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共10篇）
民间金融监管 篇1
在改革开放以后, 民间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 虽然政府在限制民间金融上不再采取更多限制措施, 然而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总是落后的, 相关的法律法规得不到及时的跟进。因此, 我们应该理性的正确的客观的去认识民间金融, 从而通过构建法律制度来保障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一、民间金融的基本内涵、特点与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 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
民间金融第一个特点在于它大都发生于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借贷双方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 双方的相互了解比较深, 使得借贷更加方便。二是对贷款的去向用途等有利于管理。三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民间资源, 通常不需要抵押物也可以聚积社会闲散资本。四是民间金融是一种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借贷方式。
民间金融同时具备有正规金融不具有的优势。首先, 民间金融可以帮助实力相对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在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一个很大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相对弱小, 一些大的商业银行会选择把资金借贷给相对有实力的大企业从而减少贷款风险, 因此实力相对弱小中小企业就陷入了资金荒。民间金融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使得一些弱小的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其次, 由于民间金融具有手续简易、操作快捷、成本低的特点, 相对于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相比要更加方便和高效。最后, 民间金融和正规银行相比利率更高。当企业在紧急情况时, 而且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正规金融借贷资金的时候就会选择民间借贷, 以保证企业正常的资金运作。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要比商业银行的利率要高很多。
但是, 民间金融同样存在着缺陷和风险, 民间金融的活动存在着交易隐蔽、难以监控和管理、风险大等问题。由于民间金融活动借款大多都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一般采用口头或者非书面的合同形式, 所以非常容易发生纠纷。此外, 民间金融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审查, 并缺乏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 当贷款者对借款者的信誉及贷款用途得不到控制的时候, 民间金融风险就会增大。目前, 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的限制, 民间金融的双方通常都是通过隐蔽的交易来规避法律责任。而且, 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没有对民间金融的信用以及资金总量的缺乏进行评估和监管, 所以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导致社会上的暴力讨债和讨债的事件频发。
二、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 都可以找到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但是, 这些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在实践中有时会相互冲突, 相互矛盾, 并不能有效的规制和有效的管理民间金融。
三、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 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民间金融主体的合法性, 民间金融的影响范围广, 危害严重等问题始终存在。其对正规金融的冲击很大, 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 导致经济犯罪的数量大量增加, 这些问题都来源于我国民间金融法制不健全、不完善, 民间金融的法律严重滞后和不足。所以, 我国应当让民间金融合法化, 同时明确其权利与义务、业务范围、资金总量等, 让民间金融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二)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 在民间金融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仍然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风险。因此,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可以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和引导, 同时应该加大管理力度, 严格控制市场准入, 把一些信誉优良且具有实力的信贷机构采纳为合法的金融主体, 让它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三)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当下,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应当保留高效的金融主体,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主体。所以,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很有必要。笔者认为, 应该对民间金融设置一个退出的条件, 让那些不能够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机构被淘汰。同时, 建立一套金融机构重组和合并的规则, 使得那些被淘汰的金融机构通过合并和重组的方式重新具有竞争力, 对那些合并或者重组后仍存在巨大问题的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强制的清理或者市场退出。
摘要：近些年, 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有关民间金融的专门立法, 在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上甚至存在着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问题, 这阻碍了我国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 让民间金融可以在法治的规则内良性发展,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2]吴永明, 王从容.民间融资:法律困境与制度创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0 (5) .
论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 篇2
关键词：民间组织机构 监管 财政监管 义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01(c)-0208-01
1 为什么要对民间组织机构进行监管
民间组织机构是公民基于共同信仰或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团，组织在立法方面比较缺失，没有相关的制度，这样就可能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在卫生部领导下，专家创建的口腔保健专业技术指导，从1992年外始对牙膏等进行认证活动。这本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全国牙防组，却违规从中收取认证费208.5万元。所以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要不断的改革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机制，还要为民间组织机构的发展创造健康、和谐、法治的社会环境。当然民间组织机构也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制度，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2 当前民间组织机构的弊端
2.1 民间组织机构的立法制度不完善
民间组织机构是具有相同利益和信仰的公民组成的团体。组织成员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没有一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统一的高级别的立法的定义。由于他们对民间组织机构的有关法律不了解，不太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所以在做某些事情上就会出现差错，甚至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民间组织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中发展的越来越迅速，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民间组织机构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
2.2 民间组织机构监管懈怠和疏漏
民间组织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系，所以就会经常会出现拉帮结队的现象，这样就会给组织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各层之间就像一个纽带环环相扣，被监管者把监管者作为“保护伞”向他们寻求庇护，以达到从市场中获取非法的利益，所以业务主管部门很难对民间组织机构的日常监管落实到位。而且我国的监管制度不完善，只强调管理。不注重对民间织机构的法律制度，从导致民间组织机构在功能发而出现异常，本来它们是有益的活动组织、是服务于社员的组织，但是现在分羹成员利益，侵害非成员的权益的组织也不在少数，所以制定完善的民间组织机构监管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2.3 民间组织机构监管手段的匮乏，单一
当前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手段都是以前的，它们可能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管理了。这样就会造成对民间组织机构财政的监督严重滞后，阻碍民间组织机构的发展。由于监管部门还未对民间组织机构建立起相关的科学评估制度，所以民间组织机构成立后，开展什么活动，能够取得哪些成效，这些都缺少一定的科学评估体系，想要使民间组织机构能够更好地发展，就必须改进民间组织机构监管手段，使民间组织机构监管手段更加完善。
3 民间组织机构的益处
3.1 民间组织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它主要是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它是非营利性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它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由于它们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可以更容易的深入到人民中。在实践中民间组织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当社会中出现了灾害或某人有难等，民间组织机构积极地参加活动，帮助人们渡过难关。他们是一个有益的组织，当危机出现时他们积极地采取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和措施。如“非典”时期，在其未大规模扩散时，红十字会组织立即提出警告和防御。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非典潜伏时期，及早的发现了非典的苗头，为人民提供防御的信息，及时的向政府提出建议和应对措施，使政府能够及时实施防御及相应的对策。
3.2 民间组织机构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组织机构在人们的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机构是民间自发的，它更能够深入到民间，这样他就可以收集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就会反应一些疾病的发生、社会的危害等，这些对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甚至是国家的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民间组织机构与政府的合作也是有必要的，在某些方面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政府并不一定要关注每件事。就算他想关注这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这就需要民间组织机构的帮忙，在民间组织机构和政府的双管之下，社会才会更完美。
4 怎样才能更好地监管民间组织机构
4.1 严格民间组织机构的财政监管
财政是一个组织的命脉，是一个组织生存的必备条件。但是当前对民间组织机构的财政监管并不深入，不能够掌控住民间组织机构的财政收入，要不然牙防组组也不会存在了15年之久。必须加强对民间组织机构的财政收入的监管，防止出现不正当的财政收入，使它们想着合法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政府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
4.2 现今制度对民间组织机构还是有一些漏洞
在一些方面民间组织机构的一些权益义务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可能就会导致民间组织机构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给人们及国家带来一定的伤害。所以要制定统一的民间组织机构法，规范监管并的行为，明确民间组织机构的一些行为：让他们明白那些可以做那些不可做，这样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才会更完善。
总的来说，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要公平、公正，使民间组织机构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使民间组织机构的情用度在人民中得到提升，对民间组织机构的监管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5 结语
民间金融监管 篇3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制度
一、引言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由农村中的个体、家庭和微小企业等经济实体投资和经营, 依靠民间信用, 在官方监管之外的金融交易。主要形式有:民间借贷、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1]民间金融是全球性的金融交易现象之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它都广泛存在着。而我国近3000年的封建历史, 已造成了小农经济与民间借贷的共生发展。特别是建国后由于金融管制、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正规金融在农村信息不充分等种种原因, 民间金融组织在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其迅速壮大的过程中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近几年,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资金规模较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显示, 目前全国非正规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 非正规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平均达28.07%, [2]非正规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另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实施的“2006年农村家庭借贷情况调查”显示, 来自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7.72%, 其他主要来源于民间金融。二是分布地域广, 发生率存在地区差异。农村民间金融因其方便、灵活、易获得等特点, 在全国农村普遍存在, 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就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地区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省存在各种“基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从1999年至2002年对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覆盖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02年末, 全国共计有108个非金融机构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 其所从事的小额信贷业务覆盖了全国554个乡镇, 4635个村, 几乎遍及全国所有的省 (直辖市、自治区) 。[3]当然,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生率存在着区域性差异, 经济发展快的地区, 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相比较而言, 东部农户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最高, 中部次之, 西部再低;三是利率浮动大。民间金融中既有低利率的互助式借贷, 也有利率水平较高的信用借贷。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实施的“2006年农村家庭借贷情况调查”显示, 农村地区的借款利率最低为0, 最高为240%, 利率差异较大。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虽然表现出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 但相对于制度化的正规金融组织而言,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一直没有合法地位, 处于灰色地带。农村民间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绩效究竟如何?什么样的监管制度安排可以充分发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笔者在此进行了探讨。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优势分析
由于正规金融的功能缺陷, 农村民间金融的出现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在促进新农村建设中亦具有以下优势:
1.信息成本优势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纯粹的信用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广泛存在的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之上的社会关系。由于农户和农村个私企业分布广, 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千差万别, 信息离散度高, 贷款需求数额小、次数频繁, 国有商业银行对其服务存在较高的信息收集和更新成本, 而民间金融分布广泛、分散, 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就具有明显的天然优势。这是因为, 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和中小企业, 其与农户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 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民间金融作为一种内生于个私经济内部的金融制度安排, 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资金主要来源于某个狭小地域的周边熟识居民, 信贷也主要集中在与自己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身上, 并且具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这就使得他们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上的存量信息, 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交易成本较高等金融服务业的障碍。
2.灵活的担保机制
首先, 在处理抵押品方面。土地使用权、房屋、未采摘的林果、活畜都可以成为非正式贷款的抵押物, 甚至劳动力本身也可以作为抵押物, 正规金融机构很难估价和保存的物品在非正式放贷人那里却不成问题;其次, 信誉担保机制的存在。一方面, 农村社区内的金融交易往往是重复的, 根据现代博弈理论, 无限次的重复交易可以避免一次交易中所出现的“囚徒困境”问题, 交易双方能够守信以便交易的延续, 这就使得非正式借贷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实施性;另一方面, 民间金融更多地体现为关联性交易, 也就是说, 信贷契约是嵌入于社会活动中的, 借款者一旦违约可能会导致在另一交易中遭到更大的惩罚, 或是遭受来自亲友方面的社会谴责, 甚至被永久驱逐出社区交易活动。[4]
3.交易费用, 管理成本优势
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强化管理, 对基层实行了严格的风险责任追究, 提高了信贷准入条件, 银行贷款手续繁杂且收费较高, 与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资金需求短、快、急的特点不相适应。而民间金融手续简便、效率高, 符合城乡居民个人、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特点, 因此, 其组织和运转成本较低, 且民间金融市场上的社区约束力较强, 通常不需要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从而节约了大量高昂的诉讼费用。据中国人民银行阜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调查:目前发生的民间融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合约双方均以个人名义出现, 不涉及企业之间利益关系, 借款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和经济责任相应较强。
三、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绩效评价
民间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 具有天然的生存优势,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但是,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把“双刃剑”,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方面。
1.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1) 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 满足农户的消费需求。
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 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 尤其是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 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 比如婚丧嫁娶、修缮房屋、看病买药等。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农村金融不发达, 农户的信贷约束在正规金融组织中得不到缓解。而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 正规金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农户的消费需求仍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信贷约束依然存在。该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 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 使得农户受到的消费限制进一步降低。因此, 无论正规金融发达与否, 地区民间金融始终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2) 有助于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促进其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 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 资金瓶颈一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例偏低以及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份额逐年减少的现状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则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这种压力, 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融资渠道。据调查, 90%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是完全靠自筹来解决创业资金的。在民营企业的融资构成 (上市公司除外) 中, 自有资金约占65%, 民间借贷及商业信用占25%左右, 银行贷款仅占10%。在正式资本市场融资则几乎为零。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等600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 对中小企业而言, 民间金融市场是其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4]
(3) 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 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 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 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 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 由市场自主形成,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 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 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 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
(4) 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参与, 其中的利益分配必将发生许多变化。这就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 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 尤其对打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事实上的垄断局面更是具有直接意义[6]。同时, 民间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也形成了压力, 这种压力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而这种回应行为也有助于民间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便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说, 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
(5)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缓解就业压力。
农村民间金融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一, 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其二, 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从业者。
2.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1) 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由于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来, 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 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的下降。例如, 当经济过热, 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 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 加强信贷活动, 以牟取更多利润, 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另外, 民间金融活动的隐蔽性也导致了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税收无法收缴。按照国家规定, 储户利息收入必须缴纳所得税, 但在民间金融活动中, 国家没有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范, 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7]
(2) 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前,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还不规范, 内在风险较大, 一旦释放出来, 不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 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此外, 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易导致信用危机, 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障, 而民间金融组织不但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 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障和法律规范都没有, 因而潜在风险极大。同时, 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和约束机制, 加之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具有投机性和非法集资等特点, 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攸关, 一旦产生风险, 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
(3) 民间金融的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经营风险大。处于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 由于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 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较为低下, 人员素质也不高。此外, 民间金融机构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 因而经营风险极大。[8]
(4) 一些民间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民间信用体系的运转, 有可能演变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严重。而南方的民间金融不同于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 一般是建立在中小经济的需求之上的, 颇具民营中小银行的雏形。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则不同, 其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 存在着严重的非法性, 甚至牵涉到黑势力, 潜伏着无法预计的危机。
四、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安排
目前, 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还比较滞后, 因此, 应在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 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 克服其消极影响, 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 规范管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
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具有分散性和地方性的特征, 使其风险大、可控性差。面临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退出风险等, 为此, 应加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明确国家对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 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 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金融监管当局也应该依照法律法规和条例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 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同时,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也必须按照法律规范经营, 以减少经营风险。二是明确民间金融管理的主体、职责和内容, 对民间金融的用途、期限、利率作出指导性的规定。另外, 还应加快农村保险和信用体系建设, 包括农业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 信用担保体系等。[9]
2.加快利率化市场改革, 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与经营风险挂钩
以小额信贷为例, 由于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而农业易受自然条件、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 因此, 贷款风险较高。再加上每笔贷款数额虽小, 但都需进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管等, 相应管理成本较高, 这些都需要市场化的利率来弥补。然而, 如果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那么, 目前的低利率管制和有限的利率浮动空间将无法补偿农村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 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通过农村金融监管组织, 对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 在此基础上, 合理确定利率。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条件之一, 也是金融资源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的基本标志。[10]
3.探索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
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是在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 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 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其作用是及时转移和化解民间金融组织出现的风险, 防止危机的蔓延。设立由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 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 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危机对本区域内各金融机构的影响, 并进行追踪分析、预测, 建立警报发布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金融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严重问题时, 对其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危机的蔓延。危机处理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类是救助性的, 主要是针对经救助后有可能继续维持经营, 并能逐步化解风险的金融企业, 救助的方式主要有股东注资、新募股、债转股等自我救助方式, 以及收购、兼并、政府注资、央行再贷款等外部救助方式。另一类是处置性的, 主要针对危机严重恶化、救助成本极大、或虽经救助仍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企业, 处置的方式主要是有条件破产, 如兑付个人存款后行政关闭、兑付个人存款后托管、清理完债权债务后清盘破产等。
4.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 鼓励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 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
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正规金融的服务不到位所导致的, 因而应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和服务, 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 替代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另外, 应充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民间金融的信息和履约机制的优势, 并将二者联接, 以构筑一体化农村金融体系, 从而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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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 篇4
根据我国相关政策规定，首先民间借贷不得通过向公众募集的形式进行，更通俗地讲，就是说你不能用广告或者类似形式对不特定人群进行宣传。
其次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民间借款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高于4倍的不受法律保护。
而上述宣传，则是打着理财的旗号非法宣传，月息也高于银行利率4倍，两条规定都违反了。
然而，尽管这样的做法属于非法行为，但在民间却如鱼得水，在高息诱惑下，很多人将钱投到这里。“其中不乏公务员、老人。”一家投融资咨询公司负责人黄先生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
既然涉嫌违法，就该有相关部门监管，但记者到河南证监局和工信厅进行采访时，两个部门都承认民间借贷监管是空白。记者还发现，虽然工信厅、当地工商、省金融办等多个部门与此事都有牵涉，但它们都不是主要监管方。这事到底归谁管？大家都说不清。
银监局称“不负责”
黄先生在2009年之前还是人民银行河南地区某支行员工，自金融危机后，担保行业兴起之际辞职，投身民间借贷业务。
对于民间借贷业务归属哪个部门监管，黄先生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银监局？”他不确定地说。
《投资者报》记者于7月19日根据“114”提供的号码拨打河南省银监局电话，但整天都无人接听。20日上午，记者直接到郑州金水区晨旭路找河南银监局，但走到晨旭路的尽头，也没有看到银监局的标牌，询问晨旭路上交通银行营业网点大门外的保安，他指向旁边一栋楼，记者走近一看，才发现“河南银监局”的牌匾，但因在围墙内，马路上看不到。
前台值守的是两位老大爷，他们打了一圈电话后，告知记者“办公室人员都在开会，找不着相关负责人。”直到下午1点多，记者才终于拨通河南银监局办公室主任张春的电话，但是却被告知：“银监局不负责监管民间借贷。”
记者进一步问其是否了解哪个部门负责监管，张春也比较犹豫：“这块目前应该是监管空白。”不过，张春也透露出一个信息，目前融资担保机构许可证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简称工信厅)负责。
工信厅称“正在整顿”
融资担保机构，是以提供担保作为一种赢利的手段，承担项目的风险并收取担保服务费用。主要的业务就是为企业从银行贷款时，为企业做担保。融资担保机构不得做民间业务。但实际上，很多融资担保机构都在做民间业务。对此，工信厅如何监管？
记者又来到位于花园北路的工信厅，与银监局不同，这栋20多层的工信厅大楼人来人往，无需登记手续。由于无人指引，记者看到在大厅有个醒目的牌子，上写融资担保公司信访接待在11楼。
来到11楼信访接待室，里面只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融资担保处办公在804室。但当记者来到8楼时，看到这里人声嘈杂，有很多摆放着计算机的教室，转了大半圈后才明白这层是北大青鸟培训的地方，但始终找不到804的门牌。
在北大青鸟工作人员的指点下，记者才找到两个关着门、没有门牌号的房间，敲门进入一个房间，只有一位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办公，负责融资担保业务的工作人员都外出开会去了。
“民间借贷现在是监管空白。”该工作人员也是这个口吻。他还表示，监管情况比较复杂，融资担保处主要负责省内融资担保公司的许可证发放，日常监督主要是看公司报表，有一部分业务属于当地工商部门监管，对于省外的融资担保公司则是由省金融办负责管理。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23层的工信厅办公室，了解现在的整顿情况。
“目前郑州有一千多家融资担保公司，现在还是整顿期，我们初步筛选出244家报给了省政府，具体情况，要过一段时间省政府统一安排发布信息。”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此次筛选审批，是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行动，第一批审批整顿后，后续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由于河南的担保公司多，所以整頓期比较长。
“河南大概有3000多家担保机构。”前述黄先生表示。据《投资者报》记者了解，近期，河南各地市都在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整顿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监管主体多元化之惑
将融资性担保机构扭转到正轨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大量民间借贷所包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在民间借贷形式下隐藏着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
这类民间借贷能得以滋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监管主体过于多元化，导致实质监督主体模糊，日常监管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
浅析民间佛事聚餐卫生监管方法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聚餐人数
萧山区自2002—2007年共举办佛事聚餐活动84起, 平均每年12起, 就餐人数最少100～200人, 最多可达5 000～6 000人, 供餐种类一般以热菜为主, 但也有冷菜。
1.2 卫生条件
大部分佛事聚餐用餐时间短、人数多, 菜品加工多在临时搭建的露天场所进行, 无固定的熟菜存放场所, 布局不合理, 缺乏防尘、防蝇、清洗、消毒、生熟分装容器及冷菜加工等必备的卫生设备和设施, 环境卫生普遍不清洁, 缺乏温度控制和消毒设备, 极易造成食品污染或变质。
1.3 原辅料采购
原辅料采购基本上无采购协议和索证登记, 蔬菜使用前未进行农药残留量测试;原料使用量大, 操作人员少, 缺乏固定的清洗场所。同时, 使用香客 (教徒) 捐献的食品原辅料, 卫生质量难以保证。
1.4 体检与培训
主理佛事聚餐的厨师大多为当地的“土厨师” (无健康证) , 洗菜、切菜的人员为自愿的香客, 未经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上岗, 给佛事聚餐带来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1.5 监管现状
目前缺乏佛事餐饮的相应卫生监管法规, 同时涉及国家宗教信仰政策, 监管无法律依据, 有一定的难度。
2 讨论
2.1 制定标准
尽快制定民间佛事聚餐卫生标准, 目前各地缺乏与民间佛事相关的聚餐卫生标准和要求, 由于民间佛事聚餐的非商业性, 无法按照食品安全的相关法规进行监管。而佛事聚餐又区别于群众一般聚餐, 我们认为, 应当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民间佛事聚餐食品卫生标准或要求, 规范民间佛事聚餐卫生工作, 根据其聚餐性质, 应以建筑工地等临时食堂的卫生标准做参考比较恰当。
2.2 加强监管
加强民间佛事聚餐卫生监管力度, 分析萧山区近5年来食物中毒的原因, 主要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引起食物中毒的环节主要是采购验收把关不严、加热不彻底、操作中交叉污染以及冷菜供应等的环节不符合卫生要求。应当将加强民间佛事聚餐卫生的监管, 特别是对其食品采购验收、熟菜存放、冷菜供应和从业人员的管理作为监管重点。
2.3 申报制度
建立民间佛事聚餐申报制度, 由于民间佛事聚餐都是自发的, 且涉及到国家宗教政策等原因, 卫生行政监督部门一般在聚餐临近或事后才知道, 聚餐发起人和责任人也很难确定, 造成卫生监管困难。因此, 我们认为各地应利用基层公共卫生网络, 建立民间佛事聚餐申报制度。由村 (社区) 级负责申报辖区内民间佛事聚餐情况, 应包括举办地点、就餐人数、餐次、菜单、食品加工场所布置、卫生设施、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内容。萧山区2007年下发了关于民间聚餐规定, 明确50人以上的聚餐应向当地政府和卫生监督部门申报, 这样卫生监督人员能事前及时介入, 对相应环节进行卫生监管, 能有效减少和杜绝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2.4 宣传教育
加强辖区内宗教负责人和村干部的法律与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其他省市经验证明, 只有树立了聚餐卫生安全意识, 了解食品卫生知识, 才能使其自觉守法、按卫生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根本上影响其他人, 做好佛事聚餐卫生的宣教工作,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所以, 卫生监督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庙观等宗教负责人和村干部法律和食品卫生知识的培训及宣传教育, 并能使这种培训制度化。
参考文献
民间金融监管 篇6
1.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特点
1.1 参与借贷的机构和个人广泛, 数量庞大
据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中心支行采用调查问卷形式进行的民间借贷状况调查分析, 当地约有近2/3的人参与过民间借贷活动或有过民间借贷行为, 进一步分析后还发现, 当地的民间借贷资金的使用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由原来的消费型借贷为主逐渐朝着消费型借贷与投资型借贷并重的方向转变。据鄂尔多斯市金融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实际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活动但并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各类地下机构及个人, 数量无法准确统计, 合规的民间借贷中介在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半隐蔽金融中仅仅是一小部分, 又由于存在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割问题, 对于数量众多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要实施有效的监管非常困难。而且, 这些民间借贷中介吸收放贷资金和发放贷款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私底下隐蔽进行, 各级各类监管部门难以核查和落实其借贷行为事实, 更无法对其实施监管。
1.2 借贷总量逐年增长, 规模庞大, 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据统计分析推断, 2009年全年鄂尔多斯地区全部各类投资金额大约5000多亿元人民币, 其中来自于民间借贷的资金约占60%。鄂尔多斯市统计局的经济普查数据资料显示, 2010年的1月到10月间, 当地民间资本约完成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 与200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1/5, 民间投资的范围涉足统计行业分类中的19个大行业, 58个小行业。另据经济学家马光远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 鄂尔多斯市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其建设资金约有80%来源于当地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 而非源于银行信贷。从借贷资金流向的行业分布来看, 鄂尔多斯的企业民间借贷资金的大部分集中在了电力行业、房地产项目开发、煤矿开采以及工业制造等行业, 截至2010年6月底, 在当地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超过2/3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当地的民间借贷市场。
1.3 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呈现偏高态势, 且短期化现象明显
在鄂尔多斯, 不断有普通民众将闲置富余资金投入到当地的民间借贷市场, 这些资金融入到民间借贷的链条之后, 资金的利息收益较高, 与同期银行1年期贷款利率6.56%相比, 最高时相当于其10倍多。从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来看, 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利率高, 且呈持续上扬的趋势, 月贷款利率在20‰-40‰之间的占69%, 最高的甚至能达到月利率50‰以上, 在民间借贷利率确定标准上, 一般根据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借贷对象的信用程度、贷款区域、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期限长短、数量大小、关系亲疏远近等情况而定, 没有固定标准。在借款期限上,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以短期为主, 期限在一年期以下的民间借贷占地区全部民间借贷的90%以上。
1.4 资金链堆积的风险值得关注, 违规借贷现象严重
早年间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维系在“亲缘、血缘、地缘”的基础上, 而近些年, 随着大量各类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不断涌现, 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三缘”的关系基础, 如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寄卖商行等也参与民间借贷, 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类地下金融机构参与其中, 因此借贷资金的敏感度升高, 如果资金链条一旦出现异常, 后果会非常严重。随着全市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准许从事融资服务的近千家各类民间借贷融资中介机构的出现与运营, 打破了原有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的关系基础纽带, 资金链条延长导致了民间借贷主体的资信度逐级、逐渐降低, 机构违规从事高息融资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中介机构向公众承诺较高利率吸收资金, 再高利转贷, 部分民间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了传统借贷行为的范畴, 违规从事资金短期拆借活动, 一旦资金无法回收发生风险, 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波及融资参与者和各类实体经济, 扰乱金融及经济秩序, 冲击金融信用安全体系。
1.5 民间借贷地区性差异性明显, 借贷主体较单一
从地区看,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牧区旗县, 民间借贷形式较为原始单一, 主要形式为自由借贷和民间集资, 与此相反, 在依托当地资源等优势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旗县区, 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普遍较为旺盛强烈, 与之相适应, 其民间借贷形式则向着多样化、有组织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据调查资料推算,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胜区、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等区县的煤炭开采业以及房地产开发业中, 有近70%的民间资本集中于此。从融资借贷主体看, 近几年由于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 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本短缺, 当地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得到发展所需的资金, 从而转向民间借贷融资。这种情形从鄂尔多斯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得到了证实, 2011年中小企业对鄂尔多斯地区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超过了1/3, 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却明显与资金需求不相匹配, 在此期间曾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却不足16%, 其余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则主要通过各类的民间借贷渠道获取。
2. 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的成因分析
通过研究分析后我们发现, 鄂尔多斯地区存在的民间借贷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甚至后来众多普通民众也纷纷涌入, 逐渐在当地演变为一场“全民借贷”游戏, 满打满算不足十年的时间。分析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的形成原因, 既有经济社会发展中金融市场演变所普遍存在的因素, 也有不同于我国江浙地区民间借贷形成发展的特殊经济因素。
2.1 特殊的地区经济背景因素
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 鄂尔多斯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依托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矿产储藏优势, 走以资源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的路子, 着力推动“大煤炭、大煤电、大化工、大循环”四大主干产业发展, 并以此来带动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以煤炭业为例, 煤炭年产销量由2000年的2679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9671万吨, 比2010年增加38%, 鄂尔多斯市原煤产销量占到全国的1/6以上;以煤化工为重点, 构建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 2010年鄂尔多斯市煤炭的就地转化率达到了90%以上。围绕和依托本地区的羊绒加工、煤炭深加工和化学工业等优势主导产业, 走科技创新之路, 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催生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迅速扩张。
2.2 煤炭采掘矿业因素
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一批高耗煤企业纷纷上马并快速发展, 从2003年开始, 国内煤价在短期内持续走高, 以及煤矿开采当地住户拆迁等造就的一部分当地人一夜“暴富”而成为有钱的富人, 先富起来的“煤老板”一时手握巨资, 其正常消费后的闲置富余资金, 基于获利目的与动机, 纷纷涌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这部分资金重新又进入到社会资金循环的链条中。另外, 政府出于安全生产的考虑和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的, 鄂尔多斯市政府在2006年全部关闭了年产量在十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原小煤矿矿主应对政府的调控政策, 或者提高开采技术含量, 实施正规化、机械化开采, 扩大规模, 或者合并重组, 形成符合要求的规模较大的煤矿。事实的情况是,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民间借贷即成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
2.3 房地产建筑与开发因素
在国家工业化和农牧业产业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下, 2002年以来的随着鄂尔多斯市的经济社会稳步推进, 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 当地的房地产建筑开发也在飞速发展, 房地产建筑开发业目前已成为鄂尔多斯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价格是房地产运行的集中体现。煤炭开采、房屋拆迁给居民带来的滚滚财富, 又以高利贷形式参与房地产开发投资, 卖房、炒房带来超额回报。据当地了解内情的业内人士介绍, 鄂尔多斯当地的房地产建筑行业约有2/3以上的投入资金来源于当地的“地下钱庄”。另据高和投资调查认为, 支撑鄂尔多斯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系统正常运转的, 正是当地繁荣发达的民间借贷体系。
2.4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个人财富积累迅速
据调查, 2007年鄂尔多斯地区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19辆, 2011年达到了54辆。2012上半年, 鄂尔多斯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6444元, 比2011年增长了13.6%。加之新城区改造带来的拆迁款, 当地居民财富快速增长并迅速聚集, 据高和投资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组成的调研组在2010年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资本展开深入调研, 并发布了《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 该报告称, 鄂尔多斯地区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人数保守估计超过7000人。此外, 据高和资本调查显示, 与山西、温州等省市不同, 鄂尔多斯人在获得财富后, 更愿意将财富投入到当地房地产以及能源、煤矿、民间借贷等高回报系统。
2.5 地区中小企业扩张加快, 企业融资量需求强盛
鄂尔多斯是较为典型的资源投资型城市, 地方经济一段时期内高速持续增长, 导致地区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旺盛, 然而鄂尔多斯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远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随着本地区中小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 在企业发展快速提升的同时,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却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初步匡算, 相对于鄂尔多斯地区中小企业每年15亿元的流动资金需求总额来说, 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不足其1/10, 还有60%-70%的企业因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条件, 银行无法提供贷款。加上国家在2005-2006年期间金融方面进行宏观调控, 大量国有基层金融服务网点被撤并, 放贷权限上收, 当地的中小企业要想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如此, 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发挥着资金供给主力军的功能。
3. 规范民间借贷的对策与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已成为业界的共识。但是, 民间借贷的内生性缺陷不容忽视,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 风险堆积并爆发, 势必会威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这客观上要求政府的干预和引导, 使其规范化健康发展, 切实可行的方针是“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从国际经验来看, 逐步走向规范化是民间借贷发展的最终趋势。
3.1 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的民间借贷活动存在已久, 并普遍被视为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但民间借贷内生于乡土社会网络, 其不稳定性严重制约了其正常发展并极易诱发各种金融风险。为了给民间信贷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国家层面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的制定和出台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修改和完善以前限制其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也迫在眉睫。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民间借贷法》、《放贷人条例》、《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赋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竞争权, 严格规范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借贷利率, 实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 严格界定民间借贷关系行为主体, 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
3.2 完善民间借贷的跟踪监测体系, 强化教育与监管
为了防止过度投机行为风险扩散和各种借贷违法违规行为, 要加强民间借贷监测与预警。一是建立民间借贷动态实时监测信息系统, 与目前央行的“人民币大额交易数据报告系统”和“金融机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相结合, 全面、及时、准确把握民间借贷相关信息的发展状况与变化趋势, 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二是建立民间借贷监督管理制度, 对可能发生的民间借贷风险要有前瞻性, 做到预防在前, 惩戒在后;三是高度关注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与金融风险密切相关的各项指标变化, 加强动态监测与预测, 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分散和化解风险, 防止民间借贷风险恶化和扩散;四是广泛开展投资风险预防教育和宣传, 普及相关金融与法律知识和投资的风险意识, 提升投资者素养与自我保护意识, 增强民众的金融风险识别和理性投资意识;五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监管机构的构建, 防止监管缺位, 对影响面大、涉及人员广泛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案件及时处理并予以公布, 以作警示。
3.3 加速推进金融体制配套改革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应加速推进金融体制配套改革, 以正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构为切入点和抓手, 不断创新和完善正规金融的服务体系, 以地区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需求为出发点, 转变经营思想与服务理念, 合理规避风险的前提下, 简化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手续, 提高服务水平;在能有效预防和控制风险的条件下, 要合理布局正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有分工有协作, 各有侧重, 合理分配信贷资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依托网点优势将个人委托业务纳入到正规金融机构服务中来, 成为民间借贷双方的中间人;不断深化西部农村牧区的金融改革, 积极探索研究适合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合作联盟组织模式, 可借鉴采用股份制形式运作的优势, 培育良性竞争的农村牧区金融市场, 条件成熟时, 逐步开放农牧区的金融市场, 最终实现我国农村牧区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适时推进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规范化试点改革, 建立起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3.4 优化民间借贷发展的外部环境
优化我国民间借贷外部环境, 可以考虑以信用服务为切入点, 培育成熟完善的信用服务市场, 构建高效信用服务保障体系和信用管理体系。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加强教育和引导, 规范民间借贷交易机制, 降低民间借贷中的信用服务成本的同时提高民间融资的效率, 适时引入信用服务, 减少民间借贷活动的主观随意性以降低和防范金融风险。通过完善的资金借贷交易信用服务平台, 一方面规范了借贷双方的融资行为, 拓展了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 提供了金融服务质量, 分散了银行信贷风险, 另一方面, 使金融资金的配置资源得以优化, 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 又提高民间资本的利用效率。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提高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和比重, 对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实施税收优惠或税收减免, 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适时调整相关政策法规, 开发建设投融资服务信息平台, 降低金融信贷成本和金融风险, 努力拓宽投融资渠道, 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以促其健康发展。
3.5 推进金融业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1年发生在江浙、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危机, 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压抑造成的, 金融深化是解除金融压抑的根本路径。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彻底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 逐步放松金融管制, 使利率的浮动与变化完全由资本市场决定, 从消除二元金融结构入手, 扩大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程度, 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 规范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逐渐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应该将民间借贷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让民间借贷资金规范化、阳光化, 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 逐渐放松金融管制, 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逐渐形成良性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与格局。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中小银行探索地方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 摸索出一条切实适合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地区性特色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推动地区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
3.6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选择之一:组建民营银行
首先, 2010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政策性文件出台,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态势基本明朗, 为鄂尔多斯民营银行的创办提供了政策与制度基础。
其次, 鄂尔多斯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营银行提供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虽然目前鄂尔多斯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鄂尔多斯城市商业银行、招行、交行、浦发行、包商行等股份制银行, 但是大银行“大一统”经营服务战略已不能满足鄂尔多斯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 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灵活、快捷的民营信贷机制为其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第三, 鄂尔多斯充裕的民间资本可以为民营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与支持。据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2010年的推算, 鄂尔多斯全市民间借贷规模约为540亿元。而且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方政府之一, 每年的税收在400亿元以上, 2010年税收收入达538.2亿元, 人均GDP在全国名列第一。此外, “阳光化”运作的民营银行在引导资金规范安全流动、降低金融风险更具优势, 也更便于有效监管。
摘要：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在近年来发展速度与规模非常快, 对地区经济成长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 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游离于监管体制外的大量民间资金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对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在分析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特点和形成原因的基础上, 针对性提出了推动鄂尔多斯金融稳定健康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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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 篇7
1.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受大萧条影响, 金融监管思想得以面世和发展。随着规制经济学的日益成熟, 人们在经济分析时开始融入了规制过程的理念, 如此一来, 实现了经济法则、经济运行的融合, 为接下来金融监管体系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该理论发展之初,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等针对其必要性展开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实施金融监管, 不仅有助于维护金融部门的安全, 而且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推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1]。
1.2金融监管的效率
对金融监管成本说进行分析可知, 受监管成本的制约, 金融监管需要面对效率这一问题。在金融监管过程中, 涉及各种费用的支出, 所以过度监管是得不偿失的, 将会造成监管效率的大幅下降, 换而言之, 金融监管具有理论上的边界, 对该边界进行设定时, 应遵循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二者相等的原则, 即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二、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金融机构组织、金融业务及产品、金融体系结构日趋复杂;二、金融监管理念的相关变化;三、在制定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过程中, 各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上述因素赋予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2]。
2.1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融监管复杂性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图2是基于金融监管效率角度而得到的一个分析框架[3], 用于分析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否科学。该分析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 如果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能够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则表明金融监管复杂化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如果金融监管复杂化所消耗的成本大于复杂化所创造的金融效率, 则需要对金融监管予以一定的简化。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 金融创新也将面临更大的难度;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 不仅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而且给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
2.2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
金融监管成本指的是, 监管工作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支出;金融监管收益指的是, 避免不实施金融监管所产生的那部分损失。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 其本质在于通过有限的监管资源来达成监管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若监管效率用F (X) 来表示, 而金融监管成本及收益分别用C (X) 、R (X) 来表示时, 那么三者满足如下关系:F (X) =R (X) -C (X) 。R (X) 和金融监管复杂性成正比关系, 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将转为放缓趋势。当R, (x*) =C, (x*) 时, F (x*) 取最大值, 换而言之, x* 时金融监管复杂性达到了最优状态。以x* 为界, 左侧取值时, 金融监管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 该种情况下, 适当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进一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右侧取值时, 金融边际收益小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 该种情况下, 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得不偿失的, 将会造成金融监管效率的持续下降, 应简化金融监管, 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4]。
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分析
2.3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金融监管而言, 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 (即金融监管效率) 取决于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值得一提的是, 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固定的, 尤其是变化速度这一点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加剧将会促使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即前者对后者的诸多影响因素中, 绝大多数属于确定性的;但是金融监管复杂性对金融监管收益的影响则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后者高低通常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
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才能真正为金融监管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一、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带来良性影响, 如能够带来多层次的或者一定深度的金融创新, 不仅如此, 该创新本身所具有的金融风险远远小于其多样性所营造的金融安全;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且数量众多的模型能够对未来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和处理;三、针对金融监管这一领域所制定的各项激励相容机制能够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总之, 当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成本时, 才有必要对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做进一步的提升, 反之亦然[5]。
三、降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应趋向于复杂, 还是趋向于简单?面对一系列金融风险, 应选用何种监管模式, 简单底线式更佳, 还是高度敏感式更好?对于上述问题, 金融监管准则的复杂性一时也难以给出十分明确而具体的答案, 其焦点问题集中在一点, 即采用何种办法或者措施, 借助相对有限的监管资源在成本最小化的模式下去更好地达成一系列金融监管目标。由上文有关成本效率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出, 在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 然而金融监管收益增加与否却不一定, 这是诸多外生因素共同来决定的。因此, 若想实现对金融监管效率的有效提升, 一方面要致力于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合理化降低,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供一系列有益条件以促进金融监管收益的增加。
首先, 在制定金融监管路径的过程中, 应将自下而上的监管作为基础, 与此同时, 予以自上而下监管的补充或辅助。金融复杂性、金融效率以及金融安全三者之间所具有的相关性并不算十分明确, 所以, 利用对监管路径的有效限制进而削弱或者避免金融复杂性、金融监管复杂性之间所产生的内外互动影响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所谓自上而下的监管指的是, 针对金融结构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 为大小金融机构划分目的明确且界限清晰的业务范围, 最终保证监管工作更具主动性, 更具系统性;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管指的是, 在面对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创新或者变化时, 应对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予以监督并规避, 从有别于金融结构或者体系的其他角度对其展开相应的规制[6]。
其次, 在制定金融监管措施的过程中, 不仅要基于定量模型的相关分析, 而且要辅以相应的定性分析。如果对数量模型表现出了过度的依赖性, 那么随着金融风险多样化的加剧, 相应的度量模型将会更加复杂。需要指出的是, 在实际应用环节, 复杂程度过高的数量模型已经饱受质疑, 但是过于简单模型无法实现对真正情况的高效拟合, 有鉴于此, 对一系列金融风险展开定性化的监管以及判断也便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定性分析结果予以适度引用, 可以有效弥补由于高度复杂的数量模型分析所产生的有关模型风险, 另外, 也避免借助定量模型来选用参数的发生, 如此一来, 在某种程度上大幅简化了金融监管的实施。
最后, 对融入了激励相容这一理念的金融监管予以再次的、重新的审视。由微观视角可知, 银行致力于短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 而微观监管则强调保证单家机构的安全性以及稳健性, 二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由宏观视角可知, 银行致力于自身利益的追求, 而金融监管则强调整体安全, 实现二者的激励相容具有相当的难度。如此一来, 是否需要赋予银行更大的权力, 如自由裁量权, 又如参数选择权, 是否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检验内部模型所能达到的准确性, 促进金融监管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 便需要监管当局及相关政府机构予以重新审视。在监管资源并非绝对足够的条件下, 对全部银行均赋予内部模型的选择权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将会让监管工作承受更大的风险和压力, 建议采用类似杠杆率的简单监管模式, 同时, 针对那些重点银行制定并采取更为严格且复杂的监管原则, 还有监管标准, 为其配置较大份额的监管资源。
四、结束语
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合理与否, 其关键在于成本收益能否达到最佳平衡。为实现这种平衡, 应基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对相关路径、方法以及理念等予以进一步的改善, 从而完成对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 尽可能地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所产生的一系列收益。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金融监管的效率, 然后重点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最后探讨了降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监管效率。通过一系列分析得出结论, 监管局应致力于金融监管复杂性的降低, 为金融监管带来更高的收益。
关键词：金融监管效率,复杂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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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 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中国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的新变化, 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中国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要求中国在顺应国际金融潮流变动的同时, 应尽快着眼于本国金融业现状, 以确保金融安全为目标, 稳健运营为宗旨, 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制, 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国际金融监管新发展
美国的金融危机, 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范、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着问题, 金融危机呼唤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弥漫, 美英率先进行了金融监管改革, 从而引领和昭示了全球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趋势。
第一, 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隐蔽性、易变性和复杂性、危害性增加, 波及范围扩大, 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全球范围。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等许多相关行业, 使许多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导致银行、金融机构破产, 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化客观上要求丰富国际金融监管方式, 实行灵活多样, 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所以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实现广泛的国际协调, 进行合作监管。第二, 国际大型复杂银行合并和跨行业业务的发展及大型复杂银行合并浪潮的未来持续, 势必在日益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复杂的金融业务活动, 提供复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其技术和操作难度增加。监管方式运用应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安全性与效率性, 以适应混业经营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第三,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及不断深化, 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也不断加强, 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 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督, 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 同时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 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 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中, 提倡各国银行联合监管, 保持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因此金融监管法制应逐渐走向国际化。第四, 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 金融创新产品的层出不穷, 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 它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 且更易扩散, 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 国际金融监管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自我监控水平。监管强调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 保证资本充足性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 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
总之, 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下, 国际金融监管的方向将是国际协调与合作, 并不断向集中统一、全面灵活、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
第一, 中国已加入WTO, 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 这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正视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差距和存在的问题。从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出发, 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 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金融监管体系, 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金融问题。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相比, 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如1998年中国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 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 券商融资渠道不畅, 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 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 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 近年来事实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 (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 以及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都需要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中国目前需要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 这项改革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长期趋势。
第二, 中国金融监管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合规性检查, 这种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规范经营和规范操作上, 对金融机构潜在的资产风险重视不够。而资产质量的风险是金融业深层次的风险, 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危及金融机构安全。同时金融监管内容存在漏洞, 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 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 一些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
第三, 监管缺乏创新理念, 监管手段落后, 管理人才缺乏。中国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 依法监督的观念不强;同时监管手段落后, 仍以直接监管为重, 大量运用行政手段, 而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方式不科学, 现代化的监管方式运用得少, 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还有监管人员中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 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 复合性人才缺乏, 尤其是既熟悉国际惯例又懂计算机、法律及国内金融业务的综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 中国信用环境被破坏, 道德风险严重。监管新体制运行以后, 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 监管缺乏合作和统一性, 失去应有的制约机制。监管责任不十分明确, 对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 构成监管机构自身的腐败和监管行为的非规范性运作。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中国的监管模式, 无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 业务面窄, 监管内容狭小, 出现了许多监管真空、盲点和重复监管问题, 降低了监管运作效率, 并导致信用环境差、道德风险产生。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 有历史的沉淀、体制的原因、金融机构自身自律性不强、脆弱性增加、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社会经济因素等多种原因造成。为此, 根据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 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
三、中国金融监管的策略选择
1. 改革金融监管框架。
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必须实行跨越式改革, 目标定位也应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趋势上: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 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体, 适应混业经营要求, 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管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 目标一致, 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委员会, 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对监管体制的要求, 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 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2. 将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 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 风险性监督为主, 二者并重;
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 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 以强化银行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 增强自我约束力, 同时便于中央银行准确掌握银行经营状况, 并根据不同等级银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管, 如网络银行业务应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 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 制定网络安全标准, 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等。应注意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 运用现代科技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实时、持续的风险监管, 以便及时化解风险, 提高监管效率。
3. 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性, 要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 就要
倡导、帮助、督促银行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客观地评价其在防止舞弊, 消除风险, 严守监管法规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加强对内控部门的独立性、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检查力度。及时督促修订有缺陷的内控制度并考核其执行情况, 负责检查评价的部门应当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 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使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4. 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应以法规为依据, 并严格依法监管。抓紧修改、整理、完善各项金融法规, 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 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 建立统一的会计规则, 统一会计科目, 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督规则, 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 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律法规, 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 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 重塑信用秩序。
5.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加入WTO后,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 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 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也包括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 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 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 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 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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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 篇9
关键词 金融监管 变革 途径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历程
18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法》，建立了国民银行制度，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全面和持续地介入金融制度领域。1913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规定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组织机构和功能，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真正确立。但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制度基本上仍是不受管制，实行自由竞争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可以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既可办理信贷业务，又能进行证券投资和保险信托业务。
1929-1933年大危机后，国会出台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之后一直采取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模式——我国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双层多头金融监管模式”。所谓“双层”是指联邦和州均各设有金融监管机构，所谓“多头”是指联邦设立多种监管机构。此外，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国家信用合作管理局(NCUA)等机构也都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发挥监管专业化分工优势。每个监管机构只负责相关监管事务，有利于细分每项监管工作，突出监管重点，监管的力度较强。二是有监管竞争优势。每个监管机构之间尽管监管对象不同，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压力，在竞争中可以提高监管效力。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56年的《银行持股公司法》、1966年的《银行合并法》、1966年的《利率限制法》及其之后的《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社会再投资法》等，金融监管在总体上得到了不断强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创新浪潮不断，金融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顺应这一朝流，美国于1980年3月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开始了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金融改革。1994年通过了《里格一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但1999年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局面。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和现状
1.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初始阶段(1984-1992年)
这一阶段是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该时期人民银行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上，对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是很理想。
2.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1993-1994年)
这一阶段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这一阶段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内容以合规性为主。
3.金融监管进入有法可依阶段(1995-1997年)
1994年我国先后颁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监管法规，1995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金融法律。可以说，1994、1995两年时间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以此为标志，我国金融监管开始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4.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
这一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保险、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的监管，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证券业务相继脱钩。目前，我国形成了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监管格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将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金融监管所肩负的责任更加艰巨，维护金融稳定发展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而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
1.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推动下，混业经营将成为国际上各国金融业经营发展的基本模式。而我国目前仍然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但是包括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往往不能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不能在监管制度上达成有效的配合，很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2.管监不能分离。在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主管与业务监管往往是同一机构，该机构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监管的执行者，而且政策制订处于主要地位，业务监管却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造成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而言，政策的制订者永远是正确的，实际上就弱化了业务监管。
3.监管手段单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由五类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行使监督职能，分别是董事会、中介机构、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越靠前面的机构所起的作用越直接、纠错效果越好，成本也越低；越靠后，最后补救性质也越强。因此，行政监管属于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惟一的监管手段，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独立性差，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机制并不完善，造成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依赖于金融当局的外部监管，监管的效率比较低。而且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
四、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由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督管理——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渐进过程，标志着美国金融业正在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推进。美国在其金融监管模式的变迁过程中，非常注重法制建设，注重培育市场，同时为了顺应金融业的超国界运行，美国积极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我国金融业必须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混业经营一方面可以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可以使商业银行业务多样化，实现利用内部补偿机制来稳定银行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银行介入证券市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证券市场上投资资金和投机资金的对比，大大降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银行还可以通过较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影响其他各类投资者，改变其短期投资行为，促使证券市场在平稳中稳步成熟起来。最后，混业经营有助于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银行介入证券市场会使中央银行宏观货币政策的效力相应增加，同时也必然会扩大中国证券市场的容量规模，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能够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建立有效金融监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金融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第一，完善金融立法。要对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在内的原有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第二，严格金融执法。要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软环境。
3.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为了有效监管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进一步加强跨国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和越来越重要。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与相关国家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在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认可水平，实现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达到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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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的“软法”思考 篇10
关键词：民间金融,软法思考
我国民间金融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依然问题重重。目前国家对民间金融的“硬法”化制度供给与农村自身的“软法”化制度需求之间并未完全契合。硬法与软法的协调做的还不够, 软法的应有功能还未充分发挥。本文拟从软法的角度对民间金融做一探讨。
一、“软法”研究范式的理论依据
1.“软法”内涵的界定
美国法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从“法”调节社会秩序运行的功能强弱的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硬法” (HardLaw) , 第二类为“软法” (Soft Law) 。根据MORDEWORK百科全书, “软法”是指“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类法律文件, 或指在跟传统的‘硬法’相比的情况下强制约束力相对弱的法律文件。”具体来说, “软法”可以界定为:由一定人类共同体为了实现共同意志而制定或认可的以保护力为主强制力为辅、主要依靠自律或者社会影响力等内在约束力的方式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实际效果的一系列行为规则。例如各种行业协会、社会自治组织的标准和规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交易习惯等。
2. 基于法哲学的角度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 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并且提出了“法律先于立法”这一命题, 立法正是人类运用理性的抽象行动, 但要排除将其视作“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的理论预设, 而是视作“人之行动的结果”。这就是说, 理性在立法中的建设性作用不是说它能“创造”法律, 而只是“发现”业已存在但不显现的法律, 并用明确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立法机构绝不是创造了法律, 而是发现了法律并明文表达之。以下经典的区分法律, 堪称哈耶克的独创:就形式而言, 是立法的法律与自生的法律之别;就实质而言, 又是强制的法律与自由的法律之分。
马克思认为, 理性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存在于现实的人们的经济关系之中, 存在于主体的相互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权利要求之中。马克思对“理性”的发掘和领会, 恰恰恢复了理性的原本意蕴, 克服了先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并用全新的理性思维方式, 证明了先验意识“应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自己呈现出来, 并在历史形态中使自己丰富起来。”
显然, 马克思的理性思维观念, 并不是一种“基于可欲目的的刻意思维”的实用主义, 也不是运用先验的自然理性甚至神的理性进行演绎的建构论唯理主义。马克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尊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形成遵从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滋生的法权关系的理性思维能力, 并在此前提下, 评价包括法律在内的现行社会制度。
因此, 无论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还是马克思的“理性认识”都为软法在实践中的存在提供了法哲学的支撑。
3. 基于“软法”与“硬法”关系的角度
哈耶克把规则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 认为内部规则如习惯和集团规则是外部规则即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形成的基础。“仅仅拘泥于法律的文字 (法律实证主义) 和正当程序的正规性, 但违背社会上广泛持有的基本价值和伦理规则, 是建立不起法治的。”很多情况下“社会规范都是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协商自发产生的”“尽管一些群体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 但是所有这些分立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之间的协调, 则是由那些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所促成的。”哈耶克所称的“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包含团体内部规则, 它不同于国家法律制度所建立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秩序, 是国家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础和有力补充。当国家制定法缺位或有局限时, 自律规则所建立的“私序”就成为国家制定法所建立秩序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替代。因此, 民间的自律功能实现了对经济秩序的自我调控, 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秩序建立的重要力量。
二、“软法”对民间金融的法社会学价值分析
我国民间金融借贷通常发生在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生活的地理位置相同或相邻, 或是亲戚朋友这样的群体内部, 加之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小, 在时间和空间上就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国”。每个成员必须遵循历史上形成的交易习惯, 建立良好的信誉。而没有良好信誉的成员是不可能从其他任何成员或组织获得借贷的。如果出现违约事件, 违约者失去的不仅仅是信誉和下一次贷款的机会, 同时还要受到一定的经济制裁及其他成员的谴责或唾骂, 违约成本是无限大的。因此, 软法的约束促使借款者借贷时需慎重考虑, 并及时还贷。
在“独立国”内, 成员之间及成员和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经过多次博弈, 违约者受到惩罚, 遵守契约者受到尊敬和认可, 正的激励机制经过长期的实践沉淀, 最后会稳定下来, 形成一种人人遵守的内部潜规则。这种软法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约率就越高。为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借款者的信誉一般都表现得比较良好, 并且更加重视偿还民间金融贷款。
三、“软法”视域下的民间金融法律规制
1. 基于民法之私主体的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借贷现象很普遍, 并且一直存续到现在, 这也说明了民间借贷是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的。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活动靠的是软法约束形式。但考虑到一些交易习惯和村规民约由于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已经慢慢不再有利于民间金融的往来活动的开展, 这些退了色的民间软法理应转化成一种新的更加符合现代交易原则与精神的形式。比如:私人借贷之间的口头承诺行为是完全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 对借贷双方特别是债权人一方是非常不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都倾向于订立书面协议 (借条) 。
对于一个民间金融机构或组织来说, 其内部规章直接规定了金融资金的流动方向与流动数量, 规章制定的好与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信贷机构的运营, 因此, 完善与改进民间金融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 使其更加向良善软法靠拢, 在个人或组织充分遵守自律性规则的前提下, 可以发挥出内部规章的规范性作用。
2. 基于行业协会的视角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行业协会有义务弥补政策制度供给之不足, 通过制定章程、专项细则等协会文件的方式将自发的市场规则上升为正式的市场规则, 这些正式的自发市场规则, 可以通过各个行业自律机构或商业仲裁机构, 来促成相应的市场秩序。基于此, 应当明确规定行业协会制定章程及其他市场规制规范的权力, 从而加强行业协会制定的规范的效力和权威。
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建立体现在民间金融领域就是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建立, 行业协会充分体现了经济法主体的公私融合的特点, 一方面, 行业协会是受民法调整的社会团体法人, 与其组织成员之间在法律身份上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其成员可自由地加入或退出行业协会, 不受协会的强制;另一方面, 行业协会基于组织章程等社会性契约获得了对于成员的治理权力, 它在章程的授权范围内对组织成员的危害团体利益的行为, 有权进行非法律处罚, 因而, 它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行业治理关系, 这种关系又具有某种类似公法主体的特征。
民间金融行业规章是基于行业协会自主性的准立法权制定的, 能够调整其会员一定范围内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代表民间金融群体的利益。由于社会中间层的专业性和区域性很强, 加上民间金融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因此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中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比如:针对民间金融中的私人之间借贷这类不确定的共同体而言, 可以建立个人借贷协会, 并且制定相应的章程来规范和约束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其中, 一些章程中可以吸收一些民间规则与习惯;针对合作金融可以建立合作金融协会;当然, 我们也可以成立农会组织, 在组织内部设立金融信用部门, 执行与发挥对民间金融的监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