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程税收筹划(通用12篇)
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1
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发展迅速,在取得较好业绩的同时,税务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本文主要从研究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出发,结合税收协定及国内税收相关政策,提出税收协定的应用策略和建议,以便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合理控制税务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国际税收协定,工程承包,税务风险,应用策略
随着国民经济行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相关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协定作为协调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制度性安排,在对外承包工程实践中,通过合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充分贯彻税收协定的相关要求,能够为切实保障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概况
(一)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营业额以及新签合同额连续创造历史新高,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出现萎缩的不利环境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成功实现“弯道超车”,中国企业进入ENR国际承包商排名的数量不断增多,名次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新兴主导力量。
在营业额方面,201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 371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17.6%,较2000年(84亿美元)增长1 532.1%,年均增长率达到24%。其中,2008~2013年,营业额增长142.2%。在新签合同额方面,2013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新签合同额1 716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9.8%,较2000年(117亿美元)增长1 364.5%,年均增长率达到22.9%。其中,2008~2013年,新签合同额增长64.1%。
从市场分布情况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2013年,上述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占总体的81.9%和80.8%。其中,亚洲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为47%和41.3%;非洲地区贡献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为34.9%和39.5%。从近年发展变化情况看,市场分布情况总体保持稳定。
(二)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税务风险管理现状
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从改革开发初期的劳务分包起步,已逐步发展为目前以施工总承包(80%)和EPC总承包(20%)为主的,复杂程度较高,技术难度较大的工程承包模式。在项目类型方面,从早期承担的低附加值、劳动力输出,逐步向交通运输、房屋建筑、电力工程、电子工程及石油化工等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大的项目延伸,有效带动了我国技术装备、标准的对外输出。
受国际工程项目规模大、总价高、社会政治影响广泛的特点所决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必然受到项目东道国的重点关注。同时,受项目执行架构的复杂性以及适用法律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合同征税范围、适用税率以及成本费用抵扣等方面产生的税收争议时有发生,我国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在不断加大。因此,在充分比较国内外税务制度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税收协定,合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主动适应项目东道国税务监管要求,将为维护国家合理税收利益和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国际税收协定简介
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间针对跨境交易行为所制定的征税规则。随着国际贸易与跨国经营的快速发展,重复征税及通过跨境交易进行的偷漏税问题日益增多,通过缔结税收协定合理划分征税权利、促进贸易发展,加强国际协作打击偷漏税行为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缩小分歧、统一认识,以推动协定的签署与执行,从1899年诞生至今,国际上逐步形成了两种认可度较高的税收协定范本,分别是1963 年发布的OECD范本和1979年发布的UN范本。我国为了满足扩大对外贸易交流的实际需要,在充分借鉴上述范本的基础上,已先后同9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为合理保障国家征税权利,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税收协定的基本内容
税收协定范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税收条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适用的收入类型、适用的税种以及根据收入的类别和来源所确定的税收管辖权分配规则。在适用的税种方面,税收协定主要规范的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除极个别类型的收入(如国际运输业务)外,涉及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规定不多。
(二)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法
在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免税法和抵免法。通过税收协定的安排,对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收入,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取决于按照项目东道国税制所计算的所得税额与按照国内税法所确定的应纳税额中的较大者,从而避免了针对同一收入在境内和境外重复征税的情况发生,减轻了企业的税负。
为贯彻落实税收协定要求,我国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明确了以“分国不分项”、“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原则为核心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抵免制度。其中,“分国不分项”是指企业来源于同一国家(地区)的境外所得进行汇总纳税,无须区分项目分别计算。“直接抵免”是指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以从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间接抵免”则是指企业从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所取得的股息和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以作为该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抵免当期应纳税额。
三、对外承包工程面临的税务风险
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通常是指“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具体到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来说,一方面是由于项目执行架构的设计缺陷,导致企业税负水平过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未能完全满足项目东道国的税务监管要求,导致企业面临补税、滞纳金及罚款的风险。从形成原因来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类风险:
(一)非优惠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国际税收协定关于“无差别待遇”的制度安排,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应给予我国工程承包企业非歧视性的税收待遇,即在同等条件下,我国工程承包企业的税负水平不应高于东道国同类型的居民企业。然而,对于项目东道国而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于吸收外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的考虑,通常会对外国投资企业实施鼓励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导致同一项目由于执行主体的差异导致税负水平的不同。因此,相关企业存在着由于未能合理安排项目执行主体,从而未能合理享受优惠政策的风险。
(二)成本费用抵扣风险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受项目跨国执行的特点所决定,项目成本费用可能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由于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对纳税规模有决定性影响,各国税法通常对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特别是针对东道国境外形成的、发生主体有瑕疵的成本费用很可能无法完整的在税前扣除,造成项目实际税负的增加。
(三)征税范围扩大风险
按照国际税收协定的安排,项目收入应当在缔约国之间合理划分,从而既保障缔约国合理征税权利,又能有效控制项目总体税负。但是在项目系统集成程度高,特别是在EPC总承包中,合同各部分收入之间关联度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项目执行结构安排不合理,往往容易导致项目东道国征税范围的扩大。在项目东道国税负普遍偏高的条件下,既造成项目整体税负的提高,又导致国家税源的流失。
(四)税务审计风险
在国际税收协定中,缔约国双方之间通常就特定类型的税种向缔约国企业提供了优惠税率或成本费用的扣除安排,例如针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分支机构利润的附加税率通常要低于非缔约国居民企业等。但是,受企业或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瑕疵,导致企业在后续接受税务审计的过程中发生额外税务成本的风险。
四、国际税收协定的应用策略
国际税收协定为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维护国家合理征税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支持和保障。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通过认真研究,在深入理解和掌握协定精髓的基础上,加强项目顶层筹划与设计,把政策要求与项目的开发、执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协定所提供的政策优惠,全面发挥协定效能,合理控制项目总体税负。
(一)合理确定合同签约主体
签约主体的选择对项目整体税负规模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国际工程项目中,主要有两类签约主体安排,一类是以我国工程承包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这种模式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由项目常设机构在项目东道国具体承担项目纳税义务。另一类则是由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在项目东道国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作为按照东道国法律注册成立的法人实体,就其独立经营所得承担纳税义务。
对以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的模式,其主要优点有:一是设立常设机构成本相对较低,程序比较简单;二是总部与常设机构之间的资金划拨通常限制较少,利润汇回较为便利等。缺点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外国企业,除税收协定所明确规定的避免重复征税优惠外,通常无法享受项目东道国提供的其他税收优惠;二是通常需要按照税法要求定期缴纳附加税,无法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三是由于总部与常设机构之间联系密切,容易导致项目东道国征税范围的扩大,从而增加项目税负。
对于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的模式,其主要优点包括:一是母子公司间经营相对独立,各自就其独立经营所得承担相应纳税义务,征税范围较为明确;二是母公司从境外子公司所取得股息的附加税,纳税义务通常可以延迟至利润实际分配时缴纳,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三是作为在项目东道国投资设立的法人实体,通常可以较为全面的享受项目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其主要缺点包括:一是业主通常对参与项目各方的业绩或经营资质限制较多,项目子公司通常难以满足条件;二是对母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严格,需要履行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可能接受转移定价测试;三是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运营维护成本相对较高,审批程序较为复杂。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结合项目东道国的整体税务环境来灵活选择合同的签约主体。对于法治化程度高、税收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国投资企业税务优惠少的国家,应当选择以企业总部作为项目签约主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模式税负水平基本相当,并且能够为项目的后续执行中创造较多的便利条件。对于法治化程度低,税收管理体制仍不完善、对外国投资企业税务优惠多的国家,应当选择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使得项目在东道国的纳税义务更加明确,企业税务风险相对较低,而且能够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
(二)合理划分项目合同结构
对于项目东道国而言,国际工程项目跨国执行的特点决定了合同收入通常由“离岸收入”(Off-Shore)与“在岸收入”(On-Shore)构成。其中,“离岸收入”主要是指我国技术装备的直接出口收入,“在岸收入”则主要包括了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土建、安装、调试以及技术服务等收入。
以项目子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的情况下,该公司应对其独立承担的合同工作范围承担纳税义务。对于以企业总部作为签约主体的模式而言,根据税收协定中关于常设机构的定义和常设机构“营业利润”划分规则,项目东道国通常仅对“在岸收入”具有征税管辖权。因此,在项目东道国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通过采用科学的方式将项目合同收入合理拆分为“离岸收入”与“在岸收入”,可以有效确定项目收入在东道国的纳税范围,一方面可以为项目有效节约税务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国家合理的税收利益。
(三)详细设计项目执行架构
为使项目达到合同预期可对外交付的状态,国际工程项目的执行工作既涉及到设备、物资采购和施工机具购置、租赁,又涉及到人员的招聘和雇佣。具体包括分包成本、采购成本、人工成本等。为了规避在项目东道国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存在的成本费用抵扣不完整风险,根据税收协定有关要求,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详细规划项目执行架构,在境内、外合理分配为获得业务收入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实现收入成本的配比,降低纳税调整的风险,将项目税务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在人工成本方面,根据税收协定中关于“非独立个人劳务”的有关规定,当有关工作人员在项目东道国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或工作报酬由企业在项目东道国设立的常设机构或子公司支付或负担时,该工作人员在此期间取得的报酬可以在项目东道国纳税。此外,在无法取得可靠收入证明的情况下,项目东道国税法通常允许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收入的方式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应当真实完整地在项目东道国申报项目人工成本,一方面可以合理抵扣企业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核定征收导致的高额个人所得税支出及相关滞纳金等税务罚款的风险。
在分包成本和采购成本方面,在由项目子公司负责项目执行的模式下,应将该子公司作为分包和采购行为的实施主体,以实现收入成本的合理匹配。在企业总部负责项目执行的模式下,不论成本费用发生在项目东道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只要是为取得对应收入而发生,根据税收协定的规定,均应允许进行税前扣除。但是,从实践情况看,常设机构在申请相关成本费用的扣除时,必须做到一是相关成本费用与所取得收入之间必须合理匹配,避免滥用税收协定行为。二是必须根据项目东道国的税务规定,为相关分包行为和采购行为缴纳交易环节的相关税费,避免执行瑕疵产生无谓的成本支出。
(四)协调项目总体进度平衡境内外税负
由于项目各组成部分的实际完工进度往往存在差异,并且项目东道国和我国应纳税所得计算规则的不同,导致项目东道国累计纳税进度可能与项目总体的累计纳税进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在项目接近收尾阶段,根据境外所纳税款的向后抵免规则,可能出现项目总体应纳税额低于可抵免限额的情况,导致在境外缴纳的部分税款无法在国内办理抵免,从而增加税务成本。因此,企业应当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实现境内外项目完工进度的合理匹配,确保在项目东道国所纳税款能够在境内实现完整抵免,合理控制项目税负水平。
五、策略实施的具体建议
在项目开发执行过程中,通过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面应用税收协定有关要求,将为节约项目税务成本,提高项目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策略的运用效果既有赖于缜密的谋划,又更多取决于策略的执行成效。为了确保相关策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项目前期调研,掌握东道国税务政策
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税务实践中,项目开发阶段对东道国税务政策的调研不足,掌握不深,项目先签约后调研,甚至是先执行后策划的情况时有发生,极大限制了企业对税务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效果。因此,企业在项目的开发阶段应当对项目东道国的税务政策进行深入调研,特别是对项目执行有重要影响的税务政策要重点收集研究,全面评估相关政策对项目税务成本的影响,以便在投标报价中及时加以考虑,从源头把控项目税务风险。
对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当积极借助外部力量或企业自有资源积极尝试建立目标市场国别的税务政策信息数据库,将重点目标市场的关键税务政策,以及税收协定的相关内容及时收集整理,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通过前置性的政策研究预判,设立项目开发执行预案,能够在确保项目开发效率的同时,提高税务风险管控成效。
(二)明确项目业主责任,全面贯彻抵免要求
根据税收协定的要求,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享受税务抵免政策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申请人应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即合同双方应来自协定的缔约国,同时取得各自国家所出具的纳税人身份证明。二是取得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或免税证明。上述条件的满足均离不开项目业主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在项目合同的谈判阶段,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当对项目业主在企业申请税收协定优惠中所应尽的义务予以明确,避免重复纳税的情况发生。
(三)及时履行审批备案,充分保障法定权利
从税务实践情况看,项目东道国税务机关的征税与审计职能通常相互独立,而且针对特定纳税事项的审核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合理规避税务审计风险,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高度关注上述差异,在申请协定优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及时履行特定的法定程序,取得东道国税务机关的审核批准,防止由于时效问题而丧失抵扣权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全面掌握税务事项审核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准备完整的支持性材料,主动提交税务机关备案或审查,从而消除潜在的税务审计风险。
(四)加强财务团队建设,保持有效沟通交流
由于存在国别差异,在税务工作实践中,税收协定的应用对企业财务团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挑战。一方面,要求企业的财务人员能够对国内外税务制度、会计政策以及项目管理具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要求企业的人员能够具备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除了要准确、完整的传递信息外,必须能够最大程度争取信息接受方的支持与认同。因此,企业应当对派驻项目工作的财务人员加大教育培训投入,在国际工程项目财务管理方面逐步培养和积累专业化人才储备,才能确保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策略的有效贯彻与实施。
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2
【关键词】税收筹划;现状;国际比较
1.主要国家的税收筹划分析
在欧美等国家,由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商品税的税款会转移到消费者的头上,所以筹划的空间和可能性都较小,而所得税属于直接税,税负不容易转嫁,纳税人本身又是负税人,所以税收筹划的对象主要是所得税。
对所得税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后,企业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投资的边际收益。
以下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
1.1 有完善的税收立法制度为税收筹划作前提
在美国由国会制定联邦税法,其他各级立法单位制定州和地方税法,而且需由超过三分之二的公民进行投票表决通过后才可执行。
充分彰显了纳税人具有表决权和拥有独立性。
由于美国州与州之间税法有较大的差异性,税种开征、停征、征税对象与税率、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就便于比较,给税收筹划提供了较大的筹划空间。
1.2 税制设计合理,征管模式先进为税收筹划提供保障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美国家实行的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结构,而在所得税的构成中又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而我国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建立起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双重税制结构,所得税所占的比重极小,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到7%。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应把所得税直接税作为改革的重点,既能不断缩小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又可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
在美国的联邦税务局中,有完备的税务征管机构,早已拥有先进的网上办事系统,可直接查询各个年份全国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和详细资料,对违法纳税人的处理严厉、到位,没有烦琐的行政干预,拥有较高的权威性。
而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利用计算机等先进的征管手段有待进上步提高,税务部门还无法较为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纳税等情况,这就给纳税人带来的较大的偷逃税款的空间。
1.3 通过减计应税所得项目进行筹划
美国税法规定,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所得才确认为计税所得,才需纳税。
这就产生的一个理论漏洞:资产有增值,但是由于没有交换或变现,就无需纳税。
因此国外很多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购入土地等具有增值潜力的资产,资产增了值,但是不急于出售,企业就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而且企业在银行的借款利息还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税前扣除。
1.4 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企业的组织形式所适用的税法有很大的差异。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缴纳的是个人所得税,而股份有限公司需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公司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不可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可享受限额为100美元的免税股利。
而且,还规定如果股份有限公司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按合伙企业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充分利用税法的规定就可以节约数额较大的税款。
1.5 充分利用费用扣除项目的时机选择进行筹划
除了要考虑所得项目的筹划外,纳税人还会充分考虑扣除项目确认的相关问题。
如扣除的时机、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适用的税率等。
2.对我国的启示
2.1 建立起以所得税为主的合理的税制结构和运行机制
健全和完善所得税制,使所得税更能充分发挥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可使纳税人有更大的税收筹划空间。
对税法条文的修订过程中,对税法规定中不明晰、模糊的界定应加以改进。
如税收筹划应顺应国家的立法意图,何谓“国家立法意图”就很难准确界定。
因此,在税法的不断完善和修订中,应减弱税法条文的弹性,加强一些硬性的规定,对一些判定给以准确的标准,这样就降低了税务人员和纳税人双方作弊的可能性。
2.2 不断提高征纳税双方人员的素质
长期以来我国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较弱,而有些企业的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针对这种现状,要在全社会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加大举办法制教育培训班频率,使法律观念和意识真正的深入人心,而不只是流于形式。
对企业的财会人员不断进行业务培训,熟悉国家的会计、税法、企业管理等最新的理论和政策,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税收筹划,使税收筹划这一政策能在我国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
对税务机关来说,要加大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监督工作,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杜绝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为税收筹划的执行提供一个良好的税收大环境。
2.3 加大对偷逃税款的惩罚力度,促使纳税人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
在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得以提高的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如果纳税人偷逃40%的税款,面临的只是10%或更少的罚款,那么纳税人为什么不去偷逃税款呢?所以,加强税收的强制性,增强税法的权威性,在客观上就促使纳税人遵纪守法,进行法律许可范围的税收筹划。
2.4 加强对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全面、复杂的理财行为,集税法、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融为一体,它要求税务筹划人员除了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还应熟悉国家最新的税法政策及别的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能把这些专业知识跟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总体上进行筹划分析,更多地顺应立法的宗旨,使企业能充分利用宏观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指导,既能实现企业经营成本的减少和利润最大化,又能对企业的生产、发展做出长远规划。
税收筹划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市场观念与税收征管法制化的有机结合。
会使纳税人实现成本最低化与利润最大化的惟一手段就是进行纳税筹划,所以在不少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一些咨询机构中,税务筹划的咨询业务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的企业聘请注册税务师、税务顾问或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不仅降低了税收筹划的成本,而且也提高了税务筹划人员的专业和道德素质,这就在客观上加速了税收筹划行业的发展速度。
2.5 对税收筹划风险的存在要正确估量
纳税人正确地运用税收筹划,就可以使纳税人减少纳税成本,使会计利润最大化,但是如果纳税人曲解或误解了税收的法律法规而实施的.税收筹划,由此带来的损失就要由纳税人自己承担。
2.5.1 企业应考虑机会成本的高低
机会成本是指一种资源(如资金或劳力等)用于本项目而放弃用于其他机会时,所可能损失的利益。
在进行税收筹划方案的设计时,应该既考虑显性成本,还要考虑隐性成本,它们共同构成了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就样这可以使收益最优化。
2.5.2 应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流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如果税负相同,筹划期间大致相同,那么就应选择税款延迟缴纳的税收筹划方案,尽量使费用扣除提前,应税所得额的实现延后,这就相同于获得了一笔数额相等、期限推后的无息贷款。
3.结语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筹划经验,培养良好的税收环境,提高征纳税双方的素质,不断改进税收筹划的方法,使税收筹划真正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于前.我国企业实施税收筹划的理论分析[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5):37-38.
[2]计金标.税收筹划(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1.
跨国投资国际税务筹划 篇3
[关键词] 跨国投资 税务筹划 税收抵免 避税地
跨国企业进行新的投资时,出于节税和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应从投资地点、设立经营机构方式及新建企业的组织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选择。
一、投资地点选择上的税务考虑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除了要考虑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金融环境、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常规因素外,不同地点的税制差别应作为考虑的重点。企业应充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税制情况,选择整体税收负担相对较低的地点进行投资,以获取最大的税后利益。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或地区不征企业所得税,如巴拿马;有的税率高达50%以上,如印度;有的国家的增值税率较低,如日本为3%;而有的则较高,如匈牙利为25%。可见,选择不同投资地点对投资净收益的影响是很大的。
此外,还要考虑有关国家因同时实行税收居民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管辖权导致对同一项所得双重征税,以及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有关税收抵免的具体规定。国与国之间通过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方法通常有三种。(1)扣除法。(2)免税法。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国税制不同,又分为全额免税法和累进免税法,目前实行免税制的国家大多采用累进免税法。(3)抵免法。从理论上说,抵免法可分为全额抵免法和限额抵免法,其中以后者应用最为普遍。
以上三种方法在不同情况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效果是不同的。现举例说明如下。例,某企业当年境内应税所得为100万元,来源于境外所得100万元,假设除税率差别外本国所得税法与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规定相同。下面比较在不同税率和采用不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方法的情况下,该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占其全部应税所得的比重。
第一种情况,本国所得税税率30%,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税率40%:
(1)扣除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40)×30%=48(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已纳境外税额
=48+40=88(万元)
税负水平为44%。
(2)免税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100×30%=3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30+40=70(万元)
税负水平为35%。
(3)限额抵免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30%-30=3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30+40=70(万元)
税负水平为35%。
(4)全额抵免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30%-40=2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20+40=60(万元)
税负水平为30%。
第二种情况,本国所得税税率40%,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税率30%:
扣除法、免税法、限额抵免法和全额抵免法的税负水平分别为49%、35%、40%和40%。
比较可知:(1)境外税率高于国内税率时,全额抵免法对纳税人最有利;限额抵免法与免税法一致。(2)境外税率低于国内税率时,免税法对纳税人最有利;限额抵免法与全额抵免法一致。任何情况下,扣除法对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效果最不理想。
对跨国公司来说,面临实施抵免法的国家时,还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母公司所在国是否实行限额抵免;当实行限额抵免时,跨国公司若到高税率国家投资,所交纳的税款将得不到全额抵免。(2)东道国若与母国之间尚无双边税收协定,母国是否允许在该东道国交纳的税款用来抵免跨国公司的税负。有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进行抵免。另外,抵免法虽然避免了双重征税,但当跨国公司投资于低税国或免税国时,它并不能享受东道国所给予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所以此时要注意母国是否有税收饶让政策。
由此看来,对跨国投资面临的国际双重征税,有关国家能否免除,采取何种方式给予免除,对跨国纳税人构成不同税收负担。这就要求跨国投资者必须熟悉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了解有关国家之间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关于免除双重征税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以便进行投资国别或地点的优化选择。
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选择上的税务考虑
企业在国外投资和开展营业时设立经营机构的方式有两种:建立分支机构或组建子公司。为减轻税负,如何在两种经营形式之间做出选择,取决于许多非税收和税收条件。可能的非税收限制包括由民法、公司法和行政法造成的障碍,如劳动法规、工人参与企业产权的程度、对公布某些财务资料的规定、不同种类的政府许可等。税收因素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整个企业利润或损失预计,有关国家对新企业开创期的承认及相应的优惠待遇、税基大小、税率高低、税收条约或协定的影响等。在实践中,就税收因素来说,分支机构与子公司各有利弊,结合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考虑国外投资项目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境外投资项目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或加工装配业,即一开始就有盈利可能,建立子公司较为有利,因为子公司的利润在汇回总公司之前,不需缴纳汇出利润预提税和所在国税收。如果国外投资项目预计初期会发生亏损,则建立分公司较为有利。因为分公司的损益归属母公司,其年度亏损可并入总公司的税前利润自行弥补,以减少总公司纳税额。而子公司亏损只能从以后年度利润中得到弥补。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东道国法律许可,更为有利的做法是在投资亏损期建立分公司,进入盈利期后建立子公司。
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4
一、案例及环境介绍
(一)项目简介
中材集团下属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接马来西亚水泥生产线建设EPC总承包项目,合同额1.5亿美元,工期26个月,需要完成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及主持建设三项工作后将整个工程完整移交给业主。从项目投标阶段开始,公司就通过咨询当地税务和法律人士并借鉴兄弟单位项目操作实践,提出了签约模式、项目管理模式及其他一整套税务筹划方案,具体见以下实例分析(由于涉及商业机密,文中数字是虚拟的,因行文的需要,实例与现实情况相比存在调整)。
(二)马来西亚税收基本情况
马来西亚属于中等收入的英联邦国家,整个税务法律体系比较健全,现行税种主要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不动产利得税、石油所得税、销售税、合同税、暴利税、服务税和关税等。牵涉到该项目的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马来西亚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是指公司董事会每年在马来西亚召开,公司董事在马来西亚境内掌管公司业务的法人。非居民公司的情况正好与居民公司相反,马来西亚对非居民公司实行预提税制度。1983年以后,马来西亚加强了对建筑行业非居民承包商的预提税征收,按照承包合同,对非居民承包商的预提税税率合计为13%(其中,法人为10%,个人为3%);居民公司采用20%和24%的比例税率,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不超过50万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为20%,超过50万林吉特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为24%。居民公司及非居民公司的选择是企业所得税的筹划的关键。
单位:万美元
注:根据项目整体测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按照合同收入的2.4%和0.5%计算。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按照逗留期限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居民对来源于全世界的所得纳税,非居民只对来源于马来西亚境内的所得纳税。居民纳税人按照0至26%的9级累进税率纳税,非居民纳税人按照最高26%税率缴纳,非居民雇员在马来西亚工作时间1年中不满60天时,其来自马来西亚的收入不纳税。项目管理人员平均逗留时间为2年,工人平均逗留时间为1年,一年中逗留期间是否无间断累计183天,是能否成为居民纳税人的关键条件。2004年起个人所得税实行申报纳税制度,应纳税所得按照总所得额减去各种扣除后的余额计算。此外,居民还有包括基础扣除之外的教育培训、医疗、书籍、公益捐赠等23个方面的扣除项目,外国居民纳税人也能享受此政策。如何满足居民的条件是个人所得税的筹划的关键。
(三)马来西亚劳工政策
马来西亚劳动力短缺,当地多为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劳务人员,劳动效率低,且当地土建安装几乎都是小规模的分包商,难以承担大型项目的分包。目前马来西亚仅在古建筑维护、制瓷、木器加工、家具制造四个行业对中国开放了普通劳务市场。项目工人只能以技术工人的名义申请准入,根据马来西亚外来劳务雇佣制度,满足居民纳税人条件的项目管理人员国内外月收入不得低于5000马币,技术工人没有具体标准,但在马来西亚取得收入不能低于当地普通劳工工资标准,而且所有人员在获得准证之前,必须详细上报人员信息、工种、职务及国内外月薪等主要信息,移民厅将这些信息转交给内陆税务局,分配纳税账号。
当地复杂的人员准入制度和严格的监管手段,为个人所得税筹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不能合理筹划,将为项目带来巨大的成本,这也成为在马来西亚从事大型工程项目需要考虑的核心内容。
二、案例分析
(一)签约模式选择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常规合同签约模式一般有三种:由中国公司与业主直接签订合同,在当地按照项目部模式运转;在项目所在国成立一个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工程设计、设备供货由中国公司签订合同;企业临时合作体即TCE模式,将项目分成不同模块,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组成临时合作体分别与业主签订合同,独立承担责任和纳税义务。
在EPC项目中,工程设计一般由国内设计人员完成,可抵扣设计成本主要是人工,利润率偏高,而且需要在业主所在国缴纳较高的税款;马来西亚只有发生在当地的设计成本才能抵减,非居民企业需要缴纳20%的预扣税。因此,签订合同时,设计费一般采用分摊进设备和施工部分,在合同中不作体现,案例合同签订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价格分解中仅体现设备供货和施工(土建和安装),土建4000万美元,安装1000万美元,设备供货10000万美元。
从表1可以看出,三种签约模式TCE是最佳的,在这种模式下,总包方除项目管理人员缴纳少量个人所得税外,可以实现零税负。实际操作中,却受到劳工政策和业主意愿两方面的制约。采用TCE签约模式,土建和安装合同金额难以拿到相当数量的劳工配额;项目业主基于法律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坚决反对采用此种签约模式。另外,分包商在当地建立公司,需要获取商务部批文、建立组织机构、独立会计核算、出具审计报告、自主申报纳税等一系列的工作,要承担运行和税务风险,分包商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转嫁风险。在谈判中分包商做出让步,但要求大幅提高分包合同额。虽然TCE是最佳模式,还是选择放弃该签约模式。
显然,当地成立公司签约模式成为次优先考虑的模式。进一步考量,中国公司直接签约模式,即使在国内成立两个公司分别签订施工和设备供货合同,也将产生1000万美元的税收;当地成立公司签约模式,若项目人员全部按照非居民纳税人26%个人所得税率缴纳个税,个人所得税应为325万美元,应纳税总额为445万元,也是比较可行的。因此,综合考虑选择在当地成立公司签约模式,由中国公司和业主签订总包合同,将总包合同的施工部分转移至当地子公司执行。
(二)管理模式选择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包括设计、设备供货和现场土建安装施工,设计和设备供货一般由国内公司负责,项目管理模式的安排主要是土建安装的施工组织。目前,一般的管理模式分为大包、小包和自行建造,大包是将施工部分直接分包给一家或多家分包商,承建商负责管理分包商;小包就是所说的包清工,分包商只提供施工队伍,材料等由承包商负责,按照工程量进行结算;承包商完全利用自己的施工队伍,组织施工为自行建造。
总承包商没有自己的施工队伍,只能采用大包和小包的项目管理模式;马来西亚地质结构稳定,处于大陆架伸人海洋部分,无地震海啸,根据当地建筑标准,总承包商利用自身强大的设计能力,对整个水泥生产线进行了设计优化,实际较原设计仅混凝土用量就节省5万立方,项目业主有自己的混凝土公司,要求项目使用他们的混凝土且提供较优惠的价格,因此,综合考虑,土建部分的施工除利用当地分包商外,主体部分利用中国的分包商(按混凝土用量结算),采用小包的形式。安装部分业务比较独立,且当地没有此类施工经验的分包商,选择了大包的形式,交由国内分包商承建。
(三)模式确立下的税务筹划
签约模式和项目管理模式的确定,为项目整体税务筹划确立了空间范围。以中国公司为主体申请劳工配额,人员归属于中国公司名下,即使要求土建和安装分包商在当地建立公司,也无法列支成本,他们只能以当地子公司的名义运作。经严格测算,主要成本项目为混凝土、安装辅材采购和当地分包商成本,合计金额3750万美元,可以在当地消化。剩余部分为土建和安装承包商的分包合同额分别为150万美元和1100万美元,这部分不能在当地支付分包商,只能在中国结算,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支付,将计入利润总额纳税。仅企业所得税一项需要缴纳300万美元。
项目高峰期管理人员约为40人,技术工人将达到600人,如此巨大的人工成本支出,为解决问题指引了方向。是否可以化整为零,将1250万美元分包商成本转化为人工成本,成为项目税收筹划的突破口。按照马来西亚人员准入政策,结合项目管理的进度,合理规划了项目执行期间人员的分布。通过控制人员进出时间和平衡个人所得税税负,项目将分包商合同金额分解到每个人,申请每批人员准证时,按照分解的金额上报了项目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工资标准,这部分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后转回国内,结算分包商分包成本。同时,因在马来西亚承担了分包商人员带来的安全管理风险和税务风险,在签订土建安装分包合同中,不仅控制了分包合同金额,也明确了分包商需承担的税负比例。
项目按照既定筹划方案操作,通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平衡规划,既解决了分包成本支付的问题,又减少了税负支出。最终纳税总额控制在了50万美元,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达到了项目整体盈利最优的效果。
(四)税务筹划方案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马来西亚内陆税务局要求企业每年3月、6月及9月按照预计利润率上报企业预计盈利情况并于年末预交企业所得税,第二年4月30日前汇算清缴,但若实际应缴纳与预计缴纳偏差30%,要接受税务局的罚款,因此,要求对整个项目的收支有比较清晰的掌控。
因人员准入前,需要向当地管理当局提交人员的国内外薪酬情况,如何规划每个人的薪酬,既保证达到减轻税负,又不增大成本,需要仔细谋划。
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纳税额度差距很大,整个项目高峰时期600名人员,如何结合工程进度,合理筹划,保证尽可能多的人员满足居民纳税人的条件同时节省人工成本支出,在具体操作中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
人员离开后,需要做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如何证明逗留期间符合居民纳税人条件,人员离开前,需要当地税务局主管人员对已经注销工作准证的护照及复印件全本进行公证,一般人员注销工作准证到离开的时间周期为4~5天,这要求公司要制定详细的人员撤离规划,以保证能够拿到公证,否则人员准入时公司提供的保函保证金将不能全额退回,面临如此多的人员,这是一项比较严谨而繁琐的工作。
三、案例总结
严谨的规划性要求是马来西亚税收管理留给我们最为突出的感受,该理念与我们项目管理比较粗放的理念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工作方式具有极大的冲突,这要求项目管理及时调整思路,适应当地文化和管理思维。
税务筹划在于统筹和规划。统筹要求我们要有全局观,不能孤立的“就税论税”,而是要将税务筹划理念贯穿于整个项目管理中去,过程做好了,目标就顺理成章达到了,项目管理者对税务筹划的认识和支持对筹划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规划要求我们“大处布局,小处谋篇”,提前确立总体筹划思路,并将筹划方案化整为零,分散到项目日常经营管理中去。
另外,任意一个税务筹划方案成功的关键在于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会面对不同的控制风险,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整个税务筹划方案偏离甚至失败。最合适的方案不一定是税务筹划最优的方案,要考虑所处现实环境;既定的方案也不一定是最终实施的方案,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
国际税收避税案例 篇5
我们来分析这样做对各国税负的影响:
(一) 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的税负:
甲公司应纳所得税=(3000-2600)×1000×50%=200000 (元)
乙公司应纳所得=3000×20%×1000×60%=360000(元)
则对此项交易,该跨国公司应纳所得税额合计=200000十360000=560000(元)
(二)在非正常交易情况下的税负:
甲公司应纳所得税=(2800-2600)×1000×50%=100000(元)
乙公司应纳所得税=(3600000-3400000)×60%=120000(元)
丙公司应纳所得税=(3400-2800)×1000×30%=180000(元
)则该跨国公司应纳所得税合计=100000+120000+180000=400000(元)
比正常交易节约税收支付: 560000-400000=60000(元)
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6
【关键词】 国内税法;税收协定;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 D922.22
1 关于法的作用
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法律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
2 关于国内税法的作用
2.1 税法能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就是交易人完成一项交易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等。谈到交易成本,我们不能忽视两个定理,即科斯第一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即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换言之,“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即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税法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税法的建立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浪费。第二,税法本身就是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创设的。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的缺陷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場缺陷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为了使其自身的物质需要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满足,就必须使税收征纳关系也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规范性,,那么最佳途径就是使其合法化。通过制定税法,对税收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明确税收关系各方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的范围,并且使各方体特别是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他方责任提供实际可循的法律依据。这样就提高了税收活动的预期性、税收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了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减少交易成本是税法的核心功能。
2.2 税法能提供一种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假设”范式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权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诚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开创人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第二,人是理性的。其基本思想是: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能够比较各种可能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那个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第三,是第二点的推论,但又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即认为只要有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会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意味着,只要税法设计合理,可以达到“激励相溶”。税法的激励功能,指其税收活动参与者的某种税收行为的鼓励和促进。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的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税法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造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即税收的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税收主体从事还是不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正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发展,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往往课以重税。
2.3 税法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经常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外部性就是一种商品生产会使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以外的第三者,得到免费使用的利益或受到无补偿的损失。外部性可分为“外部不经济”和“外部经济”两种情况。“外部不经济”的特征是引起他人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它意味着某一经济主体不支付代价而提高另一经济主体的支出,即所谓的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噪音公害等典型的案例。而“外部经济”则是指由于经济主体内部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带来利益,即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的财政原因导致了税收的外部性。税收外部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产生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其财政资源的运用能力发生了扭曲,在此基础上会扭曲现有的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影响政府间财政收支体系的公平和稳定,从而动摇现代财政三大职能存在的根基,因此,对于税收外部性必须加以重视。
2.4 税法能减少不确定性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第一,税法是确定、公开的行为规范,所以,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税法为税法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第二,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因此,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实行财税合一,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减少税收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税法较之税收政策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前者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而后者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这是因为,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因此,按照平等竞争之市场规律的要求,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是正确的。
3 关于国际税收协定的功能
从广义上讲,税收协定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有关税收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既包括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也包括双边或多边缔结的关税协定、空运企业和海运企业国际运输收入互免税收的协定等一些特定税种或特定项目的税收协定。狭义的税收协定一般特指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国际协定(简称双重征税协定)。本文所指的是狭义的税收协定,即国与国之间为了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所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税收协定具有如下功能:
(1)税收协定可以弥补国内税法单边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存在的缺陷。一国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采取的免税法或抵免法等单边措施只能解决不同种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所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但由于两国判定居民身份或所得来源地标准发生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重叠所造成的重复征税,却很难通过这种单边措施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有关国家通过税收协定来协调各自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的行使,防止两国对同一个纳税人或同一笔所得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或同时行使地域管辖权。
(2)税收协定可以有效约束协定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纳税人的居住国和所得来源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非常突出,因为要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来源国征了税居住国就不能再征税,或者来源国多征了税居住国就要少征税。这种征税权的矛盾涉及到各方的税收利益,而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决不能忽视各国的税收利益。实践中,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可能强调自己的税收利益,维护自己的征税权,而所得来源国对跨国所得有优先征税的自然优势,居住国在来源国优先征税的情况下虽可以采取免税法和抵免法等措施来免除双重征税,但这些措施都是以放弃本国的税收利益为代价。如果居住国为避免双重征税而牺牲的税收利益太大,单方面采取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措施就不可能持久。同样,如果居住国为了自己的税收利益而要求来源国放弃对本国境内所得的征税权,全部由居住国去征税,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国际重复征税问题靠某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和牺牲某一国的利益来解决,则基础不会牢固,必须由居住国和来源国通过协商,双方都放弃一定的征税权从而共同做出一定的牺牲才能完成。这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兼顾居住国和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最容易被双方共同接受。当然这就要求两国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通过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对双方的征税权加以约束。
(3)税收协定可以通过相互协商程序和税收情报交换有效防止偷漏税,适时进行反避税调查和预约定价的谈签。防止国际避税和国际偷税固然可以由一国单方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但由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已不限于一国主权所能管辖的范围之内,纳税人的许多偷漏税行為是借助境外机构来进行的,而一个主权国家并没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主权国家单方面提供有这种偷漏税的税收情报,也不能随意派人进入到别国境内去进行税收检查,因此,由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国际偷漏税问题确实难度很大。由于国际偷漏税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它对各国的税收利益都有可能带来损害,所以,国与国之间有必要在反偷漏税问题上相互配合。而国与国之间只有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并在协定中规定相互之间协商、交换税收情报的义务,防止跨国偷漏税的国际合作才有法律保障。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研究 篇7
关键词:国际业务,税收筹划,跨国,可行性,措施
一、税收筹划在国内外的发展
(一) 税收筹划在国外的发展
税收筹划首先发展于西方国家。真正起源要追溯到1935年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 (英国) 。该案正式提出了税收筹划, 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利依据法律合理安排自己的事业, 可以在法律要求内少缴税。而相关部门也不得强迫其多缴税。该观点在英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广泛认同。之后, 荷兰财政文献局在编撰《国际税收辞汇》时, 正式对税收筹划进行了定义, 即: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合理安排以缴纳最低的税收。
(二)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
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需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其产生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 发展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中。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税收筹划现已发展为: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前提, 在税收法律的要求范围内, 企业通过对其自身的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的筹划, 以实现少缴纳税费的目的。目前, 税收筹划在国际业务中的应用极为关键。由于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经济等体制,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为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国际业务税收筹划概述
(一)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特征
国际业务的税收筹划除了具备税收筹划的一般特点之外, 还具有自己的独立特性, 即国际性与复杂性。详见 (表1) 。
(二)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产生的内外部原因
1、内在原因。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多是具有强烈的实现全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其在业务中会试图实现企业全球业务的最轻税负。通常, 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会在研究各国税收法规的基础上, 探寻税收漏洞, 制定税收筹划方案, 以实现企业减轻税负的目的。
2、外在原因。
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的产生原因, 主要源自各国对税收构成要素、税收管辖权、等各方面在制度与法规上的不同所导致。各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对这些差异进行利用, 不仅能获取低税负, 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且还能获取跨国纳税的有力保证。
(三)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
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依据原则主要有三点, 即计划性、经济性、合法性原则。
三、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 每个国家由于其扶持的重点企业有所不同, 因而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也会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能源、高新技术的开发以及环境保护这几方面, 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则相对较为广泛。由于跨国公司所面对的国家不一样, 其筹划措施也必然不同, 复杂的税收体系差异为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带来了种种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税收法规等都是根据自身国情予以制定。也正因为此, 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都必然不完全相同。涉及国际业务的企业都可以根据税法规定选择税率差异、纳税确定标准差异等筹划自己的纳税方式。
其次, 目前, 随着各国资本的加速化发展, 各类跨国业务的纳税企业都愈发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再加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金融市场与贸易都获得了自由化发展, 国际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税收筹划提供了新的环境与机遇。这种经济环境为企业跨国业务的纳税筹划带来了各种可能性。
再者,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 各国彼此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普遍现象。目前, 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 主要用于避免双重征税。纵观世界范围内, 现已达成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已有上千家。随着经济的发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进来。税收协定不仅有利于各国发展, 还给各国的税收筹划带来诸多可能性。
四、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途径
(一) 利用选择设置“企业居所”
在税法规定中, 企业居所是一项需重点把握的含义。各国由于国情、政治经济环境等存在差异, 因此对企业居所的定义并不同。许多欧洲国家将企业居所定义为企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主要地点;美国则认为企业居所是企业的注册地。因此, 企业在对国际业务进行税收筹划时, 不妨利用企业居所的不同规定来实现筹划目的。即使在高税国, 也可利用企业居所实现降低税负。
(二) 利用“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是以躲避税收、转移利润为目的, 以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确定内部交易价格, 并按该内部交易价格成交。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 能够实现减轻税负、规避预提税的目的。利用转移定价, 企业能够在内部交易中, 将内部贸易由高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能够有助于企业少缴所得税。倘若跨国业务的延伸国家税率较高, 那么企业将会向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收取较高的货物价格, 以及各类费用 (比如资产租赁费用、贷款利息、劳务费用等) ;而向低税率国家中的子公司收取较低的货物价格和各类费用。具体而言, 跨国业务中所涉及的货物主要包含机器设备、产成品、原材料、在产品、零部件等;资产租赁费用主要包含使用专利、商业信誉、专有技术等的费用;劳务费用则包含管理性劳务费和技术性劳务费。只要是有形商品, 一般都具有“可比价格”。在很多国家中, 企业会针对跨国业务调整内部交易的转移价格。而无形资产由于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对其价格的限制相对困难。也正因为此, 拥有跨国业务的企业在商品价格受限、不利于转移定价时, 可以利用无形产品的转移价格, 以减少预提税。
(三) 利用企业性质的选择
股份制企业和合伙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税收政策往往是不同,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企业性质的选择问题。对于公司制企业, 世界大部分国家往往要对其营业利润进行征税, 利润在分配之后还要对每个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于合伙经营企业, 政府往往只是对合伙并取得收益的各方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企业的营业利润则不在课税范围之内。另外, 企业如果是跨国性质的, 那么它在国外设立的公司就具有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性质区分: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可以享受所在国家各种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其亏损无法并入母公司而达到降低母公司的营业利润的目的;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 故不能享受所在国的税收优惠, 但其报表可以并入母公司, 在其亏损时可以降低母公司的税前利润。两种选择各有利弊, 但笔者认为, 企业在发展初期可以采用分公司的形式, 随着跨国机构的日渐成熟再逐渐转变为子公司的形式。
(四) 避免所在国认定常设机构
企业在从事国际业务时, 往往在所在国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以方便企业在该国的业务扩张。但《联合国范本》等国际文本中对企业设立在异国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界定:如果该机构是企业在异国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的固定场所, 并且该机构代理人拥有订立合约、签售订单等功能和权力, 则该机构被认定为企业的常设机构。因为常设机构可以裁定为独立的纳税单位, 是有独立纳税义务的。特别是当所在国税率高于企业居住国时, 税收政策将会对企业极为不利。所以, 企业可以根据常设机构的裁定标准, 合理避免在异国出现常设机构。
(五)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搭设不同的公司架构
利用各国家对于股权转让、利润分配的征税原则不同, 通过搭设多层的控股公司架构, 进行税务筹划。例如, 在从中国向印尼进行投资时, 可以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控股, 间接投资到印尼公司, 因为新加坡对于股权转让所得不征收所得税, 在处置项目转让股权时可以免交所得税, 同样, 对于在印尼所得的利润分配, 从印尼分配到新加坡是低于从印尼直接分配到中国的税率的, 而从新加坡到中国是免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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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分析 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税收筹划
加入WTO后, 中国经济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融合,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走上跨国经营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我国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问题, 已成为促进我国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现实需要。
一、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客观基础
世界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符合其利益的税收制度, 因而在税收制度上各国间存在一定差别。从本质上讲, 世界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 为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客观基础。这些差异主要有:
1. 税收管辖权差异。
世界各国行使的税收管辖权中, 对纳税义务的确定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别。有的按属地主义原则确定, 即仅对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各种应税收入纳税;有的按属人主义原则确定, 即对纳税人境内境外的各种应税收人均征税;还有的国家按属地主义与属人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所有这些不同的纳税规定, 在客观上都可以成为我国跨国公司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纳税制度和法律规定, 以最小地承担国际纳税义务的重要条件。
2. 税率差异。
各国的国情不同, 有的国家和地区税率很高, 税负重。如瑞典、丹麦、比利时等国, 税率一般高达50%以上, 而有的税率很低如我国香港等地。有的国家采用比例税率, 有的国家采用累进税率, 这种税率上的差别, 客观上为我国跨国经营者避重就轻的选择创造了前提条件。
3. 税基差异。
由于各国规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各不相同, 在计算应纳税收入时, 各国对费用的确认和分配, 资产的计价等项目的规定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如在固定资产摊提、交际费列支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 同种收入的纳税人在不同国家的税负并不相同。
4. 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
各个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 一般都对外国纳税人提供种种优惠条件, 尤其对投资所得提供优惠。不仅在发展中国家, 就是在发达国家也较常见。税收优惠无疑也为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5. 避税港的存在。
避税港是指为跨国经营取得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避税港的税负很轻, 如百慕大对所得、股息、资本利得和销售额不征收任何税收, 也不开征预提税和财产税, 因而成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理想场所。
此外, 各国税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覆盖面上的空白点, 衔接上的间隙处和掌握尺度上的模糊界限等, 都为我国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提供了机会。
二、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途径
1. 充分利用避税港。
避税港的存在为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跨国公司可在避税港建立基地公司从事转移和积累利润。基地公司通常以再开票中心、控股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公司、金融公司等形式存在。此外, 基地公司还可以采取以下的公司形式:专利持有公司, 指专门从事专利、商标、版权、牌号或其他工业产权的取得、利用、发放使用许可、转发许可等活动的专业公司;受控保险公司, 指跨国公司完全拥有的、主要为本集团成员提供保险和分保的一种公司组织;服务公司, 指从事部分管理、基金管理、卡特尔协定组织以及其他类似劳务的服务单位;投资公司, 以从事有价证券投资为目的, 主要持有其他公司优先股、债券或其他证券的公司;航运公司等。
2. 充分利用转移定价。
所谓转移定价, 是指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各国子公司之间或各国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和劳务时所采用的特殊的定价方法。这种特殊的定价方式的制定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不是自由竞争市场下的价格, 而是公司根据自身的全球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其他全球战略而制定的偏离正常市场价格的内部交易价格。我国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可使用的方法有: (1) 利用转移定价以减少所得税。跨国公司通过在内部贸易中采取转移定价将盈利由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以减少所得税。 (2) 利用转移定价以减少预提税。各国对外国公司或个人在本国境内取得的部分所得, 如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 往往征收预提税。当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时, 往往会被征收预提税, 此时子公司可以通过低价向母公司供货或高价向母公司购货的办法来代替所得支付, 将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含在转让价款之中, 以减少属于预提税范畴的收入。 (3) 利用转移定价以减少关税。利用转移定价减少关税的具体做法有两种:一种是跨国公司内部企业之间以调低的价格交易, 减少缴纳关税的基数。另一种是利用区域性关税同盟或有关协定的优惠规定逃避关税, 即降低向自由贸易区内子公司销售半成品的价格, 使得半成品加工成成品以后的价值有一半以上是在自由贸易区内增值的, 使成品在该自由贸易区内销售可以免交关税。
3. 合理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组织形式有分公司和子公司两种, 分公司隶属于总公司, 不是独立法人;子公司是依照当地法律注册登记成立的法人。一般而言, 子公司由于在国外是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 因而可享受所在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税收优惠待遇, 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派往国外, 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另外, 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母国企业, 而分公司与总公司由于是同一法人企业, 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便可汇入总公司账上。因此,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 便可根据所在国企业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通常, 跨国公司为实现税收计划最优化, 是在初级阶段组建分公司, 当经营活动全面开展后再组建子公司。
4. 充分利用各国优惠政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包括投资抵免、差别税率、加速折旧、专项免税、亏损结转等。例如西班牙税法规定:在该国的某些费用和投资, 有资格获得5%的税收抵免形式的税收减除。一般来说, 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上。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出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 完善产业结构, 解决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和技术、管理水平较为落后的矛盾, 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给予普遍优惠, 进而达到调控经济发展, 引导跨国投资方向的目的。我国跨国公司利用这些税收优惠, 结合所得来源国之间签署的订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双边国际税收协定, 用以减轻其在非居住国的纳税负担, 减少纳税金额。
5. 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
在国际税收领域中, 延期纳税是指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 对本国居民建立在国外的子公司所取得的利润收入, 在没有以股息形式汇回母公司之前, 对本国母公司不就其外国子公司的利润征税。这实质上是不能减少跨国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它只能推迟纳税人的纳税时间。而纳税人在纳税延迟期里, 就可合理占用本应及时交纳的税款并加以使用, 从而使纳税人从中获得了较多的利润, 达到降低税率的目的。所以跨国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常用到这种方式。例如我国设在高税国的母公司, 想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避税, 其先决条件是在合适的低税国或避税地建立子公司 (完全的控股公司) , 然后再利用其他课税客体移动性转移手段, 使利润在该公司得以形成和积累。这些利润可以拖延一段时问后, 再以股息形式汇回, 对纳税人来说这就等于获得一笔无息贷款, 享受了延期纳税的优惠待遇。
三、我国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 要充分了解各国税收制度及相关信息。
当前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千差万别, 税种、税率、计税方法各种各样, 课税关系相当复杂。另外, 税收地点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民俗等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 进而影响财务和税务安排。因此, 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必须充分考虑税收地有关税务、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而且应时刻注意跨国公司所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迁, 包括未来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有关国家政策的变动、税法与税率的可能变动趋势等。
2. 树立全局观念。
跨国公司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 追求的是全球规模的纳税负担最小化, 而不是某个子公司的税负最小化。另外成功的税收筹划应有助于跨国公司的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而不能仅局限于税负的减轻。也就是说, 跨国公司进行税收筹划使得税负降低的同时, 也要有助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不能顾此失彼。因此, 跨国公司应站在宏观的高度看问题, 从全局的观点出发安排税收筹划问题。
3. 树立长远观念。
税务筹划应具有前瞻性, 不能杀鸡取卵, 为追求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有的税收筹划方案可能会使纳税人在某一时期税负最低, 但却不利于其长远的发展。因此, 在进行税收筹划方案选择时, 不能仅把眼光盯在某一时期纳税最少的方案上, 而是要考虑企业的发展目标, 选择有助于企业发展, 能增加企业整体收益的税收筹划方案。
4. 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任何一项税收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 纳税人在取得部分收益的同时, 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 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只有当筹划方案的所得大于支出时, 该项税收筹划才是成功的筹划。
5. 建立合法的税收筹划观念。
税收筹划必须遵守税收法律和政策。我国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 这一条界限不可逾越, 必须坚决杜绝那种抱侥幸心理进行非法逃、偷税或瞒税的冒险行为, 以免得不偿失, 给我国海外企业的声誉、利益带来损失, 并影响到我国海外投资业的拓展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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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9
随着世界经济交流的不断加强,很多国际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税收制度不同,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税收的相关合作。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的调查和研究,论述了在大国税收视角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和机遇进行了产生,进而论述了我国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
二、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以需要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因此,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逃税偷税等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很多人故意逃税,或者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进行偷税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对国际贸易发展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贸易中的逃税和偷税等问题,必须要进行国际税收合作。通过各个国家相关税务机构的合作,能够对相关税收法律进行了解,取得各个国家税收法律中的长处,弥补部分国家税收法律中的漏洞,才能够更好地完善国际贸易中的税收法律规定,更好地避免偷税和逃税等行为。
(二)国际避税的严重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除了一些贸易人员进行逃税和偷税等行为,还存在更加严重的国际避税行为。这种国际避税行为使得某些国家的税收收入变少,例如:我国很多国际企业采用国际避税的方法,每年躲避几百亿的纳税额度,不仅仅对我国税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国际企业通过避税,进一步降低其生产成本,从而对我国本土企业产生了较大的竞争压力。国际避税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阻碍国家贸易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对我国国际税收法律的严重挑衅,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
(三)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税收征管问题
在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纳税人之间与税收机关以及各国税收机关之间在税收征管问题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为了避免税收征管后出现问题,因此在进行税收之前,需要对相关的税收征收问题进行协商,这就是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税收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单边的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是纳税人与其中一个国家的税收部门进行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存在局限性,就是当一国的税收制度发生更改,而另外一个国家保持税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重复纳税的问题;第二,由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就衍生出了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这种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局限性,但是却仍然对一些国家的税收产生了严重的挑战,这是因为:某些国家的税收法律中缺乏对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规定,而且这些国家总是不想实现这种税收制度;另外,不同国家对预约定价安排的意见和认识存在不同,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一致。
(四)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电子商务开始逐渐兴起,因此,很多人采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商品货物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对税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子商务利用虚拟化的交易平台进行着贸易的交易,因此成为了效果良好的避税平台,从而对于贸易税收原则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第二,不同的国家对于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比如:美国认为电子商务应该是免税的,但是一些欧盟等国家要求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而我国对于电子商务是否征税问题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态度。
三、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
上文已经论述了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因此本节在论述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也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可行性
目前,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的逐渐发展,使得贸易发展越来越活跃,资金技术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而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使得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因此使得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较为重要的依赖关系,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很多国家还面临着国际税收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很多国家的税收工作,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国家尝试着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进行合作,从而能够利用多个国家的力量,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国家相互依赖以及主权国家的利益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多个国家相互依赖的现状。任何国家在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国际环境中,都无法像以前一样拥有主权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各个国家目前维持着和平的状态,但是在贸易、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在瞬间土崩瓦解。因此,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实力才能够维持相对的和平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结盟和合作等方式,共同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在各个国家相互依赖的前提下,一些主权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为个体,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既存在合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独立的一面。在维护主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开展积极友好的合作。
(三)税收征管国际合作的博弈
虽然说很多国家在税收方面都需要进行合作,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需要博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作性的博弈,在这种博弈形式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保证型的博弈,当多个国家为了对抗逃税避税行为时,通过共同签订税收协议,然后达成合作;其次,协调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从而能够达成所有国家利益的最优解;第二,非合作性的博弈,在非合作性的博弈中,也分为多种博弈形式:首先,协作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中,国家之间都知道背叛能够帮助自己国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其次,劝说性的博弈,这种博弈模式下,很多国家通过劝说的形式,对于税收关系中最为脆弱的部分进行游说,从而避免其背叛造成的利益损失。
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和困难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的问题,需要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过程中,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通过对目前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税收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调研,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对于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有着强烈的意愿,同时面临着较多的机遇。根据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同样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愿,迫切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予自己支持;同时,在发达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第二,发达国家的援助,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多个方面的援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地开展国际贸易合作,同时需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税收合作时,具有一定的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部分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但是仍然有部分发达国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第二,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定的参与条件,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参与到国家贸易合作中,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法律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五、大国税收视角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随着国际逃税漏税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国家开始倡导进行国际税收合作。本文通过分析和论述,阐述了目前国际环境下,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对大国税收视角下我国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策略展开了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原则
对于我国来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因此,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坚持一些原则,为此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应该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进而能够更好地争取自己在国际税收合作的利益,力争能够进一步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达成;第二,需要坚持谨慎的态度,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免会损害某金些国家融的利益,因此在促进国际税收合作达成的过程N中O.,要9始,2终01坚6Fi持n谨an慎c的e态度,对于利益矛盾应该(给C予u恰m当u的la处ti理ve;t第y三N,O在.推63动7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要始终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要在国际税收合作时,维护好切身利益,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第四,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促进国际税收合作不仅仅需要本国的税收机构,而且还涉及到与其他国家税收部门的合作,因此不仅仅需要积极开展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所以需要始终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
(二)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
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而且还需要落实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量争取较多国家的支持,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应该向多个国家说明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取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家和力量;第二,要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需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才能够避免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阻碍;第三,积极宣传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充分认识到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从而能够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加入到国际税收合作中来;第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税管理水平,不断完善我国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应该不断促进我国国际税收工作的开展,提高税收机构的工作效率,积极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
六、小结
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增强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相信,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的不断加强,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国际税收的相关策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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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10
关键词:专利,税收激励,Tiebout理论,国际税收竞争
近年来,以欧洲国家为代表,各国政府逐渐兴起一项面向企业专利产品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1]。例如,荷兰于2007年起对包含专利的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减按10% 的税率征税,英国政府于2013年4月起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2]。与传统的加计扣除、税收抵免等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相比,新政策侧重于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即对专利产品的应税收入实施优惠税率。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进行专利技术的研发进而将专利成果商业化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政府为何要运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支持这种私人活动,已有文献对该问题的解释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因为专利研发和专利技术成果商业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二是因为专利活动存在公共产品、外部性及不确定性等特性,使得专利活动出现市场失灵现象[3,4]。上述回答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介入专利活动提供了合理解释,但尚未涵盖政府对专利活动干预的全部理由。因为现有研究的视角局限于在一国内考察政府政策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未考虑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的税收政策差异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本文基于Tiebout理论的思想,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分析,试图站在一个崭新的视角: 国际税收竞争,解释政府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专利活动的另一种原因。
1 Tiebout理论简介
《政治经济学杂志》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1956年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用脚投票”的论断,开创性地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的问题[5]。
Tiebout理论的主要思想是: 对于地方供应的公共物品而言,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之间迁移,那么居民可以通过选择社区显示出自身的偏好。从社区的角度,要么提供居民们需要的公共物品,要么居民们将迁到提供符合他们的偏好的社区。由此引申,社区间的竞争类似于厂商间的竞争,可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由于每个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与税收组合可能有所不同,各个地区的公共物品支出都体现了当地偏好的差异性。如同私人物品通过竞争方式提供一样,公共物品的提供也是要求有效率的,从而政府间的竞争将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
由于Tiebout理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在其后的60年间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完善。Tiebout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即是税收竞争领域。把Tiebout理论中的居民置换为企业,则模型代表各个地区相互竞争吸引流动的企业。基于Tiebout理论的思想,当流动要素的所有者和其要素一起流动时,且这些所有者和不流动要素的所有者有同样的偏好时,对流动要素的税收竞争将带来优化的税率[6]。
简言之,Tiebout理论可用于分析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政府政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Tiebout理论意味着政策的差异性,在资本可自由流动时,将使资本流向 有利于资 本的地区[7]。下文将基 于Tiebout理论“用脚投票”的思想,解释政府运用税收优惠激励专利活动的原因。
2专利征税模型
2. 1模型的背景条件
本节建立一个专利征税模型用于描述税收在专利活动中的作用,其中专利征税是指对包含专利技术的产品征税。不失一般性,假设模型的背景如下:( 1) 国内政府为专利技术研发提供税收抵免优惠,但未提供专利产品收入的税收优惠; ( 2) 邻国政府为专利产品的收入提供税收优惠; ( 3) 两国在政治稳定性、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贸易和金融政策及基础设施方面趋同; ( 4) 国内本行业内企业均可参加专利研发,并且研发投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 5) 最终获得专利的企业可利用专利生产产品,获得利润; ( 6) 获得专利的企业可自由选择在国内或国外的子公司运用专利来生产产品。
依据上述背景条件,可假设模型的主要参数如下: 设N表示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数量,每一家企业都可用加大投资的方法来加快专利技术的研发速度。在没有竞争者时,每一家企业研发成功专利的时间呈现指数函数分布,即Ti ~ eηiλ,其中ηi代表企业i的研发投资,λ代表该项技术的研发效率,即在研发投资既定的前提下,越高,则专利技术研发成功的时间越短。对于整个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群体来说,最终取得专利的时间取决于最先研发成功的企业,即T*= min { Ti} 。获得专利的企业将获得生产垄断产品的权利,其反需求函数为
p ( q) = 珘d - αq
式中p ( q) 代表统一的价格,q代表生产数量,珘d代表需求 ( 服从正态分布) ,α代表价格对于供给的敏感度。
2. 2国内生产情形
最终获得专利的企业将决定专利技术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生产产品。如果选择在国内生产,则其国内生产投资KD> 0,企业每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D,则企业在国内生产产品的收入可表示为:
设国内的税率为τD,资本成本为r,则qD个产品的税后利润净现值为:
在国内生产的年预期经济利润。
定义变量Wi,当企业i获得专利时,Wi= 1,否则Wi= 0。由T*= min { Ti} ,可知此时Ti= T*。由各企业的研发时间T1~ TN独立于需求珘d,可知T*独立于珘d。于是,研发投资对企业i的投资回报净现值可表达为:
式 ( 2) 表示: 有N家企业参与专利技术研发,ηi为企业i的研发投资成本,ηj ( j≠i) 为N - 1家其余参与专利技术研发企业的研发成本。假设N足
响,则式 ( 2)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由于所有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可推出各企业的最佳研发投资成本为:
在企业选择在国内进行专利技术的产品生产时,政府可于时间T*开始征税,征收的税收净现值可表达为:
由式 ( 3) 可得,η* N =
r
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现值为:
式 ( 4) 表示,当专利技术研发成功后,如果企业选择在国内使用该专利生产产品,则国内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净现值必为正。
2. 3国外生产情形
另一方面,企业也可决定在邻国生产该产品,此时KF> 0,企业在国外生产产品的收入可表示为:
设邻国的税率τF,由模型的假设条件,邻国为专利产品的收入提供税收优惠,则有τF< τD。
利润,式中YF= E [珘YF]。
由于专利技术属于国内母公司拥有,所以子公司需要获得母公司的授权且支付一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才可以使用专利制造产品。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水平也表示着国外生产时经济利润向国内母公司转移份额。因此,可设在国外生产时经济利润的分配比例为π,0π1,即以特许权使用费形式汇回母公司的经济利润比例为π,留存在国外子公司的经济利润比例为1 - π。由此,国外子公司年应税收入可表示为:
r KF
1 - τF
r KF
式中代表对国外子公司投资的补偿,税
1 - τF
子公司获得市场正常的回报。
在国外生产时该专利产品实现的税后利润的净现值则可以表示为:
式 ( 5) 中θ = ( 1 - π) τF+ πτD,代表国内和邻国的综合税率。
在企业选择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将按照π的比例从T*开始对利润∏F征税。国内政府税收的净现值可表示为:
由于无论企业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生产,其研发阶段均在国内进行,因此类似式 ( 3) ,有:
由式( 5) 和式( 6) ,有η* N =
r
则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的税收净现值为:
XD=
r
式 ( 7) 表示,与在国内生产时相反,在国外生产时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将不可能为正。其中,如果国外子公司将经济利润100% 转移给国内的母公司,即π = 1,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0。如国外子公司留存部分利润时,即π < 1,则国内政府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负。需要指出的是,在邻国税率低于国内税率的环境中,母公司有动机在子公司留存经济利润[7],因此通常情况下π < 1。
3模型分析结果的讨论
上节模型表明,一国政府从企业专利产品中是否可获取税收利益将取决于该专利产品的生产区域。当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专利产品时,政府能够从专利产品的生产中获得税收收益 ( 体现为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正) ; 当企业选择在国外生产专利产品时,国内政府不能从专利产品的生产中获得税收收益( 体现为征收税收的净现值为0或负) 。
基于Tiebout理论可以看出,企业在完成专利技术的研发后,完全有可能将专利技术的生产和应用迁移到提供税收优惠的地区。实际上,资本的流动正是Tiebout理论的效应之一[8]。专利技术由于其自身无形性的特点,非常便于跨国流动,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对国家间的税率实行“用脚投票”,提供优惠税收政策的国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进而在未来有更大的财政资源提供更优惠的税收待遇; 而税率高的国家将逐渐失去专利等流动税基,丧失国内税收利益,进而更加偏离资本所需求的优惠环境。在长期内,将逐渐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更加吸引资本,另一个正相反[9]。
因此,为应对这种挑战,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自身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以税收减免作为吸引专利等流动性税基的工具,国际税收竞争就此展开。目前,欧洲已有11个国家提供了针对专利收入的税收优惠措施,美国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引入这一政策[10],我国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也包含类似的优惠条款,欧洲国家和我国的专利收入税收优惠情况见表1。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对于专利收入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提供专利税收优惠政策的原因之一。
注: 数据来源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4结语
税收政策是各国政府提升国内专利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专利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传统研究认为,政府推出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原因在于专利活动可促进经济增长且专利活动本身存在市场失灵。本文拓展了考察这一问题的视角,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实行“用脚投票”,而缺乏税收激励的国家将丧失专利等流动税基的税收利益。由此展开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推行专利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从正面意义来说,国际税收竞争将驱使各国政府重视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各国的税收税率将不断下降并逐渐趋近; 但从负面意义上说,国际税收竞争容易诱发国际避税和逃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长期看将导致恶性税收竞争,给各国福利水平带来威胁。这需要国际税收协调活动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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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税收筹划 篇11
【关键词】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瑞银集团案
税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的领域,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本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放松了对避税方面的监管,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处于金融监管真空地带的避税地便引起了各资本输入国的关注。美国和OECD先后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期能推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在全球的发展。习主席也在2014年G20峰会上提出了“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观点,而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发展的大势下,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予以来响应呢?
一、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国际动向
1.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发展的转折点:瑞银集团案
2007年,美国加州一个富豪伊戈尔?欧雷尼可夫(Igor Olenicoff)承认他通过前瑞银集团私人银行家布拉德利?波肯菲尔德 (Bradley Birkenfeld) 操作的海外账户,在美国犯有税收欺诈罪。波肯菲尔德承认,在2001年至2006年他任职瑞银集团期间,经常到美国尽力帮助美国富翁隐藏其离岸财产,并且逃避缴纳这些财产产生的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由此发现了瑞士银行存在很多在美逃税客户,虽然瑞士以期一银行保密制度拒绝提供相应协查帮助,最终在美国的威迫下,瑞士集团同意庭外和解,并同意披露客户4450个。
该案件发生后,瑞士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保守行径一次次被打破。第一次退让,2009年3月13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同意对2010年10月1日之后新签订或新修改的税收协定的信息交换条款采纳“OECD 标准”,删除瑞士长期以来对OECD 范本第26条所作的保留。第二次退让,2011年9月开始瑞士与德国、英国、奥地利相继签订了包含隐名预提税制度的“魔方协定”。第三次退让,2013年2月14日瑞士与美国签订了IGA,成为第一个同意采纳FATCA范本二的国家。
该案件发生以后不仅打破了瑞士长期存在的银行保密制度,也引起了全球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方面的连锁反应。
2.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发展
(1)美国:由单边向双边的发展
1970年美国金融机构在《银行保密法》中规定了“海外银行与金融账户报告规则”并为了吸引外国金融机构资源承担信息搜集和报告义务,从2001年开始实施“合格中介计划”。但是2008年瑞银集团案件发生后,美国意识到必须对避税措施采取些改变。在2010年3月出台了《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以使外国金融机构直接向IRS报告税务信息而减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干扰。
FATCA中强制性的要求缔约国单方面提供税务信息的单方受益做法以及30%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这种基金的做法,使得FATCA刚公布就遭到了外国政府、金融机构的强烈反对。2012年2月,美国财政部在与多国的协商下达成了两种《促进税收遵从和执行FATCA的政府间协定范本》(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Model)。范本一(Model I)采用的是政府间的合作模式;范本二(Model II)要求缔约国的金融机构直接向 IRS 报告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截至目前,已有72个国家和地区与美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FATCA的政府间协定,其中范本一协定65个,范本二协定7个。虽然国际上对FATCA制度仍存在很多质疑声,但是该制度无疑推动税收情报交换的全球发展。
(2)欧盟:从《利息税指令》到《行政合作指令》
欧盟所做的多项税收情报交换举措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在2003年6月颁布了《利息税指令》,其他成员国的支付机构应向该成员国主管当局报告该国受益居民的最低限度的信息,旨在通过了解本国居民欧盟内部资金流通,进行征税。虽然该指令有其一定的实效,但是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摩洛哥等非欧盟国家采用预提税模式各种税务信息的提供完全要依赖于这些国家的道德诚信,这使得该模式的运行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2013年在《利息税指令》的基础上,欧盟颁布了《行政合作指令》,将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的范围界定为工作收入、董事费、寿险、养老金和房地产等五类信息。2013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案拟进一步扩大欧盟税务机构间自动信息交换的范围。此次的新提案是对《行政合作指令》的修订,拟将红利、资本收益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收入和账户余额等内容增加至自动情报交换范围,为欧盟建设全球最完善的自动情报交换体系奠定基础。
(3)OECD相应行动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是由G20(20国集团)领导人背书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一项一揽子税收改革项目,旨在通过协调各国税制,修订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国际规则,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以应对跨国企业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给各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国际税收公平秩序带来的挑战。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这项包含了15项内容的BEPS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n BEPS)获得了批准,由此开启了为期两年的BEPS项目。2014年9月BEPS项目的首批7项成果在G20財长会议上得到认可,标志着BEPS第一阶段任务的完成。2015年11月份G20领导人批准了一揽子BEPS工具包,这为改善国际税收体系有效性创造了历史机遇。2016年1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文称,作为跨国企业提高透明度持续努力的一部分,31个国家于当日签署了自动交换国别报告的多边主管当局协议(MCAA),这是实现OECD/二十国集团(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标志着税收问题跨境合作的显著加强。
(4)推动AEOI成为国际新标准
G20、欧盟、OECD一直致力于形成一个适用于全球的多边税收情报交换统一标准。2014年5月6日共计4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涉税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新宣言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通用报告准则;二是主管当局协定。第一次交换将开始于2017-2018年,内容是对2016年信息进行交换。这意味着自动情报交换成为税收情报交换领域新标准,意味着国际税收合作发展的新阶段。
二、我国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现状及建议
1.我国税收情报交换现状
我国反跨国逃税避税法律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国际上,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税务论坛副主席国;2010年12月,我国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2013年8月27日,我国正式签署《税收互助公约》,成为这一公约的第56个缔约国;2014年5月,中国在OECD部长级会议和其他五十多个国家一道通过了旨在尽快实施新标准的《税务信息自动交换宣言》;2014年6月26日我国正式与美国就FATCA范本一达成一致意见;而到2015年为止,我国已经于巴哈马等10个国家达成了专门的税收情报交换协议;我国还承诺不迟于2018年底按照自动交换标准与其他相关国家启动自动情报交换。在国内,2009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以下简称“2 号文”),单独设立第十章一般反避税管理,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及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进行了细化;2014年12月发布并与2015年2月1日实施的《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是我国落实BEPS行动计划的第一步,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合理商业目的”原则的引入对于丰富我国反避税法律意义重大。
2.我国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完善的建议
(1)落实《公约》要求
首先要落实税收情报交换。若中国加入《公约》时对适用的税种范围未做保留,则必须相应拓宽《规程》适用的税种和人的范围;将情报交换方式扩宽至五种;中国加入《公约》后,应通过相关国内立法厘清纳税人商业秘密保护、银行及中介代理机构对客户信息的保密义务与税务机关履行情报交换义务间的关系。其次落实税款追索协助。我国应尽快通过国内立法就税款追索国际协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程序事项做统一规定。
(2)妥善应对FATCA
如何应对 FATCA 的挑战,是摆在中国税务机关面前的迫切问题。?尽快完成中国金融机构向税务机关申报非居民账户信息的立法;?建立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居民与非居民一体化管理机制;?尽快提高税务机关的应对能力。
3.积极推动AEOI新标准
我国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应对:一是对《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等规范进行必要修订,完善与税收情报交换特别是自动交换有关的规定,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供国内法基础。二是履行关于履行《自动交换标准》的承诺,在恰当时机签署《多边主管当局协定》,从而在恰当时机开启与相关国家的自动情报交换。三是在税收情报交换中贯彻互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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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探索优化国际税收的有效策略 篇12
一、掌握税收内涵是基础
从大的范围说, 国际税收本质上还是税收的范畴, 这种税收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由于国际税收形成的经济活动情况特殊, 其与我国常规的税收行为又存在着较多的差异。掌握国际税收的内涵是提高优化国际税收的基础条件, 可以为税收工作提供依据。
1. 税收分支。
若以经济学理论为划分依据, 国际税收并非是新的经济名字, 其也是税收的分支形式。但与国家税收的区别在于, 国内税收是在政治管辖范围内向纳税人征得税务;国际税收则是对纳税人跨国获得的财产征收的税务, 最大特点就是纳税人性质不一样。
2. 要素齐全。
国内纳税的要素包括了:纳税人、纳税金额、纳税对象等, 国际税收的各项要素都有。纳税人为跨国经营的企业或个体;纳税金额根据企业或个人的所得财产而定;纳税对象则是跨国经营得到的财产。尽管国际税收是小的分支, 但其都具备了国内税收的各要素。
3. 分配关系。
这种分配关系不是国内税收中的企业或个人、国家两者之间的分配, 而是国家、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因此, 每个国家都不在对方的政治管辖范围内, 所征得的税收金额必须要通过双方国家的谈判、商讨等过程, 最终以协议的方式规定好的税额征收。
4. 财政增收。
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新“税种”, 国际税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同样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加, 许多发达国家都将与中国建立贸易合作关系, 国际税收额将迅速增长。相信几十年后, 国际税收将成为财政的重要来源。
二、创建新型模式是保证
国际税收不仅当前增长趋势明显, 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作用更为显著。当我国对外贸易达到一定水平后, 国际税收将会为中国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国家需从长远利益考虑, 创造新型的模式来调整国际税收工作, 保证国际贸易畅通运行。在创建新的税收模式中, 需注意以下几点:
1. 平等互利。
周恩来在我国对外合作中提出了“平等互利”原则, 主张合作两国都能获得理想的经济利益。在制定国际税收制度时, 我国需和贸易国展开深入沟通, 就税收的相关问题全面协商, 在税收金额、优惠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 创建友好贸易局面。
2. 确定目标。
国际税收工作的开展应该制定符合实际的目标, 从税收中得到理想的经济利益是对外贸易的根本目标。我国的进口、出口贸易都必须对税收有所考虑, 根据进出口总额来征收或缴纳税额。只有立足于实际情况才能让我国的国际税收“有利可途”。
3. 掌握权力。
政治权力是我国自始至终都要坚定的立场。在与其它国家交谈中, 对在我国管辖内部进行经济活动的国家, 应当在活动、纳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维护本国政治权利的独立性、自主性、统一性。如:坚决抵制其它国家干涉我国内政, 不得干涉税收政策的制定。
4. 科学指导。
财务部门需对税收工作人员给予科学的指导, 让大家熟悉这种新税收形式。指导税收工作时, 财政领导需结合国内、国外经济发展趋势。全面分析国际税收形成的时代背景, 为国际税收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而税务工作者需严格执行国家的指示。
三、优化财务管理是手段
国际税收部门在对外税收的同时, 还需要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工作。财务管理可以对征收到的税务金额详细记录, 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出来以调整。优化财务管理是国际税收环节的主要手段, 能为国际税收创造良好运行环境。
1. 引进网络技术。
税收部门可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 对国际税收采取自动化处理方法。如:税收额大小的计算等, 自动化税务核算、征收可以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错误, 防止税收出现误差。
2. 建立正确意识。
把国际税收作为我国财政的重点收入, 让税收人员体会到财务工作的意义。从而提高自己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让每比税收都能够及时到位,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依据。
3. 市场信息调查。
国家财务部门可安排调查员到市场上, 以及世界各国开展贸易调查, 掌握各国的贸易信息。收集其他国家的资料能为我国国际税收政策提供真实的市场资料。
4. 强化队伍能力。
整体办事效率的提高才能提高财务管理效率, 才能优化国际税收工作效率。我国需加大对税收部门的投资, 为税收工作者提供必要的设备,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全球化发展, 国际税收成为了新的税收种类。国际税收虽是国家税收的一个分支, 但两者在有些要素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优化国际税收管理工作, 应该掌握国际税收的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国际税收计划, 为我国财政赢得更多的利益。
摘要:世界各国国家贸易活动交易的增加, 使得国际税收问题受到了各国的重视。我国在安排国际税收工作时由于涉及到不同的项目, 使得国际税收遇到了较大的阻碍, 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运行。当前, 我国与世界各种之间都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 国际税收将会变得更加普遍, 这直接增大的税收人员的工作量。为提高中国国际税收的运作效率, 本文重点分析了优化国际税收的有关问题, 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合理化策略。
关键词:贸易,国际税收,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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