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精选12篇）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1

近年来, 在中央“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 施工企业的海外承包工程取得长足进展。国际承包工程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面临一些问题, 反映在财务管理方面境外账务处理不规范, 对税务风险认识不足, 国际税收筹划未能有效开展, 最终影响了企业的经济利益。目前各国都在加强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严格税收征管体系。这种情况下, 遵守当地税收法规, 进行适当的税收筹划, 获取企业的正当权益成为所有境外施工企业的重要课题。

一、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内外部环境分析

我国施工企业的海外市场目前还是主要集中在亚非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施工企业主体仍然是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 企业面临的特殊内外部环境对税收筹划带来很多困难。

(一) 外部环境分析

1. 税收法制不完善

施工企业在形成筹划方案时, 必须对当地的税收法律体系有一个细致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方案, 因此税收筹划在税收法制完善的条件下更容易进行。如果没有完备的税收法制, 一方面企业无法确定所进行的筹划活动是否处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 从而无法区分自己的行为是税收筹划还是违法逃税或偷税;另一方面, 由于税法不健全, 纳税人往往可以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而没有必要进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税收筹划活动。

2. 税收政策不稳定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由于政局不稳, 往往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税收政策, 使得税收筹划面临诸多风险, 如政策不稳定、政策不统一导致的风险。

3. 税务执行不规范

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是合法的, 或者是不违反法律的, 但这种合法性还需要得到所在国税务机关的确认, 在确认的过程中, 客观上存在税收执法偏差而产生的筹划失败风险。

(二) 内部环境分析

税收筹划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我国,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税制环境的日渐改善, 税收筹划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企业对税收筹划的认识不断加深。但总的来说, 我国的税收筹划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企业即便是在国内开展税收筹划的意识也不高, 对于在境外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更是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 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 业务部门参与有限, 将筹划工作大多放在财务部门, 在筹划期间更注重事后的补救而不是事前的筹划。同时财务部门缺乏专门筹划部门或筹划人员, 财务人员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

二、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的建议

(一) 建立企业税收筹划战略

施工企业的国际税收筹划与实现其财务管理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也是很多中国施工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薄弱环节。很多企业开展尝试税收筹划, 但多数筹划行为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未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进行构建。筹划过程中的控制缺失和组织不力, 极易使筹划成本增大, 甚至引发筹划方案失败。因此, 中国施工企业要想能够成功“走出去”,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工程承包公司, 必须从战略的角度重视税收筹划工作, 将筹划工作视为关乎企业海外业务生死存亡的大事, 需要对税收筹划工作进行战略管理。

(二) 施工企业不同业务阶段筹划工作

1. 施工企业项目投标和境外分支机构设立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目前国内企业在境外项目投标中, 对于项目所在国的税收及法律条款考虑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投标报价决定, 即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中标, 也可能会发生不赚钱或者赚钱后无法拿回的情形, 因此在投标之初就需综合考虑:该国家的基本税收法律规定, 包括主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征管体系、该国税收协定网络情况。

(1) 以何种公司形式进行投标

如选择以在当地注册子公司方式投标, 投标公司为当地的法人实体、居民纳税人且承担有限责任, 可以享受居民纳税人的各项待遇, 即使项目失败, 母公司也是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如以母公司或者分公司名义投标, 优点是利用母公司现有的工程资质、以往成功案例获得认同, 进而增强竞争力;缺点是在当地是非居民纳税人, 从公司形式上也承担了无限责任。

(2) 项目谈判过程中获得项目税收优惠

目前一些国家由于财政预算资金不足, 在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为了使承包商报价降低, 往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承包商一定的税收优惠, 常见的就是铁路项目, 会给与承包商项目下进口机械设备暂免关税的优惠, 但需要递交保函。

(3) 当地税收法律政策中一般的税收优惠是否可以享用

为了提供当地人员的劳动技巧以及产业升级, 境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当地人员的培训费用都有税前加计扣除;对于进口高科技产品或者固定资产在折旧条件上有一定的优惠。这需要财税人员充分了解当地税收优惠, 找出可以享用的优惠条件。同时, 为了获得该项税收优惠利益, 必须按要求提供完备的相关资料。

2. 施工企业境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在施工企业境外生产经营中, 生产规模决策、购销决策、存货管理决策、成本费用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纳税因素, 都存在着如何进行税收筹划的问题。

3. 施工企业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 为在境外设立分子公司、组织实施项目都需要筹集和融通资金, 特别是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 项目承包的形式也越来越多, 比如BOT, EPC等项目, 往往需要承包商投入很大, 甚至是安排银团贷款进行项目融资。筹资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行为, 其对企业或项目业绩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企业所筹集的资金, 主要有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部分。

分析筹资中的税收筹划时, 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结构的变动对企业业绩和税负产生的影响;二是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 才能在税收筹划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收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债权融资虽然有利息支出可以从税前利润扣除的优势, 却存在到期还本的问题;发行股票、吸收直接投资, 虽然分派出的股息、红利不能在税前利润中扣除, 却无还本之忧。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应综合考虑所选择的筹划方法对所得税的影响程度, 才可以合法、合理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

4. 施工企业其他业务的税收筹划

在利润分配决策阶段, 由于利润是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的财务成果, 集中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效益, 也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重要经济指标。在施工企业的利润分配决策中, 可以根据税法合理提前或延后年度所得,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利润分配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三) 培养税收筹划队伍

国际税收筹划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决定了它是一项高智能的筹划活动, 对税收筹划人员提出了相当高的专业要求:首先, 要深入了解各个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和国情, 并能够充分预计其税法变动趋势;其次, 要熟悉各国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其与税法的关系, 明确两者的差异, 以便发现税收筹划领域;第三, 要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及其涉税事项;最后, 要熟悉各公司之间的税务联系以及各种税基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 随着各国税法日益呈现复杂性和频变性, 国与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税收合作的加深, 国际税收环境日趋复杂, 各企业需要培养自己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 设立专门的税收筹划部门, 以便能够获得较为理想的税收筹划结果。

(四) 研究税收协定, 重视税收协定中的优惠条款

对双边税收协定中税收优惠安排和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关注不够, 了解不透, 比如很少有“走出去”企业主动到税务部门开具《中国居民身份证明》, 因此难以享受到税收协定的有关优惠条款, 更不用说发生国际税务争议后, 企业申请税务协商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而当企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 往往已经回天乏力。因此, 尽快树立税收协定意识并应用于实践, 已成为“走出去”企业规避税收风险的基本手段。

摘要：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施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各国建设领域的竞争。国际承包市场的竞争不仅是施工技术、施工标准、成本控制的竞争, 也是财务管理特别是税收管理的竞争。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减少施工企业国际税收风险, 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摆在我国施工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阐述了国际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分析了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为施工企业确立税收筹划战略以及各阶段的税收筹划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施工企业,税收筹划,税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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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2

摘要：近年来，按照纳税人的不同规模进行分类管理已成为各国税务机关改革的重点，而对大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在税收管理的实践中，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大企业管理的经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跨区域经营、整体规模大、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程度高的大企业越来越多，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和影响也日益突出。传统的低层面、分散型的税务管理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如何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对其实行适当、有效的税收管理也是当务之急。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各国税务机关的组织结构有个明显的趋势，即从税种管理演变为功能管理并进一步向纳税人分类管理过渡。在税制改革的浪潮中，各国开始接受“管理问题是税制改革的核心而不是辅助的问题”（理查德·M·伯德，1989）这样一种观点，纷纷简化税制、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改善管理，并开始推行以纳税人为中心，为纳税人服务的管理理念，加大对大企业的监管力度。目前，采取分类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已成为各国税务机关改革的重点。在税收管理的实践中，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大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建立大企业管理的国际视角

1、发达国家大企业专业化管理的历程

在世界各国，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很大的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占了税收收入的大部分。这些纳税人能否依法纳税对税款征收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大企业往往具有经营多样、业务复杂、涉税事务繁多并进行专业税收筹划的特点，使其在税法遵从上存在较大的风险。为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管理大企业的税务机构，进行有效的税收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税务局(ATO)在1994年把企业纳税领域分为大企业领域和小企业领域两部分，从纳税人按交易类型进行的管理向强化为大、小型纳税人负责的管理方向转变。把资源投入到税收收入最大、情况复杂的征税领域中去，同时对复杂问题进行持续监控，增加对纳税人和行业的了解。

美国国内收入局(IRS)于2000年成立大中型企业机构(LMSB)，从纯粹的区域性组织机构转变为与企业类型相对应的组织机构，确立了通过公平执法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针对纳税人的不同特点提供相应的服务。

日本国税厅（NTA）1947年成立时，在每个区域税务局下属的检查和涉税调查处中都设有检查部门，负责对高收入个人和大企业进行专门税务检查。1960年调查科针对特大公司设立了特大公司科，1998年调查处设立了国际科，处理对国际交易的涉税事宜。

英国国内税务局(IR)于1997年建立大企业管理局(LBO)，包括13个大企业办公室处理公司税事宜，目的在于确保大企业和高收入者能依法纳税，帮助纳税人遵守纳税义务，保证税收收入。

2、大企业纳税人的划分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大企业纳税人的确定标准主要与其营业额、资产额、注册资本、应纳税款等指标有关。而单一采用某一种指标作为标准是不合适的，往往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认真分析和综合运用。具体来看，各国的划分标准也不完全一致：

澳大利亚是以企业的营业额为标准来划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大型企业为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的集团或独立经济实体，中型企业为营业额在1000万至1亿美元之间的企业，小型企业为营业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集团企业是被作为整体而不是各自独立的企业来看待。采用营业额为标准，能更真实的反映企业的复杂程度，并为小企业渐渐进入大企业行列留有空间。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局把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和流通企业作为大企业。大中型企业管理局又对这些大企业分为两类CIC和IC，CIC是指经营业务复杂需要审计小组协作审计的超大企业，IC就是一般的大企业。CIC的确立标准包括资产价值、子公司数量、对其进行税务检查所需的税务专家数量及按美元计算的收入水平。

日本国税厅对企业分类的标准是资本总额达到1亿日元以上的国内大企业以及外国公司（含常设机构）。资本总额的波动比营业额波动要小，并且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小，因此，用资本总额作为反映企业规模大小的指标，日本税务机关很容易确定哪些为大企业。大企业数量占所有企业总数的1.3%。

英国的大企业分类标准高于其他国家对大企业的分类标准，符合标准的大企业几乎都是非常大的跨国集团。受到大企业管理局管辖的企业所雇佣的职员超过全英国职员总数的60%以上。有些行业比如金融业、建筑业、保险业因其自身经营的复杂性，也作为大企业来管理。

3、大企业管理机构的职能设计

澳大利亚的大企业及国际税务局（LB&I）把精力集中到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处理审计、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等问题上。税务人员的层次从整体上来说比其他部门要高，一般具有各种知识背景，如会计、律师、经济师、统计人员、金融分析师和商业分析人员，还雇佣一些专业人士，如具有金融管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的人员。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机构（LMSB）把大企业划分为五个行业类型进行管理：零售、食品和药品行业；大型制造行业；金融服务行业；通讯、媒体和技术；以及自然资源。此机构还负责国际涉税事项，包括国际技术指导、税收协定和情报交换的税务管理以及代理性国际项目管理。同时也负责评价纳税人行为和市场趋势、进行环境调查等，以便对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做出更好的规划。

日本国税厅下设东京国税局、大阪国税局和名古屋国税局，在各级国税局下设税务署。税务署负责处理申报表、税收收入的管理和对个人及小企业的检查，不负责大公司。区局的大企业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大公司进行审计，对个人和小企业的特别审查和犯罪案件调查。大企业管理局和公司局、预提所得税局及诉讼局关系密切，以确保对所有纳税人的税务处理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4、大企业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企业管理机构的职能是有限职能，而非全职能。他们不承担纳税人所有的税收管理事务，而把精力集中到处理风险分析、审计、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等问题上。

澳大利亚大企业及国际税务局（LB&I）的工作重点是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析。这种风险分析可以是针对某个行业、某个交易或者针对整个税基，风险管理的结果取决于风险的性质以及对待风险的认识。建立风险机制能更好地了解其管辖的纳税人。它使大企业管理局能够对所有纳税人的风险情况作出合理正确的判断，从而支持大企业管理局在税务遵从、税收收入和管理效率方面的工作。

美国大企业管理局对经营业务复杂的超大企业运用审计小组进行协作审计，审计覆盖面约达70%。由于美国税法的复杂性，为确保相同情况的企业得到公平的税务处理，预测纳税遵从风险并作出及时处理也是该机构的重要职责。

英国的大企业管理局对所辖纳税人进行风险评估，并按照企业规模和业务本质来确定适当的税务处理。所评估的风险包括：纳税人的遵从态度、与税务局的关系是否影响税务遵从、应缴未缴的税款或延期纳税风险、由于税法缺陷或不足而引发的税款流失风险、税收筹划安排而引起的税款流失风险等等。

二、国外大企业管理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上述各国的管理实践来看，设立大企业管理局是加强大企业税收控管、促使他们遵从税法的前提和关键。他们的经验是：对大企业进行专业化管理不但可以促使这些户数少、税额高的大企业遵守法律，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履行纳税义务的缺陷，改进核心业务的运作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境内跨区域经营、整体规模大、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程度高的大企业越来越多，而目前低层面、分散型的管理无法真正管理到位，阻碍了总体税收管理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因此，对大企业的管理如果仅仅依靠常规管理，税务机关将无法全面掌握大企业的纳税能力、获利能力和实体功能，缺乏广泛的信息资料来正确分析、预测、规划税收收入，远不能涉及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只有适时调整管理目标，通过建立专业管理机构，实施专业化管理，逐步推动大企业税务管理由表层向内核发展。

1、借鉴国际经验，确定划分大企业管理的标准

我国的大企业与国外相比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内资的大企业是国有企业，而且集中在银行、金融、邮政、通讯、铁路、航空、石油等行业；大多数外资大企业，有大量的税收优惠可以享受，同时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复杂的税务问题。因此在对大企业划分标准问题上就不能简单的采用一种方法，而应当综合运用。参考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1）运用资产、注册资本、营业额、纳税额的标准，按企业规模分类，；（2）特定行业、复杂行业，如电信业、金融业、石油业、交通业；（3）跨国的大企业、或在中国跨区域的、连锁性的行业；（4）外国企业及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如海运、空运。在确定大企业标准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某些历史因素。

一般来说，对某一地区的税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都可以属于大企业，具体标准以当地

税源控管需要而定。如江苏省无锡市国税局，正在涉外税收领域内尝试大企业专业化管理，他们突破传统重点税源户的选择方法，借鉴国际经验，采用综合指标，选定了130户大企业作为试点，主要包括世界500强在无锡投资的企业、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投资两个以上的关联企业、在我国境外具有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与避税港有联系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特定行业的跨区域（国）性经营企业等。

2、根据我国国情，设置我国大企业管理局职能

在设计大企业管理局的主要功能上，通常有全职能和有限职能两种。（1）全职能是赋予大企业管理局全部的服务和管理功能，包括承担申报表的接受和处理、审计、涉税案件调查和起诉。这种方案可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减少纳税人在几个税务机构奔波的不便。（2）有限职能的模式是不处理税款征收，集中于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大企业税务管理的手段、模式应区分于其他企业，体现国际惯例，注重维护税收主权。因为首先，大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企业规模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大企业往往会在融资数量与自有资金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使资产与资本运作融合，这样通常会产生资本弱化问题。这种由于融资利息而产生的关联扣除和列支，其结果是以减少税收来达到增加资产的目的。这样的税收问题，往往是常规的税务管理难以发现的。

其次，大企业内部结构复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频繁，往往利用转让定价或成本分摊来转移利润，规避纳税义务。比如，集团公司利用地区间的税率和税收政策的差异，通过采用偏离市场正常价格的转让定价方法，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来使整个企业集团税负的时间和金额安排实现最优化。而现行的征管模式，可能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税务机关难以及时发现大企业内部较为隐蔽的避税行为，影响征管工作质量。

因此，应当把常规性的工作（如前台工作）与复杂性工作（如国际税收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设置大企业管理局的管理职能。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要加强对大企业的管理，就应该、也必须设立相应的专业化管理机构。而这一机构的职能则应该定位在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对企业运作进行实质性监控上，形成集日常征管、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等于一体的立体式管理方式。以集约式、专业化的管理来取代分散型、常规式管理带来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等问题。

3、依托网络技术，建立大企业管理智能化平台

按户管理、实现“管户”与“管事”的有机结合，是大企业管理的主要方式。而要保证管理的质量，必须要有相适应的管理手段。因此，笔者建议，大企业管理应充分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打造智能化管理平台，建立“一户式”电子信息库，全面掌握纳税实体的综合信息，形成与企业运作相同步的信息流监控，加强对大企业的基础管理，实现税收征管能力的共享。

在实践中，无锡市国税局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自行开发了“无锡市涉外大企业税收分类管理一户式信息系统”。在使用中，该系统显示出了三个突出的优势：一是数据集中优势。这个系统涵盖了税务机关能够采集到的大企业的各种信息数据，集成了CTAIS、反避税软件、所得税软件、出口退税软件等多个系统的数据，可以高效率地收集和

占有信息，为加强基础管理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分析、预测、监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二是智能分析优势。这个电子平台能够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自动处理、智能分析、增值利用。如，能够根据回归性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原理进行税源预测与统计分析。对一些重要指标（如税收负担率、行业利润率）设计了警戒线，如果企业指标突破警戒线，系统会自动以不同颜色提醒管理者注意，为税源监控提供了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三是效率优势。由于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了大企业数据归集和整理，大大节省了搜集信息的时间。如对大企业审计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可以从原来的1到2天缩短为2个小时，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套信息系统的开发，为大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提高了数据的增值利用和共享的程度，较好的减少了税务机关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管理不到位现象。

4、建立行业税收分析制度，加强大企业行业税收管理

美国大中型企业管理机构（LMSB）把大企业划分为五个行业类型进行管理。他们的做法是：建立行业分析小组，按行业门类进行行业分析。实践表明，这样的行业化管理，不仅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具体行业的一定层次的专门知识，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使税务机关集中精力，发现行业中特定的税务遵从风险，进行恰当的风险评估，规避行业税收风险，做到行业中税法实施的一致性，从而在税务管理过程中，对具有行业共性的遵从问题的纳税人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和管理。

在这方面，国内的税务机关也在尝试和努力中。从无锡市国税局的情况来看，他们将大企业按照分为钢铁、化工、商贸、纺织、服装、饮食、汽车等近10个行业，并确定专人负责对其中的钢铁、纺织等四个重点行业的税收情况进行管理和分析。他们通过收集行业资料，研究行业动态，掌握税源变化情况和企业经营情况，将企业特点分析与行业分析、区域经济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企业和行业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切合实际的分析与预测。由于抓住了税收工作的主动权，在防范税收风险等反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笔者认为行业化管理应该成为大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管理方式，税务机关应该积极探索行业管理思路，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行业分析师制度，在实践中培养一批行业专家，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5、加强教育培训，科学配置大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源

大企业管理局的税务人员面对的是业务量大、交易复杂并兼有专门税收筹划的大型企业，这就需要税务人员具备较好的税务技能和经验，掌握国际税收知识，熟悉税收领域的国际惯例。要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适当开展业务培训，如初任培训、任职培训、更新知识培训、业务知识考核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目前，从实际出发，可以有计划的培养一批干部先行开展这样工作，依托骨干以点带面，以最少的人力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征管效果。

大企业的税务管理应该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来看待。对占绝对税源的少数大企业实行专业化管理，不仅是抓住了税收征管中的重中之重，加强税源监控，而且能够促使对大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对企业的管理监控更加精确到位，不断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在管理的深度和质量上不断走上新的台阶。

构建国际税收新秩序 篇3

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税收新秩序的理念，为下一阶段国际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

伴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税收舞台也并不平静。跨国公司逃避税愈演愈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源分配上的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到G20杭州峰会公报，国际税收合作一直都是重要议题。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税收新秩序的理念，为下一阶段国际税收改革指明方向，推动各方携手共建有利于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打击跨国逃避税

G20杭州峰会在国际税收合作上的一个成果，就是将遏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简称BEPS）行动计划在多个方面都得到了推进。

BEPS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实施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其目标是通过改善国际税收规则，来遏制跨国企业逃避税。

“近几年，跨国避税的现象越发严峻。”中国财政科学院副院长苏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据不完全统计，BEPS导致的全球企业所得税流失每年高达1000亿至2400亿美元。

其中，无形资产逃避税是“重灾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本贵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跨国公司生产链的创造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了专利技术、特许权使用费、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一纸法律文书的签署就可以将上亿美元的资金从生产地转移出去。”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高级经济政策专家 Jane G·Gravellem曾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谷歌、苹果、脸谱、星巴克等跨国企业通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模式，将美国法定的35%公司税率降低到实际税率不足10%。

所谓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就是跨国公司在内部，身处高税国的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而身处低税国的企业则向其高税国的关联企业制定高价。这样，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了低税国，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整个跨国集团的税负。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泽平表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更加激进的无形资产税收筹划，许多收入无法根据现行规则被认定为来源于任何国家，从而成为“无国别收入”，不用在任何国家纳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相关国家的税基都被严重侵蚀，使国际社会面临的税基侵蚀问题空前严峻。

正是在这种紧迫的背景下，G20对打击跨国公司逃避税凸显务实之风。G20公报表示，呼吁提高各国的税收透明度，对尚未在落实国际税收透明度标准上取得满意进展的辖区，将考虑制定防御性措施。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G20国家单边保护税基，对跨国企业利润进行全额征税，对上述辖区采取资本流入流出限制、贸易限制、货物限制等政策。

打击跨国避税，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种历史趋势下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输出时代。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跨境税源的监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确立和运作，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在本届G20上力推加强各国税收透明度的重要原因。

在加强各国税收情报的交换上，G20公报为此设立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比如要求相关国家签署并批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并最迟在2018年底前实施金融账户自动情报交换标准。

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税源

如果说打击跨国公司逃避税需要G20各国携手攻坚，那么跨国公司税基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则充满了博弈与竞争的意味。

G20国家代表了全球生产总值的80%，从经济实力上来讲，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益重要。然而这在国际税收上并没有对等地体现。

李本贵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在国际税收合作规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以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为主导制定的，很多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国际税收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虽然在G20公报中并没有明确提及重构国际税收规则的条款，但在中国主持的国际税收讨论中，一直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权益积极争取，力求构建国际税收新秩序。这一权益的争取不会随着G20杭州峰会的闭幕而结束，未来博弈仍将继续。

其中，最大的焦点便落在，如何将利润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每个经营环节，进行合理的分配。

李本贵表示，发达国家通常认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一般大部分来自上游活动，包括产品设计、研发或核心部件的生产等等，以及下游活动的末端，也就是品牌营销。处于中间的生产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则被大大低估。而现实中，中间环节往往正是落在发展中国家。

此外，例如设计、品牌等要素到底有多大价值、在利润中应占多少比例，发达国家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评估方法，使税收权益的争取，已然变成了各种评估方法的“艺术”。这实际上就是通过规则的制定，通过利润分配的不平衡，让发达国家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税源。

目前发展中国家博弈的抓手，是要求公平地评价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每一环节创造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按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产、销售收入、雇员人数和雇员工资，来划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 篇4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政策模式,EET模式

一、企业年金与税收政策

(一) 企业年金

世界银行1994年发表的题为《防止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报告中, 将养老金制度改革思路概括为养老保险制度的三支柱体系 (Three—Pillar Pension System) , 即公共养老金制度 (第一支柱) 、企业年金 (第二支柱) 和个人储蓄计划 (第三支柱) 。第一支柱主要是那些公营并强制参加的养老金计划, 基本覆盖本国所有企业职工, 即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主要指那些由个人 (家庭) 自愿参加的养老储蓄计划, 与个人就业没有关系, 即个人储蓄计划;居于前两者之间的养老金计划为第二支柱, 主要指那些为本企业职工举办的养老金计划, 一般与职工就业关联, 可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 完全基金式运营, 统称为企业年金计划。

我国将企业年金的概念定义为, 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 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企业年金制度既不同于社会养老保险, 也不同于商业保险, 是现代多支柱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 其直接目的是提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 过去一直称之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 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 采用个人账户式管理, 实行市场化管理。

(二) 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模式

在一个企业年金计划中, 企业年金的资金将经历三个交易环节:筹资缴费环节、投资积累环节和领取给付环节。企业年金的三个阶段都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各国各具特色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就体现在政府是否在这三个环节上征税和采取何种手段征税。主要表现是:在筹资缴费阶段, 企业是否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是否交个人所得税;在年金投资累积阶段, 涉及投资收益税和利息税;在领取给付阶段, 是否就这个养老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因此, 税收政策在这三个环节中影响着企业年金的发展。

企业年金的三个环节对应的是不同的税种, 区分针对企业年金的税制类型的通常做法是分别考察针对企业年金每一环节的税收待遇。根据针对各个环节税收待遇又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征税 (Taxing, T) 和免税 (Exempting, E) 两种。这样针对企业年金的税制类型进行排列组合, 具体模式又可分为EEE、EET、ETE、TEE、EET、TTE、TET、TTT8种模式。对于企业年金的实践而言, EET、TEE、TTE、ETT征税组合属于一般形式, EEE、TTT、TET、ETE则属于少见的特殊情况。因此, 选取EEE、EET、TEE、ETT、TTE等5种征税组合模式进行分析。

二、企业年金相关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

结合企业年金的税收模式的选择分析, 发达国家企业年金计划普遍采用的是EET模式 (仅有匈牙利采用了EEE模式) 。

在企业年金缴费环节, 为了防止企业年金向高收入人员过度倾斜, 一些国家和地区规定在工资的一定比例内缴费可以免税的同时, 还以绝对额的形式规定了缴费额的上限。还有的国家对超过标准的部分加税, 如澳大利亚规定雇主缴费在一定范围内纳税15%, 而对高收入雇员的雇主缴费部分可能会加税15%。美国规定企业建立401 (k) 计划要满足对雇员的“非歧视测试”。

在缴费扣除环节, 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扣除范围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和地区对企业年金实行与基本养老保险相同的税收政策, 将缴费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免除所有税费;有的国家规定企业年金可以免交收入所得税, 但要缴纳社会保障税, 如瑞典、法国、美国等;还有一些国家规定雇主缴费要缴纳的雇员附加福利税, 如新西兰。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征税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0个左右, 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对投资收益实行税收优惠, 只有新西兰的税率最高, 达到33%。有的国家对投资有风险的领域 (如股票) 降低税率, 如丹麦。

在领取环节, 在对企业年金领取环节征税时, 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按收入所得税计征, 即与其他收入如公共年金合并计算。有的国家和地区不鼓励一次性待遇领取, 因而制定了较高的税率, 如丹麦规定年金待遇一次性领取要纳税40%。相反有的国家允许在一定额度范围内免税领取, 因而增加了优惠程度。美国401 (k) 计划还规定了“困境领取”条款, 允许雇员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前支取部分待遇。

三、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制

(一) 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

综观世界各国企业年金制度的特点可知, 企业年金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大多数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得到了各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由于大多数国家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实行的是“诱导性模式”, 即政府并不强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所以, 税收优惠对于这种自愿性的企业年金计划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只有提供必要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才有利于促进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也只有企业年金制度得以发展, 才能更有力地推进我国养老保障改革的进程。

(二)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宜选EET模式

横向比较世界各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可以发现, 在8种可选择的模式中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是EET税收优惠模式。我国采取EET的税收模式较为科学合理, 并且根据税收的公平性, 也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

第一, 企业年金筹资时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我国目前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以在成本中列支, 国外税法允许企业税前扣除的缴费比例一般为15%左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可允许企业税前列支工资总额的5% (即深圳市的做法:企业年金缴费额的1/3享受免税优惠, 即在参保员工工资总额5%的部分从企业成本中列支) 。对于个人在参加企业年金时的缴费也应给予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优惠。但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限制措施, 防止一些企业以增加员工福利的名义逃税。

第二, 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征短免长”。国际上一般都对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实行免税。可是, 时至今日我国对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尚无免税的规定。由于企业年金金额较大, 积累和使用都带有长期性,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 防止因企业年金的短期逐利行为而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冲击, 可对投资收益给予有条件免税。建议对短线投资收益课以重税, 而对长期投资收益则免征所得税。为使企业年金切实发挥养老的作用, 监管部门必须明令禁止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提前离开承办机构, 严厉处罚“长险短做”行为。

第三, 在受益人领取企业年金时征税。由于企业年金在很大程度上能减轻国家基本养老的费用开支, 所以对企业年金受益人在领取企业年金时可以按略低于当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征税, 以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企业年金。

(三) 政府对企业年金既有鼓励又有限制

在任何一个自愿性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中, 税收政策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政府要鼓励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 就应确保不会由于养老保险而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沉重的税收负担, 并尽量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作为激励。在给予税收优惠的同时, 政府一般也会对补充养老保险的设计和运作施加一定的限制, 以避免企业滥用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其它目的。

因此, 在使用时也必须把握好以下几大原则。首先, 税惠幅度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限度。既要调动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积极性, 又要充分考虑即期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其次, 税惠模式的选择要结合我国国情。企业年金税收减免应该覆盖企业年金运作的各个环节, 在充分比较不同模式特点的基础上, 选择适合中国社会特色的方案。同时, 应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制定相应的限制性措施, 如限制年度企业年金供款额占职工年度工资总额的比例, 对提前支取年金基金者实行惩罚性税率等。最后, 必须将加大税惠和加强监管相结合。税收优惠和税收漏洞往往如影随形, 实行EET税制模式有可能方便了某些利益集团逃税, 为此要制定必要的预防措旆, 加大财税监管力度。同时还应改革原有的财税监管手段, 使用适当的监控指标,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从而推动企业年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企业年金财税政策与运行[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

[2]逯志军.企业年金税制国际比较与借鉴[J].云南财经大学.

[3]卫健.鼓励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

[4]龙军.中国企业年金发展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

[5]韩建平.对企业年金税收模式的分析[J].大众商务, 2009 (12) .

[6]杨燕绥.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

税收筹划的国际借鉴 篇5

【关键词】税收筹划;现状;国际比较

1.主要国家的税收筹划分析

在欧美等国家，由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商品税的税款会转移到消费者的头上，所以筹划的空间和可能性都较小，而所得税属于直接税，税负不容易转嫁，纳税人本身又是负税人，所以税收筹划的对象主要是所得税。

对所得税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后，企业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投资的边际收益。

以下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

1.1 有完善的税收立法制度为税收筹划作前提

在美国由国会制定联邦税法，其他各级立法单位制定州和地方税法，而且需由超过三分之二的公民进行投票表决通过后才可执行。

充分彰显了纳税人具有表决权和拥有独立性。

由于美国州与州之间税法有较大的差异性，税种开征、停征、征税对象与税率、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就便于比较，给税收筹划提供了较大的筹划空间。

1.2 税制设计合理，征管模式先进为税收筹划提供保障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美国家实行的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结构，而在所得税的构成中又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而我国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建立起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双重税制结构，所得税所占的比重极小，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到7%。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应把所得税直接税作为改革的重点，既能不断缩小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又可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

在美国的联邦税务局中，有完备的税务征管机构，早已拥有先进的网上办事系统，可直接查询各个年份全国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和详细资料，对违法纳税人的处理严厉、到位，没有烦琐的行政干预，拥有较高的权威性。

而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利用计算机等先进的征管手段有待进上步提高，税务部门还无法较为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纳税等情况，这就给纳税人带来的较大的偷逃税款的空间。

1.3 通过减计应税所得项目进行筹划

美国税法规定，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所得才确认为计税所得，才需纳税。

这就产生的一个理论漏洞：资产有增值，但是由于没有交换或变现，就无需纳税。

因此国外很多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购入土地等具有增值潜力的资产，资产增了值，但是不急于出售，企业就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而且企业在银行的借款利息还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税前扣除。

1.4 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企业的组织形式所适用的税法有很大的差异。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缴纳的是个人所得税，而股份有限公司需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公司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不可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可享受限额为100美元的免税股利。

而且，还规定如果股份有限公司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按合伙企业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充分利用税法的规定就可以节约数额较大的税款。

1.5 充分利用费用扣除项目的时机选择进行筹划

除了要考虑所得项目的筹划外，纳税人还会充分考虑扣除项目确认的相关问题。

如扣除的时机、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适用的税率等。

2.对我国的启示

2.1 建立起以所得税为主的合理的税制结构和运行机制

健全和完善所得税制，使所得税更能充分发挥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可使纳税人有更大的税收筹划空间。

对税法条文的修订过程中，对税法规定中不明晰、模糊的界定应加以改进。

如税收筹划应顺应国家的立法意图，何谓“国家立法意图”就很难准确界定。

因此，在税法的不断完善和修订中，应减弱税法条文的弹性，加强一些硬性的规定，对一些判定给以准确的标准，这样就降低了税务人员和纳税人双方作弊的可能性。

2.2 不断提高征纳税双方人员的素质

长期以来我国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较弱，而有些企业的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针对这种现状，要在全社会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加大举办法制教育培训班频率，使法律观念和意识真正的深入人心，而不只是流于形式。

对企业的财会人员不断进行业务培训，熟悉国家的会计、税法、企业管理等最新的理论和政策，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税收筹划，使税收筹划这一政策能在我国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

对税务机关来说，要加大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监督工作，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杜绝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为税收筹划的执行提供一个良好的税收大环境。

2.3 加大对偷逃税款的惩罚力度，促使纳税人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

在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得以提高的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如果纳税人偷逃40%的税款，面临的只是10%或更少的罚款，那么纳税人为什么不去偷逃税款呢?所以，加强税收的强制性，增强税法的权威性，在客观上就促使纳税人遵纪守法，进行法律许可范围的税收筹划。

2.4 加强对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全面、复杂的理财行为，集税法、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融为一体，它要求税务筹划人员除了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还应熟悉国家最新的税法政策及别的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能把这些专业知识跟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总体上进行筹划分析，更多地顺应立法的宗旨，使企业能充分利用宏观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指导，既能实现企业经营成本的减少和利润最大化，又能对企业的生产、发展做出长远规划。

税收筹划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市场观念与税收征管法制化的有机结合。

会使纳税人实现成本最低化与利润最大化的惟一手段就是进行纳税筹划，所以在不少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一些咨询机构中，税务筹划的咨询业务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的企业聘请注册税务师、税务顾问或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不仅降低了税收筹划的成本，而且也提高了税务筹划人员的专业和道德素质，这就在客观上加速了税收筹划行业的发展速度。

2.5 对税收筹划风险的存在要正确估量

纳税人正确地运用税收筹划，就可以使纳税人减少纳税成本，使会计利润最大化，但是如果纳税人曲解或误解了税收的法律法规而实施的.税收筹划，由此带来的损失就要由纳税人自己承担。

2.5.1 企业应考虑机会成本的高低

机会成本是指一种资源(如资金或劳力等)用于本项目而放弃用于其他机会时，所可能损失的利益。

在进行税收筹划方案的设计时，应该既考虑显性成本，还要考虑隐性成本，它们共同构成了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就样这可以使收益最优化。

2.5.2 应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流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如果税负相同，筹划期间大致相同，那么就应选择税款延迟缴纳的税收筹划方案，尽量使费用扣除提前，应税所得额的实现延后，这就相同于获得了一笔数额相等、期限推后的无息贷款。

3.结语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筹划经验，培养良好的税收环境，提高征纳税双方的素质，不断改进税收筹划的方法，使税收筹划真正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于前.我国企业实施税收筹划的理论分析[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5):37-38.

[2]计金标.税收筹划(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1.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6

【关键词】税收竞争;税制改革;税制优化

1.国际税收竞争活动的产生发展

国际税收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为了提高本国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许多国家(地区)大量的采用了税收手段，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各国竞相降税、竞相提供税收优惠的趋势,并且逐步演变为国际税收竞争，且愈演愈烈。至今来看，国际税收竞争不只体现为对资本输入国的投资效应，更多的是对资本输出国的负效应，即有害税收竞争，而这类国际税收竞争的负效应使得大量税收直接优惠方式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方式，这就会扭曲资源的流向,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对居住国政府的财权利益造成间接的损失，恶性税收竞争必然会引起资本输出国的反感，反恶性国际税收竞争运动也由此开始。

而事实上，国际税收竞争由来已久，有国际贸易便有国际税收竞争。近些年以资本输出国为代表的国家发起的向有害税收竞争开战的全球运动使国际税收竞争重新被关注。欧盟于1997年在其内部发起了抵制有害税收措施的行动,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发起了类似行动。两项行动的矛头都直指主权国家的税制,其目标是迫使相关国家改变其税制中“有害”的成分。进入21世纪后，OECD国家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跨国税务管理上进行了新的合作，国际税收竞争也有了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

2.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研究

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也由来已久。比如由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 ) 在1971年提出的优化税制理论，认为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其次税制设置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这一优化税制目标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他们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因此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再比如戈登(Gordon，1992)在《Can Capital Income Taxes Survive in Open Economies?》一文中，认为现实中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的收入实行双重税收管辖权，当然纳税人可以通过抵免法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税负。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

3.国际税收竞争下我国税制改革的趋向

在新的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对国际资本需求仍然旺盛的国家，在制定吸引外资的税收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发展以及反恶性税收竞争的新动向。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制度在总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如何避免成为资本输出国这场反有害税收竞争的打击对象，是当务之急。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我国在税制改革方面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综合税率的定基。在确定合理所得税负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外资优惠政策体系，保持具有竞争优势的税收投资环境。两套税法的合并，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所得税税负内外资的诸多不公平，25%的法定税率兼顾了内外资的投资需求。同时必须在基本保持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投资环境，再给予适当的税收间接优惠方式，充分利用我国的市场环境、经济增长预期使得我国的总体国际税收投资环境良性发展。

第二，完善流转税制的改革。在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之间的调整与改革，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加强税收竞争能力，应该加快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改革步伐，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营业税，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规范增值税税率和征收率，合理企业增资税税率水平。同时根据当前居民生活习惯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调整消费税的增税范围，进一步强化消费税的二次调节目的，优惠税收的收入调控职能。

第三，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方面，应该考虑引进外资的优惠方式逐步逐步向科技含量高、技术资本密集的行业发展，采取按行业或技术标准进行优惠，采用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以间接优惠为主，并且也给予内资企业。同时还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扣除，科研费税前列支，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等间接优惠形成予以优惠。

第四，建立税收优惠的评价机制，尽量采取措施消除对资本利得经济性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合理权衡其收益--成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必要的效益--成本分析，减少优惠政策的滥用性和盲目性。

同时，还要提高税收政策制度透明度，健全和规范税制，大力推进税收法治化、征管信息化进程，提供优质税收服务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国际税收协调等。只有全方面的考虑我国税收环境与所处的经济环境，才能避免在国际税收竞争中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才能使税收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也才能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１］赵宗强.我国面对国际税收竞争时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2011．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7

目前, 各国都在通过政策鼓励企业的研究开发与创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等发达国家都推出了高新技术企业应税收入抵扣政策, 即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抵扣比实际发生的更多的R&D费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也都实施了较大力度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1]。

我国也早在1996年就首次制定了针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鼓励政策。2008年,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试行) 》, 正式开始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大面积的税收优惠。该政策的颁布大力推动了我国研发费用的投入。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在《中国创新指数 (CII) 研究》中指出, 在2008年也就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试行) 》实施以后, 我国创新投入有了显著提高, 而创新投入的提高又增加了来年的创新产出:投入指数2005—2008年年均增长4.3%, 2008—2009年增长15.0%。R&D经费占GDP的比重指数、基础研究人员人均经费指数、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指数也分别从2005—2008年的年均增长3.7%、7.9%和1.1%, 增长至2008—2009年的16.0%、14.2%和27.9%。产出指数2005—2009年年均增长6.2%, 2009—2010年增长7.7%。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数指数和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数也分别从2005—2008年的年均增长14.9%和6.3%, 增长至2008—2009年的32.4%和21.5%[2]。这些数据表明, 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企业的创新投入有了快速增长, 创新产出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可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直接影响着我国企业的创新投入, 进而影响着创新产出。虽然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企业创新投入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政策实施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中小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积极性不是很高、西部欠发达地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的不太好, 等等[3]。究其原因, 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本身有一定的改进余地, 二是好的政策还需切实的落实。

为进一步了解有关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 本研究于2012年走访了85家符合优惠条件的企业。在接受调查的85家的企业里, 仅有48家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其中62.5%的企业认为政策实施效果很好, 18.75%的企业认为一般, 其余18.75%认为效果不显著。在已经享受此优惠政策的企业中, 有73%的企业认为是政策本身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将通过对一些典型国家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 在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提出建议。

1 典型国家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1.1 加拿大

加拿大在1985年颁布了永久的针对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加拿大在所得税法中指出, 企业的科技研究和实验开发费用可以给予全额的20%的税收抵免。比较特殊的一点是, 加拿大地方政府也有制定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的权利。并且, 对于小型私人的加拿大独资公司, 加拿大政府给予了非常特殊的优惠, 不仅将税收抵免的比例增至35%, 上限为300万元加币, 而且企业当年抵扣不足的部分是可以退还的[4]。

1.2 英国

英国同样颁布了永久的针对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 并对于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给予大额度的税前加计扣除。在英国, 相关税收优惠的额度依据公司规模的不同而不同。大规模公司即员工在500人以上、或年收入在1亿欧元以上、或总资产在8 600万欧元以上的公司, 可以享受30%的加计扣除;中小规模公司即员工在500人以下、年收入在1亿欧元以下, 并且总资产在8 600万欧元以下的公司, 最初可以享受到75%的加计扣除, 在2011年4月1日修改为加计扣除100%[5], 在2012年4月1日更是将加计扣除比例增加至125%。在英国, 中小规模的企业可以享受更大程度的优惠, 并且这种优惠的额度在一直增大。另外, 英国并不限制研发活动的发生地点是不是在英国境内[6]。

1.3 美国

美国最早关于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出台在1981年, 经过多次的延期与修订, 最新税法规定, 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 超过基础部分的, 可以给予20%的税收抵免。基础部分的核算方法为, 核算年前5年的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总和占收入总和的百分比, 乘以核算年前4年的收入平均值。另外, 基础部分不可以低于当年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总和的50%。美国对于企业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基不是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 而是研发费用的增量, 可见美国鼓励公司每年不断增加对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7]。

1.4 印度

印度较早发现了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性。早在1961年, 印度就在所得税法中规定, 本国公司研发费用可加计100%进行扣除;特定公司在本国境内发生的研发费用, 可加计25%~100%进行扣除。此法令有效期至2012年3月31日, 并已被延期至2017年3月31日。并且, 印度规定所有享受税收优惠的研发活动必须发生在本国境内。印度不仅区分了本国公司与非本国公司的不同程度的优惠, 并且规定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发生地点[8]。

1.5 中国

我国在1996年开始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实施税收上的鼓励政策, 在《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所得税前扣除, 并且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超过10%的, 允许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我国最早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政策, 以研发费用增量为税基, 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增额的50%, 以鼓励企业增加对研发费用的投入[9]。

2006年, 我国《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技术和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若干配套政策》在原有的基础上细化了研发费用扣除政策的实施方法。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 可按税法规定再5年内结转抵扣[10]。并且在《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6]88号) 》中明确指出, 将扣除主体由原有的国有、集体工业增加为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11]。直至2010年, 许多文件在不断细化扣除范围。此外, 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有特殊优惠。

2 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

各国针对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相关规定的主要差异, 可总结为表1所示。

2.1 关于中小规模企业的特殊优惠

2003年OECD发布的研究和开发的税收优惠的问题与趋势指出, 对于大公司, 研发费用税收抵免和津贴都能起到降低税负的作用, 而对于小公司, 研发费用税收津贴的效果更加显著[12]。

英国和加拿大都是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制定不同力度的研发费用优惠政策, 对于中小规模公司给予更大幅度额优惠;同时, 英国对于中小规模公司的政策优惠力度还在不断加大, 而加拿大针对小规模公司制定了特惠政策, 规定了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以现金形式返还, 与税收津贴有同等的效果。我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并未针对公司规模的大小予以不同程度的优惠。

2.2 关于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

在本文提到的5个国家中, 只有加拿大的地方政府有权利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英国的国土面积较小, 国内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总体差异不大;美国虽然国土面积巨大, 但作为全球经济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 美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已日趋均衡。全国统一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较好地适应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环境。而加拿大有着99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经济发展分布较不均衡, 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加拿大无论是从国土面积上还是从经济格局上, 都与我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而我国目前并未针对不同的区域而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2.3 关于政策的有效期

加拿大和英国都颁布了永久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经济发达, 经济体制成熟, 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相关政策的延续性较强。而美国以及印度虽然没有颁布永久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却规定了每条政策的有效期限, 政策到期后再进行修订或延期。

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迅猛, 但制定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最早也是在1996年, 起步相对较晚。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格局的变换, 现有政策也在不断地测评之中, 会出现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不断调整, 然而我国的相关政策及调整细节出台, 基本上都是没有规定有效期的。

2.4 关于发布政策的口径

加拿大、英国、印度和美国不仅规定了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 并且在期限到达时会顺延或更新政策, 不会出台重复或冲突的政策。而我国的相关政策发布单位多、条款多变, 没有确定的执行期限, 甚至一些政策存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例如, 政府各部门不同文件对于研发费用的范围、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范围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的范围规定都不尽相同, 如表2所示。

2.5 关于研发活动的发生地点

印度明确规定所有享受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必须发生在印度境内, 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没有做此类规定。与印度相比, 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经济较为发达, 科技更加领先, 对于一些跨国公司, 无论其研发活动发生的地点是在境外还是在境内, 只要是在境内公司进行结算, 就都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

我国与印度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 但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并未限制企业研发活动发生的地点。

3 我国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改进建议

通过以上典型国家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 借鉴其他国家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长处, 对我国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改进建议如下。

3.1 增加对中小规模企业的加计扣除额度

我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旨在帮助有研发投入的公司减少税收负担, 从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增加企业来年的研发投入, 而小规模公司盈利较少, 税收负担并不很大, 能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获益较少。

企业的研发项目往往回报周期长, 并伴有较大的风险, 而中小企业运营资金较少, 承担风险的能力也较弱, 要完成研究开发项目更加迫切需要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因此, 我国应该在制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更加关注中小规模企业, 加大对其优惠的力度。可适当增加对中小规模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额度, 以增强中小规模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和能力。

3.2 增加地方性细化

2011年,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科技进步法》进行了立法评估, 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施政策是重点评估内容之一。评估结果显示,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总数依然偏少。2008年, 除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外, 其他省市均少于1 000家;2009年仅新增安徽、广东和山东3个地方。总体来看, 东部发达地区落实情况较好,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落实情况欠佳[13]。全国统一的相关优惠政策不能很好地起到激励个别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法很好地适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情。

因此, 政府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发展战略制定不同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鼓励政策, 使全国经济发展更加均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国西部地区意义更加重大, 可适当增加对西部企业研发的鼓励力度, 调节政策优惠幅度及实施细则, 鼓励西部地区的企业研发活动, 推动经济发展。

3.3 确定政策的有效期

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制定应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 制定有效期, 不然的话会给企业在政策执行方面造成一定的困扰。

首先, 不规定相关政策的有效期限, 企业就无法做好准确的长期财务预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因而, 企业的研发投入不仅取决于上一年企业的财务状况, 长期的财务预测更是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重要依据。确定有效期限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做长期的财务预测, 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对研发投入进行长期的规划, 以更好地达到该政策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目的, 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

其次, 相关政策没有有效期限, 会影响企业对于新政策的学习。相关政策没有制定有效期限, 企业就要不断关注是否有新政策出台, 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有遗漏, 无法第一时间享受到新的政策优惠;而且, 新政一旦出现就可能会使企业措手不及, 更会可能给企业带来为适应新政策而重新核算等麻烦。规定政策的有效期限, 可以使企业不必担心有效期内政策的变动, 并在新政策出台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3.4 统一口径发布政策

目前, 我国相关政策的发布单位过多, 甚至条款有冲突, 非常不利于企业对于该政策的执行和推广。

首先, 过多的发布单位和冲突的条款会使企业感觉无所适从, 不知该执行哪一条政策。这就类似于多头领导, 是管理学中的大忌。不仅是对于企业, 就连执行政策的税务部门也无法准确选择具体的审核和操作方法, 使工作方法和流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给工作带来一定的负担。政府统一口径发布政策, 可以使公司和税务部门按照确定的制度办事, 增加工作的流畅性,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 本身对于企业内部的财务处理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要求企业对于可以加计扣除的项目严格划分, 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申报。对于企业来讲, 学习该政策、培养执行该政策的从业人员, 本身构成一定的负担。政府各个部门不定期对政策的调整, 要求企业时刻关注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 按照新政策重新培训员工, 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执行政策的成本, 也是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效果。政府确定政策的有效期限可以减少企业的工作量, 节省企业执行政策所产生的成本, 同时增加企业执行政策的动力。

3.5 限制研发活动的发生地点

我国应该借鉴印度的相关政策, 限定享受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必须发生在我国境内。如果不限制企业研发活动发生的地点, 就有可能发生牺牲我国的税收而支持国外的研发项目的情况, 而使资源外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我国境内已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限制享受优惠的研发活动在境内发生, 鼓励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做研究和开发, 可以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 从而为推动经济增长作长久的贡献。

4 结论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8

众所周知,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某些个别国家的问题, 它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妥善的解决好养老问题将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做出巨大贡献。实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纳税递延目的是促进我国年金市场的发展, 充分发挥年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支柱作用, 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均实行的EET模式, 《通知》的出台表明我国年金市场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实行EET的税收优惠模式, 能否有效的促进年金作为第二支柱的发展, 还取决于我国年金市场的现实国情。在我国第二支柱尚未形成, 年金整体覆盖率低的背景下, 单纯实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将加大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 有悖公平。要真正促进我国年金市场的发展, 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 需要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使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全体国民。

1 年金市场现状

1.1 我国年金市场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2013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

2004年新的企业年金制度确立, 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进入了实际运营阶段, 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从图1我国企业年金基本发展情况表可以看出, 近年来我国企业年金发展迅速, 呈直线增长, 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从2007年的3.2万家增长到2013年的6.61万家, 参与职工人数从2007的9百多万翻倍到2013年的两千多万, 与2007年相比, 2013年的基金积累额更是增长了3倍多。上述各项数据表明, 我国企业年金市场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参与职工人数、基金积累值都保持稳定的增长, 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近年来企业年金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距离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还相差甚远。截止到2013年底, 中国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只有6.61万户, 占全国一千多万户企业不到1%, 覆盖职工人数2056万人, 仅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6.5%, 年金覆盖率极低。

1.2 年金市场规模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s Outlook 2012-OECD 2012。

企业年金的发展及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如何, 其能否成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 还有赖于一国企业年金的资产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 这涉及到企业年金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作用。从上表可以看出, 2010年OECD国家企业年金总资产高达19.2万亿美元, 其中最高的是美国10.6万亿美元, 占GDP的12.7%, 其次是英国, 2010年企业年金资产2万亿美元, 占GDP的88.7%, 日本居第三位, 企业年金资产规模达1.4万亿, 占GDP的25.2%。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这三个国家2010年企业年金资产规模也均超过1万亿美元, 企业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高, 分别为90.9%、64.7%、134.9%, 尼德兰的企业年金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上述不论是企业年金资产规模还是占GDP比重都很高的六个国家之外, 一些国家虽然年金资产的规模不算大, 但其占GDP的比重却相当高, 比如智利、芬兰、冰岛、瑞士, 他们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 其中冰岛的企业年金占GDP的123.9%, 瑞士的企业年金占GDP的113.8%, 智利67.0%, 芬兰82.1%。这些国家几乎都引入了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企业年金制度, 积累了大规模的养老金资产。此外, 丹麦、爱尔兰、以色列这三国企业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也较高, 分别有49.7%、49.0%、48.9%, 几乎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与上述企业年金发达的国家相比, 中国的企业年金发展还相对滞后, 2010年企业年金资产规模近400亿美元, 占GDP的比重也仅为0.7%, 还不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 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企业年金参保人数仅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6.5%, 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不到全国一千多万户企业的1%。在此背景下, 实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纳税递延一方面有悖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另一方面也难以有效发挥税收优惠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我国目前有一千多万家企业, 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只有5万多家, 而且多是效益较好的国企、央企, 一旦实行企业年金的纳税递延, 获益的只有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 99%以上的企业职工并不能通过企业年金的形式延迟纳税, 反而只能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且, 要发挥延迟纳税对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 就必须以企业年金在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为前提, 否则难以起到影响作用。

2 国外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介绍

401 (k) s计划是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养老金计划, 最早出现的是1978年开始实施的传统401 (k) ,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设立企业年金计划, 美国随后又推出了简易401 (k) 计划, 相较之下, 简易401 (k) 计划在设立、年检、程序等方面少了很多限制, 除企业年金计划之外, 美国还设有IRAs-个人储蓄账户。

传统401 (k) 和简易401 (k) 都是由雇主发起设立的, 参加401 (k) 计划的个人必须是受雇于有401 (k) s计划的企业;而IRAs是个人储蓄账户, 任何满足条件的个人都可以参加。上述三种养老计划的缴费都是税前列支, 领取养老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具有延迟纳税的性质。由于401 (k) s是由雇主发起设立的, 雇主通常会有一定比例的匹配缴费, 但不超过一定限制;IRAs只有个人缴费。在最高缴费限制方面, 传统401 (k) 计划个人每年的最高缴费为17, 500美元 (2013和2014年) , 50岁及以上的老人可以选择每年多缴5, 500美元 (2013和2014年) 。

2001年10月, 日本国内通过了《确定缴费年金法案》, 并于2002年4月生效。日本DC型企业年金计划与美国的401 (k) 计划有很大的类似性, 计划管理同样采取信托模式, 雇员可以参与养老金投资决策, 缴费税前列支等。但日本年金计划与美国401 (k) 计划又不完全相同, 日本版年金计划分为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年金计划两种。企业年金计划主要面向受雇雇员, 个人年金计划主要面向20到60岁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受雇人群, 两者在资金来源、缴费上限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3 中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建议

首先, 设立简易企业年金计划。根据我国企业年金市场欠发达、年金覆盖率低、第二支柱尚未形成的实际情况, 要真正发挥税收优惠对年金市场的促进作用, 必须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 可参考借鉴美国, 推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简易企业年金计划, 简化设立程序、降低准入门槛, 以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设立简易企业年金计划。

其次, 开设可延迟纳税的个人储蓄账户。为使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全体国民, 可借鉴日本的经验, 为非企业职工设立可延迟纳税的个人储蓄账户, 即个人向该账户的缴费可以从其应税收入中扣除。并且, 对于参加企业年金的个人, 在其缴费限额尚未达到的情况下, 同样可以开设自己的个人储蓄账户, 在全年的缴费限额内免税。这不仅能满足全体国民对养老年金的需求, 还可避免少部分获益、大部分无法享受导致的差距拉大。

最后, 提高延迟纳税的限额。根据《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个人缴费部分, 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 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并且, 职工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 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考虑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4%的缴费限额依旧很低, 应该适当提高这一比例。

摘要：在全球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为更好地促进养老年金市场的发展, 2014年1月1日起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实行个税递延优惠政策。由此, 首先介绍了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情况, 并通过对年金市场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年金市场规模较小, 发展滞后, 单纯实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税递延难以有效发挥税收优惠对企业年金的促进作用。然后介绍了美国以及日本的企业年金计划, 旨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最后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提出建议。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9

关键词：国际税收协定,工程承包,税务风险,应用策略

随着国民经济行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相关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协定作为协调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制度性安排,在对外承包工程实践中,通过合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充分贯彻税收协定的相关要求,能够为切实保障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概况

(一)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营业额以及新签合同额连续创造历史新高,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出现萎缩的不利环境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成功实现“弯道超车”,中国企业进入ENR国际承包商排名的数量不断增多,名次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新兴主导力量。

在营业额方面,201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 371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17.6%,较2000年(84亿美元)增长1 532.1%,年均增长率达到24%。其中,2008~2013年,营业额增长142.2%。在新签合同额方面,2013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新签合同额1 716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9.8%,较2000年(117亿美元)增长1 364.5%,年均增长率达到22.9%。其中,2008~2013年,新签合同额增长64.1%。

从市场分布情况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2013年,上述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占总体的81.9%和80.8%。其中,亚洲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为47%和41.3%;非洲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为34.9%和39.5%。从近年发展变化情况看,市场分布情况总体保持稳定。

(二)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税务风险管理现状

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从改革开发初期的劳务分包起步,已逐步发展为目前以施工总承包(80%)和EPC总承包(20%)为主的,复杂程度较高,技术难度较大的工程承包模式。在项目类型方面,从早期承担的低附加值、劳动力输出,逐步向交通运输、房屋建筑、电力工程、电子工程及石油化工等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大的项目延伸,有效带动了我国技术装备、标准的对外输出。

受国际工程项目规模大、总价高、社会政治影响广泛的特点所决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必然受到项目东道国的重点关注。同时,受项目执行架构的复杂性以及适用法律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合同征税范围、适用税率以及成本费用抵扣等方面产生的税收争议时有发生,我国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在不断加大。因此,在充分比较国内外税务制度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税收协定,合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主动适应项目东道国税务监管要求,将为维护国家合理税收利益和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国际税收协定简介

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间针对跨境交易行为所制定的征税规则。随着国际贸易与跨国经营的快速发展,重复征税及通过跨境交易进行的偷漏税问题日益增多,通过缔结税收协定合理划分征税权利、促进贸易发展,加强国际协作打击偷漏税行为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缩小分歧、统一认识,以推动协定的签署与执行,从1899年诞生至今,国际上逐步形成了两种认可度较高的税收协定范本,分别是1963 年发布的OECD范本和1979年发布的UN范本。我国为了满足扩大对外贸易交流的实际需要,在充分借鉴上述范本的基础上,已先后同9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为合理保障国家征税权利,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税收协定的基本内容

税收协定范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税收条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适用的收入类型、适用的税种以及根据收入的类别和来源所确定的税收管辖权分配规则。在适用的税种方面,税收协定主要规范的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除极个别类型的收入(如国际运输业务)外,涉及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规定不多。

(二)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法

在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免税法和抵免法。通过税收协定的安排,对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收入,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取决于按照项目东道国税制所计算的所得税额与按照国内税法所确定的应纳税额中的较大者,从而避免了针对同一收入在境内和境外重复征税的情况发生,减轻了企业的税负。

为贯彻落实税收协定要求,我国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明确了以“分国不分项”、“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原则为核心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抵免制度。其中,“分国不分项”是指企业来源于同一国家(地区)的境外所得进行汇总纳税,无须区分项目分别计算。“直接抵免”是指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以从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间接抵免”则是指企业从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所取得的股息和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以作为该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抵免当期应纳税额。

三、对外承包工程面临的税务风险

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通常是指“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具体到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来说,一方面是由于项目执行架构的设计缺陷,导致企业税负水平过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未能完全满足项目东道国的税务监管要求,导致企业面临补税、滞纳金及罚款的风险。从形成原因来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类风险:

(一)非优惠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国际税收协定关于“无差别待遇”的制度安排,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应给予我国工程承包企业非歧视性的税收待遇,即在同等条件下,我国工程承包企业的税负水平不应高于东道国同类型的居民企业。然而,对于项目东道国而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于吸收外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的考虑,通常会对外国投资企业实施鼓励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导致同一项目由于执行主体的差异导致税负水平的不同。因此,相关企业存在着由于未能合理安排项目执行主体,从而未能合理享受优惠政策的风险。

(二)成本费用抵扣风险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受项目跨国执行的特点所决定,项目成本费用可能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由于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对纳税规模有决定性影响,各国税法通常对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特别是针对东道国境外形成的、发生主体有瑕疵的成本费用很可能无法完整的在税前扣除,造成项目实际税负的增加。

(三)征税范围扩大风险

按照国际税收协定的安排,项目收入应当在缔约国之间合理划分,从而既保障缔约国合理征税权利,又能有效控制项目总体税负。但是在项目系统集成程度高,特别是在EPC总承包中,合同各部分收入之间关联度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项目执行结构安排不合理,往往容易导致项目东道国征税范围的扩大。在项目东道国税负普遍偏高的条件下,既造成项目整体税负的提高,又导致国家税源的流失。

(四)税务审计风险

在国际税收协定中,缔约国双方之间通常就特定类型的税种向缔约国企业提供了优惠税率或成本费用的扣除安排,例如针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分支机构利润的附加税率通常要低于非缔约国居民企业等。但是,受企业或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瑕疵,导致企业在后续接受税务审计的过程中发生额外税务成本的风险。

四、国际税收协定的应用策略

国际税收协定为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维护国家合理征税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支持和保障。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通过认真研究,在深入理解和掌握协定精髓的基础上,加强项目顶层筹划与设计,把政策要求与项目的开发、执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协定所提供的政策优惠,全面发挥协定效能,合理控制项目总体税负。

(一)合理确定合同签约主体

签约主体的选择对项目整体税负规模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国际工程项目中,主要有两类签约主体安排,一类是以我国工程承包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这种模式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由项目常设机构在项目东道国具体承担项目纳税义务。另一类则是由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在项目东道国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作为按照东道国法律注册成立的法人实体,就其独立经营所得承担纳税义务。

对以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的模式,其主要优点有:一是设立常设机构成本相对较低,程序比较简单;二是总部与常设机构之间的资金划拨通常限制较少,利润汇回较为便利等。缺点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外国企业,除税收协定所明确规定的避免重复征税优惠外,通常无法享受项目东道国提供的其他税收优惠;二是通常需要按照税法要求定期缴纳附加税,无法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三是由于总部与常设机构之间联系密切,容易导致项目东道国征税范围的扩大,从而增加项目税负。

对于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的模式,其主要优点包括:一是母子公司间经营相对独立,各自就其独立经营所得承担相应纳税义务,征税范围较为明确;二是母公司从境外子公司所取得股息的附加税,纳税义务通常可以延迟至利润实际分配时缴纳,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三是作为在项目东道国投资设立的法人实体,通常可以较为全面的享受项目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其主要缺点包括:一是业主通常对参与项目各方的业绩或经营资质限制较多,项目子公司通常难以满足条件;二是对母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严格,需要履行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可能接受转移定价测试;三是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运营维护成本相对较高,审批程序较为复杂。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结合项目东道国的整体税务环境来灵活选择合同的签约主体。对于法治化程度高、税收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国投资企业税务优惠少的国家,应当选择以企业总部作为项目签约主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模式税负水平基本相当,并且能够为项目的后续执行中创造较多的便利条件。对于法治化程度低,税收管理体制仍不完善、对外国投资企业税务优惠多的国家,应当选择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使得项目在东道国的纳税义务更加明确,企业税务风险相对较低,而且能够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

(二)合理划分项目合同结构

对于项目东道国而言,国际工程项目跨国执行的特点决定了合同收入通常由“离岸收入”(Off-Shore)与“在岸收入”(On-Shore)构成。其中,“离岸收入”主要是指我国技术装备的直接出口收入,“在岸收入”则主要包括了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土建、安装、调试以及技术服务等收入。

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的情况下,该公司应对其独立承担的合同工作范围承担纳税义务。对于以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的模式而言,根据税收协定中关于常设机构的定义和常设机构“营业利润”划分规则,项目东道国通常仅对“在岸收入”具有征税管辖权。因此,在项目东道国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通过采用科学的方式将项目合同收入合理拆分为“离岸收入”与“在岸收入”,可以有效确定项目收入在东道国的纳税范围,一方面可以为项目有效节约税务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国家合理的税收利益。

(三)详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

为使项目达到合同预期可对外交付的状态,国际工程项目的执行工作既涉及到设备、物资采购和施工机具购置、租赁,又涉及到人员的招聘和雇佣。具体包括分包成本、采购成本、人工成本等。为了规避在项目东道国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存在的成本费用抵扣不完整风险,根据税收协定有关要求,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详细规划项目执行架构,在境内、外合理分配为获得业务收入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实现收入成本的配比,降低纳税调整的风险,将项目税务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在人工成本方面,根据税收协定中关于“非独立个人劳务”的有关规定,当有关工作人员在项目东道国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或工作报酬由企业在项目东道国设立的常设机构或子公司支付或负担时,该工作人员在此期间取得的报酬可以在项目东道国纳税。此外,在无法取得可靠收入证明的情况下,项目东道国税法通常允许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收入的方式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应当真实完整地在项目东道国申报项目人工成本,一方面可以合理抵扣企业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核定征收导致的高额个人所得税支出及相关滞纳金等税务罚款的风险。

在分包成本和采购成本方面,在由项目子公司负责项目执行的模式下,应将该子公司作为分包和采购行为的实施主体,以实现收入成本的合理匹配。在企业总部负责项目执行的模式下,不论成本费用发生在项目东道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只要是为取得对应收入而发生,根据税收协定的规定,均应允许进行税前扣除。但是,从实践情况看,常设机构在申请相关成本费用的扣除时,必须做到一是相关成本费用与所取得收入之间必须合理匹配,避免滥用税收协定行为。二是必须根据项目东道国的税务规定,为相关分包行为和采购行为缴纳交易环节的相关税费,避免执行瑕疵产生无谓的成本支出。

(四)协调项目总体进度平衡境内外税负

由于项目各组成部分的实际完工进度往往存在差异,并且项目东道国和我国应纳税所得计算规则的不同,导致项目东道国累计纳税进度可能与项目总体的累计纳税进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在项目接近收尾阶段,根据境外所纳税款的向后抵免规则,可能出现项目总体应纳税额低于可抵免限额的情况,导致在境外缴纳的部分税款无法在国内办理抵免,从而增加税务成本。因此,企业应当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实现境内外项目完工进度的合理匹配,确保在项目东道国所纳税款能够在境内实现完整抵免,合理控制项目税负水平。

五、策略实施的具体建议

在项目开发执行过程中,通过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面应用税收协定有关要求,将为节约项目税务成本,提高项目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策略的运用效果既有赖于缜密的谋划,又更多取决于策略的执行成效。为了确保相关策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项目前期调研,掌握东道国税务政策

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税务实践中,项目开发阶段对东道国税务政策的调研不足,掌握不深,项目先签约后调研,甚至是先执行后策划的情况时有发生,极大限制了企业对税务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效果。因此,企业在项目的开发阶段应当对项目东道国的税务政策进行深入调研,特别是对项目执行有重要影响的税务政策要重点收集研究,全面评估相关政策对项目税务成本的影响,以便在投标报价中及时加以考虑,从源头把控项目税务风险。

对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当积极借助外部力量或企业自有资源积极尝试建立目标市场国别的税务政策信息数据库,将重点目标市场的关键税务政策,以及税收协定的相关内容及时收集整理,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通过前置性的政策研究预判,设立项目开发执行预案,能够在确保项目开发效率的同时,提高税务风险管控成效。

(二)明确项目业主责任,全面贯彻抵免要求

根据税收协定的要求,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享受税务抵免政策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申请人应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即合同双方应来自协定的缔约国,同时取得各自国家所出具的纳税人身份证明。二是取得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或免税证明。上述条件的满足均离不开项目业主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在项目合同的谈判阶段,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对项目业主在企业申请税收协定优惠中所应尽的义务予以明确,避免重复纳税的情况发生。

(三)及时履行审批备案,充分保障法定权利

从税务实践情况看,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的征税与审计职能通常相互独立,而且针对特定纳税事项的审核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合理规避税务审计风险,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高度关注上述差异,在申请协定优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及时履行特定的法定程序,取得东道国税务机关的审核批准,防止由于时效问题而丧失抵扣权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全面掌握税务事项审核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准备完整的支持性材料,主动提交税务机关备案或审查,从而消除潜在的税务审计风险。

(四)加强财务团队建设,保持有效沟通交流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研究 篇10

关键词：国际业务,税收筹划,跨国,可行性,措施

一、税收筹划在国内外的发展

(一) 税收筹划在国外的发展

税收筹划首先发展于西方国家。真正起源要追溯到1935年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 (英国) 。该案正式提出了税收筹划, 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利依据法律合理安排自己的事业, 可以在法律要求内少缴税。而相关部门也不得强迫其多缴税。该观点在英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广泛认同。之后, 荷兰财政文献局在编撰《国际税收辞汇》时, 正式对税收筹划进行了定义, 即: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合理安排以缴纳最低的税收。

(二)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需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其产生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 发展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中。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税收筹划现已发展为: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前提, 在税收法律的要求范围内, 企业通过对其自身的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的筹划, 以实现少缴纳税费的目的。目前, 税收筹划在国际业务中的应用极为关键。由于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经济等体制,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为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国际业务税收筹划概述

(一)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特征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除了具备税收筹划的一般特点之外, 还具有自己的独立特性, 即国际性与复杂性。详见 (表1) 。

(二)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产生的内外部原因

1、内在原因。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多是具有强烈的实现全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其在业务中会试图实现企业全球业务的最轻税负。通常,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会在研究各国税收法规的基础上, 探寻税收漏洞, 制定税收筹划方案, 以实现企业减轻税负的目的。

2、外在原因。

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的产生原因, 主要源自各国对税收构成要素、税收管辖权、等各方面在制度与法规上的不同所导致。各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对这些差异进行利用, 不仅能获取低税负, 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且还能获取跨国纳税的有力保证。

(三)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主要有三点, 即计划性、经济性、合法性原则。

三、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 每个国家由于其扶持的重点企业有所不同, 因而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也会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能源、高新技术的开发以及环境保护这几方面, 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则相对较为广泛。由于跨国公司所面对的国家不一样, 其筹划措施也必然不同, 复杂的税收体系差异为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带来了种种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税收法规等都是根据自身国情予以制定。也正因为此, 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都必然不完全相同。涉及国际业务的企业都可以根据税法规定选择税率差异、纳税确定标准差异等筹划自己的纳税方式。

其次, 目前, 随着各国资本的加速化发展, 各类跨国业务的纳税企业都愈发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再加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金融市场与贸易都获得了自由化发展, 国际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新的环境与机遇。这种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纳税筹划带来了各种可能性。

再者,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各国彼此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普遍现象。目前, 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 主要用于避免双重征税。纵观世界范围内, 现已达成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已有上千家。随着经济的发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进来。税收协定不仅有利于各国发展, 还给各国的税收筹划带来诸多可能性。

四、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途径

(一) 利用选择设置“企业居所”

在税法规定中, 企业居所是一项需重点把握的含义。各国由于国情、政治经济环境等存在差异, 因此对企业居所的定义并不同。许多欧洲国家将企业居所定义为企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主要地点;美国则认为企业居所是企业的注册地。因此, 企业在对国际业务进行税收筹划时, 不妨利用企业居所的不同规定来实现筹划目的。即使在高税国, 也可利用企业居所实现降低税负。

(二) 利用“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是以躲避税收、转移利润为目的, 以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确定内部交易价格, 并按该内部交易价格成交。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 能够实现减轻税负、规避预提税的目的。利用转移定价, 企业能够在内部交易中, 将内部贸易由高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能够有助于企业少缴所得税。倘若跨国业务的延伸国家税率较高, 那么企业将会向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收取较高的货物价格, 以及各类费用 (比如资产租赁费用、贷款利息、劳务费用等) ;而向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收取较低的货物价格和各类费用。具体而言, 跨国业务中所涉及的货物主要包含机器设备、产成品、原材料、在产品、零部件等;资产租赁费用主要包含使用专利、商业信誉、专有技术等的费用;劳务费用则包含管理性劳务费和技术性劳务费。只要是有形商品, 一般都具有“可比价格”。在很多国家中, 企业会针对跨国业务调整内部交易的转移价格。而无形资产由于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对其价格的限制相对困难。也正因为此, 拥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在商品价格受限、不利于转移定价时, 可以利用无形产品的转移价格, 以减少预提税。

(三) 利用企业性质的选择

股份制企业和合伙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税收政策往往是不同,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企业性质的选择问题。对于公司制企业, 世界大部分国家往往要对其营业利润进行征税, 利润在分配之后还要对每个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于合伙经营企业, 政府往往只是对合伙并取得收益的各方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企业的营业利润则不在课税范围之内。另外, 企业如果是跨国性质的, 那么它在国外设立的公司就具有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性质区分: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可以享受所在国家各种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其亏损无法并入母公司而达到降低母公司的营业利润的目的;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 故不能享受所在国的税收优惠, 但其报表可以并入母公司, 在其亏损时可以降低母公司的税前利润。两种选择各有利弊, 但笔者认为, 企业在发展初期可以采用分公司的形式, 随着跨国机构的日渐成熟再逐渐转变为子公司的形式。

(四) 避免所在国认定常设机构

企业在从事国际业务时, 往往在所在国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以方便企业在该国的业务扩张。但《联合国范本》等国际文本中对企业设立在异国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界定:如果该机构是企业在异国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的固定场所, 并且该机构代理人拥有订立合约、签售订单等功能和权力, 则该机构被认定为企业的常设机构。因为常设机构可以裁定为独立的纳税单位, 是有独立纳税义务的。特别是当所在国税率高于企业居住国时, 税收政策将会对企业极为不利。所以, 企业可以根据常设机构的裁定标准, 合理避免在异国出现常设机构。

(五)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搭设不同的公司架构

利用各国家对于股权转让、利润分配的征税原则不同, 通过搭设多层的控股公司架构, 进行税务筹划。例如, 在从中国向印尼进行投资时, 可以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控股, 间接投资到印尼公司, 因为新加坡对于股权转让所得不征收所得税, 在处置项目转让股权时可以免交所得税, 同样, 对于在印尼所得的利润分配, 从印尼分配到新加坡是低于从印尼直接分配到中国的税率的, 而从新加坡到中国是免税的。

参考文献

[1]刘儒昞.我国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分析[J].经济师.2013 (04)

[2]廖莞歆.浅谈企业所得税的国际化[J].科技经济市场.2012 (11)

[3]徐凯, 涂娟.关于抵免法计算问题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 (16)

[4]李天择.浅谈跨国公司避税问题的治理——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背景[J].时代金融.2011 (08)

[5]李文怡.浅析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J].中国市场.2011 (40)

施工企业国际税收筹划 篇11

关键词：税收协定；国际税收；仲裁；启示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24-02

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了99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96个协定已生效，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1]。随着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税收协定，又由于各国追求的税收利益点不同，对协定的各个条款在具体运用时会有不同的看法。税收协定争议是一种涉及“国家之间的国际税务争议”[2]。近年来，美国和德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时订立了税收仲裁条款，一些国际组织如欧盟、国际商会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增添了税收争议仲裁条款，2008年7月，经合组织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下称“《经合组织范本》”）也加入了税收仲裁条款。

一、从相互协商程序到加入税收仲裁

相互协商程序是现行的国际税务争端的主要解决方法。相互协商程序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有利于主管当局达成和解，因此，大多数国家认为是解决国际税务争端的最好途径[3]。但是，相互协商程序自身的缺陷也有很多，比如对于协商程序的进展没有规定时间、程序；没有规定将消除重复征税作为主管当局的义务，因此不能有效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相关纳税人通常被排除在两国间的主管当局协商之外，或者在相互协商程序中没有正式的地位等等[4]。因此，相互协商程序并不能保障所有的国际税务争端都得到满意的解决。

国际上利用类似于仲裁的机制解决国际税务争端，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税收仲裁进入到国际税收协定的立法实践中。据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统计，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在约五十多个双边税收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中订立了仲裁条款。欧盟在《仲裁公约》中也订立了仲裁条款。2008年7月18日，经合组织正式通过了《2008年OECD税收协定范本修订稿》，还提供了范本注释，附有《关于第25条第5款执行方式的共同协议样本》，作为《经合组织范本》的组成部分[5]。

二、国际税收仲裁的性质

（一）与普通国际民商事仲裁的比较

1.从含义上看。一般国际商事仲裁，是指解决国际商事交易中争议的仲裁，包括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从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解释，国际投资争议也属于国际商事仲裁的范围。国际税收仲裁，是税收协定缔约国通过协议将它们之间的税收协定争议交付某一临时仲裁庭或某一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由其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性质上属于国际仲裁。

2.从特点上看。国际商事仲裁处理的是具有跨国因素的私人之间或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商事争议，仲裁的启动依据的是合同中包含仲裁协议，仲裁依据的法律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仲裁裁决除了依靠当事人自愿执行外，须通过国内法院予以承认和执行。而根据《经合组织范本》，在关于仲裁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规定上，如果争端当事国的主管当局在两年之内就税收争议仍然没有达成协议，相关纳税人可以就未决的事项提请仲裁。这是一种“两步走”的程序，即必须经过相互协商的阶段，才能有去提请仲裁的可能[6]。另外，在仲裁机构的组成、案件的审理、程序与证据规则、适用的法律规则、仲裁裁决等方面都与普通的国际民商事仲裁存在差异。

（二）自愿性仲裁与强制性仲裁

自愿性仲裁条款不强制要求主管当局将争议提交仲裁，不保证任何问题都可能提交仲裁解决。强制性仲裁是指，在相互协商程序后仍然不能解决的问题，纳税人可以申请仲裁，主管当局即使在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也可以启动仲裁[7]。欧共体的《仲裁公约》规定的仲裁就是强制性的。

三、对现行国际税收仲裁机制的评价

国际税收仲裁的优点有：仲裁具有经济性、较高的专业性、相关纳税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仲裁程序，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现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程序缓慢，仲裁程序的启动要首先用尽相互协商程序。在自愿性仲裁中，必须获得主管当局的同意才能启动仲裁程序，因此，协商程序拖得太久，双重征税的问题很可能得不到解决。

第二，仲裁条款不具有可操作性，大部分的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款都较简略，没有对比如仲裁员的任命、审限、适用法律、纳税人的法律地位等做出规定[8]。

第三，纳税人合法税收权益的保障还有待提高。大部分的仲裁条款中，相关纳税人不能启动仲裁、不能选定仲裁员等，主管当局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

四、我国在缔结税收协定时引入仲裁条款的可能性

（一）引入税收仲裁有利于平衡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利益

目前我国税收协定尚未引入仲裁条款，仍以双边协商程序为解决办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大，可以考虑在缔结的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条款。一些学者认为对税收仲裁机制税收主权会有所损害，其实是没有必要。原因如下：第一，税收主权是相对的。各国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税法、与别国签订税收协定，正是行使税收主权的表现。第二，提交税收仲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与行使税收主权并不冲突。第三，一般税收协定的签订必须经过谈判、签署、批准等程序，仲裁程序的进行也在我国主管当局的负责之下[9]。因此，我国可以将这种作为协商程序的补充程序—仲裁程序引进来，也是顺应这种由实力导向型向规则导向型转变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表现。

（二）在谈判税收仲裁条款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国际税法学者WilliamW.Park先生指出，有效地税收仲裁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一是缔约国对仲裁必须做出不可撤销的承诺，而不是仅仅表示仲裁的良好意愿；二是纳税人必须享有提起和参加仲裁的权利；三是裁决对纳税人和财政当局同样具有拘束力，遇到国内司法或行政程序中的异议时具有已决的效果；四是必须有一定的控制机制保障仲裁程序的公正，防止不确定的或是程序上不公正的裁决[10]。结合上述因素，我国在缔结仲裁协定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订立明确清晰的税后仲裁程序。应当明确仲裁各项进程，包括如何选定、指定仲裁员、仲裁庭的组成、审理期限等；建立仲裁员监督制度，仲裁员应当签署声明书，并对有可能影响到裁决公平的相关事项进行披露，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部门防止损害仲裁公平的现象发生；规定撤销税收仲裁裁决的期限和条件等。

第二，严格规定仲裁裁决的效力。《经合组织范本》将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接受作为仲裁裁决生效和产生约束力的条件。各个国际税收协定对仲裁裁决的效力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国可以在国内法中或直接在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履行仲裁裁决的期限，如在做出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避免出现“裁而不决”的情况。

第三，以强制性仲裁为主。因为自愿性仲裁在各国的实行都收效甚微，我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如美国学习，主要签订的仲裁条款以强制性仲裁条款为主。这样的条款可以提高争端的解决效率，防止程序的拖延。

五、结论

在相互协商程序不能满足国与国之间解决税收协定争议的情况下，在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条款，是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势。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而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在税收协定中将相互协商程序和仲裁程序结合起来，合理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相互协商程序作为一种外交方法，而仲裁程序作为一种法律手段，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税收公平、避免产生双重征税问题，对我国的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产生良好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展示了我国与国际先进制度接轨的开放姿态。将税收仲裁机制引入，也为我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税收协定的谈判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国应当在借鉴国际组织、别国制定的税收仲裁条款的经验上，进一步完善税收仲裁制度，在税后协定谈判中掌握主动权，以期达到平衡税收主权和保护纳税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税收协定[EB/OL].http：//www.chinatax.

gov.cn/n2226/n2271/n2274/index.html，2013-10-01.

[2]廖益新.国际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52.

[3]蒋新苗.国际税法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27.

[4]孙文博.国际税收仲裁为何停留于“纸上谈兵”？[J].国际税收，2003，（4）.

[5]崔起凡.国际税收仲裁-发展中的争议解决机制[J].财税纵横，2011，（2）.

[6]廖益新.OECD国际税收仲裁机制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7]刘宇.国际税收强制性仲裁的美国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2，（5）.

[8]陈少英.国际税法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1-222.

[9]曾皓.我国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在我国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条款[J].求索，2007，（5）.

[10]William W. Park.Income Tax Treaty Arbitration[J]，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1，（5）.

浅谈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 篇12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含义

对国际税收筹划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国际税收筹划既包括国际节税筹划又包括国际避税筹划, 它指跨国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制定的使其全球税收负担最小的计划。国际节税筹划不仅合法, 而且纳税人筹划行为的实施是符合东道国立法意图的;国际避税从表面上看也是合法的, 但纳税人是通过钻税法的漏洞来实现减税目的的, 违背了东道国的立法意图。狭义的理解是国际税收筹划仅指国际节税筹划。从实践来看, 国外不少跨国公司在经营中, 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避税行为, 实施的是广义上的国际税收筹划策略。由于我国的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晚, 规模小, 竞争力弱, 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 尽快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在对外经营中, 除了开展狭义上的国际税收筹划外, 还应适当地使用某些国际避税行为。

二、国际税收筹划产生的客观条件

国家间的税收差别是国际税收筹划产生的客观基础。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等各不相同, 因此, 各国立足于本国实际所制定的税法各有特色, 内容各异;即使在同一方面其规定也千差万别, 正是这种税制上某些规定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可以加以利用来作出有利于减轻自身税负的选择。这些进行税收筹划的客观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税收管辖权的差别

税收管辖权是指国家在税收领域中的主权, 是一国政府行使主权征税所拥有的管理权力。税收管辖权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 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 在处理本国税务时不受外来干涉和控制。税收管辖权要受国家政治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所制约。

税收管辖权可分别按照属地主义原则和属人主义原则建立。按照属地主义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为收入来源地管辖权, 根据这一原则, 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行使征税权力。按照属人主义原则可以确立两种税收管辖权, 一种是居民管辖权, 另一种是公民管辖权。居民管辖权是指一国政府对于本国公民来自世界范围内 (而不考虑其是否在国内) 的全部所得拥有征税权。除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实行三权并行外, 世界各国一般是以一种管辖权为主, 以另一种管辖权为补充, 也有一部分国家单一行使一种管辖权即地域管辖权, 这种税收管辖权的差异使得跨国纳税人有可能通过改变税收居民身份而减轻自身的税负。

(二) 课税范围和方式的差异

绝大多数国家对法人和自然人的所得课税, 但对财产转让课税的国家就很少;即使对于同一种税, 科目的多少、税负的高低也因国而异, 这些无不给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留下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三) 税率的差别

税率是税法的核心, 它反映了税收负担的基本情况, 也是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各国的所得税制度中, 采用的税率大致可以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 而税率高低的幅度、应税所得级距的大小, 客观上也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减轻税负创造了条件。

(四) 税基的差别

税基是指某一税种的课税依据。在所得税中, 税基即为应税所得。各国税法对应税所得计算的规定差异很大, 比如什么项目的所得应列入应税所得的范围, 什么样的收入可以列入扣除的项目, 各国的规定都有差异。一般来说, 税收优惠越多, 税基越小、越窄;反之, 税收优惠越少, 则税基越大、越宽。在税率确定的条件下, 税基的大小、宽窄决定着税负的轻重。因此, 各国税法对税基的不同规定就意味着某一纳税人的某项所得在一国不能扣除而在另一国却可能获得扣除的待遇, 于是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

(五) 税收优惠措施的差别

出于各种经济或政治目的, 各国均在税收上实行一些优惠政策, 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资金, 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 这些国家经常有新的减免税收方案出台。由于纳税扣除和减免的存在,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纳税人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大大低于名义税率, 为他们节税创造了良机。一般来说, 税收优惠的范围越广、差别越大、方式越多、内容越丰富, 则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活动空间越广阔, 节税的潜力也就越大。

三、国际税收筹划中的思路与方法

(一) 投资地点的选择

充分利用各国 (地区) 的税收优惠政策, 选择税负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通常, 这些企业可通过计算, 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负担率后, 选择税收负担率低、综合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尽可能选择国际避税地进行投资。实行低税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称为“避税地”, 主要有三种类型:1.纯国际避税地, 即没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净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家和地区, 如百慕大、巴哈马等;2.只行使地域管辖权, 完全放弃居民管辖权, 对来源于国外的所得或一般财产等一律免税的国家和地区, 如瑞士、香港、巴拿马等。3.实行正常课税产, 但在税制中规定了便利外国投资者的特别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 如加拿大、荷兰等。显然, 如果投资者能选择在这些避税地进行投资, 无疑可以获得免税或低税的好处。

(二) 组织形式的选择

首先, 在选择“股份公司”还是“合伙企业”问题上, 要充分考虑到将会面对不同的税收政策。大多数国家对公司的营业利润要课征公司税, 税后利润在分配给投资者之后, 投资者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对合伙企业的营业利润则不征公司税而只课征各合伙人分得收益后的个人所得税。其次, 当跨国公司决定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时, 它还要面临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的选择。子公司由于在国外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 因而可以享受东道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 但是它的亏损不能并入母国企业;分公司由于是作为总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被派往国外, 故不能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 但作为同一法人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可以汇入总公司账上。由于两种形式各有利弊, 且鉴于现实中境外企业在经营初期往往会出现亏损,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在前期采用分公司的形式, 后期改为子公司的形式。

(三) 充分利用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是指纳税人为达到转移利润、躲避税收的目的, 按高于或低于正常市价确定的内部价格成交。跨国公司使用转移定价, 一般是为了减轻关税税负、减轻公司所得税负、规避预提税。

利用转移定价以减少所得税。跨国公司通过在内部贸易中采取转移定价将盈利由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以减少所得税。跨国公司通常向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收取较高的货物价格、劳务费用、贷款利息、无形资产使用费、租赁费, 而向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则收取较低的货物价格、劳务费用、贷款利息、无形资产使用费、租赁费。具体的讲, 货物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制成品和机器设备等;劳务费用包括技术性劳务费和管理性劳务费两种;无形资产使用费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业秘密以及商业信誉等。由于有形商品通常有可比价格, 有些国家会用市场标准来调整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转移价格, 而无形资产具有“独此一家”的特点, 通常不具有可比价格, 因而对无形资产价格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的。跨国公司在有形产品的转移定价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无形产品的转移价格。

利用转移定价以减少预提税。各国对外国公司或个人在本国境内取得的消极所得, 如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 往往征收预提税。当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时, 往往会被征收预提税, 此时子公司可以通过低价向母公司供货或高价向母公司购货的办法来代替消极所得支付, 将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含在转让价款之中, 以减少属于预提税范畴的收入。

(四) 避免构成“常设机构”

在经合组织 (OECD) 和联合国分别起草的《经合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中为常设机构规定了以下判别标准:第一, 它是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第二, 当对非居民在一国内利用代理人从事活动, 而该代理人 (不论是否具有独立地位) 有代表该非居民经常签订合同、接受订单的权利, 就可以由此认定该非居民在该国有常设机构。各国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 许多是按以上标准来定义常设机构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避免了常设机构, 也就随之避免了在该非居住国的有限纳税义务, 特别是当非居住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时, 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因而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建立一些不属于常设机构的部门。

四、国际税收筹划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树立全局观念

跨国公司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全球规模的纳税负担最小化, 而不是某个子公司的税负最小化。成功的税收筹划应有助于跨国公司的整体营运目标的实现, 而不能仅局限于税负的减轻。因此, 跨国公司应站在宏观的高度看问题, 从全局的观点出发安排经营活动, 进行全球范围的税务策划, 综合衡量税收筹划方案, 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为企业增加效益。

(二) 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 不能一味地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 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 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跨国公司带来绝对的收益。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 纳税人在取得部分收益的同时, 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税收筹划和其他财务管理决策一样, 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只有当筹划方案的所得大于支出时, 该项税收筹划才是成功的筹划。

(三) 及时了解各国税收制度及相关信息

当前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千差万别, 税种、税率、计税方法各种各样, 课税关系相当复杂。另外, 税收地点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民俗等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 进而影响财务和税务安排。因此, 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必须充分考虑税收地有关税务、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而且应时刻注意跨国公司所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迁, 包括未来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有关国家政策的变动、税法与税率的可能变动趋势等。

参考文献

[1]杨惠芳.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实施国际税收筹划策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 2003 (08) .

[2]慕刘伟等.国际投融资中税收筹划思路探析.国际贸易问题, 2005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