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特征论文（共4篇）
税收特征论文 篇1
一、税收契约及税收契约关系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2]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3]。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4]。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5]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6]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7]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契约形式约定,不同的契约形式界定不同的业务模式。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安排或调整其契约关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安排纳税事宜以期达到节税的目的。举例来说,纳税人购买设备或者租赁设备都可以达到更新设备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纳税人税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税法允许对建筑物、设备、机器进行加速折旧来鼓励资本性投资。因此,纳税人购买设备加速折旧可以多抵扣应税收入,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如果纳税人租用的设备超过了经济寿命,租赁费就只能按实际发生额进行税前扣除,而租赁费扣除额的现值通常远远小于折旧扣除的现值,这其中就存在税收筹划的空间。即税收将取决于设备的投资方式,而设备的投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纳税人与设备供应商签订的一项安排财产权的契约。
如果纳税人之间存在税率差异,并不一定需要纳税人拥有不同税负的附属经济实体才能进行筹划。面临不同税率,互不相关的纳税人也可以通过订立契约而相互约定,将应税收入从高税率的纳税人那里转移到低税率的纳税人那里。[8]这是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税收博弈合作模式。进一步分析,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形式稍作调整,极有可能引起税收负担的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2]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陕西出版社,2001。
[3]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陕西出版社,2001。
[4]李胜亮:《税收脉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P87。
[5]迈伦·斯科尔斯、马克·沃尔夫森:《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D04,P5。
[6][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P53。
[7]迈伦·斯科尔斯、马克·沃尔夫森:《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P3。
[8]迈伦·斯科尔斯、马克·沃尔夫森:《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P11。
企业产权、高管特征与税收规避 篇2
税收是打入生产要素的税前报酬和税后报酬的一个 “楔子”(Laffer,1974),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息息相关。因此, 人们对避税非常感兴趣,很多财务和会计人员也擅长进行纳税筹划,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避税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税收筹划问题,避税是指投资支出的税前扣除比例超过了其经济消耗比率(Scholes和Wolfson,1992)。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公司层面的特征对公司避税的影响,如规模、海外经营经济规模、税收计划等。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特征是与合法避税 (避税的另一种替代衡量) 相关联 (Wilson和Lisowsky,2009),公开的税收储备也与私下的避税活动显著相关的(Petro,2013)。彭韶兵,王伟(2011)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较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更高。具体的,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家族民营上市公司较非家族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税收规避税收规避程度更高。李维安,徐业坤 (2013)研究发现,政治身份能够产生避税效应,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会有更多的税收规避行为。政治身份所产生的避税效应在当地政府面临较大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压力时, 会更为明显。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曹洋洋(2014)基于我国2009-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财务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高,过度税收规避的可能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会更多的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过度的税收规避倾向也越小。王静,郝东洋,张天西(2014)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个体效应也有一些相应的研究。 Dyreng(2010)考察了高层管理团队的具体成员是否与公司税收筹划的激进度相关。研究发现,高层管理人员与税收筹划相关。但是还不清楚他们的结果是由于高层管理者明确的设置了税收筹划激进性程度方面的的高层文化还是作出了诸如与税收筹划高度相关的公司投资和融资政策战略决策。相对于管理者理性的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税收规避程度明显更高(王娜和叶玲,2013)。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税收筹划行为。而且,国有上市公司在不同高管特征下,税收筹划激进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施荣晗,2012)。现有的研究表明,高管影响纳税筹划选择。以前注重如何衡量避税,避税公司层面特征和避税的后果研究,很少有人关注个别高管特征是否对公司税收筹划程度产生了影响,但这却是识别部分公司与其他公司避税程度不同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正是本文的实践意义所在。本文揭示了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避税激进度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典A-S模型开辟了现代税收筹划行为研究的先河,首次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纳税人是否会遵守税法,以及如果遵守税法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税法的决策问题(Allingham和Sandmo,1972)。随着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作业专业化和复杂化,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产生了分离。基于A-S的税收筹划行为理论分析,上市公司在存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时,所有者追求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经营者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会产生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现有的关于税收规避的研究,大多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认为高管是完全理性、同质且可替代的,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实证研究表明, 人们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表现的完全理性。当外部监管环境相同的时候,公司的税收筹划激进度会有所不同。这也是著名的“不避税谜题”(Weisbach,2002),即面对同样的税收监管环境,有些公司会选择避税,有些公司则不会。公司的税收筹划激进度会受到管理者个人观念的影响, 管理者对待公司纳税行为态度的不同,会影响公司的税收筹划决策。制定企业税收筹划决策不仅仅是成本-收益的权衡,而更广泛地反映了管理者的个人选择。公司高管特征不同,公司税收筹划行为也有所差异,研究一般基于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来分析公司高管的非税成本。不同特征的高管会表现出不同的税收决策行为,致使公司税收规避程度有所不同。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个人特征显著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程度
公司的税收筹划决策会受到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契约视角的税收筹划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可以有效改善公司的税收筹划激进度和降低公司税收规避水平。所有权结构会对公司避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Desai和Dharmapala,2008)。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差异, 导致这两类公司的税收筹划目标也不一。由于激进的税收筹划行为可以为高管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税收收益,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又进一步激化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尽管国有控股公司往往需要承担如税收支付、社会就业等额外的税收目标,但由于高管个体特征的差异,有些高管并不过多的考虑客观条件的约束,会放弃保守的税收筹划决策而做出较为激进的税收筹划决策。与国有控股公司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往往就是所有者本身,高管可以直接享受到激进的税收筹划带来的税收收益。由此可知,即使假设高管本身并不存在个体特征的差异,非国有公司与国家在税收利益上的分配也决定了高管本身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做出较为激进的税收筹划决策。因此,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会较弱。同时,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得对高管权力的约束力很弱,在税收筹划决策中更有可能按照高管个人意愿行事,因此高管对公司税收筹划激进性度影响的个体效应很大。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对高管的约束方式更为完善,高管个人意愿对公司税收筹划决策的影响将受到很大的约束。因此,相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会较弱。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所有A股高管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对其执行以下的筛选程序:(1)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3) 剔除当年PT、ST的公司;(3)剔除当年所得税税率为负数或税率缺失的公司;(4)剔除总资产、营业利润等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5) 保证变更前和变更后任职的高管都至少任职了三年,这是为了保证高管对公司的税收决策有充分调整时间;(6) 剔除高管继任同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情况;(7)剔除最终控制人无法判断的公司。最终得到2124个观测样本值,其中包含668家公司,样本期内有917个董事长发生变更,1217个总经理发生变更。
(二)变量定义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高管特征变量的衡量(EXEC)。利用高管任职变更来考虑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为每一个变更高管设置虚拟变量EXEC,在样本时期内,高管A出任B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那么A在B任职时期内EXEC=1,而高管A离职或者未上任的时期内EXEC=0。(2)税收规避变量的衡量(TS)。现有的关于公司税收规避的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公司实际税率 (ETR) 及其变体。二是公司会计-税收差异 (BTG)及其变体。计算公司实际税率的方法通常是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Porcano, 1986)。一般认为,实际税率越低,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由于我国的税收政策与国外不同,国内的上市公司享受着政府广泛的税收优惠,每个公司的名义税率是不同的(吴联生,2009)。本文采用的税收规避程度计算方法为:TS=名义所得税税率-实际所得税税率,从而保证公司间税率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越大,则说明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并且,本文在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的过程中,还采用了会计—税收差异来衡量公司所得税规避程度的方法。(3)控制变量。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显著影响,也许是管理者的个体特征、内在观念施加于公司税收决策的结果,也可能是公司对特定风格管理者的选择导致的结果。如果不对公司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则我们无法对二者加以区分。同时,为了控制行业和公司间不同避税策略的差异,本文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FIRM)。我们还在模型(1)中控制了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财务变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债务杠杆、成长性、规模、无形资产等财务指标都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相联系。公司高管对这些财务因素的调整,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税收规避程度提高是财务变量变化的副产品,并不是高管出于降低税负的目的所做出的税收规避决策。因此,为了排除其他财务变量变动带来的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变动噪音,本文对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联系紧密的财务变量进行了控制。此外,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的激励报酬水平对企业避税决策有影响。因此,我们控制了高管激励报酬水平。最后,在模型中还加入了年度控制变量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时间变动带来的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变化。所有变量定义列于表1。
(三)模型构建本文借鉴(Dyreng,2010)的方法,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 (1) 中,TSit是公司i在t年份的税收规避程度, YEARt是年份固定效应,FIRMi是公司固定效应,CONTROLitk是与TS相关的其他财务因素,EXECm是高管个体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税收规避(TS)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值,这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名义税率大于实际税率。也就是说,税收规避在我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样本中,国有公司占的比重比较大,高达61.96%。公司规模(SIZE)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高度相关。这是因为,规模大的公司可能得到更多关注而使其受外部监督的约束高,从而降低税收规避行为。 但是,大规模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进行税收筹划活动。所以,公司规模如何影响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公司规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这是毫无争议的。公司规模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1.8208和21.7165 ,标准差为1.4201,说明不同的公司规模差异较大,最小的是13.0760,最大的是28.4640。公司财务杠杆(LEVE)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相关。在利息抵税作用下,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实际税率可能较低,因此财务杠杆也是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重要因素。公司的盈利 (ROA)是公司具有显著不同税收筹划行为的重要原因。如表2所示 ,公司的ROA和LEVE的均值分 别是0.0456和0.5786,但不同公司之间在杠杆方面差异较大,最小的只有0.0108,最大的高达5.6。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 (SAF)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公司实际税率的大小,其均值为4.7518。毫无疑问,公司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税收筹划策也略有所不同。营业利润增长率(PCHNSALE)在公司间的差异很大,最小为-401,最大值达767.8918。无形资产 (INTANGIBLE)的摊销会影响公司实际税率,样本中无形资产范围为0到0.84。公司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能够降低税负,因此公司资本密集度(PPEGT)越高,往往实际税率越低,税收筹划程度越高。而资本密集度越高往往意味着存货密集度(INVENTORY)越低,即存货密集度与公司税收筹划程度呈反比。资本密集度(PPEGT)的均值为0.2551,范围为0到0.9167。存货密集度的范围为0到0.9355。高管激励报酬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8。
(二)相关性分析表3是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从表中可知,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越大。这可能是因为盈利能力越强,避税的收益更大, 从而激励高管从事激进的税收筹划。在利息抵税作用下, 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实际税率可能较低,因此财务杠杆高的公司,税收筹划可能较为激进。公司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能够降低公司的税负水平,因此公司资本密集度(PPEGT) 越高,实际税率越低,税收筹划程度越高。而资本密集度越高往往意味着存货密集度(INVENTORY)越低,即存货密集度与公司税收筹划程度呈反比。此外,本文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表4第(1)列中的模型仅包含年份固定效应和财务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的联合检验统计量T值为10.85,其P值小于0.0000,即年份固定效应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除控制其他财务控制变量之外,第(2)列的模型仅包含公司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年份固定效应、公司固定效应均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TS)产生显著影响。第(3)列考察高管的个体效应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第(6)列的模型为完整的模型(1),该模型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公司固定效应、髙管个体效应以及其他财务控制变量。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公司固定效应、其他财务变量的情况下,高管个体效应的联合检验统计量为2.93,其P值0.01。因此,高管的个体效应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与本文的假设1一致。
为了检验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产权性质对公司税收规避的影响。我们对模型(1)按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stata软件对SOE进行分组检验,我们发现, 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高管个体效应系数T统计量更大。此外,在第(4)列中将所有变量均列入模型中时,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个体效应T统计量仍大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这说明,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者的个体效应对避税的影响更大。这与本文的假设2相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会计-税收差异(BTG)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 BTG=(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借鉴Desai和Dharmapala(2006),利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 (DBTG) 来衡量公司税收规避的程度: BTGit=αTACCit+ui+εit。其中,总应计利润(TACC)=(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总资产;ui是样本期间内公司i残差的平均值;εit是t年度残差与公司i平均残差的偏离度。 DBTG=ui+εit,是BTG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那一部分。 采用新的TS衡量指标对模型(1)进行检验,其结果与前所述没有显著差异,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影响的联合检验统计T值仍然显著。以上的稳健性检验分析, 说明高管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个体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
注:数值是联合统计量T值;*、**、*** 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注:数值是联合统计量T值;*、**、*** 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税收诈骗的特征与预防措施 篇3
1. 发案率不断增长
税收诈骗是纳税人以各种虚假手段, 不交或少交税款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诈骗活动。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 对于纳税人来说缴纳税款的过程, 就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因为纳税就意味着纳税人财产的减少。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时, 纳税人不惜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把偷税作为其“发财致富”的手段。“小偷小发财, 大偷大发财, 不偷不发财”, 就是一种形象的概括。
2. 诈骗方法多样化
改革开放初期, 税收诈骗的手法还比较简单, 主要是通过大头小尾的发票, 隐瞒销售收入或者是通过无证经营达到偷税的目的。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应用, 偷税的新方法被不断创造出来, 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 税收诈骗方法也正在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在税收诈骗活动的渗透下, 税收诈骗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蔓延。出现了房地产、股票汽车行业的税收诈骗活动, 诈骗方法也体现出行业的特征。
3. 诈骗手段智能化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税收诈骗是一种高智商的诈骗活动, 与一般的诈骗活动相比, 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从伪造发票的情况看, 伪造技术日益提高, 初期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水印模糊, 易于辨认, 但近期发现伪造的新发票应用了高科技手段, 无论是在纸张上还是在印刷技术上都十分接近, 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税务机关监管不严的空子, 利用电脑收款作弊进行偷税。犯罪分子不仅拥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便于联络指挥, 而且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具有较强的技术水平, 而且掌握电脑高科技手段, 使诈骗过程具有了更强的隐蔽性。
4. 法人诈骗突出
在80年代初期, 自然人成为偷税犯罪的单一主体,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体制变化, 法人逐渐转变为偷税犯罪的主力军。据有关部门统计, 法人偷税占所查处案件总数的30%—50%。在税务机关的打击下, 为逃避法律的制裁, 法人犯罪的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即向有组织化的犯罪方式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在犯罪过程中, 犯罪分子相互勾结, 组成团体实施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在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中, 多人勾结在一起, 精心策划、分工合作。有的负责贿赂海关人员, 打通关节办理退税手续;有的负责购买伪造生产厂家发票;有的则负责将外汇打入国内账户。
5. 税务人员职务犯罪严重
在税收诈骗过程中, 值得关注的是犯罪分子与税务人员相互勾结的共同犯罪。用虚假手段进行减免税诈骗, 如果没有税务人员在收受贿赂之后的滥用职权, 这种犯罪就不可能完成。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8个重点行业职务犯罪情况的调查表明, 税务部门职务犯罪排行第四, 仅次于国有企业、金融和司法机关。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的行政执法人员的犯罪案件调查显示, 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占27.5%。在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中, 犯罪分子往往是重金贿赂, 买通税收、海关工作人员, 从而为他们的犯罪活动开绿灯。
二、预防措施
1. 适当提高税收犯罪的法定刑标准
长期以来在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税收犯罪的法定刑标准偏低, 拉不开档次, 难以震慑严重的税收犯罪, 这也是造成税收诈骗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税收诈骗犯罪出现了新变化, 即原来以自然人为主体特征的偷税犯罪, 转变为以法人为主体的犯罪, 因此建议适度提高法定刑标准, 加大打击的力度。法人偷税犯罪造成的危害和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从已经查出的偷税大案要案来看, 案值数十亿元的并不为奇。目前我国税收犯罪法定刑偏低的情况, 造成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不够, 在一定程度上, 难以起到预防犯罪和减少国家损失的作用。
2. 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面对日益严重的法人偷税犯罪, 如果分析成因的话, 这是与地方保护主义密切相关的。我国的现行税制是采用分税制, 依据科学合理的方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 达到既保障中央的财政收入, 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条件下,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也存在着体制上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用各种手段截留挪用应当上交的中央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下,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起来, 为偷税犯罪大开绿灯。有的地方领导法制观念淡薄, 认为只要企业的生产搞好了, 创造了利润, 偷点税不犯法不查处, 用发展生产为偷税人开脱罪责;有的地方领导授意有关部门为骗取出口退税提供方便, 把偷税作为生财之道;有的地方领导阻碍税务人员对犯罪分子的查处, 这严重地挫伤了税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3. 建立税务执法分工制度
从已经查处的税收犯罪案件来看, 税务人员在收受贿赂后与纳税人相互勾结, 共同犯罪的情况比较严重。如果税务人员既管征税又管检查, 那么在侦查不分的情况下, 就更为税务人员的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应当建立征、管、查相互分离的税管制度, 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的发生, 建立减免税集体决定制度, 不能以个别领导人的决定为标准。在一个人决定减免税的审批权力下, 容易产生腐败和舞弊行为, 因此要建立税收计算机网络系统, 实现税收信息处理现代化。在税收诈骗中, 税收监督的失控也与监督手段的落后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 应当大力加强税务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设, 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代替手工作业。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税务征管的效率, 还可以保证征管工作的准确性, 减少错漏现象的发生, 防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生成。全国税务机关实现联网, 就可以及时将犯罪信息传递给有关部门, 能有效地打击犯罪活动, 从根本上减少这些犯罪活动造成的连锁反应, 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
4. 建立税务公开制度, 保障税收公平
税负公平是税收法制原则的基本内容, 也是纳税人的一项根本权利。由于受腐败的影响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如对关系户少征税不征税, 给予减免税优惠, 从而造成大量税金的流失, 明星偷税案的出现, 就是直接的证明。执法不公, 严重挫伤了纳税人的积极性, 甚至导致纳税人效仿税收诈骗活动。建立处罚公开制度, 对偷税人的处罚是一项重要的执法行为, 既影响到税务机关的形象, 也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的利益。在作出处罚时, 必须做到程序合法, 有必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建立减免税公开制度。减免税已经成为偷逃税款的一个黑洞, 也成为纳税人职务犯罪和腐败的温床。只有建立减免税公开制度提高透明度, 才能保证有效的监督, 从而实现公平税负。
5. 适度降低税率, 减轻税负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 新税制的设计, 为抑制经济膨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 在后来经济紧缩后, 税制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 主要表现在税率的设计上有点偏高。为刺激消费和拉动投资都应当适度降低一些税率。近年来, 我国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如停征了一些税种, 如农业税、屠宰税、筵席税。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 使9亿农民直接受惠,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几个税种的停征折射出一种新的税收理念, 即藏富于民, 共同富裕, 让劳动者分享劳动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新宝.司法独立和公正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法学, 2012.1
税收特征论文 篇4
企业的并购行为具有许多特征, 通过对各种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把握企业并购的规律, 有助于对并购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调控。目前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财务特征的分析, 忽视了并购中的各种税收特征。税收作为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西方并购监管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并购监管的重点放在了企业并购行为的业务处理上, 注重对并购业务流程执行过程的管理, 忽视了宏观监管对并购行为的管理和引导, 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交易程序虽然相对规范, 但是各种税收规避行为频发、税收流失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对企业并购中的税收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对企业并购行为的税收特征和财务特征进行分析, 通过构建Logit研究模型,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并购的税收影响。
一、中外文献回顾
企业本身具有很多税收特征Carla Hayn, 1989) 。Alan和David (Alan J. Auerbach and David Reishus, 1988, 1991, 1998) 对企业并购中的税收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研究也支持税收在并购决定中具有的重要影响。对于企业的税收特征、并购动机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导向问题, Peter O.Steiner在其著作《Mergers: motives, effects, policies》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认为如果并购公司可以利用税法获得比子公司和其股东更多的好处, 那么税收就会成为影响并购的首要动机。
相比于国外的理论研究, 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于管理学角度的并购效果评价, 或者基于财务学角度的企业并购行为的分析。如李善民等 (2003) 基于企业并购中控制权转移的背景, 实证检验了我国A股市场1999-2001年的数据, 发现并购中的目标企业往往具有财务资源有限, 股权较分散等方面的特征。
二、研究设计
研究根据企业税收特性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假设, 设计了一个Logit模型, 集中对企业并购中的各种税收特性进行分析。同时为了保证研究设计的全面性, 在设计方案中引入了非税控制变量对研究过程进行控制。
(一) 变量设计
1.涉税变量设计
独立变量分为税收特性变量和非税变量两个部分, 涉税因素的设计考虑了债务因素带来的利息税收作用、企业是否享有税收优惠、可折旧资产增加带来的税收收益以及目标企业的可结转经营净损失。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有差别税率的税收优惠模式的经济调节能力较强, 在国外的应用也比较普遍。为了考察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对企业并购具有影响, 研究中引入了税收优惠变量来进行分析。由于税法允许企业的债务利息在税前支付, 从税收的角度看, 负债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税收利益。本研究的自变量之一就是考虑企业的债务水平对并购选择是否具有影响。
参照Alan J. Auerbach 和 David Reishus (1988) 在研究中的变量设计, 选用负债权益比作为企业负债水平的一个指标, 这样可以在分析中避免资产折旧方面的影响。可结转项目一直是并购税收利益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②, 在我国企业并购实践中, 可供结转的经营净损益是对税收处理有重要影响的结转项目。通过用现在和未来实现的所得来弥补被并购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 企业根据抵减后的应税所得缴纳所得税, 通过对亏损企业的并购可以获得纳税上的好处。研究考察企业的亏损额是否对企业并购决策具有影响, 以企业的亏损额为变量, 如果未分配利润为负, 则变量赋值为1, 否则为0。我国税法实践中没有对超额利润征收的规定, 所以对资产变化的影响主要考虑资产折旧的效应, 资产的折旧处理最终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由于我国会计制度中对折旧方法的选择有明确的规定, 故在变量设计上主要考虑由于资产增加带来的折旧的影响, 在研究中设计了资产变量来分析由于应折旧资产增加对并购行为的影响。
2.控制变量设计
企业的税收因素对并购有一定的影响, 但并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购目标的选择和并购过程的实施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研究设计中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来对研究过程进行控制。目标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结构和股本结构等因素都影响企业并购的过程。另外, 不同行业、地区的目标企业也具有不同的吸引力, 因此研究中设计了行业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另外, 为了考察我国并购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并购行为的变化, 研究还引入了时间控制变量。
(二) Logit研究模型
借鉴Alan J. Auerbach和David Reishus (1988) 在研究税收对并购的影响中使用的方法, 采用多变量logit模型研究并购决策的选择与各种税收因素的关系。本研究将企业是否进行并购的选择以虚拟变量的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模型得出各种涉税因素对其发生概率的解释能力。
在样本观察期的每个时间段 (每年) 内, 企业是否进行并购的状态有两种可能:进行并购或不进行并购, 并购决策变量为一个二元变量, 设以Q (i, t) 代表企业i (i=1, 2, …, n) 在年份t (t=1, 2, …, T) 的并购决策状态:设X (i, t) 为解释变量, 它是一个m维向量, 代表对某一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段并购决策产生影响的一组变量。 β是对应解释变量X (i, t) 的系数向量, 它的值由模型回归确定。F (β′X (i, t) ) 是概率分布函数。根据logit函数的定义, 可得Q (i, t) 的概率分布为:
p (i, t) Q (i, t) [1-p (i, t) ]1-Q (i, t) (i=1, 2, …, n) (t=1, 2, …, T) (1)
其似然函数为:
设z (i, t) =β′X (i, t) , 则p (i, t) 可以表示为
将其代入似然函数, 得:
对公式 (4) 两边取对数, 得
通过对研究假设和变量的分析, 本文构建税收因素对并购行为影响的logit模型如下:
其中, 模型中的变量如表1所示:
注:1.行业变量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 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企业, 最终涉及到的行业为12类。2.样本涉及5个地区, DQ1指东部地区, DQ2指中部地区, DQ3指西部地区, DQ4指经济特区, DQ5指上海, 各地区包括城市见变量设计说明。3.研究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 DQ1-DQ7分别代表1999年到2005年的时间变量。
(三) 研究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选取了资本市场连续期内的全样本数据, 并剔出了特殊数据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率数据来自天软数据分析系统, 其余主要初始样本的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 对并购样本取样的标准以控制权是否发生转移为标准。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部分在2006年开始加速推进, 并对资本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了剔出特殊数据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1999-200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连续期的全样本数据。同时,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根据以下选择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 将金融类公司从样本中剔除, 研究剔除了无法获取或者残缺的数据。对于IPO企业, 由于其在发行之初经过严格资格审察, 较少有企业在上市之初成为并购的目标企业, 所以在研究中将2003年之后IPO企业的数据剔除, 最终得到各年的有效样本, 见表2。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对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我国企业并购中各种税收因素的作用效果不同, 企业并购决策具有一定的税收动机。与Alan J. Auerbach 等人的研究相比, 我国企业并购中税收动机的作用, 远没有美国在加强并购税收监管时期的作用强, 这与我国企业并购的制度和环境的影响相关, 统计结果见表3。
注: *表示10%的置信水平显著, **表示5%的置信水平显著, ***表示1%的置信水平显著, ^表示20%的置信水平显著。
目标企业的亏损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税收抵减作用, 通过补亏实现一定的税收好处。从研究结果看, 并购中获得目标企业潜在亏损抵补的税收并购动机比较明显, 研究变量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有关并购亏损企业的税收动机的实证研究之前并没有相关的文献报导,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实证研究样本常常剔除ST、PT公司的影响, 从而人为地忽略了这方面的因素。债务的税收效应影响的P值为0.181, 可以通过20%置信水平的统计检验, 但置信度水平不高。负债在税前支付, 可以使企业在并购中获得一定的税收利益, 但是过多的负债不仅带来了税收利益, 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所以受税收利益和债务风险的双重影响, 企业往往不会在追求税收收益中铤而走险。从研究结果来看, 税收优惠对企业并购的刺激性不大, 税收优惠变量没有通过研究检验。这可能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中享受税收优惠的上市企业较多。
我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 新税法在税收优惠方面有所调整, 调整后的税收优惠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是否有所改变, 需要在今后的数据中进一步观察。在对并购目标企业带来的可折旧资产的增加是否会带来折旧税收利益的分析中, 我国上市公司的情况与西方有关税收动机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资产折旧税收利益变量的P值为0.000, 通过了置信水平1%的检验, 但是B值为-0.151, 目标企业资产的增加对企业并购决策施加了负面的影响。这可能是由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决定的, 企业可享有的折旧利益与企业的规模相关, 这些企业往往资产雄厚、股权集中, 很多企业属于国有大中型企业, 对于这类企业的并购难度较大。
在研究税收因素对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同时, 模型还设置了控制变量, 对非涉税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统计分析, 可以看到资金流动性、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对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这与之前对并购决策的财务特征研究 (李善民等, 2003) 的结论基本一致。本研究还设置了虚拟变量, 把年度变量作为时间性指标来分析我国企业并购随时间变化产生的影响。年度变量的P值为0.000, 企业并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比较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税收因素对我国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企业具有通过并购获得潜在税收收益的动机, 这种动机在通过并购亏损企业而获得税收抵减效应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获得债务税收效应方面受制于债务风险的综合考虑, 这方面的动机存在但是不够明显。另外,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的现象比较普遍, 税收优惠的假设未能通过统计检验。但是, 通过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统计性描述, 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享受税收优惠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也证实了并购交易中存在税收优惠所导致的税收流失问题。
税收作为企业并购的一个影响因素, 可以为加强并购监管提供有效路径。要加强对企业并购的监管, 注意企业免税条件的设立、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亏损企业的并购、所得税的税前抵扣以及并购后企业经营的连续性等问题, 防止并购中的各种税收流失现象。关注并购的税收动机和税收影响可以为构建企业并购的税收监管体系提供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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