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共8篇)
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篇1
浅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一、前言
近年来,政府采购范围方面基本采取“由点到面,分步实施”的模式;政府采购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但各地区做法不一;地方政府采购制度建设逐步加强,规范性的法律规章及措施相继颁布实施;政府采购的原则框架已基本形成;政府采购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采购方式多样化,公开招标采购日益成为主要的采购途径;政府采购的作用效果从单纯功利性节支向多功能调控转变;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各具特色;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初步建造;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1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731.6亿元,实际采购金额653.2亿元,比预算节约资金78.5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7%。
2002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1135.4亿元,实际执行采购金额1009.6亿元,节约资金125.8亿元。其中,地方采购金额788亿元,比上年增长58%;中央单位采购金额221.6亿元,比上年增长43.4%。
2003年全国采购预算为1856亿元,实际采购1659.4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中央单位和地方分别为262.8亿元和1396.6亿元,分别占全国采购规模的15.8%和84.2%。
200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2135.7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8%,比上年同比增长
1.3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2%,比上年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地方采购规模为1842.3亿元,比上年增长32%,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4%。
2005年全国实际采购规模达到29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节约资金380.2亿元,资金节约率12.99%。2005年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施政府采购改革7年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平均增长77.9%。
2005年工程类、服务类政府采购增长迅速。全国工程类采购132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5%,占采购规模的45.2%;服务类采购19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占采
购总规模的6.7%。2005年中央政府采购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采购规模达407.8亿元,比上年增长39.2%。
二、基于数据的分析
根据《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可知,我国现行的政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采购的透明度还有待提高。据统计,在2001年653.2亿元政府采购规模中,有50%左右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完成的。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招标信息只在地方性媒体披露,不在全国性指定媒体(中国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现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广度还很有限。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措施及其相互制约机制;对采购资金监督管理不规范;对采购商品的售后服务管理不规范;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不规范;
第二、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比较窄,采购项目结构单一。虽然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比上年翻了近一番,但其规模也只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5%和GDP的7‰左右。货物类所占比重很大,工程作为财政支出的大项,其所占的比重(29%)仍然偏低。实现政府采购的规模目标,逐步提高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工程采购的规模是主要途径。政府采购制度配套改革急需加强。预算数字不实,导致资金节约率高;财政直接支付金额仅占采购金额的33.63%,财政直接支付对推进政府采购的手段和保障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受传统财政理论影响,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旧体制下的理财观念依然盛行:重收入轻支出、重生财轻用财、重开源轻节流、重分配轻效益。片面理解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只注重节约财政资金,而忽略其他多元化目标。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系统性认识不足。政府采购的规模小,范围窄,构成不合理。国际经验一般为GDP的10%或财政支出的30%。以2004年为例,我国分别占2%和8%;采购局限于一些财政专项拨款的、限额以上的、较为标准化的产品;采购对象构成货物类占49%,工程类44%,服务类7%,其中,工程类、服务类采购比例偏小,且以分散采购、自行采购为主;采购模式集中采购占60%,部门采购占21%,分散采购占19%。前二类中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占59.55%。采购预算编制质量不高,预算方法和手段有待逐步改变。不同程度存在争盘子、抢资金现象,缺乏全局观念;预算编制粗枝大叶,随意性很大;编制采购预算时指定品牌和型号;上级下达的预算与单位的可执行预算不一致;财政部门分散审批、重复审批;预算审批的定额标准不统一;
第三、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还需加强。中央单位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尽管比上年有显著提高,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采购范围的拓展、组织形式和采购行为的规范、采
购信息的反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采购资金管理弱化,监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预算约束力不强;政府采购资金总量分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运作效益低下;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控管不力;国库集中支付比例不高,缺少制约,2004年全国平均不到40%,江西12.5%,宁夏11.2%,宁波只有9.8%,西藏更为0。而且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规模增长速度低于地方。具体为:中央级政府采购活动没有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资金支付衔接;监督检查不到位;部门政府采购机构、人员不到位;统计中少报漏报。
第四、现行国库管理与会计核算制度不适应政府采购改革的要求:国库拨款体系与预算管理体系相匹配,不利于政府统一采购制度的实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年初经费层层下拨,年终层层上报;政府部门的设备配备没有统一标准,对采购要求的审核无所适从;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滞后:政府采购的立法层次较低;各地执行的标准不统一;相关的规定措施不配套;地方政府采购法规严重滞后;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采购信息的发布不规范,透明度不高;对供应商、承包商资质的审核不规范;具体的评标、定标程序不规范;采购品的验收、采购资金的结算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的设置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设置缺乏科学性,名称、编制不一,性质各异;政府采购管理决策机构与操作执行机构分工不明确,职责混淆;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
第五、政府采购招投标机制不健全:没有统一的招投标管理模式;专家评委库人员空缺;招投标主体不明确,采购单位说了算;招投标主体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损公肥私现象处处可见;标书制作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恶意竟标、串标,合谋价格欺诈时有发生;缺少资质、质量、价格、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中介机构:目前大多仅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招投标;政府不具备相关的检测、认定、评价、控制能力;对供应商的管理与保护不够:供应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条件不明确,缺少必要的登记管理制度;对供应商的保护不力,缺乏救济程序。虽然有些地方也有质疑、申诉和赔偿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还不足于使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缺乏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进行保护的政策目标:过多、片面的强调节支效益,缺乏对调节经济总需求和产业结构、培育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等深层目标;许多外国厂商早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供应商,而我国民族产业的产品却很难打入别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形成事实上的不对等;政府采购队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对采购人员配备的专业素质考虑很少,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安置富余人员的去处;素质低下,专业知识贫乏;缺少对采购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
三、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实选择
通过上文的分析,作者对当前中国政府采购制度提出了以下的修改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集中采购机构的管理制度建立集中采购机构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建立代理采购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委托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建立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制度建立民事诉讼和仲裁案件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各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逐步将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改变采购资金来源标准,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购买性支出都应实行政府采购及时调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合理制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第二、加强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政府采购政策、制度、法规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供应商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招标评审专家的信息管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建立一个高效的用人制度加强政府采购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制定政府采购行业自律条例。
第三、合理选择政府采购的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进一步规范对供应商的管理对供应商进行条件和资格审查建立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对供应商的监督检查要注重规范。
第四、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明确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应遵循的原则明确界定政府采购预算对象范围规定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程序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方法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机构的行为;改革预算会计制度,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现行预算会计核算制度,使之与政府采购相适应实行采购资金财政统一集中收付管理:设立一个帐户实行两个分离强化三个控制建立四项制度;建立政府采购发展量化指标体系政府采购发展速度指标政府采购工作绩效指标政府采购公开透明指标政府采购配合工作指标。
参考文献:
[1]《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
[2]《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几点建议》 翟湘 《商业会计》2006年02期
[3]《财政部关于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若干意见》 [J]《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4]《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新趋势》[J] 徐焕东《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5]《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健全与完善研究》[M] 刘赛红 张汉江
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篇2
一、政府采购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两者的含义
政府采购, 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 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 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是一种政府行为。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改变现行的财政资金层层拨付程序, 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 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 由国库集中支付机构在指定银行开设国库集中支付专户, 将所有财政资金存入国库集中支付专户, 单位在需要购买商品或支付劳务款项时提出申请, 经国库集中支付机构审核后, 将资金直接从集中支付专户支付给收款人的国库资金管理制度。
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流转速度快、支付较简洁, 使各预算单位没有资金的直接支配权, 这填补了预算资金管理的漏洞。但是, 集中支付制度无法完全避免在利益驱动下, 一些预算单位与供货商相互勾结, 共同侵吞财政资金现象的发生。政府采购制度倡导公开、公平、公正, 切断预算单位与供货商之间的联系渠道, 增强了采购过程的透明度, 提高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 保证了政府支出的合理、合法和安全。只有做到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之间互相结合, 才能够实现对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避免预算单位随意支出, 截留挪用, 以预防和遏制腐败。
二、政府采购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政府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是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工作起步较晚, 欠缺经验, 现成的国外模式又不能完全照搬, 这样在政府采购的实际运行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与我们初衷相背的问题, 需在工作中加以解决。
1.政府采购工作的源头是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它既关系到采购的范围, 也关系到今后采购的规范。具体工作中, 政府采购常出现缺乏计划性, 预算编制相对落后等现象。很多单位先编制部门预算, 后进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两者编制不同步, 存在脱节现象;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存在片面、随意、盲目的问题, 没有一个客观的编制体制约束, 一些部门时常出现临时采购、即审即购, 导致政府采购工作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采购质量和效率不高, 不仅难以发挥政府采购应有的效益, 而且影响了政府采购预算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政府采购资金的处置, 随意进行, 采购预算资金问题有待解决。
2.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完成, 政府采购活动进入招投标阶段。实践中, 在符合法定招投标采购项目供应商的认定上, 在发布招标公告、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过程中,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一个供货方操作, 幕后指挥多个投标人, 或者以多个投标人的身份参与投标;多方投标主体串通, 私下达成某人中标, 其他参与方得利的协议;招标公告在时间、范围的局限, 有意排除很多有资格参加竞标的单位;招标单位以企业资质做幌子, 以提高或降低门槛达到让某特定产品进入的目的;把标书信息泄漏给某个特定的供应商, 以得到对方开出更有利的标书, 等等。政府采购关系到经济、法律、商品的生产性能等, 专业性很强, 要求采购人员必须具备招投标、商业谈判、合同、商品、工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但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离专业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专业人员的缺乏, 大大制约了政府采购工作的绩效, 容易被商家钻空子, 给政府造成损失。
3.采购验收阶段是政府采购程序中最后的步骤, 是对采购合同、整个采购成果的验证。但是, 采购合同签订后, 限于人手及必要的监督措施, 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对整个采购过程的监督, 表现得力不从心, 履行采购合同的严肃性欠缺。有些部门通过招投标采购制定的价格虽较为合理, 但存在有的供应商为了中标恶性竞争, 招投标时价格压得很低, 但在后期供货时, 以次充好, 甚至偷梁换柱;少数单位执行合同过程中, 随意变更合同内容, 改变货物品种、型号等;许多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不重视履约验收阶段, 验收不够专业, 缺乏科学知识, 敷衍了事, 采购验收成为了政府采购的薄弱环节。
(二)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支出直达, 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行政成本, 在加强和完善财政监督、强化预算管理、反腐倡廉等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不到位。长期以来, 各单位对政府财政资金有较强的自主性, 在运用上已经形成分散支付的操作习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 打破了部门既得利益, 预算单位的资金在运用上的随意性受到限制, 部分单位领导对新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增加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难度。
2.国库支付中心的监督把关不到位。财政资金有两种支付方式: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按规定, 预算单位的人员工资、大型采购、各类转移性支出等都应直接支付到用款单位、供应商。实际操作中, 人员工资和政府采购基本做到直接支付, 但由于部门预算不够细化、国库支付中心的监督职能尚未发挥到位等因素, 部分预算单位有意加大授权支付额度, 大量提取现金, 与国库集中支付以实际发生为前提的原则相违背;本应直接支付的一些采购活动和工程违规授权支付;个别单位甚至把单位零余额账户作为财政资金的过渡账户, 任意转拨, 逃避财政监管。
3.在实际操作中, 常常出现国库集中支付与政府采购相互脱节的现象。
三、解决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 解决政府采购制度问题的对策
1.我们必须注重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对政策有较强的理解。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 就应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对预算数提出建议。经主管部门审查汇总后, 报财政部门审核、调整, 经法定程序批准, 再随单位经费预算一并下达各单位。预算一经批准, 各单位不得任意调整, 必须严格执行。如此, 政府采购部门对全年采购规模便可事先预知, 搜索市场行情, 综合采购信息, 拟定计划, 组织实施, 达到采购效益最大化。实行政府采购项目的资金, 归集到财政部门开设的“政府采购资金专户”;对留用收入和其他收入进行政府采购的单位, 也应在政府采购施行前, 直接将采购资金转入“政府采购资金专户”。所有采购资金, 都应通过国库, 直接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商, 单独核算政府采购支出, 提高采购质量和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
2.政府采购要提高招投标的绩效, 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政府采购队伍, 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真正懂得经济、管理、贸易、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 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实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政府采购每一次评标定标, 都应有行业专家、技术权威、法定资格人士参与, 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成立评审专家库, 实现“专业评审, 公开透明”;提高招投标的绩效还需要招标过程规范的制度化, 对评标定标的过程要符合法规、制度和章程, 相关材料都在财政及其他相关部门施行备案制度, 真正实现政府采购的公正、规范、效益。提高人员素质, 建立业务精湛的采购队伍。一方面必须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政府采购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招投标理论和其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另一方面, 将政府采购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 实现政府采购人员的专业化, 大力提高和培养所有政府采购治理者和参与人的公正道义素养、专业权威素养、信息吸纳素养和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配合意识、自律意识, 使政府采购工作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廉洁高效。
3.为了做好政府采购的最后“守护”, 政府采购应成立由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人员、采购人、供应商代表、质量检测机构人员、专家、审计监察等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的验收小组。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采购合同履约方面, 应严格执行合同, 单位、供应商、采购中心三方共同签订的合同, 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 确需小幅度调整的, 经供需双方协议, 报采购管理部门批准, 由采购中心监督执行;产品质量验收方面, 按采购合同逐条验收, 对技术指标、规格型号等严格把关, 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 要进行专业质量检测并检查是否有违规转包。每名验收小组成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验收文件上签字。对渎职失职行为, 造成国家、单位重大损失的, 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 关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1.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 是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政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 让更多的部门和单位了解和支持改革。各相关部门和预算单位要了解掌握改革的政策和规程, 严格执行预算, 规范财政支出,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审计要定期检查监督各单位财政资金的运行情况, 以增强各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意识, 提高认识, 推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2.国库集中支付必须强化财政直接支付为主, 授权支付为辅的运行模式。明细划分直接支付与授权支付的范围, 杜绝应该直接支付的经济业务授权支付, 限制零余额账户提取现金的额度, 对提现数量较大的, 必须报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完善政府采购, 将未列入直接支付的采购和工程都纳入直接支付, 明细预算编制, 加强编制执行, 推动建立从预算编制、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全过程动态监控一体化体系, 充分保障预算资金运行安全、高效, 发挥国库集中支付的优越性, 完善财政监督职能。
3.正确使用财政资金, 必须注意国库集中支付与政府采购的衔接, 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相衔接的基础是预算。审查预算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采购预算审查, 必须有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的配合和监督, 共同促使供应商与采购单位一致认同招标合同条款以及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在招标环节, 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要切实参与其中。国库集中支付采取分期付款方式, 促使政府采购充分安排、利用好财政资金, 发挥政府采购的监督作用, 同时兑现供应商的承诺, 检验供应商的经营诚信;对合同付款条款的履行, 也须由政府采购中心与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共同履行, 做到公平合理, 权利义务对称。国库集中支付部门要及时划拨账款, 并设定履约保证金;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协同采购中心做好后续服务, 鉴定供货合同, 检查报价考核体系的执行情况, 验收所供货物等等。
总之, 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都是建立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 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内容, 规范政府采购制度, 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 必须同步推进。随着政府采购规模的扩大, 财政直接支付的额度就越高, 国库集中支付的绩效越发突出, 政府采购是财政资金直接支付的重要前提。因此,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与政府采购改革相互促进, 有机结合, 才能促进政府资金管理和资产配置效率和谐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改革的效能, 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从而实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刚.高校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和思考.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1 (4)
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篇3
政府采购是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体现
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政府采购是公共财政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直接支出的一项基本手段,更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能主要表现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等三方面。
(一)从资源配置作用来看,在市场上,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通过成本内部核算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使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独占性和竞争性,由此导致市场只能提供私人产品,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社会需求既需要私人产品,也需要公共产品,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广泛。因此需要政府财政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而政府采购恰恰是政府行使资源配置作用的直接手段。
(二)从收入分配作用来看,合理的收入分配包含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方面。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能使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动机的“经济人”充分发挥其活力、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经济效益,但无法保障社会公平。因此,国家为保障经济社会的顺利运行,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校正和改善这种分配不公的生产关系。政府采购就是政府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从市场上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开展政务活动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还具有扶助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障,从而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作用。
(三)从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角度看,政府采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稳定包含着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等多重含义。为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政府需要应用包含政府采购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作为杠杆,纠正市场失灵、调节财政收入与支出、稳定物价、保护民族产业、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采购管理的意义
政府采购虽然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应该要求一定的经济效益,由此来保证公共财政投资的合理、合法性,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首先,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益必须从加强政府采购的管理入手。政府采购必须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益水平,节约资金、提升质量、提高办事效率的目标;
其次,政府采购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确保政府采购的方式、程序以及评价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使政府采购成为市场经济活动法制化、有序化、规范化的典型和样板,并由此带动整个市场经济走向法制化的进程;
最后,政府采购管理还对政府的依法执政、廉政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着采购主体的有限理性的问题,在采购的过程中由于决策和行为当事人不仅掌握着财政资金,而且作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具有“超经济”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很容易导致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并最终导致“寻租”腐败。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管理。
我国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
我国的政府采购自1996年开始推行,其公共财政性的特性要求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之初就要强调“规范为本”。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时间尚不长,但是我们采购制度的基础打得较为扎实,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基本可以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
首先,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所确立的“三公”原则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内在要求的贯彻和体现。
公开透明原则即源于政府采购的公共性,由于政府采购的实质是社会的公共采购,所以,政府采购必须向社会公众负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采购过程的公开透明,则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基本前提。这个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了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采购需求,采购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公开透明,真正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职能。
公平竞争原则是实现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必要条件。我国的政府采购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始终坚持将竞争机制和竞争的公平性引入政府采购的贯彻落实。
公正平等原则是建立在公开和公平的基础上的,只有公开和公平才能使政府采购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其次,集中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客观要求。
集中采购的方式能有效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体现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政府采购的集中招标多采用竞争性招标采购的方式,这使政府掌握了选取商品、服务工程的主动权,保证采购质量。同时,由于政府采购数量巨大,集中采购是必然的采购的方式。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手段之一,采购数额巨大集中采购方式的实施,有助于实现社会总供需的平衡,有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平衡地区间经济的发展。
再次,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现了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规范化的要求。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时间并不长,但是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推行之初,我们便明确了政府采购制度必须走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客观上要求政府采购制度必须规范化,并将这个规范化上升到法律约束的层面。《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我国政府采购向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各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同时还有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补充性法规,使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建设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合理的框架体系,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
当然,整个政府采购制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政府采购领域需要规范的方面还很多,我们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建设上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建设却做到了步步规范,每一步走得都比较扎实。这都有利于政府采购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体现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
最后,我国政府采购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从无到有,逐渐明晰是我國公共财政改革的具体体现。
政府采购是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前我国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没有政府采购这个基本概念。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国对政府采购的意义认识逐渐深刻,推行了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管理部门,各级财政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政府采购部门,各级政府还分别设置了政府采购中心来具体负责各地集中采购目录的集中采购执行,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从无到有,并呈现逐步细化,逐步完善的趋势。这些都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政府采购管理体系贯彻公共财政特性的体现。
试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 篇4
论文摘要 离婚救济制度是离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完善的救济制度对保护离婚时弱势的一方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引导婚姻家庭秩序向好的方向发展,更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新《婚姻法》实施开始,2014年来,立法部门又陆续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离婚救济制度更加。本文从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基本概论入手,分析离婚救济制度的存在立法缺陷,从而为离婚救济制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提供建议。
论文关键词 离婚救济 经济帮助 损害赔偿 经济补偿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出现了许多人们不曾想到过的问题。1980年出台的《婚姻法》已完全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对离婚中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同时也引起了婚姻法理论界和立法者的思考。
2001年的婚姻法的修订完善了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对婚姻家庭关系也做了许多新的法律规定。对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顺利发展和保障离婚中弱势一方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媒体、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追求公平正义,保护离婚弱者利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救济制度的确定和完善是我国重要而有意义的工程。
一、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概述
(一)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含义
在法学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权利”不仅时刻与“义务”联系在一起,与“救济”也如影随形。公民权利的缺失决定了权利救济的存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决定了必须健全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离婚救济制度是指在离婚过程中给予夫妻中弱势一方各种补偿性措施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存在形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婚时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是以往《婚姻法》所不能涵盖的,因此,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对离婚救济制度进行了完善,增加了两项新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通过设立两种新的救济制度,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婚姻法学者大都认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包含: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二、我国离婚救济制度面临的问题
自2001年对《婚姻法》进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利益,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看到离婚救济制度的缺陷,找出解决办法。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局限性
我国《婚姻法》第42条是对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律规定,但42条具体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都无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婚姻法解释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留给法官判决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生活困难”的判定标准为:离婚后配偶一方依靠其个人财产或者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虽然很明确,但由于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以及各地生活水平提高和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生活困难”在认定时仍困难重重。
另外,42条规定离婚经济帮助仅适用于离婚时,但由于离婚时的弱势一方往往很难扭转自己的经济状况,离婚后可能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状态下。实践中离婚后才陷入生活困难或者资助方履行完自己的义务后受助方仍处于生活苦难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时受助方已无法行使他的经济帮助请求权。也就无法实现立法者帮助生活苦难一方的初衷,更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这一法律理念。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发展状况
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项新增的离婚救济措施,它的设立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弥补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空白。但是在法律条文的制定方面还是缺乏前瞻性,对于离婚时过错方的具体过错情况规定过于确定,未预留法律空间,《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仅限于以下四种情形:
(一)重婚;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只要过错方满足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另一方就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情况远非上述四种。
根据婚姻法解释,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仅适用于夫妻双方,其中责任主体是无过错一方的配偶。对于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则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制裁,这不仅维护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不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依据此规则,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第46条也仅仅规定了存在过错的具体情形,并未规定这些情形在举证时的证明程度,这就给举证方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作为举证方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外,在具体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也存在法律空白,这又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难度。
(三)离婚经济补偿的发展状况
1.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才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也即只有在分别财产制中才存在这种请求权。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共同财产制在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占主体地位,共同财产制中多数存在一方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第40条明显忽略了对这一部分群体权利的保护。
2.缺乏对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在“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付出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方面,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具体规定,不利于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实现。司法实践中,法官主要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决,无法充分保护当事人的经济补偿请求权。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1.补充“生活困难”的标准。上文中已经提过过离婚经济帮助的前提条件及认定“生活困难”的标准,这一标准已无法跟上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了维护真正需要帮助的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对“生活困难”标准应重新审视,采用相对的困难这个标准标准。
2.明确相关因素,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及需要的具体数额方面的因素,婚姻法及相关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所以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所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规定明确的考虑因素,主要包括:(1)请求一方的经济来源及经济需要;(2)给付一方的经济来源及财产;(3)是否扶养未成年子女与子女的利益。
3.放宽适用离婚经济帮助的时间段。上文提到,享有经济帮助请求权的受助方只有在离婚时才可以行使该项权利。笔者认为,对于限定请求权的行使时间,导致对离婚后才陷入生活困难或者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一方的保护非常不利,应当拓宽行使请求权的时间。如果对于离婚后生活困难已经可以预见,或者当受助一方在已受到相应的帮助后仍处于或重新陷入生活苦难状况,此时生活困难一方仍享有经济帮助请求权,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夫妻双方中生活困难的一方,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1.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法定的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事由,可见我国对于离婚损害赔偿方面只限于这四种情形,并不存在其他情形。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夫妻感情和婚姻关系破裂的行为早已并不局限于这四项。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应当采用列举性规定和概括性规定相结合,这样会更加准确合理。
2.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举证责任方面,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证明标准方面可以适当的降低,具体的规定如下: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过程中,夫妻当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无 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另一方可能存在离婚损害的行为,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辩方无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离婚损害行为,那么,法院就可以推定控方的诉讼请求成立。
3.权利义务主体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依据婚姻法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权利义务的主体范围只存在于夫妻之间,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其主体的范围。因此,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相应的修改:
(1)在赔偿义务的主体中加上第三者,笔者认为,第三者插足势必对受害方配偶权的侵犯,因此,第三者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若在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中添加第三人,可避免重复诉讼,节约诉讼成本。
(2)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可以规定权利主体中包含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家庭成员,若因一方配偶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利益时,夫妻离婚时就应当允许他们对致害方配偶主张赔偿。
(三)对于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相关立法建议
1.相应扩大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除了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中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也应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有些夫妻尽管实行的是共有财产制,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所分工的,为了让一方得到更好地事业提升,可能另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或所作的贡献要多。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在经济补偿时应该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或作出较大贡献一方的利益。因此,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应予以扩张,共同财产制也同样适用。
2.应该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因素方面的考量。我国的法律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方面存在漏洞,这不利于经济补偿的具体实施。笔者认为 我国在家务劳动价值衡量及补偿数额方面应该出台相应立法,这些因素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从事家事劳动时减少的家计费用;(2)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牺牲的时间和机会成本;(3)少付出的一方因此而获得的受益。
3.应明确履行离婚经济补偿的具体方式。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离婚经济补偿的履行方式,具体履行方式可以先由夫妻双方协商确定,无法协商解决的,可由法院法院结合夫妻双方目前的经济及其他有关情况做出相应的判决。人民法院对于此类纠纷的审理,应当兼顾双方的利益,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在履行方式上允许当事人选择一次性给付或分期给付,或者可以是其他的方式。
试论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篇5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也不断暴露,如何解决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已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在一片要求推出独立董事制度的呼声当中,中国证监会经过征求意见,于2001年8月21日正式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正式走上我国法人治理结构的舞台。按照该指导意见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委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了二十余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已有数千人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资格。本文就独立董事制度提出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想法。
【关键词】独立董事制度;概论;建议
一、独立董事制度概论
1、独立董事的含义
独立董事理论上是指除了董事身份外与公司没有任何契约关系的董事。他们既不是公司的雇员及其亲朋好友,也不是公司的供应商、经销商、资金提供者,或者向公司提供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服务的机构职员或代表,与公司没有任何可能影响其对公司决策和事务执行使独立判断的关系,也不受其他董事的控制和影响。
2、独立董事的特征
独立董事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独立性。一是法律地位的独立。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他作为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代表,独立享有对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权和监督权:二是意愿表示独立。独立董事因其不拥有公司股份,不代表任何个别大股东的利益,不受公司经理层的约束和干涉,同时也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业务和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决定了他能以公司利益为重,对董事会的决策做出独立的意愿表示。
(2)客观性。独立董事作为拥有与股份公司经营相关的经济、财务、工程、法律等专业知识,勤勉敬业的执行道德,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资历,以其专家型的知,识层面影响和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客观性。
(3)公正性。与其他董事相比而言,独立董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股份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的“权”“益”干扰,代表全体股东的呼声,公正履行董事职责。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提高了董事会对公司的决策职能
独立董事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利益结构,弥补了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投资机构推荐或委派董事的缺陷和不足。独立董事制度改变了董事会内部的利益比例结构,使董事会决策职能被大股东控制的现象得以有效的制衡。独立董事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
2、增强了董事会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职能
通过法律赋予独立董事的独立职权,也从董事的善管义务、忠实义务方面要求和督促其从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出发,客观评价股份公司的经营活动,尤其是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防止公司经营管理层操纵或隐瞒董事会的违法、违纪行为,为董事会提供有利于股份公司全面健康发展的客观、公正的决策依据。
3、有利于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完善法人治理机制
独立董事不是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但依照法律规定享有代表全体股 1
东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该制度从法律制度、组织机构两个方面保证了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一是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由于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对于董事会始终处于股份公司枢纽地位,对公司生存和发展起到了更好的监督作用,为避免董事会更多地陷入公司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提供了保证。二是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对于完善董事会内部的组织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三者之间的分工协调关系,提供了组织机构上的保障。
三、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有关独立董事的法律体系问题
(1)《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还非常原则,独立董事具体制度的构建还有赖于国务院尽快出台《独立董事条例》。
(2)目前内地唯一有关独立董事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指导意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法律位阶较低;二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等方面的规定急需修改和完善。
(3)当前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均没有载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具体内容及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和方法,也没有制定专门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致使独立董事难以非常有效的行使职权。
2、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
(1)对独立董事人选界定不完善
与国外有关独立董事独立性相比,《指导意见》的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没有将下列人员列入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名单中:第一,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第二,与公司的客户或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第三,与公司之间存在重大业务和合同关系的人员。
二是《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五项只规定“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也就是说并没有禁止该人员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其他人员担任独立董事,范围过窄,且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规定不一致。
3、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问题
(1)因年龄偏大无法勤勉尽责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2)因兼职过多等原因长期无故缺席董事会
(3)未依法、充分行使独立董事的职权与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4、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冲突问题
独立董事的设立宗旨必须是在公司内部达到一种权利的平衡。而目前,我国实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属于既有董事又有监事会的“二元模式”。因此,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后,必然涉及到监督权的分配和协调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独立董事的权限范围比监事会的更为广泛,且两者的权限范围具有重叠之处,如两者都以财务监督为主要任务,都有监督董事会的成员的功能等,还都可以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因而调和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冲突,科学合理分配两者监督职能显得相当重要。
5、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缺位问题
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独立董事近年来以权谋私或参与公司不轨行为屡有发生。举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已有70多名独立董事受到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但所有这些失职独立董事中,除了郑百文的陆家豪被证监会处以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外,其他人都没有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四、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对策与建议
1、完善独立董事的法律体系
(1)尽快出台《独立董事条例》。建议国务院在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条例(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尽快颁布实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条例》,以夯实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基础。
(2)尽快制定相关配套规章、规则。
(3)上市公司应根据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修订完善其《公司章程》,在其《公司章程》中载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具体内容及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和方法,增加有关独立董事责任权利的内容,并制定专门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以保障独立董事能有效地行使其职权,同时也维护其利益不受伤害。
2、强化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1)完善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法律界定
(2)改进独立董事的提名和任免制度
(3)缩短独立董事的任期
3、严格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构建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以促使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地履行其职责
(1)严格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严格限制独立董事的兼职公司数;严格限制独立董事的年龄。
(2)建立独立董事的工作绩效考评制度和诚信档案
(3)构建行政、民事、刑事三位一体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4、调和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冲突
在内地“二元制”公司结构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如果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权责不清,则可能造成两个机构相互推诿,降低监督的效率。因此,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要考虑到制度之间的整合问题,特别要考虑到主要作为监控机关的独立董事制度要与内地现行的监事会之间的矛盾的协调问题。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则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1)监督事项方面的分工和协调(2)监督时间方面的分工与协调
5、建立和健全独立董事行使权力的保障机制
(1)要确保独立董事的信息知情权和调查权。信息知情权和调查权是独立董事有效发挥其职能的基础,如果独立董事不能及时、准确、全面获得有关的信息和资料,那么其职能的发挥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2)上市公司应在其《公司章程》中将独立董事主要职权的行权途径落于实处。如:如何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如何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
参考文献:
[1]张德智: 《公司法新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12
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篇6
发布时间:2012-08-14 11:37:21 政府信息公开,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被确定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将这一政策性的制度上升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权利,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至今,条例实施三年多,我们欣喜的看到它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北京、河南郑州、安徽阜阳、湖南汝城等地政府信息公开案实践的展开,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的反差。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遭到许多冷遇与尴尬,一些地方政府以“信息不存在”、“影响公共利益”、“不属于公开范围”等理由把申请人拒之门外。司法机关也以“无先例可循”、“不属于受案范围”等借口慎吃第一支螃蟹。事实证明,我国以《条例》为主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亟需完善。
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民主施政,充分实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或依申请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行政约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约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约束性;
二是权利性。政府信息公开尽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效权利;
三是例外性。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四是载体多样性。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查询、阅览、复制。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系制度的完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建设阳关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如下。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应有之义。政府统治是经由人民民意及授权而来,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的让渡与授予。在我国,现在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其运作过程,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便公众了解行政权力的行使状况,为评价政府行为提供基本信息支持,让公众能充分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保证政府忠实执行民意。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向民主、法治迈出扎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建立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消除“民怨”,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控制者、使用者和发布者,政府掌握着主要信息传播渠道并基本垄断信息来源,公民很大程度上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信息。由于信息公开必然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或抵制,包括公开地反对和消极怠工式的反对。正是由于信息公开不够,公民不知情就会埋怨政府损坏他们的利益,在对政府不信任,只有让民众知情才能消除他们的“怨气”。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还处于政策层面,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走形式主义问题比较严重。信息公开多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不是以信息权利需求为主导,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啥时候公开就啥时公开,行政部门掌握信息公开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政务信息公开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一些深度信息,或群众关心的信息公开,这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尤其反腐倡廉。如果把政府权力的行使由个别人、少数人知情变为多数人知情,就能规范行政行为,把腐败案件的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唯此才能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稳定的内部环境。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公信力的保障,关系到人们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比如,“5.12”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信息的及时发布,缓解了人们的恐惧,消除了各种谣言,引导着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大灾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凝聚社会力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正在向开放的政府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如下:
(一)效力等级较低,无法成为信息公开的基准法律规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效力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与配套的法律所规定内容相矛盾时,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基准法律规范的作用。再者,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可以保证国务院有效地约束下级部门和政府,规制主体范围仅涉及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包括在内,无法对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等加以限制。因此,条例不能规制所有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行为,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制作用大打折扣,只能作为过渡性的法规。
(二)《保密法》等配套法律规定,限制了政府信息的公开
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但是1988年制定的《保密法》为核心的我国保密制度体系,为国家秘密的确定过于广泛,若按照其审查政府信息可能导致无事不秘密。当然,除了条例提到的《保密法》外,还有《档案法》、《国家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均是涉及到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较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密有余,公开不够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和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照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得。
(三)豁免公开信息规范缺失,无法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政府豁免公开的信息除了国家秘密之外,还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有《保密法》专门加以界定,而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目前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界定,对商业秘密的规定仅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我国也没有指定一部统一的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界定个人隐私的具体内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个人隐私的范围,申请人的知情权或者第三人的隐私权由此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同时,行政机关亦有可能以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而作为借口而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使得个人隐私这个未能明确的法律概念成为行政机关堂而皇之规避义务的借口,对此政府的可操作性过大,从而造成有些政府部门常常以此项规定为由拒绝公开某项本应被公众所知的政府信息,同时这也阻碍了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四)信息公开程序不具体,阻碍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切实获得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在现代法治国家,民主需要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因此,法律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以规范是必要的,特别是相应而具体的法律程序制度是非常有必要建立的。否则,公众参与就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至少应在下述方面加强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和保障:1.凡是相应法律、法规、规章所调整的事务具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都应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范围、参与的途径和参与方式。2.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方法,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缺位,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一些缺憾,只有零星的行政程序散见于行政法律法规中。国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较为严密,主要有公民申请公开的程序、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同时明确规定公众在其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的途径来获得救济。在我国,即便是在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零散规定的法律中也鲜有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条例》中行政程序过于粗犷,容易流于形式,同时在公民无法正常获取信息时也没有任何救济手段和途径,程序上的保障极其匮乏,而阻碍公众政府信息的获取。
(五)救济规则不完善,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有权利就有救济。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作最终保障,个别行政机关肆意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和遏制,公民也不能真正享受知情权。要使政府信息公开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自律走向他律,必须依靠外部监督,特别是依靠行政诉讼来实现。
首先,条例将信息公开的主体扩大到行政主体之外的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然而公共企事业单位若不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时,公民选择何种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就面临两难处境:若提起行政诉讼,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若提起民事诉讼,公众就要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对公众十分不利。其次,何种诉讼救济方式确定之后,仍然面临着审判能否公开的问题。最后,涉及行政机关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而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公开案件,公众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相关诉讼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
姜明安教授曾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至少要突破两个壁垒,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技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思想观念的障碍是最难突破,但有必须突破。”目前,官本位、特权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公务人员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意识,漠视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把老百姓看成时政府的对立面。也有一些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利用自身的特权地位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寻租,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难以真正步入正轨。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是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瓶颈,可以说,建立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首先应是一种观念上的改革。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措施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办事制度,被看做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而不是一项义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对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进行明确规定,至今没有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也没有形成并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这导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程。但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我们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活动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应该尽快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三)制度构造不够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导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如何公开、公开的措施是否到位等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内部自觉和自我约束来实施,缺少外部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更是极为匮乏,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拒绝提供信息,信息申请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就举报这条救济途径来说,受理救济的职能部门是“信息公开办”但它同时享有组织信息公开的“执行”之权,集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求助于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的信息公开办,其救济价值可想而知。
(四)缺少具体的保障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较为陌生,时间经济成本可能都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规定相对来说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作用,但对普通公众来说操作性略微欠缺。
对行政机关的应当受到处分或者追究责任的情形缺少对“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属实”的约束和制裁,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追究过于粗疏。
四、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条例》的实施无疑是此项工程的良好开端,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绩效尚不尽人意,依法促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实践中的困境,在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条例》的“倒逼”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成为一个有效协调的体系。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类主体,此外,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制获取大量的社会公共信息,也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这些方面的公开加以限制,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实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不仅国家行政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应受到该法调整,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信息公开行为也应受到该法的调整。
(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是针对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以及依照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做了列举性规定。并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此处以“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审查标准,存在着致使政府信息免除公开的范围无限扩大的危险。而且,政府信息及其繁多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仅以正面列举的方式确定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极其有限性。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的例外规则,即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规范。根据该原则,细化《条例》第八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一一分项列出,规定所列例外情形之外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被公众所知的信息范围。对例外情形的详尽论述,有助于《条例》的实际操作,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改变以往只以公开的信息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考量标准来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
(三)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公开,应当经相关部门确定。而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
因此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范。同时,对工作秘密的范围也以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对不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秘密,可以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与公众无关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或事务;行政机关决策过程中,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在研、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为执法目的而收集的信息等。
(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协调
根据前述的分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颁布实施,《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尽快修改完善。对《保密法》的修改,除对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范围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以外,还应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出发,明确树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次,重新界定定密主体,规范定密程序。把国家秘密的定密主体界定为各级保密部门和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定密责任制,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另外,可以考虑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保密委员会,由保密委员会依法裁决哪些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再次,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信息的单位在确定密级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保密期限和解密日期,强制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后认为不需要在保密的即予解密。对有长于一般保密期限的特殊保密期限,限定最高年限,届时解密。另外,针对只定密不解密的情况,法律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允许对定密解密有异议的个人和组织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同时,对不按时解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必要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救济,是指当申请人认为其知情权或第三人认为其隐私权或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体现的是没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思想,使申请人与第三人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要确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便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支持。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情况下公众会自然地对其产生信任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公众的信赖利益必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当公民因政府公开的信息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收回撤销该文件,而应当对受到伤害且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给与相应的补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运用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遏制信息发布中的随意性,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形成的稳定期,形成建立公信政府的良好氛围。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切实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扩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健全在言论、新闻、出版、监督等方面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作用的法律法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快启动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利用,要建立和健全行政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监督与权利救济机制。我们应结合我国行政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展开,最终实现阳光政府的宏伟目标。
(六)以电子政务为重点强化网络信息服务制度
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可以将政府所有拥的信息资源实现高度共享,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减少公众的信息查询申请和相应的成本负担: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开辟了新的和更方便的渠道。政府网站被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一方面信息上网后,防止人为的干预,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的程序都是可观的,有利于行政监督,降低了不确定性。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可以减少公众信息申请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因此,除了使用传统渠道公开信息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全方位、多途径的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除此之外,我们应继续建臵网络工程设施,为政府上网提供基础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便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提高行政公文的处理效率;建立便民网点服务站,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服务的不平衡,保障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到政府信息。
结语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既可以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的有效发展,也可以促进政府于公民之间的互动沟通,使政府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对国家权力起到最有效的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事关整个政府的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博弈,过程殊为艰巨。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完善整个法律制度体系;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尽快转变思想;还需要公众广泛,积极的参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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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 篇7
政府优化组织的结构, 是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共管理的措施。一是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优化组织结构, 就要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就要精简机构, 达到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化。使政府职能履职的要求重新整合政府组织结构, 使之能够更加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有利于政府深化机构体制的改革。在深化体制改革中, 问题多数是在转变政府职能上, 政府的组织优化结构, 使政府要自己用好权, 负起责, 管好职责内的事。三是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只有政府组织结构真正优化了, 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才能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使各级政府和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防止和消除推诿扯皮现象, 而且能够使政府运行更加科学、规范、有序, 从而减少乃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降低行政成本。
二、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
1. 目前我国机构数量仍然偏多。
虽然经过七次大的机构改革, 机构不断在精简, 但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我国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还有25个。
2. 绩效管理不规范, 政府部门内部权责模糊。
一是年度考核计划忽视与公众、社会组织的沟通, 实效性、可操作性差。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权责模糊, 工作人员对绩效意识缺乏。政府的机构设置不完善, 机构重叠、职能交叉, 造成了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等现象, 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空位”或“撞车”的尴尬局面。三是工作中存在对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 评估方法简单, 不科学问题。
3. 政府层级过多。
目前, 我国的政府层级为五级, 即中央政府、省级政府 (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地级政府 (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 、县级政府 (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乡镇政府 (乡、民族乡、镇、苏木、民族苏木) 。这样的层级结构进一步加重了行政组织层级过多的程度, 直接导致基层政府信息向上传达层层失真, 中央政策向下层级时, 各层级层层截留, 对调动下级政府的积极性和有效履行职能不利, 不利于政府体制创新, 更不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
4. 领导职数过多, 行政成本较高。
目前政府转变职能不够, 经过多次机构改革, 但各级政府的机构数量仍然比较多, 未能实现科学化管理, 加上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等机关, 行政机构数量多, 领导职数基数也大。从管理角度来看, 机构设置存在以下问题:机构设置分工过细, 职能重叠交叉, 党政机构统筹设置的探索滞后, 以及政府部门自我扩张, 导致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双膨胀。导致行政成本和财政支出的负担。
三、优化我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对策
1.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提高决策权力、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 逐步建立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
一是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分工, 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责任, 完善政府职责体系。二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又协调的要求, 政府部门要优化权力结构, 明确的权力性质、地位及其关系。建立健全各部门的决策职能, 加强决策咨询和现代智库的建设, 提高决策科学性。
2. 对绩效考评进行严格管理, 突出落实责任。
严格管理绩效既是政府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又是不断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的客观需要。一方面要按照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从而科学制定绩效考评的体系和指标。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 从各级政府的特点和管理任务上出发,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核标准, 增强绩效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3. 积极稳妥地推进大部门制的实施。
在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以及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 确保权责一致, 不断理顺各部门的职责关系, 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对那些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政府组织机构进行撤销合并;对那些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推诿扯皮以及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组织部门进行大整改大调整;对那些职能范围过宽、管理权限过大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 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4. 严格控制机构数量、编制数量以及领导干部职数的配备。
一是各地各部门在设置机构、编制和人员职数上, 要按规定严格控制, 必须在核定的编制和职数内配备人员。二是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理念, 重点改革机制编制中存在的问题, 严格控制妥善处理需求中存在的矛盾。三是严格遵守机构编制的法规和政策, 严格控制行政和事业编制的混用, 以及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
小结
政府的组织结构是行政职能的承担者, 我们要合理设置组织结构, 不断优化我过的政府组织结构, 从而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科学化。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纵向结构、横向结构等问题, 从扩大横向管理幅度, 缩小省级行政区划;精简行政层级, 推行大部制;按照行政组织机构的要求, 对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原则来设置机构;要着力打破职责同构, 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理顺关系, 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这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种配套改革措施, 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晓霞, 李玲玲.中国大部制改革的理论探析—以“整体性政府”为考量[J].理论界, 2009 (11) .
试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篇8
【摘 要】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即民本的政府。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执政理念更新、服务信息网络化、公共事务民营化等方面,是一個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公共事务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86-0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先后于1982、1988、1993和1998年进行了 4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职能。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政府管理体制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鉴于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表明,我国的政府职能正在由原先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1 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服务型政府,一般认为是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通过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并承担服务责任的现代化政府。有三个特点:
(1)服务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 法治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建立决策和解决纠纷的程序,使政府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信自己的产权会受到政府较好的保护,相信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并易于形成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法治造就了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
(2)服务型政府是服务的政府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设置太多管制环节,否则会增加经济人的交易成本,使大量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为腐败的盛行大开方便之门,从而有损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服务型政府正是基于与民让利、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凡是能由市场去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努力当好“守夜人”与“裁判员”的角色。(3)服务型政府是民本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就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搞好公共服务,让人民富裕起来,以富民为目标。这说明了我国不是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把人民的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
2 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推进政府“自身革命”,改革或重新塑造政府,摆脱旧式传统带来的这些弊端。它要从发现和了解公众需求开始,根据公众的意愿来安排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再依“消费者”意见反馈来调整生产。其运营讲究效率、重质量,善于创新求变,是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全局,审时度势,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服务型政府理念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顺应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政府一切工作围绕“群众需要、群众方便、群众满意”这个标准展开,就是具体落实“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这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3 试论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内容
建设服务型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服务。如何具体展开,可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要牢固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理念。
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果政府部门带着权力的标记介入经济行为领域,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正、公平,损害政府形象。因此,执政人员必须根除官本位的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要淡化为官的、管理的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国家权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人民权力的承租者,政府应为权力的来源而服务。
(2)提供公共服务之前充分了解公众的需求,做到问需于民。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计划配给的方式,公众不能提出自身利益的要求,更无法对政府的服务质量提出意见。
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具有针对性,必须满足公众的需求,才能为公众所接受。因此,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首先应该充分了解公众的需求,制定政策的过程应有公众的参与,政府部门不仅要 “问计于民”,还要做到“问需于民”。
这些功能要通过公众意见收集和反馈机制来完成,如市长热线、市长信箱、政府网站和市长专门接访群众制度等。再如,政府部门在制定一些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时,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民意调查收集民意,这体现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和民主性。
(3)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满足公众知情权。
满足公众知情权,争取公众的了解与支持,既是政府增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又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建设电子政务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跨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政府服务体系,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政府的信息与服务。具体如:在政府网站上提供更多的查询内容,并做到及时更新;逐步实现公务员网上办公和在线服务;完善“负责人电子信箱”制度,及时处理人民来信,加强督查督办等。
(4)政府部门应建立公众评议政府服务的平台,改进服务质量。
政府部门应设置公众投诉和建议制度,以了解社情民意,获得改进服务的创意,比如可以将民意测验制度化。美国已有不少专业性的民意测验机构,为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民意测验对掌握公众舆论倾向,了解政府组织工作状况,预测其发展趋势大有益处。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作为传播载体征求公众意见,以发挥其成本低、信息反馈来源广泛、社会影响大、公众参与度高等优点。
(5)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积极寻求与非营利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
政府职能的转化,是要从过去的包揽一切,转变成掌握决策权和最终监督权,至于决策前的调查、研究、论证和决策后的具体执行和监督,都可以借助各种民间力量来完成。这种允许民间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方式,有利于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公共行政的民营化意味着公权力在一定领域的退出,公权力范围的缩小可以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堵塞滋生腐败的空间。公共行政的民营化还能为广大民众参与公共行政提供广阔的空间,促进政府与民间的合作。
げ慰嘉南:
【1】 张立荣: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王主编: 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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