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共12篇）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1

一、现阶段, 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各地农村金融发展更加不平衡, 问题也是千差万别, 有很多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 效果不是很好, 农村金融的问题还是一直困扰着我们。即便在很长的时间里,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论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邓小平同志早就敏锐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活全盘皆活。因此, 要充分发挥金融对农村经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就必须充分、正确认识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民间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发育滞后, 规模小, 发展无序

目前,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远未完成, 由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组织发育很不健全,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完善, 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此同时, 相比全国其他地区, 西部地区作为落后的经济洼地, 资金来源渠道少, 农村信用社成唯一面向农村贷款的正规金融机构。然而, 各方面原因使信用社不敢也不能全方位地贷款给农民, 于是形成了农村紧张的资金局面。例如, 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小, 农户享受不到金融机构优质的服务, 无法得到金融服务。据统计, 西部地区农户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 农业银行只能供应5%-10%, 农村信用社供应15%-21%, 75%以上农户靠民间借贷和私人借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尽管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仍然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但能为农户发放贷款、解决农户问题的实际上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 虽然农业银行有涉农贷款, 但主要是向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等提供贷款, 很少向农户贷款。总之, 商业银行在农村仅布局很少的分支机构, 基本上将农村的资金全部抽离走了, 而邮政储蓄只存不贷, 更是吸收了大量农村资金。不仅如此, 农业项目由于受获利周期长、利润低、抵御风险能力差、对自然灾害难以有效预知和防范等因素的制约, 逐渐被金融的部门边缘化, 很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二) 农村民间金融的经营风险高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位于偏远的地区, 与外界的经济交流较少, 十分落后, 没有较为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 无法形成统一的管理章程制度, 并且在法律上没有对民间金融的合理性的界定, 因此在与正规金融竞争的时候, 不具备较强的优势, 只能采取不正当的方式参与金融竞争。在发生纠纷的时候, 由于没有明确的裁定标准, 双方的利益都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民间金融的形式很多, 并且都是十分隐蔽, 政府很难根据现有的民间金融形式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 很难规范民间金融的行为。

(三) 民间自身不断发展导致民间金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中国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按照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论, 随着金融的不断深化发展, 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同样得到了发展, 但民间金融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大。民间金融的基础是当地传统, 往往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当地人的人脉关系所能够支撑的信贷关系。因此, 在调查中, 会发现由于环境的变化, 及每个人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民间金融原有的传统规则就会发生转变, 对于原来的人一时间很难适应环境的转变以及身份的变化, 导致民间金融活动更加的无序的发展, 导致整个金融领域产生不良后果。

三、发展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对策

(一) 肯定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强调多次, 在金融危机时期, 正规的金融机构要更加关注中小企业以及农户, 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及农户自身的局限性, 存在的风险较高, 使得正规金融组织退而远之, 此时, 民间金融填补了这一空缺, 为中小企业以及向银行融资的经济主体提供了融资渠道, 填补了资金缺口。我国民间金融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 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出现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但是, 不能因为民间金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就要将其整改或者将其消失, 否定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因此,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 作为市场的领导者, 建立各种民间金融服务的体系, 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 可以更好地为融资双方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 便于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 降低了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民间金融的运行效率。

对于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我们要给予肯定, 并且保护好发展的势头, 要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很难转变, 既存在着发达的现代的正规金融组织, 还存在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允许市场上同时两种金融形式, 发挥民间金融的补充作用, 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 政府要给予西部地区民间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这对于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二) 依靠法律手段促进民间金融发展

金融的发展是利弊共存的, 一方面, 我们要看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 倡导各种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形式;另一方面, 也要进一步规范不合理不合法的民间金融形式, 从制度、法规方面进行规范, 使民间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发展。

对于民间金融不合法的一些形式, 比如社会上现存的高利贷、部分地区存在的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黑色甚至是灰色金融, 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严厉打击,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对一些半合法半不合法的一些打擦边球的灰色金融形式, 我们也要积极给予引导, 使其不断合法化、正规化, 这样才能促进金融社会健康发展。

对于民间金融来说, 能够合法合规的运行也是一件利于自身发展的事情, 这个转变的过程依赖于监管当局引导。现在已经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已经合法化, 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 政府包括监管当局在内可以根据民间金融机构在工商部门的登记情况了解民间金融的各种经验情况, 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防范民间金融的风险, 给予民间金融更好的制度保障。对于民间的个人之前的借贷, 鼓励通过合法的渠道给予保障, 避免各种纠纷的产生。

(三) 解读并运用多种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服务体系

我们国家的金融服务体系相对来说, 实力比较单薄, 就美国而言, 其服务体系主要依靠电子网络、报纸、中介金融机构等, 在一定程度上, 金融服务体系的渠道比较丰富。但是, 只有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服务体系, 不在于形式的多少、渠道的多寡, 都会促进我们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运行效率。

(四) 积极利用各种民间金融组织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 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速度, 一方面要给予积极保护, 同时也要适当建立一些推出机制, 这样才能够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在市场化中引进各种适合的经济主体, 放宽一些准入资格, 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金融的发展。发展西部农村金融, 要注意丰富各种民间金融组织形式, 并积极得以利用。让好的金融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域性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不足, 而且互助性的民间金融组织还有利于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希慧.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规范边界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9 (01) .

[2]姚洋.改革金融体系:治理中国经济失衡的良药[N].南方周末, 2009-8-20.

[3]高建波.我国民间金融活动现状及其对策[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2008 (04) .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2

夏汛鸽

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踊跃参与农村金融市场，是解决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农村金融改革滞缓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及相关实施细则的颁布，国家银监部门逐渐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一批主要由民间资本注资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继诞生。民间投资参与建立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网络，以村镇银行为主的中长期金融服务体系，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为主的短期金融服务平台，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主的临时金融服务渠道方兴未艾。但总体上观察，民间资本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不深、影响力有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依然“少而弱”，尚未根本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对农村金融市场事实上的垄断。继续努力引导民间资本规范融入农村金融市场，事关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事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不容懈怠。

正确研判民间资本投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困难

（一）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渠道窄、门槛高、风险大。受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政策的影响，村镇银行中民间资本的占比可能进一步降低。目前，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以下或简称“小贷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工作进展迟缓。国家规定必须由已确定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村镇银行主发起人，使作为小贷公司大股东的民营企业主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有些省禁止小贷公司跨地区经营贷款业务，实际上制约了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导致长期存在县域经济资金短缺的局面。由于注册资本金高企，使有的本应面向“三农”、小微企业的小贷公司转做大额贷款而“不务正业”。国家银监部门对民间资本单个法人股东入股资格的过高要求，导致民间投资经常被拒之门外。此外，农村贷款领域多为周期长、风险大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农村普遍缺乏信用评级及农产品保险的背景下，民间投资风险不言而喻。

（二）民间资本注资农村金融组织步履艰难

1.村镇银行。(1)按现行规定导致村镇银行主发起人选择面过窄，无法让更多优质民间资金流入农村金融领域。（2）缺乏社会公信力而吸储难度大，制约了贷款规模扩张。（3）不能进入全国拆借市场进行资金拆借，向当地金融机构拆借资金成本较高。（4）未能加入人民银行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只能借助其他银行综合业务系统开展业务。（5）贷款出现脱农化、短期化倾向，涉农贷款比重不高。（6）“村镇银行不在村”现象依然严重存在，目前只能承诺“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将进一步设立向下（村镇）延伸的二级支行”。

2.小额贷款公司。（1）“只贷不存”的规定使小贷公司以非金融企业身份从事金融活动，但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税收征缴、土地房产抵押及动产和其他权利抵押、财务监督等有关事务，则因企业性质不明而面临诸多不便。（2）按规定小贷公司要交纳5.6%的营业税及附加25%的所得税，因对冲了其盈利能力而使其选择高利率，影响了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效果。（3）按规定小贷公司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公司资本净额的5%，实际操作中经常严重超出这一比例，不利于其可持续稳健发展。（4）按规定小贷公司可从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实际上因县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没有资金拆出权而无法落实。（5）因未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增加了小贷公司经营风险。

3.融资担保公司（以下或简称“担保公司”）。（1）资本实力相对较差、抗风险能力较低，一些担保公司资金运用不规范、资金到位率不足。（2）部分担保公司脱离主业违规经营，虚假注资、高息吸储、违规放贷、超额担保、资本金过度流动等时有发生。（3）一些中小规模担保公司对企业风险的评估主要依赖主观判断、没有完善的再担保机制来规避风险，没有执行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10％的规定。（4）担保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承担100%的风险），不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发展。（5）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复合型人才极少，给担保公司的业务带来人为风险。

4.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社。（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金融业务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不大、整体运营水平较低，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2）能够得到银监部门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数量极其有限，一些地方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县级分支机构愿意参与建立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相关事宜，但因体制制约使相关“申报”迟迟得不到批准。（3）主要由民间资本支撑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如何可持续发展尚待探索。

5.典当行。（1）目前国家关于典当业的相关政策依然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在工商部门的管理中，典当行被视为一般企业；但在税务部门，典当行却又按金融行业的标准在缴税。（2）典当业主要靠自身资本注入实现收益，但要缴纳2次所得税后才能实现利润分配：首先要缴33%的企业所得税，在给股东（自然人）分配时，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实际所得税税负达到46.4%。

（三）民间融资态势总体可控但监管无序。中国农村经济实体较普遍存在“抵质押物所不值”的问题。现代金融严格的抵质押条件与完备的贷款审查要求，与现阶段中国农村保险业的落后呈现巨大反差。在中国经济市场化不可逆转的大前提下，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必然坚守其“成本底线”，与“小额、分散”的农村贷款需求将会长期博弈。因此，大量民间融资活动仍在未有序监管的状态下进行或将成为常态。诚然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规范引导民间资本，使其借贷利率高、容易滋生非法集资行为的问题总体仍在国家掌控之中。现阶段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总体净流入量不大，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在金融垄断格局未被打破的前提下，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被抑制；如何规定和管理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的风险控制权重，仍然缺乏明确有效的监督和纠错机制。

继续改善民间资本融入农村的金融政策环境

（一）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应继续放开农村金融领域，让民间资本放手发展，包括继续支持和推动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要提高民间资金注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进一步明晰产权和完善治理结构，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继续加快村镇银行建设。要因地制宜贯彻执行国家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改制村镇银行不必一定由国有商业银行发起，并可慎重考虑适度降低发起人资本充足率条件；适当扩大村镇银行的试点区域，并逐步改变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的比例实际上仍被限制在49%以内的现状。继续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在增资扩股的基础上，使单笔借款提高到1万元以上。对扶贫型的资金互助社重在扶贫，政府应加大投入，增加互助社的可用资金，为贫困户提供更多扶持。对效益型的资金互助社，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入股，允许股金分红。

（二）继续加强政策扶持。要进一步加大对涉农贷款的财税支持力度。有关部门应大幅降低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减征、免征或返还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放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存贷比限制以及呆账核销条件，尽快建立金融支农风险基金，通过财政贴息、专项补助等形式建立健全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制度。要进一步促进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建议在农村金融领域，不允许对单位存款及社保金存入的银行作出限定，应由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业务竞争。在处理不良贷款抵押资产、人才培训等方面，对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要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应鼓励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开展集体林权、海域（水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蔬菜大棚、农村房屋产权等抵押质押贷款工作试点，切实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贷款抵押难问题。

（三）继续改善农村金融环境。要继续引导公众理性投资。应推广各地成立民间融资服务中心的经验，集中介服务、备案管理及监测体系等功能于一体，对利率符合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备案登记，将民间借贷置于阳光下操作。要继续加快涉农保险业发展。应加快建立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和相关机构，建立健全针对面积大、影响大、灾害发生频繁的专项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有效增强农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化解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要继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应协调人民银行放开征信管理系统，由人民银行指定一家金融机构代为查询信用信息。应逐步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其他各类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建立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

理性拓展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空间

(一)加大国家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政策力度

国家应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切实突破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障碍，逐步扩大银行业分支机构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方面的自主权；积极鼓励所有涉农金融机构充分吸引民间资本，更加广泛务实地参与农村金融创新工作。采取拨出专项资金为支农建立担保基金、提供利差补贴，以及风险补偿等措施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金融创新；减免涉农金融机构对新兴农村金融组织批发贷款业务的营业税和所得税，适当提高对其财政贴息水平。出台对涉农金融机构发放专项支农再贷款办法，用于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相关业务；使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担保机构逐步达到准入条件，携手扩大民营融资性担保机构提高面向本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农领域的融资能力。

国家应鼓励和引导银行机构对新型信贷产品的运用与开发，推动建立民营企业动产、知识产权、股权、林权等质押贷款业务；对错失组建地方城市商业银行机遇的地区，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金融领域创建相关服务机构。允许通过私募股权投资扩大民间资本直接融资的比重，依托商会或商会筹备的某种经济实体发行产业投资基金，并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公司制、合伙制的私募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企业。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和融资政策，在信贷政策、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方面给予特殊扶持政策；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积极鼓励银行业机构向贫困地域金融空白地区延伸服务。

（二）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更加规范进入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1.村镇银行。（1）完全取消关于“设立村镇银行需国有商业银行发起并相对控股”的规定；降低资金开户的银行类别门槛条件，政府部门账户和政府金融资源可适当向村镇银行倾斜。中央银行可通过“支农再贷款”之类优惠政策措施，使村镇银行扩大资金实力，允许村镇银行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确定贷款利率。（2）村镇银行应与农村信用社同等享受免征所得税和减免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对涉农贷款实施补贴制度，由中央以及地方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信贷补贴，以鼓励村镇银行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投入。（3）村镇银行要加强管理提高自身竞争力。要强化内部控制，完善风险防范措施。贷款发放始终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提高农户贷款的覆盖面，防止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风险。要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贷前审查与风险预警机制，提高贷款审查量化评分制和信用评级制的实际水平。（4）坚持村镇银行在村镇设置的根本方针，鼓励各地将已在县城（或村镇）建立的村镇银行支行（或营业点）于1-2年内转制为实体村镇银行（具有总行营业部功能），彻底改变村镇银行不在“村”的尴尬境地。增大村镇银行的规模，准许村镇银行在农村地区开设异地分支机构。

2.小额贷款公司。（1）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定义为“金融机构”。将小贷公司改制村镇银行必须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改为由“符合条件的企业法人作为主发起人”，尽快制定出台小贷公司转型为乡镇银行的具体实施细则。（2）放宽小贷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比例不得超过资本净额50%的限制，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资信审查情况，自主审定对小贷公司的融入资金，利率执行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当地国有商业银行富裕资金应依一定条件按比例批发给小贷公司使用；小贷公司持续稳定经营3年后可放宽增资扩股条件。（3）适当扩大小贷公司业务范围，允许其开展拆借、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业务，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盈利空间。逐渐改变小贷公司按普通工商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及附加的现状；鼓励经过试点比照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适当减免小贷公司税费、适时降低其贷款利率并获得利息补贴。（4）适时将小贷公司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提高审贷效率，防范信贷风险。地方政府在原给予企业贴息基础上建立小贷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对小贷公司放贷过程中产生的不良贷款，经审核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偿。由省级有关金融管理部门牵头建立有相关部门参与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解决小贷公司监管虚置问题。

3.融资担保公司。（1）应逐步改变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融资担保公司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附庸的现状。放宽“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的限定；探索国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与民间融资担保公司之间平等的盈利模式。国有商业银行对由民营担保公司担保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实行基准利率不上浮或者下浮；对运作规范的民营担保公司的保证金收取比率控制在10%—12%。（2）应充分肯定民营担保公司和业务领域的金融性质与合法性，简化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以民营担保公司的调查评审为主，提高贷款效率。整合出台民营担保公司可适用的法规，对担保公司定位、市场准入退出、行业标准、从业员资质、担保实施方式、担保比例、担保倍数等关键性内容应作出统一规定。（3）应对民营担保公司进行评级和等级划分,规范担保机构的业务操作；探索组建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协会，提高民营担保业组织化程度。加强行业自律，促进担保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加强担保业梯度建设，完善再担保机制。强化担保公司内控机制，防范经营风险。（4）应建立健全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机制，推动建立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的信息共享。进一步理顺股权、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动产为担保物的融资担保公司，加大对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措施和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努力做到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共担风险。

4.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社。（1）应适当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企业成员的比例，鼓励构建以龙头民营企业为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积极鼓励各类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扶贫互助社）、农民互助基金和有实力、有意愿的民营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探索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实力。（2）积极鼓励龙头民营企业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公司+合作社+社员”的信贷模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提供林业、果业、养殖业担保，以及订单质押、仓单质押等组合贷款。也应积极探索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联保贷款方式，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动产或不动产抵押贷款，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保公司”贷款模式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不足难题。（3）人民银行应在防范资金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相关金融机构给予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融通方便，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对接机制。探索民间资本与松散农户日常资金需求的有机联系；相关制度性的有机联系应在互助金章程中予以规定，以利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正常运行。（4）努力创新贫困地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实践，务实创造农民资金互助社的长效机制。丰富完善民间资本在农民资金互助社内的有机构成；对“小额”资金（5000元）与满足贫困户发展资金实际需求的关系，应适时具体分析或调整。对按年末借款余额3%提取风险准备金、农民交纳互助金不低于财政扶贫资金总额15%且不超过50%等政策规定，应在防止向变相吸储和非法集资演变、防范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目标前提下，注意及时分析、随机监控。

5.典当行。（1）典当是人类文明中最古老信用形式之一，作为银行的补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将我国新型典当业与高利贷混为一谈，不利于合法正常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取得共识。《典当管理条例》在已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适时正式出台；有关典当与抵押的相关区别，乃至所有权转让产生的具体政策问题，宜在充分案例研究基础上制定细则予以规范。（2）从保护当户权益与典当业利益的前提出发，目前应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扩大绝当当物的处分权利；同时典当业应尽快立法，提高其法律和社会地位，促进其良性运作，更好地为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服务。（3）典当行作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引导其发展过程中要适时构建征信体系，防范和化解违约风险；将典当业纳入人民银行的监测范围，有利于监测、统计社会融资总量指标，规范行业发展。借鉴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的经验，并根据典当自身特点加以改造，完善授信流程。（4）探索建立多层次典当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提高典当行抗风险能力。加强银行与典当行的纵向合作，有效促进两者间优势互补。加大培训培养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启动和推进典当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建立典当行全方位、分层次的轮训制度。

（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金融覆盖较弱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通过承包租赁或业主招标等方式，鼓励、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农田水利、水土保持、交通、学校、邮电等项目，并实施相应的政府补贴。与此相关，应鼓励民间资本经过务实调研，在县域经济的适宜区域设立商业性质的金融担保机构，通过参与上述事宜落实立足服务“三农”的相关承诺。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建立各类服务“三农”的投资基金，通过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各类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对有意参与上述事宜的相关企业或机构进行投资参股。还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探索建立各类专项产业投资基金，应以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主导方式，依托民间资本设立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相关专项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运用国家片区扶贫政策，通过专项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改进国家扶贫资金使用方式，加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力度。

逐步完善奖惩共济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加快构建农村金融组织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业务，各地政府可根据贷款余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发挥财政对新兴农村金融组织信贷投放的杠杆撬动作用。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财政资金补贴范围，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均按上年贷款平均余额2%给予财政补贴的政策，应适时予以提高补贴比例的调整，激发农村金融组织信贷投放的积极性。进一步支持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拿出专项资金对出现的风险、坏账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补偿；对新成立的相关金融机构，采取税收奖励或返还的奖励措施；对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贡献突出的小额贷款公司，应给予特别奖励项目扶持，促使其经营模式尽快成熟。

（二）努力保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健康有序发展。人民银行应在村镇银行的金融统计、利率浮动、存款准备金、支付结算、现金管理等方面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银监局应加强业务指导，帮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各种制度，形成新的制度体系。指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与其业务性质、规模及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框架和组织机构，协调有关部门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各种服务支持，指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定加强风险防范的措施办法，探索建立县域银行业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对由于政策因素产生的不良贷款，适当予以补偿。人民银行和业务主管部门应切实从政策、环境、服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3

纽约联邦银行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银行业务状况研究发现：银行规模越小，其小额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越大，小额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越高。小型金融机构具备金融空间结构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面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增加对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小组2001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信贷与GDP的比率提高1倍，将导致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2个百分点；且私营部门的信贷占比越高(金融体系的深化程度越高)，经济的波动性越低。

一、当前农村经济中对金融服务需求新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供求基本均衡的情况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服务需求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成为农业发丧的主要战略，并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既包括作物品种的改良、新的生物技术在农村传统种养业领域的推广运用，也包括生产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新的产业领域的开发，还包括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小城镇的建设、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等等。资金需求巨大，靠“三农”领域自身的积累能力无法实现其对于资金需求的满足，同时由于其风险性较大，常规的银行信贷活动也难于投资支持。所以，满足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需要有新的方式，提出了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

(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供蛤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基本平衡的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这时，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也由过去的单纯保证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增加，转变为稳定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并重。要增加有效供给，就需要改善农产品质量，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为此，农村的金融机构需要围绕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构成的提高、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等提供金融服务。

(三)农村民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由此推动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多数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逐渐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迅速发展的民间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实现了融资渠道的多样化。促进了农村信贷供给效率的提高，实现了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实现双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均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希望进一步地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

虽然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却随着自身的改革不断地退出农村市场，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融资来源中，平均而言，来自银行的比例为13.89％，来自农村信用社的比例为18.90％，而来自民间私人借贷的比例则高达65.97％。民间借贷活跃，说明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二、民间金融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优势

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温州现象表明，民间金融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融资的需要，与正规金融相比较，在体制、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三、发展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建议

关键问题是应改变对民间非正式金融的歧视态度和观念，把农村非正式金融视作为与正式金融同等重要的金融领域，把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并列看作金融市场、金融秩序和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框架和政策环境，

(一)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民间金融发表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环境

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等法规体系，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其中，尤其对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应有所界定，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规范化，如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的民间金融的界限，使集资活动由暗变明，从“地下”走到地上，有利于有关部门加大对恶意欺诈行为和恶意高利贷行为的打击力度。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事实上，美国、日本也正是通过这种“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而非只是简单地采取打击和取缔的办法。

(二)加强对民间金融的蓝管。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

民间金融具有两面性。换句话说，由于其本身的固有特性，民间金融在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加民间资本的增值能力的同时，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并对其加强监管，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民间金融活跃地区的监测，尽快建立有效的监测系统，尤其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收集机制，定期采集相关数据，全面掌握民间金融的运行情况，并以此制定适合的政策法规；放松管制并不等于放松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该坚持审慎监管，坚持所有者的自律监管、市场方的外部监管和官方监管相结合，维护金融秩序。

金融管理当局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是强迫其完全正式化或者简单禁止，而是可以通过提供预警信息，提高透明度，应降低其风险，同时保持其活力。随着我国

从2004年10月29日开始原则上对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不设上限，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有关民间信贷利率不得高于商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司法解释事实失效。一般可以原则上借助民法和合同法来保护民间金融、解决其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发生贷款违约纠纷的情况下。此外，引入适宜的个人破产程序可以使得因为民间信贷债务负担所可能导致的或有负面影响最小化。

鼓励民间资本联手创建市场导向的贷款担保公司，以提高担保公司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政府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和提供税收优惠的鼓励办法。可以在民间金融活跃地区率先搞一些民间金融机构试点，将一些高价值或者龙头性的民间金融纳入政府监管的范围。如果允许现有的民间金融组织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登记注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既可以保留民间金融组织在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金融服务上的信用平台优势，又可以减少由于民间金融不透明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三)民间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建立共同的存款保险基金来为其吸收存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

这种保险费和保险金可由相应系统的行业协会或者共同的专设机构自行确定，但必须达到或者超过法定的最低限度的存款保险要求。这并不排斥同时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强制性存款保险，后者可以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存款保险，适用于未参加民间金融机构之间共同设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的金融机构。这样一种体制类似于德国的情况。德国的存款保险体系最初由三个存款保险子系统组成，即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存款保险系统。三者均是存款机构通过行业协会自组织参与存款保险的。1998年之后，德国根据欧盟的统一规定，引入了《存款保险与投资者补偿法》(ESAEG)，该法律规定了强制性的最低存款保险，适用于没有参加上述各系统内存款保险的存款机构。德国由此形成不同银行系统内自愿保险和系统外存款机构最低义务保险相结合的存款保险体系。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路径选择研究 篇4

(一)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规模

当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发展比较迅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民间的数量十分庞大,2014年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就达到11550亿元,而且从2003年至今一直保持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居民存款增长不断放慢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农户的贷款大部分都是从农业银行等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的,但是之后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的金额开始下降,非正式借款逐渐成为农户借贷的主要来源。其中非正式借款主要包括基金会借款和私人借款者良好总,而私人借款中将近一半以上都是无息借款。但是,由于私人借款市场机制不完善,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没有真正建立以利益机制和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农村信贷市场。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为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典当行、民间集资、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小额信贷。民间借贷就是指民间个体之间发生的各种行为及其活动,根据利息的不同,可以分为无息、低息和高息三种,根据履约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口头约定和书面约定型;合会是基于血缘、地缘或者业缘形成的具有互助和合作性质的各种金融会的统称;私人钱庄指的是与银行相似但是没有经过审批就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吸收存款来发放贷款;典当是指将个人物品作为抵押,从当铺能够获得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在约定时期能够降本带息赎回的融资方式。如果在制定的时期内没有赎回,物品的原有持有者就会丧失所有权;民间集资主要有以劳带资、入股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多种形式;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一种内部资金融通的过程,这种方式能够保障集体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拓宽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使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小额信贷指的是通过向一定的收入群体提供持续的小额度生产性贷款来提供综合性技术服务的这样一种信用形式。这些民间金融形式各自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基本特点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从规模上看,存量非常大;从形式上看,民间金融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等多种形式;从运作上看,我国农村的民间金融具有盲目性和不规范性的特点;从地域上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借贷对象大有不同,因此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二、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高的利率制约着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

我国的民间金融由于利率远比银行的贷款利率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间金融的发展。首先,这是由于民间金融会面对更多的风险,为了获得补偿而提高利率;其次,对于借款人的个别风险,由于贷款人想要获得比较高的违约风险补偿率,因此补偿率就会提高,利率就会提高;再次,由于民间资本具有稀缺性,因此投资利润率就比较高。

(二)民间金融发展没有公正的法律地位

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具有规模小和隐匿分散的特点,它的运行就会依赖于一些非正式或者是非规范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政府很难对其进行低成本的规范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就制约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三、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不断规范民间的各种金融活动

民间金融中分散的民间金融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些活动主要是为公开的经济服务的,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也叫做正常民间金融活动。正常的民间活动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进行鼓励和保护,不断使其合法化。政府要对这些正常的民间活动不断进行规范,尤其是在签订合约和建立管理制度与运营规则中,使其不断在公平的平台上进行竞争。

(二)对违法违规的民间金融活动要严厉打击

民间金融的发展具有一定风险性,尤其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的现象。在农村一些人通过民间借贷尝到了甜头,进行非法吸收存款,而高利率进行发放贷款,就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但是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因此,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抓好防范工作,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

(三)民间金融机构的规模化

在今后发展中,民间金融会成为合规和透明的金融机构,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不仅能够堵塞一些非法牟利的通道;还使民间融资体系整合的速度不断加快,更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促进民间金融活动向正规化和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四)民间资本入股正规农村金融机构

为了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更好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将民间资本入股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有利于将闲散资金引入到合法的投资轨道,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最终为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逐渐呈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近些年,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使用民间金融来有效缓解农村相对匮乏的金融资源,同时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民间融资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这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伟.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路径选择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08

[2]杜伟.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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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树生.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5

发布时间：2011-8-11信息来源：《改革与战略》 2009年第01期

□ 龚荣华 王发明

[摘要]文章以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温州民间金融的现状和问题,试图通过对民间金融的性质特征、优点和不足、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阐述民间金融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发展民间金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温州;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1-0094-03

一、引言

根据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地下信贷的规模在7400亿到8200亿元之间,占正式金融规模的近30%。美国花旗银行2005年1月报告说,2004年5至10月份,中国国内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这些流失的资金大多进到收益更高的民间金融系统中。民间金融不仅在国内已经初具规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广泛分布于亚非拉和南美以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外,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也有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日本和印尼。在非洲,广泛分布于喀麦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南美洲和拉丁美洲,主要分布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等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主要存在于德国和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浙江地区一向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支撑了经济发展的半边天,相应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也势如烈火,发展势头迅猛。而位于浙东南的温州,民间金融历史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相应也刺激了民间金融在温州地区的不断膨胀扩大,从民间金融的规模和影响力来看,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性质特征、优点和不足、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来消除人们对民间金融的偏见和歧视,并且提出发展民间金融的政策上的建议,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

二、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温州民间金融的形式

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气不仅在近代非常昌盛,而且解放后也存在着不少民间金融活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开始活跃,其间也受到过“抬会”欺诈**的影响,曾受到打击和整顿,一度销声匿迹,直到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又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十五”期间,温州市民间金融资本大约为3000亿元,其作为解决民营经济资金短缺的重要融资手段普遍存在,并且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间融资金额从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以来,民间金融出现了价升量增的发展态势,利率水平由去年同期的月息千分之八上升到千分之十二左右,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了千分之二十。从总体上看,温州市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

与宁波、台州水平大体相当。根据调查,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规模约有800亿元。

温州民间金融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民间互助资金会,又称为“会”,是民间金融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形式各样,名称各异,有“合会”、“排会”等等称呼。其做法一般是由急切需要资金的人作为发起人邀请若干亲戚朋友参加,组成一个“会”,并且约定会期,每次向会员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钱,轮流交一个人使用,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发起人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钱。在起初,这种互助资金会大多是由一些企业主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当这些企业主度过了企业早期资金需求困境之后,筹集的资金对其重要性相对下降,于是,会主开始把原先主要用于内部互助性质的资金向外贷放,有的就逐渐转变成为了地下钱庄。第二,“钱中”或“银背”。由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中介发展为经营存贷业务的职业货币经营者,私人钱庄是其机构化的表现。第三,民间自由借贷。主要是个人对个人、个人对企业、企业对企业的私下相互借贷。一般以个人之间借贷为主。但是也有企业主以个人名义借贷的现象存在。第四,典当行、调剂行。相当于银行抵押贷款,但手续简便,费用高,风险大。一般顾客以个人为主,以资金周转、头寸平衡为目标。利率一般在20%~30%。根据估算,温州约有3亿元左右的资金由典当行和调剂行等中介提供。第五,企业以借款、地下贴现等形式运用闲置资金,也有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取得银行贷款后,向其他企业借出,以获取高额利息。

(二)温州民间金融的特点

民间金融在温州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适时变化,展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借贷总量大小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全市各地均存在民间金融现象,但地区间的借贷规模差异很大。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金融环境和当地民众的投资意识等等。温州市区的股份制企业较多,使得大量民间游资能够及时找到投资渠道和领域,银行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相对较强。而各县的股份制企业不多,常见的是“小、松、散”的类似于温州的民营企业,借贷资金的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大约65%的为自有资金,29%的为自己和亲戚的资金掺在一起,再去放贷;借贷的单笔规模较小,调查发现,平均单笔的金额大概在19.4万元,其中企业的平均金额在40万元左右,居民的个人行为借贷平均为9.3万元。由于游资无法通过股份制进入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投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因此这些地区的民间借贷更为活跃。民间个人借贷逐渐减少,企业生产性借贷增加。随着银行业不断推出面向个人的服务,如个人抵押贷款、消费贷款等,逐渐完善其服务水平,扭转了以往人们想向银行借钱也借不到的局面,树立了新的借贷观念。而且由于民间金融的灰色性因素以及前几年的“抬会”**使社会及个人信用状况有所下降。根据在温州市民中的调查,表示愿意借钱给别人的仅有18.3%,其中愿意高利息借给别人的为4.6%,愿低息或无息借给别人的占13.7%,而表示要看情况而定的占61.2%,表示不愿意借的占20.5%,后两项合计达80.7%,说明人们相互间信任程度的下降,信用度恶化,民间个人借贷逐步减少。而且随着银行个人贷款业务的推出,民间个人消费借贷已经开始萎缩,相对应的,企业生产性借贷则由于民营中小型企业的不断涌现,呈水涨船高之势。民间借贷操作手续简易。一般对借款用途不作限定,仅在口头表明资金使用意向,期限事先基本不确定,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展期,从提出民间借贷申请到获得资金一般只需要1~2天,短的则只要几个小时,并且普遍以现金方式交接。借贷期限以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为主。民间借贷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主要用于短期头寸

周转。除瓯海区外,其他县市区的短期民间借贷占总资金的60%以上。但实际上,一般只要按时支付利息就可以获得展期,因此资金性质 实际为不定期,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借款期限为6个月至1年比较普遍,大约占39.6%,6个月以内的占16.4%,1年以上的占25.5%,不定期借贷的大概占54%,一次性还款大概90%以上,付息方式以分期居多,大约占55%左右,还有按季、按月、按年等方式,还有最后一次性还款付息方式。民间金融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瑞安海水养殖业发达,全年总投入约6亿元,若以30%的比例计算的话,需借款1.8亿元,即使将瑞安农信社前7个月的全部新增农贷都用于满足养殖业需求,尚有4700万元缺口要靠民间融资。另根据统计,上半年瓯海区仅在建船舶这一项的总投资就有6亿元,其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民间借贷。因此从各县反映的情况看,民间金融的资金分布体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优势或块状经济特点。

三、温州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

(一)温州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随着20世纪末温州经济转制,温州民间金融在新旧制度的夹缝中不断成长,形式复杂多样,散布在人群当中,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和隐蔽性。而且由于没有针对性的立法,政府也无法可依,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导致民间金融混乱复杂,弊端丛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缺乏风险管理机制。任何金融制度供给本身都是风险与收益共存的矛盾统一体,不论何种金融机构都面临着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等。民间金融自身也存在着较高的金融风险。同时,民间金融处于一种地下状态,金融监管机构难以进行监管,存款者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旦出现欺诈行为,将牵涉广大民众,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可能难以实现。民间金融往往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例如人民银行如果决定减少货币供给,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地会提高,而民间金融并不会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增加了,民间资本替代了一部分正规金融资本,货币供给量并未按照预期数量减少甚至完全没有减少。民间金融处于灰色地带。这个特殊的地带,使得民间金融很容易与黑色产生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利用来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则是和黑社会勾结,不利于社会稳定。民间金融效率较低。民间金融大多缺乏正规的组织形式、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很难承担大规模集聚资本的功能,随着民间金融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民间金融组织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被突破,风险不断积累,大大降低了民间金融的效率。与此同时,民间金融部门可能同正规金融部门争夺金融资源,对于正规金融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产生利益冲突。

(二)相关对策建议

民间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广泛分布,深刻昭示了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不受体制因素制约的,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没有直接联系,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融资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对正规金融的拾遗补缺,而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的融资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思以往对于民间金融的态度的基础上,善待民间金融。从政策上消除对民间金融的歧视。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曾经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和供销社股份服务部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针对当时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整顿。加强金融监管,对处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稳定政府的金融秩序十分重要。但是,多次反复整顿金融秩序很容易给公众造成民间金融就是非法金融的错觉。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对民间金融有了逐渐深入的认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2条款指出,“鼓励社会资金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企业”。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05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5条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这是对民间金融的再次肯定。2005年5月25日央行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正确认识民间金融资金的补充作用”的阐述:民间金融“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这一条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给民间金融正名的信号,预示着民间金融融资合法时代的到来,对消除公众对民间金融的偏见十分有益。2 降低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经济效率之所以比计划经济高,原因在于前者实行“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的前提,则是产权的多元化和独立经营。因此,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都应该降低国有股权比重,大力引进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战略投资者,扩大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和形式,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民间融资需求,在功能上替代原有的自发和分散的民间金融。这样,一方面从资金供给和需求上压缩了分散而不规范的民间金融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将民间金融收入正规有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在监管约束之下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还可以促进以公有制为主题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多样化与民营化改造。以利其转变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率,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效果。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引导民间金融有序成长。如何评判效果上既有助于个人和企业,也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法律上却不允许的民间融资行为?在银行信贷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如何保护行为健康、民众认可且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民间融资?这些方面,我国的政策界限是模糊的。对于同一行为,不同部门往往有不同的规定。例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具体标准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对于什么范围的民间借贷属于合法、什么范围的属于非法,最高人民法院未做明确规定。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做出了明确界定,其基本标准主要是看这种活动是“已经”还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批准的,都是合法的;反之,都是不合法的。这个规定的前提 是,中国人民银行总是能准确地做出判断其是否合法。这显然和我国国情不符。因此,当务之急的是:制定和完善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其中,尤其应对民间借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6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金融企业融资

四川中小企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四川经济发展的—支重要力。在健进经济增长、繁荣城乡市场、拉动社会投资、扩大城镇就业。转移农村动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目前四川省共有各类中小企业170多万户，中小企职工人数超过1000万人。2008年，四川中小企业仍然保持较快发展，全省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4524.35亿元，占全省GDP的36.2％，比去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63.5％。全省大部分工业总产值、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工业税收都来自中小工业企业。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随着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四川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不愿贸然贷款给中小企业。再加上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负债高、实力弱、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频率高、信用等级偏低等原因很难找到稳定畅通的融资渠道。造成融资难，担保难。

二四川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需求分析

1四川发展民间金融的条件分析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小额信贷、合会等，民间金融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贷款成本，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对中小企业融资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5年夏天，央行明确将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民间金融的灰色面纱终于被揭开。2月13号，央行表示，正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将允许个凡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此举是继小额贷款公司后，央行对民间金融的进一步整合，也为目前资金紧缺的中小企业再次打通了一条资金来源渠道。四川省信用与担保协会也正在设计有关“民间资金借贷担保”创新品种的方案。

有统计显示，四川的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当中民间资本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也给了弹性十足的民间资本留下了很大的运作空间。作为市场的自然选择结果，民间融资在事实上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川各地区也开始试行各种民间金融的整合，如08年遂宁成立首家民间金融中介公司成立，将有效破解中小企业现金流短缺难题。

据统计，至2009年1月末，四川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9584.53亿元，在近2万亿元的各项存款中，企事业单位存款有所减少，而居民储蓄存款则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余额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达到10503.89亿元。从居民

存款已经可以看出，四川省民间资本潜力巨大。但是，虽然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已得到了飞速发展，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民间大量资金闲置，而民间金融活动又有着较高的回报，在趋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民间资金可以流人民间金融市场，为发展民间金融提供基础。大量的民间闲置资金使得急需资金而从正规渠道难以融资的中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成为必然的选择。

2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优势

民间金融组织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合同执行期间，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日期、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变通，与正规金融机构比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民间金融交易灵活，成本低。民间金融操作简便，可以针对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设计个性化信贷合同。另外，利用民间金融具有信息资源优势、资源配置效率高的自身优势，这些都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内在基础。

正是由于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和民间金融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小企业利用民间金融进行融资具有了可行性。我国台湾和浙江地区的利用民间资金融资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三加快四川中小企业利用民间金融的对策

从当前四川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发展民间金融的外部条件基本成熟，应适当发展民间金融机构，虽然近年有了小额信贷和村镇银行等试点，但与汹涌的民间资本以及社会需求的矛盾相比，确实还太慢。我们应积极探索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新渠道，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民间金融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说明它本身就有市场。所以不应该套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去管它，而是针对其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考虑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政府需规范民间金融，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作用及潜在问题，应着手为其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形成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和谐共生，完善多层次融资体系，有效防范相关风险。

浙江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状态研究 篇7

1 浙江省农村民间金融活跃的原因分析

1.1 避免市场信息不对称

一般市场上,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但对于产品的好坏优劣,往往产品拥有者比产品购买者要清楚,所以存在信息不对称。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买者由于信息量缺乏,只能通过不断压低价格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卖方因为对方购买者不能给出高价只能降低产品质量,以次充好,所以市场上便充斥着劣质品。这也是经济术语里常常提到的“劣币驱逐良币”。同样的道理,在金融市场,也普遍存在这类现象,因为资金供求双方相互不了解,资金供应方只能尽量提高贷款利率,而资金需求方则希望有较低的利率借到所需资金,这样一来,金融市场的高收益同时也存在着高风险。

因为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这就使得金融市场效率低下,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而浙江民间金融较好的避免了信息不对称这个缺陷。同时,民间金融还可以更好的识别资金需求者的还款能力。因为民间金融一般局限在较小的地域,资金借贷的发生均源于地缘,资金借出方对于资金需要方都要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和降低风险。

1.2 抵押担保方式较灵活

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等相应问题,所以一般资金供应者会用抵押品或担保等方式来避免由信息不对称引起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一旦借方无法按期偿还欠款时,抵押品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同样的,正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借贷发生时,都会要求借款者出具抵押物,以此来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许多风险,这样一来,民间金融市场的优势作用又凸显了。因为农村地区的地理因素及血缘关系,使得借款人一旦不能还款,则会付出较高的机会成本,所以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用个人信用作为抵押。

1.3 交易成本比较低

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是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因为交易的成本比较低廉,所以使得交易广泛,同时也提高了一定的效率。

因为可以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所以才更加凸显了民间金融的交易优势,也使得我省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贷款较为严谨,而且程序较为复杂,所以各方面交易成本较大。而民间金融优势就是程序相对较简单,少了固定的一些规矩,相对方便灵活。

2 我省民间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民间金融的存在对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作用较为突出。民间金融的发展无疑在一些方面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也给了农村经济一些保障。

2.1 民间金融的优势分析

2.1.1 使农村借贷行为变得方便。

目前,政策性银行功能缺失,商业性银行又主要以盈利为目标,而农村信用社自身力量薄弱且资金不够雄厚,这三类机构都无法正常满足农村金融贷款的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民间金融类似救世主的角色便应运而生,它使得农村借贷变得方便快捷。如果一旦失去民间金融的支持,浙江省农村借贷需求状况将恶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浙江省农村、农民、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投入劳动力这种生产因素来使得农业增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得相当局限,必须要优化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获得。

2.1.2 民间金融通过利率调整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一般情况下,银行总是嫌贫爱富,他们往往更愿意把资金借给那些富裕的信用良好的企业,因为那样会降低贷款风险。信用较低且缺乏资金的企业相对更难从正规途径借到资金,这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使得资金利用率低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利用民间借贷,让资金从利用率低的群体流向利用率高的个体,有效改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支配率。

2.1.3 民间金融改善投资渠道使农民增收。

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资金借方看,各大金融中介机构对农户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从资金贷出方来看,民间金融也存在产生的可能性,经济越发展,生活越富裕,人们手上有足够的闲散资金,中国的百姓习惯性的会存款,这些都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由于目前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存款利率不断下降,通过存钱来保值财产也变得不可行。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够畅通,渠道受阻,这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民间金融。

2.2 民间金融的劣势分析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优势当然也有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存在金融风险较大,影响社会稳定。

民间借贷风险较大,如果一家金融机构倒闭对社会的影响往往超过其自身,对整个民间金融行业的存在也构成威胁,浙江绍兴等地因为民间金融引起的资金链断裂,借款者跑路等现象时有发生,也存在银行内部人员高息敛财引发群众恐慌的现象。因此,民间金融特别是一些高利息借贷对金融秩序影响较为严重,同时也导致社会公众产生紧张情绪,影响社会稳定。

2.2.2 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因为不用提取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所以民间金融基本不受国家利率调控的影响,这就使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对其奏效。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金融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社会资金更易流动和聚集,资产价格波动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继续上升,今年中央银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但这些货币政策的执行对于民间金融效果不大。

3 政府促进民间金融发展的对策

利率是货币供求的均衡价格,它围绕资本价值曲线受供求关系影响而上下波动。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它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曲线,这也是我们价值规律的正常现象。可以推进利率市场化,不对利率进行管制,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要完善法律制度,必须要有健全相关的法律机制。只有通过政府出台相关的民间借贷法规,才能更好的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合法化。只要民间借贷行走在阳光下,在有效文件和制度的鼓励和保护下,民间金融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也才会更加完善,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刘磊.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1(3).

[2]向群,岳长鸿.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中的误区——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反思[J].商业时代,2010(28).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8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爱德华·S.肖指出:“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 不仅仅是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所造成, 其他影响到金融的非金融政策同样需要进行配套改革。”因此, 在探讨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时, 可以从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本身和影响农村金融的非金融因素两个方面入手:

(一) 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

1、涉农金融机构锐减, 农村贷款份额越来越少。

(1)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 (及以下) 机构, 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 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 (2) 农村商业性保险机构也因其亏损不能得到政策补偿支持, 被迫收缩其在农村的保险业务。 (3)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市场的金融政策, 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 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

2、农村金融机构功能萎缩, 资金严重外流。

(1) 国有商业银行功能缺位。四大商业银行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 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 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 没有贷款权。 (2) 农村信用社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 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严重, 使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 而真正需要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农户或个体经营户、农村小型企业却常常难以得到贷款。邮政储蓄只存不贷, 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渠道。

3、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 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

(1) 在较多的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 其他金融组织并不对农村信用社产生竞争威胁, 农村信用社之间也缺乏竞争的空间和条件。 (2) 据央行调查数据, 农信社的不良资产率多数在50%以上, 在某些省份甚至高达90%,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此前透露的25%的比例。目前全国3.8万多家农村信用社, 账面不良贷款达5000多亿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只接触到20%的最贫困农户 (IFAD, 2002) 。

4、民间金融异常活跃, 但缺乏监管。

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的缺位, 为非正规金融孳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万亿元, 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由于农村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一般规模小, 比较隐匿、分散, 其运行依赖于一些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范, 政府监管成本较高, 很难通过正式规范加以有效控制。

(二) 影响农村金融的非金融因素

1、农村规模不经济, 比较效益低。

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 仍然是小农经济, 生产力非常低下, 农村生产成本不断加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农业生产成本大约年均增长10%, 金融服务成本年均增长9%, 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自1997年以来连续下降为负值。

2、通过税收渠道大量流出农村资金。

据测算, 从1985年以来, 财政资金是从农村净流出的, 且流出数量快速增加。1978~2001年, 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2594亿元, 年均增长20.3%。

3、价格剪刀差是农村资金长期外流的一个渠道。

据统计, 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 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 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 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了农业剩余约12986亿元, 改革开放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解决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其一般的途经有:改进、改革农村信用社:2003年11月底, 8省 (市) (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 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 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让一些中资银行重新回到县以下开展业务, 但很难;让外资银行进入农村, 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太少, 难以涉及农村;通过建立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虽然目前任何未经央行许可的民间融资都是“非法”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民间金融已经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之势。因此, 如何将民间金融合法化, 将是民间金融能否顺利发展之关键。

二、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

民间金融 (非正规金融) 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 (即非正规金融部门) 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

改革开放初期,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农村金融需求量越来越大, 出现了多种新的融资形式, 尤其是农村合作基金会, 得到了中央政府明确的肯定和支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 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于1999年勒令撤消和关闭, 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尽管如此, 民间金融仍然在当局的监管之外迅速发展, 据有关资料, 目前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 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调查, 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 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 私人借款占65.97%, 其他占1.24%。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生存理由

首先, 正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金融压抑, 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发展而产生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其次, 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都不是市场决定的, 国家连续8次降低存款利率, 加上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使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收益远远低于其在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收益, 特别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正规金融机构无力和无法充分动员农村的闲散资金, 从而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可观的资金来源。

再次, 和正规金融相比, 民间金融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民间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则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在农村, 民间金融所覆盖的范围一般以村为界限, 同村的农户都相互认识了解, 并且清楚对方的资金用途, 节省了大量的交易、监督成本。民间金融没有繁琐的交易程序, 一般只需要借款人立下借款字据即可, 这样方便了农户的需求, 农户贷款很多都具有临时性、数额小等特征。正规金融一般要求借款人提供其认可的抵押物, 但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不能作为抵押物, 而住房为全家人居住的场所, 银行不可能在借款人无法还贷时使其无家可归, 因此银行一般也不会认可农民将住房作为抵押物。而民间金融更倚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抵押化, 借贷双方彼此认识, 很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 借款人不仅要受到道德的制约还要受到乡土民约的制约, 具有明显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违规者将因狼藉的名声、差劣的信用而遭到谴责甚至排斥, 同时还存在受到暴力伤害的威胁, 所以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仍然可靠性较高。

四、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必要性

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颁布了整顿金融“三乱”方案, 但由以上分析可知, 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禁止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强行打压只会导致民间金融变成灰色甚至黑色金融, 隐含的风险将更大。通过将民间金融合法化, 至少能够带来以下好处:民间金融合法化后, 民间金融将受到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 并且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规范约束民间金融的经营行为。在正规金融无法也无力顾及到农村金融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更多的民间金融来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因此, 只有将民间金融合法化, 民间金融才能在农村地区更好的发展。当前民间存在高利率的现象, 除了是对农村金融高风险的正常反应外, 还有一个原因:即民间金融存在被查禁的风险, 这是民间金融最大的风险, 只有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 才能降低农村民间金融当前存在的高利率现象。

现在处于地下的民间金融处于政府监管之外, 不用纳税, 合法化后, 政府可以收取税收, 增加财政收入。

五、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六条建议

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并非指“正规化”, “正规化”会导致民间金融失去原有的特性和优势, 比如灵活可能逐渐变为僵化, 交易成本可能急剧增加, 社区道德约束可能逐渐淡化等 (张元红, 2003) 。因此, 合法化后的民间金融仍然需要保留其制度外的优势, 在此前提下, 对民间金融发展主要有以下建议:

(一) 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所以必须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对民间金融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必须有严格的规定, 如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有无违法记录等。必须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保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同时可以让存款人及时了解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 以决定是否将存款交给民间金融机构保管。

(二) 建立对民间金融机构所有者的约束制度

在设立民间金融机构时, 首先必须规定民间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下限, 民间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下限应该要比巴塞尔协议的8%要高, 这样才可以确保经营者审慎的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民间金融机构应该采取合伙制企业的形式, 股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无限责任;设立“破产犯罪”这样的法律条文, 要求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承担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金融风险的责任, 对其采取禁业、实施经济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惩戒措施, 以强化其责任意识, 保证其合法经营并主动防范金融风险。

(三) 限定民间金融经营范围

民间金融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 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 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 (何广文, 2003) 。因此, 政府必须限制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 让其在合理有效的地域内开展经营活动。

(四)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没有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人的利益无法保障, 民营金融就很难发展起来。

(五) 完善破产清算制度

目前, 我国目前的破产制度不完善, 严重影响了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要尽快建立包括法人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破产制度,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德国公司法规定, 一旦公司的债务超过资产, 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在三周之内提出破产宣告之请求, 否则, 他们必须承担由此延迟而引起的一切损失。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制定出相应的法规, 以保护银行债权, 这样才能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健康的发展。

(六) 建立民间金融信用评级制度

由民间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民间金融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档案, 信用差的民间金融机构将被禁止营业, 其主要股东终身禁止参与民间金融经营, 同时为参与民间金融的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防止其过度借贷, 同时向多个民间金融机构借贷, 信用差的农户将被禁止参与民间金融。

参考文献

[1]、马晓河, 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EB/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2003-12-08.

[2]、章奇.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政策分析[Z].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 2004.

[3]、何梦笔, 冯兴元, 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多元化[Z].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 2003.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9

杜瓦特波特与马斯金提出:“事后的有效”是内在地依赖于集中的金融体制的, 如果金融体制是分散的, 则软预算约束所带来的“事后的有效”便不复存在, 而硬的预算约束所导致的“事先的有效”便会起主导作用。可见, 集权的金融制度与分权的金融制度会产生软、硬两种不同的预算约束程度。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正是高度集权的金融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政府对银行的一贯救助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问题, 导致银行缺少改进经营、减少亏损的动力, 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逐渐逼近甚而突破国家承受能力, 只得改革集权的国有金融制度, 使其收缩、退让, 同时放宽对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 从而变软预算约束为硬预算约束。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定价方式的现状分析

民间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是近乎分割的, 因而作为金融市场核心因素的资金价格——利率在两个市场不一致也在所难免;即使在民间金融市场内部, 由于其自身隐蔽、分散的特点, 利率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因民间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使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迅速发展。从需求角度看, 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特点, 比如贷款数额小, 希望采用较少抵押甚至无抵押的贷款方式, 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等等, 而这些都由民间借贷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从供给角度看, 农村贫富差别的加大使农村非正式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低并且征收利息税, 同时农村领域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 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式金融的潜在供给者。

从农村民间借贷规模来看, 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目前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较大。温铁军 (2001) 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落的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史清华等 (2004) 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研究发现, 山西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74.29%, 浙江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83.98%。IFAD (2001) 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国农民来自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四倍。

从农村民间借贷是否收取利息来看, 由200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可以看出, 全国无息借款占私人借款的53.89%, 东部地区此比率为44.07%, 中部70.29%, 西部47.09%;即中部的无息借款比重较大, 东部和西部民间借贷中有息借款所占比例更大。温铁军 (2001) 调查表明, 民间借贷有1/3左右是互助性无息和低息借贷。史清华等 (2004) 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调查显示, 内地民间借贷主要以无息的亲情借贷为主, 付息比例相对较小。

从农村借贷利率水平来看, 由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借贷利率加权平均数:1998年年利率26.4%, 2001年18%, 2003年10.8%;2003年温州民间利率是农信社贷款利率上限7.965% (六个月至一年, 2002.02.21) 的1.356倍。民间利率水平均高于正式金融机构农村贷款利率。傅祖宏等 (2003) 对新疆昌吉州农村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也表明, 农村民间借贷期限一般都在半年以内, 月息一般10~20‰。以上调查研究和公布的统计数据能看出,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正式金融机构农村贷款利率二至三倍。

总体上, 根据利率的由低到高可以将民间利率分为三种情况:零利率或低利率、中等利率和高利率。零利率或低利率一般被用于借贷本身并不是完全为了获取利息, 而是为了相互帮助应付生产和生活中的紧急情况。高利率主要就是指高利贷, 其年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 甚至更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年第四条) 。高利贷的形式虽然在全国各地都有存在, 但主要集中在两类地区:其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 其二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中等利率处于零利率和高利贷之间的利率, 一般来说, 它要高于银行利率, 但不会超过其4倍, 中等利率是民间金融的主要利率形式。下面按照三种利率情况将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加以汇总: (见表1) 农村金融实践中, 在财政贴息基础上的较低的优惠贷款利率既是传统也是比较广泛的做法, 其理论基础是商业银行机构开展农村信贷成本高、收益少, 小额信贷的边际利润远小于大额批发贷款。为了鼓励他们支持农业、避免现有的金融机构退出农村, 财政给予一定的利

息补贴, 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农村金融市场, 扩大市场容量, 满足农户及微型企业的金融需求。

但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来看, 这一做法反而背离设定的政策目标, 出现贷款发放中的寻租现象。另外, 由于农村金融的垄断性供给, 过高的贷款利率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利率决定方式的绩效评价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所面临的高风险也部分地解释了民间金融的高利率。江曙霞、秦国楼认为, 民间金融的融资活动尚未得到官方认可,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而且, 民间金融的贷款缺少合格的担保和抵押, 因而在借贷活动中, 就存在被官方取缔和借款人一旦违约贷款人却无法进行强制实施的风险。高风险自然要求有高收益。他们还由此引出了对民间金融的政策含义:只有使民间金融合法化, 并将其纳入法律保护, 从而降低其经营中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 才有助于降低层间融资的利率。

参考文献

[1]王华峰.非正规金融:内涵、效率与制度安排[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6 (8) ;

[2]陈柳钦.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行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72) ;

农村民间金融研究 篇10

一、农民金融权的性质剖析

1.农民金融权是一种理应归属农民的金融利益

马克思认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谓利益, 从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出发, 就是独立于主体世界的客观存在, 是能够使社会主体的需要获得某种满足的生活资源, 而这种资源满足的程度是以客观规律、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所认可的范围为限度的。[1]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金融活动日益兴旺, 逐步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条件下, 金融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应运而生。在我国农村地区, 正规金融的缺位使民间金融得到迅速发展, 农村民间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活动的重要内容, 也成为农村地区金融利益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是经济利益的自然基础, 人类实现多种多样的需要,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来实现。金融活动也一样, 它是人们为了实现金融利益而进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活动, 追求经济利益是金融活动的必要前提和终极目标。所以说,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动因。[2]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农民在进行金融活动过程中获得金融供给与救济的权利, 实质上是一种理应归属农民主体的金融利益, 农民金融权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 农民群体的金融利益要想得到很好的实现和保障的话, 赋予农民平等的金融权利是必需的。与城镇居民相比较, 农民群体的金融利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 没有农民金融利益的适度增长, 就谈不上提高民间金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就会导致民间金融活动的停滞和衰减, 进而危及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最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由此可见, 金融活动是以金融利益为中心的,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最基础、本源性的内核, 保护农民的金融利益就是在维护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也是实现农民金融权利的最好表征。

2.农民金融权是一种无差别的综合性权利

权利包含了利益、主张、资格、力量与自由五个要素。首先, 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 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其次, 这种利益需要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再次, 利益主体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 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第四个要素是力量, 它包括权威 (power) 和能力 (capacity) , 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最后, 权利主体应该可以自由地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 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要求, 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 而是履行义务。[3]

具体到农民金融权, 本文认为农民金融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是单一的利益导向性权利, 它包括的内涵带有复杂与综合的特色。

(1) 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的结合。

我们知道, 应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应该享有的或是应该获得的预备性权利, 而实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实际上真正能够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前者的权利指向立足现实, 而后者的权利导向将来, 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之权, 一个是翘首以待的权利。权利的实现程度、法律制度的完善都是由一定的物质与历史条件决定的, 阶段性的表征使权利成为局限性的可能, 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 其权利的形态与实施程度是不同的。农民金融权也不例外, 它也会受到物质条件与历史阶段性的影响, 其范围与实现也迥异。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决定了农民金融权的内涵与实现的程度、水平, 这是一种实然的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权利内容一定会不断更新与完善的, 其权利实现的程度也会不断加深, 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农村金融权是一种应然的权利。

(2) 农民金融权是一种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的结合。

英国学者米尔恩根据权利涉及的对象把权利分成行动权和接受权。行动权指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 如选举权;接受权指有资格被分配到某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 如被选举权。[4]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内容非常丰富, 它既包括农民群体自由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权利, 这种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具体是指农民有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 农民的活动应该得到平等的对等待遇, 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文明体现, 也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性的最好的展现。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农民群体自主、自由意志引导下的从事正常金融活动的选择行动, 是一种典型的行动权利。另外, 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内涵的重要部分是指农民有国家和社会获得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这也是农民主体区别于其他社会金融活动主体最明显的权利表征, 从侧面也反映了国家对金融资源完全垄断性, 农民金融资源的获取是相当匮乏的。因此, 农民金融权也是一种农民接受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也是典型的接受权利。

3.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关乎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人权

所谓人权,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 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人权归根到底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生存是基础, 发展是保障。在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视角下来看农民的金融权利保护, 其实就是国家如何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来实现和保护农民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体系所维护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使农村资金不断外流, 农民享受不到应有的金融发展权利。农民不能通过金融的功能实现对农村各种资源整合, 获取家庭农业生产之外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收益。我国农村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 实际上是“垄断金融资本”和“私人工商业资本”对农民进行剥夺。不保护农民的金融权利, 不仅农村金融会非农化, 农村产业化也会非农化, 农民的生产自主权、经营自主权就业自由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于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别较大, 在市场竞争中, 每个人都是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优胜劣汰使得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别拉得更大, 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的发展。保护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利, 使他们能不断地由弱变强, 以便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竞争中来, 才是正义的应有之义。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 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 金融权利也是一种人权, 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农民的金融权利便是一种应有的人权, 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 农民理应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金融权利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应有的人权需要转化为法律上的人权, 只有法律才能保障农民金融权利的实际享有, 也就是从法律上的人权转化为现实中的人权, 只有这样金融权利才能被农民意识到并享有和行使。这三种权利范围的差别越小, 说明一国的人权状况越好, 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提供条件保障农民金融权利的行使, 因为这项权利关乎着农民群体的生存与发展。[5]

二、农民金融权的权利要素分析

农民金融权内涵深远, 其权利要素包括主体、内容以及客体或对象。由于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客体或对象比较明晰, 仅指金融服务与制度本身。因此, 本文只从主体与内容来阐述农民金融权的内涵。

1.农民金融权的主体

主体是农民金融权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只有主体的确定, 才有权利的确定。农民金融权利的权利主体不是“集体”, “与集体的权利不同, 这些权利的主体并不是有组织的集体, 而是某一类人。与一般的个人权利也不同, 这些权利的主体不是所有的个人, 而是某一种、每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状态下的个人。”农民的金融权利的权利主体可以称为群体, 是介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人群混合体, “群体权利不是个人权利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与个人权利不同的集体权利, 它只能说是以群体的共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权利, 群体权利总要落实到个人头上的, 群体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权利。”群体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划分, 实质还是个人, 但是个人又不是所有的个人。农民金融权利的主体名为农民这个群体, 实为个体的农民。这里需要说明之处, 现实情况中由农民作为成员的经济组织也享有金融权, 这种由农民组成的组织体的金融权利的行使只不过是农民金融权主体内涵的延伸, 同样属于农民金融权主体权利的范畴。

农民金融权的义务主体对实现农民金融权的权利主体的金融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哲学的意义上, 权利、义务具有同一性, 义务主体和内容也是权利构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民金融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就农民获得金融贷款的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提供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 建立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 保障农村资金不外流, 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所用;就农民获得农业保险的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提供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 为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提供相关支持, 减少各种频繁的灾害对农民造成的损失, 实现农民灾后迅速发展的权利;就农民金融合作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使农民的闲散资金能够积聚起来, 推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实现农村的金融资源整合。[6]

2.农民金融权的内容

通过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金融权的内容应该包括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农民自由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与获取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三个方面。

(1) 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

目前, 农民的金融权利在资源的供给与分配领域中, 相对于城市市民受到了不公平的制度限制, 表现在金融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农民缺乏融资担保客体等方面。[7]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在于赋予农民平等地享有金融发展的权利, 具体体现在:第一, 树立农民经济公平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公平要求投融资公平。农民金融权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公平权。无论规模和强弱, 从经济公平的角度而言, 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投融资机会。保护农民金融权有利于维护农民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身份, 实现资本的再分配公平。第二, 从法律上确立农民金融权的平等权性质。农民金融权利的平等保护意味着法律对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在金融权利上的无差别保护, 不得以某种方式受到限制和剥夺。农民金融权的实现, 是使农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平、合理的融资, 进而改变落后面貌与实现发展。无论从法律正义的角度, 还是保障人权的角度, 农民都应当享有公平的经济发展机会, 其金融权利应得到平等的保护。第三, 农民金融权的权利义务应为非对等。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并非权利义务的对等, 社会公平追求的是实质平等而非形式平等, 在对农民的权利进行法律设计时, 不能要求农民按照享受的权利一致来承担义务, 否则, 他们将无法摆脱弱势地位。在农民金融权的设计上也是如此, 当农民在融资过程中享有特殊权利的同时, 应由国家、社会组织和其他强势群体承担相应的义务, 农民只需要遵循“不滥用权利的规则, 不超出法定的限度。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农民的权利采取倾斜性保护, 保障处于不平衡、不平等发展关系中的农民获取消除这种差异性的资格和权能。

(2) 农民自由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

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从传统差序格局中解体出来的农民个体化和分散化, 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 而且严重削弱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博弈能力。广大农民的这种处境, 不仅是其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原因, 也成为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赋予农民合作的权利,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上, 推进农民合作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提高他们在农村政治关系中的对话能力和政治活动中的博弈能力, 充分表达要求和保障权益。经济上, 农民合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经济联合的方式, 将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转化为群体优势, 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和交易费用的节约, 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打破市场垄断, 共享合作带来的经济剩余。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农户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金融服务, 个体农民在组织农业生产上的有效性与参与资金市场的弱势地位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农业经济中符合“帕累托改进”要求的金融制度安排, 应是在农民家庭独立生产前提下实行金融供求的自愿合作, 建立服务于农民金融需求的“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金融互助合作组织, 以弥补农民家庭分散化、信贷规模小、担保能力有限, 难以融入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农民金融互助组织可以部分替代金融市场的作用, 将一定范围的外部金融市场运作内部化, 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及风险。同时, 农民互助合作金融代表农民的金融利益, 在资金配置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农民互助合作金融是农民之间出于共同的金融利益诉求而自愿组织起来解决融资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 其经营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成员自身的融资需求的满足, 所以能够完全代表农民的金融利益, 对内向全体成员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 避免受到资金市场对于中小经济个体的差别待遇。我国农村缺乏以农民为主体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 仅有的商业银行解决不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因此, 应加快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信用合作社 (而非官办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 , 让金融杠杆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促进农民金融合作权从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化, 赋予农民以发展新的合作金融组织的权利, 填补农村社区金融真空, 使合作金融成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核心和强劲推动力。

(3) 农民有获取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由于国家产业政策、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原因, 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资金供给上产生抑制, 形成了供给型金融抑制, 即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少, 资金量小, 供给总量不足, 导致“三农”对金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正式的制度安排只在农民生活的一小部分中存在, 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都和非正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金融制度亦是如此。由于正规金融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不足, 农村地区许多现实的资金需求有很大程度上诉求于民间金融。虽然国家目前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门槛在逐渐放宽, 但是农村地区许多资金需求仍通过亲朋好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形式来满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始终难以得到合理对待, 造成发展的不规范, 也限制了其在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给农民的金融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国家金融资源供给是指国家通过政策与制度安排来分配金融资源, 从而影响金融资金的流向, 农民的这种金融权利主要是指农民有获得一定金融贷款的权利, 实现农民更有质量的生存和更好发展的权利。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我相信, 信贷决不是天生就与穷人无缘, 它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农民的困难首先在于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 在于缺乏用以摆脱贫困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给农民获得一定贷款的权利, 实现打破信贷市场失灵的制度创新, 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改变初始要素配置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农民权利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2) 张元红.当代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3) 余少祥.弱者的权利: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 吴宁.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法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5) 魏晓丽.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问题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6.

(6) 杨婷婷.论弱势群体的间接融资权[D].湖南大学, 2008.

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综述 篇11

关键词：三农问题；金融问题；农村金融体制

一、农村金融问题根源研究

根据溯源，农村金融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阶段我们国家在对农村金融进行资金供给不足所致，在农村金融借贷方面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农村金融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从某种程度上将，农村金融在之前并未被大家所认知，这也是学术界的专家们达成的共识，是产生现在金融问题的源头。2005年，罗春玲、谢家智曾指出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已经不能很好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中有一部分缺陷造成的阻碍作用已显现出来，需要大家根据农村、农业和农民等“三农”重点进行研究。2006年，王曙光曾指出由于现在很多农村商业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撤并或者降低农村网点等做法开始大规模的退出农村金融领域，而民间金融又不能进入该领域，遭受压抑，他认为这些原因也是加重农村金融问题的原因，使得农民在获得资金贷款方面的可能性降低了或减少了。

第二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我国农村之所以会出现金融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农村金融借贷需求遭到压制，一方面农村存在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又没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来满足这一需求。2001年乔海曙等专业人士发现我国农村的金融需求缺口还是蛮大的，但是由于农村金融遭到抑制，大多数农民无法通过金融机构或提供抵押担保等获得资金。

第三种观点就是他们认为我国农村出现的金融问题既有供给抑制这方面的原因，又存在需求一致。2009年，韩俊、程郁等觉得由于供给型和需求型这两种方式在配给和压制中相互发生作用，其中主要推手还是金融机构进行的信贷配给，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农村的信贷需求量很大，而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不能很好的满足资金信贷需求，直接造成农村信贷收到资金不足的约束，导致农民无法正常贷到款项，农民的贷款需求遭到压制，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日渐突出。

二、 农村金融的供给及组织形式问题

针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及其安排等问题，主要可以从这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次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逐渐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只留下了中国邮政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这样一下子导致农村金额机构的网点大幅缩减，农民无法在家门口就进行贷款程序。2003年何广文曾指出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存在不合理之处，在金融网点的安排上严重失衡。这可以追溯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国家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我国金融安全的思考，开始让银行系统中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离欠发达地区，这里也包括农村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下子就减少了三万多个银行网点，农村的主力农村信用社也压缩了很多网点和相关业务，这样就使得农村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第二次主要是在03年的时候我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体现在对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随着农村地区的信用合作社在经营方面获得发展，一些专家开始了针对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这方面的探讨，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以及是否需要把其改成商业性的银行金融机构还是原来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这两种形式差别较大，前者会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成跟城市机构服务那种，城市的商业金融在农村同样可以得到适用（汤敏，2007）；后者还是区别于商业银行，农村地区不是很适用商业性金融（张杰，2004）。

三、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和信用社的管理体制问题一直都是针对农村金融领域改革者所关心、所争论。其中在这次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张元红通过提出自己的见解来阐述，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不一定是合适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佳途径，其通过农村金融机构的特征和金融机构选择权这2个方面作了详实的论述。2004年陆磊也曾指出，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体制改革还是没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所遇到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好转受到这2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当年农村地区的农产品价格较往年有所提高，农民增收了，其还贷能力因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了；二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国家一直在投入资金改善其现状，促进其服务“三农”。

四、 评述

针对农村金融领域的问题，现在大部分研究都是根据我国农村现存的进行思考和剖析，从某种方面上讲能够得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金融机制有不足之处，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从深层次处理好农村金融问题以及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些只针对农村金融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是比较片面的，对我国整个农村金融领域的问题进行解决是不科学的，也没有考虑到整个农村金融系统。04年姚耀军曾指出，现阶段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期，国家想通过农村的金融对国有经济进行帮助，所以通过对农村金融进行管制，造成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发生变化，随着年月的增加，这些累积的影响渐渐凸显。不过，当前的研究很少从理论基础上去解释造成农户“贷款难”这一现实问题的根本原因，鲜有研究注意到农户这个主题从行为特征到制度约束条件上的差异性，以及国家干预对农村金融机构干预行为方式的有效性等讨论，更少学者把农户金融作为一个单独的体系来进行研究。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路径剖析 篇12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以及在现实当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发展等系列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而路径的选择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谁来选择路径。按照一般的理解, 国家干预的路径是有可能被首先选择的路径, 因为国家几乎拥有选择路径的所有资源和无可辩驳的强势地位, 而民间自我发展的路径只能是依附和服从于国家选择的路径。模式的选择根源于模式选择主体的力量以及模式执行效果的验证。

从国内外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来观察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 其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 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轨迹也是国家对民间金融形式的主动的利用和发挥, 是在合法化传统农村民间金融的某些形式基础上的发展, 是对农村民间金融合理内核的继承与发展。因此, 谁来选择模式的问题并不是首要的, 重要的是能够继承农村民间金融在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和合理性内核, 并能够更好的将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服务于“三农”,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较为准确的把握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脉搏, 并将其以适当的形式加以发扬光大。国家既可以是路径的选择者, 也可以是已经被选择或者已经出现了的选择路径的推广者和学习者。最初的选择主体不一定就是制度变革的唯一执行主体, 路径选择主体和执行主体以及最终完成制度变迁的主体不一定是同一个群体,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参与程度在不同时期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约束, 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的兴衰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如何选择路径的问题本质上是在国家干预模式和民间自我发展模式以及其他模式之间进行权衡和把握, 从而选择较为稳妥的发展模式的问题, 同时也不排除在各个模式之间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出现新的模式的可能, 而在如何选择路径的问题上国家拥有最大的资源和最为优势的地位。

虽然在模式的选择上国家居于主动和主导的优势地位, 但民间自我发展的模式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和不利的地位, 两者之间存在互动, 互动的本质不是利益的博弈, 而是社会公众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当中的某些制度的非集体、非同一时间的自觉选择、自觉评价的结果, 是对社会制度有限度的反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公众对制度的存在和制约有着自己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 如果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 这种可能的出现取决于社会公众和国家之间的博弈是否存在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博弈结果出现, 如果目前不存在, 那么未来有无存在的可能, 从社会发展的长远看, 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出现的。

此外, 国家干预的模式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一个看似积极干预的进程中却不可避免的包含着消极的因素。而国家消极的干预的结果往往并不一定都能带来满意的结果, 有时可能适得其反, 这足以说明基层民众对民间金融的认同和对国家消极干预在认知理解上存在的差异以及彼此的出发点存在不同, 而已有的成功的经验也说明如何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强势国家的政治性选择, 而是国家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能否和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双方或者多方都可以接受的博弈的结局。社会越是发展、法制越是完备、民主意识越是规范, 国家和社会公众之间博弈的范围和达成理想结果的可能就越大。

同时, 在积极的干预模式之下又可以针对具体不同的农村民间金融形态, 进行有针对性的试验和探索, 而我国当前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小额信贷公司的试点、村镇银行的试点等都表明国家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实践已经推进到逐步认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以稳妥的形式适当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程度。而对于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自我发展的现状, 要采取加大城市金融改革力度, 努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从多方面满足农村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 以相应的法制措施和社会舆论宣传等途径, 通过积极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的方式挤压从而缩小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路径可能存在的范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 我国存在官方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干预的传统。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充分表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农村民间金融形式进行干预, 并进而诱导其向现代金融发展是可能的。因此, 我国对农村民间金融采用国家干预的路径既有历史因素, 也有现实因素。

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一种是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的路径;另一种是国家合理发展利用农村民间金融的路径。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总体上是认可第二种路径, 而更多的希望以国家的力量来驾驭和管理第一种路径, 并同时通过第二种路径的选择和发展对第一种路径的发展达到间接干预的效果。也就是说, 两种路径的发展存在内在的竞争, 竞争的背后是国家维护秩序的强烈意志和决心。从长期来看, 两种路径将会并存, 但是其发展的态势和发展力量的比较存在强弱优劣的不同。

二、我国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

图1是我国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示意图, 在图中,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 根据2007年10月24日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银监会上发言, 小额贷款公司将按照自愿的原则改建为村镇银行或者贷款公司接受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审查监管。这就意味着, 小额贷款公司或将有机会获得金融牌照, 进而纳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框架之中。根据图1所示, 我国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干预是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 设立多种适合在农村生存发展的金融组织, 在改制农村原有金融体制的基础上, 在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同时, 逐步建立新的农村金融体系, 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重新的布局。国家的积极干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双重金融抑制的打破, 在尊重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客观性的前提下, 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资金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吸收。通过在农村设立和推广服务于民间的金融机构, 在制度供给逐渐完备的过程中, 授权自然人、国有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可在农村开办村镇银行, 意味着国家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全面干预, 以此吸收民间比较富裕的游资, 增加农村社会资金的供给, 进而逐步解决农村农民贷款难的实际问题, 逐渐压缩农村领域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的市场范围和生存空间。同时, 农村的金融体制也将进入一个多元化并存、合理竞争的新时期。

我国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积极干预是在吸取了国外发展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教训基础上的稳健而合理的发展模式。在图2中, 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农村领域的资金供给而影响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 增加农村领域资金供给的方法可以是国家直接输入资金, 也可以是通过成立多样式的合法金融机构来增加农村领域的资金供给, 以达到国家通过一定的政策、设立一定的机构, 介入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竞争, 从而达到国家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 同时影响农村民间金融交易的价格, 通过多种金融组织和农村民间金融形式的竞争来影响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在图2中, 横轴是资本K, 纵轴是资本的价格利率R, Id是资本的需求曲线, Is是资本的供给曲线, 两条线的交点N是均衡点, 均衡点对应的均衡利率是R1, 均衡资本是K1。在资本供给不变的条件下, 资本需求增大, Id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到Id’。对应于资本利率为R1, 此时资本需求量会超过资本的供给量, 资本缺口为K2-K1=NM’。在实际当中, 由于官方金融体系并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导致了农村领域资金的缺口状态 (对利率存在管制, 且利率较低, 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 农村金融领域的二元结构和双重金融抑制等) , 使得农村领域的资本需求大于供给。

当资本的供给增加 (即Is向右下方移动) , Is移动到Is’, 资本需求线还是Id’, 在利率为R1 的条件下, 资本缺口缩小为K2—K*= VM’, 而且VM’

此外, 农村民间金融资金供给的增加也使得农村民间的投资得以增加, 因此使Id移到Id’, 均衡点由原来的A移到A’点。这说明, 民间金融的参与缩小了资本缺口, 而在图中也可以发现农村民间金融并不能完全覆盖资金缺口VM’, 表明有部分的国家金融组织通过其在农村的基层机构, 满足了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国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满足农村领域的资金需求, 那么Is向右下方移动到Is’的幅度将会增加, 从而使得资金缺口MV降低, 而利率R2也将会有所降低。因此, 国家可以通过影响供给来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利率和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从图1中所示, 我国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可以综合概括为:产权多元, 模式多样, 合作发展, 健全制度, 加强监管。这表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中的部分形式将面临逐步合法化乃至在合法的前提下加快规范发展的规模和范围 (如典当) , 同时也将出现一些新的规范化运营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或者组织。而我国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按照试点——成熟——推广——普及的思路展开的。这种发展过程存在着由依靠政府政策——逐渐独立发展成为一类新的金融组织——完全自我发展——在农村社会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的一个进程, 这样的一个进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在政府积极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村新的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而这样的路径依赖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设计改革政策、主导改革, 进而推动改革进程的路径的遵循, 是局部改革的路径和总体改革路径的统一。在这样的路径之下, 国家可以低成本按部就班的将自己的改革意志逐渐在实践中变为现实, 在金融体制相对落后的农村以政府的低成本的工作来推动促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

由此可见, 在上述统一的路径方向下, 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的路径的进程必然是渐进式的, 而不是突变式的, 所以新的多元农村金融组织的建设进程和发展进程也将是渐进的, 这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整体设计思路保持了一致。而这种渐进式的发展就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和复杂的农村社会来说, 其所体现出来的改革的谨慎和平稳, 以及对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也将在渐进发展中逐渐得到更深层次的表现。

在国家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具体组织形式方面, 从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目前的相关规定以及典当业的发展来观察, 我国目前在农村新设立的具有民间性的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对农村领域的进入都有可能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以公司的形态出现, 在《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九条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 国家通过在农村设立多种所有制的商业性金融组织来弥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的不足。同时, 将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业务开展范围限定在县属的行政区划之内, 将这些新的金融组织的使命确定为以服务“三农”为首要目标。即在国家干预农村民间金融的思路方面将摆脱以往政府或者国有银行的绝对主导, 摆脱行政对农村金融的过多干预, 将农村金融市场视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金融市场, 而不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模式将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区别对待, 多元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在农村的试点和推广意味着国家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干预政策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 同时考虑到了我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这些转变充分的说明我国政府干预农村民间金融路径及其具体形式与以往相比是积极的, 也是比较科学的, 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

此外, 随着国家干预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政策的实施, 导致在农村民间金融领域国家扶植的多元农村金融组织和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的路径模式在有限的市场内进行竞争。这种竞争的背后是国家逐渐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控制和可驾驭程度的增加, 是国家通过对农村社会资本的控制达到对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社会秩序的控制, 通过农村民间多元合法金融机构的设立进而对农村民间资本的配置进行有方向性的诱导, 从而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通过资金配置效率的比较进而在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也将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引向一个逐步良性发展的方向, 这也必然导致传统的一些农村民间金融形态随着竞争而出现新的变化。

三、国家干预路径的制度内涵

国家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干预从制度层面来看是通过政策诱导和强力推动的制度变革方式在农村设立新的金融组织, 以此改变农村金融体系并逐渐建立新的农村金融体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自然人 (包括农民) 、国有银行、外资持有者都可以成为制度变革的次级行动群体, 以制度嵌入的方式改变农村社会的金融生态, 在客观上增加农村领域的金融供给, 同时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的服务。国家的干预政策将改变以往国家在农村金融的体制和制度设计方面实行的行政主导和金融配给, 从而间接的改变农村民间金融的供需状况和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价格, 在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内部形成新的均衡, 促使农村民间金融交易价格下降, 交易费用降低, 以有利于农村民间金融发展。

因此, 在国家干预政策的执行下, 新的金融机构的设立及其新的产权模式的实践都将诱导国家相关政策、法律、规范在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和改进。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模式来说, 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模式是相对意义上的自我发展模式, 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我发展模式, 国家政策的干预最终对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模式产生约束和一定的诱导作用, 而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模式也将在国家法律规范的进步、新的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新的农村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的背景下, 在互动中自我渐进发展。同时, 国家干预下的发展模式与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模式相比较, 在规模上庞大而有秩序, 在发展进程方面将按照一定制度安排程序进行有步骤的改革, 在产权模式方面将采用较为成熟的公司产权样式, 在制度建设方面采取渐进和有序的设计路径。在这些方面, 国家干预的模式较农村民间金融自我发展模式更具有优势。但国家干预的模式并不能完全排斥农村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 因为国家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 它所提供和安排的制度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来执行和完成的, 这样就不能够保证每一个农户都成为干预模式下的交易参与者, 作为赢利性的中介也并不能保证它所展开的业务将完全占领所有时间和空间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因此, 国家干预和农村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是既竞争又互补、既相互学习又长期兼容双向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