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理论问题

税收理论问题（精选12篇）

税收理论问题 篇1

1 税收会计在会计体系中的地位

税收会计是国家各级税务机关核算和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按照我国现行对会计体系的分类方法, 把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类。一种观点认为, 税收会计是预算会计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 税收会计并非预算会计的组成部分, 税收会计与预算会计是并列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 国家有关的会计制度和准则中没有明确说明。因此, 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 税收会计总是独立于预算会计之外, 直到今天也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而与税收计划、税收统计捆绑在一起, 使税收会计在会计体系中的地位始终不明确。

那么, 税收会计在整个会计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我国的会计体系, 通常是按照是否以取得利润为根本目的, 将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大类, 而税收会计肯定不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 它不属于企业会计, 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照这种分类方法, 不是企业会计就一定是预算会计。如果将其独立出来作为与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并列的第三大类会计, 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很难找到充足的依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惟一的理由就是认为税收会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 是独立的专业会计, 因此是独立于预算会计体系之外的一门专业会计。

2 税收会计与税务部门 (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的关系

在现实中, 人们容易混淆税收会计、税务会计以及税务机关 (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实际上, 税收会计和税务会计两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会计学科体系, 两者在会计主体、核算对象、核算依据、核算任务、会计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税收会计和税务部门 (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两者同属于预算会计 (政府会计) 学科体系, 但两者的核算对象却完全不同, 由此导致了两者在其他方面必然也存在差异。

从税收会计和税务机关的行政单位预算会计的内容来看, 两者可能在同一个机构内并存, 并且同属于大的预算 (政府) 会计体系, 但在其他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别:

2.1 会计主体不同

税收会计的会计主体是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和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不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和入库的税务机关。而税务部门预算会计主体则是指税务系统的各级行政机关单位, 凡是由预算拨款, 并独立核算的, 包括国家、省、地 (市) 等各级税务机关在内的税务行政部门。

2.2 会计核算对象不同

税收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一级税务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税收资金及其运动, 即从税金的应征到入库、提退的全过程。而税务部门发生的税收资金以外的资金运动则不是税收会计的核算对象, 而是行政单位预算会计的核算对象。

2.3 会计确认基础不同

税收会计适应其核算需要, 分别在税收资金运动的不同阶段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分段联合制为会计确认基础。而行政单位会计, 目前主要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确认基础。

2.4 会计核算所依据的制度基础不同

在具体处理业务时, 税收会计要以《税收会计制度》作为其规范性的要求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行政单位预算会计要以《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为依据。

3 税收会计主体及其核算单位问题

就目前看, 我国税收会计核算主体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税收的上解、入库税务征收机关为主体基层核算模式;另一种是以省、市税务机关为核算主体的集中核算模式。

税收会计要全面核算税款征收和入库等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 因此, 其会计主体必然是直接从事税款的征收和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税收会计的会计主体是税务机关, 但并非所有的税务机关都是会计主体, 只有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和入库的税务机关才是税收会计主体 (如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等均不是会计主体) 。

4 税收会计亟待改革的问题-税收成本效益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还依靠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收征管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 要不要核算税收征收成本, 考核效益, 是不言而喻的。

按现行的税收会计体制和制度是无法实现核算税收征收成本、考核效益这一目标的。因为现行的税收会计和税务部门的预算会计是分离的, 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管活动所需的经费来源和各项支出均由税务部门的预算会计来核算。而税务部门的业务活动是税款的征收和入库, 其成果最终体现为征收多少税金、入库多少税金, 这部分内容是由税收会计来核算的。税务部门预算会计和税收会计两者一个核算业务活动支出、耗费, 一个核算业务活动的成果, 各算各的账, 两者互不干涉, 客观上就造成了不计税收征收成本, 无法考核税收的所得与耗费, 提高税收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如果国家有关部门在着手进行新一轮预算会计改革的时候, 把税收会计也列入这一体系中, 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全盘考虑, 使改革后的税收会计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与税收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税收理论问题 篇2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oinalTaxCompetition)正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如何评价国际税收竞争对主权国家福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恶性税收竞争的冲击，已逐步被提到各国政府和经济组织的议事日程。EU(欧盟)和OECD(经合组织)已分别于和通过了关于恶性税收竞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共同目标在于制定恶性税收竞争的判定标准和消除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国际税收竞争的不利影响。这些举措无疑将对其成员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成员国之间的税收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有关国家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模型和观点不时出现在经济学国际权威刊物上，并在90年代中后期成为热点。这一研究领域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不仅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型，而且引入了一些新的经济研究方法，对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近年来，国际税收竞争对于国内从事财税研究的学者来说，也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有关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探讨也逐渐为理论界所热衷，并不断地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但就总体而言，相比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仍然只是局限于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表现特征和效应作一般性描述，或者参照国外对国际税收竞争有效性的判断来分析这种现象对我国税制的潜在影响，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简要介绍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进展，并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进行述评和比较分析。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

中西方税收原则理论的演进与比较 篇3

关键词：税收原则理论；轻徭薄赋；公平；效率

从中国到西方，自税收产生起便有了税收原则，只是随着经济形态的不同，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其税收原则理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古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西周的税收原则。西周主张贡赋要以不过分侵害贡赋缴纳者的经济利益为限度。另外，各级贡纳者之间的贡赋应当与其实际负担能力相匹配，以实现赋税的量能均等分配。西周的赋税思想主要体现的是征税有度、税负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

春秋战国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的原则，“相地”，就是审查土地的美恶及其产品质量。“衰征”，就是按等差来征税。其体现的是税负公平原则。

秦汉时期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的赋税思想主要是重农抑商，另外还提出了应该重视生财、聚财、取财和用财良性循环的思想，比如，提出了 “培养财源，用财有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恒足也。”的主张。

唐朝的赋税原则。唐朝是一个赋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朝代，唐朝初期继承并沿用了隋朝的租庸调制，提出可以缴纳一定金额的财物来免除服役。到唐朝中期代宗推行了两税法改革，将所有税合并为两税。唐朝主张的是轻徭薄赋的思想。

近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清末时期的税收原则。清末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内有官场的腐败，外有强国的入侵。因此政府需要征收大量的税收以保证支出，其体现的是重税负原则。

北洋政府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处于军阀割据时代，战乱频繁。虽然当时提出了财政原则、社会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公平、效率和适当等税收原则，但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实际施行的是重税负原则。

国民政府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民生主义的税收原则为主导思想，力求实现分配的平均，保证收入的充足，提倡制定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现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税收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一五”时期，由于革命战争和恢复生产的需要，以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对私营经济改造的需要，我国实行的是“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原则。从1958年到1972年进行了三次大的税制缩减。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计划统管一切，所以，这一时期的税收原则着重强调保证收入和简化税制。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需求，党和国家提出了“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规范税制”等税收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税收原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主要强调的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收原则。

西方税收原则理论的演进

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目前学界公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税收原则的，他的税收原则主要是：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平等原则是指一切国民都按照其所享受的收入比例赋税；确实原则是指国家征纳的赋税应当确定；便利原则是指各种赋税的征纳应给予纳税人最大的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原则是指赋税征收应尽量使纳税人付出的与政府得到的相等。

在亚当•斯密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嘉图、西斯蒙第和萨伊等。西斯蒙第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税收四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税对象应为纯收人、税收不可侵蚀资本、税收不能触及纳税人最低生活费、税收不可驱使资本外流”四项原则。萨伊则提出了”税率应适度、各阶层人民负担应平等、节约征收费用、有利于国民道德的增进以及最少程度上妨碍生产”五项原则。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一时期的众多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其中代表人物瓦格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九端税收原则：1. 财政政策上的原则：收入应当充裕的原则；收入应当富有弹性的原则。2. 国民经济上的原则：不可误选税源的原则；不可误选税种的原则。3. 社会正义上的原则：负担应当普遍的原则；负担应当公平的原则。4. 税务行政上的原则：课税应当明确的原则；手续应当简便的原则；征收费用应当节约的原则。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在传统的平等和财政等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以及资源的最佳配置方面的税收原则。

中西方税收原则理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做推动，因此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时它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思想精髓上，中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是共通的，其蕴含的实质性税收原则主要体现为三条：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财政原则。

当然，中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也有各自的特征。首先，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体现的是一些系统论的思想，在重视“天下”理念古代中国社会，认为国家理财乃是为天下理财。相比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来说，欧洲的税收思想则侧重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其次，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继承性比中国要好，西方的税收理论秉承的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改进的理念。而中国的税收理论革命性较强，所以往往出现不同时期实行完全不同的指导理论，因此，就常会出现理论的断层现象。（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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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国清. 税收经济学.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刘楠楠. 浅析中国税收原则［J］. 经营管理者, 2009,(21)

税收理论问题 篇4

税收会计是国家各级税务机关核算和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按照我国现行对会计体系的分类方法, 把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类。一般认为, 税收会计是预算会计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是主流派的观点;还有一种非主流的观点, 认为税收会计并非预算会计的组成部分, 税收会计与预算会计是并列的关系。那么, 税收会计在整个会计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对于前述提到的将税收会计与预算会计并列的提法, 笔者认为是行不通的。对此, 笔者认为这不能成立。理由是:

1.1 我们承认税收会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 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 但并不能因为其有相对的独立性就能将其在会计体系中单列一个体系, 它完全可以是会计体系某一大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会计。因此, 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不能成为将税收会计独立于预算会计体系之外的理由。

1.2 我们将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大体系, 在每一个体系 (类) 中, 又包含若干门专业会计, 如企业会计体系中包括:

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预算会计体系中包括:各级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预算会计、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国库会计、税收会计等。如果将税收会计独立出来与企业会计体系和预算会计体系并列成为第三个会计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除了税收会计本身外还有什么呢?这无法形成一个体系。

1.3 按照我国现有的工作部门来说, 财政资金 (预算资金) 的大致运动过程是:

税务机关-国库-财政机关-国库-用款单位, 相对应的会计核算过程是:税收会计-国库会计-财政总预算会计-国库会计-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会计。因此, 我们说, 税收资金运动是大财政资金运动的一部分, 是财政 (预算) 资金运动的起点, 税收会计也就是预算会计的起点。因此, 税收会计应是预算会计体系的一部分, 其在预算会计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税收会计与税务部门 (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的关系

在现实中, 人们容易混淆税收会计、税务会计以及税务机关 (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实际上, 税收会计和税务会计两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会计学科体系, 两者在会计主体、核算对象、核算依据、核算任务、会计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 存在很大的差别:

2.1 会计主体不同。

税收会计的会计主体是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和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不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和入库的税务机关, 如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地 (市) 税务局等虽然也是税务机关, 但不是税收会计主体。而税务部门预算会计主体则是指税务系统的各级行政机关单位, 凡是由预算拨款, 并独立核算的, 包括国家、省、地 (市) 等各级税务机关在内的税务行政部门。

2.2 会计核算对象不同。

税收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一级税务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税收资金及其运动, 即从税金的应征到入库、提退的全过程。税收会计的会计要素只分为税收资金来源和税收资金占用两大类;而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五类。

2.3 会计确认基础不同。

税收会计适应其核算需要, 分别在税收资金运动的不同阶段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分段联合制为会计确认基础。而行政单位会计, 目前主要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确认基础。

2.4 会计核算所依据的制度基础不同。

在具体处理业务时, 税收会计要以《税收会计制度》作为其规范性的要求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行政单位预算会计要以《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为依据。

3 税收会计主体及其核算单位问题

目前税收会计核算主体的主要形式就目前看, 我国税收会计核算主体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税收的上解、入库税务征收机关为主体基层核算模式;另一种是以省、市税务机关为核算主体的集中核算模式。

对于税收会计主体的上述两种观点, 笔者的看法如下:

3.1 确定会计主体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明确会计核算单位。

就税收会计来说, 就是要明确什么样的税务机关必须进行会计核算, 并且明确其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即哪些业务应当由本单位来确认、记录和报告。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有各自的会计核算, 都要确定其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都要各自处理相关的经济业务, 最终都要定期的提供会计报表, 报出有关税金的征收、入库等各方面信息。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凡是从事税款征收、入库的税务机关都必须进行税收会计核算, 都是税收会计主体。

3.2 将税收会计主体, 按其反映资金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划分为

完全独立的会计主体和相对独立的会计主体是有道理的, 但似乎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税收会计主体的四种单位, 它们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 在会计核算上也各有区别。每一种单位都应根据自己在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应有的责任通过一系列业务的发生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同时进行会计核算, 没有必要再把四个单位分为两类。

3.3 混合业务单位, 主要是指设有乡镇金库地区的乡镇一级税务机构。

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说, 它一方面负责税款的征收活动, 同时对于征收的税款, 应负责办理金库的入库和退库业务。对于这部分税款就要进行从征收到入库的全过程的会计核算。这时其职责与双重业务单位相同, 其会计要核算税款从征收到入库的全过程。因此, 笔者认为, 凡是从事税款的征收和入库业务的税务机构都应进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会计核算, 都是税收会计主体。

4 税收会计亟待改革的问题-税收成本效益问题

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 因此税收收入的征收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执行。税收收入的多少, 既取决于税法, 又受经济形势的制约。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税法, 既不能少征, 也不能多征。由此而形成了一种观念, 即税收会计就是要如实核算、反映税款的的征收、上解、提退、减免和入库, 而无需核算税收成本、费用和盈亏, 并把这视为税收会计区别于其他会计的特殊性之一。

按现行的税收会计体制和制度是无法实现核算税收征收成本、考核效益这一目标的。税务部门预算会计和税收会计两者一个核算业务活动支出、耗费, 一个核算业务活动的成果, 各算各的账, 两者互不干涉, 客观上就造成了不计税收征收成本, 无法考核税收的所得与耗费, 提高税收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税收会计也到了进一步改革的时候了, 但这种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把上述两种会计合并起来。笔者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在着手进行新一轮预算会计改革的时候, 把税收会计也列入这一体系中, 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全盘考虑, 使改革后的税收会计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摘要：对税收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 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使得税收会计的改革进展缓慢。税收会计是国家各级税务机关核算和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 它和税务会计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会计学科体系。当前我国税收会计亟待改革的问题是税收成本效益问题。

关键词：税收会计,成本,核算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与税收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1]盖地.税务与税收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2]赵丽生等.税收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2]赵丽生等.税收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政策性税收筹划理论思考 篇5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从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因为现有的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差异，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

形成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作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既体现国家利益，又反映行业特殊性的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完成。

与一般性的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不同，政策性税收筹划是高层次的筹划，它是在对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其实质是国家税制的改革与创新。显然，这一特征决定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使用范围。一般而言，政策性税收筹划只适应于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税收制度博弈的实力。企业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且可以丰富我国税收筹划的理论。

摘要：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我国的经济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与一般性技术层面的税收筹划不同，本文所说的政策性税收筹划特指针对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的一种国家税收政策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从国内研究看，由于目前我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对这种特殊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分析，总的来说，还没有引起关注。但从实践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某些大型企业集团在政策性税收筹划实践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重点对政策性筹划的内涵进行初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和技术路径。

关键词：政策性；税收筹划；政策性税收

参考文献：

1.李庚寅，胡音。我国税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4.3

2.王兆高主编。税收筹划[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蔡昌，王维祝。企业税务筹划策略研究[J].财务与会计，2001.2

4.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5.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商务印书馆，1991

新税收体制下税收筹划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税收体制改革；单位税收筹划；问题；对策

税收问题一直是国家十分关注的焦点，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经济发展模式下，税收政策也是国家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如何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现有的税制理念指导下要实现税收筹划的科学化，就要对现有税收筹划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相应的对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税制环境下实现税收筹划的良性发展，促进税收贡献力度，实现企业的利益优化。

一、 税收筹划概述

税收体制在不断地发展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避免不了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最基本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税收筹划应运而生，税收筹划主要体现在充分研究并掌握国家税收基本法律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的基本导向，研究其发展的税收利益最大化，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规划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投资和理财活动，这样的系列活动就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一种有效的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必须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应该在税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

通过税收筹划概念的分析，可以知道，税收筹划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实现税收筹划有助于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选择，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企业能够有效的进行税收筹划，将有利于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并有延期纳税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能够使单位充分利用资金进行企业投资，增加生产经营决策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科学合理的实现筹划有助于帮助单位减少税务方面的处罚，做到用最小的利益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目的。其次，实现企业税收筹划，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立法方面的有效性，充分发挥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税收筹划是税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实现税收筹划，能够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能间接促进税收代理行业的发展，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势必会为国家的税收带来更大的利益。综合以上内容，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无论是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对国家政策的落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税收筹划的基本策略理解不当。

通过上文可知，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对税收筹划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企业认为这样的税收筹划是为了避税或者逃税，并没有从理念上了解税收筹划的本质，曲解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对于法律随规定的纳税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误区，这必然会导致在后期的税收纳税或者规划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法律问题，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现象的出现，那么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应该作为一个企业纳税的重点问题。

其次，税收代理以及税收环境不完善。

我们的很多事务所都从事税务代理，但是规模较小，达不到一定规划层面的基本要求，并且人才严重短缺，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都比较低，也就对税收基本政策和法律规定本身并没有充分理解，就更谈不上税收筹划，所以，税收代理环境有待于完善，市场供应有待于补充。在税收环境方面，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虽然已实施了很长时间，但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仍然没有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行税收管理，导致企业或者个人在纳税过程中有逃税、偷税现象的出现，这样就难免会践踏整个纳税环境，因此，纳税环境的优劣也影响着税收筹划的正常运行。

最后，企业纳税筹划目标不明确。

我国现有不少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只考虑到单个企业的利益或者部分企业的利益，没有从集团公司整体或者企业的所有方面，对税收筹划进行合理的分析。从企业设立的从属机构来看，企业的从属机构主要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这三种形式的从属机构在设立手续、核算、纳税形式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是不同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虽设立手续复杂，需独立核算和单独缴纳所得税，但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分公司和办事处则设立手续简单，不需要独立核算，也不需要独立缴纳所得税，由总公司汇总缴纳，税收优惠政策也由总公司享受，这些分公司和办事处基本上不考虑税收筹划和如何争取税收优惠政策。

三、 税收筹划基本对策

首先，企业应重视税收筹划。关于重视税收筹划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纳税意识的增强，还表现在对企业内部单位的相互纳税平衡问题进行衡量，实现企业科学纳税，并采用较科学的税收筹划方式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纳税利益的最大化，充分运用各种纳税措施，实现企业资本运行效应最大化，作为管理层或者会计主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税收筹划问题，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税收探索，实现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任何行动都是在理念上执行，只有在理念上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行动方才能在具体的行为中进行明确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发展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企业要首先树立科学的筹划意识，在理念上对其进行接受和理解，这是实现税收筹划的基本和关键。

其次，科学运行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式与方法。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2011年第40号公告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的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入入账，但即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也就是说，在纳税时间上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主要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提前入账法。以案例进行说明，某企业原本准备进口一批1000万货物，这些货物主要供应于一个市场需求，但是由于企业的资金融通不畅，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提前将货物移送并投入市场，并及时入账。另一种则是推迟购进该批货物，这两种基本的纳税体制会产生一定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入账，根据有关规定，就可以少缴纳一定的税款，而第二种方法则不会形成这种税收利益。第二种筹划方法是延期收入法，根据不同时期的规定，可以考虑到一定的时间规定不同的纳税比例和措施，将具体的案例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如100万的货款，如果第40号公告前则是有11万的纳税金额，而新规出台后则可能会有减少的现象，就有可能是8万的纳税额，这要及时对所纳税款政策变化进行跟进理解，也就是说在理念上一定要加紧力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最后，强化税收管理政策的落实。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现阶段的偷税、逃税问题较严重，则需集中整治此现象，就必然要对税收机制进行充分的保障，加强税收管理，实现依法征税，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同时将税收规划纳入税法管理范围，充分研究税法体系完善措施，实现税收筹划科学进行，避免法律漏洞出现，减少国家税收支出比例，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和企业的正常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这样就更加净化了税收环境，为税收改革铺平了道路。税收管理要实现多层次上的探索，即要对政策层次上进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探索，更应该在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上进行规范，最终达到税收筹划目的。

四、 结束语

税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在企业内部的重要内涵应当得到企业的认可并在具体纳税过程中进行切实的落实，税收筹划问题是企业纳税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充分研究其中的具体筹划方法，实现税收的科学发展，最终实现企业的良好运行，为国家税收增加贡献一份力量。（作者单位：赤峰白音华物流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税收筹划[M]；唐腾翔，唐向；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2]税收筹划[M]；王兆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如何做税收筹划[M]；张彤，张继友，孙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探析 篇7

1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起源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税务筹划已经十分普遍, 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 税务筹划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的意大利, 但是现代税务咨询成立于1959年的欧洲税务联合会, 这是由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和团体组成, 其联合会成员遍及欧洲各地国家。欧洲税务联合会提出在联合会中的税务专家是以事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方面的服务, 因此在税务方面真正形成了税务筹划的出现, 从而不断地发展起来的。而在我们国家, 税务筹划方面的发展较晚, 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才在不断地担负起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人们收入分配的职能, 也是税务筹划的概念在企业中运行, 为企业的良好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发展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主要是由以下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 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 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极大限制;同时, 企业每年为国家所贡献的利税作为国有企业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 企业没有税务筹划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上对税务筹划存在错误认识, 特别是税法详细地规定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却很少、甚至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 这使很多人把税务筹划与偷税、漏税等同起来, 使纳税人从事税务筹划承担了过高的涉税风险, 因此阻碍了税务筹划理论的研究及其实际应用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筹划受到了重视, 企业税务筹划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悄然兴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 对其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

我国税务筹划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税收筹划》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专著, 《避税与反避税全书》中谨慎地介绍了避税和反避税的一些技术。随后, 关于税务筹划理论和实务的相关著作才大量出现。其中, 影响比较大的有:《现代企业的合理避税筹划》、《纳税筹划宝典》、《国际税收筹划》、《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原理与实务》, 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中用到的每年的指定教材《税务代理实务》等等, 这些著作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谈论了关于税务筹划的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分税种税务筹划等内容, 个别著作还从企业的业务环节的角度对公司税务筹划进行了探讨。此外, 《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也对我国税务筹划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房地产开发企业理税顾问》中采用分税种的结构, 详细地讲解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纳什么税, 应该交多少税, 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 如何计算应纳税额, 纳税申报的途径, 怎么样才能享受到那些税收优惠政策, 如何才能申报办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等内容。该书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个人和家庭学习和掌握税法知识, 正确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张美中 (2005) 的《最优纳税方案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中, 从税收实务的角度分析, 书中是以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涉及到的主要税种为主线, 依次介绍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以及其他税种纳税方案的选择;同时并在介绍每一种税的纳税方案的选择时给出了案例和对案。贺志东 (2002)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纳税筹划》中, 主要从分税种的角度来介绍了税收要素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企业在各个环节中所涉及到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了纳税筹划的提议。文中对房地产企业所涉及到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和其他税种的涉税环节进行了纳税方面的提议。梁云凤 (2006) 的《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中, 通过介绍房地产行业中涉及到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房地产企业业务流程中涉及到的税收筹划进行了一些探讨。

3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不足

从以上对税收筹划方面的研究现状的回顾我们可以知道, 尽管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企业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全面,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务筹划研究方面也有所涉及。但我们也发现, 现有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 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税务筹划进行探讨, 而不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首次, 在税务筹划的制度基础方面, 仅局限于对税收政策的介绍, 没有从更深层次的、从法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可能使税务筹划的理论与方法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最后, 现在的研究大多没有从企业战略或财务战略的层次来讨论企业的税务筹划, 而仅仅从企业经营的层次来讨论税务筹划, 这可能使企业税务筹划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

参考文献

[1]丘艾莉.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研究[D].广西大学, 2004.

[2]王琼艺.完善现代企业纳税筹划探究[J].税收征纳, 2005 (01) :34-42.

“和谐税收”理论与实践探究 篇8

和谐税收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就内涵而言, 和谐税收既要保持与和谐社会的一致性, 又要体现税收自身的特殊性和具体内容。和谐税收应该注重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贯彻依法治税的思想方针, 推进纳税服务, 维护经济增长, 促进个人 (企业) 、政府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和谐税收是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税收;和谐税收是法制税收;和谐税收是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和谐税收是诚信税收。和谐税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图1) 。

二、和谐税收的理论基础

(一) 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

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税务机关作为社会系统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为现代化建设筹集资金, 扶持弱势群体, 推进社会进步, 促进社会稳定, 从而理应做到税收的和谐, 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税收最坚实、最有力的理论基础。没有税收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和谐社会蕴含和谐税收。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

税收的可持续发展即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可持续发展要求税收与经济相适应, 税收的增长应该与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 做到税收与经济的和谐, 这也是和谐税收的应有之义。另外, 和谐税收要求税收在生态、环保等方面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 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这就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谋而合。

(三)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认为, 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讲是相互合作、相互信赖, 而不是对抗性的。一方面, 纳税人应该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及时缴纳税款, 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 征纳双方应建立起畅通的税收信息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另一方面, 没有充足的依据, 税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提出质疑, 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信任自己。只有征纳双方诚信合作, 携手共进, 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税收环境, 才能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

(四) 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是和谐税收的前提, 依据现代税收理论和税收实践的规律, 税收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定税公平, 即制度性公平;征税公平, 即管理性公平;分税公平, 实质上是一种体制性公平;用税公平, 实质上是一种权益性公平。此外,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税负不公, 纳税人就会产生怨言和不平衡心理, 自觉纳税的积极性降低, 守法的纳税人也会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逃税。因此, 纳税人之间的和谐也有赖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实施。

(五) 良性税收竞争原理

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措施等方式, 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自利行为。税收竞争的动机在于政府“经济人”假设, 而财政分权为税收竞争提供了可能。税收竞争有恶性和良性之分, 恶性税收竞争会侵蚀税基、扭曲税负、误导资本流向、增加征税成本, 最终导致双方的福利净损失;而良性税收竞争能起到完善税制、堵塞政策漏洞、提高征税效率等作用。良性税收竞争的存在为我们构建和谐税收以及征税人 (政府) 之间的和谐奠定了科学基础。

如果将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解为构建和谐税收的宏观思想渊源, 那么税收合作信赖主义、税收公平原则以及良性税收竞争原理就是构建和谐税收的微观理论基础, 它们共同为和谐税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三、和谐税收体系的构建

(一) 优化税制结构, 强化自动稳定功能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要求, 构建有利于稳定经济且形成和谐的利益分配格局与社会公平的税制结构,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需要优化, 凸显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来实现调节目标。具体来说, 就是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 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以强化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 以其他税种为补充, 从个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转让等多个环节对收入分配进行全方位调节。个人收入初始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 但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上。因此, 单一的个人所得税难以形成有效的调控力度, 还应开征与建立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相关的税种, 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 缩小规避税收调节的空间, 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二) 构建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

1、改革个人所得税制, 改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为综合所得税制模式。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税制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税率, 分别承担不同的税负, 实行差别待遇, 体现横向公平, 在征管上还可降低费用, 减少税收征管成本支出。但是, 分类所得税制的最大不足在于仅着眼于有连续稳定收入的单项所得, 对某些所得项目不使用累进税率, 征税范围有限, 很难体现纵向公平的纳税原则, 也不能从制度上考虑家庭负担情况, 采用比例税率也不能缩小不同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 目前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使用分类所得制, 发达国家已基本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如表1) , 而且考虑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从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取向看, 我国建立实施综合所得税制已是一种大趋势。综合税制模式指按年综合计算个人的全年各类所得, 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规定个人基本生活支出免征额, 对纳税人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等支出免征个人所得税统筹确定税负水平和调节力度。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较, 综合所得税制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综合所得税制综合纳税人各年各项的总和, 对根据综合管理和监控。同时,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积极推进工商、国税、地税、质检等部门的企业基础信息共享, 这项工作经杭州、济南等城市试点后, 正在全国逐步推广。到目前为止, 全国27个省市区已经建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推进机制。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必将大幅度降低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 实行综合税制模式的基础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2、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与税, 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权和弱化财富的累积。

社会保障税具有双向调节功能:对社会整体来说, 可以实现收入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对成员个体来说, 能实现其收入由青年或就业时间向老年或失业时间的纵向转移。我国可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的经验, 在适当的时间开征法律规定减去或扣除扣项后的余额采用累进税率计征, 这不仅拓宽了税基, 而且也更加合理简便, 易于征收和管理;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在全部收入中不仅扣除法定应扣除项目, 而且还要减除其家庭抚养费用及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 之后才其余额作为纳税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课征, 不仅考虑到全家的综合负担能力, 也更能体现税负公平, 使税法更具有人性化;三是综合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全年各方面的收入进行综合征收, 要求加速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化, 同时, 也要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与相互协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 无论是税务部门还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都在提高, 为全面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奠定了基础。目前,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登记系统, 覆盖了4.88亿自然人的信用记录和82%的企业信贷总额。公安部正在建设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料库等八大基础性、共享性信息资源库。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全面建设“金税”三期工程, 以实现对纳税人的社会保障税, 构建社会保障资来源的长效机制。根据我国国情, 开征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原则:循序渐进、分步实施, 注意与现有社会保障缴款制度平稳衔接, 税目由少到多, 征收区域范围由窄到宽;低起点、低标准, 税率与税目的制定及保障水平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部分社会保障资金, 其余由单位和个人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负担;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社会保障税既要体现社会公平、互助互济、分散风险的宗旨, 又要体现效率目标, 通过设置一定的激励机制发挥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专门管理、专款专用, 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制度, 保证社会保障税收入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遗产和赠与税开征的目标是公平社会财富。我国当前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具备足够且充分的条件。首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和居民财富总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高收入阶层财富总额有些已经接近100亿元人民币 (福布斯排行榜) 。从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看, 2005年底已经突破14万亿元, 如此巨额的财富为遗产和赠与税提供了稳定的税基。其次, 从立法和技术支持上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就遗产的范围、遗产的继承、遗产的处理、法定继承人和继承的顺序、少数民族的继承问题以及涉外继承等作了具体规定, 和财产所有、继承相关的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 这位遗产税的开征做好了法律与技术准备。

3、进一步完善消费税。

对未纳入征税范围的高档消费品要适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另外, 要突破只向货物征税、不对服务和行为征税的格局, 要将高档酒店、饭店、高档娱乐等场所的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围。

(三) 改善征管环境与完善配套措施, 加强税收征管

实现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不仅要依靠税制本身的完善, 更需要征管环境和征管条件的配合。近年来, 国家税务总局在总结各地征管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四一三”工作思路, 印发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5]120号) , 即: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加快建设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税源的源泉管理、全员全额管理。这些措施的落实对于界定、监控税基至关重要。

对于所得税申报制度我们还可以借鉴日本的“蓝色申报”和韩国的“绿色申报”制度, 来完善我国相应的制度措施。对于财产税的征管则要完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和财产评估准则, 使得财产税有效运行。

此外, 还应建立健全以系列制度为保证的配套措施, 如:推行个人金融投资及其他各项个人支付的实名制和信用卡制, 实行税务征管系统的信息联网, 建立社会化计算机信息监控网络系统, 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从这个意义上看, 税收征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范围和力度。

摘要：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经济的和谐发展, 而税收在调节社会总供求, 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能, 担当着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的重任。文章从和谐税收的内涵入手, 探寻和谐税收的思想渊源, 探索和谐税收的实现途径, 为我国和谐税收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和谐税收,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税收公平

参考文献

[1]、邓子基.从稳定经济的视角看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J].税务研究, 2007 (2) .

[2]、张培元.加快税制改革步伐促进实现社会公平[N].中国税务报, 2006-10-08.

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探讨 篇9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在不违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 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 采取主动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 尽可能地节约税款, 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 合法性。

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 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 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因此, 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 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 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

3. 整体性。

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 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 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

二、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 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 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 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 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 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 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 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 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 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 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 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 保存举债能力, 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 折旧作为成本费用, 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 少纳所得税, 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 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非常明显。

2. 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 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 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 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 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 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 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 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 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 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 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应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 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 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 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 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 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 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 国家在税收立法时, 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 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 要结合实际情况, 予以充分的考虑。

3. 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 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 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 因此, 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 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 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 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 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 遵守税法, 依“法”筹划。

税收筹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 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 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 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 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

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 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 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 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 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 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 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 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 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

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 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基于契约理论的税收筹划创新探讨 篇10

契约包括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完全契约是契约参与者完全能够对契约期内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进行预测并规定相应的出资条款，并且能够严格按照契约条款的约束履行契约，但出现违约问题时能够强有力的让第三者强制履行契约。不完全契约正好相反。由于存在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或契约的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就造成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不可能在契约条款中对每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出规定。应该说，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企业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企业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的交易性质，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关系，企业内的各经济主体通过契约联结在一起，契约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强调了契约、产权等制度对经济效率的作用，使人们重新关注企业内部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

具体到税收筹划，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考虑拟进行的交易对交易各方的税收含义。税收含义是指企业进行一项交易时会对其他交易方以及自己产生的税收方面的影响。企业所进行的交易可对企业所有的交易方产生税收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是自身利益与税收当局利益的博弈，因此企业必须考虑进行的交易活动对税收当局的影响，以免长期有更大的损失。雇员也是企业的一个重要交易方，在决定企业各种报酬方案的优劣时，必须考虑雇员和雇主双方的税收结果。企业与其他企业也存在税收上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获得税收上的好处。

二、基于契约的税收筹划创新

（一）基于法定税收契约的政策性税收筹划

法定税收契约即税法，是政府与纳税人间的一种公共契约关系，约定纳税人通过向国家提供规定的税收，获得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其中宽泛意义的法定税收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

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通过与政府的税务、财政等部门协商，达到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法定税收契约的内容，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筹划活动。政策性税收筹划作为主动出击式的筹划方式，可对国民经济和企业产生宏观和微观的双重效应，在这种模式下，不仅企业的涉税风险小，而且能对完善税收制度发挥重大作用，是对目前税收筹划模式的延伸与扩展。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策性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税收制度创新的筹划活动，它改变了原来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变革性质的税收筹划模式。当企业发现税收制度处于非均衡时，就会产生税收制度创新的需求，政府根据这一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以一种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来替代旧有税收制度的过程，所以与一般的税收筹划策略相比更能发挥纳税人的主动性。

（二）基于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的税收筹划创新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是通过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基于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安排，纳税人可以采取创新型的税收筹划策略来达到筹划节税的目的。根据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税收利益关系，税收筹划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偏利税收筹划。

偏利税收筹划使得企业的涉税风险及税收负担降低，而不对利益相关者产生任何影响，即税收筹划创造出新的价值，且主要分配给筹划者一方，但筹划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配合。如企业改变交易模式进行税收筹划，可能需要客户在签订交易合约时予以配合，因为交易模式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交易合约的改变。由于利益相关者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他们并不热衷于这种筹划活动，但出于建立战略联盟或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的考虑，他们可能会支持或配合企业的这种筹划活动。当然，纳税人的税收筹划也可能不需要利益相关者参与或者配合，如企业自身创造条件单方面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就属于纯粹的偏利税收筹划。

2. 零和税收筹划。

参与零和税收筹划的企业双方的税收利益与税收损失之和为零，也就是税收利益在双方之间的等量转移，体现着双方税收利益的再分配。因此，这种策略在运用中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但如果企业承诺给予利益相关者一定的补偿或其他利益，也可能会使利益相关者接受。例如，税收筹划中的税负转嫁筹划就属于典型的零和税收筹划。

3. 多赢税收筹划。

多赢税收筹划能给企业及参与其中的一方或多方利益相关者都带来税收利益。由于企业是主动获取税收利益、追逐利润，而利益相关者是被动地享受税收筹划带来的好处。所以，利益相关者非常愿意甚至热衷于参与这种筹划活动。

4. 混合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因其复杂性及关联性可能带给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多重利益结果，即企业的一项税收筹划活动，可能对同一利益相关者产生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影响，可能涵盖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拆解为上述三种情况的组合。

三、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种税收筹划方案都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随着税收法律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纳税人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

（一）企业（纳税人）自身必须全面了解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税法

税收筹划取决于纳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和国家税收制度、政策等外部环境，应该说能够使税收筹划得以真正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外部税收制度及国家其他政策和制度(如投资、外汇管制等)等外部环境，这也是税收筹划的独特之处。目前，我国现行税制还不太完善，纳税人应该在认真学习与掌握税收政策后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筹划行为不违法，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真正实现节税目的;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来洞察国家税收政策执行的效果，发现并堵塞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缺陷和漏洞，使税制日臻完善。

（二）纳税人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断更新税收筹划方案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政策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以便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要求纳税人在利用某项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并防范筹划的风险。必须指出，在税收的计税差异、政策差异和税制设计缺陷给予的税收空间中，不同纳税人的选择环境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并利用空间。“纳什均衡”是一个动态平衡，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税收法规的制度缺陷不断地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断地调整税收筹划空间。企业要不断地发现和利用税收筹划空间制定新的筹划方案，伴随着博弈双方对该空间的认知程度，在约束与博弈中达到新的“纳什均衡”。

（三）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企业税收筹划的概率，不仅与税收筹划成本有关，而且与预期税收筹划收益有关，所以，这就要求纳税人在一定的财务管理水平下对税收筹划成本及收益进行预测，以节税利益最大化和所花费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现有的条件下权衡利弊，全面分析，开展有的放矢的税收筹划活动，以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税收信息化问题研究 篇11

摘 要：文章对税收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分析了税收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税收信息化；税收征管；税收管理

中图书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32-0020-02

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步，直到现在的近2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应用到复杂应用、从各自为政到规范管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如今，信息技术在税务系统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信息资源己成为税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前，税收信息化已为税收管理的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成为各地依法治税、为民理财的坚实基础。

1 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现状分析

1.1 加强税源分析和纳税评估

《税友2006》系统为税务部门提供了强大的综合分析功能，通过《税友2006》的分析功能对纳税人的登记、申报等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根据“抓大、评中、定小”的管理理念，重点加大纳税评估的工作力度。通过纳税评估对征管工作、征管措施及政策进行回头看，提高征管水平，增加税费收入。2011年，佳木斯市共筛选84户租赁业企业及10户住宿业企业作为评估对象，并对其中的52户进行约谈，62户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纳税评估共补缴税款248.46万元、滞纳金9.2万元，切实发挥了纳税评估在税收征管中的积极作用。

1.2 完善纳税人基础信息采集

税务部门针对通过《税友2006》申报征收的企业，将录入企业财务报表设置为纳税申报的前置条件，要求各企业按期纳税申报时先录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企业财务信息采集表等相关报表。该举措完善了内部信息采集机制，为案头分析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税务机关根据内部资料筛选行业分析和纳税评估对象提供了基础依据。

1.3 完善内部沟通机制

税务部门内部通过定期召开政策分析会、案情通报会、部门沟通会等形式加强内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充分利用税务稽查的工作成果，将征管的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工作有机结合，提高信息的共享性和选案的针对性，真正达到了“以查促管、以查促征”的作用，促进了数据采集一税源监控一税收分析一纳税评估一税务稽查“五位一体”的税源间接控管模式的完善。

2 税收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信息采集渠道单一、针对性不强

当前，税收信息采集的渠道、内容都比较单一，采集到的信息大部分源自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对接点即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环节，由纳税人自行提供。这些信息的基本内容为企业名称、经营地址、注册类型、经营范围、联系方式、纳税人申报缴纳和发票领购、缴销等信息，能真正反映税源发展变化情况的动态的、关键的涉税信息如纳税人的产品购销存情况、产品价格、市场营销，资金往来、现金流量明细、关联企业明细等便于微观税收分析的信息缺少。

2.2 信息质量有待提高

目前，由于受基础数据信息的来源和信息不对称、缺乏严格的数据质量监测和信息化校验机制等因素影响，税收信息存在失真现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错误信息。地税部门寻求的是在依法治税前提下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而纳税人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寻求税收成本最小化，有的就千方百计地隐匿真实信息，提供虚假信息，通过各种手段达到少缴或不缴税款的目的，造成税收管理信息失真。二是因缺乏信息维护机制而形成的错误信息。由于缺乏严格的信息质量监测和信息化校验机制，且目前的税收管理人员很多忙于事务性工作或等待领导统一“派工”，缺乏主观能动性，通常是临时需要什么信息就采集什么信息，没有足够的精力及时维护管理信息，目前的税收管理信息大都是纳税人新办时采集的信息，与纳税人当前的实际信息往往相差甚大，税收信息失真。

2.3 信息应用深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类涉税信息日渐增多，但目前我们对收集到的信息的应用大多还只停留在对一些基础信息的查询、统计等一般应用层次上，对征管质量的衡量上也大多停留在申报率、入库率、欠税率等几个指标上，很少有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税负、财务等的量化分析和合理性分析。如何把这些数据通过加工、计算、分析、处理后全方位多层次利用，如何利用采集的信息进一步进行同行业、历史同期及与第三方信息进行异常、预警分析比对等深层次应用，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

3 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3.1 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①制订和完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制度与规定，为税收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提供制度保障。首先是完善立法，通过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条款，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与税务机关在实现信息共享工作过程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未执行或违反信息共享的相关法律责任。其次是结合实际制订地方性法规和规定，对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相关事宜作进一步细化明确，包括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具体共享事项、共享形式、操作程序、共享费用的落实及监督考核规定等。再次是各部门制订和建立信息共享工作落实机制，提高部门的认识和重视，明确信息采集、加工、传递、反馈等环节的工作职责，把部门信息共享工作纳入本部门的日常管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的长效运行。

②健全协调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反馈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开展情况。各部门信息资源共享领导机构定期组织各部门召开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例会，汇报交流各部门信息共享工作的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税务机关获取部门信息后的税收化进程反馈，研究、探讨进一步推动信息共享与应用的工作措施和改进方法，并提出下阶段信息共享的具体目标和工作要求。

③建立健全定期考核奖惩机制，细化量化考核指标，强化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开展的绩效评比。根据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监督考核规定，将考核工作按信息采集与传递的完成时间及质量要求进行具体化、指标化，并归口落实到每个部门。将信息共享与应用工作的开展进程与部门先进评比相挂钩，从而调动各部门参与信息共享与应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强化培训与宣传力度

①强化职能部门从业人员的宣传培训力度，熟悉和提高经办人员的税收业务水平与工作责任心。由于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不同，其业务运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税务机关与部门之间又缺乏业务交流，双方互不熟悉相关业务。因此部门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往往是依税务机关的申请而被动采集的，不能积极从自身的业务流程出发，主动寻找税源监控的重要环节和切入点，信息采集工作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通过定期组织协作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与交流，熟悉和掌握税收征管及各部门业务流程，提高部门工作人员对协税护税工作的敏感度与认知度，信息采集化被动为主动，从而使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方向更明确，内容更充实，质量更提高。

②强化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的社会宣传力度，努力扩大税收社会化管理的影响。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各职能部门的协税窗口及咨询热线等渠道和途径，向社会宣传、解释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开展情况，争取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与支持，提高纳税人对部门协税护税工作的了解与认同，使纳税人充分意识到其纳税行为正处于全社会的网络监控之下，从而制约其申报行为，积极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登记各类应税信息，进一步提高纳税遵从度。

3.3 深化利用共享信息资源

①建立健全税务各职能部门在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应用方面的工作机制。首先是按各级政府信息共享与应用组织机构的设置，建立和指定相对应的税务机关牵头管理部门，统筹安排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应用工作。其次是通过分析、比较部门信息资源的性质与功能，结合税务机关内设科室的工作职责，按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将部门信息资源的加工、应用和反馈工作分解落实到每个科室、每个岗位。再次是从加工、应用的及时性和成效性方面按岗位分别设立奖惩考核指标，建立内部监督考核机制，确保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工作开展的有序性、有效性。

②强化信息数据的案头审核分析、比对，努力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以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为依托，利用模块管理功能，通过导入或人工录入等方式将协作部门信息转化为税收征管信息。通过系统的横向、纵向比对，发现系统内原有错误和不完整的基础信息数据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修正和补录；发现纳税人有申报不实的信息，则通过提醒进行提示补报，情节严重的则转交税务稽查办理；发现因原有信息缺失而导致管理上的工作漏洞的则及时通过相关程序予以纠正。此外，税务机关还应将信息资源的应用状况和实现的税收化成果及时向各协作部门进行反馈、交流，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优化信息数据的要求，使地税机关获得的部门信息更完整、更精确。

总之，我国地税部门一直在日常工作中探寻提高信息化建设的办法和措施，以求在更大的平台上，以更高的水平和更强，加强我国的税收信息管理、利用和综合分析。做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对我国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张强，颜安颂.税收征管信息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13）.

[2] 周国川.税收信息化：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多视角分析[J].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2004，（2）.

[3] 梁贝.加强税收管理的信息化势在必行[J].中国税务，2000， （9）.

税收理论问题 篇12

税收遵从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1)对纳税人行为的准确把握,了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关系,减少征纳双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2)保护和尊重纳税人权利,转变过去过于强调行政权而相对忽视纳税人权利的状况;(3)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管理成本和税收流失。

1 文献回顾

税收遵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以研究偷逃税为起点的。Allingham和Sandmo在1972年建立了A-S模型[1],其理论基础是Becker(1968)关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和Arrow(1970)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后来的Srinivasan(1973)[2]又提出了预期所得最大模型,构成了国外对偷逃税研究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国外学者又对这两个模型不断加以扩展和检验,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引入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例如,Kahneman、Daniel和Tversky(1979)[3]提出的前景理论更加注重纳税人的心理因素,认为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不同的征管方式可能会导致纳税人不同的风险倾向。Smith(1990)[4]认为威慑因素对税收遵从产生的影响一般比伦理价值产生的影响小。Erard和Eeinstein(1994)[5]的研究表明对政府支出和腐败等行为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程度,进而也会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选择。如果纳税人认为其所缴纳的税款没有被很好地使用,就会拒绝完全履行纳税义务。

蔡德发、林吉双(2004)[6]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了纳税人隐瞒收入存在“最优隐瞒收入比例”,尽管税务机关按“最优概率”进行检查,但还是有一定比例的纳税人向往冒险,从而得出诚信纳税存在自身缺陷的结论。王玮(2008)[7]认为纳税人权利的缺失与我国税收遵从程度不高有着直接的关联,全面确立纳税人的各项权利并使之切实得到保障,对提升我国现阶段的税收遵从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韬、许评(2007)[8]通过控制实验方法,考察了我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中是否存在框架效应。

已有的研究证实了纳税人纳税遵从与否的选择是个复杂的过程,是外生因素和内在因素的交融,而且这一过程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而且,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征纳行为的均衡点以及各因素对征纳双方行为的影响,征纳博弈模型的构建一般也是以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理性行为和收益函数等都是共同知识为隐含前提的,并具有一次性博弈的特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主体的非完全理性,征纳双方的一次性决策选择是难以实现特定的均衡,征纳之间的博弈更应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Andreoni,Erard和Feinstein(1998)[9]指出,应重视纳税人和征管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与重复性特征的分析,这是税收遵从领域待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邓力平、安然(2006)[10]对将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到税收遵从研究中作了初步的尝试。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应用演化博弈工具来分析税收征纳中这种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试图揭示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既合作又对抗的演化路径。

2 税收遵从的演化博弈模型

2.1 模型假设

征税人根据纳税人的收益所得,按期征税。在每个征税周期中,征税人和纳税人分别遵循“经济人”理性要求做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模型假设:

(1)征税人的策略有两种:合作或不合作,当征税人合作时,会投入较少的监管,设监督成本为c1,当征税人采取不合作策略时,投入较大的监管,监督成本为c2,则00,c=c1,c2,这说明监督成本越大,逃税被查出的概率越大。所以有p(c1)

(2)征税人、纳税人均为风险中性的。

(3)y表示纳税人的应税所得;ζ表示税率,0<ζ<1;x表示纳税人向征税人的申报所得,x≤y;a表示征税人查出纳税人有未申报所得后对未申报所得的惩罚率,a≥2。

2.2 模型构建

税收系统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进化。征税人和纳税人的策略选择是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进行的,征税人和纳税人关于税收遵从的博弈行为是重复且动态的,二者的策略选择不断调整,并且根据对方策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这些参与者在每一阶段重复地进行博弈便构成了演化博弈模型。征税人、纳税人的某种策略的增长率不仅依赖于其适应度,产生更高收益的策略将具有更高的增长率,而且也会通过模仿和试验那些应用成功策略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那些应用成功的策略增加。

在第t个征税周期中(t=1,2,3…),征税人、纳税人的收益如表1所示:

所以,在(征税人,纳税人)采取(合作,不接受)策略时,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p(c1)(a(y-x)+ζy-c1)+(1-p(c1))(ζx-c1)=p(c1)(a+ζ)(y-x)+ζxc1;

同理可计算得,在(征税人,纳税人)采取(不合作,不接受)策略时,

纳税人的期望收益=(y-ζx)-p(c2)(a+ζ)(y-x),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p(c2)(a+ζ)(y-x)+ζx-c2。

假设征税人可以随机独立地选择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纳税人也可以随机独立地选择接受合作策略和不接受合作策略,并在多次征税周期中重复地进行博弈。在征税周期t,假设纳税人以概率pt选择接受合作策略,征税人以概率qt选择合作策略,则纳税人选择不接受合作的概率为(1-pt),征税人选择不合作的概率为(1-qt)。相应地,在征税周期t,

纳税人选择接受合作时的期望收益为:

纳税人选择不接受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征税人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征税人选择不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所以,纳税人的期望收益为πp=ptπp1+(1-pt)πp2;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为πg=qtπg1+(1-qt)πg2。

纳税人在每一个纳税周期选择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变化可用如下离散动力系统描述:

为叙述方便,此系统简称为系统(1)。它表示:若纳税人选择接受合作策略时获得的收益大于社会平均个体取得的收益,那么,将增加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反之,将减少下一期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

同理,征税人每一个纳税周期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变化可用如下离散动力系统描述:

为叙述方便,此系统简称为系统(2)。

(1)式两边同减去pt,整理可得如下离散动力系统:

(2)式两边同减去qt,整理可得如下离散动力系统:

在稳定状态时,有pt+1=pt,qt+1=qt,令pt+1=pt,qt+1=qt,带入(3)、(4)式可得系统(1)、(2)的平衡点如下表2所示。

进一步分析系统(1)、(2)的演化稳定性,可得系统(1)、(2)的演化稳定情况如表3所示。

从图1(A)可看出,在区域Ⅰ时,(pt,qt)演化稳定于(1,1);在区域Ⅱ,(pt,qt)趋向于(Δ1,0)。从图1(B)可看出,在区域Ⅲ,(pt,qt)演化稳定于(1,1)。从图1(C)可看出,在区域Ⅳ,(pt,qt)演化稳定于(1,Δ2);在区域Ⅴ,(pt,qt)演化稳定于(Δ1,0);在区域Ⅵ,(pt,qt)演化稳定于(Δ1,1);在区域Ⅶ,(pt,qt)演化稳定于(0,Δ2)。在图1(D)中可看出,在区域Ⅷ,(pt,qt)演化稳定于(1,Δ2),在区域Ⅸ,(pt,qt)演化稳定于(0,1)。

2.3 模型分析

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必须要征税人和纳税人双方合作,即在每个征税周期中,(征税人,纳税人)采取(合作,接受合作)策略,这实际上,要求系统(1)、(2)都演化都稳定于平衡点1。不难看出,在演化相图中,只有区域Ⅰ和区域Ⅲ,系统(1)、(2)同时演化稳定于1,即(pt,qt)演化稳定于(1,1),所以对和谐税收征纳系统而言,区域Ⅰ和Ⅲ是有效区域。在区域Ⅳ和区域Ⅷ,只有纳税人趋于合作,而征税人合作的概率不会超过Δ2;在区域Ⅵ,只有征税人趋于合作,而纳税人合作的概率只是趋于Δ1;在区域Ⅸ,纳税人单方面倾向于合作,而纳税人却会逐步选择增大逃税的概率,直到最后逃税。在这些区域(区域Ⅳ、区域Ⅷ、区域Ⅵ和区域Ⅸ)只是达到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或随机选择合作或不合作,我们称这样的区域为准有效区域;剩余的区域Ⅱ、区域Ⅴ和区域Ⅶ,我们称其为无效区域。下面我们对税收征纳关系的演化路径展开分析。

(1)当p(c1)>Δ3时。说明在征税人采取合作策略,监督成本为c1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必须大于Δ3。结合表3,可知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首先要保证p(c1)>Δ3,当监督成本为c2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p(c2)。表示征税人的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的过程中,概率函数p(c)(c为征税人的监督成本)的单位变化率。从演化相图可看出,

(1)当时,纳税人和征税人都逐步趋向于合作,即区域Ⅲ所示。表明当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不会有太大增长,那么征税人会考虑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减少监督成本并且取得避免纳税人逃税的目的。

(2)当时,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有较大增长。此时,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这时征税人也会逐步增大合作的概率,最终使得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即形成和谐税收征纳的良性循环(如区域Ⅰ所示);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t,这时征税人会趋向于不合作,通过增大监督成本,提高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来达到阻止纳税人逃税的目的。由于逃税不成功的概率增大,纳税人会逐步增大接受合作的概率,但其接受合作的概率不会超过Δ1,如区域Ⅱ所示。所以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形成,要保证

(2)当p(c1)<Δ3时。即当征税人采取合作策略,监督成本为c1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小于Δ3。由于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比较小,所以纳税人会通过逃税来增大自己的收益。此时,如果征税人把监督成本增大到c2,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不会有太大增大,即时,如果征税人比较趋向于合作,即合作的概率qt>Δ2,那么纳税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税(区域Ⅸ所示)。但是如果征税人合作的概率qt<Δ2,征税人会增大监督的力度,此时纳税人为避免逃税被查出,会减少逃税的概率,增大接受合作的概率,使得纳税人最终演化稳定于接受合作(区域Ⅷ所示)。

(3)当p(c1)<Δ3时,征税人把监督成本增大到c2,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就增加得很大,即,双方的演化呈现出复杂的局面:(1)如果在第t个时期征税人合作的概率比较低,qt<Δ2时,征税人不会趋向于合作。此时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也比较低,pt<Δ1,那么征税人会逐步演化稳定于不合作,纳税人合作的概率会无限趋向于Δ1,但是不会超过Δ1(区域Ⅴ所示);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那么纳税人会演化稳定于接受合作,但是征税人合作的概率始终不会超过Δ2(区域Ⅳ所示)。(2)如果在第t个时期征税人合作的概率大于Δ2时,纳税人会考虑到逃税被查出的可能性减少。此时,如果纳税人不愿意接受合作(pt<Δ1),那么纳税人会逐步演化稳定于逃税,而征税人合作的概率也不会增大到1,只是无限趋向于Δ2(区域Ⅶ所示);但是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那么征税人会稳定于合作。面临逃税不被查出的诱惑,纳税人不会再增大合作的概率,只是保证其概率无限趋于Δ1,并且大于Δ1(区域所示

不难看出,Δ1是关于a、ζ的增函数,税率ζ越高,Δ1越大;同样,惩罚率a越高,Δ1越大。在演化相图中我们可以看出,Δ1的增大会导致Δ1右移;这样有效区域Ⅰ的面积变小,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税收征纳系统的演化。因此为了构建和谐税收征纳系统,政府应当适当降低税率和惩罚率。

现实中,和谐税收征纳系统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系统从不稳定点开始逐渐演化到稳定点,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一种合作与不合作策略、接受合作与不接受合作策略共存的局面。

3 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保证一定的政府监管效率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前提;(2)高税率和高惩罚率一样都不利于和谐征纳关系的形成;(3)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重复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当征税人的监督成本和征管概率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的选择至关重要。通常,限于征管成本的预算约束,征税人的监管概率是一定的,而在这一博弈关系中,大部分纳税人出于对纳税义务的认识或对逃税后果的考虑,也一般会倾向于诚信纳税。此时,维持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倾向并把它转化为现实成为征税人的最佳选择。

3.1 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纳税人权利

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忽略了政府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把政府征税的公权力凌驾于纳税人个人权利之上,形成了纳税人同政府互不信任的心理基础。强化纳税人的权利意识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应从宪法的高度确立纳税人和征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

3.2 增加政府财政透明度

政府的作为对纳税人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纳税人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判断。除加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外,也进一步强化了纳税人的权利义务观念。

3.3 拓宽纳税人税收参与途径

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决策的合理与否是以是否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为标准的,加强纳税人的参与程度,可以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有助于合理公共决策的形成。

3.4 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监管效率

减少征管费用,提高征管效率是和谐征纳关系构建的要求。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信息化、精细化,做到税款征收的应收尽收。

参考文献

[1].Allingham,M.,SandmoA.Income Tax Evasion:A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2:323~338

[2].Srinivasan,T.N..Tax Evasion:A Model[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3,(2):339~46

[3].Kahneman,Daniel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nca,1979,47:263~91

[4].Smith,Kent..Integrating Three Perspectives on Non-compliance-A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J].Criminal Justiceand Behavior,1990,17:350~69

[5].Brian Erard&Jonathan S.Feinstein.Honesty and Eva-sion in the Tax Compliance Game[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The RAND Corporation,1994,25(1):1~19

[6].蔡德发,林吉双.从纳税人隐瞒收入的博弈分析论诚信纳税的自身缺陷[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5

[7].王玮.纳税人权利与我国税收遵从度的提升[J].税务研究,2008,(8):70~74

[8].王韬,许评.框架效应影响税收遵从的实验研究[J].税务研究,2007,(12):76~79

[9].Andreoni J.,Erard B.,FeinsteinJ..Tax Complianc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818~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