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精选12篇)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1
国际税收协定 (International Tax Treaty) , 又称国际税收条约,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 为了协调相互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谈判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
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增长及所得税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建立, 协调跨国所得和财产课税的国际税收协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成为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税制差异和利益冲突, 实现国际税务合作的有效形式。与此同时, 非缔约国居民利用一定的手段以获得缔约国居民地位享受税收协定所带来的优惠的情况也日趋频繁, 使缔约国税收收入蒙受损失, 亟需在法律上予以规制。
一、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界定
(一) 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定义
税收协定滥用在国际税收相关文献中有“Abuse Tax Treaty”、“Treaty shopping”等表述。概括而言, 滥用税收协定, 是指非缔约国居民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的某些优惠条款, 设法使自己的应税行为符合其有关规定, 以此全部或部分得到税收协定提供的本不该由其享有的税收优惠待遇, 以达到避税目的。
(二) 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特点
从定义出发, 进一步分析这种行为的特点, 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 行为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 即法人居民。这是因为法人与自然人相比, 法人具有更大的“易变性”, 很容易通过精心策划, 巧妙地装扮成缔约国的“居民公司”从而谋取到协定待遇。第二, 行为对象主要是针对间接性的投资收益, 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及财产租赁收入等, 目的是为了减轻预提税的课征。第三, 行为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协定国组建中介公司来谋求不应得的税收利益, 如在缔约国组建各种控股公司、传输公司、信托公司等。
(三) 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产生原因
1. 主观方面
税务是纳税人的一种经济负担,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必定会产生设法少纳税从而多获利的行为。而跨国纳税人为了实现跨国投资的的利润最大化, 有着相对更强的避税动机, 避税手段自然也是层出不穷。
2. 客观方面
(1) 企业的营业利润只在其为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收入来源的缔约国免于征税, 除非该跨国企业在收入来源国设有常设机构。在设有常设机构的情况下, 收入来源国也只就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征税, 而且所征的税款可在居住国得到抵免。 (2) 缔约国一方的居民个人受雇于缔约国另一方而产生的劳务费所得, 如果该人只在缔约国另一方短期停留, 而且所得并非由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雇主支付或代表雇主支付的, 也并非由雇主设立的常设机构支付的, 该项所得只在其为居民购买力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即使在缔约国另一方可征税的情况下, 所征的税款也可以得到抵免。 (3)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投资所得, 在收入来源国可按照比该国常规税率更低的限制税率缴纳预提税甚至免税。 (4) 个人独立从事专业性劳务而产生的劳务所得, 只在其为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收入来源的缔约国免于征税。 (5) 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 或以船舶从事的内河运输, 取得的利润, 仅在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的缔约国征税。 (6) 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学习, 培训, 或从事讲学, 研究, 取得的收入, 收入来源的缔约国给予一定的免税优惠。 (7) 在居住国允许“税收饶让抵免”的条件下, 跨国纳税人在收入来源的缔约国所享受的减免税优惠而少缴的税款, 可以视同缴纳, 在其居住国得以抵免, 从而使其享受的税收利益全额成为不负担任何税收的净所得。
二、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主要方式与危害后果
(一) 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主要方式
有的学者将滥用税收协议的行为定义为:并非税收协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居民的人通过在其中某一缔约国设立管道实体等办法达到利用协定好处的做法。其具体的行为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1. 设立直接中介公司 (direct conduit companies)
又称“直接导管公司”, 是指为获取某一税收协定待遇的好处, 而在某一缔约国中建立的具有居民身份的中介体公司。例如, A国甲公司有来源于B国乙公司的股息收入, 但A、B两国尚未建立税收协定关系。A国甲公司又在C国组建一家公司丙。乙公司可先将股息支付给C国的丙公司, 公司丙再转付给A国的甲公司。丙公司组建的真正原因不是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而是为了利用A、C两国和B、C两国的两个税收协定, 在C国取得在B国本来得不到的税收利益, 丙公司即为一家滥用税收协定的直接中介公司。
2. 设立进阶中介公司 (stepping-stone conduit companies)
又称“脚踏石”公司这是在设立直接中介公司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间接而更为迂回隐匿的避税手法, 涉及在两个及以上国家设立子公司以利用相关国家签订的两个税收协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直接导管公司与转让定价、避税港相结合的避税手段, 属于一种高级避税形式。其结果使当事人不仅获得了本来其没有资格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 而且还可能获得缔约国国内的税收优惠。
3. 利用双边关系设置外国低股权的控股公司
许多国家对外缔结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明确规定,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向缔约另一方居民公司支付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 可享受协定优惠的必要条件是该公司由外国投资者控制的股权不得超过一定比例 (譬如全部股权的25%以上) 。这样, 非缔约国的居民公司可以精心组建外国低股权的控股公司 (小于25%) , 以获得优惠。
(二) 国际税收协定滥用危害结果
滥用税收协定的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后果。首先, 最直接的就是造成相关缔约国的税收损失, 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产生不良的影响。从上文中所列举的各种行为方式可知, 这种损失主要是预提税的损失, 同时, 这种行为违背了国家间缔结税收协定的目的和原则, 从而必定会影响税收协定在国际上的发展。国际税收协定是国家间为了经济上的合作, 基于互惠原则, 各自让与对方部分利益以达到利益上的平衡。而行为人对税收协定的滥用, 其达到的效果是使自己享受本来不应享受的优惠, 这一部分的利益被行为人通过策划和设计转移到自己身上, 他们所利用的与真正收入来源和居住地均无关系第三国也从中间接获利, 而这正是缔约国税收的损失, 完全破坏了合作互惠的初衷。
三、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国内法规制措施
规制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国内法措施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是制定专门法律, 二是使用反避税的一般法律规定或原则。
(一) 专门立法
目前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和瑞士在国内税法中制定了专门防范滥用税收协定行为的法律条款。
1986年, 美国通过税法改革, 对其《国内收入法》进行了修订, 增设了有关防止滥用税法的规定。此前, 美国在处理向国外汇出来自美国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时, 所有的税收协定都采用了“收益所有人”原则。因而, 如果在受益人和支付人之间还存在着中间人, 那么具有消极投资特征的所得将不能按税收协定享受低税待遇;当中间人和受益人同为缔约国居民时, 情况则例外。目前, 美国对于税收协定的政策是, 将税收协定的保护范围限于合法者, 即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的主体应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适格居民:a其50%以上的股份由该国的居民或美国公司或居民拥有的公司;b其所得的5%以下的部分, 直接或间接的向美国或该国的居民以外的人支付债务的公司;c其股票主要并经常在该国认可的证券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d有上述第三类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完全拥有的公司;e由美国税务当局认为适合的公司。
(二) 一般反避税条款
其他国家防止协定滥用主要适用一般的反避税立法条款。英美法系的国家依据实体重于形式的法律理念, 主张有权确定该项交易是否合理的商业理由或者纯粹是为了获取协定优惠。大多数大陆法国家通过制定反避税条款来打击税收协定的滥用和不当使用。此外, 在实践中, 有少数国家对属于税收协定范围内的情形适用国内反避税立法的规定, 如德国于1993年12月通过了反滥用税法, 旨在防止原有税法条文被滥用。其中规定:如果一外国公司是由不能享受税收豁免或税收减免的人所拥有, 且这些人直接取得所得, 而没有经济上或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利用外国中介公司, 外国公司没有从事其自身的经营活动, 那么该外国公司就无权要求税收协定中所规定的税收豁免或税收减免。
四、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国际法规制措施
(一) 国际组织的税收协定范本
目前国际上有世界性影响并被各国普遍接受并遵循的税收协定范本主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税收的协定范本》和《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税收的协定范本》 (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 。
(二) 引入防范条款
规制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国际法措施主要是在国际税收协定中引入专门的反滥用条款。在国际税收实践中, 有很多专门防范税收协定滥用的条款, 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1. 禁止法 (The Abstinence Approach)
该方法是指一国应设法避免那些实行低税制或在税制上易于设立导管公司的国家或地区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后者具体指的是巴拿马、摩纳哥、列支敦土登等。这种方法相当简单直接, 缺乏技巧性, 某种程度上切断了正面合作的渠道。目前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英国、美国、新加坡等15个国采用这种方法。
2. 例外法 (The Exclusion Approach)
又称排除法, 即在一国和另一国缔结的双边税收协定中规定, 对在另一国享受特别低税的居民公司 (一般为控股公司) 不赋予税收协定优惠。这种方法限制的一般是容易成为中介实体的公司的收益。目前已有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采取这一做法。
3. 透视法 (The Look-through Approach)
根据该方法, 一家公司是否享受税收协定优惠, 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居住国, 还要视公司股东的居所地而定。因此在税收协定中针对股息、利息、特许仅使用费都引入了“受益所有人” (Beneficiary Owner) 的概念, 故又称“受益所有人法”。例如, 中国与新加坡税收协定第10条第2款规定:“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 则所征税收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2%。然而, 如果收款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股份的公司或合伙企业, 则所征税收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7%”。目前使用这一方法的有丹麦、英国、美国、荷兰等9个国家。
4. 征税法 (The subject-to-tax Approach)
又称“纳税义务法”, 即一个中介性质的公司其所得如果在注册成立的国家没有纳税义务, 则该公司不能享受税收协定的优惠。根据这一方法, 对来源于缔约国一方的所得在缔约国另一方应课以最低的税收, 旨在防止缔约国双方对公司的同一笔所得不征税情况的产生, 因此除非在公司设立国征税, 否则公司不能享受协定的税收优惠。该方法最能体现税收优惠原则, 故适用较广, 目前有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等13个国家实行这一方法。
5. 渠道法 (The Channel Approach)
该方法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上文所述的进阶中介公司。具体方法是:如果一家公司的一定比例的毛利润被用来支付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个人或公司收取的费用, 则该公司所付的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等不享受协定的税收优惠。这是旨在防止中介公司的所得, 以费用形式支付给关联公司。目前实行此法的有比利时、丹麦、美国、德国等9个国家。
6. 真实交易法 (The Bona Fide Approach)
即规定不是出于真实的商业经营目的, 只是单纯为了谋取税收协定优惠的纳税人, 不得享受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根据这种方法, 是否给予税收协定优惠应视某些基本条件而定, 诸如, 公司设立的动机;公司在居住国的经营额、纳税额;公司股份是否在证券交易所登记备案等。目前有澳大利来、丹麦、卢森堡、荷兰等7个国家采用此法。
7. 衍生法 (The Derivative Approach)
根据这种方法, 对于两个已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来说, 来自于第三方国家的纳税人所拥有的缔约国公司可以享受这两个国家之间税收协定的税收优惠之规定, 其前提条件是, 该第三国纳税人所享受的优惠不可以超过该纳税人直接投资 (而是通过其他公司) 而获得该项应纳税所得时所享受的优惠。衍生法作为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的一项特别条款, 是在美国与荷兰和墨西哥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最先采用的, 标志着国际税收协定发展的新趋势。
实践中, 各国一般不局限于其中某一种方法, 而是选择若干种同时使用以解决滥用税收协定方面不同的问题。
五、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各国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而作为国际税法核心问题的国际避税问题会越发严峻, 国际税收协定的滥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从国内法角度规制税收协定滥用的主要方法是制定专门的反避税立法或者过着依靠反避税的一般法律原则,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则是在税收协定中严格限定居民资格以防止滥用或者引入反避税条款来增强其自身的抵抗力。同时, 反避税规则的使用应该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保护, 而不是影响正常的商业交易。随着各国税收协定反滥用制度在立法上的不断完善和各国的紧密合作, 滥用国际税收协定的问题必将逐步得以解决。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2
内容提要: 在 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税收政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为此,各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税收协调。这对税收主权的权力行使和利益产生各种影响和挑战。为了妥善地应对处理各国税收冲突,合理地协调各国税收利益,主权国家应当对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地行使税收主权,并以负责任的税收主权为原则和理念,建构一个公正和谐的国际税收协调秩序。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依存度增强,“要避免经济不稳定、有效促进繁荣,各国有必要对因国内经济行动而产生的外部影响负起责任来。”[1]因此,一国在制定税收 法律 和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国内的经济 发展 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还需要考虑对他国税收利益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等。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这是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如何诠释和行使税收主权,以有效维护税收主权,并得以建构一个公正和谐的国际税收协调秩序。
一、负责任税收主权的内涵与要义
主权是国家的固有属性,“主权帮助创造了国家,当面临着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时,主权帮助维护着国家的完整性,主权帮助保障着国家的连续性并防止它们的消亡。WwW.11665.COM”[2]税收主权是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其税收政策,对税收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自主、独立地参与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以增加财政收入,维护自己的税收权益的根本权利。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主权对于维护和促进各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和功能。从性质上来看,一方面,税收主权是一国维护、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和资源,所以,税收主权必须保有足够的权力张力和行使自由,这就决定了税收主权具有绝对的属性,意味着税收主权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性,不受外来的干预或损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税收主权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日益广泛、密切和深入,税收政策的外部效应使得一国税收政策往往成为双刃剑。在 现代 国际社会,“国家承担的基本责任是不要做出有损于他国权利的行为。”[3]税收主权也因此具有了相对的属性,这意味着各国基于税收协调与合作的需要,必然要对各自的税收主权予以相互调整、约束和平衡等,税收主权因而不能再是一种完全绝对的行动自由。
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权力,不仅是因为它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制度内占有名义上的席位,更是由于它能够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承担和履行应有的责任。[4]“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责任的主权, 在国际实践中日益得到广泛承认。”[5]因此,负责任的税收主权将成为税收主权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平衡融合的指导原则、理念和衡量标准。负责任的税收主权所强调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主权的拥有和行使应当以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担当责任为基础和归依。负责任的税收主权要求一国既要关注本国的税收利益,也要关注他国的税收利益;既要考虑眼前利益更要协调规划长远利益;既要着力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协调共同发展。负责任的税收主权为各国正当地行使税收主权权力提供了一个原则框架,为税收主权的权力张力与约束提供了调整平衡的基础与空间,为各国在税收领域的主权行为建立了较为一致的期望或预期,从而有助于国际税收秩序的良性发展。通过各国的协商和实践推动,负责任的税收主权将逐步形成具体的责任标准,从而更好地指导、规范各国税收主权。[6]从性质和效果上来看,负责任的税收主权意味着各种税收主权活动必须受到相应的约束和限制,税收主权似乎将因此被迫收缩而不能完全自由地行使。然而,负责任的税收主权并不意味着硬性限制税收主权权力,负责任的税收主权赋予了主权一种弹性的平衡调整性质,其效果是产生一种结构性的规范约束效力,从而促使各国在享有税收行动自由的同时,与相关各方进行必要的协调平衡。因此,负责任的税收主权应该是一种行使自由与利益平衡的互动结构,而不是那种对税收主权权力进行单向的硬性压制的僵化约束。
二、国际税收协调的动因及其内涵
(一)国际税收协调的概念梳理
国际税收协调在财政税收学界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国内财政税收理论界普遍使用的是“国际税收关系协调”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围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地区),对跨国纳税人行使各自税收管辖权所产生的冲突进行协调的行为。[7]在国内税法学界,还没有学者对国际税收协调从正面直接进行定义。在西方国家,对于国际税收协调这一术语也存在着诸多争论。早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税收协调是国家间通过建立协商机制来进行合作以解决税收差异的行为,或者是关税同盟和经济同盟成员国为了推动一体化进程而协调税收政策的过程。近期一些学者则认为,国际税收协调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各国税制完全消除差异,实现均等化;另外的方向是“差异化”前提下的协调,即允许每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税制,但在运用税收政策时必须考虑大家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税收协调也包括主权国家税收制度的趋同趋势。[8]总之,西方理论界对国际税收协调的定义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国际税收协调的范围和程度上,以及目的、方向上。当前,西方税收理论界使用最多的,并得到公认的国际税收协调的表述是“interna-tionaltaxharmonization”。在具体使用这一术语时,其外延仍有很大的不同。但一般认为,国际税收协调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或经济集团,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流动的障碍,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包括税种、税率)互相接近或统一,以减轻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9]
(二)国际税收协调的动因与内容
笔者认为,国际税收协调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和避免国际税收利益冲突。国际税收利益冲突是伴随着各国经济往来和融合度不断提高所产生的国家之间和相关国家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矛盾的税收表现,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全球分配机制矛盾的税收表现。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税收管辖权冲突。税收管辖权冲突是由于不同国家在确定纳税人跨国所得或财产价值上所采取的标准发生重叠冲突而产生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居民税收管辖权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二是居民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三是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税收管辖权冲突往往导致国际重复征税现象。其弊害是多方面的,由此带来的损失不是由某个国家而是由世界各国所共同承担的,从而损害了各国共有利益。[10]
浅谈国际税收情报交换 篇3
鉴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覆盖,跨国经营已成为普遍的经营模式,而由于各国税收政策的不同以及外国税收政策的变动,使得一国政府所掌握的跨国纳税人的国外收入以及纳税情况等税收情报往往无法做到准确全面,为避免对跨国纳税人进行双重征税或避免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使其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进行情报交换是必须的。
一、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之内涵及形成原因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是指各国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为税收征管目的而彼此交换情报的过程。税收作为一国财政的主要支持,其对一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税收主权问题也便成为国际税收领域的敏感话题。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则会明显削弱一国的税收主权,在现今的无政府国际社会中,对于视主权为生命的国家又如何愿意自己的税收主权被削弱呢?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由于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税收主权,是其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现在的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大部分是双边的,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现在的情报提供国也可能是将来的情报需求国,理论上讲,对于国家双方而言是对等互利的。而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则是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对税收情报交换必要性理念之认同。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协议方式有:基于各国的税制、文化等的差异、各国对其税收主权的关注度以及与缔约对方的关系,一般而言,各国更倾向于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来确定有关税收情报交换的具体规定。这样的针对性会更强,其被实施的可能性也更大。当然,理想的状态就是达成全球协议,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谈判成本,还可以更好地消除双重或多重征税以及逃避税行为,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税收的和谐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状态仍然只是乌托邦式的梦。然而,多边的情报交换协议却是有可能的,如欧洲理事会和OECD税务管理相互协助条约(简称MAAT,1988年签订)、欧共体理事会218/92号条例、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相互协助协定(1972年由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及挪威诸国签订并实施,并于1989年修订,修订于1991年实施),而OECD制定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协议范本中也着重规定了多边国际税收情报交换。而这些实例进一步说明在国家体制、文化制度等方面越相近的国家税收情报交换便越容易高效进行。
二、情报交换的作用
恰如OECD税收情报交换手册中所说的,税收情报交换对国际税务合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其主要作用如下:
(一)打击逃避税、保护诚实纳税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纳税人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各国地理位置的阻隔、税务合作开展的困难以及各国现行税收制度中存在的漏洞,竭尽所能,各展所长,利用各种形式逃避纳税义务。税收征纳关系的理想模型是以信息对称、责权利对等为基础,以征纳双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会化为依托的、自觉的、文明的、密切的、充分的征纳合作。然而,这种理想化状态难以达到。现实情况是在纳税人与各国税务当局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纳税人利用这种不对称,将逃避税的方式、程度演绎得淋漓尽致。逃避税行为不仅使各国财政收入受损,国内税法无法有力实施,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挫伤原本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积极性,造成依法纳税的纳税人和实施了逃避税行为的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从全球范围来看,破坏了资金、劳务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一国税务当局的单方努力打击跨国逃避税问题,已是力不从心。通过有效的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各国的税务人员就可以了解、核查纳税人从事了哪些涉税活动以及这些涉税活动的范围等,使税务当局的纳税控制成为可能,有力地防止国际逃避税行为。而从另外一方面而言,这实际上也在保护那些诚实纳税的纳税人,使其不会因税收原因而处于竞争的劣势。
(二)打击“有害税收竞争”
在OECD1998年采纳并提交的名为“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日益凸现的的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的概念,建议不能与避税港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并提请考虑中止与避税港国家的现有协定。最然这一报告最终并未得以实施,但其对有害税收竞争的关注,引起各国的兴趣。最终,OECD在2001年发布了名为“关于有害税收实践”的进展报告。在OECD1998年报告中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作为认定避税港(TAX HEAVENS)和有害税收优惠制度(HARMFUL PREFERENTIAL TAX REGIMES)的关键因素之一。而2001年报告的第38段,具体界定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的义务,从而更加凸显税收情报交换制度在打击“有害税收竞争”方面的功用。
[1]廖益新.国际税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
[2]贾军安.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发展与困境的思考[J].涉外税务,2007(9).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4
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法律制度,国际比较
1 国外循环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
1.1 美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
美国早在1971年, 国会就曾讨论过关于在全美国对环境中排放的硫化物进行征税的议案, 后在1987年, 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征税, 针对空气中排放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硫。虽然这些都仅仅是一个提议, 没有在实践中具体落实, 但说明美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并想通过税收的介入控制污染。1986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超级基金修正案》, 在其中设立了环境收入税, 它与企业经营收益密切相关, 规定凡收益超过200万美元以上的法人均应按超过部分纳税[1]。近些年来, 美国好像比以往的各个时期都重视征收污染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中, 环境税的议案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美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下, 联邦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对税收都具有决策权, 为此, 促进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较为凌乱, 但总体而言大致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征收资源税、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对燃料征税、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对固体废物的处理收税以及在汽车的使用方面征税等。
此外, 美国还建立了一系列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制度。比如, 在美国, 已有二十三个州对企业或居民购买循环利用的设备免征销售税, 在循环经济利用方面投资的, 给予税收抵免扣除的优惠。七年前,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份税收优惠提案———企业购买废物再循环设备可减税15%。美国政府对新建的节能型的住宅、高效的节能设备均实行了减免税收的政策, 对比最低的能效标准还低的商业建筑, 减免每平方英尺75美分, 约占建筑成本的2%。自1993年开始, 电力公司向居民用户提供的用于安装节能设施的费用可以免税;自1995年起, 向工业和商业用户提供的节能费用的40%可以免税, 1996年以后升至65%可以免税, 此项制度增强了美国电力公司安装电力节能设备的积极性, 同时也促进了节能设备的推广。此外, 有不少优惠措施针对节能环保汽车, 消费者购买了一辆使用新型能源的汽车可享受的优惠为对联邦税减免2000美元, 并且没有规定购买数量的上限。
美国对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 实施免税政策。对安装可替代燃料储藏分发设备给予更高额的税收扣除。还有不计入所得税税基的, 诸如对净化水设施建设的援助, 同时规定在五年内可以对用以防治污染的专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一直到完毕为止, 针对采用国家环保局规定的先进工艺, 建成五年内不得征收相应的财产税。
2005年8月, 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了《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 该法案在未来10年内授权美国政府向全美能源企业提供146亿美元的减税额度, 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节能措施。此外, 还有许多针对个人节能减排的优惠措施, 如《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大力鼓励个人节能, 联邦政府拿出13亿美元鼓励民众使用零污染的太阳能等, 如果私人住宅更新取暖、空调等家庭大型耗能设施, 政府将提供税收减免优惠, 这些税收减免对增强社会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2]。
1.2 欧盟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
与世界各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同, 欧盟主要采用了绿色税费的手段。这一手段广泛采用于欧盟国家, 它作为一种制度手段, 同市场机制的相容性较大, 它具有纠正市场价格信号扭曲和以价格信号传递环境政策信息的独特功能。
1.2.1 欧盟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差异
欧盟各成员国由于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不同, 虽然环境税费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但环境税收法律制度本身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 丹麦、芬兰和比利时等国环境税种比较齐全, 相关税收法律体系完善。一般都有对固体废物、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收费, 对污染物收集、处理的服务性收费, 对能源资源和水资源的收费, 对汽车和燃料的收费, 还设有对非燃料产品包括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收费。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则有缺陷:对破坏环境的生活消费品如电池、塑料袋、一次性容器、轮胎等均未设环境税;丹麦和芬兰重视引进碳税和硫税, 而忽视对水资源的收费;法国、德国比较轻视碳税、硫税而重视对水资源的征税。
1.2.2 欧盟环境税费的主要种类
按照税基与生产和消费的衔接关系, 欧盟环境税费大致可分五大类:对服务的收费、对污染排放物的收费、对产品的收税、对资源的收税、对投入物品的收税。在整个可能产生污染的循环周期内, 可选不同的环节和行为乃至产品征收不同的环境税。
对服务收费主要包括:在污染物的处理上征收管理费和政府对废物的收集及处置的费用;对污染物的排放收费则体现在:征收污水、污染气体排放费、对垃圾征税以及征收润滑油税和饮料容器税;对产品收税包括车辆税、燃料税、塑料袋税;资源税则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和使用的税费, 比如, 法国征收水资源税, 芬兰设有砂石采掘费, 丹麦、芬兰实施狩猎和渔业的许可证制度。对投入物品收税则体现在:对能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汽车燃料、燃料附加值和化肥等投入物品征税。
1.2.3 欧盟环境税费的返还和减免制度
欧盟国家环境税种类众多, 税率较高, 法律体系比较完善, 其税费的返还和减免充分体现了对环境的保护, 是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榜样。比如, 德国对风力、地热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免征电税;对电动车辆自注册之日起免予五年的税收。德国对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的产品, 只需缴纳所得税而免缴销售税[3]。荷兰在设计税费时特别注意保护农业和农业生态环境, 免征农用车的车辆税。荷兰为了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 充分运用税法条款, 对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和革新性的清洁生产的企业, 对其投资可按1年折旧 (其他投资的折旧一般为10年) 。对高效能生产设备、建筑物的保温隔热、余热利用设备等, 荷兰均规定可以享受10%的税收优惠, 对节能设备还规定了12%~13%的能源税收优惠[4]。芬兰对以下废物免征废弃物税:即产生于工业但已经被企业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存放、填埋与管理的垃圾废物、电厂脱硫废物及脱尘而产生的含尘、含硫废物和一些生物废物。
学习和借鉴国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 对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 发展循环经济, 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2 国外循环经济税收法律制度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发展循环经济, 已成为世界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同目标, 循环经济的理念也是科学发展观内在的要求, 更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各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探索中, 建立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以保障和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深深值得我们借鉴。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为发展循环经济而建立的税收法律制度也会千差万别。总的来说, 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是对特定的行为或产品征税, 二是税收优惠。这两大类, 一类是通过征税对实施者的行为予以限制, 另一类是通过税收优惠对实施者的行为予以鼓励, 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扶持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前者对相关的行为或产品征税, 体现了对行为实施者的控制, 具惩罚性质;后者对特定组织或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体现了对行为实施者的鼓励和支持, 具鼓励奖赏性质。
为了使循环经济的税收制度更好的被接受, 欧盟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以下9条重要建议[5]:
1) 建议用简单和明了的税收制度;
2) 应逐步实施这些税收, 并且对它的效果实施监督;
3) 引入财政补偿措施, 以抵消生态税收的任何不良社会影响;
4) 引入生态税收作为改革整体的一部分, 并与其他税收的明显减少相配合;
5) 将环境政策和生态税收共同实施;
6) 在适当的机构框架内分析生态税收;
7) 引入对现存财政结构有较小影响的生态税收;
8) 评价引入新生态税收的根据和管理方面的合理性;
9) 明确框架和生态税收的目标, 使经济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和参与。
这些建议表明, 为了更好地使税收制度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不仅要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完善, 还要与其他措施相配合。
结合以上欧盟的建议, 我国在制定循环经济税收法律制度时可以做出如下选择:[6]
1) 对废弃物处理的替代方式进行补贴或退税。这种方法使得替代方式比土地填埋更具吸引力, 消费者因此减少了废弃物处理要求, 使其数量下降;
2) 对最终产品的消费进行征税。该措施会减少对最终产品的需求, 从而也就减少了废弃物处理需求;
3) 在征收消费税的同时, 对废弃物处理的替代方式进行补贴或退税;
4) 对使用原生材料进行征税;
5) 执行一定的标准, 这些标准规定产品必须达到最低的循环材料含量, 并在产品税率上加以区别。
参考文献
[1]谢永清.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对策[J].税收研究资料, 2005, 16 (2) :44-45.
[2]魏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税制绿化分析[J].税务研究, 2008, 20 (3) :111-113.
[3]赵蓉.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J].会计之友 (中) , 2007, 19 (1) :46-48.
[4]谢永清.构建我国节约型社会的税收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5, 19 (5) :77-78.
[5]OECD.Taxation and Environment[J].ComplementaryPolicy, 1993, (7) :99, 115.
国际税收作业(赵佶) 篇5
国
际
题目: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姓名:赵佶
学号:
年级:
税收论文201004034136 201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一班
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 摘要:国际避税(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纳税客体)进行的课证。因此要规避税收,就要避免成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文章立足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国际上跨国纳税人避税的种种形式,分析各国避税的措施,并综合地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和应用。
关键字:全球化避税防范国际避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然而,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凭借其跨国生产和销售优势,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中,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各国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的漏洞,通过种种合法手段,规避或减少税收负担,获得最大利润。因此防范国际避税成为各国维护税收利益的重要思想。
一、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手段的认识
(一)变更居民身份避税法
指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迁移出该国,成为另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以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国际避税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将个人住所或公司的管理机构真正迁出高税国;或者利用有关国家国内法关于个人或公司的居民身份界限的不同规定或模糊不清,实现虚假迁出;或者通过短暂迁出和成为别国的临时居民的办法。
(二)转移定价避税法
转让定价是指有联属关系的企业法人之间,在相互举借贷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经济往来中,所制定的价格,也称划拨价格。这是目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采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避税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高价。这样,跨国公司的利润就可以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
(三)新的苗头
其一是境外中介机构,包括承接留学、法律、会计业务的机构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有关征税。由于这些业务所签订的合同定金较少,而营业收入主要在境外结算,国内行政机构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额计税,而无法得到这些机构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内收入的资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应缴税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内举办会展的有关征税。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内注册,而在境内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结算,加上会展期短,国内行政机构无法取得收费明细表,进行依法征税。其三是.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是在互联网与传统信息技术系统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商务活动。在实现了书写电子化、信息传递数据化、交易无纸化、支付现代化的同时,也引起了审计环境、审计线索、审计信息的储存介
质、审计的技术方法、审计方式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而这些使得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无法准确区分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或是转让特许权,因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既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政府提出了防范国际避税的新课题。
二﹑跨国纳税人的避税形式
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下,跨国纳税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避税手段千奇百怪,层出不穷,而且手法不断翻新,但归纳起来有几种具体形式: 跨国纳税人居所的变迁﹑巧用常设机构﹑选择最有利的公司形式﹑在避税港境内建立基地公司﹑通过转让定价避税、采用延期纳税方式避税。
本文将列举一个案例,但并不对各个国际避税进行一一阐述。
A.(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由设在欧洲某避税港的某跨国集团独资经营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地在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三级城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A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注册地有间集团内部称之为P厂的生产机构,主要从事建安材料类产品的制造、生产加工;注册地外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均属非法人的营销机构,主要从事在中国市场销售本公司的产品。
经调查,A公司名下的10多个分公司由设在上海的营销总部(登记为A公司的上海办事处)直接统一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将上海营销总部称为MO。注册地机构实质上就是P厂,注册地再也没有什么总部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P厂与上海MO分别直接接受集团的管理与控制,实质上就是集团设在中国的制造和销售的2家子公司,而不是法律形式的1家A子公司。A公司仅仅是该跨国集团将分散的2家子公司利用总分支机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注册登记行为,有名无实,从而构成了虚设法人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一)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看,注册地P厂与设立的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同为二级机构,本应直接只接受总机构控制和管理,总机构再对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董事会)负责。但是,经调查,挂名A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等均不在注册地上班,而在上海分部工作,因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所以从不过问注册地P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样,注册地P厂则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机构管理层进行公司治理,管理权和经营权也不涉及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同时,注册地 P厂、上海MO均直接只对境外投资股东(母公司)负责。因此,A公司仅仅是注册法人人格而已,没有总机构实体,从而形成了有悖公司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的做法和行为:10多个分公司不由注册地机构而由上海MO所控制和管理;一家公司并存2家公司治理结构,并列2个“老总”,违反了作为二级机构只能对上一级机构负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从经营管理看,A公司的住所不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通过对A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调查,并进行了功能分析,发现A公司根本不存在总公司管理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或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机构不是决策、管理和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集团在全球布局的一家制造商。所登记A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营销职能则由上海MO机构承担,但上海MO却是与注册地制造商截然分开的一家分销商,两者泾渭分明,互不控管,独成体系。
因此,注册地住所的机构是承担单一生产功能的制造商,而不是集经营决策、产品制造、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功能的公司总部,法人公司是个“壳体”。
(三)从财务控制看,A公司不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账和核算,没有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存在的财务处理中心。通过对A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查分析,发现注册地仅仅是P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控制的所在地,而不是包括众多分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核算地和管理地,即不具有总分支机构会计的特征。该跨国集团在全球对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采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及其会计核算。在早年,P厂和上海MO各自使用ORACLE和SCALA不同的外国版管理(财务)软件系统,在近年,尽管两者统一改用SAP软件,但仍是各自独立的2条网络化管理系统,径直受控于境外的集团供应链部门和亚洲地区总部,从不支持在A公司法人层面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无法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实现统一核算和集中管理。因此,在没有总机构及反映各机构的账簿、凭证等情况下,为应付境内政府相关部门对报表管理的要求,A公司不得不采取了在上海MO合并会计报表然后在注册地P厂报送的做法,从而凸显了与一个法人身份不一致的二个会计主体,表明了注册地P厂和上海MO是集团按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谋划和管理的实质,从而违反了我国唯有母公司或集团才能对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法则。
(四)从总部经济看,A公司不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的总部经济特征。具有战略品牌的跨国公司原则是将总部设在具有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特殊优势资源的一线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廉价常规资源的其他区域,实行“总部??生产基地分离”的组织模式。企业总部不是简单等同于总部注册地,并不因法律形式的注册行为而实质改变总部经济内涵和运作。因此,从总部经济特征分析及实地考察,A公司的注册地作为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上海几乎没有总部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既没有总部内涵,也不履行总部职能,不是总部入驻地,而是利用港口、土地、劳动力、税收优惠等优势资源的生产制造基地。
此外,还可以从人事权、财产权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也能印证A公司是在法人人格掩饰下的徒有虚名的实质。
从这个案例我们能发现,在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下,是否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都应由法人汇总纳税,只有一个纳税主体?A公司以公司的登记注册法律形式为由认为,应由法人作为独立纳税人实行汇总纳税。而税务机关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认为,纳税人的认定不仅取决于公司的法律形式,而且取决于公司的法律行为,以事实为根据,重事实轻形式,否认法人选择汇总纳税的方式。
三﹑对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措施的探索
(一)加强国际税收的情报交换
为了更好地监控国际税源、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各国、各大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2010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JITSIC),并已向该组织伦敦办公室派驻代表,全面参与JITSIC的各项工作。各国代表利用JITSIC这个平台,共同研究分析各类避税模式和动向,实时交换涉税信息,提高跨境交易透明度,追踪调查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分享各自经验,共同识别和打击恶意税收筹划,为成员国有效行使税收管辖权,防止税收流失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二)加快反国际避税立法建设。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避税,各国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健全税收法规条款上,注意文字的准确使用,设法堵塞漏洞。同时要制定反避税专门条款并规定跨国纳税的税务申报义务、调查举证义务。另外还要限制居民的财政性移居活动。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税务当局防止国际避税的有效法律武器。日前在深圳举行的反避税热点问题交流会上,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廖体忠表示,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继续执行反避税案件立结案审批制度,坚持防查并举,构建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统一规范的反避税防控体系,不断拓展反避税领域。
(三)强化税务管理,广泛开展税务稽查与税务审计。
一是强化纳税申报制度。严格要求一切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入、利润、成本或费用列支等情况。二是强化会计审计制度。加强对跨国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检查其业务或账目有无不实、不妥以及多摊成本费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目前许多国家一般都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所申报的各类报表一律要经过公证会计师的审核,否则不予承认。三是采取所得核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假设或估计的方法确定国际税纳人的应税所得。征税可以基于一种假设或估计之上,这不是对税法的背弃,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办法。如在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或费用凭证,不能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时,可以由税务机关参照一定标准,估计或核定一个相应的所得额,然后据以证税二此举的目的多是为了避免跨国纳税人利用不准确的成本或费用避税,同时也可以简化征收手续。
(四)坚持“独立竞争”标准,防止征税对象利用国际转移进行国际避税。通过征税对象国际转移进行避税主要发生在国际关联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之间的财务收支活动、利润分配形式体现着“集团利益”的特征,因此,对这种避税活动给予限制,关键是应坚持“独立竞争”标准,即按照有关联的公司任何一方与无关联的第三方公司,各自以独立经济利益和相互竞争的身分出现,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的活动所应承担或归属的成本、费用或利润来考查、衡量某个公司的利润是否正常,是否在公司之间发生了不合理的安排。凡是符合“独立竞争”标准的,在征税时就可以承认,否则,要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达到防止避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丁建华、刘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与防范》,四川财政,2001。
【3】引自国际税收精品课程,其中有些地方数字有变动。
【4】《中国税务报:我国已形成较全面的反避税法规体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1.11.07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6
王婷 (1990-),女,汉族,河北,管理学硕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
摘 要:我国的税收政策对股权投资方面的调节几乎是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亟待改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对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介绍,并对我国股权投资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股权投资;税收优惠;国际经验
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活动的日益频繁,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各国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税收对股权投资领域的调节却几乎是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针对股权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在优化股权投资制度环境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股权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助力经济结构转型的功效。
本文将对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介绍,并对我国股权投资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股权投资税收优惠的国际经验①
(一)新加坡。自2009年起,新加坡已经连续三年在IESE公布的世界VC/PE目的地榜单上排名前五位,充分彰显了其对于股权投资者的吸引力,而这与新加坡较为完备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密不可分。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新加坡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其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一直在下调,2010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17%。作为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VC/PE机构,在初始成立时税率会根据其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享受相应的优惠。
在税基方面,新加坡规定风险投资的投资损失、股权交易损失或因风险投资事业清算导致的损失,都可以从投资者的其它所得中扣除,最高可达100%。新加坡实行的天使投资减免税计划(AITD)规定,对于一个向合格的初创企业投资至少10万新元的自然人,可在持有投资的第二年年末,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投资额的50%。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根据新加坡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对于发生在2012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合格的并购交易,其律师费用、专家费、会计和税收尽调费用等交易费将获得双倍税收减免,以10万新元/年为上限。
在税收抵免方面,新加坡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单一公司税制度,即公司收入在公司层面征税完毕,股利免税。当一家公司从另一家公司收到股息时,如果发放股息的公司已就发放股息的那部分所得缴纳了所得税,则这笔股息可不再纳税;当个人股东收到股息时,可从其个人应纳的所得税中,将这笔股息在公司缴纳所得税时所负担的相应税款全部抵免。同时,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及红利收入,最高可享受10年免税。
(二)日本。从总体上看,日本属于税负较高的国家,但是其对股权投资仍给予了一定的税收扶持,尤其是对个人投资者有较为明确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制度。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日本政府自2003年开始对股息与证券资本利得实施10%的优惠税率,原计划该政策到2008年到期,后来日本政府将其延期至2013年。另外,日本对中小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水平较低,这对投资于中小企业的VC/PE机构来说也可能是较为有力的刺激因素。
在税基方面,日本规定公司之间进行股权投资的,持股比例超过25%时,股息全额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持股低于25%的,可扣除部分为股息的50%。1997年4月制定的“天使投资税制”规定,个人股权转让的损失金额可跨年度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此外,日本还针对企业合并中的亏损结转做出规定,明确了企业在合并中发生的亏损允许向后结转5年,即从5年内实现利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日本天使投资税收计划(ATS)规定,投资人如果在一个中小企业上市之前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超过三年,并且在该公司上市之后一年内卖掉其所持有的股票的,则其出售该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税可减免50%。同时,日本还有条一般性的规定,即只要在一个企业上市之前持有其股票超过三年,并在其上市之后一年内出售股票,其资本利得税可以减半。
在税收抵免方面,2000年日本“天使投资税制”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收益应纳税额的50%可抵免资本利得税; 2008年颁布的财政预算案规定,为促进海外风险基金对日投资,对于外来风险投资所产生的效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此外,日本政府在2010年实施的《税制改革法案》中提出,将于2014年1月1日正式实行“个人储蓄账户”(IAS)计划规定;届时,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可开设免税账户,通过此账户投资证券取得的股息或股权转让获得的资本利得均不缴纳所得税。
3、税收递延
日本针对股票期权制定了税收递延优惠政策。2011年《税制改革法案》明确规定,准许投资者将股票期权的纳税环节由行使选择权时推迟到出售股票时。
(三)香港。作为亚洲著名的避税港和金融中心,香港整体税收环境的宽松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为了增强吸引力,香港还是针对股权投资制订了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而这也使得香港成为了各國PE/VC最为钟爱的落脚地之一。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香港没有针对股权投资做出特别规定,但香港公司利得税税率为16.5%,证券交易需缴纳的印花税税率仅为每笔0.2%,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非常低廉。
在税基方面,根据《香港税务条例》第22条(即有关亏损的税项宽免限制),有限合伙制中的单个合伙人可以用其在该合伙中承担的相应亏损额抵扣其他业务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有效减少了采取合伙制形式的VC/PE的合伙人的税基,对其是一项较为有利的政策。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香港在利得税税制中明确规定,“售卖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不属于利得税征税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在香港设立的VC/PE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从被投资项目中退出无需缴纳利得税。此外,香港对于股利也予以了税收免征。
二、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各有不同,但大都选择在税率和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方面给予优惠,并辅以适当的税收递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及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也可建立相关的税收优惠制度,从而完善股权投资税收制度体系。
由于我国缺乏实施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经验,贸然将制定出的政策直接适用于所有市场主体,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可在小范围内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在推行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我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对税收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使其更加切近市场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 张学勇.私募股权投资税收政策探讨[J].税务研究,2010,(6):59
[2] 平力群.浅谈日本天使投资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经济贸易,2012,(7):33
[3] 陈丽平.新加坡税收法律保护制度初探.法制与社会,2009,(4):45
注解: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7
随着世界经济交流的不断加强,很多国际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税收制度不同,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税收的相关合作。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的调查和研究,论述了在大国税收视角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和机遇进行了产生,进而论述了我国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
二、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以需要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因此,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逃税偷税等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很多人故意逃税,或者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进行偷税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对国际贸易发展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贸易中的逃税和偷税等问题,必须要进行国际税收合作。通过各个国家相关税务机构的合作,能够对相关税收法律进行了解,取得各个国家税收法律中的长处,弥补部分国家税收法律中的漏洞,才能够更好地完善国际贸易中的税收法律规定,更好地避免偷税和逃税等行为。
(二)国际避税的严重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除了一些贸易人员进行逃税和偷税等行为,还存在更加严重的国际避税行为。这种国际避税行为使得某些国家的税收收入变少,例如:我国很多国际企业采用国际避税的方法,每年躲避几百亿的纳税额度,不仅仅对我国税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国际企业通过避税,进一步降低其生产成本,从而对我国本土企业产生了较大的竞争压力。国际避税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阻碍国家贸易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对我国国际税收法律的严重挑衅,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
(三)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税收征管问题
在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纳税人之间与税收机关以及各国税收机关之间在税收征管问题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为了避免税收征管后出现问题,因此在进行税收之前,需要对相关的税收征收问题进行协商,这就是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税收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单边的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是纳税人与其中一个国家的税收部门进行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存在局限性,就是当一国的税收制度发生更改,而另外一个国家保持税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重复纳税的问题;第二,由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就衍生出了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这种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局限性,但是却仍然对一些国家的税收产生了严重的挑战,这是因为:某些国家的税收法律中缺乏对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规定,而且这些国家总是不想实现这种税收制度;另外,不同国家对预约定价安排的意见和认识存在不同,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一致。
(四)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电子商务开始逐渐兴起,因此,很多人采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商品货物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对税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子商务利用虚拟化的交易平台进行着贸易的交易,因此成为了效果良好的避税平台,从而对于贸易税收原则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第二,不同的国家对于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比如:美国认为电子商务应该是免税的,但是一些欧盟等国家要求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而我国对于电子商务是否征税问题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态度。
三、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
上文已经论述了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因此本节在论述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也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可行性
目前,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的逐渐发展,使得贸易发展越来越活跃,资金技术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而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使得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因此使得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较为重要的依赖关系,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很多国家还面临着国际税收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很多国家的税收工作,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国家尝试着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进行合作,从而能够利用多个国家的力量,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国家相互依赖以及主权国家的利益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多个国家相互依赖的现状。任何国家在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国际环境中,都无法像以前一样拥有主权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各个国家目前维持着和平的状态,但是在贸易、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在瞬间土崩瓦解。因此,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实力才能够维持相对的和平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结盟和合作等方式,共同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在各个国家相互依赖的前提下,一些主权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为个体,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既存在合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独立的一面。在维护主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开展积极友好的合作。
(三)税收征管国际合作的博弈
虽然说很多国家在税收方面都需要进行合作,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需要博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作性的博弈,在这种博弈形式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保证型的博弈,当多个国家为了对抗逃税避税行为时,通过共同签订税收协议,然后达成合作;其次,协调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从而能够达成所有国家利益的最优解;第二,非合作性的博弈,在非合作性的博弈中,也分为多种博弈形式:首先,协作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中,国家之间都知道背叛能够帮助自己国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其次,劝说性的博弈,这种博弈模式下,很多国家通过劝说的形式,对于税收关系中最为脆弱的部分进行游说,从而避免其背叛造成的利益损失。
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和困难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的问题,需要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过程中,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通过对目前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税收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调研,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对于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有着强烈的意愿,同时面临着较多的机遇。根据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同样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愿,迫切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予自己支持;同时,在发达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第二,发达国家的援助,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多个方面的援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地开展国际贸易合作,同时需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税收合作时,具有一定的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部分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但是仍然有部分发达国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第二,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定的参与条件,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参与到国家贸易合作中,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法律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五、大国税收视角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随着国际逃税漏税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国家开始倡导进行国际税收合作。本文通过分析和论述,阐述了目前国际环境下,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对大国税收视角下我国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策略展开了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原则
对于我国来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因此,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坚持一些原则,为此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应该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进而能够更好地争取自己在国际税收合作的利益,力争能够进一步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达成;第二,需要坚持谨慎的态度,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免会损害某金些国家融的利益,因此在促进国际税收合作达成的过程N中O.,要9始,2终01坚6Fi持n谨an慎c的e态度,对于利益矛盾应该(给C予u恰m当u的la处ti理ve;t第y三N,O在.推63动7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要始终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要在国际税收合作时,维护好切身利益,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第四,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促进国际税收合作不仅仅需要本国的税收机构,而且还涉及到与其他国家税收部门的合作,因此不仅仅需要积极开展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所以需要始终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
(二)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
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而且还需要落实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量争取较多国家的支持,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应该向多个国家说明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取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家和力量;第二,要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需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才能够避免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阻碍;第三,积极宣传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充分认识到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从而能够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加入到国际税收合作中来;第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税管理水平,不断完善我国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应该不断促进我国国际税收工作的开展,提高税收机构的工作效率,积极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
六、小结
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增强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相信,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的不断加强,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国际税收的相关策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交流。
参考文献
[1]邓力平,王智烜.树立大国税收理念推动国际税收合作[J].税收经济研究,2015,20(4):1-6.
[2]廖体忠.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持续打造国际税收升级版[J].国际税收,2016(5):67-70.
[3]朱青.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国际税收合作[J].国际税收,2016(2):39-43.
[4]廖体忠.国际税收合作迎来明媚阳光——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解读BEPS行动计划成果[J].国际税收,2015(10):6-11.
国际税收法律问题论文 篇8
关键词:专利,税收激励,Tiebout理论,国际税收竞争
近年来,以欧洲国家为代表,各国政府逐渐兴起一项面向企业专利产品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1]。例如,荷兰于2007年起对包含专利的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减按10% 的税率征税,英国政府于2013年4月起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2]。与传统的加计扣除、税收抵免等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相比,新政策侧重于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即对专利产品的应税收入实施优惠税率。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进行专利技术的研发进而将专利成果商业化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政府为何要运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支持这种私人活动,已有文献对该问题的解释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因为专利研发和专利技术成果商业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二是因为专利活动存在公共产品、外部性及不确定性等特性,使得专利活动出现市场失灵现象[3,4]。上述回答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介入专利活动提供了合理解释,但尚未涵盖政府对专利活动干预的全部理由。因为现有研究的视角局限于在一国内考察政府政策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未考虑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的税收政策差异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本文基于Tiebout理论的思想,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分析,试图站在一个崭新的视角: 国际税收竞争,解释政府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专利活动的另一种原因。
1 Tiebout理论简介
《政治经济学杂志》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1956年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用脚投票”的论断,开创性地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的问题[5]。
Tiebout理论的主要思想是: 对于地方供应的公共物品而言,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之间迁移,那么居民可以通过选择社区显示出自身的偏好。从社区的角度,要么提供居民们需要的公共物品,要么居民们将迁到提供符合他们的偏好的社区。由此引申,社区间的竞争类似于厂商间的竞争,可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由于每个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与税收组合可能有所不同,各个地区的公共物品支出都体现了当地偏好的差异性。如同私人物品通过竞争方式提供一样,公共物品的提供也是要求有效率的,从而政府间的竞争将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
由于Tiebout理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在其后的60年间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完善。Tiebout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即是税收竞争领域。把Tiebout理论中的居民置换为企业,则模型代表各个地区相互竞争吸引流动的企业。基于Tiebout理论的思想,当流动要素的所有者和其要素一起流动时,且这些所有者和不流动要素的所有者有同样的偏好时,对流动要素的税收竞争将带来优化的税率[6]。
简言之,Tiebout理论可用于分析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政府政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Tiebout理论意味着政策的差异性,在资本可自由流动时,将使资本流向 有利于资 本的地区[7]。下文将基 于Tiebout理论“用脚投票”的思想,解释政府运用税收优惠激励专利活动的原因。
2专利征税模型
2. 1模型的背景条件
本节建立一个专利征税模型用于描述税收在专利活动中的作用,其中专利征税是指对包含专利技术的产品征税。不失一般性,假设模型的背景如下:( 1) 国内政府为专利技术研发提供税收抵免优惠,但未提供专利产品收入的税收优惠; ( 2) 邻国政府为专利产品的收入提供税收优惠; ( 3) 两国在政治稳定性、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贸易和金融政策及基础设施方面趋同; ( 4) 国内本行业内企业均可参加专利研发,并且研发投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 5) 最终获得专利的企业可利用专利生产产品,获得利润; ( 6) 获得专利的企业可自由选择在国内或国外的子公司运用专利来生产产品。
依据上述背景条件,可假设模型的主要参数如下: 设N表示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数量,每一家企业都可用加大投资的方法来加快专利技术的研发速度。在没有竞争者时,每一家企业研发成功专利的时间呈现指数函数分布,即Ti ~ eηiλ,其中ηi代表企业i的研发投资,λ代表该项技术的研发效率,即在研发投资既定的前提下,越高,则专利技术研发成功的时间越短。对于整个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群体来说,最终取得专利的时间取决于最先研发成功的企业,即T*= min { Ti} 。获得专利的企业将获得生产垄断产品的权利,其反需求函数为
p ( q) = 珘d - αq
式中p ( q) 代表统一的价格,q代表生产数量,珘d代表需求 ( 服从正态分布) ,α代表价格对于供给的敏感度。
2. 2国内生产情形
最终获得专利的企业将决定专利技术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生产产品。如果选择在国内生产,则其国内生产投资KD> 0,企业每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D,则企业在国内生产产品的收入可表示为:
设国内的税率为τD,资本成本为r,则qD个产品的税后利润净现值为:
在国内生产的年预期经济利润。
定义变量Wi,当企业i获得专利时,Wi= 1,否则Wi= 0。由T*= min { Ti} ,可知此时Ti= T*。由各企业的研发时间T1~ TN独立于需求珘d,可知T*独立于珘d。于是,研发投资对企业i的投资回报净现值可表达为:
式 ( 2) 表示: 有N家企业参与专利技术研发,ηi为企业i的研发投资成本,ηj ( j≠i) 为N - 1家其余参与专利技术研发企业的研发成本。假设N足
响,则式 ( 2)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由于所有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可推出各企业的最佳研发投资成本为:
在企业选择在国内进行专利技术的产品生产时,政府可于时间T*开始征税,征收的税收净现值可表达为:
由式 ( 3) 可得,η* N =
r
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现值为:
式 ( 4) 表示,当专利技术研发成功后,如果企业选择在国内使用该专利生产产品,则国内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净现值必为正。
2. 3国外生产情形
另一方面,企业也可决定在邻国生产该产品,此时KF> 0,企业在国外生产产品的收入可表示为:
设邻国的税率τF,由模型的假设条件,邻国为专利产品的收入提供税收优惠,则有τF< τD。
利润,式中YF= E [珘YF]。
由于专利技术属于国内母公司拥有,所以子公司需要获得母公司的授权且支付一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才可以使用专利制造产品。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水平也表示着国外生产时经济利润向国内母公司转移份额。因此,可设在国外生产时经济利润的分配比例为π,0π1,即以特许权使用费形式汇回母公司的经济利润比例为π,留存在国外子公司的经济利润比例为1 - π。由此,国外子公司年应税收入可表示为:
r KF
1 - τF
r KF
式中代表对国外子公司投资的补偿,税
1 - τF
子公司获得市场正常的回报。
在国外生产时该专利产品实现的税后利润的净现值则可以表示为:
式 ( 5) 中θ = ( 1 - π) τF+ πτD,代表国内和邻国的综合税率。
在企业选择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将按照π的比例从T*开始对利润∏F征税。国内政府税收的净现值可表示为:
由于无论企业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生产,其研发阶段均在国内进行,因此类似式 ( 3) ,有:
由式( 5) 和式( 6) ,有η* N =
r
则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的税收净现值为:
XD=
r
式 ( 7) 表示,与在国内生产时相反,在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将不可能为正。其中,如果国外子公司将经济利润100% 转移给国内的母公司,即π = 1,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0。如国外子公司留存部分利润时,即π < 1,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负。需要指出的是,在邻国税率低于国内税率的环境中,母公司有动机在子公司留存经济利润[7],因此通常情况下π < 1。
3模型分析结果的讨论
上节模型表明,一国政府从企业专利产品中是否可获取税收利益将取决于该专利产品的生产区域。当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专利产品时,政府能够从专利产品的生产中获得税收收益 ( 体现为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正) ; 当企业选择在国外生产专利产品时,国内政府不能从专利产品的生产中获得税收收益( 体现为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0或负) 。
基于Tiebout理论可以看出,企业在完成专利技术的研发后,完全有可能将专利技术的生产和应用迁移到提供税收优惠的地区。实际上,资本的流动正是Tiebout理论的效应之一[8]。专利技术由于其自身无形性的特点,非常便于跨国流动,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对国家间的税率实行“用脚投票”,提供优惠税收政策的国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进而在未来有更大的财政资源提供更优惠的税收待遇; 而税率高的国家将逐渐失去专利等流动税基,丧失国内税收利益,进而更加偏离资本所需求的优惠环境。在长期内,将逐渐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更加吸引资本,另一个正相反[9]。
因此,为应对这种挑战,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自身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以税收减免作为吸引专利等流动性税基的工具,国际税收竞争就此展开。目前,欧洲已有11个国家提供了针对专利收入的税收优惠措施,美国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引入这一政策[10],我国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也包含类似的优惠条款,欧洲国家和我国的专利收入税收优惠情况见表1。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对于专利收入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提供专利税收优惠政策的原因之一。
注: 数据来源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4结语
税收政策是各国政府提升国内专利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专利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传统研究认为,政府推出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原因在于专利活动可促进经济增长且专利活动本身存在市场失灵。本文拓展了考察这一问题的视角,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实行“用脚投票”,而缺乏税收激励的国家将丧失专利等流动税基的税收利益。由此展开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从正面意义来说,国际税收竞争将驱使各国政府重视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各国的税收税率将不断下降并逐渐趋近; 但从负面意义上说,国际税收竞争容易诱发国际避税和逃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长期看将导致恶性税收竞争,给各国福利水平带来威胁。这需要国际税收协调活动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薛薇.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国内外实践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153
[2]ATKINSON R,ANDES S.Patent boxes:Innovation in tax policy and tax policy for innovation[R].Washington,D.C.: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 foundtion,2011
[3]娄贺统.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效应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4]师萍,张蔚虹.中国R&D投入的绩效分析与制度支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7-35
[5]踪家峰.Tiebout模型的研究:50年来的进展[J].税务研究,2007(3):37-42
[6]吴强.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7]GRUBERT H.Intangible income,intercompany transactions,income shifting,and the choice of location[J].National Tax Journal,2003(3):221–242
[8]FISCHEL W A.The Homevoter Hypothesis:How Home Values Influence Local Gocernment Taxation,School Finance,and Land-use Policie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9]ROLAND.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mplication of Tiebout Model for a world of Mobile Factors[D].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0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9
一、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内外部环境分析
我国施工企业的海外市场目前还是主要集中在亚非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施工企业主体仍然是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 企业面临的特殊内外部环境对税收筹划带来很多困难。
(一) 外部环境分析
1. 税收法制不完善
施工企业在形成筹划方案时, 必须对当地的税收法律体系有一个细致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方案, 因此税收筹划在税收法制完善的条件下更容易进行。如果没有完备的税收法制, 一方面企业无法确定所进行的筹划活动是否处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 从而无法区分自己的行为是税收筹划还是违法逃税或偷税;另一方面, 由于税法不健全, 纳税人往往可以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而没有必要进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税收筹划活动。
2. 税收政策不稳定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由于政局不稳, 往往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税收政策, 使得税收筹划面临诸多风险, 如政策不稳定、政策不统一导致的风险。
3. 税务执行不规范
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是合法的, 或者是不违反法律的, 但这种合法性还需要得到所在国税务机关的确认, 在确认的过程中, 客观上存在税收执法偏差而产生的筹划失败风险。
(二) 内部环境分析
税收筹划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我国,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税制环境的日渐改善, 税收筹划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企业对税收筹划的认识不断加深。但总的来说, 我国的税收筹划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企业即便是在国内开展税收筹划的意识也不高, 对于在境外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更是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 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 业务部门参与有限, 将筹划工作大多放在财务部门, 在筹划期间更注重事后的补救而不是事前的筹划。同时财务部门缺乏专门筹划部门或筹划人员, 财务人员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
二、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的建议
(一) 建立企业税收筹划战略
施工企业的国际税收筹划与实现其财务管理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也是很多中国施工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薄弱环节。很多企业开展尝试税收筹划, 但多数筹划行为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未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进行构建。筹划过程中的控制缺失和组织不力, 极易使筹划成本增大, 甚至引发筹划方案失败。因此, 中国施工企业要想能够成功“走出去”,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工程承包公司, 必须从战略的角度重视税收筹划工作, 将筹划工作视为关乎企业海外业务生死存亡的大事, 需要对税收筹划工作进行战略管理。
(二) 施工企业不同业务阶段筹划工作
1. 施工企业项目投标和境外分支机构设立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目前国内企业在境外项目投标中, 对于项目所在国的税收及法律条款考虑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投标报价决定, 即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中标, 也可能会发生不赚钱或者赚钱后无法拿回的情形, 因此在投标之初就需综合考虑:该国家的基本税收法律规定, 包括主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征管体系、该国税收协定网络情况。
(1) 以何种公司形式进行投标
如选择以在当地注册子公司方式投标, 投标公司为当地的法人实体、居民纳税人且承担有限责任, 可以享受居民纳税人的各项待遇, 即使项目失败, 母公司也是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如以母公司或者分公司名义投标, 优点是利用母公司现有的工程资质、以往成功案例获得认同, 进而增强竞争力;缺点是在当地是非居民纳税人, 从公司形式上也承担了无限责任。
(2) 项目谈判过程中获得项目税收优惠
目前一些国家由于财政预算资金不足, 在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为了使承包商报价降低, 往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承包商一定的税收优惠, 常见的就是铁路项目, 会给与承包商项目下进口机械设备暂免关税的优惠, 但需要递交保函。
(3) 当地税收法律政策中一般的税收优惠是否可以享用
为了提供当地人员的劳动技巧以及产业升级, 境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当地人员的培训费用都有税前加计扣除;对于进口高科技产品或者固定资产在折旧条件上有一定的优惠。这需要财税人员充分了解当地税收优惠, 找出可以享用的优惠条件。同时, 为了获得该项税收优惠利益, 必须按要求提供完备的相关资料。
2. 施工企业境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在施工企业境外生产经营中, 生产规模决策、购销决策、存货管理决策、成本费用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纳税因素, 都存在着如何进行税收筹划的问题。
3. 施工企业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 为在境外设立分子公司、组织实施项目都需要筹集和融通资金, 特别是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 项目承包的形式也越来越多, 比如BOT, EPC等项目, 往往需要承包商投入很大, 甚至是安排银团贷款进行项目融资。筹资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行为, 其对企业或项目业绩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企业所筹集的资金, 主要有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部分。
分析筹资中的税收筹划时, 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结构的变动对企业业绩和税负产生的影响;二是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 才能在税收筹划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收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债权融资虽然有利息支出可以从税前利润扣除的优势, 却存在到期还本的问题;发行股票、吸收直接投资, 虽然分派出的股息、红利不能在税前利润中扣除, 却无还本之忧。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应综合考虑所选择的筹划方法对所得税的影响程度, 才可以合法、合理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
4. 施工企业其他业务的税收筹划
在利润分配决策阶段, 由于利润是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的财务成果, 集中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效益, 也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重要经济指标。在施工企业的利润分配决策中, 可以根据税法合理提前或延后年度所得,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利润分配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三) 培养税收筹划队伍
国际税收筹划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决定了它是一项高智能的筹划活动, 对税收筹划人员提出了相当高的专业要求:首先, 要深入了解各个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和国情, 并能够充分预计其税法变动趋势;其次, 要熟悉各国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其与税法的关系, 明确两者的差异, 以便发现税收筹划领域;第三, 要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及其涉税事项;最后, 要熟悉各公司之间的税务联系以及各种税基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 随着各国税法日益呈现复杂性和频变性, 国与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税收合作的加深, 国际税收环境日趋复杂, 各企业需要培养自己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 设立专门的税收筹划部门, 以便能够获得较为理想的税收筹划结果。
(四) 研究税收协定, 重视税收协定中的优惠条款
对双边税收协定中税收优惠安排和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关注不够, 了解不透, 比如很少有“走出去”企业主动到税务部门开具《中国居民身份证明》, 因此难以享受到税收协定的有关优惠条款, 更不用说发生国际税务争议后, 企业申请税务协商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而当企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 往往已经回天乏力。因此, 尽快树立税收协定意识并应用于实践, 已成为“走出去”企业规避税收风险的基本手段。
摘要: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施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各国建设领域的竞争。国际承包市场的竞争不仅是施工技术、施工标准、成本控制的竞争, 也是财务管理特别是税收管理的竞争。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减少施工企业国际税收风险, 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摆在我国施工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阐述了国际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分析了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为施工企业确立税收筹划战略以及各阶段的税收筹划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施工企业,税收筹划,税收协定
参考文献
[1]梁俊娇.税收筹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杨志清.国际税收 (第2班)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美】迈伦·斯科尔斯等.税收与企业战略 (筹划方法第2版) .张雁翎, 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年.
[4]宋霞.税收筹划.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
[5]杨斌.国际税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6]朱青.国际税收 (第五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7]朱洪仁.国际税收筹划.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国际税收竞争的经济学分析 篇10
1、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
学术界对国际税收竞争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 国际上研究税收竞争的代表人物Wilson (2001) 界定了广义税收竞争、中义税收竞争和狭义税收竞争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各种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 (如改革税收制度、提高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改善税收征纳关系等) , 这种经济行为会引导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流动, 维护本国经济利益, 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狭义的税收竞争是指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
2、国际税收竞争的分类
国际税收竞争从空间上可分为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从效果上可分为有益税收竞争和有害税收竞争;从性质上可分为制度内的合法竞争和制度外的非法竞争。横向税收竞争是指同一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而展开的税收竞争, 这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形态。纵向税收竞争是指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 主要表现为某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另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
二、国际税收竞争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蒂伯特着重研究了国际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 国际税收竞争对提高财政收支效率、提高政府效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即政府在征收最少数量税收的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蒂伯特实际上指出了国际税收竞争对提高政府效率的积极意义。奥茨则强调了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因为各国政府都争相降低本国的税率以达到吸引国外投资的目的, 这使得地方支出很难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 从而使得政府不能为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后续的一些研究 (Wildasin1988;Mintz and Tulkens1986) 则认为国际税收竞争会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不仅会受到本国、本地区的税收政策的影响, 而且会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税收政策的影响。
三、国际税收竞争的实现条件及其现状
1、国际税收竞争的实现条件
税收竞争是国际税收关系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税收竞争通常是通过差别效应来实现的。这种差别效应不仅体现在同一课税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税负差异, 也体现在同一课税对象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和由于资本的不同来源及其不同投向等而形成的国内税负差异。
2、国际税收竞争的现状
为了抢夺紧缺的关系国计民生意义的战略物资输入, 为了追求外资引进最大化, 各国不惜让渡本国国内投资经营者的经济利益, 纷纷对外国入境投资公司实施优于本国公司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待遇, 如实行低税率、免征预提税、延期纳税、税收投资抵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国际税收竞争, 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国际税收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联邦制国家也存在税收竞争, 一些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府为了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充分利用税收立法权制定出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
四、国际税收竞争的效应分析
1、国际税收竞争的正效应
(1) 国际税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 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一般地, 不规范的税收法律制度、对某些商品与服务的歧视性的课税、较高的税率等因素都会对纳税人的行为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样税收会对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储蓄和劳动的扭曲作用, 这种扭曲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税率的提高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额外负担, 从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降低了国际经济效率;另一方面, 对某些商品与服务的歧视性的课税也会扭曲纳税人在这些商品与服务的资源配置, 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 这就违背了税收的中性原则。而国际税收竞争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国实行以扩大税基、降低税率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 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原则。
(2) 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全球税率的下降及全球整体税负的降低,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国家会采取降低税率、降低整体税负与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和国际经营活动, 有利于商品、资本及劳务向这些国家的流入, 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从而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也表明这样一个趋势:税率的高低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反向相关。
2、国际税收竞争的负效应
(1) 国际投资环境的全球性恶化。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况下, 各国只注重通过税收政策导向、税收法制规范优化本国的投资环境, 而不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甚至出现恶性税收竞争, 严重影响了国际资本的运行和效益, 影响了国际投资大环境。投资环境是国际投资法的一个基本范畴, 是指能有效地影响国际资本的运行和效益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
(2) 跨国公司会选择税率较低及税收政策较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 以降低整体税负, 从而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选择会使流动性较强的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从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向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把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生产要素引向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 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弥补上述税基受到侵蚀所造成的财政损失, 也会相应采取降低税率、降低整体税负与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来吸引投资, 从而带来全球性的税基减小, 并造成世界性财政功能的弱化, 影响各国的公共需要。这使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世界税制改革纷纷采取减税政策, 以开辟本国的广大的消费基地和投资基地, 以促使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如1987年加拿大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6%降为28%, 2001—2004年的短短三年时间内, 税率又从28%逐年降至21%。1986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最高名义税率由46%降为34%, 澳大利亚1988年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由49%降到39%, 奥地利1988年对公司保留利润课征的税率由55%降至30%, 新西兰1988年将居民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48%降到28%, 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自2008年开始从30%减至28%, 2008年度德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8.9%降至29%, 加拿大2008年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1%降至20.5%, 2009年降至20%, 2010年再降到19%;以色列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 2010年再降为25%;丹麦2007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8%降到25%, 新加坡2008年税率由20%降为18%, 保加利亚2007年1月1日起, 税率由15%降为10%, 马来西亚2008年税率由27%降为26%, 印尼最高边际税率2010年由28%降为25%, 多米尼加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 阿尔及利亚2009年降为25%, 2007—2008年度, 税率由30%降为25%, 2008年起税率由23%降至20%。这些情况会影响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 扭曲了税负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分布, 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侵蚀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基, 扭曲了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
(3) 跨国公司享受了“搭便车”的好处。国家要承担国防、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各项公共支出, 在低税率国家进行国际投资与生产经营的跨国投资者无需缴纳税收或只需交纳较少的税收、承担较低的纳税义务、为该国做较低的财政贡献, 就能享受国防、教育、社会保险等各项公共服务。这会影响该国国防、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税收竞争对被投资国的公共支出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 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
(4) 实行税收竞争, 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有利于政府改善行政管理、有利于促使政府官员提高管理水平。各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与生产经营活动, 获得更多的纳税人的支持, 各国政府会展开各种竞争, 这种竞争有利于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整体福利,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
由此可见, 国际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然而它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作用, 正当的国际税收竞争可以促使资源在国家、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 即资源不仅向税率较低、税负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流动, 也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 而恶性的国际税收竞争则可能导致有害的税收实践并降低主权国家的福利。因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由于国际税收竞争而造成的税基侵蚀, 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资源配置的扭曲及全球范围内福利的减少。
五、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第一, 我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时, 不仅要关注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 更要关注在资源配置中获取更大的份额, 即根据国家市场规模、市场特性、外资规模、拥有的资源禀赋、拥有信息量等因素, 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占据有利优势, 从国际税收竞争中获取较大的收益, 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 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
第二, 适度适时地实施国际税收协调。税收协调是与税收竞争相对的一个概念。税收协调通常通过明示的税收协调和默示的税收协调两种不同方式来实现。所谓明示的税收协调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达成以不低于某个税率进行征税的协议。如欧盟成员国同意执行15%以上的增值税税率。纳税人在明示的税收协调制度下只能采取地下交易来降低税收负担;所谓默示税收协调, 指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能对其居民的全球范围内的收入所得进行征税, 以至于纳税人无法通过将其投资、储蓄、劳务及生产经营活动转移到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来降低其税负的行为。这样居民所在国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通过与收入来源国的国家或地区彼此交换有关信息的方式来实现对其居民的全球范围内的所得进行征税的活动。这就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选择通过税收信息交流 (这种信息交流对跨国公司相关信息的交换与使用, 以加强对跨国资本偷逃税的防范和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国家在税制设置与征管方式等问题上的信息沟通) 以及税收协调的方式来实现对跨国纳税人的有效税收征管。以避免通过纳税人低报其来源国的税收收入等方式来降低税收负担的纳税不遵从行为, 达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利益最大化。而过度的税收协调会促使各国建立纷繁复杂的国际信息网络, 这势必形成税制的复杂化, 导致征税成本增大。
第三,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崛起的经济贸易大国, 我国应继续加快税制改革步伐, 推进税制改革, 运用财税政策继续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 使得我国税收制度符合国际经贸惯例, 并能尽量减少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营造一个积极有利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1]Kirstin Downey Grimsley:Global Migration Trends Reflect E-conomic Operations[N].Washington Post, 2002-01-03.
[2]Anna Lee Saxenian:Silicon Valley’s Skilled Immigrants:Gener-ating Jobs and Wealth for California[Z].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Research Brief, 1999 (6) .
[3]夏霖: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内部培训讲义[Z].2007.
[4]“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J].税务研究, 2001 (4) .
[5]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J].瞭望, 2001 (7) .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贸易税收政策 篇11
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使各种贸易政策不断运用于一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中。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税收政策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对外贸易中,形成了贸易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贸易理论始终围绕着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个主题,贸易税收政策也围绕着这两个主题进行。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贸易税收政策的应用。
一、古典贸易理论的贸易税收政策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的产生。在贸易税收政策上,古典贸易理论主张各国政府应降低关税,取消其他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一)绝对优势理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正是由于生产成本绝对差别的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得以产生。从“绝对优势理论”出发,斯密认为,如果征收出口税,则会破坏最优的资本组合与劳动分配,从而丧失“绝对优势”。而出口退税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
(二)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的产品上都没有成本优势,但只要根据“两优取最优、两劣取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税负转嫁角度,他对贸易税收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国对其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征收较高的税收或不予出口退税,而可能使该国的比较优势转移到原本处于比较劣势但却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他产品上,从而使整个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发生逆转。因此,对出口产品征税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出口退税才有利于公平贸易的进行。
(三)要素禀赋理论。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Ohli)继承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Fli·F·Heckscher)的观点,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俄林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其要素价格的差异,要素价格的不同又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差异。因此,一国应出口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俄林认为,保护性关税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从国内角度来看,关税不仅减小了企业的产品销售市场,还增加了进口产品的成本,不利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国际角度来看,关税壁垒减弱了国际间贸易价格的均衡趋势,阻碍了国际间的资本流动。由此,俄林认为,只有放弃保护性关税政策,才能促进生产要素和国际分工的有效利用,促进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保护贸易理论的贸易税收政策
保护贸易理论强调,政府为了本觔经济利益,对进出口进行必要的干预。在贸易税收政策上,保护贸易理论一方面认为政府应采用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强调采用出口退税等政策手段激励本国出口的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
(一)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思想。保护贸易理论起源于14世纪末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鼓励商品出口,限制进口。因此,他们主张把关税作为施行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采取“出口退税”政策刺激本国的出口。
(二)保护幼稚产业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系统地论述了以保护幼稚产业为核心的贸易体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他将一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在一国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阶段,本国现有的幼稚产业还尚未发展到可与外国产品相竞争的地位,所以应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只有等到本国的产品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实力,才可逐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贸易税收政策方面,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保护幼稚产业的关税理论。他強调,关税是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虽然在初始阶段会提高产品的价格、削弱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工业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商品的费用下降,从而降低了商品的价格。同时,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关税应随着工业发展的水平逐步降低,而且关税税率应当根据不同产业的保护程度采用各自合适的税率。
(三)凯恩斯主义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指出一国的出口具有乘数效应,贸易顺差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因此,国家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经济的运行,保持贸易顺差。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可以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收入分配政策,实施保护贸易政策。根据这一思想,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利用关税壁垒、差别税率等措施,配合贸易管制政策(如实行配额制、自动出口限制等)减少进口;同时采用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鼓励出口。
(四)“中心一外围”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ul·Prebisch)等人提出了“外围与中心”理论。普雷维什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在“中心”与“外围”的贸易中,“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因此,贸易条件有利于“中心”国家,不利于“外围”国家。鉴于此,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对其国内产业进行适当保护,改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他认为,一方面,征收关税可以减少外国商品的出口数量,同时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保护性关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改变出口产品结构,从根本上改善贸易条件。在保护的程度上,他反对过分的、不恰当的关税保护。他认为可以逐步降低关税,以便使工业不断受到外来的竞争刺激,逐步缩小同“中心”国家的生产力差别。
三、新贸易理论的贸易税收政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以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引入贸易理论的分析当中,成功地解释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国际贸易现象,由此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一方面,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凭借规模经济效应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消费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必然会选择最适合本人意愿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生产差异产品获得垄断权。因此,市场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规模经济要求生产大量的同质产品,追求差异产品则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而已成为差异产品。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政府的贸易税收政策应该为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服务,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的企业给予扶助,尽快使其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在本国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时,政府可以采取关税保护、限制进口等措施;待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采取促进出口的税收优惠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在更大程度上享有规模经济的好处。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和克鲁格曼等认为,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优势时,关税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贸易税收政策在不同的贸早理论下有着不同的应用。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要求降低关税等贸易税收壁垒,减少政府贸易的干预;基于保护贸易的理论则要求综合运用关税、和出口退税等贸易税收手段促进本国出口,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总之,贸易税收政策是整体经济政策的延伸,是有效调节贸易、实现贸易目标的一种重要政策手段。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研究 篇12
关键词:国际业务,税收筹划,跨国,可行性,措施
一、税收筹划在国内外的发展
(一) 税收筹划在国外的发展
税收筹划首先发展于西方国家。真正起源要追溯到1935年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 (英国) 。该案正式提出了税收筹划, 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利依据法律合理安排自己的事业, 可以在法律要求内少缴税。而相关部门也不得强迫其多缴税。该观点在英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广泛认同。之后, 荷兰财政文献局在编撰《国际税收辞汇》时, 正式对税收筹划进行了定义, 即: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合理安排以缴纳最低的税收。
(二)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需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其产生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 发展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中。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税收筹划现已发展为: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前提, 在税收法律的要求范围内, 企业通过对其自身的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的筹划, 以实现少缴纳税费的目的。目前, 税收筹划在国际业务中的应用极为关键。由于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经济等体制,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为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国际业务税收筹划概述
(一)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特征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除了具备税收筹划的一般特点之外, 还具有自己的独立特性, 即国际性与复杂性。详见 (表1) 。
(二)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产生的内外部原因
1、内在原因。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多是具有强烈的实现全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其在业务中会试图实现企业全球业务的最轻税负。通常,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会在研究各国税收法规的基础上, 探寻税收漏洞, 制定税收筹划方案, 以实现企业减轻税负的目的。
2、外在原因。
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的产生原因, 主要源自各国对税收构成要素、税收管辖权、等各方面在制度与法规上的不同所导致。各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对这些差异进行利用, 不仅能获取低税负, 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且还能获取跨国纳税的有力保证。
(三)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主要有三点, 即计划性、经济性、合法性原则。
三、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 每个国家由于其扶持的重点企业有所不同, 因而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也会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能源、高新技术的开发以及环境保护这几方面, 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则相对较为广泛。由于跨国公司所面对的国家不一样, 其筹划措施也必然不同, 复杂的税收体系差异为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带来了种种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税收法规等都是根据自身国情予以制定。也正因为此, 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都必然不完全相同。涉及国际业务的企业都可以根据税法规定选择税率差异、纳税确定标准差异等筹划自己的纳税方式。
其次, 目前, 随着各国资本的加速化发展, 各类跨国业务的纳税企业都愈发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再加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金融市场与贸易都获得了自由化发展, 国际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新的环境与机遇。这种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纳税筹划带来了各种可能性。
再者,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各国彼此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普遍现象。目前, 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 主要用于避免双重征税。纵观世界范围内, 现已达成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已有上千家。随着经济的发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进来。税收协定不仅有利于各国发展, 还给各国的税收筹划带来诸多可能性。
四、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途径
(一) 利用选择设置“企业居所”
在税法规定中, 企业居所是一项需重点把握的含义。各国由于国情、政治经济环境等存在差异, 因此对企业居所的定义并不同。许多欧洲国家将企业居所定义为企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主要地点;美国则认为企业居所是企业的注册地。因此, 企业在对国际业务进行税收筹划时, 不妨利用企业居所的不同规定来实现筹划目的。即使在高税国, 也可利用企业居所实现降低税负。
(二) 利用“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是以躲避税收、转移利润为目的, 以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确定内部交易价格, 并按该内部交易价格成交。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 能够实现减轻税负、规避预提税的目的。利用转移定价, 企业能够在内部交易中, 将内部贸易由高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能够有助于企业少缴所得税。倘若跨国业务的延伸国家税率较高, 那么企业将会向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收取较高的货物价格, 以及各类费用 (比如资产租赁费用、贷款利息、劳务费用等) ;而向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收取较低的货物价格和各类费用。具体而言, 跨国业务中所涉及的货物主要包含机器设备、产成品、原材料、在产品、零部件等;资产租赁费用主要包含使用专利、商业信誉、专有技术等的费用;劳务费用则包含管理性劳务费和技术性劳务费。只要是有形商品, 一般都具有“可比价格”。在很多国家中, 企业会针对跨国业务调整内部交易的转移价格。而无形资产由于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对其价格的限制相对困难。也正因为此, 拥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在商品价格受限、不利于转移定价时, 可以利用无形产品的转移价格, 以减少预提税。
(三) 利用企业性质的选择
股份制企业和合伙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税收政策往往是不同,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企业性质的选择问题。对于公司制企业, 世界大部分国家往往要对其营业利润进行征税, 利润在分配之后还要对每个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于合伙经营企业, 政府往往只是对合伙并取得收益的各方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企业的营业利润则不在课税范围之内。另外, 企业如果是跨国性质的, 那么它在国外设立的公司就具有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性质区分: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可以享受所在国家各种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其亏损无法并入母公司而达到降低母公司的营业利润的目的;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 故不能享受所在国的税收优惠, 但其报表可以并入母公司, 在其亏损时可以降低母公司的税前利润。两种选择各有利弊, 但笔者认为, 企业在发展初期可以采用分公司的形式, 随着跨国机构的日渐成熟再逐渐转变为子公司的形式。
(四) 避免所在国认定常设机构
企业在从事国际业务时, 往往在所在国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以方便企业在该国的业务扩张。但《联合国范本》等国际文本中对企业设立在异国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界定:如果该机构是企业在异国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的固定场所, 并且该机构代理人拥有订立合约、签售订单等功能和权力, 则该机构被认定为企业的常设机构。因为常设机构可以裁定为独立的纳税单位, 是有独立纳税义务的。特别是当所在国税率高于企业居住国时, 税收政策将会对企业极为不利。所以, 企业可以根据常设机构的裁定标准, 合理避免在异国出现常设机构。
(五)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搭设不同的公司架构
利用各国家对于股权转让、利润分配的征税原则不同, 通过搭设多层的控股公司架构, 进行税务筹划。例如, 在从中国向印尼进行投资时, 可以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控股, 间接投资到印尼公司, 因为新加坡对于股权转让所得不征收所得税, 在处置项目转让股权时可以免交所得税, 同样, 对于在印尼所得的利润分配, 从印尼分配到新加坡是低于从印尼直接分配到中国的税率的, 而从新加坡到中国是免税的。
参考文献
[1]刘儒昞.我国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分析[J].经济师.2013 (04)
[2]廖莞歆.浅谈企业所得税的国际化[J].科技经济市场.2012 (11)
[3]徐凯, 涂娟.关于抵免法计算问题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 (16)
[4]李天择.浅谈跨国公司避税问题的治理——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背景[J].时代金融.2011 (08)
[5]李文怡.浅析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J].中国市场.20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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