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原则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共8篇）

税收原则论文 篇1

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

「关键词」税收宪法;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宪「正文」

税收是国家与人民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关涉到国家与人民之最根本的财产利益与经济自由，不得不加以法律甚至是宪法的约束。税收法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更是当代民主与法治在税收领域的基本体现。它是税法领域最高的基本准则，是税法的“帝王条款”，是税收立宪的根本标志，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我国自清末法制改革以来，税收法定原则已经成为历次立宪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大二公”的纯公有制的形成使得税收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并被人们逐渐淡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税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国家与公民和企业最基本的分配格局，税收逐渐成为关系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基本自由权的重要事项，随着纳税人的税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税收法定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的税收法定和税收立宪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1](P.2)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学界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往往停留在抽象理念的探讨和一般学理的论证上，很少有对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状况予以实证研究的成果，由此，这一原则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和具体化。本文尝试通过对世界各国税收宪法条款的实证考察来对税收法定原则予以具体化研究，并由此概括总结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与基本内容，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以及我国未来税收立宪制度设计之参考。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与概括，是贯穿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与法律监督的整个过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2](P.244)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之一，一般也称为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者减免税收。[3](P.30)税收法定原则一般包括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明确和征收程序合法等三个基本要求。在税法的基本原则中，税收法定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被称为税法领域中的“帝王条款”，也是真正税收立宪最基本的标志。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由于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宪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即各国宪法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因此，我们通过考察世界各国税收宪法条款，就可以大体了解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认识与基本定位。当然，税收法定原则并非只能规定在税收宪法之中，完全可以通过税收基本法的形式予以规定，但由于材料的局限，笔者目前尚难以搜集到大多数国家有关税收的基本法律，因此，只能局限在税收宪法的层次来研究世界各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待将来材料进一步完善之际，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全貌。

本文以姜士林等主编的《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版)作为基本材料来源，对其中所搜集的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将其中所有包含“税”的条款搜索出来，组成各国的税收宪法，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统计和比较的方法考察世界各国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制度。关于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说明几点：(1)本文所使用宪法文本材料不包括非洲国家的宪法;(2)本文所考察的是各国宪法文本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而不是各国实际税收实践中的税收法定原则;(3)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一般截至191月。

二、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与位置

(一)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地位

在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中，包含有税收条款的有105个，占 94.6%。可见，税收的地位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视，税收立宪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税收宪法条款中，居第一位的是关于纳税义务的条款，几乎所有税收立宪国家均有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规定。居第二位的是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条款，其中，包含明确的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 81.0%。如果再加上其他暗含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实际上贯彻这一原则的国家，那么所占比例就更高了。[1]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位置

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章节中和公民的纳税义务共同规定。这种方式把公民的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定原则结合起来，即公民仅仅负有法定的纳税义务，不负法律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如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1995年)第73条：“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数并如期支付法律所要求的款项和国家要求的其他款项。如果没有任何法律原因，一个人不能被强迫超额支付税收和国家的其他款项。”

(2)在专门的财政章节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三章第二节标题为“财政事务”，在本节的第一个条款，即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3)在专门的税收章节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专门设置税收章节表明这一宪法对税收事项高度重视。在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中，具有专门税收章节的国家只有厄瓜多尔一个。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1984年)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为“税收制度”。本节共有两个宪法条款，分别规定了税法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其第52条规定：“税收制度以平等、按比例和普遍性为基本原则。税收除作为预算资金收入外，还作为普遍的经济政策手段。税收法鼓励投资、再投资和储蓄。税收要用于国家的分配，力求使收入和财富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合理分配。”其第53条规定：“只有通过有法定资格的机构的立法法令，始能规定、修改或取消税收。不得发布有损于纳税人的有追溯效力的税收法。税率和特殊税收由法律制订的规定进行调整。”

(4)在议会或其他法定立法机关的职权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这种方式是通过把税收事项规定为议会或其他法定立法机关的职权而间接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如危地马拉共和国政治宪法(1985年)第239条规定：“议会的专署职权是根据国家需要和税赋的公平、正当，规定普通税、特别税和捐赋，并确定征收的起点，特别是以下的`起点：1.产生税赋关系的事实;2.免税;3.税赋的共同主体和被动责任;4.税赋的起点和税赋种类;5.推论、扣除、减免和附加;6.税赋中的违章和惩罚。违反或者歪曲、调节税负起征点，等级上低于法律规定的，依照法律是无效的。”

三、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一)对“税收”的界定

明确税收法定原则首先要明确界定税收的含义，如果税收的含义不明确，那么，税收法定原则也就成了无的之矢，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被搁置或架空的原则。由于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所规定的也是一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事项，因此，在宪法中明确界定税收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纵观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对税收的含义进行了严格界定。有些国家是通过效力层次仅次于宪法的税收基本法来对税收的含义予以界定，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3条就对税收的含义予以了明确界定。

虽然宪法无法严格界定税收的含义，但宪法尽可能防止税收的含义泛化以及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与架空。其方法主要有两个：

(1)通过排除的方法来限定税收的范围，即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税收是什么，但明确规定了哪些不属于税收。如约旦哈西姆王国宪法(1952年)第111条规定：“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这里通过把行政规费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排除在税收的范围之外，一方面表明这些财政收入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2]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阐明了税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具有对价性质的负担(如行政规费)不属于税收，依据所有权取得的收入(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不属于税收。

(2)通过把与税收相类似的财政收入均纳入法定原则之中来确保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搁置或架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征收费或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这些财政收入形式往往仅仅在名称上不同于税收，但实质就是一种税收，但由于其采用了不同于税收的名称，因此，就可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宪法在确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还相应确定了行政收费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法定的原则。这样，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就无法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了。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 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具有类似条款的国家还包括科威特、斯里兰卡、土耳其、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河图瓦卢等。

(二)对“法”的界定

1.对法律形式的界定

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在我国，广义的法律指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狭义的法律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必须对“法”予以明确界定，如果把这里的“法”理解为广义的法律，那么，这就无异于取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一般是指狭义的法律，即各国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不包括各国最高行政机关所颁布的行政法规。

各国税收宪法中所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一般也是指狭义的法律，但关于狭义法律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仅仅指明“法律”，但其法律的具体含义则必须根据宪法上下文以及联系宪法全文的表达方式来确定。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仅仅从这一条文的文字表述中很难得出结论，必须从日本宪法的上下文和整体联系中才能得出结论。通过综合考察日本国宪法有关法律一词的用法及有关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由日本国会通过的狭义的法律。 [3]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式，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巴林、韩国、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新加坡、叙利亚、亚美尼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爱沙尼亚、保加利亚、丹麦、俄罗斯、法国、芬兰、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南斯拉夫、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西班牙、意大利、秘鲁、海地、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基里巴斯、瑙鲁和瓦努阿图等，共43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50.5%。

(2)通过明确指出立法的主体来界定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明确了立法主体，显然也就明确了“法”的具体含义。在这一方式下具体又有两种稍有差别的方式，一种强调税收的开征和减免必须依据议会通过的法律，如瓦努阿图宪法(1979年)第23条：“任何税收、税收的变动或公共基金的开支，必须依照或符合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所罗门群岛、希腊、荷兰和巴基斯坦等。另一种强调税收的开征和减免必须在议会的授权和控制之下进行，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1975年)第208条：“不管本宪法有何其他规定，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包括征税与借款，都必须接受议会的授权与控制，都必须由议会法令加以管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图瓦卢和孟加拉等。

(3)间接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即通过把开征税收和减免税等税收事项纳入议会或国会的职权范围内来达到税收法定之目的。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2年)第123条规定：“税收确定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还包括美国、西萨摩亚、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英国、摩纳哥、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爱尔兰、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共12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14.1%。

2.对法律“品质”的界定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不仅应当

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狭义法律，而且应当是符合某种原则或要求的“良法”。换句话说，最高立法机关也不能任意制定税法，违背某些基本原则的税法是违宪的，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1984年)第53条规定：“不得发布有损于纳税人的有追溯效力的税收法。”

要求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必须是良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立法机关的专断与滥用职权、限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强调宪法的最高权威、强调最高立法机关同样必须遵守宪法。宪法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规定税收法律制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税法基本原则。

在税收立宪的105个国家中，明确规定了除税收法定原则以外的其他税法基本原则的国家有29个，占27.6%.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税收公平原则，29个国家中全都有关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规定。有些国家仅仅指明了税收公平原则，但没有指明税收公平的标准，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1990年)第51条：“税收制度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 有的则明确规定了公平的具体标准，即纳税能力标准或同等牺牲标准和累进制原则，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8年)第53条：“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订。”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1967年)第27条：“税收和负担的设立、分配和取消具有普遍性，应按照纳税人作出同等牺牲的原则，酌情按比例制或累进制确定。”

除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之外，世界各国的税收宪法中规定的税法基本原则还包括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财政需要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等，这些原则一般都是附带在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之后的，或者说，凡是包含这些原则的宪法必定包含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24条：“社会正义是税收和公共捐款的基础。”第48条：“依照法律纳税和交付公共捐款是一项义务，为使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法律规定收入微少的人免除纳税义务。”

关于税法原则规定最全面的当数秘鲁共和国宪法(1979年)，其第77条规定：“所有人都有缴纳应缴税捐和平均承受法律为支持公共服务事业而规定的负担的义务。”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征收税捐须遵循合法、一致、公平、公开、强制、准确和经济的原则。在税收方面不设查抄税，也没有个人特权。”这两条宪法条文基本上概括了税法的所有基本原则，是世界各国宪法中有关税法基本原则立法的最完善的代表。

税收宪法中明确规定的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因此，立法机关所通过的税收法律也必须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否则这些税收法律就是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在存在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有关当事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或有权机关宣布这些税收法律无效。

3.对特殊法律形式的排除

有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强调预算法不属于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即预算法不得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143条规定：“预算法不得包括规定新税、增加现有税额、修改现行法律或者不颁布宪法规定应该颁布一项特别法律的任何条款。”做出这一规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预算大多由政府提出，议会所进行的审查往往是形式的，如果允许预算法规定税收事项就很容易将税收法定原则搁置和架空;二是由于预算法是对政府将来财政支出的预计与估测，如果预算法可以规定税收事项，政府财政支出就容易膨胀，税收法定就无法制约预算，反而被预算所制约;三是由于预算法大多是每年都要制定，如果预算法可以规定税收事项，那么，税收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税收法定也就成了形式上的原则。做类似规定的还有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8年)第81条：“批准预算的法律，不得规定新的税收和新的支出。”和西班牙宪法(1978年)第134条第7款：“预算法不得增创税赋。在某项实质性税法预有规定的情况下，预算法可修改税赋。”这里为应付实际情况作了变通规定，但即使是这样，其前提仍然是税法的预先授权，也就是保证预算受到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4.规定基本税收制度来约束法律

有些国家对具体税收制度的宗旨和原则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严格要求。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07条规定：“一、个人所得税旨在缩小不平等，应在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需要和收入的基础上，实行完全的累进税率。二、企业主要根据其实际收入纳税。三、遗产税和遗赠税实行累进税率，以利于公民间的平等。四、消费税旨在使消费结构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变化着的需要，对奢侈消费应征收重税。”

5.对税法有效期的限定

有些国家甚至对“税法”的有效期也作了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进一步予以限定的特殊形式。如比利时王国宪法(1831年)第111条规定：“国家税须每年投票通过。规定国家税的法律，如不展期，其有效期仅为一年。” 卢森堡大公国宪法(1956年)也有类似规定，其第100条规定：“有关征收国税问题，每年进行一次表决。为征税而制定的法律，有效期为一年，但经表决延长生效者除外。”

(三)对“定”的对象的界定

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指所有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予以规定，而只是强调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应当由法律予以规定。什么是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各国税收宪法规定的法定事项是不同的，根据规定事项的详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将法定的事项笼统的规定为征收税款。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孟加拉、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摩纳哥、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英国、美国、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图瓦卢和西萨摩亚等24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28.2%。

(2)将法定的事项界定为税收的种类、税率、税收优惠等。如大韩民国宪法(1987年)第59条：“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保加利亚、法国、列支敦士登、葡萄牙、瑞典

、希腊和危地马拉等8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9.4%。

(3)将法定事项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1947年)第81条：“为了公共福利，应规定捐税。征收捐税只能根据黎巴嫩全国各地都适用的统一法律，在黎巴嫩共和国境内进行。”第82条：“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日本、斯里兰卡、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约旦、比利时、冰岛、丹麦、芬兰、卢森堡、秘鲁、厄瓜多尔、海地、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等18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21.2%。

(4)将法定的事项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减免税和超额纳税。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134条：“非由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

(5)将法定事项界定为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88条：“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等。

(6)在将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授予行政机关一定限度的变更权。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73条：“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7)在对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强调其他金钱给付性负担法定。如爱沙尼亚宪法第113条：“国税、义务性纳金、关税、强制保险的罚金和支付款项均由法律规定。”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土耳其、斯里兰卡、塞浦路斯、巴林、立陶宛、卢森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英国和委内瑞拉等12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14.1%。

(四)对“定”的程度的界定

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这种不同的方式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其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定”的程度的界定。纵观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界定程度：

(1)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即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载体必须是法律，而不能是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最严格的限定。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88条：“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采取这种严格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还包括韩国、吉尔吉斯、科威特、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拉脱维亚[4] 、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葡萄牙、瑞典、西班牙、希腊[5] 、秘鲁、海地、美国、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瑙鲁等24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28.2%。

(2)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但可以授权最高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有限的税收立法。这一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限定显然比第一种稍微弱一些。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73条：“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3)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权。这一限定方式又比第二种稍微弱一些，因为它没有限定授权的对象和具体条件。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 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孟加拉、塞浦路斯、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法国、列支敦士登、摩纳哥、英国、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图瓦卢、西萨摩等18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21.2%。

(4)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依据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这实际上也是强调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两种方式：一是由法律予以规定，一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由其他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84条：“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5)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根据”或“依据”法律。“根据”法律可以做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也可以理解为基本税收事项可以由法律授权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1947年)第 82条：“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约旦、冰岛、丹麦、芬兰、荷兰、卢森堡、斯洛伐克、瓦努阿图等12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14.1%。

四、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及其完善

(一)对我国宪法第56条的分析

我国宪法只有一条关于税收的条文，即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形式上来讲，我国也可以算作税收立宪的国家。但如果从税收立宪的最根本的标志――税收法定原则来看，我国尚不能算作真正的税收立宪国家。如果与税收立宪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就只能算作非常落后的国家了。

关于我国是否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有学者认为我国尚未确立税收法定原则。[4](P.107)仅仅从第56条的文字表述来看，难以确定其是否表达了税收法定原则，必须纵观整个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才能得出结论。判断我国是否确立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是56条中所使用的“法律”一词的含义，如果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那么，就可以说我国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是泛指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不能说我国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

; 我国宪法在多处使用了“法律”一词，在有的地方比较明显的是指狭义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在内，如宪法第5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有些地方所使用的法律则不宜作狭义的解释，如宪法第5 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宪法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不能肯定第56条的法律就是指狭义的法律。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和第56条比较相似的同样是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第 53条和第55条。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这里的法律显然只能作广义解释。第55条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一条在条文表述方式上和第56条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如果第56条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那么这里的法律也应该是指狭义的法律。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兵役法是 1984年5月31日通过的，如果按照狭义的解释，我国公民从1982年12月到1984年5月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考虑到这里的时间间隔比较短，可以大体认为我国公民服兵役的义务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我国至今尚没有一部有关民兵工作的法律，我国目前调整公民工作的最高法律文件是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令第71号发布的《民兵工作条例》，如果将宪法第55条的法律作狭义解释，我国公民就没有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可见这里的法律仍不能作狭义解释。

再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的现实来看，我国目前所开征的20多个税种有法律依据的仅仅有三个[6] ，即使再加上税收征管法，我国税法领域也只有四部法律。现实告诉我们，我国没有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把宪法第56条作狭义解释，那么只能得出我国现实的税收立法绝大多数都是违宪的，而且也是违反《立法法》的。 [7]这种解释恐怕是不能令大多数学者和国家决策机构所接受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尚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承认这一点不是为了贬低我国的宪法，而是为了真正看清我国宪法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并努力加以完善，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二)完善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设想

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是完善我国的税收立宪制度的核心与基础，鉴于我国目前是在宪法和立法法两个层次对有关税收的事项予以规范，因此，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该从这两个层次着手。

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宪法结构的特点，本文认为，在我国近期的修宪中可以考虑在宪法的第56条增加一项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非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缴纳任何税款。”立法法中也应当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但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现状以及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立法法的规定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现实中如何真正落实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实践大部分是不符合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的，比如税收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的授权，更不用说符合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要求了。

在我国税收立法逐渐完善以后，我国宪法不仅要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而且要在宪法中专门设置财政章节，进行财政立宪，并在其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要强调开征新税、变更税率、减免税和取消税种都必须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根据特殊实际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个别税种或个别税收事项授权国务院在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规范。在立法法中，更应当明确规定基本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国务院立法，但不允许空白授权立法，授权立法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行为予以监督，在违反宪法、法律和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可以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了这些相应的规定，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将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这必将对我国纳税人权益的保障以及我国国家税收权益的保障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最终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注释」

[1]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曾把法律划分为“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也曾把法律划分为“纸面规则”(paper rule)与“实在规则”(real rule)，其实质是强调现实中的法律不同于文本中的法律，同样，宪法也可以分为文本中的宪法和现实中的宪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文只能考察各国文本中的宪法，而无法考察各国现实中的宪法。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并不表明其在实际中就一定贯彻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本文所有研究结论的基本论调。

[2]但并不表明它们不受法定原则的约束，如果宪法或其他的基本法确立了行政规费法定或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法定原则，那么，它们同样要受法定原则约束，这里只是强调它们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约束。

[3]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在日本国宪法中，只有国会才有权制定法律，其它机关无权制定法律。日本学者一般也认为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日]新井隆一。租税法之基础理论[M].林燧生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4. 4. [4]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1922年)第81条规定：“议会休会期间，内阁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公布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得改变……;这些规定同样不得触及大赦、发行国家货币、国家税收……”这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确立法律对基本税收事项的确定权。

[5]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年)第78条第4款规定：“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不得委托授权。”明确否定了基本税收事项授权立法的合法性，属于本类型中最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

[6]即《农业税条例》、《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7]《立法法》强调第8条的基本事项(包括税收)如果要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则必须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如果说1984年国务院开展的税制改革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的话，那么，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及随后的

大量立法均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

「参考资料」

[1] 翟继光。 税收立宪的主要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A]. 刘剑文主编。 财税法论丛[C]. 北京：法律出版社，.

[2] 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3] 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杨小强。税法总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翟继光

税收原则论文 篇2

一、税收效率可以促进税收财政职能的发挥

税收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提高税收效率可以增加收集资金的速度。税收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建设, 为所有需要资源与资金的部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满足其各项需求。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增长, 只有提高了税收的效率, 才能促使税收收入在国家的各个时期都能得到稳定增长。财政收入提高主要是依靠税收的手段, 税收可以调整国家的经济, 并且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地增长。阻碍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成本投入过大,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开始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 经济结构出现问题, 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我国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调节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 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下滑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税收的效率, 这样才能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 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 并且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制度的执行, 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保证, 提高税收效率符合税收财政的原则。

二、税收财政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矛盾机理

税收财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分配的手段, 税收财政的原则是, 首先缴税是每个公民履行职责的体现, 赋税可以为国家提供经费保障, 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其次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时, 必须增设企业税收制度, 保证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 以及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从这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税收是筹集国家的财政收入, 并且当国家的财政收入需求量提高时, 必须通过必要的方法去改进税收制度, 增加税收的资金, 这体现了税收的弹性原则。税收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者财政需要的增长而自动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很多, 比如国家的人口、课税商品的数量, 如果过于看重税收财政的原则, 会对税收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味地按照政府部门的需求提高税收的次数与金额, 会造成政府部门支出金额的浪费, 也会使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税收是政府向民众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行为, 是将收入从私人转到公共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税收的收入每年都在上涨, 但是过度的征税会使企业与民众承受过大的负担, 导致其出现偷税逃税的行为。税收财政原则要求, 当税收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时, 国家必须增加税收, 所以虽然国家的税收呈现上涨趋势, 但是民众却承受了过大的负担, 企业与民众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长期以往, 国家的整体收益必然下降。所以从长远意义来看, 税收财政的原则并不利于提高税收的效率。

三、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

税收的制度必须公正平等, 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的有效进行, 可以说税收公平是税收财政制度实施的前提。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纳税人产生不满情绪, 而且会使纳税人产生逃税漏税的想法, 从而阻碍了国家税收收入的提高。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做到相同收入、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当交纳同等数量的税额。不同收入、不同纳税能力的公民应当交纳不同数目的税金。平等不单是在收入、支出、税金方面, 还要包括综合效用等方面的平等, 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要平等, 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性。判断税收公平的原则, 可以从税收分配准则方面衡量, 首先要根据收益负担公平性进行判断, 根据公民对政府做出的贡献以及享受利益的数目去判断其应该缴纳的税额, 做到享受的利益与缴纳的税额成正比。其次根据天赋能力判断公平性, 既纳税人在缴纳完税额后, 所得的收入必须与其天赋能力成正比。最后是依据最小牺牲或最大效用判断公平, 也就是征税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得到有效利用, 即判断税收政策是公平的。

四、注重税收财政职能, 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税收更加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安定。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样就可以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升。税收的公平性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性, 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可以使社会的氛围更加和谐。当然, 税收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税收效率的基础上, 这样才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保证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 其工作也必须在税收公平的原则下开展, 只有税收是公平的, 才能使公民自觉自主地缴税, 如果税收缺乏公平性就不可能提高税收的效率。

一是收入分配上, 城乡居民收入和地方间财力差距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 收入分配上进入了警戒范围, 地区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是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25%, 但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过大, 因而我国实质上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实现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与发达国家单一所得税主体税制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 这样的税制结构也决定了我国对效率的优先原则。

三是税收支出上体现出的效率优先。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进展不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下, 我国的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 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各级财政支出中, 社会公益性投资的比例一直很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从前很多由财政安排的开支如各级企业职工的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不断进行改革, 而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改革又没有及时跟进, 造成部分群众生活负担加重, 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改进,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税收的效率, 并且有效地调节税收财政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 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 才能提高国家税收收入的金额。只有同时兼顾税收的效率与公平, 才能使其相互促进, 从而使我国的税收财政制度更加完善。

摘要：税收财政的原则是监管税收的准则, 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税收服务成本问题, 为了完善税收制度, 必须坚持税收财政的原则, 才能完善与改进税收制度。税收的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存在冲突, 坚持税收财政原则的同时, 必须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这样才能提升税收收入。文章作者根据多年经验, 分析了税收效率的作用、税收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及如何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希望可以改善我国税收的制度, 使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 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税收财政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宇.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J].理论导刊, 2004 (11) .

税收原则论文 篇3

关键词：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税收财政职能

税收可以使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有效的增加，税收是一种手段，而税收的收入想要得到更大的提升，必须满足税收的效率、公平原则。通过对税收各项制度原则的协调与改进，可以完善国家的税收制度，也可以优化税收的体系。国家征税的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效地将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只有遵循税收财政的各项原则，才能实现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相互促进与统一。

一、税收效率可以促进税收财政职能的发挥

税收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提高税收效率可以增加收集资金的速度。税收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建设，为所有需要资源与资金的部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满足其各项需求。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增长，只有提高了税收的效率，才能促使税收收入在国家的各个时期都能得到稳定增长。财政收入提高主要是依靠税收的手段，税收可以调整国家的经济，并且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地增长。阻碍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经济增长的成本投入过大，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开始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我国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调节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下滑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税收的效率，这样才能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并且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制度的执行，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保证，提高税收效率符合税收财政的原则。

二、税收财政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矛盾机理

税收财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分配的手段，税收财政的原则是，首先缴税是每个公民履行职责的体现，赋税可以为国家提供经费保障，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其次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时，必须增设企业税收制度，保证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以及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从这两条原则可以看出，税收是筹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且当国家的财政收入需求量提高时，必须通过必要的方法去改进税收制度，增加税收的资金，这体现了税收的弹性原则。税收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者财政需要的增长而自动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国家的人口、课税商品的数量，如果过于看重税收财政的原则，会对税收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味地按照政府部门的需求提高税收的次数与金额，会造成政府部门支出金额的浪费，也会使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税收是政府向民众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行为，是将收入从私人转到公共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税收的收入每年都在上涨，但是过度的征税会使企业与民众承受过大的负担，导致其出现偷税逃税的行为。税收财政原则要求，当税收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时，国家必须增加税收，所以虽然国家的税收呈现上涨趋势，但是民众却承受了过大的负担，企业与民众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长期以往，国家的整体收益必然下降。所以从长远意义来看，税收财政的原则并不利于提高税收的效率。

三、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

税收的制度必须公正平等，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的有效进行，可以说税收公平是税收财政制度实施的前提。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纳税人产生不满情绪，而且会使纳税人产生逃税漏税的想法，从而阻碍了国家税收收入的提高。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做到相同收入、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当交纳同等数量的税额。不同收入、不同纳税能力的公民应当交纳不同数目的税金。平等不单是在收入、支出、税金方面，还要包括综合效用等方面的平等，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要平等，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性。判断税收公平的原则，可以从税收分配准则方面衡量，首先要根据收益负担公平性进行判断，根据公民对政府做出的贡献以及享受利益的数目去判断其应该缴纳的税额，做到享受的利益与缴纳的税额成正比。其次根据天赋能力判断公平性，既纳税人在缴纳完税额后，所得的收入必须与其天赋能力成正比。最后是依据最小牺牲或最大效用判断公平，也就是征税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得到有效利用，即判断税收政策是公平的。

四、注重税收财政职能，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税收更加公平，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安定。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帶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可以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升。税收的公平性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性，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可以使社会的氛围更加和谐。当然，税收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税收效率的基础上，这样才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保证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其工作也必须在税收公平的原则下开展，只有税收是公平的，才能使公民自觉自主地缴税，如果税收缺乏公平性就不可能提高税收的效率。

一是收入分配上，城乡居民收入和地方间财力差距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收入分配上进入了警戒范围，地区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是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25%，但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过大，因而我国实质上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实现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与发达国家单一所得税主体税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这样的税制结构也决定了我国对效率的优先原则。

三是税收支出上体现出的效率优先。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进展不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下，我国的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级财政支出中，社会公益性投资的比例一直很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从前很多由财政安排的开支如各级企业职工的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不断进行改革，而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改革又没有及时跟进，造成部分群众生活负担加重，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税收的效率，并且有效地调节税收财政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才能提高国家税收收入的金额。只有同时兼顾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才能使其相互促进，从而使我国的税收财政制度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宇.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J].理论导刊，2004（11）.

[2]肖加元.论税收效率及其评价内容[J].中国证券期货，2011（04）.

税收法律体系原则分析论文 篇4

摘要：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领域的法律基本原则，有效地推动了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税收立法的进程，促进了税收法律体系的完整。因此，在实际法律实践中，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认识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里涵义进行深入而有效的研究，这是当前法律界了解认识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认识到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的重要意义，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帮助依法纳税，提高税收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税收法定;税收法律;依法纳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要求我国要更加注重税收制度。税收对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国家重视税收，对于税收的收取也制定规范严格的税收法律来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与公平，税收严格依照法律制定，并不是中国独树一帜，税收法定原则起源于英国，在数百年的历史沿革中不断的改进和更新，逐渐被世界所接受，在世界各国的税收法律中各有体现。我国修订的《立法法》，也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清楚明确的描写，为法律体系中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明确的定位。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立法和税收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与中国推行法治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因此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必须要推动税收法定原则的税收理论研究，加强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研究，让税收法定原则在国家的发展治理中发挥重大作用。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在法学界引起了一番讨论，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因此如何科学合理的运用税收法定原则，如何发挥税收法定原则推动法治建设的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必须要深入探讨，本文由此进行讨论。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

税收法定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国家征税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无法不纳税，法律依据是公民进行纳税的唯一依据，除了法律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没有要求公民纳税的权利，没有法律要求，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这保证了公民纳税权利的合法利益，同时因为税收法定原则是法律规定纳税内容、纳税方式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依照法律纳税则保证了纳税公民在纳税这一权利面前的公平公正。之所以要施行税收法定主义，是因为税收是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征收，而税收法定主义给了国家征收公民财产一个法律依据，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合法性手段征税，不引起公民的抵触和抗拒。税收法定原则起源于英国，世界各国均对其有所应用，具体体现在各国*法或*法性文件当中，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体现在*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做了详细说明了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各种减免退补税政策内容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没有法律规定的，按照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做出有关税收的以上内容。这些法律规定无一不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

二、税收法定原则基本内涵的体现

(一)税收要素法定税收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主体，它由许许多多要素构成，而税收法定原则要求这些构成要素都由法律来规定。比如每个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和税基等均由法律规定，一旦其中有某一项不是由法律规定的，那么此种税收就不能为税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应当将其摒弃。追其原因是税收属于国家财政收入，征收的税被用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但是征税征收的是公民的收入，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微妙的财产权的冲突。并且，国家相对于公民来说，比较强势，为了避免国家利用权力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定。

(二)税收要素明确原则这要求在制定法律规定税收要素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制定出来，而且要明确。因为税收关系公民的切身财产权益，如果规定的不明确，产生漏洞，加大了立法的裁量权，就会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产生滥用公权力损害公民财产权的现象，对于税收法律体系而言，使得税收法律的威望下降，不利于税的征收。

(三)税收的程序要合法税收的要素法定且明确，使得税法在实体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是税收法定原则也要求征税要按照法定的程序，程序也要由法律规定，把控每一个税收环节，不得在征税程序中随意变动税收要素，破坏税收法定原则。‘

三、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税收法律体系建立

税收法律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税收法定原则为基础，现今我国虽然已经应用税收法定原则，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落实，在税收法律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还有许多隐藏的问题。法律体系由母法开始架构，税收法定原则虽然也在*法之中也有体现，但是*法五十六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民的纳税义务，但是对于征税机关，并没有进行*法上的限制，对于税收的要素、税收程序更是没有提及。要想建立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必须要先完善税收法定原则在*法中的表现，修订*法有关税收的内容，对税收法定原则做完整、精准、明确的表述，为税收法律体系修建牢固的*法基石。完善各种单项税收立法，顺应税制改革，各种新产生的税种及时制定法律规范，做到*法为基，单项税对接*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立法先行税收跟进，保证税收法律体系的完整建立。

四、结语

税收关系国家财政收入，也与公民的财产权紧密联系，应当严谨对待。税收法定原则作为世界上公认的征税原则，应当准确认识它的特点，充分运用到建构税收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来，科学立法，避免立法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实现税收有良法，有善治。

参考文献

[1]胡建淼.税收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才有权征税[J].人民法治,(7).

[2]王瑞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务部门需要多点发力[J].中国税务,2017(4).

税收原则论文 篇5

2011-4-30 21:48:00 浏览：17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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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财政政策

经济效应 财政分权

税收中性原则在中国税制建设中的运用税收中性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指导税收实践朝着良性发展的一种税收思想;而中性税收则是一种税收制度，是在税收中性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一种理想税收制度。我们研究税收中性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税制。回顾近代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制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由非中性税收向中性税收发展的趋势。

按营业额征税的商品课税制度，在欧洲出现于约14世纪。当时商品经济还处于工场手工业和封闭的、狭小的市场交换的阶段。按营业额全额逐道课税，税负随生产经营环节增加而递增的矛盾表现得还不明显，而其征收的普遍性、及时性、可靠性和计算简便、便于征收的优点，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因而这种课税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大部分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到了I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协作式的大生产日益形成，商品交换的领域日益扩大，国际贸易更趋频繁，市场竞争更加剧烈。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课税逐渐成为自由竞争和市场运转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其税负随生产经营环节的增加而递增、扭曲价格信号、破坏市场供求关系、阻碍对外贸易等。这种国家征税数额与社会实际所支付的代价相背离的状况，使征税本身失去了公平性，破坏了市场机制所要求的平等竞争的基础，妨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表现为一种非中性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就商品生产而言，按营业额课税的制度，因税负随生产环节增多而递增，造成同一种产品因生产结构不同，单位产品的税负含量不同。全能型的生产企业因生产环节少税负轻，专业化协作生产企业因生产环节多而税负重。这与商品经济要求向专业化、现代化大生产方向发展背道而驰。②就商品流通而言，按营业额课税制度同样因税负随商品流通环节增多而递增，造成同一种产品因流转环节多少不同而税负含量不同。

它的政策效应是支持最原始的产销见面直接交易形式，打击发达的多环节、多渠道的商品流通形式。这不利于统一的社会化大市场的形成。③就进口产品而言，按营业额课税制度在进口环节所征税款，仅相当于本国生产产品的最终产品生产环节所征收的税款，而国内生产产品除最终产品生产环节征收的税款外，还包括以前各环节所征收的税款。这样进口产品的税负实际上低于国内生产产品的税负，不利于保护国内产品的生产。④就出口产品而言，按营业额课税制度即使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其所退税款也只相当于最终产品环节所征税款。由于退税不足，不利于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⑤从核算商品的经济效应而言，按营业额课税制度，因税负随生产环节增加而递增，同一产品在市场售价相同的情况下，其单位产品的税收含量是不同的，反映出的经济效益的核算基础高低不等，从而使商品失去了准确的核算基础。正是由于营业额课税制度本身存在上述弊端，马克思在当时就指出这种间接税“破坏多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并把它看成是干预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良税制。因此，马克思甚至主张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这充分说明，税收应不千扰市场配置资源，从而保持税收中性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己经提出来了。

以商品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课税的负效应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结构的发展。因此，由一种对市场干扰较小的“中性税收”一一所得课税取代商品课税的主体税种地位成为历史之必然。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创行以来，得到了迅速普及。这是由它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所决定的:①所得税是对人税的特性使其既能普遍课征，又能量能征收，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公平性。所得税是对人税，课税对象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所得，一切有所得的单位和个人都须依法纳税，它的税源是非常广泛的，能充分体现普遍征税的原则。所得税以所得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它一般都规定起征点、免征额以及扣除项目，可以在税收上照顾低收入者，不会影响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与再生产，课税所得经过一系列对所得的调整和必要的扣除，较之以土地、财产、消费、人口等为标准能更好的体现和测度纳税能力。由于采用累进税率，在征税过程中同一收入水平的不同纳税者的税收负担相同，体现横向公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纳税者的税收负担不同，体现纵向公平，从而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贫富差别，实现税收的社会政策目标。

②所得税对市场经济价格体系与资源配置保持中立性，且不会伤及税本，符合税收的中性原则。所得税一般不存在税负转嫁问题，税收的增减变动对物价不产生直接影响，不改变产品或产业之间的比价关系，只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水平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不会给商品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层层障碍，对市场运行干扰不大。所得税是对生产经营成果的课征，征税环节单一，对同一课税主体不会产生重复征税，对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影响也较小;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所得，而且还要从纯所得中作一些必要的扣除和照顾，因而它不致于影响纳税人的生活，能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不会触及营运资本，不会侵蚀纳税人的财产，不伤及税本，能保证企业必要的补偿、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所以对国民经济不利影响较少。由此可见，所得税是与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它具有中性税收的特征，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税种之一。

世纪50年代自法国开始的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制的重大改革，既保留了间接税原有的优点，又排除了间接税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非中性的弊端，使间接税制由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使间接税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增值税先后在100多个国家推行，以增值税为主要内容的间接税制又重新受到了各国的重视。增值税与全额流转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消除了原税制因重复征税因素而产生的税负不公、以致于干预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矛盾，从而使税制从非中性向中性迈进了一大步。与按营业额课税制度相比，增值税在确定税率以后，其征税数额将始终保持在一定的征税额度内，不会因征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而增加社会和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它的中性特点表现在:①它消除了生产环节的重复征税因素。无论生产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是全能式生产还是协作化生产，只要售价相同，税负也相同，有利于企业以最佳方式组织生产，不因税制因素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能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向专业化、协作化方向发展。②它消除了税负随商品流转环节增加而递增的弊端。一个产品，只要零售价格相同，无论经过多少道流转环节，其税收含量始终相同，这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使税制更加适应于每一种产品;只要价格相同，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生产的，其税负始终保持一致。它体现了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或者说是税收对纳税人不同国籍保持中性的原则，这有利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在同等税负基础上开展竞争。③它消除了出口产品退税不足的弊端。通过规定税率为零的制度，把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征税款一次彻底退清，从而使出口产品以无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这样当该产品进入进口国，再按进口国税法征税时，可以使该产品的税负与该进口国同种产品的税负一致，以取得同等纳税的待遇。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增值税对同一产品，无论是进口、出口，无论采取何种生产形式，无论是经历多少经营环节，只要售价相同，其单位税收含量就相同，以体现税负公平的原则。不会因税负不公而干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正是因为增值税消除了原间接税税负不公的弊端，在市场机制运行中，体现了公平税负的原则，才使一个干预市场经济的不良税制转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税制。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制本身就客观上存在着如何使征税制度符合中性原则，以有利于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问题。

根据以上对税制发展的中性化趋势与主体税种功能特点的分析，我个人认为所得税与增值税是当代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两个主要的主体税种，它们适应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的税制结构建设，应顺应世界税制发展的中性化趋势，主体税种应选择建立以所得税和增值税并重的复税制结构体系，并应该逐渐相对增加所得税的比重。从目前的情况看，增值税在国家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过大，财政收入过分依赖于单一税种，不利于所得税功能作用的发挥。除此之外，辅助税种的配合作用也不可忽视。

遵循税收中性化的原则和目标，在税制设计和税收政策选择上就应依照适度课税理论，在维持一定的政府收入的前提下，使课税行为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达到最小化，从而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所得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构建合理的税制体系。这既全面地体现税收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又能尽量减少税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这要求税收立足于“经济一税收一经济”的治税思想，在微观上减少税收对经济的干扰，在宏观上适度调控。具体来说，中国目前税收制度设计和税收政策决策的中性取向至少应做如下的考虑第一，要降低税率，拓宽税基。为增进税制的中性，减轻税收给纳税人带来的效率损失和福利损失，首要的措施就是要降低税率特别是高额累进的所得时的高边际税率。由于高税率特别是累进程度较高的税率容易造成税负过重，挫伤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对储蓄和投资的刺激能力，造成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这样也就缩减了税基、衰竭了税源。

而降低边际税率意味着更高的边际收入，这无疑对纳税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长期看，这有利于刺激劳动供给乃至效率的提高。这里包含着一个浅显的经济学道理，即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使纳税人得到好处，则政府将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得更多，因为这时的税基更为雄厚了。应当明确，中国目前的税基较为薄弱，所以适当降低税率，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有助于增加企业活力与市场竞争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率，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当然，降低税率的幅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要和拓宽税基、扩大税源相配合。

第二，要少税收减免，无税收歧视。为增进税制中性，并体现税负公平，就要削减税负减免，减少税收的特殊优惠，以避免由于过多的优惠政策造成的行业之间及不同形式和来源的所得之间的实际税率的差异和不同的税收待遇。由于不同的税收待遇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税后净所得的多少，从而造成了资本流向和经济活动不是根据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确定，而是受税收待遇的驱使，干扰了正常的投资决策和经济选择。所以，按适度课税政策的要求，在可接受的税收收入损失及纳税人利益损失的条件下，尽量减少税收导致的经济变形，减轻或消除各种税收歧视，保持在不同的所得来源和不同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税收中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内外资企业间的税负差异过大，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使外资企业轻而易举地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下一步的税制改革应加强这方面的税收中性，取消对外资企业普遍给予优惠的做法，仅保留对投资于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与投资于这些领域的国内企业相同的税收优惠。

第三，在税种设置上，应尽量简化，选择能够体现税收中性和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强的税种作为主体税种。在直接税方面，所得税的征收，要对内对外统一企业或法人所得税法，规范税收征免范围，走一条“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无歧视、简税制、严征管”的道路;尽快开征具有较强中性、能够维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的社会保险税。在间接税方面，增值税的实行要由选择性征收向普遍性征收方向接近，同时严格控制免税和实行零税率的范围，使增值税对竞争和消费都呈中性。

文章来源: 论文工场-税收中性原则在中国税制建设中的运用研究http:///news_list.asp?id=3494

税收部门税收春联 篇6

甘做人民群众孺子牛

我纳税你征税

为国聚财同努力

你诚信我守信

共创和谐齐献心

执法为民清如许

聚财为国活水来

慎权慎欲慎执法

须防陋习年节病

为政为民为国家

常吹新春廉政风

做耕牛，头套肩扛用实力

当税官，为国聚财记心中

转变作风争三好

纳税服务创一流

海纳百川为国聚财自需税务

风正帆顺执法为民应献真情

及时雨润三农

九亿农民腾虎步

漾春风减免税

万千企业战寒流

送鼠年祖国山河无限美

迎牛年税收天地万里新

税收政策似和风

锦绣河山又染翠

科学发展如春雨

论税收法定原则 篇7

税收法定原则, 是指税收的课税对象、税率、程序等事项均需由“法律”予以规定。[1]在我国, “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范, 由此可见税收法定原则对立法机关的层级要求极高。税收法定原则包含如下内容。

其一, 课税要素法定。即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以及征收程序等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现实立法过程中, 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负荷较重, 在税收立法方面往往采取委任立法的方式进行, 即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予以立法, 一般是指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委任立法时应当限于个别的、具体的立法。

其二, 课税要素明确。即税率等课税要素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理预期性, 让公民对自己缴纳的税收能够明确的通过法律的渠道予以认知。在税收立法中应当避免不确定的概念的使用, 以此保障公民的合理认知。

其三, 税务机关需要依法稽征税款。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 不得随意行使。在实际税务稽征过程中, 其应当合法、正当的征纳税款, 禁止溯及既往征纳税款, 有效的保障纳税人的合法利益。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的问题

( 一) 税收法律缺乏

《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是我国仅有的三部“法律”层级的税收法律规范, 其余的均由行政机关制定。[2]即大多数税收立法的立法层级较低, 分散的存在于各种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之中。即立法方面, 能够达到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的“法律”层级的立法较少。

( 二) 税收立法存在空白授权问题

前文已经提及, 由于税收法定原则直接关系到人民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所以才会对税收立法的层级要求颇高———必须“法律”层级的立法, 即使不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 也需要明确具体的授权立法。但是在我国税收实践中, 基于198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中的相关税收立法授权, 国务院在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可以先行试行然后根据实际操作经验修订再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此授权是对所有涉税事项均予授权, 可以说是一种空白授权。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权力被扩张到无限大, 这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的具体明确的授权。

( 三) 地方政府多下达税收任务

各级税务机关几乎每一年都要受到税收任务的煎熬。税收任务是一种指标, 指标中有明确具体的征税数字。原则上征税结果必须高于指标, 不得低于。实践操作中, 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为了给自己保留余地, 对于部分税收税务机关人为选择保留性征收;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则为了完成指标出现过头税等现象。如此指标性操作都严重的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三、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的建议

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义就是要求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涉税事项予以立法, 即使采取授权立法的方式也需要对相应的行政机关予以明确具体的授权而不能空白授权。所以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就是改变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方式, 尽可能的限制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过程中的无限权利。对于我国的基本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率的确定, 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重大税制改革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对于税收征管中的其他非重要事项也应当以具体明确的授权委任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立法。

另一方面, 税收法定是依法律予以征税, 而不是依行政指标予以征税。可以说, 一个企业或者个人的涉税行为一旦发生, 其应当缴纳的税款和享受的优惠就已经确定, 这是无法随行政机关的税收指标这类行政命令予以转移的。所以在税务机关的稽征过程中, 仅需严格的依据法律予以征税, 而应当摒弃行政命令、税收指标对于征税行为的干涉。避免保留征税、征收过头税等行为。

再一方面, 作为普通民众, 作为纳税人群体, 我们应当具有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 对于税务机关不依照法律进行稽征的行为需要及时有效的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等方式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四、结语

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宪法原则, 其确立之初就是为了有效的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在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的过程中, 作为立法机关应当明确的知晓自己的权力范围以及授权范围; 作为征收机关应当明确的知晓以法律为根本依据予以税款征收, 避免或尽量减少税收指标的存在; 作为纳税人个人应当知晓自己的权利, 进行有效维护。

摘要：税收法定原则充分的保障着人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的载于宪法与税收基本法之中,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循, 行政权力在税收的开征、停征, 税率变动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行政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关键词：税收法定,宪法原则,行政权力,依法纳税

参考文献

[1]施正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完善税收制度[J].国际税收, 2014, 03:21-24.

税收筹划的实际运用原则和方法 篇8

一、税收筹划在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运用

从我国目前税收筹划发展看，虽然税收筹划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理论研究上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税收筹划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未广泛展开。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目前我国税收法规不健全，存在税务行政处罚力度不足的现象，纳税人偷、逃税所可能引发的风险相对于所获得的收益来看是小的。二税收筹划是一项具有高度科学性、综合性的经济活动，有效进行税收筹划达到涉税零风险，对筹划人员均有较高要求。第三不稳定的税收环境、税收法规的频繁变化会增大筹划成本，使纳税人对税收筹划持谨慎态度。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税收大环境下，管理层对各项成本风险加以比较、权衡，对税收筹划往往是认可而不实施。

二、税收筹划的原则和方法

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长期且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实施税收筹划必须遵循这么几个原则：一必须满足收益大于费用的原则；二要实现综合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三要满足稳健原则；税收筹划贯穿于企业财务管理全过程，所以企业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可从融资、投资、经营三个层面来进行税收筹划。

（一）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１、利用债务筹资。企业对外筹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股本筹资。二是负债筹资。由于这两种方式在税收处理上不尽相同，选择不同渠道筹集资金，就会形成不同的筹资成本。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即（息税前投资收益率—负债成本率）×负债总额×（１－所得税率）；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因而在息税前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成本率的情况下，提高负债比例，便可获得更多的上述两种收益。但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因为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会增大，甚至发生债务危机。

２、融资租赁的利用。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

３、其它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投资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筹资组合。

（二）投资过程的税收筹划

１、投资方式的选择。通过投资方式及资产评估进行税收筹划。如尽可能选择设备和无形资产投资而少选择货币投资方式，争取分期投资等，原因是设备的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都在税前扣除，缩小所得税税基。同时，设备投资计价及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于产权变动时，需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增值，既可节省投资成本，又可缩小税基而节税。

２、组织形式的选择。投资者在设立企业时，有几种形式可供选择。企业组建形式不一样，税收政策也各异。以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经营相比较，有限责任公司要双重纳税，即先交公司所得税，再交个人所得税；而合伙经营的业主，只须交个人所得税。而在组建时采取何种形式，当事人应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慎重筹划。

３、投资地点的选择。在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所得税一般为１５％，而国内一般地区则为３３％，差幅高达５０％，绝对差为１８个百分点。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或地区不征企业所得税，有的税率高达５０％以上，差距更大。可见，投资地点的选择对投资净收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国公司，都应充分利用不同地区间的税制差别或区域性税收倾斜政策。选择整体税负较低的地点投资以获得最大的节税利益。

４、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如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税率为１５％，从获利年度起所得税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而没有税收优惠的其它行业所得税率为３３％，且没有免征和减征期，可见差别之大，而且我国今后的税收优惠必将走上逐步取消地区优惠，大大强化行业优惠之路。

（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１、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由于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材料成本在期末存货与已售产品之间的分配金额就不同，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企业所得税。与此同时，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出存货采用实际成本核算时，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进行核算。根据各种核算方法特点，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以对存货的计价方法进行选择，采取最有利于企业的计价方法，以达到节税或缓缴税款的目的。

２、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固定资产的折旧额是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而折旧额的大小与企业采取的折旧方法有关。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主要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加速折旧法等。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依法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时，应尽量使用加速折旧法。此外，企业可依据有关法规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折旧年限来达到节税的目的。

３、费用分摊方法的选择。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发生如管理费、福利费用支出，而这些费用大多要分摊到各期的产品成本中，费用的分摊可以采取实际发生分摊法、平均分摊法、不规则分摊法等，而不同的分摊方法直接影响各期的利润、税收负担。因此，企业要对费用分摊方法认真筹划。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对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无形资产的分摊年限等内容进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