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共8篇）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1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关系方面，也就又开拓了一个领域。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性、快捷性和影响的广泛性都增加了危机公关的难度，这也就要求我们面临新问题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要能够针对新媒体提出有效的危机公关策略。

所谓新媒体以宽带网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为基础，互联网媒体是它的代表。在近几年的一些危机公关事件中，从它的产生、爆发、扩大直到解决，网络都参与其中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下面我将仅以个人意见，谈谈新媒体（主要指网络）与危机公关。

一、新媒体环境下危机公关的特点

1、传播范围扩大化

通常我们的危机公关事件，都是通过传统媒体传播，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反馈给广大的市民，传播范围大大扩大。

2、传播的时效性

新闻讲求时效性，而信息的传播同样也是。新媒体的传播不需要通过繁复的核对和制作，时效性增强，可以在第一时间再现事件，信息采集、发布、传送、接受为一体，迅速实现整个流程的操作。比如新疆7*5事件，很多人通过手机拍下视频第一时间发布的网络上，被广大网络浏览和转载。

3、信息的复杂多元

传统媒体由于存在时间较长，体制健全，运作流程固定程序化，必须接受政府的审核和查对。而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着匿名性，并且用户身份复杂难以核实，这就是有关公关危机的信息纷繁复杂、形形色色，有些不利于政府的信息也有可能被公布出来，但是这也要求我们的阅读和理解要有选择性和高度的识别能力，不能偏听偏信，不能盲目跟从，要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不能随波逐流。

4、信息传播得到及时的互动

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关危机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每个人可以毫无顾忌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关主体能够体察民意，接收到大家的反馈意见，并且顺民意、抚民心，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并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对这次公关危机事件处理的结果的反应。

二、新媒体在危机公关中所起到的负面影响

1、危机的爆发总是出人意料，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可能在发生危机公关的主体还没认识到发生了问题的情况下，事件的影响范围已经相当大了。短时间内的危机产生、爆发、扩大，要求企业或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处理灵活、随机应变，并且在日常的运转中就要有预警机制，成立公关小组或者请公关公司，不要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之后才想起来重视公共关系。

2、在新媒体的环境下一旦发生公关危机，容易产生谣言或者局面失控。这还是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有关，个人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隐藏，他们就可以随意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影响舆论导向。很多人有可能根本不了解情况，就跟着起哄；很多人你有可能有利益驱使，所发表的言论不符合事实真相；很多人有可能隔岸观火，时不时出来凑个热闹；很多人有可能鉴于一定的立场，要谈论一些违背自己的想法但是对所处的组织有利的话。一旦这种言论的自由控制不好，就可以发生局面失控的情况，不利于事情的发展和解决。

三、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应对公关危机

1、成立信息监控小组

想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解决问题，就不能依赖危机发生后才亡羊补牢，而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有一定的预警机制，能够防患于未然。成立了信息监控小组之后，能够对新媒体的传播途径进行有效的监控，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可以及时发觉，在事情影响尚小、还没有产生恶劣影响的情况下及时向上级反应情况，以便控制事态，缩小影响。

2、专门成立公关小组或者公关公司

想要处理好公共关系，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技巧。政府或者企业需要专门成立一个公关小组，对该小组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给予恰当的帮助和处理。现在有很多专业的公关公司，他们有很好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懂的如何应对突发性的危机，可以与他们合作以备遇到困境，避免临时抱佛脚的手忙脚乱。

3、做好事后的总结，注重营造良好的公关形象

对于公关危机，不能事情解决了就认为大功告成弃之不顾。需要针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和是否存在问题进入深入的分析，了解自

己在哪方面有不足之处，并且做成总结材料以便日后借鉴经验和改进。在平时的运营中，也要格外注意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关形象，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察觉到公众形象的重要性，要在平时生产和工作的一点一滴中建立起一个负责的、可信赖的、质量有保证、服务周到的形象。

四、具体事例分析 事例一：陈冠希艳照门

当陈冠希与众多女性的不雅照红遍网络之时，陈冠希成为大家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不争的事实通过照片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个时候似乎做什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而陈冠希的做法是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家公开道歉，并暂时退出演艺圈。

虽然这样的道歉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他在大家心目中的风流形象，但是与阿娇、张柏芝等一线女星保持沉默的行为相比，真挚诚恳的道歉使得公众更能够接受和予以宽容。而现在，陈冠希不仅把自己的服装品牌经营的井井有条，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再次进入娱乐圈，他的歌唱和演艺事业也在慢慢复苏。

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网络作为艳照被曝光的场所本应该起着不良影响，的确，在艳照门起初照片传播范围之广，浏览和下载次数之多都是特别惊人的，网上的一些言论也给陈冠希和其他女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陈冠希道歉之后，视频在网络上也是红遍一时，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就有了缓和甚至反转的趋势，这就充分的说明了公关危机的处理得当所能够起到的作用。网络既能够扩大影响效果，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意见的平台。事例二：李阳家暴门

自从家暴的事情被妻子在微博爆出后，“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就陷入了被大众指责的境地。在面对镜头时，李阳非常理智淡定，也坦承自己是在危机公关，为了挽救事业。但事实上，李阳的曝光率也随之攀升，日程表满档，仍然忙着在各地给学生上课，事业丝毫未受损。在一个疯狂审丑、没有底限的时代，比李阳极端的案例都成功存活下来，他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被舆论埋葬。更何况，比起在镜头前哭泣撒谎粉饰自我的艺人，他毕竟是一个坦诚的受访者。

在家暴门时间后我们同时看到了他的理智冷静和对英语教学疯狂的热情，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家暴门时间对李阳来说不一定全部起到了负面效应，更多的是利弊参半。这向我们充分说明了只要运用好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法，有可能会转危机为机会。

事例三：强生致癌门

强生致癌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两年前强生公司所出产的婴儿洗发水就被揭发含致癌物，公司表示会逐步停用，但是最新调查发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及香港出售的强生婴儿洗发水仍含有致癌物质。网络传播的迅速使得这条消息蹿红，而强生并没有诚恳的道歉，也没有对其产品进行召回，而是表示这款产品中可释放甲醛的防腐剂含量属于安全范围之内，并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及其他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不过他们将逐渐停止在婴儿产品中使用这些成分。而公众对强生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好的反响，反而会觉得强生暂时的无作为无表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新媒体环境对危机公关既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挑战。不管是事态的蔓延还是处理后果的好评都可以通过新媒体迅速及时有效的到达公众的耳根眼底，形成认知。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需要在日常能够做好公共关系的形象建设，在突发危机时能够有条不紊的采取紧急行动，积极地处理危机，重塑组织形象，这就是有效的公关策策略，是现在政府和企业不可小视的一部分。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2

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成为近年来美国新媒体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板块,其发展速度和受欢迎程度都显示出,它们正在引领美国新媒体产业的又一新趋势。根据Edison公司的调查数据,2006年左右,美国互联网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平均花费的时间为每月6.9小时;2008年,有24%的互联网用户拥有社交网站上的个人页面。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这一比率逐年上升,到2012年,已有56%的美国人拥有个人社交媒体页面。同时,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美国用户的日常生活状态,很多用户在一天之内多次登录社交媒体,多次登录的用户在2012年已达到22%,是2005年的4倍还多。

尼尔森市场调研公司发布的《2012年社交媒体报告》显示,在2012年7月,美国用户投入到各个社交媒体的总时长超过1210亿分钟。社交媒体俨然已在美国用户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报告同时显示,无论是Twitter、Tumblr、Google+,还是Pinterest,依托个人计算机和移动应用独立访问用户数量均出现了大幅增长。增长最为显著的当数Pinter-尼尔森市场调研公司发布的《2012年社交媒体报告》显示,在2012年7月,美国用户投入到各个社交媒体的总时长超过1210亿分钟。社交媒体俨然已在美国用户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报告同时显示,无论是Twitter、Tumblr、Google+,还是Pinterest,依托个人计算机和移动应用独立访问用户数量均出现了大幅增长。增长最为显著的当数Pinterest,这家公司的计算机用户增长了1000%以上,移动应用用户增幅更是接近1700%。[2]在美国,仅就社交媒体领域来说,其移动应用就占到了1/3以上,35岁以下的年轻人构成这部分用户的主体。

更有趣的是,美国ed Web.net,IESD(Interactive Educational Systems Design,Inc.)、MCH(MCH Strategic Data)和MMS(MMS Education)公司的合作调查研究显示,不仅是年轻人,美国的儿童对社交媒体也情有独钟。73%的少年(12~17岁)热衷于社交媒体,72%的青年(18~29岁)热衷于社交媒体,而年龄超过30岁的成人仅有40%热衷于社交媒体。对12~17岁之间73%热衷于社交媒体的少年的年龄分析发现,12~13岁的儿童登录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为55%,14~17岁的儿童登录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为82%。[3不少社交媒体面向儿童设计,动漫、卡通和儿童交友都成为新型的社交媒体样态。

除了用户数量和使用倾向上的增长外,美国社交媒体还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排名前20位的社交网站主题涵盖了动漫、酒吧、交友、特殊族群、儿童卡通、校友、育婴、职场、寻人、招聘等多个范畴。这些不同的社交网站成为美国网络用户的新宠,除了我们熟悉的Facebook、Twitter、Google+、Tumblr等,很多不同主题的社交媒体也拥有非常可观的用户访问量。比如,2011年7月的一份统计显示,Facebook的访问量居全美首位,周访问量达1.8962亿;Twitter的周访问量为4253万,不包括移动访问用户;My Space的周访问量为2302万;青少年社交媒体Tagged的周访问量为2165万;面向全美校园少男少女的社交媒体My Yearbook的周访问量为1524万;职业社交媒体Linkedln的周访问量为1467万;寻人和招聘类社交媒体My Life的周访问量为1088万;迪士尼儿童社交媒体Club Penguin的周访问量为798万;面向妈妈的社交媒体Cafe Mom的周访问量为777万;微博社交平台Tumbl的周访问量为681万;校友类社交媒体Classmates.com的周访问量为595万;面向儿童的卡通社交媒体Fantage的周访问量为498万;动漫主题的社交媒体Gaia Online的周访问量为208万;在线虚拟酒吧Fubar的周访问量为218万。可见,美国的社交媒体正在向更多的文化、生活领域渗透,其所提供的服务也逐渐超越社交媒体最初的功能。尤其在移动应用更加丰富的新媒体潮流下,社交媒体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媒体秩序。

社交媒体与移动应用对美国媒体秩序的重构

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互联网领域中关系从“机器—机器”变成了“人—人”的连接。政府与公众、传统媒体与受众的关系都随着这一改变发生了变革。人际网络、社会网络与互联网络的多重叠加,正在重新定义美国的传媒秩序。

首先,社交媒体上,个人影响力堪比大报。在Twitter上,美国歌手Lady Gaga的粉丝超过2800万,相当于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早报发行量的近3倍;她在Facebook上的粉丝数超过5300万。2011年,Lady Gaga被《福布斯》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福布斯》编辑Dorothy Pomerantz评价道:“Lady Gaga以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击败奥普拉。她利用Twitter和Facebook来宣传自己,使其专辑销量创下纪录,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她给未来名人如何推广自己树立了最佳榜样。”[4]不仅是娱乐界的明星,社交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在政治领域同样受到极大的关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成为总统竞选的重要战场。美国的调查显示,很多投票者都疯狂地涌向社交媒体,因为它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个性化的、受约束的政治信息平台。投票者可以多方位地了解信息,摒弃不信任或者单一的信息渠道。他们可以自由地加入双向交流的团体,和熟悉的、值得信赖的人打交道。[5]相比罗姆尼在电视广告上的巨大投入,奥巴马借助社交媒体,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了竞选的成功。有270万人通过You Tube观看奥巴马的视频。民主党媒体策略师皮特·芬尼(Peter Fenn)进一步阐释道:“例如,奥巴马的支持者可以在大选最后几周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使得他们与摇摆州的Facebook好友取得联系,说服他们去投票。竞选团队发现,每当潜在投票者联系到5个朋友,那么他就会成为真正的投票者,因为他与自己熟悉的人进行接触获得信息,而并非依赖电视或电子邮件。”[5]美国大选再次印证了,社交媒体借助互联网络与人际网络双重叠加,已成为资源动员的潜在力量。

其次,社交媒体已成为美国记者寻找信息源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很多传统媒体扩大新闻报道的重要途径。虽然社交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基于传统媒体的关注程度,但今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传统媒体记者寻找新闻题材的好地方,传统媒体记者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微博,开设Facebook页面,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交流挖掘信息。比如,《芝加哥论坛报》要求记者开设博客和建立自己的Twitter账户,然后报社将这些博客和微博地址列在主页,以便读者选择。突发新闻中心除将记者采访到的各种最新报道放在网站主页外,还会关注读者评论,并通过在Twitter上反向追随读者(Followers),发现他们近期关注的话题,从中寻找有用的新闻线索。[6]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如New York Times、BBC、Washington Post等,都在新闻网页上同时设有Twitter、Facebook等链接按钮,以便读者将感兴趣的新闻分享到个人社交媒体页面上。这样,经过社交媒体推送的新闻又会被网友不断转发,影响力在原本不是该报读者的用户群体中也得到迅速扩大。同时,意识到社交媒体上舆论信息的不确定性,美国很多严肃的媒体在2009年就对记者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加以规范。例如,《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规定,员工不能在社交网络上和重要新闻爆料者交朋友;《纽约时报》要求,员工在对待社交网络上的消息时应该具备“常识头脑”;美联社要求,所有员工发布在社交网络个人主页上的文字内容不得含有政治倾向性,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是在引起争议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7]即便如此,社交媒体在记者中仍受到广泛青睐,尤其是借助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一天多次登录社交媒体的记者不在少数。

最后,社交媒体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日渐显著,“生活的媒体”在社交中建构。向真实生活领域的回归,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社交媒体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和值得关注的新趋势。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以外,美国主题性的社交媒体多注重应用性与生活化,例如,社交网络Meetup正尝试把服务社区和丰富网民线下生活相结合;Deviant Art供艺术家在线分享作品;Cafe Mom供母亲在线分享育儿经验;Club Penguin供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等。这些社交媒体强调为普通民众或特定人群的生活及工作提供便利。美国人甚至为婴儿建立了社交媒体网站,包括被誉为“孩子们的Facebook”的Totspot,还包括Odadeo、Lil’Grams、Kidmondo等,年轻的父母们在这些网站上和亲朋好友们分享小宝宝的成长快乐。[8]除此之外,社交媒体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活动,如黛米·摩尔等180多位娱乐明星借助Twitter,为海地地震后重建募集捐款。社交媒体在美国游戏产业中也同样值得关注。据e Marketer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社交游戏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用户中的渗透率分别为23.7%和39.4%,到2013年其预期数值分别将达到30.0%和44.8%。[9]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为美国社交游戏市场的潜在客户。皮尤调查机构201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美国所有50岁或以上的老年网民中,42%已成为各大社交网站的用户,而2009年的相应比率仅为22%。2012年,随着移动应用的更加普及,社交游戏再度成为亮点。2012年2月6日,美国OMGPOP公司推出的社交游戏“Draw Something”(我来画你来猜),在游戏发布10天后,下载量就呈指数级增长,很快便超过了100万次。用户开始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发布他们的图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累计下载量就已经超过3500万次,玩家共画出超过10亿幅画。该游戏一跃成为App Store和Android Market中排名第一的游戏,堪称有史以来用户数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这款社交游戏在简单的娱乐互动中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玩家可以通过Facebook或E-mail登录,并要求身边好友加入游戏。[10]在美国,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Facebook网址或Twitter账号与电话和邮箱一起打印在名片上。这些都再次说明,在美国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在成为“生活的媒体”。

社交媒体与移动应用中的公共安全与危机应对

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草根市民都能够轻松地拥有自己的“媒体”,可以在社交空间中传播信息,建立关系网络,并以参与的方式接收通过传统媒体难以获知的信息。海量和碎片化呈现的信息方式,不仅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更为美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提供了新的模式,同时也为公共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Facebook和Twitter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抗议者通过社交网络相互联系,约定集会的时间、地点。追踪Twitter标签趋势的Trendistic公司调查表明,“占领华尔街”标签最初在9月16日晚11点左右开始大量出现,即运动参与者驻扎曼哈顿区祖科蒂公园前一夜。在24小时内,每500个Twitter标签中,大概就有一个与“占领”有关。而Facebook上也有至少125个与“占领”相关的页面。[11]有报道指出,自称“占领华尔街运动赞助者”的Alliance for Global Justice组织已通过We Pay.com募集资金2.32万美元。在这场运动中,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所显现出的威力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占领”运动也旋即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根据社交媒体分析公司Trendrr的数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以外的Twitter用户关于“占领华尔街”的帖子数量周增长率超过20%。其中7%来自英国,7%来自加拿大,6%来源于西班牙,2%来源于德国,剩下的来源于其他国家。[12]而Facebook上,“占领巴西”“占领柏林”“占领悉尼”和“占领东京”等数以百计的页面,也在世界各国创建起来。今天,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运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巴以冲突中,社交媒体已成为实地战场外的第二战场。在充斥着硝烟味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信息被夸大、被歪曲,有时甚至产生误导,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社交网络也成为部分美国网民发泄不满的工具。

随着社交媒体在公民信息交流、舆论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应用,社交平台也成为美国政府收集信息的重要渠道。2009年,美国国土安全局在奥巴马就职前后设立了“社交网络监控中心”,专门在Facebook、Twitter、My Space等社交媒体上搜集相关信息,以保护总统安全。2011年,Twitte同意将用户发布的全部微博(日均约2.5亿条),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收作电子档案。[13]可以看出,在社交媒体影响力迅速扩大的今天,网络所形成的公共安全挑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需要着重应对的重要问题。美国有130多项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白宫网络安全办公室”和“全国通信与网络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同时,美国政府还成立了国家级的“网络空间政策评估小组”,每年发布调研报告;实施《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计划》应对各项网络威胁;网络安全俨然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考量。

更有甚者,英国《卫报》2011年3月17日刊登的《美国间谍行动操纵社交网络》爆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Ntrepid已经与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和中亚安全的中央司令部签署合同,研发一种“在线个人管理服务”软件的消息。该软件将能够让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全世界同时以最多10个不同的“个人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通过技术操作,可以使他们的“网民”身份不被揭穿。有人认为,Facebook和Twitter将成为该款软件的重要目标,但美国军方回应,由于法律的原因,此项技术不会应用于美国社交网站。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承认正在研发这款软件,但称这是“网络战”的需要。[14]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3

关键词：媒鸽 新媒体时代 信息生态 网络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116-03

在适应网络邮箱的交流方式之前，中学时代的我更习惯于等待从现实中的家庭邮箱中取出从贝塔斯曼书友会订购的书籍；那时候附近的街道还有一些老书店，著名的光合作用书房也正值岁月静好的年华，丝毫看不出多年以后面临倒闭的仓皇征象。如今世界媒体的形态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和传统书店的营业危机时常被作为即将被新时代淘汰的案例，而被新媒体们一再嘲讽。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嘲讽的，因为它总令我想起另一番古老的征象：当人类开垦荒地之后，对荒地——无论是沙漠、冰原还是草原或原始森林的“低下的生产力”的嘲讽，以及在不顾后果大肆开荒之后所面临的种种生态危机。纵然，当下的人类早已意识到生态保护与重建的重要，但是每一次新的技术变革出现时人类依旧改不了放肆狂欢的本性。旧媒体时代是如此，新媒体时代也一样。于是如今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喜新厌旧、迫不及待地淘汰了原有的生存方式时，也被迫发现各种网络危机近在咫尺：言论、版权、隐私、病毒、诈骗、谣言，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碎片侵扰、对注意力的破坏甚至是对知识系统权威的解构。我不清楚这是否会令人怀念信息在旧媒体的“印刷机生物链”中呈现原始生态，但毫无疑问，如今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说到征象，关于征象对现实的隐喻的讨论时常会陷入近似于迷信的窘境，但征象所代表的信息依然对人类产生影响——而且是巨大的影响——若非如此，过去人类的各种宗教或权威阶层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中所有关于征象隐喻的叙述也将毫无意义——可哪怕是今天，当我们再次搜索关于“罗马教皇”“和平鸽”的相关事件时，人们对于那两只分别遭遇了海鸥与乌鸦袭击的可怜鸽子的命运的讨论仍然引向当时的国际社会与乌克兰危机。如果一定要严谨地将征象定义为一种信息巧合，那么关联起巧合的则是人类对当下情境的联想，而这一联想却是必然的，或者说，是人们不由自主地“有意为之”的：是人类在主动地利用征象对当下情境的信息加以归纳，而这种归纳因为征象而显示出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艺术，并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隐喻。在尼尔·波兹曼的眼里“媒介即隐喻”，按照这种说法，一切征象都可以视为媒介，包括媒鸽（stool pigeon）。

说到媒鸽，就要先说它的词源。在今年（2015年）的九月一日我注意到一条来自@二宝-杨毅 的新浪微博称这一天是一个“纪念日”——“旅鸽灭绝了101周年”——好吧。为什么是101年而不是100年的纪念？我很想问“去年的这时候干什么去了”之类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因为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征象，而且这同样并不好笑：就我个人而言，早在贝塔斯曼时代就应该注意到这一征象的来临了。我也曾试想做出迎接它的到来的姿态——发布网络文章、绘图、创建幻想文本或者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我没有做到。或许我们都没有。如今我的书架上仍然放着当年从现实邮箱中获得的那本《沙郡岁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关于鹿、狼与山的生态征象描述的美文：《像山一样思考》，而另一篇同样广为人知的则是《旅鸽纪念碑》；而当我再一次阅读阿尔多·李奥帕德的这篇关于1947年的悲伤象征的描述时，我不由得注意到当时的他以情绪上极为克制的文笔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这一悲伤象征的成立称之为“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但是这显然不是新鲜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认为，这句话和文章中不断所谈及的所谓我们人类“优越于动物的客观证据”一样，是来自美国生态伦理之父对于当时人类文明的傲慢的严厉反讽；其严厉的程度不亚于亨利·梭罗。这是我再次于今天网络媒介搜索关于作者李奥帕德的信息，以及北美旅鸽的存在历史和最新的基因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推断，因为从作者原本对其著作的期望而言（据说阿尔多·李奥帕德去世时并没有完成其计划内的全部写作），他所谈论的“土地伦理”应该只是其生态伦理理论体系建构的一个开始，而旅鸽灭绝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在近代、有人类参与的生态史的征象上的严重性，也或许将成为一个绝对重要的论据而被再次分析：1947年5月11日最后一只旅鸽“玛莎”的铜像被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时候，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而在“玛莎”去世于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两个月前刚刚爆发。可以说，旅鸽的灭亡同时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为灾难——在“玛莎”离开世界到纪念碑完成的这段时间之内，人类世界中无数无辜的生命死于战火之中。于是，“倘使这是我们的葬礼”——当我们根据旅鸽与战火这一征象关联重审李奥帕德的行文时，我们就应当注意到他的用于压抑悲伤情感所用的反讽语气——“鸽子想必不会为我们哀悼。”

而今天，关于旅鸽灭绝之谜的讨论和研究已经进入基因领域，而最新的证据指向了人类猎捕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森林的消失。研究采用基因追溯方式推断历史上的有效种群数目，而推断出十几万年历史中这一物种在数量上的巨大波动，从而推断出它们对于生存环境的依赖程度；而这种基因对于环境的依赖的征象则很容易令人想起模因对于信息环境的依赖，仿佛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的消失如同传统媒体的衰微一样，是一种当下的人类似乎依旧无可奈何的因素。但即使如此，即使根据这一新的证据而将旅鸽视为同其他随着森林生态破坏而被迫趋于灭绝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旅鸽的消失仅仅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或者更加冷漠地将其视为同地球生态史上因种种剧烈的环境变化而被迫消亡的远古动物一样仿佛旅鸽的消失仅仅是地球生态环境变化的牺牲品，而拒绝正视人类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的话——这仍然是一种人类的傲慢式的自我欺骗。何况基因证据恰恰证明了即使是剧烈的地球环境变化中，旅鸽的数目被迫减少到极小规模时，它们也终究熬过了森林大幅消失的冰期。那么实际上这一征象中真正值得担忧的，恰恰是人类对于自我认知的拒绝姿态：即使如今的网络资料仅仅以史实的方式叙述在新媒体时代开始之前的人类的自私与贪婪、盲目与残忍，那么未来的人类又将如何叙述网络时代人类的自私与贪婪、盲目与残忍？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的人类真的是地球生态的统治者，那么人类为何没能阻止旅鸽的消失？如果人类真的是信息网络的统治者，那么此时此刻，又有什么事物的正在消失，而我们却同样尚未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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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正视这一征象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时，“媒鸽”这一词将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事件中最需要关注的人类行为以及相应的生命信息互动行为。在日常语境的理解下这一词汇被解释为“能够把其他鸽子带回家的鸽子”，然而追溯到英文俚语中，它的意思却变成了“密探”或是“警察的眼线”——也就是说“诱捕”而非“带回家”才是“媒鸽”一词的原意。在“北美旅鸽”的网络词条中关于旅鸽的灭绝原因的描述充满了狩猎时代的狂欢式的屠杀气氛，这些描述令人不适的程度足以令人想起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之间的种种惨剧；而往往被作为最糟糕的部分描述即“媒鸽”的创造：将一只无辜的旅鸽的眼睛缝上，绑在接近地面的位置迫使其作出近似于发现食物时的扑翅的动作，从而将其他觅食的旅鸽引诱到罗网之中；而那只作为诱饵而不自知的旅鸽，则被他们称为“媒鸽”。

这种征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如今在网络自媒体平台中时常出现的“钓鱼者”之类的谣言传播者，但这仅仅是“媒鸽”这一隐喻之下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乱象中的冰山一角。在信息传播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媒鸽而不自知；而且这种现象也绝非网络时代的特产——而应该说，是任何一次媒体技术变革时都会产生的信息危机，从第一次传媒技术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开始，对于这种危机担忧就已经开始了——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文字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受众”可以视为在新的媒介平台中信息爆发时出现的语境混淆，“也不懂得避免不合适的读者”则可以视为受众对于语境解读不完整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种种误解与误读。这种误解和误读将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而加快，换而言之在过去，文盲者或许仍能够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但人们接触文字并且忽略了对文字信息源或其他信息源的重新思考时，尤其是今天当人们过度依赖于信息的高速更新时，种种谬论和谣言以极快地速度充满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而或许每一个信息传播者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变成了“媒鸽”。如果让我们仔细审视网络时代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信息本身包含着种种诱导的趋向，其中有多少趋向是对于受众真正有所帮助的，而又有多少信息是在诱导受众走向贪婪、敌意、低级趣味等种种认知陷阱？其背后的利益网络又是如何形成的？谁能带我们回到精神家园？而又是谁在诱捕我们？当年迫使人类制造媒鸽的动机，经济上的获利追求、享乐至上、对生态问题的短见无知和不加控制的行为冲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人类的“自私与贪婪、盲目与残忍”，那么以新媒体时代的因同类因素而恶化的媒体生态现象而言，称这一时代为“媒鸽时代”也毫不为过，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自己将成为我们恶劣本质的受害者。当年或许是旅鸽种群在适当生态环境下的数量爆发，碰上了人类从工业时代的所获得的新武器和新型捕猎技术时的无法抑制的兴奋感，从而遭遇了彻底的悲剧；而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口爆发和媒介受众数量的暴涨时，所遭遇的也正是网络时代新的话语权与表达方式所带来的无法抑制的兴奋感，我们自身成为了信息碎片的制造者也同时成为了信息碎片的受害者——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信息碎片的互相干扰，才能避免一个智能时代的科技成果将同一时代的人类的注意力剥夺殆尽、才能避免我们自身的连贯思维能力的摧毁？

毫无疑问，现在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与哀悼消失的事物相比，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在于我们如何训练我们归纳网络信息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规范我们在网络中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关于数字时代的传媒伦理、网络素养和信息处理技巧等课题应当成为新的教育普及任务，甚至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其重要的程度或许不同于语文与数学，但至少应该与体育相当：这种新媒体素养的培训直接关系到我们处理信息的精神运动方式，以及效率；而最重要的是，教育本身应当维护思维能力的根基。苏格拉底担忧的是阅读破坏思考能力，而我们在担忧这一点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担忧信息碎片对于连续阅读以及对文字语境的理解能力的破坏。新媒体的崛起在不加束缚的初期带来了许多新生的信息资源与交流活力，但与此同时爆发的也有原本深藏于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恶劣面——原先的传媒体系，或曰“印刷机的生物链”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进化出了一套特有的方式——包括知识体系的构建、学术权威的建立、版权保护以及出版审核等，将人类混乱的表达冲动与严谨的学术讨论及优良的内容创作区分开来。但在网络时代，就像旅鸽灭绝的年代尚未来得及建立生态保护或动物保护的法律意义，人们尚未来得及为网络世界建立一个明确的规则体系；于是，看似光鲜亮丽的新媒体时代中的新媒体们的种种不受规则约束的姿态与作为，也将考验着当下人们处理信息与抗拒误导的能力与素质。我们必然要经受考验，这使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信息风暴的冲击中被迫训练自己，从应付工作邮件与社交媒体的干扰到识别网络虚假信息，从信息搜索技巧的提升到知识权威体系的追溯和修正，从社交媒体的互动内容创作参与到版权维护意识的形成等等。

但这似乎仍旧远远不够。在如今的网络媒体上时常出现的可能给受众带来困扰的热点问题往往并非新生事物话题，而是一些更为古老的和常见的争议。比如中药和中西医矛盾，以及媒体误导、受众的误解误读导致的医患矛盾的激化。关于中医药的话题直接印证了苏格拉底对于文字解读方式对人类思维能力的影响的担忧：语言本身是流变的，随着历史沿革，语义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当媒介形态加速了信息交流的时候，这些语义变化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这也是当下网络词汇层出不穷的原因。一些关于规范网络用语的措施可能暂缓这种现象，但也难于阻止。那么以这种现象看待中医药相关的争议，我们不难发现医古文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境混淆制造了普通受众对于专业领域的理解困难的同时，也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误导受众的便利条件。与此同时，医患矛盾激化则往往产生于新媒体时代网络中关于医学的阴谋论的盛行。当下网络知识权威体系的构建参与门槛往往远低于现实中的百科全书，这使得网络信息的可靠程度大打折扣，而更多不负责任的信息，包括带有私人立场的或利益立场的阴谋论不断产生并混淆于真正有用的知识中；很多时候媒体们根据用户关注的焦点来生产内容，于是几乎有人都会关心或为之担忧、恐惧的领域比如医学与健康，则成为了诸多媒体为诱捕用户注意力的重点内容，为此不惜夸张言辞甚至虚构内容。而有时候关于一种医疗方式或药物的谣言也很可能产生于其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阴谋论不单产生于专业话语权群体的外部，也可能产生于专业话语权内部，或者说，专业领域的人们同样在利用新媒体做着一些互相伤害的事情。或许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中人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但传统媒体的知识权威结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容可靠与条理性，以及同行竞争的规则化。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包括受众参与的话题讨论往往会急剧放大受众的情绪，并且为信息增加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新媒体利用了受众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话题的追求以及恐惧来诱捕受众的注意力，于是这一只“媒鸽”，我们可以称之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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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恐惧的情绪之外，其他一切情绪亦可以成为新媒体诱捕注意力的“媒鸽”，包括媚俗内容所诱捕是的受众对于“欢愉”的贪恋，刻奇内容所诱捕的则是受众对于“感动”或“悲伤”的情感刺激需求，各种广告以及虚假广告所诱捕的则是受众的“贪婪”。而最后，就连网络媒体所建构的知识权威体系和各种分享系统本身诱捕着受众对于求知行为本身的“懒惰”……所有我们在情绪上诱导出现的认知缺陷都有可能使我们成为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的猎物与牺牲品。除此之外在新媒体时代；科幻内容的创造时常被误解为科学；具体的问题分析时常被简化为敌我立场惯性思维；权威方因为恐惧话舆论的制造的信息封锁或是为信息的查证制造困难，一方面导致了权威方自身的话语权流失从而削弱了自身的权威，一方面进一步弱化受众对信息辨识能力而为未来更多的谣言危机埋下隐患。最后当我们回顾整个信息环境时，真正被削弱的除了思维能力之外，还有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思想与文化的创造能力。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当我们被所有这些不负责任的信息碎片缝上双眼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原本的在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世界中自由飞行的能力。于是，我们要避免成为这一时代的“媒鸽”，我们需要会抵抗其他“媒鸽”的诱惑，对一切敏感信息保持警惕，学会追溯信息源，通过还原信息制造者的立场、语境来分析观点，而不是一味盲从、人云亦云或者勉勉强强地“兼听则明”却仍旧不知所措——网络素养以及应对信息碎片所需要的情绪训练与归纳能力尤为重要。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我们也必须时时反省并警惕自我，避免我们因为自私与贪婪、盲目与残忍以及其他种种素养缺陷使我们自身成为“媒鸽”：我们对于自身所发布的一切信息应保持着专注与负责的态度，言辞谨慎；这并不是指亲友之间的交流非要如此不可——毕竟在小范围内的长期交流可以培养出不会妨碍理解的具有默契的交流模式——而是指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或是涉及专业领域和敏感话题的交流——我们应该避免各种误解误读带来的无意义的争吵，应该主动走出敌我立场模式讨论所带来的思维局限。于此同时，我们应当呼唤网络时代的新的信息规则的构建。这种构建绝非简单粗暴的审查方式或是封闭方式，而是更为各种言论的自由讨论、不同类型的信息的归类和知识权威的重建提供各自适合的不同平台。在学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人类文明始终要向着未来前进，我们需要构建的不仅仅是新的知识体系与媒体规则所组成的信息森林，我们同样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信息体系中自由飞翔的天空——这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对于自身素质的训练要求。

而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世界中仍充满着诱捕着我们的注意力的种种媒鸽之语。而与阿尔多·李奥帕德的看法略不同的是，我认为并非只是对于旧有事物的眷恋情怀是使我们人类“优越于动物的客观证据”，真正使我们区别于动物并且进步于我们自身历史的客观证据，是我们主动学习、区分、建构信息时代知识系统的姿态，是我们主动参与各种媒体平台中的信息优化的姿态，是我们直面自身素养缺陷并与之斗争的姿态，是我们主动迎战信息时代的种种挑战的姿态，是我们积极、谨慎而自信地担当起未来文明建设任务的姿态。更确切的说，在新媒体时代，当每一个人都成为媒体和信息源的时候，我们就都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改进我们对于自身的媒体任务的认知，建构自身的传媒伦理意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书写这一时代的信息之书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语与行为负起责任。

参考文献：

[1]阿尔多·李奥帕德著， 吴美真译《沙郡岁月》[M].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03.

[2]尼尔·波兹曼著， 章艳、吴燕莛译《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霍华德·莱茵戈德著， 张子凌， 老卡译《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M].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8.

[4]闫洁： 是谁杀死了30亿旅鸽——基因研究解开旅鸽灭绝世纪之谜[N]. 中国科学报. 2014-07-10.

[5]Sarah C. P. Williams著， 胡德良译： 旅鸽灭绝之谜：人为之外的原因[EB/OL]. 译言网：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51964/443232 .2015-02-08.

[6]Carl Zimmer著，莘莘深编译： 羽之河流：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旅鸽？ [EB/OL]. 果壳网：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698/ .2014-06-30.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4

王方群

【摘要】： 本文在介绍新媒体和政府危机公关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大众传媒在政府危机公关中监测环境、传递信息、舆论监督和议程设置、协调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分析了新媒体开放、及时、互动、共享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递的渠道更广、信息控制和垄断更难,要求政府危机公关理念进行变革,树立“开放”和“平视”的新观念。然后提出政府运用公关手段和政治权力,实现对新媒体的制衡和控制。最后,我们提出了政府危机公关中新媒体运用模型,充分运用新媒体实现危机舆情的收集、危机预警、危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网络和短信提供了危机舆情表达的新渠道,通过对危机中的网络舆情和短信舆情的收集,能使政府及时掌握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反应。在危机中,新媒体的预警有着独特的优势,建立新媒体预警体系,特别是充分运用短信预警,对危机的前期应对有着重要意义。构建起以政府网站为主体,网上新闻发布会为形式的信息发布体系成为时代的需要。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等理论同样适用于新媒体,充分利用这些理论,政府可以实现对危机舆论的引导,进而成功实现危机的化解。【关键词】：新媒体 政府 危机公关 信息公开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G206;D035 【DOI】：CNKI:CDMD:2.2007.053853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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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5 ABSTRACT5-9 第一章 绪论9-13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9-10 1.2 文献综述10-11 1.3 研究内容、结论和方法11-12 1.4 课题创新点12-13 第二章 新媒体、危机与政府危机公关的理论界定13-18 2.1 新媒体与新媒体环境13-15 2.2 危机界定15-17 2.3 政府危机公关的界定17-18 第三章 大众传媒在政府危机公关中的地位和作用18-25 3.1 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概述18-19 3.2 大众传媒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核心19-21 3.3 危机中大众传媒的作用21-23 3.4 危机中媒体是把双刃剑23-25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5

医患危机如何应对？

让全社会客观了解医务人员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书记

张革

医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有很多未知领域需要不断地研究探索，因此，包治百病对于医生来说是难以实现的。

对于医方来说，应加强职业素养的培育，苦练内功，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与患者充分地沟通，以求最大程度地赢得其理解和配合。而新闻媒体则要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任何医患纠纷，切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客观公正地表达媒体视点，传递给公众正确的声音。走基层，践行群众路线就要大力宣传一线医务人员的先进事迹，让全社会客观真实地了解医务人员，对于“医闹”等行径则要坚决抨击，这对于增进医患和谐关系重大。

是医患关系，更是战友关系 盐城协和医院院长 蒋向红

如果你不想把患者看做我们的衣食父母，那就把他们当做是和我们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这是我们盐城协和医院的医训。回眸当下国内各地各类医暴、医闹事件，要修补目前有点裂缝的医患关系，核心问题在于对当下的医患关系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也就是说，这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来比喻两个最应该互相信任的群体，最为合适不过，其他一切把医患关系对立起来的思维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任由势如水火的医患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其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分类管理学助力医疗服务 东台市中医院监察室主任 梅春林 在我们尚无法也无能完全纠偏社会及患者对医学、医院、医生的错误认知情况下，我们只能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为病人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掌握与病人沟通的技巧与能力，将伤医、袭医事件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分类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体现在医院管理的许多方面，如能在临床各个工作环节注重加强病人的分类管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医疗风险或纠纷。分类不是将病人分为三六九等，不是不同的服务态度，而只是不同的服务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病人信息，确保医疗安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高诊疗效率，有效规避风险，减少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不能简单运用商品思维模式判断问题 苏州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助理

唐德春

在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监督方面，媒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加了社会透明度，使得社会公众明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但在医患纠纷中，大量为吸引眼球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太多，一边倒地指责医院，促使了医疗纠纷愈演愈烈。

再者，医疗费用支付制度欠合理，不少患者能用的有效药不在医保范围，患者往往迁怒于医院。患者对医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简单运用商品思维模式来判断医疗服务的价值与优劣，往往忽略医疗领域的未知数和变数，人体生理、病理、心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其实，医患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目标。

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几点看法 盐城盐阜医院办公室主任

张勇

就医患关系紧张的话题，个人认为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目前的就医制度亟待改进，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给老百姓提供真正的自主选择权，既缓解大医院压力，又能保证医疗质量；二是改进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医疗机构从内部做到整体提高；三是对公众多做正面引导，普及科普知识，建立合理预期值；四是严惩暴力伤医、“医闹”，杜绝此类恶性事件的滋生。

加强医患交流，设备要跟上 响水县中医院副院长 孙东祥

增加医患之间的交流沟通。我院规定各病区在病人住院期间要进行至少三次以上的沟通，同时病员出院后半年内要进行至少三次的电话沟通并留存记录，办公室每月定时随访患者，调查满意度。

为了加强医疗纠纷防范宣传教育，强化监督检查。我院今年初共购置了20余台便携式视频录像仪，每科室配发一台，要求医护人员按照医患沟通制度定时、及时与危重以及有医疗纠纷迹象的患者沟通、签字，同时要有视频录像。医院办公室及医教科、护理部定时组织培训、督查医患沟通情况，及时组织专家点评视频中医患沟通内容，评估沟通效果，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医患沟通满意度。

探索和创新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 阜宁县东沟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剑峰

在一定区域内实施医疗风险互助金制度，医疗风险互助金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按比例缴纳，分为统筹基金和保证金两部分，医疗机构发生医患纠纷经协商、调解、判决后，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机构按一定比例从统筹基金和保证金中统一支付给患者赔（补）偿费用。这样既解决了赔付费用全部从第三方支出的问题，又可有效缩短赔付时间。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创新医患纠纷调解模式。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在第一时间介入。调解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如一方不履行协议内容，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让患者充分了解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党政办主任 李春芳

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建立，除了政府部门、医院管理层、医疗队伍的努力之外，患者的理解和包容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许多医疗纠纷的发生都是由于患者对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了解不足，对医院寄予不恰当的依赖，一旦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产生焦躁甚至愤怒心理，导致不理智行为而造成的。要通过充分的宣传和告知让患者充分了解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促进医患关系良性发展。

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会使医患关系更紧张 连云港市赣榆县人民医院院长 徐宏团

就治疗患者而言，医院、医生与患方的心理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希望治好病人，没有哪个医生、哪家医院会故意难为患者，不想把患者治好。每个医生都希望自己成为药到病除的“神医”。

医疗意外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不排除部分纠纷有医务人员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但出现纠纷后，媒体也好、社会舆论也好，往往一边倒地指责医院、医务人员，论坛上一出现有关医院的负面内容的帖子，一下子就会成为热帖。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导向只会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医生工作中束手束脚，最终受害的将会是患者自身。

目标相同，医患更应构建良好关系 如皋市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朱银圣

因为“医”和“患”不仅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且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眼下，如何化解矛盾日益激化的医患关系，构建良性医患关系呢？一是医院要加强法治意识，严格遵照诊疗规程，规范做好医疗“规定动作”和“亲情服务”；二是坚持依法处置医疗纠纷，客观对待已发生的医患纠纷，避免医方、患方卷入失控“漩涡”；三是加强医疗责任保险的落实和推进，有效规避医疗风险，让医护人员服务病人无“后顾之忧”；四是加大第三方调解力度最大限度压降纠纷给双方带来的负面影响。

医院要认真履行权利和义务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市场部主任 肖保进

医院要认真履行有关权利和义务。譬如医院的治疗权（疾病检查权、自主诊断权、医学处方权）；医学研究权；医护人员的人权尊严权等。而医院的义务有依法开业及执业的义务；依法或依照双方约定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对社会及患者的忠实诚信义务；向患者及家属说明病情、治疗措施、注意事项等告知义务；医疗转诊义务。对不能治疗的疾病，应及时建议患者转院治疗；报告义务。发生重大医疗事故等情况时，应依法向卫生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职业道德方面的义务，如诊疗最优化，用药适量，手术合理，治疗方案最佳，使患者痛苦最小，医疗费用最低等。

要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强化医院建设 如东县人民医院纪委书记 刘乔明

医患本是携手共抗病魔的“情深战友”，如今却成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的“陌生路人”。如何打破医患坚冰，重建和谐医患关系，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强化政府职能，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二是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强化县级医院建设；三是改变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变以药养医为技术与服务并重；四是正视目前医务人员待遇过低，压力偏大，环境恶劣现象，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五是开放医生多点执业；六是大力引入民营资本，创造鲶鱼效应。

医务工作者应“自练武功”提高服务水平启东市中医院医教科长 何键忠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不仅正在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当前医护人员同时承担着管理者、沟通者、照顾者、代言者、保护者及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医护人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而且要有高深的专业素质、广博的人文素质。加强医护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加强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并应用于医患活动中，达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

给县级公立医院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如皋市中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薛瑞华

随着新一轮医改不断深入，社会资本参与办医，医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县级公立医院是县域内的医疗主体，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不容乐观。政府投入不足、舆论环境欠佳不利于医院发展，影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困境，医院必须立足自身过硬，在服务能力、医患沟通、依法治院、规范化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同时，期待全社会进一步理解、支持医疗卫生事业，期待大众媒体注重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站在患者角度与其耐心细致的沟通 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区人民医院院长 张友亮

站在患者的角度，医院存在服务方面的问题，态度冷漠，缺少对患者的关怀与沟通；站在医院角度，患者不能理性地看待医疗问题，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的错，由于当今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或患者的个体差异等原因，医院很难保证对所有患者的治疗都取得满意的结果。患者缺乏医学知识，缺乏对医生的信任，对医生开具的处方，检查检验项目及实施的治疗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持怀疑态度，最后对正常的治疗效果总有疑虑。而医务人员工作量大、压力大、负荷过重，受就诊时间限制，面对众多患者，医生很难做到有问必答，与患者做到耐心细致的沟通，这也是构成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处理医患纠纷关键要建好五个机制 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院长 赵建中

我认为，处理医患纠纷关键要建好五个机制。一是预警机制。遇到危急重症、纠纷或情绪激动的患者时，要按照防范《预案》，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二是研判机制。纠纷发生后，有关责任科室、责任人要迅速对纠纷原因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作出判断。三是快反机制。责任科室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查明原因，稳定患者及其亲属情绪，保护医务人员不受意外伤害。四是调处机制。纠纷调处部门要本着客观、公正、平和的心态，依法、依规、依程序处理好医患纠纷。五是联动机制。遇有患方过激行为或医闹时，要注重自我保护，并迅速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寻求立法途径解决纠纷赔偿问题 如东县中医院党办监察室主任 徐平平

当前，医患纠纷发生率及不按合法途径解决的比率均在逐年上升，医院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作出赔偿的现象增多，医患纠纷赔偿平均金额快速攀升，医患纠纷引发的违法案件不断发生。立法的个人建议：①民法适用于医疗纠纷调处的困惑。②完善医疗卫生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③正视医疗纠纷处理的专业性。④强化医疗争议的法定调查。⑤医患纠纷处理的法制化。⑥免除非医疗事故的医疗赔偿。⑦医疗过失的判定要结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⑧控制过高额的赔偿。⑨建立医疗风险的保险机制。

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篇6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温铁军

人们都在担心最近的经济下滑，刚才张司长也说到，从宏观形势上看，沿海经济2009年以来基本上进入蓝灯区，内陆经济是因为国家近几年加大了以国债主导的投资而使内地的经济还表现为相对比较高幅增长，所以现在所强调的“稳增长”是具有相当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我就结合着讲一下对全球危机和农村之间的相关性作一些分析。

一、全球危机带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反思

我们都知道一个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有相当深刻的反思，除了本国，我们仍然在进程之中，所以我们的主流仍然是认同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反思和讨论，我参加了不少。回国以后，我尽可能地把世界范围内的这些反思弱化，否则恐怕就会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国内目前的主流仍然是所谓的“三化”统一，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我认为这个“三化”统一带来的高增长会是一个可持续的现象。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任何一个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外乎是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而任何一个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都会同步地带来所谓资本增密同时发生的风险累积，这应该是个规律，其实就和自然界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二者是相等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份资本积累一定带来一份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那这个风险不断地累积一定会导致危机，危机一般都爆发在城里。所谓西方社会的进步无外乎它有条件或者它构建了一条体系能够使它危机爆发的代价转移出去。中国之所以屡次遭受危机仍然能够维持所谓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有条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把城市的资本危机转嫁到仍处在传统经济中的农村。而当农村也开始不断地资本化，现在农业的货币深化、资本深化的程度越来越加剧，几乎原有的农村作为承载危机载体，是因为它的三要素没有被完全定价，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些基本要素在农民手里不会完全定价。那在传统社会的不对定价的条件下，当然就有承载危机的能力。而我们现在在大规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得农业要素全部被定价。全部定价、全部市场化之后，也就意味着它承载危机的能力会下降。

当然，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比如说加强新农村建设。加强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使原来在市场条件下一定被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作用到外部去的那个资本，当市场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把劳动力资源资本化为劳动力资本，把土地资源资本化为土地资本，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再定价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使资本外流，资本收益被城市资本占有，这个资本收益所形成的资本代价被农村所承载，于是就有今天大家所说的386199部队等等这些事情，农村出现衰败凋敝，大家又开始合村并镇。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适应资本、资本化农村资源的制度需求，同时也适应于资本向农村转嫁制度代价的制度需求。因此，中国在所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农村承受更大代价的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三农问题发生的根源。所以当我们把三农问题不作为农民问题，就是说三农是问题，但不是三农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一定导致三要素外流，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外流的情况下会保持不衰败，这就是很客观的规律。这一点，大家都懂，各位至少学过基本理论。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任何经济领域只要三要素外流，并且是长期大幅度净流出，这个领域如果不衰败那是见鬼，怎么可能呢？因此，只要是我们的政策导向是促进三要素外流，那么三农的衰败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政策结果，是你要这样的，怪不得农民。当然，也怪不得农民素质不高，或者农村落后、传统，不是这个道理。是你的政策就是这样，制造出这样一个结果。这点，我想也不用讳言，大家都明白。那么，我说出现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进入十六大以来的“胡温新政”，我们现在叫做“黄金十年”，这对农村来说有个很大的改变。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使资本要素回流农村。而资本要素是最具有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以前是资本要素或者是资源被资本化所形成的资本要素长期大幅度净流出，随着新农村建设或者加强农村投入，资本要素被政府用看不见的手直接摁回去了或者直接送回去了。

这些年来，有人算过从2006年新农村建设增加投资以来到2012年，总的增加的农村各种投资6万亿，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么历史上可比的是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我院里的一个同事孔祥智教授，他继承我们院里老教授的算账方式算了一笔账。建国60年，城市和工业从农村提取了17万亿，17.3万亿被城市拿走，现在最近这十年是国家又送来了6万亿，当然是零头。那60年拿走了17.3万亿，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你拿走它当然它就丢了，它少了就弱了，就穷了，就衰败了，现在又往回送了6万亿，那么相对来讲发展速度就会相对快一点，农村形势会好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说得简单点，咱也别把事情搞的太复杂。我说做研究的人最大的本质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搞的比较简单，让人一听就懂。如果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的特复杂，让人听不懂，还以这为学问或者学术，那就有点（不好了）。当然也是，我也看到大量这样的项目，我也一般让它过，是因为大家都靠这吃饭，谁都不容易，所以也就这样。但是你真正要做研究，还是希望大家把复杂的事情梳理出来，梳理出来以后其实就简单了。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否则，咱也不能想政府有一个善意就向农村投入了。其实，都是张红宇司长这样的去当政府头脑，他会长期维持政府善意。但是你不能寄希望于它就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它一定是有目标才有对应的手段。

现在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如何以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管我们道德上如何判断，可能有人就批评我说：“温铁军，你是个假三农，你怎么会主张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呢？”我说你慢慢理解，先别着急扣帽子。我真三农、假三农也不是好像就凭着一个观点，我只说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仍然是中国有效的应对全球危机打击的一个条件。它对错、好坏，那是道德家们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去关心的事。作为一个客观的做研究的人，我们只是说分析一个制度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制度收益是国家占有的，某种程度上，甚至这种制度的制度收益仍然是有利于城市工业资本，或者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的。当然，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说，你说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不利于三农，那当然应该被调整或者应该被改革，但我们只是客观分析它现在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三农问题是三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的，那么三要素长期净流出又是市场使然，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一般意义上的强调市场手段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三要素长期净流出所发生的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基础领域中的根本问题。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一般的推进现代上层建筑会导致政府失灵。我们越是加强在农村的法治建设、现代教育建设、现代医疗建设等等，就意味着它越需要有更高的开支。当农村是一个不产生剩余的经济领域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基础能否支撑得了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呢？不能。那你只能是大规模地拿钱补贴，这个补贴一定加强的是政府各个部门，加强政府各个部门就意味着加强了条线，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传统的体制矛盾就会发挥更为负面的影响。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农村的经济基础领域中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你越加强这种上层建筑，它就越不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出现了什么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的代价至今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农村大量的无论是上访告状，还是追求法制解决，或是追求选举解决，几乎都不解决。越是采取现代上层建筑的现代政治手段，越不能解决经济基础领域中不断薄弱、不断衰败的问题，它恰恰是个反作用。于是乎，我们老是说搞不搞农村基层工作，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在于双重失灵。所以早在政府接受三农问题的时候，2011年，接着我们就发表文章说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三农问题面临双重困境，这是十年前说的，现在再重复一遍。

接下来我们说可行的办法是什么。你改变不了市场导向，这个我们也是客观地说，中国大潮滚滚，谁也改变不了。你不能螳臂挡车，那么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注意，我最近十年左右一直强调，我已经从一个改革者退步了，退步成一个改良者。我们在改什么良呢？农村草根化的弱势群体仍然可以自我资本化其劳动力资源的残值，如果能够通过新农村建设对社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还有可能转化成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恰恰对接了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的内涵就是多样性，以此，我们还多少可以维持住乡土社会的存在。这就是我在原来改革界的朋友们继续保持激进改革姿态的人对我越来越不理解，说温铁军这家伙怎么回事，我们过去都是搞改革的，现在怎么老是说点奇谈怪论。其实我是觉得越做国际比较研究，你就越发现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所有这化那化，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说过，不管你是个什么“化”，恐怕都只会“化”走农村的资源，最后留下的是代价，恐怕都逃不开。

二、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

于是，我们就说现在。在面对全球危机条件下，应该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所谓“三治”就是上层建筑中的治理问题，这个“三农”、“ 三治”建设客观上有助于维持乡土中国可持续发展，来应对全球危机，微观上也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株洲是“两型”经济试验区。“两型”农业是“两型”经济中的重要内涵，因为“两型”农业会自然地体现十七大生态文明所内含的多样化理念。这个多样化理念恰恰是农村因经济和多样化的自然过程结合而内含性的具有的。就此提出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是什么。我们现在说中国不是西方，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不是欧洲，这点，我想应该是最基本的。因此当很多人跟我讲西方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在西方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论是什么，普遍意义的经验、普遍意义的制度、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不要当成是全球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有些比较激进的小资愿意跟你辩论，难道爱情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吗？我说是，但是如果你妈和你老婆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是你爱你妈还是爱你媳妇？或者你妈、你老婆、你闺女三个都掉河里了，你爱哪个？就是说这些其实不用讨论，因为就是很多文化上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一样。

我说中国这一百年，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一百年经过无数的革命战争、奋斗等等，20世纪上半叶30多个土地革命战争打出的结果，是历史上小农经济的耕者有其田。历朝历代，只要改朝换代，一般都得给农民平均分一回地，那就稳定个几百年。那么本朝1949年，也是给农民分了一回地，实现了什么呢？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如果君王在善一点，他就会均田同时免赋。本朝是到了几十年之后，2006年免了赋，也就是过了半个世纪，先平均田，后免了赋。这对于农村乡土社会的所谓传统的回归是有价值的。因此造成了什么？造成了1950年中国完全土改的同时，就使88%的农村脱离了现代化。民国政府追求现代化无可厚非，失败，留下的是严重的危机。新中国解除危机的方式是大规模推进土改，让88%的人口脱离了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危机，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中国接受或者延续民国的那个危机化解了。所以不是我们只追求现代化就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代价怎么处理？我说中国，其实50年代这次是靠恢复小农经济缓解

了一回危机，80年代这次还是，大包干无外乎是给农民平均分了一回地，正处在中国1979-1980的高通胀和高赤字的危机条件下，也是帮助中国城市缓解了一次危机，因为那时候农民人口是85%。从88%下降到85%没有多大的变化？

那么大包干结果呢，杜老（杜润生）老先生当年是百岁老人了他当年跟我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咱们这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城里人好比坐着四抬大轿，咱们养得起。所以只要大包干农民少吃一口多出一斗，你把价格政策一调整，农民就多交点，城里人就养活了，通货膨胀就降下来了。简单说，大家都理解，往复杂里讲就说不清楚了。杜老当年说的那个话挺有意思的，现在我多说一句话，我们有领导人跑到北朝鲜劝他们搞中国的大包干，你不了解北朝鲜国情，北朝鲜可是在80年代金日成那时候就搞了70%的城市化率，你现在人30%的农民恢复手工劳动，养活70%的城里人，是你有病还是他有病？谁脑子进水？中国人搞大包干的时候，你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恢复手工劳动养得起。它是机械化，因为是苏联的前线国家，苏联足额供给它拖拉机和石油，所以石油农业搞的很顺畅。早在80年代就实现了人均粮食接近800斤，比我们早，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900美元，比我们快，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一旦石油没了，整个石油贸易垮掉，几百万就得饿死。所以，不要以为现代化没代价，也不要以为农业现代化没代价，我们现在的石油进口接近60%了，南海一旦有事，断掉的是什么？是你的石油农业，是你的现代化，尤其是大城市，多几个蓝天，多烧油、烧天然气了，断掉了以后大家吃什么？连做饭的能源都没有了。好了，我们不多说了。但总之，1950和1980年，我们如果认真归结一下，这两次有相同之处。让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城市危机过了。

于是，造成了什么呢？其实无外乎造成的是一个占人口80%的人都拥有小块土地，都是小有产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别跟我讲意识形态。你在东方社会中就是小农经济，当然现在这些年发生很大变化，以前，我们说其实就是一小农经济。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呢？产生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多少？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两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多说中国人的豪华旅游全球第一，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为什么？中产阶级的非理性消费。中产阶级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理性，世界上都这样，请问它有统一的政治表达吗？请问它有自觉的阶级立场吗？都没有。那既然都没有，中产阶级就是相对于小资而言，小资叫一盘散沙，中资，中产阶级崛起，一盘碎土片，或者是一盘碎石头。总之动静大了点，你晃一盘散沙可能只是“沙沙”的声音，晃一盘碎石头“咔啦咔啦”在响。所以，现在这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声音，乃是自然现象，因为中产阶级崛起。

中国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其实也不用非得说西方那套主义，你是社会主义，你是资本主义，你是共产主义，还是什么？先说你干什么。我们干了恢复小农经济，恢复了小资，均田免赋，这是我们干的事。你在这个基础之后又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真实的变化。

我们往下看，因为这种变化，我们越是想追随西方现代化，我们就越没有条件。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真正的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力量，是在它的产业转移之后。我们恰恰是在一个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小资阶级，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不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菱形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底座是庞大的赤贫人口，无地农民加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个金字塔结构，底下那个不稳的赤贫阶级没有，他分地了，不存在无地农民，除非你生生地把他造成无地农民。你也几乎不存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因为打工者基本上是住在成规模的厂区的宿舍，它是一个摆动型的。我们现在算大帐，大概两亿七八千万的流动人口，打工劳动力大概占两亿二，有五千万左右的中老年和儿童，这属于打工人群中的半边缘化的部分，但他毕竟不是主流，主流仍然是这两亿二千万的流动型的打工者。

从这些结构上来看，中国社会目前还不具有照办西方社会制度的条件，反而发生了什么呢？发生的是和西方社会具有一般意义的可比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图）上面这个是美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下面这个是中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在农业社会都没波动，进入工业社会都有波动，不过是波动的时期不同罢了。美国波动同样有社会**，中国也是一样的，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全球化的综合性危机。这张图告诉大家其实美国之所以仍然能够在全球化的综合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于它的三个1/3紧密结合。哪三个1/3呢？它是金融经济，金融经济的依据不是市场，金融经济的依据是政治强权，政治强权的支撑是军事强权。因此美国无论多高的债务，现在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债务加起来等于全球GDP的100%，不管多高的债务。美国政府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但它的军费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以此撑得住，我们这儿都讲hold得住。hold得住什么呢？hold得住两手扩张信用，一手发债，一手发货币，两手扩张信用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转嫁给世界三大市场（能源、原材料、粮食）。如果所有吃进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国家都吃进美国制造的通货膨胀，你就替它承载了美国危机的代价，只有美国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向全球转嫁危机的欧盟包括中国这样的，恐怕都会在危机中伤痕累累，甚至遭到很大打击。（图）这无外乎就是说美国的所谓救市政策，因为它是金融资本，救市政策造成大量的流动性给金融资本，它不可能去救实体经济，所以美国实体经济不能创造就业，那就导致有增长或者有复苏无就业，因此就有了99%的去占领华尔街，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革命。这也不稀罕。这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创造就业，发生在美国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它不创造就业。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的在大幅度上升，官方数字和民间数字不一样，但总之在20%左右。因为中国大量创造就业，所以中国的贫困率在不断下降，这大概就是差别。

我们现在说的第二点，当我们说到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人类不仅制造了资本，作为它的异化物，资本反过来把人自身异化为劳动要素，然后给它定价。包括现在的教育都是制式教育把人定价的过程。人类还制造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另外一个异化物，就是所谓的现代政府。

现代政府的极高成本是一般生产方式都不能维持的。农业社会能维持现代政府吗？不能。一般的产业资本能维持吗？以现在的产业资本来看，也不能。什么情况下能维持呢？只有美国这种以金融虚拟经济大量产生泡沫收益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住这种现代政府，但它也快维持不住了。因此不要以为政治现代化一定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很大程度上，我们得算算政治现代化的成本到底有多大，付得起付不起？当然，如果谁当政说能足够支付现代化成本，我举双手双脚表示认同。麻烦就在于我现在走了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到处调查研究，没发现哪个国家付得起这种政治现代化成本。人们都在喊，但没有一个人算账。

这里面给了大家一点帐，你们可以看看（图），这也同时是所谓社会成本，如果大家都讲要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学习什么。这个学习占你的政府开支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几，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对不起，一般都无法维持。（图）我们接着看，这是政府转嫁通胀的手段，这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你只要有通胀一定得转嫁，不转嫁，通胀就砸在你手里了。怎么转嫁，这就是一个所谓今天的新的必然战略。什么叫做软实力、巧实力？不在于直接使用硬实力。我们都在传统的冷战思维或传统的一战、二战所留下的经验过程中不能跳出来，一说就是军事手段，其实早就不用了。软实力、巧实力其实无外乎就是把货币不断增发，或者债务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剩流动性如何转嫁给别人，转嫁出去了，那它就成了。因为现在是金融资本引领的全球化，只要转嫁不出去，砸你手里，你就亏了，现在只有谁能转嫁呢？美国能够转嫁，它是把制造出的过剩流动性转向了世界三大实质产品的市场。吃进的国家就叫吃进通胀，所以中国现在的通胀叫进口通胀或者输入型通胀。如同我们原来的朱镕基老板当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毛病是输入型通缩，我们现在的毛病是输入型通胀，我们的政府的应对方式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叫朱规温随，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因此对付通缩，朱老板算打赢了，那么对付输入型通胀，打赢还是打得赢还有待于观察。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这张图，中美21个经济指标对比，就告诉你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在虚拟经济领域中你还有差距，下一步就是你要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了，就因为前面是虚拟资本的汪洋大海，你要想继续按照美国方式干，你也学美国搞它两千多种衍生品交易，你的股市就上去了。搞还是不搞，这时前面这块石头摸不着，你得自主决策。

所以，对中国21世纪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你跟不跟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这样的路走下去。不跟，你如果继续坚持实体经济，第一大问题解决不了，你吃进通胀，第二大问题解决不了，你的资本市场不发育。大家老说股市上不去，老怪证监会，其实怪不着它，证监会只不过压住了没搞衍生品，不信你搞一个试试。同时，你也没有开放外资的自由进入，否则有庞大的如比三峡水库蓄的水还要庞大的过剩外资随时会来炒你的股市，让你大起大落，折腾折腾，这都是可能的。这个不用多说了，我们越多的输入原材料，就有越多的进口不稳定。这点也不用多说了。其实中国最大规模的从西方进口的东西就是废料、垃圾，这点中印两国相同，我们都是从西方大规模进口垃圾的。这是农业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形势，就是当前流动性过剩不断涌进能源市场的时候，就为能源市场中过去不挣钱的生物能源，我们知道当石油在40左右美元一桶的时候，生物能源生产不挣钱，超过40美元，生物能源开始有威力，现在最高的石油价格，据有人估算会超过180美元，那就意味着你把180去除40美元，除出的空间就是生物能源能盈利的空间。于是乎现在全球出现了抢占土地的高潮，不光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滥征滥占农民土地，大家反映很大，全球1亿公顷，15亿亩土地被生物能源发展抢占，因为什么？因为它比生产粮食作物、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只要你把石油价格搞上去，征占土地这件事情就挡不住，因为跨国公司得到了廉价的流动性拿来干嘛？玩资源性资产。通过资源性资产的资本化，它会极大地创造一个在股市上的利好消息，然后更大规模套钱，然后玩泡沫。这套玩法其实众所周知，它只是一个一般现象，问题是你要不要玩。这样的玩法造成的所谓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灾难是不可遏止的，因为人类不可能要求金融资本集团自觉地抑制自己这种贪婪，世界范围内没有，也没有创造出任何制度来有效地遏制，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地承载危机代价。

三、国家战略：草根化农村成为危机承载主体

我说历次中国发生的城市产业资本的经济危机，只要能够向“三农”转嫁，它就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它就硬着陆，硬着陆砸在城里就得调整。1960年代，它硬着陆了一次，砸在城里，就引发了一次大的调整，同时还有七千人大会等等一系列政治上的事情，乃至于最后演化成路线斗争、大革命等等，社会政治的演进是随后，它只不过是经济领域的变化带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而已。1980年代，又一次砸在城里。此前，我们说毛在的时候，每次爆发经济危机，毛的手段就是挥挥巨手，就把城里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了。那句话说得非常地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什么意思？你是劳动力，你能干活，你在城里是失业人群，是失业青年，送到农村去，农村靠什么呢？靠集体化，我们这些人叫插队青年，不叫插户。自从分户经营以后没法插队了，危机就只能发在城里，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向农村转移。其实今天，我们看西方社会的危机，包括美国不断出现枪击案等等，西方社会的危机无外

乎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政府要紧缩，紧缩不能创造就业，这就导致社会的代价爆发为街头**，你把它叫政治还是叫社会或是什么，那是你的叫法，是你脑子里面那个主观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它是规律。这个规律在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竖看中国的1950年代，1949到1953年，中国的执政党认同了什么？认同的叫做民族资本主义，我们那几年搞的是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叫做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你说私人资本原始积累，意识形态那叫左，请问世界上可有谁把私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叫做左？你犯的错误是什么错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错误。接着，从1953年开始我们转向，转什么呢？党内很清楚，转型为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明确说我们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从1953年以后，我们进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好了，前四年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后5年到6年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加在一块差不多是10年的原始积累，这10年的原始积累再加总爆发，就是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不好意思问一下，谁之过？乃资本原始积累之过？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请问一个落后农业国能进入工业化吗？世界上可有不经过原始积累就进入工业化的先例？这点儿常识，好像高小就学过吧。我这个话有点得罪人了，不是说大家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了，也未必不能回顾一下高小或者初中的政治常识课本的知识。

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应该知道其实无外乎你在那个阶段，我们把1980年以前统归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进入初步形成完成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国家，那是在1980年之前，靠什么呢？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以别说是80年以后才改革开放，1950那次的引进外资是苏资，引进苏资造成的代价很大，你得还。1970年以后又引进的是美资或西资，引进的苏资、西资都是外资，外资都有外债，外债都是代价，代价都得还，所以两次的还债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中国的经济的困境。而这困境靠谁呢？靠从农业提取积累，从农民那儿拿农产品还，因为老外不要你的工业。当苏资进来的时候，比如给你生产吉斯150汽车，在你这儿改名叫解放C10，我是开车出身，所以我很知道，我们当时开的就是吉斯150，只不过同一个车库里放的，这个叫吉斯150，那个叫做解放C10，它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你想把你生产的解放C10卖给前苏联可能吗？没人要，卖给世界更不可能。就跟70年代引进了桑塔纳，你再卖给西方可能吗？也不可能。桑塔纳是什么呢？是德国淘汰到巴西，巴西再淘汰到中国，两度淘汰给你的落后设备，这就是你的工业化。你想一步进来要人家的奔驰，人家给吗？不给。你想一步进来就想苏联给你吉姆，人家给吗？不给。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谓对外开放，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整个上层建筑是苏联人手把手帮你建的，哪怕政府部门的司局长旁边不是跟着一个苏联顾问，哪个学校的系主任旁边不跟着苏联教授？你的教材、教案全部苏联人民给你搞，政府的规章制度全是苏联给你搞，那叫全盘苏化。70年代，你引进西方设备，你也管不了，于是乎你请西方专家，你又全盘西化。不外乎就是那么点事。所以80年代以前，我们两次引进外资，干了个工业化，代价向了农村转移了，用你的农产品。所以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的全部出口中80%以上是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品。这就是农业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所以根本不是农业穷，也不是农村穷，也不是农民素质低下，而是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为国家工业化做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早在80年代时，我们在中央农研室工作时就有人算账，算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全部9600亿工业固定资产中，7000亿是从农业提取积累，靠剪刀差一下拿走了7000亿。也就是说你的工业资产的70%以上是农业积累完成的，这个早有定论，只不过后来被忘了。等到当代，到90年代，我们人民大学的严润珍教授也做个一个帐，算的结果也差不多。到当代，孔祥智算的帐是60年里拿走了17.3万亿。

什么叫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无外乎净流出，长期流出，这就是三农问题。这是个宏观问题，不是个微观问题。从三农问题被提出以后，农口各界普遍研究三农问题，但大多数回到了微观。怎么样让农民种点菜，怎么样增加的收入，还是回到了微观。但是其实你得弄清楚，如果你不让农民占有它自己要做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农民一定是穷下去的。谁是占有自己要素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呢？日韩台，因此日韩台综合农协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最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么说，我们就说清楚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资本的规模化扩张，这一扩张就扩张了30年。所以我们说30年的改革开放无外乎是中国进入了产业资本的扩张阶段。

什么时候出问题了呢？98年、99年，因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一般性的内生矛盾，叫什么？生产过剩。谁发现的？也不是我，马洪，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在1998年的时候，跟陆百甫两位老经济学家率先给中央写内部报告，说我们现在出现生产过剩。接着，第二位是林毅夫，你们注意林毅夫现在回国以后又在大讲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他的道理和他1999年提的一模一样，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谁提的，林毅夫，我在现场。1999年他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因此化解双重过剩的最根本的手段是启动政府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必须靠增发国债，转向对三农投资，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1999年林毅夫提出来的。我到处强调，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为这个林毅夫去正本清源，我跟林毅夫没有太好的关系，我们平时也不见面，只是说这就是事实。到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开了两天，林毅夫的发言再次强调“请中央考虑以国债投资的方式启动新农村建设，缓解三农问题”。直接把意见提给总书记的也是林毅夫。这两件事，我说是林毅夫这个台湾归来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民做的重大贡献，对中国三农做的重大贡献，我们得承认。

三农问题是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人家林毅夫提的。什么道理？就是你只有加强农村建设，并且只有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强农村建设，才能实现所谓五项统筹、综合平衡，这个国家才维持得住。完全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个国家维持不住。因此，市场原要素主义在中国要不得，我不想批评，我老是想当一好好先生，我现在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60过两年了，我是听什么都耳顺，都跟听唱歌一样，所以我不反对任何人发表意见，我只是告诉大家基本的经验过程。这样说，工业化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产业资本过剩阶段，现在这在犹豫着是否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每一个阶段的跃升都意味着充满风险，跃不好就掉下去了，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段我就不多说了，我再简单讲一个道理，就结束了。

四、世界上农业三大类型

这主要是回应刚才张红宇司长讲的那个事，他们都陪着习副主席去了美国。我们说世界农业有三大类，这不是我分的，是西方的农业经济学家分过世界农业三大类，我把它加上一点新的内容，就使它更清晰了。三大类指的是：

大农场农业，就是今天所讲的规模经济。地点是30年代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大农业还是福特主义大农业，是在美苏两国兴起的。这两个超级大国指导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都相信这套理论，其实本源源于斯大林主义和福特主义。那大农业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呢？其实是在殖民扩张的条件下才有。如果你们也到这些大农场国家去稍微作一点国情了解，你都会发现所有大农场国家原住民都已经剩下很少了，10%以下，越是大农场国家越不是原住民农业，麻烦就在于中国13.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没法把你的原住民减到10%以下。如果我们减到1.34亿人，怎么搞大农业我都没意见，双手拥护。麻烦在于现在是13.4亿，将来15.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减不掉。加拿大的大农业原住民2%，美国的大农业，现在3亿人，原住民52万人，不到2%。你去看看巴西的大农业，原住民是3%，阿根廷的大农业，原住民5%不到，澳大利亚原住民3%，新西兰„„你走任何所有大农场国家，了解一下原住民占比。我接着再说对不起，大农场国家的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所以你让中国农民变成大农场主，你让他也去殖民一回，有条件你能搞，没条件，对不起，搞不起，大农场是资本化的。拿什么成资本化呢？靠简单生产力，就是土地要素的大规模扩张，那就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性扩张，产生的绝对地租总量，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不在乎土地生产率，只在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其实是资本生产率，投入产出率。于是乎，它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扩张形成的绝对总地租的扩大，来支付资本要素投入，这条，你做不到。不要想着我们能搞美澳式的大农业。

欧盟的小农场农业。欧盟属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了多少年也没有把农业搞成大农业，也就是把农业外部，所有的涉农领域都搞了规模化，而农业60%的农场也不是农民，是市民在经营。为什么呢？因为市民有其它的产业，不在乎农业风险，用其它产业中的收益可以抵掉在农业中的风险。更何况，欧盟40%以上的财政用于农业补贴，它是个高补贴的、高保护的、市民化的农业，这是小农场市场竞争的结果，根本就不是市场竞争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优势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不起，欧盟经验或者欧盟教训足够，好好去看看欧盟。于是乎，欧盟是最早推进三农的，最早强调农业三场化的。同理，就是东亚的小农经济，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没有大砍大杀过，原住民没有大规模减少，所以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包括印度、泰国、孟加拉、日本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谁当领导，都是一样的，小农经济。这个小农经济顶多是比较传统，加入个地主经济。像孟加拉、尼泊尔、印度的地主经济。这套东西不多讲了，但对不起，它没搞得起大农场。整个亚洲社会，如果你愿意找大农场，只能找到很少的，那只有一家是以大农场为主的，那是被殖民化的347年的菲律宾。想找吗？有，你有本事把你自己也340年被殖民化也可以。请我们的农经学者在讨论这些所谓规模经济、农业问题的时候，适当增加一些其它学科讨论的规律，增加一点国际比较经验，我们就明白什么是适应于我们这种资源条件的农业类型。其实应该搞的是综合农协，而综合农协，也提醒各位一句，日韩农民之所以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城市，在于政府特殊向综合农协，根本不是给私人，政府向综合农协赋予了最优惠政策，综合农协搞的金融，日本的农村金融叫做非规范金融。非正规金融，不是银行金融，占多少呢？占日本全国金融总规模的28%。日本的种植业产出只有三点几万亿日元，但日本综合农协这个体系运作的金融是80多万亿日元，产生的收益60%回归，农民当然会收入提高，因为这个是免税，所有税费都不交，只要求一条就是你的收益要返还。日韩台的小农经济之所以让农民高收入，在于农民赚的是金融的钱、保险的钱、超市的钱、房地产的钱，批发、加工，所有这些钱都是农民赚的。我们现在放手给私人资本赚，就是不给农民，这叫什么政策？明摆着小农经济，保护农民的典型是日韩台，我们就是不学，非要去派大量的代表团到美国看大农场，看完以后回来怎么着？强迫农民让出土地，你也打算搞出一个菱形的社会结构吗？那个代价会非常巨大。所以对不起，又多说了一段。

后面这段话有点批评意思，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不舒服，没关系，反正任何人对我批评，我都是照单全收，我保证做一块棉花地，只挨打，不反弹。谢谢！

新媒体与危机公关 篇7

一、新教育媒体时代

1.含义及特点

当前, 对于新媒体时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众说纷纭。具体而言,新媒体时代主要是指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体形态,是以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等技术手段,借助于互联网、卫星、无线通信网等渠道及手机、电脑、数字电视机等客户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等传播形式和媒体形态。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程等对教育的影响来分析新媒体时代,认为其特点如下。

( 1) 信息海量化。新媒体不用于传统媒体的信息有限性,而新媒体时代,将互联网、手机等终端能为客户提供海量化的信息。( 2) 知识碎片化。新媒体时代提供的知识和信息更加及时更加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带来的知识也更加碎片化。( 3) 虚拟化。新媒体时代提供信息和环境更加虚拟。( 4) 互动性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时代,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例如通过手机刷屏能迅速地对话和交流,因此互动性更加强大。 ( 5) 影、音、字的整合。新媒体时代能提供影、音、文字等方面的整合,通过文字、影、音能提供一个更加全方位的时间和空间。( 6) 开放性。新媒体时代关注学生学习空间的开放性,学生不仅能在教室进行学习,也可以在教室外进行学习,例如通过微课程,学生能进一步去学习在课堂教室里没有理解的知识。同时,开放性还体现在没有更多的约束,例如网易公开课平台,只要有账号注册就能学习网上的经典微课程。

2.新媒体时代对教育的影响

( 1) 冲击知识观。传统的知识观是知识是系统化的、结构性的,知识是稳定的,而在新媒体时代,知识更加碎片化,知识作为信息存在,掌握信息更加容易, 但是要形成系统结构性的知识更加困难。( 2) 冲击教学观。传统的教学是在课堂和教室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等统一的活动,但是,新媒体时代打破了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统一和同步性,从教向学转变,即教师的教学需要以学为主,例如翻转课堂就是强调教师的指导,学生的学为主。( 3) 冲击师生关系观。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是拥有“知识”的人,学生是“无知”者,但是今天教师和学生之间在信息获得方面,并不一定会形成对等关系,教师信息获得不一定比学生多,于是,师生关系走向互相学习,形成学习共同体,师生更加民主和平等,正如学者指出的,在新媒体时代,师生关系更为密切。( 4)冲击学生观。在新媒体时代,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学生观,学生不是无知者,学生是带有一定学习经验的,同时,在关注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还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需要和个性化学习能力的形成。

二、新媒体时代教师心理危机的表现

1.认同危机:不能有效接受新媒体

面对新媒体时代,一些教师不能有效把握诸如MOOCS、翻转课堂、微课程等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形式以及课堂组织形式,也不能认同这些新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模式。甚至,一些教师认为这些玩意儿只是一种贴上“新”标签的时髦而已,不会对学生和教育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一个不否认的事实就是一门慕课注册人数达到16万多人[2],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将给我们教师带来很多的反思。那么,面对新媒体时代,教师产生了更多的认同危机。

2.角色危机:不能清晰定位自己的角色

在新媒体时代,诸如一些慕课、微课程、翻转课堂等现代信息技术下产生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革命式”的冲击和影响。不可否认,这些教学模式给教师带来的既有正面的价值,也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能清晰地注意到教师在新媒体时代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教师应该做什么,教师能做什么,学生该做什么,学生能做什么,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在影响和左右着教师的角色定位。新媒体时代强调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以及指导者,但是,一些教师没有清晰认识到教师角色,更没有清晰认识到“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得海量信息资源和广泛的人际交流机会这一发展趋势,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教育者自身的角色。[2]”

3.应用危机:不能有效操作

新媒体时代,要求人人都是学习者,人人都能充分利用有效的新媒体资源, 能具有媒介素养,能进行微课程制作、能进行翻转课堂,能进行慕课学习,但,由于一些教师没有进行学习和操作,以至于对计算机不能熟悉,对网络技术比较缺乏,甚至对现代信息技术比较陌生,不敢去或者不屑于学习或者动手操作,导致教师出现不能恰当地运用和操作新媒体教学手段或者工具,以至于不能运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

4.评价危机:不能有效评价学生

在新媒体时代,教师该如何评价学生,如何去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怎么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教学,怎么样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学习以及什么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如何去评价学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教师面前,特别是在“课堂翻转后,教师不再是绝对权威,学生可以‘没大没小’地平等讨论问题。 [3]”教师将出现不能有效地评价学生的现象和困境。

三、新媒体时代教师心理危机的产生原因

1.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不够

新媒体时代突破了传统教学必须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新媒体时代的学习资料将以视频形式长期在网络上大家所共享, 只要有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和互联网络的支持,学生就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身学习需要进行学习。那么,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教学模式和教学形式以及教学方式的改变,就需要教师积极地去应对,并及时纠正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做到“世易时移 ,变化宜已”,但是 ,由于一些教师没有及时地去了解新媒体时代的新事物,以至于出现各种危机心理。

2.知识储备不够

传统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方式单一,对教师的教学技术水平和要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容易操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只要教师能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就足够应对,因此,在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阶段都没有太多关注媒体素养教育。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教师必须“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精心选择教学内容,以适合网络传播以及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便于更多的学生学习。 [4]”那么,在如此情景下,教师就显得信息技术知识储备不足,同时,加上一些教师不能进行丰富的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因此,就不能有效地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于是产生心理危机。

3.保守性

创新性与保守性,一直是一对矛盾,在教师身上也不无例外。教学需要创新,但是创新与保守一直并存于教师的教学过程中。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教育教学,即使一些教师想去创新,但是其“教学惰性”却让其退缩,一方面,“害怕失败,导致得不偿失”,另一方面,认为“教师工作量加大[5]”,在保守性占据教师主导心理的前提下, 教师开放性不够,从而使得教师不能认同新媒体时代的教育模式,也导致心理危机的存在。

4.倦怠心理与回避心理

教师职业特点决定教师劳动的无限性,这样也使得教师职业倦怠成为教师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在教师备课、上课、改作业以及辅导学生等繁重的工作面前,教师对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模式显得“很疲惫”,同时,对一些新的、不了解和不熟悉的事物,常常会让人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和不安全感,进而产生消极的抵触行为和回避心理[6]。因此,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模式,教师产生了一种心理危机。

四、新媒体时代教师心理危机的化解策略

1.认知方面:学习,终身学习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教师该如何化解自己的心理危机,去充分接受新媒体教育的挑战,有的学者提出,以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以改革的勇气来创新,以协同的精神来推进[7]。因此,笔者认为首先教师需要去学习,再学习,从而树立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学习思想,具有学习新媒体教学技术的认知,充分认识到学习新媒体时代出现的注入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程等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从而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学习到新媒体时代教育之本质所在。

2.态度方面:以开放心态悦纳新事物

教师为应对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挑战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媒体时代的教育形式,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教育的价值所在,并以开放的心态悦纳之, 正如美国的萨尔曼·可汗指出:“我的教育理念摒弃的是课堂上单调乏味的教育方式,即让学生死记硬背、生硬地套用公式,这种方式的意义无非就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不会让他们记住所学习的”[8]。可见,新媒体时代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模式也是基于“一切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理念,也是创新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教育服务。所以,教师需要在态度上,一方面认同新媒体时代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及其价值所在,另一方面需要一种悦纳的心态去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与教学能力。

3.情感方面: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不可否认,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慕课、翻转课堂等新媒体教学模式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的教学方式,改变了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更加改变了教学与学习时间分配以及知识载体,给教师的传统课堂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教师在情感方面,需要对新媒体时代的教育模式加以重视和关注。同时,教师需要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博客、微信等平等进行对话与交流,例如微课程、微信平台等就是一个教师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在微课程、微信平台方面比较重视大家在微课程制作的知识与技能技巧方面的交流,能让新知识的传授使那些不甚了解微课程的教师受益。因此,教师需要改变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参与“团队作战”,进行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有效地化解心理危机。

4.行动方面:用好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认同新媒体时代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的同时,更要将新媒体时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付诸教学行动。因此,一方面需要以好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新媒体时代教育理念和信息技术的学习,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正如习近平在北京师大教师座谈会上指出:作为一个好教师就是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另一方面,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教师须要进一步去进行课堂教学改革,逐步运用和实践新媒体时代的教育教学方式,从而进一步去化解心理危机。

总之,新媒体时代给教育和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教师心理危机的存在也折射了新媒体时代对教师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教师须要采取对策来进行应对。

参考文献

[1]姜泓冰.“慕课”来了,大学是“危”还是“机”?[EB/OL].(2013-8-28)[2014-12-1].http://www.qstheory.cn/kj/jyll/201308/t20130828_265347.htm

[2]陈国胜.新媒体时代教育观——教学方式变革五大趋势[EB/OL].(2013-12-8)[2014-1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6106e10101hhr7.html.

[3]董奇.“翻转课堂”是解放学生学习力的革命[J].中国教育学刊,2014(10).

[4]张丹.略论慕课对教师角色的深层影响[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7).

[5]付小倩,袁顶国.中国式“翻转课堂”的实践困境与突围[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4(7).

[6]徐建,华姜君.我国基础教育慕课热的冷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4(8).

[7]赵艳波.慕课时代我国基础教育的应对策略[J].教学与管理,2014(30).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媒体政治 篇8

回到法国大革命，这是一场英法战争背景下被财政危机引发的暴乱式革命，政党出现之前的政治派系首次登上革命舞台，相对于1525年德国农民革命的个人化组织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之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左翼革命，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都被普遍动员起来。组织良好、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清晰、着眼于大众动员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成为20世纪革命的主角。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68革命”样式的街头社会运动在这一波革命当中代替了政党，“人民力量”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形式。

进入21世纪，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阿拉伯之春”。如果相比1999年东帝汶革命——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几乎最后一个成果，可以发现“茉莉花革命”样式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行动。所不同的是，新媒体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人民力量”的模式，也改变了革命的扩散方式。埃及革命之后，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爆发了形态类似而烈度较低的占领行动，最后直接启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以此为标志，新媒体登上了革命舞台的中心。

新媒体政治的出现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党形态、社会运动以及骚乱的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新媒体政治不再只是传统政治的补充，或者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相反，在经历了多年的互联网政治发展之后，Web2.0正在迅速与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实践、社会运动、骚乱和抵抗、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等相结合，新媒体政治已经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而近期的一些事态表明，用传统的多元政治、比较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都已经难以解释新媒体革命所引发的效应，它的冲击是全球范围的。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新媒体政治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和竞争模式，尤其是在美国，两大党均出现了社运化的趋势。在美国最近的两次总统选战，一次比一次更主动吸收了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民主党的变化相对更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政党形态发生了转型，从原来弱动员体制下的传统型政党，开始借助新媒体技术与草根社会运动结合，政党逐渐社运化。而在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政党组织还是政党选举，都愈益依赖新媒体的网络化和碎片化，将党机器内化于与社运相似的组织，而不是仅仅视社运为外围组织，开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党的基层社区基础。

此外，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国家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越高，其非选举政治（抗议、示威）也就越趋活跃。也就是说，如果政党不进行积极的转变，就会面对大量的非选举行动的挑战。俄罗斯的情况表明，在威权的体制下，也能发生全国性的新媒体挑战。

其次，选举政治之外，新媒体政治的挑战及其涨落效应更为显著，常常能引发雪崩状的政治动荡，并极大模糊了传统的骚乱、革命、社会运动、城市运动和街头暴乱的界限，社运本身也面临着转型。此即“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所指代的政治冲击。

在此番新媒体所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前，一些政治学者和互联网专家还曾预测互联网时代的社运可能更为脆弱，在协调、控制和承诺方面会遇到麻烦。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运动的组织结构更加松散，地方活动分子对运动总体的认同感受到削弱，意识形态对个人运动卷入的影响也大幅降低，此外，地方和全国性组织的重要性受到削弱。相反，一些原本资源贫乏的运动组织可能会获得优势，且运动目标也难以长久化，因此需要快速转换。

但事实证明，这些学者低估了互联网的社会变迁动能。因为，Web2.0的交流技术极大降低了政治革命的组织、资源和动员的门槛，推特和Facebook等具有的“即时化聚合效应”使得只要少数业余活跃分子就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和示威，其烈度超过了结构类似但政治诉求远为温和的1980年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尤为根本的是，在新媒体的促进、传播和协同演化下，一个以社会运动为主体的、其他各种抗争形态甚至阶级战争都卷入其中的“城市革命”的高潮态势隐约成型（这当然也与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关联）。因此，一些大胆的预言者甚至声称，因为新媒体，阶级战争在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复活了，新媒体政治紧密地与人民力量建立起了新的联系，从而对所有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挑战。

新媒体的“革命--雪崩效应”

理解这一巨变的关键一点，在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快速共识形成机制。通常，任何涉及集体行动的动员首先需要形成共识，为此，就需要有某种知识共同体，需要组织、意识形态和动员，以及时间和耐心。而在以推特、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即时性交流和网络深化过程中，一些碎片化、异质化的观点，能在很短时间内变得有序、均质化，并且大规模传播。也即是说，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大量意见的积聚不是倾向于产生一个中庸的共识，而是产生一个相对来说是极化的公识。实际上，这也是政治极化的新媒体传播基础。

对推特的深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社会网络，而是一个“稀疏的隐藏网络”，其关键点是一些少数的活跃用户，而不是当下政府在舆情控制时最关心的一些“大V”。人们通常理解的分布式网络是微博上的一个大V影响着很多粉丝，这是一种简单的舆论领袖的传播效应。而那些不为人知的少数活跃用户构成了一个“小世界网络”。他们连接很多的网络，包括一些大V的网络，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影响传播到不同的网络。他们发挥的作用很像量子力学世界中的“虫洞效应”，即在不同的时空网络之间建立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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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是一种稀疏的隐秘性网络，代表着极少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大规模的网上传播的结合。其中，包括线下和线上讨论形成的朋友网络居于中心，而非“大V”模式下的“意见领袖-追随者”的单向度“皇帝”为中心，然后通过“稀疏的隐藏网络”将信息传播到整个网络，意见也近乎无限放大，由此形成即时化的共识聚合效应。如果只是传统结构的“意见领袖--跟随者”网络，信息传播很快就会出现饱和。

所以，正是由于这一“稀疏的隐藏网络”，新媒体才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动员能力。如埃及茉莉花革命的转折点，2011年2月18日解放广场，经由社交媒体组成的五六个物理隔离的十人小组所组成的“小世界网络”，采取密切协同的街头行动，引发超过十万人的聚集和示威，最终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而当年年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引爆点也是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和极客，约30人，在线上发起一系列小型抗议和号召，最终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无领导”的占领行动。这是一种不需要运动领袖的无中心化、网络化的新运动形态——无面（面对面）、无领导的战术。其传播机制，与流行病学上的病毒传播极其相似。传播的最大化发生在互动充分一致，也就是共识化的地方。通行的模式是，少数人线上发起抗议，然后与线下大规模行动相协调。新媒体下个人化联结行动通过“即时性传播和网络化”，即扩散成为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也就是说，少数活动分子的随机性网络行动，完全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而不再完全依赖面对面的交流即传统的社运组织形态。社会运动正在经历着上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出现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仿佛一切回到1968年，社运、革命或者骚乱之间的界限空前模糊。无论城市运动还是骚乱，都可视为小规模甚至简化到一个人的个人化联结行动，通过新媒体和社会网络卷入“临界多数”，然后引发雪崩效应。雪崩效应成为了政治涨落的主要机制。比如茉莉花革命中的占领塔希尔广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或者伦敦骚乱，当中均出现了“雪崩效应”：由个人间混合着面对面交流和线上交流所组成的小规模双重网络的自发行动，通过社会媒体大规模传播，引致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

当然，此前科学家早已发现，电网崩溃、交通和物流系统的堵塞等也可归为类似的雪崩效应。在神经网络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互联网、计算机网络、电网、道路网等都与神经网络相似，都有大量互动个体（10的9次方以上级）并交换信息。科学试验发现，大约有100个小型网络，每个网络的规模大概是10～100个单元，然后通过反复震荡最终加速形成雪崩，也就是革命。这种革命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阶级革命，它更接近大规模的街头聚集、街头行动。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在新媒体背景之下，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应。比如说在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对现政权产生颠覆性的效应。尽管政权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颠覆性却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从技术角度说，这种网络形态是不可侦测的，至少从维稳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可侦测的。目前的侦测是着眼于少数的大V和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或者高级用户在特定的共同体内影响巨大，但是，为数只约1%的用户，他们联结着推特传播结构上的“结构洞”，对不同共同体之间也即推特整体网络上的扩散起着关键作用。这是一种更加隐蔽，也几乎无从预测的动员机制。

这样一种新媒体政治已经改变了社会运动，也正在消弭社会运动和革命、骚乱的界限。比如说，伦敦骚乱和埃及革命的传播机制是一样的。革命可能以骚乱的形式发生，也可能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其潜在的含义是，要进行一场革命，政党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再需要。新时代的革命能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存在，以互联网的形式存在，甚至以骚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可能发展为革命。历史貌似又回到了1789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