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调研报告（共9篇）
金融监管调研报告 篇1
关于人民银行支行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调研报告
县支行作为人民银行基层派出机构，应成为县域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金融宏观调控的落实者，是金融稳定的维护者，是金融服务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一 县支行履行监管职能的现状
1.县支行主要监管职能
县支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监管职能。总行《意见》第三条第1项指出，加强货币信贷政策的宣传、传导和信息反馈，做好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日常管理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评估工作，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中小企业和扶贫开发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发挥好窗口指导作用。
推进辖内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支付结算与账户管理，做好国库业务和国库监督管理工作，加强人民币管理、发行库管理和反假币工作，监测当地货币流通情况，推动县域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农村的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县域和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使县域和农村充分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
努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加强地方金融事务的协调，协助地方党委政府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和谐社会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县支行在县域金融稳定中的监管职能。总行《意见》第三条第3项指出，监测辖区金融运行情况，分析评估辖区金融风险。配合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根据授权履行外汇管理职责，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金融监管调研报告 篇2
1.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受大萧条影响, 金融监管思想得以面世和发展。随着规制经济学的日益成熟, 人们在经济分析时开始融入了规制过程的理念, 如此一来, 实现了经济法则、经济运行的融合, 为接下来金融监管体系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该理论发展之初,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等针对其必要性展开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实施金融监管, 不仅有助于维护金融部门的安全, 而且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推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1]。
1.2金融监管的效率
对金融监管成本说进行分析可知, 受监管成本的制约, 金融监管需要面对效率这一问题。在金融监管过程中, 涉及各种费用的支出, 所以过度监管是得不偿失的, 将会造成监管效率的大幅下降, 换而言之, 金融监管具有理论上的边界, 对该边界进行设定时, 应遵循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二者相等的原则, 即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二、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金融机构组织、金融业务及产品、金融体系结构日趋复杂;二、金融监管理念的相关变化;三、在制定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过程中, 各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上述因素赋予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2]。
2.1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融监管复杂性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图2是基于金融监管效率角度而得到的一个分析框架[3], 用于分析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否科学。该分析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 如果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能够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则表明金融监管复杂化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如果金融监管复杂化所消耗的成本大于复杂化所创造的金融效率, 则需要对金融监管予以一定的简化。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 金融创新也将面临更大的难度;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 不仅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而且给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
2.2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
金融监管成本指的是, 监管工作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支出;金融监管收益指的是, 避免不实施金融监管所产生的那部分损失。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 其本质在于通过有限的监管资源来达成监管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若监管效率用F (X) 来表示, 而金融监管成本及收益分别用C (X) 、R (X) 来表示时, 那么三者满足如下关系:F (X) =R (X) -C (X) 。R (X) 和金融监管复杂性成正比关系, 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将转为放缓趋势。当R, (x*) =C, (x*) 时, F (x*) 取最大值, 换而言之, x* 时金融监管复杂性达到了最优状态。以x* 为界, 左侧取值时, 金融监管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 该种情况下, 适当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进一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右侧取值时, 金融边际收益小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 该种情况下, 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得不偿失的, 将会造成金融监管效率的持续下降, 应简化金融监管, 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4]。
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分析
2.3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金融监管而言, 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 (即金融监管效率) 取决于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值得一提的是, 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固定的, 尤其是变化速度这一点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加剧将会促使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即前者对后者的诸多影响因素中, 绝大多数属于确定性的;但是金融监管复杂性对金融监管收益的影响则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后者高低通常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
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才能真正为金融监管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一、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带来良性影响, 如能够带来多层次的或者一定深度的金融创新, 不仅如此, 该创新本身所具有的金融风险远远小于其多样性所营造的金融安全;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且数量众多的模型能够对未来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和处理;三、针对金融监管这一领域所制定的各项激励相容机制能够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总之, 当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成本时, 才有必要对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做进一步的提升, 反之亦然[5]。
三、降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应趋向于复杂, 还是趋向于简单?面对一系列金融风险, 应选用何种监管模式, 简单底线式更佳, 还是高度敏感式更好?对于上述问题, 金融监管准则的复杂性一时也难以给出十分明确而具体的答案, 其焦点问题集中在一点, 即采用何种办法或者措施, 借助相对有限的监管资源在成本最小化的模式下去更好地达成一系列金融监管目标。由上文有关成本效率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出, 在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然而金融监管收益增加与否却不一定, 这是诸多外生因素共同来决定的。因此, 若想实现对金融监管效率的有效提升, 一方面要致力于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合理化降低,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供一系列有益条件以促进金融监管收益的增加。
首先, 在制定金融监管路径的过程中, 应将自下而上的监管作为基础, 与此同时, 予以自上而下监管的补充或辅助。金融复杂性、金融效率以及金融安全三者之间所具有的相关性并不算十分明确, 所以, 利用对监管路径的有效限制进而削弱或者避免金融复杂性、金融监管复杂性之间所产生的内外互动影响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所谓自上而下的监管指的是, 针对金融结构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 为大小金融机构划分目的明确且界限清晰的业务范围, 最终保证监管工作更具主动性, 更具系统性;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管指的是, 在面对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创新或者变化时, 应对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予以监督并规避, 从有别于金融结构或者体系的其他角度对其展开相应的规制[6]。
其次, 在制定金融监管措施的过程中, 不仅要基于定量模型的相关分析, 而且要辅以相应的定性分析。如果对数量模型表现出了过度的依赖性, 那么随着金融风险多样化的加剧, 相应的度量模型将会更加复杂。需要指出的是, 在实际应用环节, 复杂程度过高的数量模型已经饱受质疑, 但是过于简单模型无法实现对真正情况的高效拟合, 有鉴于此, 对一系列金融风险展开定性化的监管以及判断也便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定性分析结果予以适度引用, 可以有效弥补由于高度复杂的数量模型分析所产生的有关模型风险, 另外, 也避免借助定量模型来选用参数的发生, 如此一来, 在某种程度上大幅简化了金融监管的实施。
最后, 对融入了激励相容这一理念的金融监管予以再次的、重新的审视。由微观视角可知, 银行致力于短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 而微观监管则强调保证单家机构的安全性以及稳健性, 二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由宏观视角可知, 银行致力于自身利益的追求, 而金融监管则强调整体安全, 实现二者的激励相容具有相当的难度。如此一来, 是否需要赋予银行更大的权力, 如自由裁量权, 又如参数选择权, 是否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检验内部模型所能达到的准确性, 促进金融监管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 便需要监管当局及相关政府机构予以重新审视。在监管资源并非绝对足够的条件下, 对全部银行均赋予内部模型的选择权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将会让监管工作承受更大的风险和压力, 建议采用类似杠杆率的简单监管模式, 同时, 针对那些重点银行制定并采取更为严格且复杂的监管原则, 还有监管标准, 为其配置较大份额的监管资源。
四、结束语
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合理与否, 其关键在于成本收益能否达到最佳平衡。为实现这种平衡, 应基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对相关路径、方法以及理念等予以进一步的改善, 从而完成对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 尽可能地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所产生的一系列收益。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金融监管的效率, 然后重点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最后探讨了降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监管效率。通过一系列分析得出结论, 监管局应致力于金融监管复杂性的降低, 为金融监管带来更高的收益。
关键词：金融监管效率,复杂性,探究
参考文献
[1]王大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监管与防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2]丁玲华, 王仁祥.基于金融效率角度的金融监管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8 (04) .
[3]李海海.效率与安全:金融制度的选择困境——来自美国的经验与教训[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 (05) .
[4]张铁伟.效率与安全: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协调发展[J].现代商业.2011 (20) .
[5]安辉, 钟红云.基于金融市场效率的美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J].预测.2011 (06) .
金融监管调研报告 篇3
关键词 金融监管 变革 途径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历程
18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法》，建立了国民银行制度，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全面和持续地介入金融制度领域。1913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规定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组织机构和功能，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真正确立。但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制度基本上仍是不受管制，实行自由竞争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可以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既可办理信贷业务，又能进行证券投资和保险信托业务。
1929-1933年大危机后，国会出台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之后一直采取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模式——我国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双层多头金融监管模式”。所谓“双层”是指联邦和州均各设有金融监管机构，所谓“多头”是指联邦设立多种监管机构。此外，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国家信用合作管理局(NCUA)等机构也都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发挥监管专业化分工优势。每个监管机构只负责相关监管事务，有利于细分每项监管工作，突出监管重点，监管的力度较强。二是有监管竞争优势。每个监管机构之间尽管监管对象不同，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压力，在竞争中可以提高监管效力。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56年的《银行持股公司法》、1966年的《银行合并法》、1966年的《利率限制法》及其之后的《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社会再投资法》等，金融监管在总体上得到了不断强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创新浪潮不断，金融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顺应这一朝流，美国于1980年3月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开始了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金融改革。1994年通过了《里格一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但1999年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局面。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和现状
1.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初始阶段(1984-1992年)
这一阶段是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该时期人民银行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上，对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是很理想。
2.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1993-1994年)
这一阶段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这一阶段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内容以合规性为主。
3.金融监管进入有法可依阶段(1995-1997年)
1994年我国先后颁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监管法规，1995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金融法律。可以说，1994、1995两年时间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以此为标志，我国金融监管开始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4.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
这一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保险、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的监管，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证券业务相继脱钩。目前，我国形成了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监管格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将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金融监管所肩负的责任更加艰巨，维护金融稳定发展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而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
1.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推动下，混业经营将成为国际上各国金融业经营发展的基本模式。而我国目前仍然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但是包括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往往不能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不能在监管制度上达成有效的配合，很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2.管监不能分离。在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主管与业务监管往往是同一机构，该机构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监管的执行者，而且政策制订处于主要地位，业务监管却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造成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而言，政策的制订者永远是正确的，实际上就弱化了业务监管。
3.监管手段单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由五类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行使监督职能，分别是董事会、中介机构、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越靠前面的机构所起的作用越直接、纠错效果越好，成本也越低；越靠后，最后补救性质也越强。因此，行政监管属于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惟一的监管手段，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独立性差，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机制并不完善，造成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依赖于金融当局的外部监管，监管的效率比较低。而且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
四、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由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督管理——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渐进过程，标志着美国金融业正在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推进。美国在其金融监管模式的变迁过程中，非常注重法制建设，注重培育市场，同时为了顺应金融业的超国界运行，美国积极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我国金融业必须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混业经营一方面可以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可以使商业银行业务多样化，实现利用内部补偿机制来稳定银行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银行介入证券市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证券市场上投资资金和投机资金的对比，大大降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银行还可以通过较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影响其他各类投资者，改变其短期投资行为，促使证券市场在平稳中稳步成熟起来。最后，混业经营有助于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银行介入证券市场会使中央银行宏观货币政策的效力相应增加，同时也必然会扩大中国证券市场的容量规模，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能够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建立有效金融监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金融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第一，完善金融立法。要对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在内的原有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第二，严格金融执法。要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软环境。
3.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为了有效监管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进一步加强跨国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和越来越重要。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与相关国家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在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认可水平，实现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达到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国玲，黄国钰.从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谈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北方经贸，2005(1).
[2]孙涛.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进展.世界经济，2002(2).
[3]韦茉妮，梁亚源.试析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大众科技，2004(10).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篇4
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金融创新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1.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发展,为广阔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增强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利率、有价证券价格的频繁波动,给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但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等新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能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运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
(2)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
金融机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积极地引进或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运作效率,金融竞争或以推动新的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的消极作用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
(1)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在金融运行中出现问题都将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金融业,从而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漫延欧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金融创新工具多以表外业务进行,并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时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监管是金融主管部门依法利用其行政权利,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管制和约束,以控制金融业整体风险,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促进金融业依法健康稳定运行。
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
1.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离不开金融监管
金融业经营活动的失败会导致全社会资金供应者和资金运用者的失败,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甚至会动摇货币制度,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
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才能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2.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离不开金融监管
真实、及时、准确的信息数据是研究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而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
如果没有金融监管或监管不力,就不能保证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
健全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在内的金融监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观运行机制。
3.金融监管可以防止金融风险的传播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不力,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没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保证,即使是制定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将其有效地实施,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危及社会的安定。
因而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充分发挥防范风险化解危机的作用。
4.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就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篇5
《我国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学院：财经学院 专业班级：金融1403 学号：1 姓名：1 老师：1 电话：1
时间：2017年6月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摘要：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银行同业市场、理财业务、资产等业务领域创新较多，交叉式金融产品存在层层嵌套，参与机构存在业务行为等不规范，由此，商业银行金融乱象频发。为了促使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使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两者在博弈中发挥作用。本文就以商业银行金融乱象，重点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乱象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深远。各市场主体不断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从某种程度来说，金融创新诱发了金融乱象的出现，因此需要金融监管。中国银监会在多个场合都提及要坚决治理金融乱象，2017年4月7日，银监会就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经济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大力集中整治银行业存在的金融乱象，对于违规行为，银监会也加大处罚力度。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有什么问题就排查什么问题，排查出来什么问题就去整治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整治金融乱象。银行业市场乱象的表现形式涵盖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和非法金融等十大方面。这十大金融乱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利的影响。随着郭树清就任银监会主席，金融监管由喊话式转向行动实战，金融市场整治正式拉开帷幕。郭树清执掌银监会以来4月份就出台了至少7份监管文件，如《关于开展银行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体现了“强监管、强问责”的理念。2017年一季度，银监会系统就作出行政处罚485件，罚没金额合计1.9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职资格，禁止11人从事银行业工作。仅在3月29日，银监会便作出了25件行政处罚，处罚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罚款金额合计4290万元。从后来银监会2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披露的25项处罚信息来看，信贷资产及相关分公司和相关人员共涉及13项行政处罚，包括违规收购个人贷款;收购金融机构非不良资产;收购不良资产未按规定通知债务人;为同业投资行为违规提供隐性担保等，机构处罚资金共计360万元。在银监会的处罚中，也不乏“巨额罚单”。比如，平安银行因非真实转让信贷资产，销售对公非保本理财产品出具回购承诺、承诺保本，为同业投资业务提供第三方信用担保等被罚款1670万元。恒丰银行则因腾挪表内风险资产，将代客理财资金违规用于本行自营业务，减少加权风险资产计提，以及变更持有股份总额5%以上的股东未按规定报银监会审批等被罚款800万元。华夏银行也因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总额占上一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比例超过监管要求等，收到1190万元罚单。由此可见，银监会是下定决心来整治金融乱象，一场金融监管风暴正在席卷而来。
2017年6月20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17年陆家嘴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经济视野。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的含义有三层含义：第一，中国金融业已经高度开放，已经全面融入世界发展之中；第二，中国金融稳定和世界金融稳定已经高度相关，特别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已经被列入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第三，必须在大的背景、格局、视野之下要有更宽广的思维，来思考改革发展，加强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经济视野。”有几层深意：首先，经济兴衰决定金融兴衰，没有经济的健康基础，金融就难以繁荣和发达。金融的繁荣如果离开经济健康的发展基础，最后只能是泡沫。泡沫最后必然会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其次，一切金融改革创新都是为了服务经济健康发展，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创新而创新。“我国的金融改革不是过快，而是相对滞后。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第三，金融的安全稳定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必须把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重要的位置，坚持稳中求进。当前中国金融仍然是稳定的，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是很强，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在13%以上，流动性也处于稳定状况。不过也应该看到金融业有很强的顺周期性，3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因此，我国不能因为金融乱象而减少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对于金融创新，我们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金融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也有监管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2）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3）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促进金融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
由于金融创新既有积极的金融创新，又有消极的金融创新，当金融监管面对积极金融创新，则是保护作用。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4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反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
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如下：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金融监管体系探索 篇6
金融监管体系探索
李莉
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已初步实现了管理与经营的分离。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对金融业实施管理和监督;商业银行经营信贷、结算及人民银行批准的其它业务。这一金融模式的运行,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定币值,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违规吸收存款、资产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保持金融的长期稳定,针对这一现状,应加强稽核监督,既要监督经营状况,又要监督管理效果,形成管理、经营、监督三位一体具有我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实施金融稽核监督工作的分离和强化,应体现以下要求:
一、确立中央银行金融稽核的合法地位。一是用法律的形式,把金融稽核的职能、地位、作用、性质确定下来。明确中央银行稽核监督是国家金融系统执法检查的唯一部门,是综合性的、高层次的执法监督,超脱于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检查与监督;二是建立在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下的与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同级的金融稽核监督机构,依法独立行使稽核监督权。三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确立中央银行稽核监督的权威性。在金融系统凡经中央银行稽核部门检查认可的问题、做出的结论发挥法律效用,社会审计的检查监督部门也应予以认可,不再进行重复检查,另下结论。被稽核检查单位,应无条件接受稽核检查,并做好协调配合工作,对查出的问题和做出的结论,除对有争议的问题申请上级稽核部门复议外,均应不折不扣地按结论予以纠正和改善。
二、确立中央银行稽核职能履行的自主权。金融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实施稽核检查时,应按照金融法规、制度、规定以及中央银行各个时期围绕中心工作制定的`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查什么、怎么查,对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纠正或处罚,均由稽核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和具体情况决定。一切从金融卫士的角度出发,维护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一切从金融“医士”的角度出发,为被稽核单位纠错防弊,端正经营方向,找问题,医病源;一切从“谋士”的角度出发,为被查单位想办法,提建议,促其管好用活资金,提高自身效益。
三、央行稽核干部人事隶属关系实行派员制。稽核干部实行派员制或派驻制较现行体制有三大益处:一是可超脱于人民银行对辖内金融机构的领导协调关系;二是可超脱于地方行为的束缚;三是可超脱于人情关系网的约束,从法制观念、制度观念出发,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派员制可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直属派员制,二是分级派员制。
四、稽核操作程序实现法制化。制定《中央银行稽核监督法》,明确稽核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使操作程序有法可依。要明确稽核检查就是执法检查,是金融法制法规的检查;要求稽核检查必须严格按稽核程序进行操作,讲问题要有事实,定性要有法规依据,处罚要客观公正讲求实际;明确被稽核金融单位的义务、权利和法律责任,必须无条件接受金融稽核检查;主动配合稽核人员查明问题,提供资料、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全面及时,对稽核做出结论和对某些问题的定
金融监管调研报告 篇7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相关分析
1.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
———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 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 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因此, 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 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 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 他们认为, “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 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 监管才是必要的”, 他们认为, 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说, 究其更深入的原因, 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 (Edward M.Gramlich) 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 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 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 因素很多,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因此, 与其说普遍认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结构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 隐藏在这种结构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预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 (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 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 ,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 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4]
2.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
———呼吁调整政府干预具体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
正如格林斯潘所说, “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的确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 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 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明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救助, 实际也证明了为预防危机, 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 而在于干预“度”的把握, 在于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顾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 伴随着经济的起伏, 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是否适度性的思考也应从中国具体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预适度性分析
1. 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 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 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
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 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断, 但实际上, 同一时段, 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具体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行为及其效果, 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授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 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某种干预, 其侧重于对行为的评价, 因此, 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具有滞后性但相对较宏观;因此, 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必须随金融运行态势的效果而定, 不能简单地附随于金融运行本身:即当金融运行态势处于金融安全时, 金融监管主要体现为对竞争机制的维护, 自由竞争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价值追求;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 当金融运行出现不安全的状况, 金融监管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安全的追求, 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 较大程度地赋予监管机关权力来实现金融的稳定;如果金融风险未能得到控制, 出现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那么金融安全将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因此, 金融监管的价值判断要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判断并取决于金融运行的效
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金融运行态势, 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正如政府干预过度论者所担忧的一样,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一些旧有的痼疾, 其间蕴藏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 中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基础还并不牢靠, 因此, 中国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运行的后盾决定了其当前应以保障金融安全为首要价值。
如此看来,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着力保护国有金融机构是有其“苦衷”的, 也是忍阵痛而顾大局之必须。
2. 金融监管市场化应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化为前提, 中
当然, 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 完善的金融监管需要人为能动地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 但这种效果单纯靠市场化是无法达到的, 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何况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而言, 除了经济货币化比率, 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其他指标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2000年, 中国的金融化比重为229%, 远低于同期美国 (364%) 、英国 (356%) 、日本 (312%) 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 也低于新加坡 (319%) 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另, 在银行竞争格局中, 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格局虽然在弱化, 竞争因素在增强, 但还未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格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 在中国资本项目的汇兑管理力度和对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 中国仍保持较为严格的管理[5]。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 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 上述转轨体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场运行, 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不具备完备的自我稳定机制, 因此, 必须依靠政府的非经济力量予以干预, 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 否则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的累计性风险, 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 这也违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3. 市场机制、行业自律, 目前, 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失灵问题, 凸显政府监管的优势
中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培育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虽然也的确刻不容缓, 但由于目前行业自律组织发展伊始, 不平等的谈判力量将使监管效果微乎其微, 此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起到培育市场机制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预, 而且其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其一, 富有权威性的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 并且直接实施检查, 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减少个人在交易中要负担的交易费用, 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其二, 由政府出面维护金融体系的有效和稳定, 能够避免因免费搭车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 填补了市场失灵形成的真空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缓慢。政府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市场失败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金融这一特殊领域尤为如此。实际上二战后, 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还实行了政府干预的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改革也正朝这
综上所述, 尽管中国目前的政府监管作用无法与上述这种理想化描述相比拟, 也的确会带来若干负面影响, 但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却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 局部缺陷可以通过调整具体方式和范围来达到完善。相形之下, 强调干预过度论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扬论调则显得缺乏理性。当前, 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 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和监管改革提示我们, 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
参考文献
[1]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U.S.A..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R].2008.
[2]Alan Greenspan.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The Penguin Press.American.Septemtember, 2007.
[3]廖岷.被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 (之一) [EB/OL].http://www.caijing.com.cn/2008-04-02/100054940.html
[4]王自力.美国伞形监管模式走到尽头[N].中国证券报, 2008-10-29.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理论综述 篇8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技术创新
一引言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利益的考虑而在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等方面做出的创新性变革和开发活动。关于金融创新流行着以下几种理论：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凯恩的“自由一管制”博弈，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了理论，金融创新的交易成本理论等。其中前三种理论都将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因，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互关系及其在演进中的相互作用，也—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理论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将试图介绍关于二者相互关系的若干经典英文文献及其结论，和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综述
1凯恩的“自由一管制”博彝的观点，他认为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政府管制，性质上等于隐含的税收，阻碍了金融机构从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动和利用管制以外的利润机会。限制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而金融机构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会进行一些创新活动以规避监管当局(Deregulation，记为D)，寻求新的盈利机会。当金融机构的创新出现以后，监管当局可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放松原有的监管政策，或者当创新危及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执行时又进行新的监管(Regulation，记为R)，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的“管制——创新(规避管制)一—放松管制或再管制——再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好像跷跷板的两端，他们彼此不断地适应”，形成一个黑格尔式的辨证过程，共同推动金融深化和发展。
2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他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的成因。西尔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这个最积极的表象开始进行研究，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伯认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为了保障资产具有流动性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偿还率，以避免经营风险，保证资产营运的安全，金融企业采取了一系列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方面虽然确保了金融企业的营运稳定，另—方面却形成了内部的金融压制。两个方面的金融压制，特别是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金融压制会使实行最优化管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从机会成本角度和金融企业管理影子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区别来寻求最大程度的金融创新。这就是微观金融组织金融创新行为的诱因。
总之，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已经演化成为互补而不是斗争的关系。现代金融监管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其根本点在于通过外部干预使金融风险被控制在一个适宜水平。金融创新的发展促使风险配置市场的形成，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风险，客观上提高了风险管理的水平，市场自身的约束成为风险监管最有利的补充。金融创新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依赖于风险配置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外部干预，缩短市场自我演化的时间，规范市场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风险配置市场的发育和保护市场正常运行。
3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重点介绍尹龙的观点。他认为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过去以“加强监管”作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旨，忽视了外部监管与市场约束之间的密切配合。寄希望于利用监管辩证法促进金融创新，恰恰是走了一条“以堵防水”之路，实际监管水平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善，金融创新的潜在能力也会受到抑制。
第一，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来看都需要运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加以解决，金融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来看，丰富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保障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取消分业经营限制尚需时日，在既定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约束下，提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只有也只能依赖金融创新。
第二，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以我国金融创新的持续性、连续性和特色性，要求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金融创新，放松而不是加强管制。应当尽快放弃以片面加强监管为主旨的监管体制改革思路，明确金融监管的目的和范围，充分发挥通过金融创新和风险配置所形成的风险市场化管理手段的作用。
第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互为补充，规范的监管是创新的制度保障，富有生机的创新是节约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要利用市场化的手段管理风险和配置风险，提高监管水平，在监管制度与政策方面，需要解决好交易工具、交易市场和交易主体的规范问题。
结束语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9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