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精选7篇）
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1
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11-8-11信息来源：《改革与战略》 2009年第01期
□ 龚荣华 王发明
[摘要]文章以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温州民间金融的现状和问题,试图通过对民间金融的性质特征、优点和不足、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阐述民间金融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发展民间金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温州;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1-0094-03
一、引言
根据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地下信贷的规模在7400亿到8200亿元之间,占正式金融规模的近30%。美国花旗银行2005年1月报告说,2004年5至10月份,中国国内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这些流失的资金大多进到收益更高的民间金融系统中。民间金融不仅在国内已经初具规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广泛分布于亚非拉和南美以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外,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也有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日本和印尼。在非洲,广泛分布于喀麦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南美洲和拉丁美洲,主要分布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等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主要存在于德国和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浙江地区一向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支撑了经济发展的半边天,相应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也势如烈火,发展势头迅猛。而位于浙东南的温州,民间金融历史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相应也刺激了民间金融在温州地区的不断膨胀扩大,从民间金融的规模和影响力来看,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性质特征、优点和不足、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来消除人们对民间金融的偏见和歧视,并且提出发展民间金融的政策上的建议,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
二、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温州民间金融的形式
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气不仅在近代非常昌盛,而且解放后也存在着不少民间金融活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开始活跃,其间也受到过“抬会”欺诈**的影响,曾受到打击和整顿,一度销声匿迹,直到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又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十五”期间,温州市民间金融资本大约为3000亿元,其作为解决民营经济资金短缺的重要融资手段普遍存在,并且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间融资金额从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以来,民间金融出现了价升量增的发展态势,利率水平由去年同期的月息千分之八上升到千分之十二左右,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了千分之二十。从总体上看,温州市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
与宁波、台州水平大体相当。根据调查,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规模约有800亿元。
温州民间金融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民间互助资金会,又称为“会”,是民间金融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形式各样,名称各异,有“合会”、“排会”等等称呼。其做法一般是由急切需要资金的人作为发起人邀请若干亲戚朋友参加,组成一个“会”,并且约定会期,每次向会员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钱,轮流交一个人使用,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发起人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钱。在起初,这种互助资金会大多是由一些企业主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当这些企业主度过了企业早期资金需求困境之后,筹集的资金对其重要性相对下降,于是,会主开始把原先主要用于内部互助性质的资金向外贷放,有的就逐渐转变成为了地下钱庄。第二,“钱中”或“银背”。由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中介发展为经营存贷业务的职业货币经营者,私人钱庄是其机构化的表现。第三,民间自由借贷。主要是个人对个人、个人对企业、企业对企业的私下相互借贷。一般以个人之间借贷为主。但是也有企业主以个人名义借贷的现象存在。第四,典当行、调剂行。相当于银行抵押贷款,但手续简便,费用高,风险大。一般顾客以个人为主,以资金周转、头寸平衡为目标。利率一般在20%~30%。根据估算,温州约有3亿元左右的资金由典当行和调剂行等中介提供。第五,企业以借款、地下贴现等形式运用闲置资金,也有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取得银行贷款后,向其他企业借出,以获取高额利息。
(二)温州民间金融的特点
民间金融在温州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适时变化,展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借贷总量大小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全市各地均存在民间金融现象,但地区间的借贷规模差异很大。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金融环境和当地民众的投资意识等等。温州市区的股份制企业较多,使得大量民间游资能够及时找到投资渠道和领域,银行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相对较强。而各县的股份制企业不多,常见的是“小、松、散”的类似于温州的民营企业,借贷资金的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大约65%的为自有资金,29%的为自己和亲戚的资金掺在一起,再去放贷;借贷的单笔规模较小,调查发现,平均单笔的金额大概在19.4万元,其中企业的平均金额在40万元左右,居民的个人行为借贷平均为9.3万元。由于游资无法通过股份制进入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投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因此这些地区的民间借贷更为活跃。民间个人借贷逐渐减少,企业生产性借贷增加。随着银行业不断推出面向个人的服务,如个人抵押贷款、消费贷款等,逐渐完善其服务水平,扭转了以往人们想向银行借钱也借不到的局面,树立了新的借贷观念。而且由于民间金融的灰色性因素以及前几年的“抬会”**使社会及个人信用状况有所下降。根据在温州市民中的调查,表示愿意借钱给别人的仅有18.3%,其中愿意高利息借给别人的为4.6%,愿低息或无息借给别人的占13.7%,而表示要看情况而定的占61.2%,表示不愿意借的占20.5%,后两项合计达80.7%,说明人们相互间信任程度的下降,信用度恶化,民间个人借贷逐步减少。而且随着银行个人贷款业务的推出,民间个人消费借贷已经开始萎缩,相对应的,企业生产性借贷则由于民营中小型企业的不断涌现,呈水涨船高之势。民间借贷操作手续简易。一般对借款用途不作限定,仅在口头表明资金使用意向,期限事先基本不确定,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展期,从提出民间借贷申请到获得资金一般只需要1~2天,短的则只要几个小时,并且普遍以现金方式交接。借贷期限以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为主。民间借贷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主要用于短期头寸
周转。除瓯海区外,其他县市区的短期民间借贷占总资金的60%以上。但实际上,一般只要按时支付利息就可以获得展期,因此资金性质 实际为不定期,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借款期限为6个月至1年比较普遍,大约占39.6%,6个月以内的占16.4%,1年以上的占25.5%,不定期借贷的大概占54%,一次性还款大概90%以上,付息方式以分期居多,大约占55%左右,还有按季、按月、按年等方式,还有最后一次性还款付息方式。民间金融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瑞安海水养殖业发达,全年总投入约6亿元,若以30%的比例计算的话,需借款1.8亿元,即使将瑞安农信社前7个月的全部新增农贷都用于满足养殖业需求,尚有4700万元缺口要靠民间融资。另根据统计,上半年瓯海区仅在建船舶这一项的总投资就有6亿元,其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民间借贷。因此从各县反映的情况看,民间金融的资金分布体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优势或块状经济特点。
三、温州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
(一)温州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随着20世纪末温州经济转制,温州民间金融在新旧制度的夹缝中不断成长,形式复杂多样,散布在人群当中,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和隐蔽性。而且由于没有针对性的立法,政府也无法可依,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导致民间金融混乱复杂,弊端丛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缺乏风险管理机制。任何金融制度供给本身都是风险与收益共存的矛盾统一体,不论何种金融机构都面临着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等。民间金融自身也存在着较高的金融风险。同时,民间金融处于一种地下状态,金融监管机构难以进行监管,存款者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旦出现欺诈行为,将牵涉广大民众,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可能难以实现。民间金融往往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例如人民银行如果决定减少货币供给,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地会提高,而民间金融并不会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增加了,民间资本替代了一部分正规金融资本,货币供给量并未按照预期数量减少甚至完全没有减少。民间金融处于灰色地带。这个特殊的地带,使得民间金融很容易与黑色产生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利用来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则是和黑社会勾结,不利于社会稳定。民间金融效率较低。民间金融大多缺乏正规的组织形式、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很难承担大规模集聚资本的功能,随着民间金融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民间金融组织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被突破,风险不断积累,大大降低了民间金融的效率。与此同时,民间金融部门可能同正规金融部门争夺金融资源,对于正规金融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产生利益冲突。
(二)相关对策建议
民间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广泛分布,深刻昭示了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不受体制因素制约的,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没有直接联系,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融资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对正规金融的拾遗补缺,而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的融资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思以往对于民间金融的态度的基础上,善待民间金融。从政策上消除对民间金融的歧视。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曾经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和供销社股份服务部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针对当时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整顿。加强金融监管,对处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稳定政府的金融秩序十分重要。但是,多次反复整顿金融秩序很容易给公众造成民间金融就是非法金融的错觉。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对民间金融有了逐渐深入的认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2条款指出,“鼓励社会资金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企业”。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05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5条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这是对民间金融的再次肯定。2005年5月25日央行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正确认识民间金融资金的补充作用”的阐述:民间金融“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这一条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给民间金融正名的信号,预示着民间金融融资合法时代的到来,对消除公众对民间金融的偏见十分有益。2 降低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经济效率之所以比计划经济高,原因在于前者实行“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的前提,则是产权的多元化和独立经营。因此,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都应该降低国有股权比重,大力引进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战略投资者,扩大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和形式,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民间融资需求,在功能上替代原有的自发和分散的民间金融。这样,一方面从资金供给和需求上压缩了分散而不规范的民间金融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将民间金融收入正规有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在监管约束之下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还可以促进以公有制为主题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多样化与民营化改造。以利其转变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率,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效果。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引导民间金融有序成长。如何评判效果上既有助于个人和企业,也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法律上却不允许的民间融资行为?在银行信贷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如何保护行为健康、民众认可且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民间融资?这些方面,我国的政策界限是模糊的。对于同一行为,不同部门往往有不同的规定。例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具体标准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对于什么范围的民间借贷属于合法、什么范围的属于非法,最高人民法院未做明确规定。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做出了明确界定,其基本标准主要是看这种活动是“已经”还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批准的,都是合法的;反之,都是不合法的。这个规定的前提 是,中国人民银行总是能准确地做出判断其是否合法。这显然和我国国情不符。因此,当务之急的是:制定和完善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其中,尤其应对民间借
贷的最高利率有所界定,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4 建立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由于民营银行立足市场,没有政府资金支持,自负盈亏,其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经营效率,所以并不会加大金融监管难度。但是,由于金融业所具有的特点,开放市场所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在放开市场准人的同时,必须健全相关制度并加强和细化金融监管。因此,监管部门要以金融机构经营者谋求非法岡钱和非法关联交易为基本监管前提,针对可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制定系统的经营行为规范并严格加以监管。其重点是:第一,制定严格的出资人和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资信标准,设立档案并定期审查,防止资信不良、有劣迹和黑社会背景的人员进入金融业。第二,严格审查和禁止股东的过多分红和抽逃资本金情况,防止因股东的利益冲动而导致金融机构的短期行为。第三,设置资本金分类标准,限制资本金较小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区。第四,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提高对关联交易的识别能力,明确违规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处罚办法。与此同时,应尽快建设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缺乏市场退出机制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普遍性问题,也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在不存在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不计后果的高风险活动泛滥便成为自然结果。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就是要使金融机构感受到强大的市场压力,进而自发地产生改善服务和经营管理、严格控制风险的动力。当然强化市场退出,关键是如何保护和补偿中小存款人的利益问题,当务之急是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5 建立完善民间金融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与风险监控体系。一方面,建议组建专门为民间金融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的机构,畅通民间金融投资者与资本需求者的联系渠道,方便民间金融的交易。另一方面,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密切协作,加强跟踪检测,关注民间金融的变化情况,建立健全民间金融监督控制体系,逐步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对发现的非法金融活动要坚决及时打击,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2
关键词：民间资本,进入障碍,金融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十一五”时期,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随着市场化程度快速提升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 促使我国探索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市场化方向。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结构转轨而来, 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运行机制转换,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增加活力的体现。改革以来, 民间资本进入许多行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数据显示, 民间资本的进入提高了竞争性行业的效率。2012年初,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 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这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虽然学术界对此政策的功效褒贬不一, 准入等改革措施还处于政策落实阶段, 但政策的中长期影响是明显存在的, 民间资本进入障碍的降低是改变市场结构, 进而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一、进入障碍降低与市场绩效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意味着制度性进入障碍的降低。自由进出是保障市场竞争性的重要条件, 影响自由进出的重要因素是进入障碍。市场进入障碍 (Barriers to Entry) 常作为市场结构的重要变量。根据经典的SCP分析框架, 主要是从新企业进入市场的角度考察产业内原有企业和准备进入的新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以及最终反映出来的市场结构 (Market Structure) 的调整和变化。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业的进入障碍表现在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化和绝对费用和政策法律制度等若干方面。对的, 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从业资格等是进入金融业的重要条件, 政策性进入障碍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而形成, 目前, 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使金融业处于稳定的寡头垄断地位。尽管经济改革已经持续30余年, 但金融业的准入和许可等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管制。进入障碍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进入, 间接效应表现为:影响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加;如果需求扩展速度不变, 在金融机构数量不变情况下, 产出价格将会提高;提高金融业的市场集中度, 易于生成垄断性的市场结构, 从而影响行业的市场绩效。
关于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否存在障碍的问题, 存在着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存在着准入障碍、利率没有市场化、金融市场没有放开, 国家垄断了资金价格的定价权。监管机构及银行业的高管认为目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与国有资本进入是同样的标准, 没有特别的障碍。银行部门经过股份制改造后, 成为上市公司, 有许多私人、机构和国外金融机构入股, 各地也有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小的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 所以民间资本是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的。
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内在动因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已经是我国在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非正式金融, 民间资本的集聚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形成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 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 以资金筹措为主的民间金融活动。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 民间资本非常活跃。2011年, 央行启动民间融资现状调研, 调查显示, 截至2011年5月末, 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元人民币, 占当时贷款余额仅6.7%, 占企业贷款馀额比重为10.2%。银监会测算民间融资规模在3万亿元-5万亿元之间 (1) 。由于金融业的进入障碍, 庞大的民间资本还以体制外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存在着。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内在动因有以下原因, 第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财富不断累积, 私人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引起的社会金融流量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金融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第二, 由于金融支持制度落差, 使得非公有经济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资金需求长期存在, 内生出了与正规金融平行的民间金融。第三,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金融市场的需求增加, 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供给不足、融资成本高等问题爆发出来, 主流的现代金融体系对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要求过高, 造成大量资金难以有效配置。第四, 尽管学界、业界对进入障碍问题意见不一, 但近年来金融业的高利润也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动因之一, 民间资本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金融资本的愿望强烈。
三、金融业进入障碍降低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优化, 这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在商品和贸易等竞争性领域民间资本进入没有制度性障碍, 但在金融领域, 由于存在着金融管制和许可证制度, 在早期,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存在明显的制度性进入障碍。2005年来, 国务院等部委在政策层面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做出一系列的推动政策。而在我国的法律层面上, 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度障碍, 金融业进入障碍更多地表现为隐形的进入障碍。国家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的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遭遇各种隐性管制。
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国际经验
世界各国对于金融业的资本和机构进入都有严格的规则。放松管制,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业效率。如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民间资本使其成功摆脱了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境, 提高了人均GDP, 政府债务下降;同时通过私有化打破垄断, 确立了金融业的竞争机制, 而且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私有化在吸纳自由资金的同时, 也促进了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私有化对整个经济体有着拉动的作用, 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英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英国在私有化问题上也同样面临着争论, 反对者认为, 私有化并不能够营造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英国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私有化, 由于私有化企业追求高效率, 减少雇员,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失业率, 因此私有化也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 (Double Edge Sword) 。
五、进入障碍降低背景下中国未来金融格局展望
进入障碍的降低将在中长期影响中国未来金融格局, 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金融改革以及金融业的产业组织形态的完善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呈必然趋势, 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
1. 金融改革将在进一步探索中深化。
市场经济改革与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所有生产要素进行最优化的配置, 而要实现所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 其进出移动必须充分自由, 较少的干预与障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我们判断, 民间资本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中还需要相当长的探索的过程, 放开牌照让民间资本独立自主地参与竞争的情况在短期还难以实现, 但是, 目前政策性进入障碍的降低将推动市场竞争, 民间资本有望进入主流及新金融业态等更多的领域, 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 逐步改变金融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
2. 金融市场需求的变化。
2012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人民银行调研组赴浙江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调研时指出,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要解决温州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 (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 问题。“两多两难”, 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一, 资金多, 如今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我国储蓄率高达52%, 这些民间财富如何管理?第二, 老龄化的需求凸显, 居民财富增加的同时, 人口的老龄化带来新的需求, 甚至将形成新的金融服务领域。第三, 中小企业的需求, 金融服务对象从原有的国有大公司、大机构将转向中小型企业。未来金融业的服务面和服务功能都将在这些新的需求领域拓展, 放松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是政府增加金融供给的举措之一。
3. 金融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对民间资本降低进入障碍只是金融环境改变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对于金融业的未来发展来说, 由于金融生态的变化使民间资本的发展模式最终发生变化, 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第一, 新金融业态的建设, 新金融业态是相对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而言的, 是为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局限性而日益兴起的新金融机构类型、准金融机构, 或者某类金融子市场或创新金融服务工具、模式及标准等。民间资本有望快速进入这些领域;第二, 金融制度创新, 把民间资本引入国有企业控制的领域是引发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或许这一政策本身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就是创新之举;第三, 金融产品创新。许多的金融创新产品来自于民间资本需求的推动,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增长的动力, 这一动力更多来自于市场与民间, 通过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积累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力量。
4. 金融监管。
欧洲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甚至衰退, 暴露出来的过度使用金融工具, 偏离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使全球各国政府重新审视金融监管。刚刚结束的2012年陆家嘴金融论坛的主题为“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显示了政府对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关注。进入障碍的降低不是不要管制, 金融监管对金融业安全发展非常重要, 世界银行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支持中国的金融部门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世行, 2012) 。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点需要配套的金融监管, 监管能力的不足是目前金融业的制约因素之一。从目前来看, 未来的金融监管将与金融改革试验一样, 进行与改革试验相配套的多层次监管的探索。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世界性共同关注的问题 (2)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改革试验之一, 金融业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通过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及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金融业也将日益增强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彭欢, 雷震.放松管制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 2010 (2)
[2].周振华主编.创新突破加速转型-2011/2012年上海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从国内学者眼中看民间金融的未来 篇3
关键词：民间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一、引言
在中国，民间金融理论研究比其实践的产生要晚得多，原因是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金融时期，民间金融没有生存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基础；在经济转轨时期，民间金融只能在正规金融发展的夹缝里生存。当国有金融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时，民间金融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市场特征和比较优势。于是研究民间金融问题的文献才逐渐多起来。近年来学术界对“民间金融该不该存在”、“该如何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作了大量而深刻的讨论。尽管部分民间金融在目前已经自发或被迫地表现出融入正规金融的态势，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已经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二、民间金融的未来
在预见未来中国金融业的激励传导机制可以得到有效强化的前提下，关注民间金融发展的学者们对它的走势作出了自己的设想。
（一）保持原有的互助性，升级发展形态
在以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自然经济，而是二者的混合体。这就决定了我国民间金融中的带有明显互助合作性质的那部分会被继续保留下来，并以更加高级的形态发展下去。姜旭朝教授（1996）通过对民间金融的系统性研究认为：未来中国的金融格局是国有金融为主，民间金融为辅，民间金融仍应该处于查缺补漏的地位。林毅夫（2003）基于对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考察，指出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大力培育为广大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民间金融。程昆等（2005）在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趋势时提出：在主流市场经济形态的背后长期会存在较为落后的自然经济形态，正规金融较难到达这些地区，因此传统、互助性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会长期存在。此外，程蕾（2004）在中国民间金融走势分析中提到：民间金融产生发展的原因不尽相同，缘于地下经济发展起来的民间金融，只要地下经济存在，民间金融必将存在；缘于金融浅化的民间金融，只要金融制度没有大的变革，民间金融同样有其生长、发展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体制的内在要求，还是市场经济的外在需求，民间金融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商品经济如何发展，主流的现代金融形式不可能覆盖全社会，而且银行金融又往往不尽完善，传统的互助性民间金融仍然将继续存在，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其发展形式的优化。
发展形式：
（1）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中国的小额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可以合理地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了起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田婕等（2011）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一文中提出：小额贷款公司是未来民间金融发展的一条可行之道，作为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组织应该主要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贷款难的问题，其贷款对象应该以“三农”为主，以及为“三农”服务的其它经济实体。
（2）适度发展典当行
由于正规金融的融资信用要求较高，近年来古老的典当行业已以崭新的面貌和方便、灵活、快捷的服务在金融市场环境下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陶小平等（2011）提出：在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农村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贷款满足率下降的前提下，典当行已然成为部分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短期应急性快速融资的“银行”。我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多，中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较少，典当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具有方式灵活、对典当物提供者信用要求很低、配套服务周全等明显优势，对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起到了补充作用。
（3）发展成农村社会性投融资机构
社会性投融资机构是指在严密的财产契约关系约束下，通过对居民融资形成一定规模的资金积聚，从而进行各类专业性投资活动的金融企业。田婕等（2011）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一文中提出：可成立服务于三农的民营投资公司、投资基金和其他各类投资机构，其功能是将民间资本引向实体产业。通过民间资本在社会性投融资中比重的增加，使分散的、小额的民间投资资金规模化，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既规范了民间金融，也为投融资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融入正规的金融体系，改变发展方式
从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往往正是融入正规金融系统（姜旭朝等，2004）。Kohn（1999）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金融制度时发现，正规金融都是从非正规金融的行列中逐渐演化形成的，因而非正规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行政干预，它的发展方向将是由小到大，由非正式到正式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等（2001）根据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史的研究，强调非正规金融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导向作用，提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从非正规金融到正规金融“两阶段”的理论观点。熊继洲（2003）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研究后，发现民营银行最基本的经营领域正是原来地下金融的服务领域，合会组织变革为民营银行是台湾银行制度变迁的关键内容。
民间金融的演变过程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从短期金融组织转变成为永久性金融机构；从只存不贷转变为存贷结合；从定期运营转变为每日运营。所有这些特点代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方向——逐渐演变成正规金融机构（李晶，2009）。从短期来看，民间金融机构通过自身积累或兼并不断壮大，分散、零星的资金将变的更集中，使未来民间资金流更加巨额化。规范化后民间融资渠道拓宽，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将逐步走低。从长远看，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主体多元化将是大势所趋，民间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最终将融合成一体（姜旭朝，1996）。
此外，非正规金融的内在缺陷（如其相对落后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相对较小的借贷额度）致使其难以胜任市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无法在经济中永久立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逐渐融入正规金融体系。同时，随着金融监管机构对于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领域的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到民营银行的组建中，也推动了民间金融同正规金融的接轨（王曙光，2007）。
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民间金融发展趋势的研究，更多的认为民间金融很可能会演变为正规民间金融机构如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或者入股农村信用社或地方商业银行，甚至成立新的民间资本控股的股份制民营银行。
发展形式：
（1）民营银行
由于现有民间金融组织与民营银行在资本性质方面的相似性，依据市场化原则对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改造、使其演化为民营银行，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同时，民间金融总体规模的不断加大和民间资本强烈的逐利性，成为创建民营银行的内在动因。市场经济要求金融机构按市场规则运行，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民营银行顺理成章。因而，民营银行的组建要求将会使一部分民间金融发展较为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率先融入正规金融体系（王曙光，2007）。
（2）社区银行（村镇银行）
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资产规模较小，是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田婕等（2011）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中提出：要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发展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可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运作并为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这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通道。
（3）发展为合作金融机构
合作金融是指由个人集资联合成立，以相互合作为主要宗旨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由此建立的金融机构称为合作金融机构。合作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组织形式，已在理论界达成共识，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来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事业，通过对农村信用社的改进来形成合作金融机构。厉以宁（2002）针对我国农村面临的金融困境，提出应对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史晋川等（2003）在考察了温州、台州的民间金融形式后提出，对商业化倾向明显、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应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真正成为产权明晰、严格按市场规范运作并摒弃行政干预的民间金融机构。可以看到全国首批组建和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在苏南地区成立，而且今后农信社改革的试点范围还将扩大。
（三）演化成非法的地下金融
对于部分规模小、管理不善的民间金融将会演化为或已经是非法的地下金融，如非法的标会、应会、老鼠会以及以诈骗为目的的各种集资性的合会等，这类非法的地下金融将会在经济发展较快而政府金融监管缺乏效率的地区存在，为某些利益主体的非法活动提供融资。严格的讲，这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已经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民间金融，而实属非法范畴。对于这些非法的地下金融，政府应该严厉打击并坚决取缔（程昆，2005）。
三、结论
从各种文献研究总结学者们对民间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一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互助合作性质；二是将演变成正规金融；三是演化成非法的地下金融。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同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要使民间金融在较短时间内完全融入正规金融体系是不现实的。民间金融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虽然政府曾多次强行禁止，民间金融也一度从地上转入地下，但其并未从此消失。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合作和竞争关系，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民间金融还将同正规金融并存，并为民间经济主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中国民间金融的未来如何，应该从整体经济和整体金融的发展来考虑，不应把现有民间金融的所有形式都强制性地迅速转化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而应着重考虑建立真正的民营金融体系。（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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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4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型互联网及金融机构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优秀的互联网及金融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当前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以期提前占领市场，取得先发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处于加速状态，行业内的洗牌和扩张也呈现双极递增趋势，其中尤以P2P和股权众筹为最。
（1）互联网金融概述
1.1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利用通信网络和技术开展金融活动的模式。广义上一切金融活动在互联网的应用都可以称为互联网金融。
本报告分析的互联网金融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延展支付业务类型；二是第三方支付和基于第三方支付衍生出的网络金融平台；三是网络借贷。
图表 互联网金融三种类型
1.2互联网金融三大核心要素
互联网金融模式有三个核心部分：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
图表 互联网金融三大核心要素
（2）互联网金融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2015Q3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达到30747.9亿元，同比增长52.6%，环比增长9.3%。第三季度，航旅、网游等传统行业增速较稳，基金申购增速放缓，第三季度交易规模环比增速有所放缓，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总体交易规模达到3.0万亿；加上第三季度电商行业进入淡季，网购、电商B2B交易规模增速偏低，导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增速有所下降，环比增长9.3%。
图表 2014-2015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
（3）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3.1中小微企业融资市场机会分析
据统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小企业数量居前的六个省市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和北京，各省市占比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表 中国互联网金融中小企业分布情况
3.2互联网金融当前存在的挑战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存在着部分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过得到妥善处理，将会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表 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4）互联网金融行业平台体系分析
4.1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格局分析
2015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7.63万亿元，同比增长30.4%。其中，B2B交易额达5.8万亿元，同比增长28.8%。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1.61万亿元，同比增长48.7%。
图表 2010-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单位：万亿，%
4.2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格局分析
2010年以来，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交易规模保持38%以上的年均增速迅速扩大，并在2014年成功突破20万亿元的基础，达到23.3万亿元，同比增长30.17%。
图表 2010-2014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
单位：万亿，%
4.3移动互联网支撑体系分析
中国移动互联网在未来趋势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表 中国移动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5）P2P和网络众筹的发展 5.1 P2P平台优胜劣汰
在2015年，P2P行业依然在野蛮生长，一方面是不断的跑路，一方面是不断的有人去投资，原因就是高收益。在高收益的吸引之下，有人飞蛾扑火，也有人开P2P平台圈钱，直到真的出了大事。快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网络借贷业务的管理办法终于出台，在2016年，将有大批的P2P企业无法按照规定来生存，主动关门是唯一出路。当然，更要防范一些企业在退出之前捞一把的风险。只有最优质的、积极改变的、顺应潮流的P2P企业才能存活下来。
5.2股权众筹蓬勃发展
股权众筹可以说极为贴合众筹的本质，也因此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在2015年，金融、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股权众筹市场，然而并不意味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该行业仍处于培育期，属于蓝海市场，大部分独立平台的首要任务仍是扩大项目和投资人来源。一方面积累优质项目，提升平台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培育新型投资人，做好投资人教育和关系管理，提高投资人对平台的认可度和黏度。
随着证监会对股权众筹融资试点事项的推进，2016年将会是股权众筹真正大发展年，还远远到不了洗牌的时候。即使大部分人不挣钱，今年的交易量相比去年的交易量，预估至少是10倍以上的增长。2016年，股权众筹成交额的成倍扩大已然毫无悬念。
发展的前景如此良好，股权众筹行业又该如何迎接春天？ 监管进一步明确，行业趋向规范发展
2015年股权众筹的监管思路逐步明确，《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把股权众筹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鼓励“发挥股权众筹融资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更好服务创新创业企业”。
2015年末，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2016年将启动股权众筹融资试点，要循序渐进的进行，不会形成一哄而上的局面。
人人合伙股权众筹平台一直认为：相关法规、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完善将规范股权众筹平台的权利和义务，避免无序竞争，提升行业的整体稳健度，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机构数量快速增加，筹资规模继续扩大
2014年，股权众筹平台的成交额超过之前历年总和的5倍，迈上十亿元人民币的台阶(接近20亿元)。2015年上半年，众筹行业的成交额又超过2014年的两倍，全年有望达到百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支撑成交额快速攀升的是大量新平台的成立：一方面，截至2015年11月，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数量接近320家，同样是2014年年底的2倍以上；另一方面，电商巨头、科技媒体、传统金融机构也开始染指众筹行业，有力促进了行业
规模的扩大。
2016年，众筹成交额的成倍扩大仍然毫无悬念。
致力于培育、积累新型融资者和投资者
金融、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股权众筹市场，并不意味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该行业仍处于培育期，属于蓝海市场，大部分独立平台的首要任务仍是扩大项目和投资人来源。
一方面积累优质项目，提升平台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培育新型投资人，做好投资人教育和关系管理，提高投资人对平台的认可度和黏度。只有在投融资双方数量和质量上实现突破之后，平台才能更好地选择自身定位。
传统投资机构尝试通过众筹实现互联网转型
在国内众筹行业兴起之前，一些PE、VC机构就开始考虑自身组织、业务的互联网化问题。目前部分传统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借助众筹实现互联网转型。
主要思路在于利用众筹平台连接传统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和项目，为前者匹配相关的资金、管理等资源，帮助投资经理更好的进行项目甄别与管理，并提升其投资回报分成。
2016年，部分互联网非公开融资平台有演变成新型网络化、专业化、开放性投资机构的可能性。
平台社群化、系统化、生态化趋势明显
目前，股权众筹在服务层面大多只提供项目展示、预约和支付等简单功能，交流频次更高的沟通、宣传、定价、管理等重要功能尚未成型。
2016年，平台将针对投融资沟通、信息披露、尽职调研、路演宣传、决策管理等诸多环节设计不同的系统模块，使得平台上的各项操作更加完整、便捷，服务更加系统。
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5
2013-06-08 稿件来源：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目前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50%以上，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突破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瓶颈，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个从企业到政府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3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浙江大学儒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和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和意义。在主题发言环节，裴长洪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十八大以来中央精神学习体会与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劳动参与率和资本投入下降、二产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三产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动力不足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正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内都将处在一个8%左右的增长水平上。在此基础上，他分析和预测了2013年宏观经济走向，认为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将会减弱，工业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而东西部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趋势。此外，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丁剑平教授，中国建设银行浙江衢州分行行长、杭州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李建林依次作了主题报告。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与会专家就“民间金融改革”、“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三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
一、民间金融改革研究
温州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仍然是与会学者持续关心的一个核心议题。浙江财经大学谢作诗和马汴京等人指出，引发温州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以及政府庞大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宏观政策的多变也客观上产生了巨幅拉高短期利率，进而导致企业财务成本恶化的后果，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则起了助推的作用。他们认为温州债务危机不仅没有证明温州企业家精神死亡和“温州模式”失败，而是证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和“温州模式”的活力，也证明经济有序运行需以稳定的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和健康的微观经营环境为前提。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至今已逾一周年，其进程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指出，当前温州民间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主要围绕“两化”，即阳光化和规范化。阳光化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民间金融活动从地下转到地上，主要包括以下三条途径：第一是新筹建带“温州”二字的金融机构，从而把现有正规金融体系的一大部分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二是已有正规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也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是向民间资本开放新发起金融组织，例如小额贷款、村镇银行、信托和保险等机构等。“规范化”指构建民间金融体系，通过建立和健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的有序运行。例如，温州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地方金融管理局、金融犯罪的侦察支队、金融仲裁院和金融法庭等机构，还建立了金融的监管和审判联席会议制度；在民间金融法律法规方面，逐步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组织准入规范，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等；在民间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目前正在构建民间金融信用体系、民间金融再担保体系以及民间金融信息的监测评价体系等。
由于缺乏规范性，民间金融往往又被称之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存，实际发生的最终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浦汉淞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该领域，采用借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关系和交易关系来解释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关系（借贷双方之间距离的远近）和交易关系（借贷双方的交易是否直接）与社会关系一样，皆对非正规金融最终表现出的优越性以及局限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广东发展银行总行杨鸿运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不能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与此相反，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促进正规金融的发展。原因主要在于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程度不高，无法形成理想外源融资供给结构，隐藏于地下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无法大规模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福州大学陈琳对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正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两种主要形式，即“标会组织”和“自由借贷”进行了全面比较分析，认为在现行金融体制和体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有其必然性，但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由于缺乏“阳光化”，在运行过程中蕴含了较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当前政府金融职能和监管机构不仅要正视农村中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而且要积极提供条件改进和完善农村非正规金融。
人民币国际化同金融市场体系和功能完善、金融业整体竞争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存在密切关系。围绕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指出金融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及其利率市场化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衍生品直接受到利率市场的影响，民间金融的利率价格是一个关键要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在于给中国创造一个“低通胀＋财富增长预期”的经济增长环境，让外国人持有人民币（以金融资产形式放在中国）实质是变相冻结了人民币的流动性，同时推高中国股市和民众的财富预期，而获取人民币的“铸币税”收益是次要的。
利率市场化在微观层面上会对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和运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周建芳和上海财经大学王婧婧的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进程显著改善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具体表现为降低了企业对短期借款的依赖性，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贷款对利率的敏感度，即提高了成本收益权衡对融资决策的影响，企业的运营绩效也随之获得改善。其中，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非国有、小规模企业的债务结构的改善更为明显，非国有、小规模企业对短期融资依赖性显著降低，长期融资受抑制的情况也得到显著改善。
二、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像一对紧密联系的孪生兄弟，共同构成了民营经济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要因素。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有力支撑，也离不开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与改善。当前大部分民营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并且不同程度由家族所有和管理的所谓“家族式”企业，根据全国工商联（2011）的调研显示，国内85.4%的私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截止2010年末家族上市公司数为762家，占全部2063家A股上市公司的36.9%。
不同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该问题既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充满争议的问题。浙江大学周生春和陈倩倩对中外家族企业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应该从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传承以及家族性四个维度来界定家族企业，在给出了家族企业的抽象理论性定义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浙江大学陈凌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要满足四个条件：企业由家族所有；家族对企业战略方向有影响力；创始人或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运营；由子女接管父业或后代参与企业运营。当前中国大陆由于“标签模糊”和“文化饥饿”等问题使得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强调家族企业只有在具备“健康”的前提下才能“长寿”，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家族企业精神、企业行为、企业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反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时，才能形成当前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生态。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具有独特的非经济利益。浙江大学窦军生和张文冉等人从家族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吸收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同构理论和组织身份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思想和观点，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的整合性概念模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辛金国和吴燕虾认为，家族企业绩效评价需要综合考量家族、经营、社会三方面的绩效，而且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是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因素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体现了家族企业所独有的特性。
家族企业中家族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机理与作用途径一直是中外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杭州师范大学王明琳和徐萌娜等人指出，家族企业中业主与家族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最大特征是嵌入了利他行为。他们通过改良演化生物学的Hamilton亲缘系数，以及引入本土社会学“差序格局”概念分别度量了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差序结构）与代理成本皆呈反比，但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随企业内部组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企业成长至一定阶段后，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逐步下降，消极效应逐步上升；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随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离不开良好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河森等人则探讨了亲缘关系如何影响家族成员间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的分配机理，实证研究发现亲缘关系对家族成员间权力分配的影响体现为业主权威效应与差序格局效应两个方面，控制权分配中的差序格局效应最为明显，所有权分配次之，管理权再次之，亲缘关系在管理权分配上已起不到主导作用。
有关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是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南开大学马连福和石晓飞认为民企创始人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创始人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高于不存在创始人的公司，而且因创始人角色不同表现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例如，只有创始人作为董事长或董事长兼CEO时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和蒋灵多通过构建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不同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发现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生存概率最高，而在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中，高关联企业的生存概率显著大于低关联企业，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生存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效应的结论；研究还发现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企业生存受融资约束的影响表现出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影响程度从小逐渐变大的趋势，其政策含义是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企业的融资难困境，进一步调整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调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才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路径。
三、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在民营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中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山东大学丁雪玲和陈学胜以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各省市民间投资的整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区域间的民间资本投资额度及投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省份（山东省除外）要优于内陆省份；其次，民间投资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上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再者，民间投资效率的静态和动态衡量结果不一致，特别是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来度量投资率的情况下，表明区域民间资本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没有达到同步。他们指出各地方政府在出台民间资本投资政策和实施细则时有必要充分虑及上述特点，确保民间投资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基于外部约束条件和内部禀赋条件的交互选择视角，温州大学汪占熬和陈小倩对温州民营经济转型路径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理想路径应该是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以对外投资带动民营企业自然转型，同时在内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要避免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扰，当前“大投入大产出”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他们指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重点仍然是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同时兼顾新兴产业的培养，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具备传统行业优势的总部经济以及特色文化产业，同时，通过电子商务及金融服务等平台提升和优化围绕优势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也引起与会专家的热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玉燕和王建秀等人考虑了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可持续化因素，综合构建了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模型，并运用PCA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0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他们的研究发现三大地区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相比存在差距，目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而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存在“政策诱导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制度改进效应”、“投资结构失衡效应”以及“结构惯性依赖效应”。
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6
一、民间艺术的种类
我国的民间艺术种类非常的丰富多彩，根据其不同的材质、制作技艺、创作方式、功能等特点，可以分为很多的民间艺术种类。下面以重庆的民间艺术种类与内容，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国的民间艺术。
(一)重庆的民间音乐
1、水上歌谣—川江号子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由重庆到巫山航道弯曲而又狭窄，并且充满了明石与暗礁，因而江上的船只大多都是靠人力来进行推挠或者是用拉纤来航行，往往需要的是上百的人在江上集体劳动，用号子来进行统一的指挥，这样便在重庆的滚滚川江上产生了与船工生活相关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这首歌谣中时而激越、进而舒缓的曲调，有助于解除愁闷与调节身心，因而受到了很多歌曲爱好者的喜爱。这首歌曾在全国的各省电台中展播，以及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艺术节上也登台亮相，通过对歌曲的聆听，仿佛能够感知到曾经的历史文化。重庆市的群众艺术研究室的彭孝纲先生，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整理，收集了众多的民间艺术歌谣。
2、山歌民谣中的劳动号子
劳动号了有着固定的调子，是在劳动过程中由很多的人加工传唱而形成的，有着丰富多彩的种类，可以随时随地的進行添加歌词。
3、黑山谷的苗族民歌
属于我国的文化遗产这一，黑山谷的苗族民歌可以分为阳歌与阴歌，阳歌也称四言八句，多用于婚娶、庆寿等喜庆的场合，而阴歌一般只有在丧事时才会唱。黑山谷的苗族民歌的形式与内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有着听的唱腔与好记的唱词，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
4、木洞山歌
木洞山歌包括了劳动号子、小调、风俗歌等一百多种的曲调，其中以禾籁与盘歌最具有地方特色，在1990年时，木洞被重庆市文化局命名为了山歌之乡。
(二)重庆的民间表演艺术
1、铜梁龙灯
铜梁龙灯是彩扎的龙和灯，同时也可以作为舞蹈的一种道具，是一种集合了舞蹈、音乐与手工艺品的一种民间艺术，最初开始于隋朝，兴盛于明清时代。铜梁龙灯这种民间表演艺术，不仅造型表现的非常夸张，而且还包括了素描、剪纸、刺绣等中国传统的艺术，从而表现出气势磅礴的气质与画面。
2、秀山花灯
花灯戏最初源于汉族的灯儿戏，集合了歌、舞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并且呈现出古朴与优美的情调，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的形成了独具民间风格的那时雨，在秀山花灯的表演过程中，主要是采用了花灯、扇子与桌子为道具，通过手工剪裁的各种花镶贴在非常精致的茶灯上，赋予花灯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
3、西阳摆手舞
最初流行于唐代，至今仍然在流传着，摆手舞属于是土家族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其中的舞姿多是对日常生活、农间劳动等模仿，从舞蹈中体现出了当地人民非常粗犷豪放的性格。
4、梁平灯戏
也被叫做为包头戏，属于梁平的一种民间戏曲剧种。在清代中期，每逢重大节日，就会筑台竞演，并向周围进行传播，从而在不同的地方形成多种腔调。
5、接龙吹打
在接龙吹打的民间艺术中，体现出了当地浓浓的风土人情与传统的文化习俗，并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接龙镇的接龙吹打民间艺术也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形成了不同风格、色彩鲜明的特点，从而成为了当地农村的主要民间音乐力量。
(三)重庆民间的工艺美术品
1、纂江农民版画
在纂江农民版画中体现出了生动活泼、质朴与幽默等的特点，通过把石刻、剪纸、刺绣等工艺融入到版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纂江农民版画，并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曾被多次进晋展出，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2、九龙楹联
楹联创作作为九龙镇地区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扎根土壤，开展了特色文化的路子，九龙楹联以书画、篆刻等为载体，表现出生动、高雅的格调，从而呈现出独有的韵味，同时又辅以书法、金石等，最终使得九龙楹联具有了非常高的观赏价值。在初，九龙楹联被誉为了巴渝的十大民间艺术之美称。
3、梁平年画和梁平竹帘
梁平三绝有着川东奇葩之美称，分别指的是梁平灯戏与梁平年画、梁平竹帘，同时也有着巴渝十大民间艺术的称号。梁平年画最初源于自清朝年初，至今有碰上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梁平年画的民间艺术中，主要是采用了历史故事、喜庆吉祥等作为题材，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以精美、独特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气息与形式之美，因而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并且还赋予了它丰富的人文内涵。梁平竹帘艺术最初源自于北宋年间，至今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制作过程中，通过在传统工艺中结合了书画、刺绣等不同的表现手法，制作成非常实用而又极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品，不仅工艺精细，而且色泽非常的典雅。呈现了浓浓的自然风韵。
4、重庆民间文学
一般多是民间故事、民歌、神话故事等，经过加工之后，演变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并体现出当地人民热爱生活的一种精神风采，例如比较经典的重庆民间文学摆龙门阵，一直流传至今，仍然是重庆民间文学的一大特色。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思想认识等都有了改变，目前我国的民间艺术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正面临着失传，无法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下面我们就我国目前对民间艺术保护的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民间艺术的种类
我国的民间艺术种类非常的丰富多彩，根据其不同的材质、制作技艺、创作方式、功能等特点，可以分为很多的民间艺术种类。下面以重庆的民间艺术种类与内容，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国的民间艺术。
(一)重庆的民间音乐
1、水上歌谣—川江号子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由重庆到巫山航道弯曲而又狭窄，并且充满了明石与暗礁，因而江上的船只大多都是靠人力来进行推挠或者是用拉纤来航行，往往需要的是上百的人在江上集体劳动，用号子来进行统一的指挥，这样便在重庆的滚滚川江上产生了与船工生活相关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这首歌谣中时而激越、进而舒缓的曲调，有助于解除愁闷与调节身心，因而受到了很多歌曲爱好者的喜爱。这首歌曾在全国的各省电台中展播，以及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艺术节上也登台亮相，通过对歌曲的聆听，仿佛能够感知到曾经的历史文化。重庆市的群众艺术研究室的彭孝纲先生，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整理，收集了众多的民间艺术歌谣。
2、山歌民谣中的劳动号子
劳动号了有着固定的调子，是在劳动过程中由很多的人加工传唱而形成的，有着丰富多彩的种类，可以随时随地的進行添加歌词。
3、黑山谷的苗族民歌
属于我国的文化遗产这一，黑山谷的苗族民歌可以分为阳歌与阴歌，阳歌也称四言八句，多用于婚娶、庆寿等喜庆的场合，而阴歌一般只有在丧事时才会唱。黑山谷的苗族民歌的形式与内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有着听的唱腔与好记的唱词，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
4、木洞山歌
木洞山歌包括了劳动号子、小调、风俗歌等一百多种的曲调，其中以禾籁与盘歌最具有地方特色，在1990年时，木洞被重庆市文化局命名为了山歌之乡。
(二)重庆的民间表演艺术
1、铜梁龙灯
铜梁龙灯是彩扎的龙和灯，同时也可以作为舞蹈的一种道具，是一种集合了舞蹈、音乐与手工艺品的一种民间艺术，最初开始于隋朝，兴盛于明清时代。铜梁龙灯这种民间表演艺术，不仅造型表现的非常夸张，而且还包括了素描、剪纸、刺绣等中国传统的艺术，从而表现出气势磅礴的气质与画面。
2、秀山花灯
花灯戏最初源于汉族的灯儿戏，集合了歌、舞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并且呈现出古朴与优美的情调，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的形成了独具民间风格的那时雨，在秀山花灯的表演过程中，主要是采用了花灯、扇子与桌子为道具，通过手工剪裁的各种花镶贴在非常精致的茶灯上，赋予花灯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
3、西阳摆手舞
最初流行于唐代，至今仍然在流传着，摆手舞属于是土家族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其中的舞姿多是对日常生活、农间劳动等模仿，从舞蹈中体现出了当地人民非常粗犷豪放的性格。
4、梁平灯戏
也被叫做为包头戏，属于梁平的一种民间戏曲剧种。在清代中期，每逢重大节日，就会筑台竞演，并向周围进行传播，从而在不同的地方形成多种腔调。
5、接龙吹打
在接龙吹打的`民间艺术中，体现出了当地浓浓的风土人情与传统的文化习俗，并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接龙镇的接龙吹打民间艺术也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形成了不同风格、色彩鲜明的特点，从而成为了当地农村的主要民间音乐力量。
(三)重庆民间的工艺美术品
1、纂江农民版画
在纂江农民版画中体现出了生动活泼、质朴与幽默等的特点，通过把石刻、剪纸、刺绣等工艺融入到版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纂江农民版画，并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曾被多次进晋展出，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2、九龙楹联
楹联创作作为九龙镇地区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扎根土壤，开展了特色文化的路子，九龙楹联以书画、篆刻等为载体，表现出生动、高雅的格调，从而呈现出独有的韵味，同时又辅以书法、金石等，最终使得九龙楹联具有了非常高的观赏价值。在20初，九龙楹联被誉为了巴渝的十大民间艺术之美称。
3、梁平年画和梁平竹帘
梁平三绝有着川东奇葩之美称，分别指的是梁平灯戏与梁平年画、梁平竹帘，同时也有着巴渝十大民间艺术的称号。梁平年画最初源于自清朝年初，至今有碰上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梁平年画的民间艺术中，主要是采用了历史故事、喜庆吉祥等作为题材，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以精美、独特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气息与形式之美，因而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并且还赋予了它丰富的人文内涵。梁平竹帘艺术最初源自于北宋年间，至今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制作过程中，通过在传统工艺中结合了书画、刺绣等不同的表现手法，制作成非常实用而又极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品，不仅工艺精细，而且色泽非常的典雅。呈现了浓浓的自然风韵。
4、重庆民间文学
民间金融现状与未来 篇7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 融资管道的有限性。
首先, 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 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 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 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 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 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 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 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 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 只能被拒之门外, 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 据吴英本人透露, 不管用于何种目的, 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 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 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 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2]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 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 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 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3]可见, 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 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 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 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 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
黑格尔说“世间万物, 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 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 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 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 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 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 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 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 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 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 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 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 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 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4]由此看来, 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
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 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 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 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 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 《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 也有国家信用, [5]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 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 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7]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 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 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相对来说, 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 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 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 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 具有融资效率较高, 形式内容比较自由, 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 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8]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 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 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 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 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 倍。吴英介绍, 一般借贷1万元, 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9]现在回顾, 她认为, 还在起步阶段, 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 因为融资成本太高。[10] 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 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 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
另一方面, 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 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 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 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 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 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
法庭上, 吴英再次披露, 2006年12月21日, 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 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 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 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 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
此外,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 高额利率的诱惑, 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 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 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 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 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11]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 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 《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 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 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 《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 以下简称企业) 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12]
(一) 从横向的范围上看。
总结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不难发现, 调整对象中包含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除此之外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院相关批复的内容。针对民间借贷, 我国并没有单独予以立法。这种法律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肯定仅限于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相对简单、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 而将相对复杂、特殊的商事借贷关系予以否决。因此, 在查明民事借贷相关法律的时候, 《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涉及的内容较多, 而且多关乎普通民事借贷, 其余相关法律虽然针对特殊的商事借贷, 但更多的是规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
(二) 从纵向的内容上看。
每一部法律以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之不同区别于其他法律, 造成以上调整民间借贷法律之间不同的原因也就在于, 其所调整的民间借贷的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不同。而在以上法律中, 由于都是针对民间借贷这一问题, 其不同主要体现在主体方面。从以上法律法规的内容上分析, 我国目前对于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一般民事关系借贷还是支持的。然而, 对于企业间的借贷以及非金融机构所参与的借贷分别做了禁止性和限制性的规定。对于借贷这一行为, 根据法律主体所希望产生的法律后果, 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 另一类是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虽然我国是实行民商合一制度的国家, 但是不能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混为一谈。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 明确借贷主体行使借贷行为是否用以连续性的营利性活动。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的发出者可能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只是偶尔的, 因此就不属于商行为。普通的为生活所需的借贷更谈不上是商事行为。然而, 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商事行为连续性、营利性的特点。结合以上法律的内容看, 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是一般性的民事借贷行为, 而对于特殊性的商事借贷行为要么给以禁止要么加以排斥。
(三) 综合分析存在之缺陷。
民间借贷潜在的风险需要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然而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当下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总体呈现凌乱而又分散的状态, 例如对民间借贷主体订立的合同从内容到形式缺乏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规制;二是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多以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为主, 制定的初衷以限制和打击为目的, 并非从引导和支持的角度对民间借贷行为予以规范;三是部分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条文模糊, 缺乏实际明确性、可操作性, 例如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主体的规范不够健全;对区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等规定不详, 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界限;四是辅助民间借贷优势得以发挥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 如征信法律体系不健全、对民间借贷合法有效的监管等。
2012年4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 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不管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 不能否认吴英案是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我国金融体制与法律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吴英案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是平白无故的, 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 同时也折射出当下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完善之处。吴英案对于未来金融立法与体制改革的作用依然不能确定, 毕竟改革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随着我国未来民间借贷的立法工作将越来越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相信经过探索与努力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融资形式在现代社会将会发展成为融资者备受青睐的合法途径。
摘要：资本是商事主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同样也是维持商事活动正常运转的保障。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 民间经济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 从规模到数量与日扩大与增长, 民间资本异常活跃。然而, 当下饱受热议的“吴英案”也将金融法律法规建设, 特别是民间借贷, 与金融商业活动发展之间关系的平衡协调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为了满足目前“微主体”对资金的“大需求”, 同时解决面临的偿还能力的“高风险”问题, 金融法律法规完善问题应运而生。本文围绕民间借贷现状以及其原因展开分析, 希望我国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以便更好引导民间借贷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促进金融资金的配置与使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更趋合理化与高效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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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秦玉洁.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金融与法, 2010, 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