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精选8篇）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1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概要：诗歌作为心灵的一种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意识的流变 历程，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探幽。在当前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里，女性诗歌一反过去女性话语缺席和半缺席的僵局，女诗人们自白，呐喊抗争，勇猛地拆解着男性话语中心的模式，在当代诗坛中竖起了自己的诗歌大旗。然而要在诗歌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亦如女性要在生活中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一样困难。由于女性对生活体验的相对缺乏，女性诗歌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而至于过份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本文如下几方面阐述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一， 写作及其语言的憩居：躯体写作的定位

二， 黑夜意识：黑暗浸染的心

三， 雄化的歇斯底里：抗争与理解

四， 灰暗里飘摇的心：苦难与不安

五， 女性视角的定位：男人、女人和世界

关键词：女性诗歌 女性意识 诗歌写作

在现当代诗歌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总潜藏着艰辛和困惑，在自己走出自己，自己追逐自己中，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总飘摇着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雾团。于青说：“女性文学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抹雾气所笼罩的怪圈”。

①女性诗歌也一样，也未能幸免这种失重状态。诗歌作为心灵的一种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意识的流变历程。在当前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里，女性诗歌一反过去女性话语缺席和半缺席的僵局，女诗人们自白，呐喊，抗争，勇猛地拆解着以男性话语中心的模式，在现当代诗坛中竖起了自己的诗歌大旗。然而要在诗歌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亦如女性要在生活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一样困难。女性诗歌里的女性意识在步履维艰的迷茫中，同样凸现了女性生活中心灵的困惑，社会文化论文《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探幽》。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生理等的原因，女性比男性面临的更多。她们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莫测的世界，还得面临一个由男性主宰操纵的世界。女性的心理不仅要承受来自客观世界的风霜雨雪，还得更多地承受来自男性世界的困惑和隔膜。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女性意识中的苦难体验和不安全感弥漫开来。这种苦难和不安来源于“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困惑和对未来前程的莫测”。

②它渗透于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对女性意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男性主义的历史中，女性本身并无历史，她们仅有的历更也是被男性界定的历史，“历史是一副男人面孔男人心思男人意志”。

③在如此“男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包括文学创作)，没有坚实的生活作基础，她们的历史也相对悬空。由于女性对生活体验的相对缺乏，女性诗歌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而至于过份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她们借用适合自我表达的“自白话语”，并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寻和思考中，生发女性本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渴望获得女性的自尊;渴望女性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渴望女性也能与男性一样在人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然，由于女性意识的特别和女性经验的独到，使得女性诗歌的写作有了女性独特风格的同时，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2

关键词：维基·菲伍尔,压迫,诗歌,女性意识,男权社会

在维基·菲伍尔的诗歌中,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受身心的双重压迫。维基的诗歌关注女性的家庭生活, 以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无奈, 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反映两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以及女性意欲反抗的决心。在她的诗歌中处在压迫下的女性既是感性的也是可怕的, 她们试图摆脱传统对自己的约制, 争取女性作为人的权利, 体现女性自身的力量。维基·菲伍尔则通过神话改写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应该摆脱男性附属品的标签, 拥有女性的独立意识。维基·菲伍尔将创作诗歌的过程当作一种探寻自我生活和灵魂的方式, 通过自身的生活体验, 去创作诗歌中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 发出女性的呐喊, 并以此来宣扬女性自身的价值。

一、戏剧独白与神话的融合———女性的自我意识

维基·菲伍尔的诗歌具有很多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运用戏剧独白的形式以及巧妙的改写神话和圣经故事来创作诗歌。戏剧独白诗是英美文学传统中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诗人在诗中用戏剧化手法塑造第一人称说话人, 而诗中作者引退, 客观地探索了说话人的内心世界。戏剧独白诗因其特有的手法和艺术效果, 深受英美诗人喜爱。而神话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文学样式, 诗人巧妙地将传统的戏剧独白和神话故事相融合来书写诗歌, 这种方式能够使读者更深入地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

维基·菲伍尔在获奖诗歌《朱迪思》中采用了戏剧独白形式, 诗人以犹太女英雄朱迪思复仇的神话故事为背景, 全诗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来展开故事, 诗歌的叙述者“我”虽然是朱迪思, 但朱迪思的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 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与诗人自身的意识与生活体验相结合, 诗人通过朱迪思内心的独白, 向读者展示自我情感以及自我意识, 有意的将读者当作自己的心灵倾诉对象, 甚至将朱迪思所面临的内心情感问题和挣扎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

诗歌的开始, 描绘了朱迪思来到赫弗洛尼帐篷的情形, 喝醉的赫弗洛尼躺在床上, 朱迪思向他慢慢靠近。第七到十三行, 菲伍尔细腻地描绘了朱迪思内心复杂的情感变化:“一股温暖涌上心头/渴望着放下武器/躲在他的庇护下/躲在他的天篷下/像糖果一样被他融化。”诗人在此处细致地描绘了朱迪思对男性躯体的渴望, 以及失去丈夫后身心的空虚。渴望和空虚的鲜明对比, 突出反映了朱迪思此刻内心的挣扎。朱迪思此行的目的是复仇, 可当她靠近喝醉的赫罗孚尼时, 朱迪思动摇了, 在内心的空虚和对男性的渴望间徘徊犹豫。此时的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 渴望男人的保护。她突然想到了死去的丈夫, 他那冰冷而又僵硬的尸体, 已经不能伴其左右, 而她现在的空虚和孤寂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人造成的, 不可抑制的愤怒驱散了内心的挣扎, 成为朱迪思谋杀的动机, 在诗的最后五行描述了朱迪思觉醒后杀死赫罗孚尼的过程———“像切鱼一样容易”, 从而表达出她内心的愤怒。朱迪思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使读者对她的勇敢感到震惊, 也使读者对她的孤独和对爱情的渴望产生了同情和共鸣。

通读全诗后, 读者会通过朱迪思的内心独白深刻理解她去谋杀的动机。在男权社会下, 女人生来就是男性的附庸, 女性遭受来自身心的双重压迫,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要时刻遵守男权社会为女人制定的种种戒律, 还不能发出一丝抱怨, 更不要说寻求反抗的途径。对于朱迪思这样的传统女性, 在丈夫去世后, 面对世俗是继续默默忍受还是奋起反抗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但当她的女性独立意识渐渐觉醒时, 她选择了奋起抗争, 去争取女性作为人的权利, 展现女性自身的力量。诗人通过戏剧独白的形式对朱迪思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 使读者深刻的了解了朱迪思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意象解读———女性的反抗意识

对诗歌的评论离不开意象, 意象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把它的特征意义传达给读者, 以激起读者的情感体验。维基·菲伍尔的诗歌也用过很多意象, 如花、动物和家庭器具等, 其意象表达多与家庭关系紧密相关, 如女性长期被家庭的琐事所困扰, 生活在受到压迫的男权制社会下, 这些都使她们被禁锢的情感得不到言说, 长久的压抑和愤恨迫使她们想要反抗。在诗歌《金盏花》中, “女人们在撕扯着山坡上的鲜花, ”是什么迫使女人去撕扯如此美丽的花朵, 那就是男性长期以来的压迫。在这首诗中, 维基·菲伍尔的目的是颠覆男性将女人以花做比的传统观念, 即她们美丽, 脆弱, 而且很快就会年老色衰。诗人希望通过诗歌中花这一意象为女性塑造出一个自由、独立、平等的姿态, 以此来代替传统的顺从、依附和牺牲的姿态, 诗人想通过花这一自身的生活体验来为女性发声, 表现女性的强大以及女性的反抗意识。

女性的反抗意识在其第二部诗集《无手女》也有所体现。这部诗集中包含很多符合当代题材的诗歌, 如:童年, 家庭和性意识等, 但诗人最关注的题材是女性对过往犯下累累罪行的男性的控诉和报复。在这部诗集中也引用和改写了神话和童话故事来刻画两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无手女》取材于俄国神话故事, 全诗采用了戏剧独白的形式, 在这首诗中, 故事的叙事者“我”虽然是女主人公无手女, 但实际上诗人却是在借助诗歌中的主人公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和愿望。

诗歌开篇女孩站在河边因被父亲砍去双手而伤心落泪, 爱她的国王虽然为她做了一副银手, 但她却并不快乐。她的内心极度痛苦:“这双手怎么去救掉在红色淤泥里的孩子。家务已经变成了幻想:我冰冷的铁手在被单和毛巾划过就像被狼追赶后留下的雪橇印....如果可以, 我真能拿起一台起吊机, 让在杰罗的电焊工为我做一个像拖船一样大小的铁块来铲平这座房子。”此处戏剧独白形式的运用生动地刻画了无手女内心的情感变化, 由伤心转为愤恨。而她内心的独白也展现了其女性反抗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在这首诗中, “手”这一意象被赋予了多重含义。诗歌的开头, “被砍去的手”象征着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女性身份地位的剥夺, 在男性眼中女性没有自我身份, 注定不能独立而必须要听命于男性, 一旦男性的权威受到挑战和威胁, 他们解决的方式只有暴力。这时的无手女反抗意识还没有形成, 只能听命于男性。当无手女逃向森林后, 在救掉入水中的孩子时双手重新长出, 此处诗人真诚地歌颂了母性和母爱, 使无手女这一女性的自我价值提升了一个新境界, 而“新生的手”象征着柔弱的女性在自我拯救过程中的重生, 也象征着女性自我反抗意识的觉醒, 女性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新生的手”实际上也可以比喻成是诗人自己的手, 借此来表达女性自身的力量和创造力。诗中的无手女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代言人———为女性言说, 诗人想借此表达女性不要把幸福依附于他人的恩赐, 要展现自身的价值所在, 获得自己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借助手和花朵这些意象反映了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下生存的阻碍以及所受的各种压迫, 同时这些女性的独立反抗意识也在慢慢的觉醒, 她们也在找寻颠覆男权, 摆脱受压迫地位, 确定女性自我身份的方式。

三、结语

维基·菲伍尔作为一位当代女性诗人, 如何能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下找到女性自己的身份, 是维基菲伍尔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她的诗歌题材丰富, 形式新颖, 并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所受到的各种形式的压迫, 女性的从属地位, 和家庭冲突等现象和问题, 她试图通过诗歌的多种形式给女性以独立话语权。维基菲伍尔在诗歌中对语言的巧妙运用, 传统戏剧形式与神话故事的融合, 丰富的意象、元素的使用使她的诗歌颇具魅力。因此通过分析维基·菲伍尔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为基础, 来分析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反抗意识, 其目的是希望女性能够在寻求解放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 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真正实现自我。

参考文献

[1]范丽娟, 王倩.当代英联邦国家女性诗歌纵览[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2]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兵.戏剧独白诗中的说话人——以丁尼生、勃郎宁和艾略特的诗作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5) .

[4]景晓莺, 王丹斌.英语诗歌常识与名作研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浅析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篇3

关键词：当代文学女性  女性意识  女性解放

引言

我国当代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问题，是一种评价标准的存在。当代女性文明的进步发展就是开始于对女性意识的进行解放和批判。正是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女性作家才能在文学创作中，从各个客观角度去审视女性，剖析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状态。

一  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相关特征

1  自审意识

自审，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而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的自审就是通过用批判的眼光对女性身上的不同弱点进行深刻剖析。女性文学的解放是出于对自我存在方式的关心，只有在真正敢于直视自己的弱点，剖析自己的弱点，女性的解放道路才能在女性文学史上得以实现。在1980年代，女性作家开始将锐利的目光放在了社会女性自身的审视上，不断用批判的眼光去挖掘出女性身上那些根深蒂固的疾患和弱点，将女性身上的黑暗心牢描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震惊。我国最早对女性生命本体进行审视和探索分析的是著名女作家铁凝。

《麦秸垛》《棉花垛》以及《青草垛》统称为“三垛”，它和《玫瑰门》作为铁凝审视女性生命本体和深处灵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世人所喜爱和追捧。其中“三垛”本身具备着浓厚的女性文化的溯源倾向，将“垛”形容为女性身上的乳房，始终在孕育着生命的女性文化。《麦秸垛》主要描述了沈小凤和大芝娘两代女性命运的轮回，充分展现出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命的深度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与女性生命中密不可分的母性原欲心理。正是因为《麦秸垛》这部作品描述出了女性的生命隐层，深刻探究了女性生命意识，才被人作为是铁凝一次新的文学创作突破。而在《棉花垛》中，铁凝以其独特的眼光和文学立场，从客观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上权力政治女性的生存状况。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米子和她的女儿小臭子，米子虽然生活在靠产出棉花为生的贫苦地方，但她却不用像那些辛勤下地女子一样，靠种棉花为生，她只要出卖自己的肉体去得到物质需要。而她女儿小臭子延续了她母亲悲惨的命运，用身体去换取物质，还在社会背景下受到政治色彩的严重影响，从而在战争中早早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  围城意识

女性文学中女性迟迟不能被完全释放的根本原因就是女性身上的爱情围城意识，爱情这个领域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女性，她们试图在爱情中寻找自我、了解自我，可到最后却总是在爱情中迷失方向。女性对爱情的体验和感受在不同时代会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对于爱情婚姻的看法过于保守，往往選择保持逃避的态度。她们为了表现出女性独立的主体姿态，在作品中描述的都是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的画面。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一样：婚姻就像是一座围城，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城外的人却想冲进去。这就是被世人所认为的“围城意识”。

在作家王安忆的眼里，男女之间在有了婚姻关系后，爱情城堡就会崩塌掉，变成一堆残砖烂瓦，所有的甜蜜、快乐、神秘都会荡然无存，男女双方再也无神秘可言。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在平淡婚姻的生活中，又开始了对新鲜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在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爱情不再那么神圣让人渴望，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她的作品《锦绣谷之恋》描述的就是一个女性内心世界的幻想婚外爱情，作品中由于女主角和老公的婚姻生活平淡无奇，双方都产生了厌倦的心理，女主角在锦绣谷和一男性发生了新的爱情，相互之间青睐有加。然后作者并没有让女主角和其老公离婚，投入新爱情的怀抱，而是继续回归那平平淡淡的婚姻生活。整部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嗤之以鼻，认为爱情都是喜新厌旧的，不值得人们奋不顾身地打破常规生活去选择新爱情。

3  孤独意识

当代女性文学中孤独作为一种常见的女性意识，她们的生活孤独而闭塞，不愿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喜欢独自呆在一个角落默默思考。其中最具代表女性孤独意识的作家当属陈染，她的小说反复诉说着孤独这一话题，“孤独”贯穿了其所有小说作品。陈染就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和诉说者，她为当代女性文学塑造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孤独者形象，让读者印象深刻。

陈染文学作品中的“孤独”一种是覆盖性的生存氛围，另一种则是生存状态。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中，她的世界里无依无靠，仿佛谁也不存在。在陈染的众多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塔巴老人》《归，来路》，还是之后的《站在无人的窗口》《无处告别》以及《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意义，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生命特征，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孤独。孤独的产生是来源于现实社会的压力所迫，个体的存在无法敌得过整个社会的骄傲，这些主人公的各种生活怪癖和对社会的恐惧，让他们萌发了孤独之意。在陈染的小说作品《无处告别》中，主人公黛二由于和母亲、朋友以及整个世界都有着一种深深的距离感，她的生存孤独无依，无人能走进她的内心深处，从而造成她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生存状态中，作品中一次次的沉重挫折打击更是让她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一种无处告别的深沉孤独。

二  探讨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重要现实意义

1  实现文学的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出自于西方神话主题里的“双性同体”，它具体涵义指的是在一个身体上同时具备了两种性别特征。而双性和谐在文学上是一种美好人文思想的体现，表达了文人作者对于男女在生活、政治以及经济上建立和谐平等关系的渴望。铁凝曾经说过，当她在创作女性文学角色时，她会在最大程度上脱离女性的眼光和角度，以一种双向视角去看待社会上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状态。只有真正站在双性视角的立场，才能更加全面的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真实的女性魅力和光彩。例如，在铁凝的小说作品《对面》中，她采用了男性的第一人称对女性视角的转换，并真正实现了跳出了女性的单纯目光，通过从社会普通人的实际体验和感受出发，充分揭示了人在压力下所崩溃的生命脆弱现象。铁凝用双性视角去创作小说，实现了女性文学新的突破，既摆脱了女性单纯视角下的狭隘，又及时避免了男性视角下的俯视之感，描绘了当代女性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

而另一位著名女性作家王安忆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对性别局限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她热衷于站在和谐双性的写作立场，用双性视角不断去探析异性之间的平等生存状态。在王安忆的小说作品《兄弟们》中，她通过主人翁的口吻诉说道，女性不能够将矛头仅仅指向于男性，男女之间应该处于平等的立场，相互作为共同受害者，更应该相互帮助扶持，共同为了生活而奋斗。男女之间在生存状态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因此双方之间应该一起携手，相互合作和补充。正是因为王安忆在文学中创造中一直追求着两性之间的和谐平等状态，才让她的小说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精神空间。

2  超性别意识

在我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提出“超性别意识”的是陈染。她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说道，她始终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一种超性别意识，爱情在她眼里是没有性别区分的，既可以是占据主体的异性恋，也可以是少数的同性恋，她认为同性之间的爱情更能够理解彼此，在灵魂心灵上更能达成默契，真正单纯美好的爱情是超越性别差异的。

陈染的“超性别意识”主要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伍尔夫“双性同体”的延伸演变。她曾在《破开》中以主人翁黛二的口吻说道，在生命里的前三十年来她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在少女时期她渴望有一位英俊聪明的男性伴侣出现。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选择放弃了性别的看待，她开始觉得恋爱只能存在于不同性别之间这种观念是落后的，是历史长流遗留下来带有强制性、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她认为正是这种带有落后观念的习惯导致了在女人眼里，只有选择男人生活才是生命的正常生存延续。然而她并不觉得，她追求渴望的是人们要超脱于性别，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的质量，人们之间的亲和力不只体现在异性当中。超性别意识就是要解放性别天性，追求自由选择性别角色的生活，不再仅仅局限于异性之间的水乳交融。

陈染曾经说过：“我们始终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任何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我们都是不提倡的，超性别意识就是实现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不再只有男人去构建世界的精彩生活、思想文化。”女性文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生活经验和性别的描述，更要注重女性生活空间的想象和真实状态。陈染想要追求的就是一种超越性别的寫作态度，用超性别的意识去看待男女性别问题，去真正诉述出社会人们的共同思想感情，实现男女双方的文化补充和完善。超性别意识高度重视社会女性生活体验的特殊性，是当代女性文学的显著特征。要想达到文学的和谐自由状态，无论是男性文学还是女性文学，都要站在超越双性角度的立场，消除对人性的压迫，表达出社会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情感。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解放，对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生活的描述和深深的思考，从而组成了社会文化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当代女性文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女性意识和创作观念的及时转变，正是由于在新时期社会的思想观念发展下，女性作家开始在实践中不断艰苦探寻真理，真实反映出女性的生存命运和状态，解放出女性深处的真实本性，站在客观的角度去批判女性的弱点，超越性别的思考和分析，从而实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新突破。

参考文献：

[1] 王艳峰：《从依附到自觉——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贝尔胡克斯：《晓征等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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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Patrick D.Murphy（ed.）.Literature of Nature：An International Sourcebook.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2008.

[8] Greta Gaard &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Urbana，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3.

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4

女性意识也就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①女性意识包含人的意识和性别意识，即女性对人的角色、观念与价值问题的理解。女性在解剖世界同时也在解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②所以所谓的女性意识，是指建立在女性性别之上的、有别于男性的情感和意识，它涵盖着女性对历史、自身命运的反思以及价值自审、内在体验等内容。冰心是一位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尤其看重和钟爱女性的性别特征，认为妇女应该将“为人”与“为女”统一起来。探析冰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体现了她的独特的女性意识。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关注女性的命运

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莉丝蒂娃甚至认为，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不应该界定“女人”，认为“一个是女人”和“一个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克莉丝蒂娃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 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能成为某种东西的物，要界定女人实际上把女人当物看待，就是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但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独立的生存意识，没有把握自己命运争取自己权利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自主性。冰心正是关注到了女性的这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正如冰心的那句名言 “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所以在冰心的作品中作者用很多笔墨描写了受侮辱受损害的妇女的生存境遇，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现实的书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写女中学生英云被父亲包办嫁给了司令的儿子，原本天真活泼的少女一下子变为寡言少语的少妇，勉强读到中学毕业便陷入旧时大家庭，成了封建礼教与封建家庭的牺牲品。《是谁断送了你》里的少女怡萱，好不容易才在叔叔的支持之下争得了上学的机会，谁知一个浪荡子自作多情的信，落到了怡萱那守旧的父亲的手时，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她非但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也因此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最后的安息》中翠儿是一名童养媳，翠儿受到婆婆的苛责，虐待，不能吃饱饭，在寒冷的冬天挑水，在冰冷的河水中洗衣，这般的任劳任怨，还是逃不脱被损害的命运。作者在从生存角度关注妇女命运的同时，竭力从一个女性的内心体验出发，写了翠儿在面对这些苦难的同时对于温情和爱的向往。在“我”提出要为翠儿洗衣时说出的满含着慈怜温蔼的言语，忽然使翠儿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动。从翠儿的内心体验出发，体验到了人间友好光明的一面。但翠儿却无力争取这份光明，年轻的生命过早的陨落。冰心在从生命存在角度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时候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指出妇女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力，而把没有受教育看作是女性悲惨命运的唯一因素，这一点难免有些偏颇。

冰心在从生命存在角度关心女性命运时，也塑造了一些有着清醒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着自立自强的意识也有着改造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参与改造社会，体现自己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庄鸿的姊姊》便是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女子的形象。“我姊姊也自负不凡，私下里对我说，我们两个将来必要做点事业，替社会谋幸福，替祖国争光荣。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我想我将来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作者借庄鸿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位女子的愿望，希望脱离家庭的束缚，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她的《女兵自传》更是以激昂的姿态“打破恋爱梦”，“把脸上的胭脂粉洗得干干净净”，“走向充满了血腥味气味，横陈着无数骼骸的社会战场”。《从军日记》“不知经过多少侮辱和痛苦，经过多少挣扎和奋斗，才投入革命的洪炉，和男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们都在传达对自己是女人的清醒，以投身于社会解放来谋求女性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

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

著名的女性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对蒙泰朗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做了精辟的剖析。波伏娃认为，在蒙泰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这是一种因果的.颠倒;劳伦斯的作品男性是引导者，女性只能充当被引导者，这是变相的男性的骄傲;在克劳代笔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虽然对女性竭力赞美，但仍将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妇女，但最终女性仍需依附于男性。而现代文学创作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多也表现在以上几种。在冰心笔下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不是依附拯救，引导，而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一种男性和女性和谐的关系，这种男性女性关系的构造体现了冰心的女性意识即肯定了男女的平等对话，交流合作，互相关心帮助，彼此心灵相通，这种女性意识的体现在与冰心在作品中构建的独特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

1、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5

——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董晓迪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级01班）

指导教师：赵海燕

摘要：安妮宝贝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漂泊、爱情、死亡等问题展开对于女性生命的思考和关照。她成功的刻画了一系列处于大都市边缘的女性形象，她们拒绝主流意识，讨厌虚伪，远离恶乱的是非场，保持个性，崇尚自由。安妮宝贝站在女性的高度，勇敢的对这个世界或唾弃，或赞颂。该文将从独立漂泊、婚姻生活、姐妹情谊、恋父情结、死亡姿态五个方面分析隐藏在安妮宝贝字里行间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安妮宝贝 独立漂泊 婚姻生活 恋父情结 死亡姿态 前言

安妮宝贝的作品一直在宣扬一种女性的独立精神，她笔下的人物不断的在挑战传统，实现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解放。她曾写到“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想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在她的作品中，描写了大量女子在爱情和现实中的挣扎，纵然这些女子始终相信“蝴蝶飞不过沧海”，但她们依然要张开双翅逆风飞翔。她们表现出比男性更加清醒的姿态，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情感、人生的明确把握和坚定追求，颠覆了男权话语下女性羸弱，摇摆，依附的传统形象。

《莲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自知我的情商很低，和我在一起的男人，到最后总是会被伤害。她们控制不住我，无法猜度我，我始终让他们感觉不安全，仿佛一起共守的，是一团薪柴有限的火焰，你要眼看着它们逐渐熄灭灰冷，不能说我没有爱过他们，我曾经热烈地真实地爱过他们每一个人，只是不长久。我没有信任过任何感情的长久。” 安妮宝贝把都市男女的爱情写的真实而残忍，她笔下的女主角们信仰真爱，却又难以寻到与自己在精神上和谐统一的伴侣，于是只能在爱情的道路上颠沛流离。安妮宝贝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心理世界，并且站在人生和哲理的高度，审视生命和人生的本质，表现对女性爱情，婚姻，生育等问题的思考和深切感悟。爱情是一场幻觉，爱一个人，最终不过是爱上自己。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在追求内心期盼的爱情时，并不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经历残酷现实的考验，独自漂泊，保持着自尊自立的人格特征，试图与男性并肩观看这个世界。

[2][1]1.独立漂泊

漂泊是安妮宝贝作品的一大主题。她曾写到：“生活对我来说，不存在安稳的概念，我始终在路途上，在流离失所的路途上。我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换我自己，敏感和激情，那是和灵魂相伴的东西，和生活本身无关。”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子多处于人在旅途的状态，停留在不同的城市，演绎不同的情缘际遇，出发，流浪，一直生活在别处。

1.1漂泊可能性 社会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其生物性决定的，而是在于他的社会性。男女两性除了各自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外，还有在心理，习惯，志趣，行为方面的不同。波伏娃也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的。女性的这种永恒的女性气质不是既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头脑决定的，她们是被她们的环境塑造出来的。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不可撼动，女子要连 [3]

同物质、身体、灵魂一并交给她的丈夫，所以她们依赖男性，祈盼着男性的宠爱，始终处于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她们不会萌生独立漂泊的念头，因为根本无路可走，男性与女性并不是并立而站，女性始终活在男性的背后，活在见不到光明的阴影里。由于女性一直被禁闭在家庭生活的小环境中，她们千百年来成为笼中鸟，并甘愿了这种自缚，同时束缚别人。她们丧失了和男性并肩而立的能力，她们将自己定位为丈夫，家庭，孩子的附属，不曾对世界有新的期待和幻想。在这种固有的女性生存模式下，女性的依附，无知，软弱更加明显。

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使得女性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经济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生育观念的改变和医学革命也将女性从繁衍后代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为背景，展现了一群寻求自身独立、与传统抗衡的新女性。她们有独立的收入，大胆前卫，与男性保持并肩而立的姿态，不依附，不承欢，桀骜不驯，她们敢于规划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在独立行走中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人生感悟。安妮宝贝将漂泊流浪作为突破口，通过这种方式女性重新发现了世界，并开始主动的审视自我。通过拾回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来找回女性生命中坚忍不拔的生命活力。女性选择漂泊行走一方面是将它当做脱离原有生活圈子，离开男权话语和压制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在行走中不断思索和寻找着女性的自身出路，完成女性的独特认知和定位。

1.2不做单纯的娜拉

安妮宝贝笔下漂泊的女性并不是单纯的娜拉，她们拥有自己设计的道路，敢于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拼搏，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未来。在《莲花》中，身患重病的庆昭坚持和善生徒步进入墨脱，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体现女性超乎男性的独立果敢和内心的坚忍不拔，通过这种漂泊，庆昭找寻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所在，完成自我认知和对话。《七月和安生》中的安生从海南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厦门，几乎走遍了整片华南、西南和华中地区，她说“已经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我想我的家是被我背负在灵魂上面了。可是有时候灵魂是这样空。有时候又这样重。”《春宴》中这样描写女主角庆长：“她从少女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远行。为恋爱，为逃离，为谋生，为工作。一次次踏上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远处。她不计算到达过哪些地方，如同从不数算在生命中出现过的他人，不断把过去甩掷在身后，义无反顾，一意孤行，这样才能大步向前行走。才能不被一种血肉伸出的心灰意冷所牵绊和折磨。”这些女性的独立漂泊并不是对社会的逃避和漠视，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女性生命的仪式，反抗社会和文化赋予女性的软弱气质，完成女性对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鲜明的体现了女性从单纯的“出走的娜拉”到完成生命体验的转变。

[4]2.婚姻生活

安妮宝贝的作品重在探讨女性内心的成长和体悟，其中婚姻也是一个方面。她笔下的女性对婚姻有着不同的解读，既有对于婚姻充满美好向往的七月，也有将婚姻作为换得自我安生立命工具的庆长，当然，更多的女性对婚姻采取一种淡漠甚至拒绝的态度，她们不认为爱情的终局是婚姻，最重要的是，她们对男性不再采取依附的姿态，不再将婚姻当做留住男性的砝码，这使得婚姻不再是感情的坟墓，而是两个人自由的选择。

2.1对婚姻的淡然

在大众意识当中，婚姻是爱情到达一定程度的产物，婚姻代表着家庭，代表着夫妻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但在安妮宝贝的笔下，仿佛婚姻是人生热闹一场之后归于平淡的一道门，代表着内心的超然和淡定。总的来说，安妮宝贝笔下的婚姻是坚持爱情至上的，不把婚姻当做两个人的枷锁。结婚的双方追求的是心灵的契合，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双成对。即使是踏入婚姻的女性依然保持着婚前的独立，她们不把婚姻看作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纸保证，也不把它看作是两性关系的保险箱，纵然婚姻有着束缚，那也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捆绑，她们从来都是一个人，傲世独立。比如《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与并不熟悉的邻居男人Ben闪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面对婚姻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戒指，没有告知任何人，在登记结婚后只是意识到法律上的保障，仅此而已。Ben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清醒过来，但我懒得去办离婚手续，干脆把结婚证书藏起来，等你找到一个

真正想嫁的人我们再去办。” 他们是带着结婚证书的同居者，世间难以找到一对夫妻可以相处的如此安宁，正如安妮宝贝写到“我们从不互相关心，打探，猜测。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有时候想想，很多男女是在以爱为借口做着自私的事情，又唯恐对方知道或比自己更高明，所以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春宴》中，作者这样描写庆长和定山的婚姻生活：“与定山共存一个屋檐之下，如同搭伴过活的同居男女，礼貌客气，略带生疏。庆长有时失眠，需要长时间开灯阅读，与他分床睡，定山也不以为意。他们从不为琐事争执吵闹，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渗透和联结。没有思念。没有粘缠。生命路线终究是并存而无法交叉重叠。” 2.2对婚姻的拒绝

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女性选择不踏入婚姻。这一点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是背道而驰的，在传统观念中，感情的最高荣誉是走入婚姻，婚姻才是女性的全部，女性被三纲五常束缚起来，被男性的圣母神话所欺骗和愚弄。但是在安妮宝贝笔下，女性成为自己婚恋的主宰，她们有权利也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挑战世俗传统，比如《彼岸花》中音像店男人卓扬曾试图把乔带入他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然而乔却拒绝了他，因为她觉得“一大桌子人吃饭，被别人关心，对别人解释，看着别人的脸色微笑，每天在那么多人的眼皮下面喜怒哀乐孝敬公婆，伺候小叔” 是她不需要的，即使一辈子孤独也不会接受。她爱卓扬，但是拒绝了和卓扬一同捆绑在婚姻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妮宝贝的后期作品《素年锦时》中，我们看到了她尝试书写“人间烟火，饮食男女，春耕秋收，冬雪夏雨”。比如她写到南方家乡的大宅、居民的晚饭、甜力糕西米露等吃食、祖父祖母的生活等等，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作者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开始了有意识的对于安稳和平淡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就像她在该书《自序》里写道的那样，虽然虚无，但过程或许就是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女性在经历和男权的抗争之后，开启了一条两性和谐的道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不利于女性的发展，而女性主义也不能走向极端，整个社会需要男女两性的和谐融洽，这也是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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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姐妹情谊

在反抗男性话语强权的背景下，一些女性结为同盟，呈现了姐妹情深的感情关系。这不仅是对男性地位的撼动，也是对传统生殖秩序的挑战。在20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找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启了私密性的女性写作。而安妮宝贝则打破了这种封闭，选择了一条“走出房间”的路线。在《再见，旧时光》中，“她”和苏在旅途中相遇，“她和苏，一起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她把身体蜷缩起来，那种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苏从背后抱住她。苏温暖的身体靠近她。苏的手，柔软的手指，抚摸她屈起来的背脊和膝盖，一点一点，把她扳直。我拥抱着你。你感觉到了吗。是。你拥抱着我。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可是我爱你。我也爱你。苏。不要恐惧。不。我不恐惧。我们相爱。多么好。” 她们之间的感情，更像是镜像般的映照，通过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再如《南生》中南生和乔的同性感情，两人彼此欣赏、彼此珍惜,心灵的契合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南生对乔有着莫名其妙的信任,两个女人之间的自然相处、互帮互助让人觉得温暖。在南生的生活中，乔是一个在痛苦时刻出现的救星，当南生从看守所走出来时，是乔带她回家。南生自杀时，是乔不顾一切去救她。在南生流产时，又是乔守候南生一个星期。两人彼此心灵相通，在没有男人的世界，彼此扶持。“南生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发。乔睁开眼，看着南生，眼泪流下来。两人额头顶着额头，互相微笑。乔来吻南生的额头。她说，南生，我爱你。” 就是这样的一种彼此爱恋超越了掺杂着权力关系的同性之恋,使得南生勇于逃离男性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下坠》中，男性中心地位通过 “钱”来展现，两个相爱的女孩乔和安在男性金钱世界里毁灭。乔说“我们应该有很多钱，安，如果没有爱，有钱就可以。” 乔深谙金钱的力量，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和满足。而乔最快乐的事情是在巴黎春天里面，轻轻一挥手，就买下一双几千块的Prada的细带子皮凉鞋。植村秀的新款眼影。Versace手工刺绣的吊带裙子。乔对殷勤的店员们从来不正眼看。而乔也愿意承受为此付出的代价，“当客人把烟头扔到她的脸上，她会蹲下去，妩媚地把它放在唇上。” 金钱也可以隐匿事实真相，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查明乔失踪的真相，乔在包厢中被一个有钱的男人谋杀，他太有钱了。因此前来复仇的安，被男人推出窗外，她的死也会像乔那样，下落不明，无人查证。金钱就像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收买了满足、虚荣、身体、真相等或轻或重的东西。在这场金钱游戏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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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直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并利用他们掌控的“权”或“钱”来玩弄女性。安妮宝贝用一种绝美的笔调表现了这类女性被毁灭的悲剧，表现了她们勇敢抵抗男性掌控的勇敢，但女性的边缘化立场并未改变。安妮宝贝在《少年事》中写到的，“我对女性之间的友情，一直保持着某种信仰。在它里面，没有性，没有好奇，也没有激素的作用。只是因为彼此共同的愿望而靠近。我们就像两个敏感的贫乏的孩子，彼此拥抱取暖。这样纯洁静好的陪伴。” 其实，真正的女性视野应该是广博而深远的，女性应从男女的性别对抗转移到女性自救和对人的普遍关爱上来，而不宜后退到边缘地位去局限自身。在这一点上，安妮宝贝做出了有利的探索。

[13]4．恋父情结

恋父情结又称作“厄勒克特拉情结”，指的是女孩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绪。恋父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女孩子在她童年或少年的时候，都会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崇拜，每个女孩子，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恋父情结，但是大部分女孩子的恋父情结在其成长过程中会慢慢转移，这种感情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的身上，所以她往往是通过另外的一次异性的结合，来完成自己恋父情结的终结。而另一些无法淡化这种情结的女孩有可能形成心理暗疾。安妮宝贝笔下很多女性都是这样，没有终结她们的恋父情结，她们以后不断地和别的异性结合，只是为了延续她的恋父情结。

4.1父亲缺席

恋父情结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安妮宝贝从少年时父爱的缺失以及不安全感两个方面来表现某些女性的恋父情结。正如她写到“后来我想起来，我是在用不妥协和颠沛流离，追寻在漫长时光中所缺失的爱及安全。”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父亲形象，这与她父亲的突然离世有很大关系。对于父亲，她表现出深沉、遗憾的爱和眷恋。父亲疼爱她，却不知如何表达，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一再表现她和父亲之间交流的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缺失。

安妮宝贝早年在家乡的一所银行工作，因要辞职与家里闹得甚不愉快。于是一个人外出漂泊，很少回家，安妮宝贝多次写到新年时父亲去机场接她的场景，因飞机晚点，父亲的腿不好，却依然在出口等她，她看到父亲的衰老和思念，两个人却依然无法开口表达。父亲去世后，在《蔷薇岛屿》《清醒纪》《莲花》中她多次写到父亲病重的场景和出殡的场景，回忆自己与父亲当初的执拗和冲突，回忆父亲的疼爱和关怀。一位作家童年时期的经历对后期创作中的心理意向和人物塑造有着很大影响，由于感情的缺失而在成年后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独特体验，可以说安妮笔下那些桀骜不驯，疼痛，无所畏惧的女性带着安妮童年的阴影。在《再见，旧时光》中，安妮宝贝写了父女两人之间的温暖场景：“将睡未睡的昏沉。看见父亲带着她去买衣服。父亲对母亲说，女儿都读高中了，应该穿些漂亮的衣服。他带她在大街上走。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看。是冬天。她挑了两件大衣，一件刺绣的木扣子羊毛开衫。还有围巾。店员替她拿着换下来的衣服，一边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爸爸呢。这样好的爸爸。疼爱女儿。父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的腿因为走路而疼痛。他看她试穿衣服。他从没有带她看电影，从不带她去冰激凌店，从没有拥抱过她。那是他们很少的几次单独相处。她记得这样清楚。那件羊毛开衫她穿了近8年。这样喜欢。直到纯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

4.2替代性父亲 在女性意识当中，“父亲”是一个泛化概念，可以指代具有父亲特征的男性形象，如兄长，年长的 [14]男子等。过早失去父爱的女孩，常常会将对于父亲的感情转移到现实中某个人物的身上，这个人物便会成为父亲的替代品，但他又不同于父亲。在父亲的光环效应下，“他”的形象往往更加高大起来，供奉在女孩记忆的深处。因为“他”与特定的时期联系紧密，而那个时期对女孩子来说刻骨铭心，所以无形之中，后来正常的爱恋便始终会让女孩觉得缺少共鸣，并且始终试图寻回特定时期的恋父关系。

在《南生》中，南生七岁目睹父亲的死亡，而后寄居后妈家，后妈的儿子和平给了她保护和温暖，在南生的成长中由于缺失父爱和男性的感情，在和平对她的种种温暖行为里她得到了满足，并将这种满足转变为对和平至死不渝的爱情。其实南生对和平的迷恋是恋父情结的一种展现。比如“南生把脸埋在男人的脖子里，闻到他皮肤和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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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七岁的南生对父亲的认知，而在和平

那里，她依然在寻找这种属于父亲，属于男性的气味，“她抱住了他的脖子，把整个身体都往他身上窜。她闻到了她熟悉的气味。他头发的气味。他血液的气味。他皮肤的气味。”“她只能一遍遍重复抚摸和确定那个男人英俊的线条。记忆他的皮肤和气味。她的生命已经留下他的印记。流淌在血管里。渗透在肌肤里。无处不在。” 可以说，南生在和平身上找到了她心目中父亲所能带给她的亲昵，比如她喜欢抱着他的脖子，喜欢他横抱起来她转圈，而且和平还给了她类似父亲的严厉和管束，这在和平对南生说话的语气中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从始至终和平对南生都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语气，比如和平给南生买西米露吃，南生一颗一颗地嚼，不舍得一口气吃完，吃了一半，把碗推给和平，想让和平也吃，于是说了句我吃不下，你吃。和平推回去，粗声骂，快点吃，吃不下也得吃。

恋父情结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多有体现，比如在《莲花》，身患重病的庆昭最终嫁给了给予她温暖，在病床旁守护她的男子——宋。《二三事》中的“我”带着女儿恩和接受了三十三岁的平凡男人——宋盈年。《暖暖》中的女孩放弃了和林、城两个男人的纠缠，选择了一个大自己很多的男子。《素年锦时》中重光在喧嚣的城市中遇到同样喜欢诵读佛经的宋清佑。《春宴》中的庆长在经历了和清池的爱恨纠葛后最终走入四十八岁的心理医生宋有仁的世界。可以看出，这些男子都具有温暖，成熟，深沉的气质，具有父亲的气息，是作者潜在恋父情结的体现。[16]5．死亡姿态

死亡是诡异美丽的另一个开始。安妮宝贝似乎很乐意去写死亡和暴力血腥的场景，只是写的优雅而唯美，她喜爱将死亡写的像电影里的某一个镜头，极富画面感。在《下坠》中，她这样描写安得死亡“在漆黑的夜色中看见下面的灿烂霓虹和涌动的人群，很像童年时沉溺过的万花筒。摇一摇，就会有无法预料的安排出现。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像花一样盛开。她的双足感觉到露水的清凉，有一刻她的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但在无声中滑落。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有些时光是值得回想的，14岁少年明亮的眼睛。春天的气息。甜蜜的亲吻。肌肤的温度和眼泪的酸楚。一个穿白棉布裙子的女孩独自坐在夜行的火车上，还有教堂外面的樱花，在风中飘动的洁白婚纱。”

在《南生》《疼》《生命是幻觉》等多个文本中都有关于死亡的描写，但《下坠》中的这段死亡书写是最具唯美色彩的。主人公安淡然自若，在接近死亡的过程中回放内心认为美好的画面。同时，在旁人看来，她死亡的姿态也是美的，“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像花一样盛开”。不同于男性作家对死亡的书写，他们喜欢将死亡与丑陋、罪恶、黑暗联系到一起，写的毫无美感，着重表现死亡的恐惧和生的挣扎。而安妮宝贝的一句“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便写出了女性的勇敢超脱。仿佛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一只红色的蝴蝶翩然而落，那不似死亡的场景，而是一种超然和解脱。美丽的必然要破碎，破碎了必然要彻底。安妮喜欢描写年轻美丽的女子在透支了生命之后的死亡，她们坦然接受生命的终结，从容的奔向另一个世界。

其实不论是背负着汹涌情欲和罪恶感而被自我放逐的安生，因感情缺失而对爱情偏执到极点的南生，享尽世间各种繁华而黯然自杀的莲安，还是背负着沉痛过往最后于神性隐秘之地安然逝去的苏内河，她们有着璀璨闪耀的人生，追随着内心的情感，欲望，或是幸福的幻觉，但他们最终的结局多半是死亡。她们的死如烟花般，转瞬即逝，但却有着绚烂的过程，有波荡的激情和充盈的真诚，这也是女性作家在女性主义烛照下对死亡书写的独特之处。

安妮宝贝在解读死亡时曾这样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是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的命题，决定了他们会如何选择对待生命的方式。” 无疑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是热爱生活的，她们努力的生活，努力的绽放生命中的美，在透支了生命的力气之后从容的选择结束，她们没有挣扎，没有恐惧，没有懦弱，有的只是内心的纯净和超脱。结语

安妮宝贝以独有的阴郁而美丽的文字诉说了女性对爱的执着与痴狂，对生的勇敢与坚定以及对漂泊的无所畏惧和向往。现代女性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解放使得女性在面对婚姻，家庭，自我命运时更加的清醒和自主，她们不再依靠家长做主，不再依靠男性，不再依附和摇摆，而是以自己对人生和命运的把握而进行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安妮宝贝描绘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女性心理世界，她没有停留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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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与不幸的生活表面，而是站在哲理的高度，审视生命和人生的本质，做出了关于女性如何生存，如何面临困境和走出困境的思考和回答。同时，安妮宝贝发展了女性写作，将女性写作引入两性和谐的阶段，将目光锁定到女性自救和对人类的普遍关爱上来。

注释：

[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05.[2]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6.[3]安妮宝贝.告别微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43.[4]安妮宝贝.春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96.[5]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08.[6]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81.[7]安妮宝贝.春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55.[8]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32.[9]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32.[10]安妮宝贝.蔷薇岛屿[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01.[1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2.[12]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13]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14]安妮宝贝.清醒纪[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26.[15]安妮宝贝.蔷薇岛屿[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96.[16]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2.[17]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18]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19]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20]安妮宝贝.清醒纪[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4.参考文献：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6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意识文学创作内心世界苦痛挣扎

引言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7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肉欲与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光明, 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J].文艺争鸣, 1997, 5.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79.

[3]乔以钢.多彩的旋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9

[4]郭力.生命意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生长点[J].江淮学刊, 2006, 4.

[5]阎纯徳.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文化研究, 2002, 夏之卷.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8

关键词： 女性文学 生命意识 觉醒 自觉 价值期待

回顾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从五四时期对女性觉醒的描写到新时期女性文学对“人”的观念的探求，从新写实主义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写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我们从中感悟到现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体会到女性作为“人”的生命意识及其价值。正是这种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自觉和价值的执著追寻，使得女性文学的精神表达空间得到升华，使女性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得到彰显。

一、“觉醒”于自由理想与爱情的“五四”女性

“五四”女性文学的崛起，结束女性被命名、被注释的历史悲哀状态，使她们开始主动地、积极地参与生活的抉择与追求。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本我生命意识和价值的探寻。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作家各自以自传式的女性形象向世间宣告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索，述说着女性的苦闷、彷徨和叹息。她们对旧模式下的生活进行否定，并尝试以新的方式和状态生存和生活。

冯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拥有一个极清晰明确的目标——（破）完成“爱的使命”。“爱情”成为她们全部的生命意义所在。在她们看来，“殉爱的使命”是“天下最光荣的事”。然而母爱与旧的道德观又束缚她们的精神，她们在极度痛苦中选择“中间道路”、“牺牲生命来殉爱”（《旅行》）。这似乎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实际上却是对现世、压力及心灵痛苦的逃避。她们在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对于生命意识和价值的追求和探寻。到了庐隐笔下，女性形象已经走出“爱情至上”的虚幻王国，她们深刻地认识到“爱情是靠不住的”，并从狭窄的唯爱世界抬起头来，从广袤世界看出去，思索爱情以外的个人价值。但局限的思想仍使她们不知所措，她们困惑于新目标的确定，终成为“不知归程的旅行者”，销声匿迹于灵魂的极度疲惫中。丁玲清醒地看到女性生存的現实，她以自强独立的声音在笔下不断否定“旧我”，重新塑造“新我”。从梦珂、莎菲到娜拉，丁玲探寻着以“无拘无束”的生命迎合“有拘有束”生活的原因，自问“真实的需要”，而后终于成功出走，赋予女性以那个时代的个性。

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率先觉醒，试图找到“打破铁屋子”的办法及冲出“铁屋子”后的归宿。尽管她们对于冲出樊笼后的方向很迷茫和困惑，但她们在探寻本真生命意识和价值之路上却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并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二、“自觉”于自我价值的新时期女性

从“人”的自觉到深层发现“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不断审视着女性心理，借助人文主义思潮，揭示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社会存在。从“人的发现”到“女人的发现”，女性恢复自觉，开始用女性眼光审视自己，追求女性首先作为“人”与男人的平等与自由。作家们通过对女性爱情、事业、婚姻的描写，表现对于“人”的社会位置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深情诉说了中年知识女性对于理想爱情的憧憬；在《北极光》中，张抗抗笔下的岑岑毅然离开结婚照的拍摄现场，向着美丽遥远的“北极光”般的爱情奔去；在陆星儿的《啊，青鸟》中，榕榕发掘自身价值，呼唤着“像刀像剑也像戟”的真正男子汉，并发出“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心声，表达出女性对于独立人格、生存价值的追求；在张辛欣的《我在哪错过了你？》中，作家痛苦地诘问女性自我价值与女性性别之间的矛盾究竟在哪？而在《在同一地平线上》中，当女性的追求与男人的“要求”发生错位时，“同一地平线”发生倾斜，主人公的自我剖析的心灵悸动令人震颤不已。女主人公们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最佳的方式，以解决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冲突。嵇伟在《永远的女人》中进行着一次次的生命选择，张洁在《方舟》中强调女性解放不仅要靠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更要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和实现”。

新时期女性的探寻比“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们多了一些审慎与冷静，尽管追寻中仍有困惑迷茫，但多了一些义无反顾的精神。作家力图塑造“大写的女人”，如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张洁《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她们承担着人生的苦难，却从未放松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

三、“期待”于“女性意识”的当代女性

伴着社会转型，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从压抑中逐步复位、生发起来，女性从自觉的“人”转向自觉的“女人”。女性文学努力与时代同步，关注着女性的生存压力及其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对爱的呼唤，对真、善、美的探寻。女人既是“人”又是“女”，还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女作家们以“我在哪错过了你”（张辛欣）的沉痛告白，宣言“做一个女人”（张洁），开辟了女性期待“真我”的新时代。

对于失落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美的寻找，是当代女性文学最早的共同审美倾向。女性文学更多地探寻女性身上封建文化的积淀，反思苟且生活的文化心态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根源。伊蕾说：“我落地生根，即被八方围困。”这是女性深刻而又真实的生命体验。她们渴望卸掉传统负累，渴望从“旧我”中脱胎换骨，重塑“新我”，获得“人”的自由。女性在寻找归宿、拥有归宿、拒绝归宿中探寻着“真我”的存在。80年代末期，以方方、池莉、范小青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家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描述了女性当下的现实生存状态。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虽会为现实而琐碎的问题头痛，但她们面对现实，仍然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地铲脚下的“泥泞”，参悟百味人生。

进入90年代以来，陈染、林白等女作家呈现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倾向，更关注女性个体，建构女性话语空间，表现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在《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中，传达出女性在探寻“本我”价值的过程中被商品化及物化挤压的感知，其生命意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困惑跃然纸上。

当然，不管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问题、关注男女平等的大众化写作，还是注重描写私人生活的个人化写作，都表达着“人”的共同情感，探寻着“人”在当代社会中合适的生存状态和出路，召唤着女性自身的权利、本真的生命意识、实质的男女平等。女性从“觉醒的女性”到“自觉的人”，再到“自觉的女人”，无不体现出女性对于生命意识的感悟，对于个体价值的追求，对于男女平等和谐的期待。

参考文献：

[1]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65-197.

[2]伊蕾.流浪的恒星[J].当代，1988（04）：194-196.

[3]中国近二十年女性文学发展综述.新西部（下半月），2007（3）.

[4]女性的超越与失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新西部（下半月），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