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出路（共5篇）
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出路 篇1
摘要：由于长期受到政府“抑制”的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体系不合理, 发展滞后, 已难以服务和满足于“三农”的发展需要。面对当前“三农”发展新形势, 我国主要面临“供给型”金融抑制。于是, 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景将主要在于金融机构体系的合理构建和金融服务的完善创新。构建一个真正服务“三农”的金融组织体系, 既是服务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有效机制, 也是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是使农村金融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需求,农村
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是“三农”发展的重中之重, 所以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将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在新农村建设新形势下, 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 其能否有效地配置资金资源, 创造并提供满足农村发展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将成为制约三农发展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基于对农村金融现状的思考和判断, 目前我国农村主要面临供给型金融抑制, 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供给力量的增强, 贯彻“上下结合”, 充分调动“草根”金融组织积极性的原则, 构建一个相对独立且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一、关于农村金融抑制的已有分析
研究农村金融, 首先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我国农村金融中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从理论上讲, 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供给型金融抑制;二是需求型金融抑制;三是供需结构型金融抑制。
1、供给型金融抑制的观点
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政府对金融制度资源的控制造成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主要是供给型抑制 (韩正清, 2004) 。这种抑制既表现为供给量的不足, 又表现为质的不足。同时韩正清 (2004) 还认为, 从供给型抑制、需求型抑制和供需结构型抑制的关系看, 供给型金融抑制是主要的, 是引致后两种金融抑制的原因, 而后两种形式的金融抑制从根本上讲就是供给型金融抑制的表现。
2、需求型金融抑制的观点
刘祚祥 (2007) 认为农业的低效率增长导致的微观金融组织失去活力, 农户投资效率低下, 农民对于借入资金预期收益几乎为零, 从而造成一种“农户逆向淘汰”造成的需求型金融抑制。
3、供给型金融抑制为主的观点
何志雄 (2003) 认为, 供给型金融抑制起着主导作用, 其他形式的金融抑制处于从属地位。首先, 按照经济发展一般规律, 先满足量的要求, 然后才有质的提高。因此, 只有在缓解供给型金融抑制的基础上, 才会考虑需求的增加与需求的多样性问题。其次,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金融“供给领先”模式已为许多国家, 特别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所证实。再次, 供给型金融抑制有时也会以需求型等金融抑制的形式出现。
总之, 对于农村金融抑制类型,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归结起来, 支持供给型金融抑制的学者主要看到: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二元性及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缺位。二是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滞后。事实上这种局面至今依然存在, 金融供给主体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农村金融供需矛盾解决的“瓶颈”。而支持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学者主要抓住我国农民的小农特征, 农村经济的滞后性及农业发展的脆弱性等特点。但这在新形势下已有所缓解, 农村金融需求水平将在农村中小企业、种养大户和专业生产组织等主体的拉动下, 获得迅速的提升。
二、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现状
新形势下,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战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以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 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随着试点工作逐步进行和推广, 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农村经济发展的这些变化引起农村金融供需格局的改变, 事实上, 这主要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更显“供给型”金融抑制特征。
1、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
(1) 从农村土地流转看。土地流转的规范, 不仅有利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 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随着土地向企业、农业大户及专业化组织等的集中, 农业生产规模扩大, 包括资金需求在内的金融需求必将上涨。土地流转后土地规模经营潜力和效益将是巨大的, 而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经营前期投入资金回笼期长, 农业发展资金需求就将大幅增长。于是原有小农经营的金融需求将在土地流转后的集中大规模经营中得到整合与凸显, 将由从前的“隐性”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显性”需求。
(2) 从现代农业发展来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现代农业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首要任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发展具有“四化”特征的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信息化进程, 提高劳动者素质, 增强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现代化是现代先进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应用程度、产出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制度与管理制度的创新。于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建立起资金的长效供给机制, 需要金融资金与服务的支撑。
(3) 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来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应遵循以解决二元结构矛盾为目标, 根据市场需求、资源优势与产业政策, 加强第一产业, 优化提高第二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在工业化背景下,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应首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为主, 进行农产品深加工。这就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而作为中小资金需求者, 我国乡镇企业长期被商业金融力量所忽视, 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样, 在乡镇企业引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 对金融的需求将会伴随始终。
(4) 从农民自身的金融需求来看。虽然传统上, 由于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和小农生产生活习性决定了农民金融需求十分有限, 但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 农业税取消及农业补贴政策等因素发挥作用, 我国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 从而对金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并有多元化趋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民的金融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信用贷款或者货币储蓄, 基金投资、保险投资等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 农民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资金信贷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总之, 农村金融需求将在新形势下得以释放和激活, 而此时, 现有金融机构服务缺位的局限性将愈发凸显, 供需矛盾也将进一步升级, 增强农村供给能力, 提高金融供给水平将成为今后任务的重点。
2、农村金融供给现状
(1)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分析。当前,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力量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和农信社。而这二者在实际运作中却又都出现了缺位, 尤其在农业银行股改上市、农信社商业化股份制改造的背景下, 考虑到农业经营的风险性高, 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严重, 农村客户分散, 贷款规模有限, 资金投放管理成本高等, 它们自然不会把目光投向农村金融市场。同时, 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又管得过死。这就造成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畸形, 正规金融机构垄断经营, 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等等。于是, 整个金融市场疲软、低效, 供需矛盾难以解决, 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
(2) 农村金融服务内容的分析。就农业贷款而言, 据统计, 到2006年底, 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为22718亿元, 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9.5%。纵向比较分析看来, 虽然1994年至2005年, 农业贷款绝对量增长明显。但从相对量上看, 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1994年该比重为20.13%, 然后逐步下降, 到2004年只占11.82% (焦瑾璞, 2008) 。因此, 农业贷款在总量上与农业经济发展要求一致, 但贷款比重不断下降, 反映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力度不够, 这也导致农业贷款近些年总量上的停滞甚至下降。
就其他金融需求而言,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农村信贷供给尚有局限的情况下, 这方面的金融服务基本处于空白。聂世富等 (2000) 认为, 农村信用社传统业务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的要求, 传统业务种类与市场需求有相当的差距, 所以, 应允许农村信用社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适时研究开展新业务, 包括中间业务和结算业务, 新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
三、总结与思考
在当前形势下, 农村金融需求力量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向上跳跃, 且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相比之下,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力量却始终疲软和滞后, 不仅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受到抑制, 而且正规金融机构存在事实上的缺位现象。由此, 我国农村目前正处于供给型金融抑制居主导的时期, 并且这种供给型抑制主要源于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畸形和服务能力与意愿的局限。所以改革农村金融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已有正规金融机构的权责和分工, 积极推动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 构建农村金融服务新体系。
1、省级联社———农村金融领域的核心
新一轮农信社改革主要特征是将农信社交由省级联社领导, 中央适时采取措施调节。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注意省级联社自身职能的定位, 防止省级政府意志渗入, 为政绩工程买单, 而应服务于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及治理结构的完善等, 强化省级联社的服务职能、监管功能, 规范农信社的运行。省级联社可以在农村金融领域发挥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作用, 由其引领和规范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 并发挥最后的支持者和保障者作用。
2、农信社———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桥梁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却一直处于有合作之名无合作之实的境况。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等, 农村信用社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和不良贷款, 成为其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于是理顺农信社管理体制, 完善“三会”制度, 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分散和化解风险将是我国目前农信社改革工作的重点。在新构建的农村金融体系中, 坚持商业化经营取向的农信社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连接省联社和农村合作基金的桥梁:一方面, 以农村合作基金为客户对象提供贷款服务, 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也便于信贷监管和避免因客户分散而造成资金投放收益下降, 并吸收农村合作基金存款;另一方面, 农信社直接作为支农政策的执行者, 直接负责支农资金的发放和惠农政策的贯彻, 提高操作效率。
3、农村合作基金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基层机构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 可以通过在乡镇一级设立农村合作基金, 以行政村为单位入股, 各村派代表组成合作基金的最高决策机构, 并可以由代表们推举一名管理者负责日常事务, 代表各村集体利益。各村设立办事机构, 其性质是由农民自愿、自主建立的合作互助金融组织, 由农民自主管理, 接受合作基金指导和监督, 具体经营则不受合作基金的干预。合作基金在此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集合各村金融资源, 推动村际资源的整和与协调, 并以一家机构的形式联系农信社获取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合作基金完全坚持非营利性和平等互助的服务性宗旨, 各村入股资金不代表决策权, 只是按入股比例分配合作基金收益, 这样既有利于贯彻平等互助的合作精神, 又有利于调动各村集合金融资源的积极性。
这样, 构建起一个以省级联社为领导核心, 以各农信社为主体, 以农村合作及基金为基层机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是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下, 农村金融改革的很好选择。
参考文献
[1]韩正清: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与供给型金融抑制问题的探讨[J].金融经济 (理论版) , 2004 (8) .
[2]刘祚祥:农户的逆向淘汰、需求型金融抑制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4) .
[3]何志雄:解决农村供给型金融抑制有效途径[DB/OL].三农数据网, 2003-11-02.
[4]焦瑾璞: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分析与改革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 2008 (31) .
[5]聂世富、郑克志、方爱国:关于农村信用社业务拓展问题的思考[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 (1) .
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出路 篇2
[作者] 主持人王传文
[内容]
王传文（湖北保康县店垭中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再次修订，带来了文言文教学的新面貌：要求降低了，效果却并不理想。为此，请大家就“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及出路”展开讨论。大家来自湖北各地，是在教院进修的骨干教师代表，交流的情况有广泛的代表性，提高文言文教学质量的对策也许会给我们的同仁们某些启发。
雷静和（湖北大悟县教研室教研员）：从我掌握的大悟县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第一手资料，完全可以看出文言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其一，效果差，每年统考，文言文得分率达不到80%，成绩优秀的班不到全县总班数的40%。要求背诵的篇目，学生默写在试卷上，相当多的学生错别字多，断句加注标点有误；不能结合语句分辨通假字、解释关键性的实词，不能准确地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语句。等等。要说《大纲》降低了要求，考试篇目限定于课本，从道理上讲，应该有相当理想的成绩，结果却相反，很出乎意外。
龚明成（湖北南漳县一中教师）：雷老师讲的情况与南漳相差无几。中考高考的“考纲”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中考各地自己命题，对《大纲》的把握不一致。不同的“导向”带来了教学质量的高低悬殊。有的地方甚至把初中的文言文教学搞得支离破碎，表现为学生只会背诵割裂后的只言片语，死记一些文言实词虚词，而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更谈不上“顺畅朗读”了。我曾做过试验，要求高一重点班学生，在预习后朗读，结果在分清句读、把握节奏方面问题百出，十有六七的学生达不到起码的要求。另一方面，高考作为人才的选拔方式，“立足课本，不考课本”，着眼点是考察一个学生在知识基础的能力状况，要求却拔高了。高中在薄弱的文言文教学的起点上推进，负重而行，加上类似初中的种种毛病，文言文教学的效果虽然稍好于现代文，但优秀率仍不高。
王传文：文言文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入选教材的都是文质兼美的瑰宝。古文学习要重视借鉴传统的方法――多读。就我所知，造成文言文教学效果不良的一个普遍性的原因就是对“读”的指导不力。具体表现为：一、忽视范读，初中文言文教学是起步阶段，相当多的教师，没有以准确而又富有感情的范读来引导学生，让他们在听中掌握字音、停顿和语气表达；二、讲解、另外翻译语句多，让学生联系注释在读中理解句意不多；三、驾空分析课文多，用复述内容、交流读后感、改写课文等练习促进学生读不多。学生的主体地位都没有充分的保证，自然没有很高的教学质量。
孙梅芝（湖北荆门市一中教师）：确实如此，教师导读不理想和学生读得不充分是文言文教学形势不好的症结所在。这几年，我一直重视朗读和背诵，凡基本篇目我都重视范读和引读，以读带正音，带断句，促理解。读充分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色不需多说，学生就大体掌握了。每学期考试，我所带的班文言文成绩都很出色，比平行班高出一头。从重点高中反馈给我的信息，说明我送上去的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基本能力是比较棒的。论课堂上的讲解分析，其他同行都不比我差，而效果完全不同，原因就在讲多了，指导学生读少了。恰恰这又是最普遍的问题。
敖明强（湖北谷城县城关二中教师）：我觉得，教学方法陈旧简单，死板无生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教师要么照教参宣讲一通，读几遍，逐句翻译一下，让学生抄抄译文，很少像研究现代文那样去探讨教法和学法。久而久之，学生对文言文就失掉了兴趣，有的干脆买一本助读资料，以免去抄录之苦。用这类教法，怎会有好的效果。
李小林（湖北英山县孔场中学教师）：在我校每学期的听评课活动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文言文教学。正如敖明强所说，教法呆板。课堂气氛压抑，大多沿着“读―译―抄―背”的思路展开，千篇 一律，简直把内容丰富多彩的教材定格成生产流水线。没有情趣，没有活力！
罗清桥（湖北鄂州市高中教师）：除前面几位教师所介绍情况，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当多的教师对现行教材把握不住。客观上讲，现行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篇目减少了，内容难度降了，要求背诵的篇或段减少了，自然而然，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标高也应该随之而降。麻烦出在教材的编辑“结构”不同。以90年版高中统编教材与87年版统编教材作比较，老教材注重系统性和可比性，教与学都便于形成一些体系，如《过秦论》、《六国论》、《阿房宫赋》的比较，战国四公子及门客的比较，自成比较系列，还有叙事文学系列、传纪文学系列等，这些系列由于篇目的增删和册次的调整，文言文以单篇附在各个单元之中而自然消失。也许是受习惯定式的干扰，总感到教学起来有点不顺畅。第二，一些文言文注释资料的泛滥，不可避免地让学生产生依赖思想，上课不认真听讲，不注重积极思考，总在想“资料上写着呢，我何必去白费劲”，结果影响了学生学习文言文能力的锻练。
敖明强：造成文言文教学的少慢差费，说到底是对《大纲》领会不全、不深。比如说，到底怎样分解《大纲》对初中文言文的要求，“了解课文内容”，“了解”的度如何确定？等等问题，相当多的教师心中无底。一是规定太空泛，二是教师思考得不多。从教材的编排上看，初中语文有各类文言文40篇。内容各异，又分散在现代文单元之中，受单元教学要求的制约，在教学实践中很难处理好，造成文言文教学支离破碎的面貌。
王传文：从各地的文言文教学的实际来判断，效果与目标距离还很大。这个目标就是《大纲》的`要求。原因正是大家所分析的，一是对《大纲》的把握问题，包括对现行教材的驾驭，二是教法问题，三是借鉴传统经验，重视读和背诵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文言文教学有所突破呢？
雷静和：我认为，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树立全面的质量观。文言文占教材的比重大，是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思想教育的最好的“例子”。因此，我们不仅要使学生了解一些语文常识，文化历史掌故，而且应该更重视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从更高层次上讲，应该因文而异，挖掘诗词、散文、小说、戏剧中的美的因素有机地实施美育。所有这些，都必须以转变教育观念为前提。
龚明成：像雷老师所说那样，树立大语文教学观固然重要，但关键在准确的把握大纲上。要组织教师反复地学习《大纲》和教材，揣摩《大纲》，结合教材分解“要求”，重视“考纲”突出重点，实现《大纲》、教材和“考纲”的和谐统一。一句话，全面、正确的理解《大纲》，灵活、发展的落实“要求”。另外，就是改进教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让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之乎者也”感兴趣，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用“故事激趣法”、“成语概述法”，用“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法解决难点。
李小林：教法改进要抓住“活”字做文章。导入新课要活，如教《口技》，先让善口技的学生表演一段；教《扁鹊见蔡桓公》，用“讳疾忌医”这条成语导入。分析课文要活，如教《愚公移山》，围绕下列问题组织阅读和讨论：①山在何处？移到哪里？②为什么移山？克服了哪些困难？③怎样评价愚公？复习巩固要活，可以采用“竞赛巩固法”、“表演课文法”、“练习巩固法”等。总之，活则生趣，趣产生爱。学生一旦喜爱文言文，我还愁教不好？
孙梅芝：传统文章传统教法。文言文始终应该“读”字当先，要熟读成诵，篇篇能背诵。相比较，入选教材的文言文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比现代文更具典范性。趁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指导、检查学习记忆尽可能多的文言 篇章，有多方面的价值。最好是凡是名篇佳作都要求背诵。
罗清桥：孙梅芝强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文言文教学的突破口就应该选在“读”字上，读到“了解内容”，读到“顺畅”的程度，读懂句意文旨。在吸收古代私塾有益的做法同时，探讨“读”的技巧和方法。现在，一些大专院校，把背诵古代名篇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必备能力，我觉得不失为一个明智的补救措施。
雷静和：文言文教学要上新台阶，还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必须从考试内容、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给教师以正确的导向；二是要尽可能的更新教学手段，把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电视片等引入文言文教学，只要使用恰当，李小林所说的“活”字就更容易变成现实。
敖明强：我们当教师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比现代文阅读能力薄弱，与课文相关的文化知识普遍欠缺。提高这方面的素养也很重要。
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出路 篇3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 融资管道的有限性。
首先, 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 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 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 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 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 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 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 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 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 只能被拒之门外, 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 据吴英本人透露, 不管用于何种目的, 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 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 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 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2]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 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 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 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3]可见, 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 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 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 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 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
黑格尔说“世间万物, 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 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 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 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 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 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 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 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 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 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 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 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 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 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4]由此看来, 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
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 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 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 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 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 《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 也有国家信用, [5]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 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 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7]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 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 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相对来说, 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 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 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 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 具有融资效率较高, 形式内容比较自由, 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 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8]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 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 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 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 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 倍。吴英介绍, 一般借贷1万元, 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9]现在回顾, 她认为, 还在起步阶段, 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 因为融资成本太高。[10] 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 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 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
另一方面, 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 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 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 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 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 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
法庭上, 吴英再次披露, 2006年12月21日, 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 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 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 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 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
此外,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 高额利率的诱惑, 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 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 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 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 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11]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 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 《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 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 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 《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 以下简称企业) 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12]
(一) 从横向的范围上看。
总结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不难发现, 调整对象中包含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除此之外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院相关批复的内容。针对民间借贷, 我国并没有单独予以立法。这种法律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肯定仅限于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相对简单、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 而将相对复杂、特殊的商事借贷关系予以否决。因此, 在查明民事借贷相关法律的时候, 《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涉及的内容较多, 而且多关乎普通民事借贷, 其余相关法律虽然针对特殊的商事借贷, 但更多的是规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
(二) 从纵向的内容上看。
每一部法律以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之不同区别于其他法律, 造成以上调整民间借贷法律之间不同的原因也就在于, 其所调整的民间借贷的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不同。而在以上法律中, 由于都是针对民间借贷这一问题, 其不同主要体现在主体方面。从以上法律法规的内容上分析, 我国目前对于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一般民事关系借贷还是支持的。然而, 对于企业间的借贷以及非金融机构所参与的借贷分别做了禁止性和限制性的规定。对于借贷这一行为, 根据法律主体所希望产生的法律后果, 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 另一类是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虽然我国是实行民商合一制度的国家, 但是不能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混为一谈。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 明确借贷主体行使借贷行为是否用以连续性的营利性活动。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的发出者可能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只是偶尔的, 因此就不属于商行为。普通的为生活所需的借贷更谈不上是商事行为。然而, 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商事行为连续性、营利性的特点。结合以上法律的内容看, 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是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 而对于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要么给以禁止要么加以排斥。
(三) 综合分析存在之缺陷。
民间借贷潜在的风险需要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然而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当下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总体呈现凌乱而又分散的状态, 例如对民间借贷主体订立的合同从内容到形式缺乏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规制;二是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多以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为主, 制定的初衷以限制和打击为目的, 并非从引导和支持的角度对民间借贷行为予以规范;三是部分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条文模糊, 缺乏实际明确性、可操作性, 例如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主体的规范不够健全;对区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等规定不详, 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界限;四是辅助民间借贷优势得以发挥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 如征信法律体系不健全、对民间借贷合法有效的监管等。
2012年4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 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不管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 不能否认吴英案是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我国金融体制与法律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吴英案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是平白无故的, 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 同时也折射出当下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完善之处。吴英案对于未来金融立法与体制改革的作用依然不能确定, 毕竟改革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随着我国未来民间借贷的立法工作将越来越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相信经过探索与努力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融资形式在现代社会将会发展成为融资者备受青睐的合法途径。
摘要：资本是商事主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同样也是维持商事活动正常运转的保障。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 民间经济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 从规模到数量与日扩大与增长, 民间资本异常活跃。然而, 当下饱受热议的“吴英案”也将金融法律法规建设, 特别是民间借贷, 与金融商业活动发展之间关系的平衡协调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为了满足目前“微主体”对资金的“大需求”, 同时解决面临的偿还能力的“高风险”问题, 金融法律法规完善问题应运而生。本文围绕民间借贷现状以及其原因展开分析, 希望我国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以便更好引导民间借贷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促进金融资金的配置与使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更趋合理化与高效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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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出路 篇4
杜瓦特波特与马斯金提出:“事后的有效”是内在地依赖于集中的金融体制的, 如果金融体制是分散的, 则软预算约束所带来的“事后的有效”便不复存在, 而硬的预算约束所导致的“事先的有效”便会起主导作用。可见, 集权的金融制度与分权的金融制度会产生软、硬两种不同的预算约束程度。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正是高度集权的金融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政府对银行的一贯救助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问题, 导致银行缺少改进经营、减少亏损的动力, 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逐渐逼近甚而突破国家承受能力, 只得改革集权的国有金融制度, 使其收缩、退让, 同时放宽对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 从而变软预算约束为硬预算约束。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定价方式的现状分析
民间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是近乎分割的, 因而作为金融市场核心因素的资金价格——利率在两个市场不一致也在所难免;即使在民间金融市场内部, 由于其自身隐蔽、分散的特点, 利率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因民间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使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迅速发展。从需求角度看, 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特点, 比如贷款数额小, 希望采用较少抵押甚至无抵押的贷款方式, 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等等, 而这些都由民间借贷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从供给角度看, 农村贫富差别的加大使农村非正式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低并且征收利息税, 同时农村领域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 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式金融的潜在供给者。
从农村民间借贷规模来看, 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目前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较大。温铁军 (2001) 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落的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史清华等 (2004) 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研究发现, 山西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74.29%, 浙江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83.98%。IFAD (2001) 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国农民来自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四倍。
从农村民间借贷是否收取利息来看, 由200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可以看出, 全国无息借款占私人借款的53.89%, 东部地区此比率为44.07%, 中部70.29%, 西部47.09%;即中部的无息借款比重较大, 东部和西部民间借贷中有息借款所占比例更大。温铁军 (2001) 调查表明, 民间借贷有1/3左右是互助性无息和低息借贷。史清华等 (2004) 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调查显示, 内地民间借贷主要以无息的亲情借贷为主, 付息比例相对较小。
从农村借贷利率水平来看, 由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借贷利率加权平均数:1998年年利率26.4%, 2001年18%, 2003年10.8%;2003年温州民间利率是农信社贷款利率上限7.965% (六个月至一年, 2002.02.21) 的1.356倍。民间利率水平均高于正式金融机构农村贷款利率。傅祖宏等 (2003) 对新疆昌吉州农村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也表明, 农村民间借贷期限一般都在半年以内, 月息一般10~20‰。以上调查研究和公布的统计数据能看出,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正式金融机构农村贷款利率二至三倍。
总体上, 根据利率的由低到高可以将民间利率分为三种情况:零利率或低利率、中等利率和高利率。零利率或低利率一般被用于借贷本身并不是完全为了获取利息, 而是为了相互帮助应付生产和生活中的紧急情况。高利率主要就是指高利贷, 其年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 甚至更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年第四条) 。高利贷的形式虽然在全国各地都有存在, 但主要集中在两类地区:其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 其二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中等利率处于零利率和高利贷之间的利率, 一般来说, 它要高于银行利率, 但不会超过其4倍, 中等利率是民间金融的主要利率形式。下面按照三种利率情况将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加以汇总: (见表1) 农村金融实践中, 在财政贴息基础上的较低的优惠贷款利率既是传统也是比较广泛的做法, 其理论基础是商业银行机构开展农村信贷成本高、收益少, 小额信贷的边际利润远小于大额批发贷款。为了鼓励他们支持农业、避免现有的金融机构退出农村, 财政给予一定的利
息补贴, 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农村金融市场, 扩大市场容量, 满足农户及微型企业的金融需求。
但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来看, 这一做法反而背离设定的政策目标, 出现贷款发放中的寻租现象。另外, 由于农村金融的垄断性供给, 过高的贷款利率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利率决定方式的绩效评价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所面临的高风险也部分地解释了民间金融的高利率。江曙霞、秦国楼认为, 民间金融的融资活动尚未得到官方认可,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而且, 民间金融的贷款缺少合格的担保和抵押, 因而在借贷活动中, 就存在被官方取缔和借款人一旦违约贷款人却无法进行强制实施的风险。高风险自然要求有高收益。他们还由此引出了对民间金融的政策含义:只有使民间金融合法化, 并将其纳入法律保护, 从而降低其经营中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 才有助于降低层间融资的利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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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正规金融的困境及出路探索 篇5
一、当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面临的困境及成因探析
1. 政策性银行——农村发展银行:
职能单一性与自身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作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 其主要任务以国家信用为基础, 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然而, 长期以来, 农业发展银行只局限对粮、棉、油等收购企业发放收购贷款, 而无权对农户发放贷款, 将本来具有政策性扶持的农户贷款由企业性质的农村信用社承担, 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曾变成了纯粹的“收购银行”。截至2007年末, 农发行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贷款2 986.5亿元[1], 其中粮棉收购与储备所占比重高达97%[1], 现阶段, 农业发展银行虽然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发放贷款, 但受其信贷资金来源的约束, 非常有限。其次, 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管理体制不完善, 致使农发行经营效率低。以县级支行和省市分行为例, 县级支行通常人数只在15~20人之间, 而省市分行通常人数是基层行的几倍到十几倍, 呈明显的“倒金字塔”, 结果“机关作风”泛滥, 形式主义“畅通无阻”。此外, 农发行建行十多年来, 至今没有一部健全的、完整的或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地位、权利和义务, 从而致使农发行经营效率越来越低。
2. 商业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过分的追求商业化和自身沉重的历史包袱。长期以来, 中国农业金融中的商业性金融主要是由中国农业银行来承担, 自1997年以来, 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后, 更是越来越过分追求效益最大化, 越来越偏离服务三农的方向。因此, 尽管农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逐年增加, 但对农村的贷款总额和比例却不断下降。此外, 沉重的历史包袱增加了农行发展的难度。首先表现在不良资产数量多。截至2007年底, 农业银行不良贷款额达到了8 065.1亿元, 按现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 农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3.7%。按中国银监会规定, 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后应将不良贷款比例持续控制在5%以下。农业银行要降低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率, 任务相当艰巨。其次, 网点多, 覆盖面积大, 但缺乏有效的监管。
3. 支农主力———农村信用合作社:
支农贷款缺乏刚性约束与自身发展方向不明确。农村信用社一直充当着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承担着为三农服务的政策性职能, 但这种职能只停留在弹性的倡导上, 还没有上升到刚性的约束。作为企业, 逐利性更是一种内在的商业需要, 当弹性的政策性金融职能与刚性的逐利性内在需求发生冲突时, 信用社会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刚性需求, 最终导致信贷资金流向非农领域。
虽然经历了多次体制改革, 但是依旧发展方向不明确。自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在全国8个省 (市) 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 信用合作社改革逐步全面铺开, 但是由于对信用社没有明确的定性, 致使发展方向不明确。目前有三种思路:一是坚持合作制;二是实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办成股份合作制农村金融企业。
4. 只存不贷的银行———邮政储蓄成为农村金融的“抽水机”。
据调研, 全国7.6万个邮政营业网点中有5.8万个分布在农村, 3.6万个邮政储蓄网点中的2万个分布在农村, 4.5万个邮政汇兑网点中的3.2万个分布在农村。这就意味着“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可以不断的将农村资金转存于央行, 从而降低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能力, 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2006年, 全国邮政储蓄网点已超过36 000个 (其中县及县以下占2/3以上) , 储蓄存款余额12 285亿元, 储蓄市场占有率达到9.25%, 储蓄规模仅次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其中65%的储蓄余额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 而乡镇及其所辖地区的农村占34.11%。
邮政储蓄是造成农村“贫血”的主要原因, 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通过“只存不贷”的方式, 使本地资金异地化, 从而使本来贫血的农村在抽水机效应下, 更是雪上加霜, 这与印度“贷款的18%必须涉及农业相关行业”的规定相去甚远[2]。
二、重新定位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 减少供给型金融抑制[3]
一直以来, 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功能定位的不合理, 导致其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的严重错位, 据统计[4], 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约占农村需求的25%, 70%以上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 重新定位金融机构的功能, 增加对农村的信贷供给, 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1. 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定位, 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依据国外经验的启示,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金融的有力支持, 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了中国当前的发展目标,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目前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必须发挥在农业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弥补商业性金融的缺位和不足, 矫正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
自1994年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来, 其业务的重点主要是国家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 基本不从事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贷款, 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村金融的基础性力量, 发挥其该具备的主导作用。因此加快政策性银行的改革, 首先, 调整其功能定位, 放宽其业务范围, 真正发挥导向作用。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与农业科研成果鉴定及转化的支持;三是扶持重点地区和行业, 如重点支持贫困地区, 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总之, 将其单纯的“粮食银行”职能转变为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综合性政策性银行, 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类基础性投资, 商业银行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投入的可能性很小, 必须要由政策性资金进行前期投入, 而政策性资金投入之后则可以为商业性资金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从而引导商业性金融跟着政策性金融走[5]。
2. 推动中国农业银行综合改革, 引导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支持。
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中的商业性金融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来承担, 但由于其商业性决定了必然会远离三农的轨道。因此, 要实现中国农业银行对农村的大力支持, 必须将其置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整体大环境中去, 坚持立足三农, 这才是农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根本选择。
首先, 将农业银行定位为县域金融的主渠道, 并找准其服务县域经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国有商业银行可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 紧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进行合理布局, 大力增加对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农产品产业带、主导产业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的资金投入, 提高对农业重点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 支持外贸和新兴领域的农村商业企业, 扩大对农村私营业主、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其次, 加大对农业银行的宏观调控, 提升其支农力度。农业银行即使支农也不能以行政手段扭曲商业银行这一本性。从国外经验看, 政府的作用不在于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 强迫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 而在于通过多种措施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运用利益机制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自愿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如:财政补贴、降低税率、准备金率等财政和货币政策, 促使资金回流农村。
3. 完善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 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
由于自身存在的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残缺等自身管理体制的问题, 致使其发展方向不明, 因而支农程度逐步弱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笔者以为,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 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明确其发展方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明晰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产权明晰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真正形成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形成良性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 从而提高农村信用社的整体服务水平。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金融需求, 实现不同发展方向的产权改革。一般来说, 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可以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应该以互助性质的合作制为主。其次, 加强对农村信用社支农的刚性约束[6]。
4. 改变其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功能定位, 尽快拓宽其业务范围。
由于其经营业务单一, 只存不贷, 造成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 被称之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现在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成立, 应尽快的拓展其业务范围, 发挥其在营业网点、物流、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建立有效的资金回流机制, 为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首先, 加强对邮政储蓄银行的资金支农的刚性约束。例如, 可对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贷款按其从农村吸收的存款额规定一定的比例, 完不成的可通过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券来完成。其次, 重点大力推广小额信贷业务的基础上, 大力拓宽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范围[7]。小额信贷的服务, 其借款申请程序简单, 抵押担保方式灵活, 对满足农户和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应利用其网络优势, 大力推广小额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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