习上就掌握了新的学习方法。有一次，我结合小说单元对学生讲解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告诉学生，人物的性格就是人物的本质，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等方面的描写，就是现象。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明白了这个关系后，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阅读时要透过人物的现象分析人物的思想本质。阅读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作文时该怎样去描写人物呢？学生们运用逆向推理得出结论：作文时，要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本质，去描写能够反映其本质的现象。学生们还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观察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有的学生运用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谈学习、谈修身。由此可见，我们教师在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同时，应该读一点哲学，用辩证法指导我们的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
桑：现在教材版本比较多，您认为哪个版本的教材适合农村中学生的学习？您是怎样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在课堂教学中，您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模式？
李：前一问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手中的教材不全，没有比较过。但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教材，都在于教师的运用。有位老师说，“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这话很有道理。围绕为学生学习服务这个中心，就不能死守教材。按着顺序一课一课去教，那是死教书，教死书。对于教材，应该灵活运用。我从来没有按部就班地使用过教材，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有时我会把小学的课文拿到初中课堂上重读；有时把高中教材“下放”到初中去学习。对于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就删，不足的就补。需要的东西找不到就自己动手编、动手写。数学、物理、植物、政治、历史等课本的内容，经常是我语文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学生的作文，有时也当课文讲。比如，有个学生写了篇作文《我爱家乡的红高粱》，无意中运用了象征手法，我就把这篇作文作为单元的首课组织学生学习，让这个学生现身说法，这篇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对后面的《白杨礼赞》、《井冈翠竹》、《松树的风格》等文，学生就无师自通了。
学习语文，一本薄薄的课本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推荐课外读物，也要符合农村学生的特点。我尽量向学生推荐带有“土味”的作家的作品。如老舍、赵树理、周立波、刘绍棠、马烽等人的著作。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文章，贴近农村生活，学生喜欢读，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影响较大。课外阅读不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它和课内阅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给学生讲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要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阅读《水浒传》中去；学了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课后学生非得找来《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读一读不可。当然，人的成长需要多种知识，不能单靠语文，科普一类书籍的阅读，也在我的指导范围之内。
谈到教学模式，实际上我从来不受什么模式限制、约束。在课堂教学中，有时一篇课文我要用两三个课时，有时一课时内学生要完成三四篇课文的学习。我从来不规定自己一篇课文几课时教完。如果这堂课老师讲有效，我就讲，不怕别人说我是满堂灌；如果讨论研究有效，就组织学生研讨交流，也不在乎有人说乱哄哄的不像个课堂；需要自己完成的问题，那我就要他们独立思考。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只要有效，我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只要对学生有利，统统用上。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能因其旧而弃之，时髦的方法也不能因其新就硬搬来用。有时设计好的教学方案，讲授途中就会改变，因为课堂上的情况变了，就得因势利导，就题发挥，不能死抱着方案不放。课堂教学要讲实际效果，不是讲形式。 课堂教学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从这方面来说是“死”的，但它决不是被某种模式所固定的。而教学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的，不固定的。我们应该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调节“死”的规律，把课堂教学变“活”。
桑：李老师，您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您认为农村教师除了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哪方面的能力？
李：在农村教师中，有一门重要的学问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农业生产这门学问。陶行知先生曾对农村教师提出过要求：“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自己在灯下啃了好几本农业大学的教材。从表面上看这些与教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对教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我的语文教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让学生发现了一个学习的新天地。以前，我只能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导向生活，导向社会，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后，我又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入生产领域，同当地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生们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又促进了自身的语文学习。有的学生根据农药说明书创造了小说《丁草胺请战》；有的学生把自己掌握的农业科学知识用在作文中创作了小说《土地神》、《一水引来万水流》；有的运用在植物课中学到的细胞液渗透现象写出了《化肥上多了为什么会烧苗》、《怎样合理施用化肥》（以上列举的学生作文，见本人学生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以上所说只是在语文教学层面看其作用，如果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其意义就更大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一个农村教师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重要性并不次于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