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理论（共11篇）
税收筹划理论 篇1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的规定和许可的范围之内, 通过对公司财务中涉及到税务方面的活动合理的筹划和安排, 充分利用政府部门和税法中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可以选择的条款, 来减轻公司税收负担的行为, 也被称为纳税筹划。
1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起源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税务筹划已经十分普遍, 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 税务筹划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的意大利, 但是现代税务咨询成立于1959年的欧洲税务联合会, 这是由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和团体组成, 其联合会成员遍及欧洲各地国家。欧洲税务联合会提出在联合会中的税务专家是以事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方面的服务, 因此在税务方面真正形成了税务筹划的出现, 从而不断地发展起来的。而在我们国家, 税务筹划方面的发展较晚, 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才在不断地担负起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人们收入分配的职能, 也是税务筹划的概念在企业中运行, 为企业的良好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发展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主要是由以下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 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 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极大限制;同时, 企业每年为国家所贡献的利税作为国有企业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 企业没有税务筹划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上对税务筹划存在错误认识, 特别是税法详细地规定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却很少、甚至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 这使很多人把税务筹划与偷税、漏税等同起来, 使纳税人从事税务筹划承担了过高的涉税风险, 因此阻碍了税务筹划理论的研究及其实际应用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筹划受到了重视, 企业税务筹划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悄然兴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 对其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
我国税务筹划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税收筹划》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专著, 《避税与反避税全书》中谨慎地介绍了避税和反避税的一些技术。随后, 关于税务筹划理论和实务的相关著作才大量出现。其中, 影响比较大的有:《现代企业的合理避税筹划》、《纳税筹划宝典》、《国际税收筹划》、《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原理与实务》, 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中用到的每年的指定教材《税务代理实务》等等, 这些著作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谈论了关于税务筹划的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分税种税务筹划等内容, 个别著作还从企业的业务环节的角度对公司税务筹划进行了探讨。此外, 《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也对我国税务筹划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房地产开发企业理税顾问》中采用分税种的结构, 详细地讲解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纳什么税, 应该交多少税, 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 如何计算应纳税额, 纳税申报的途径, 怎么样才能享受到那些税收优惠政策, 如何才能申报办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等内容。该书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个人和家庭学习和掌握税法知识, 正确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张美中 (2005) 的《最优纳税方案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中, 从税收实务的角度分析, 书中是以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涉及到的主要税种为主线, 依次介绍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以及其他税种纳税方案的选择;同时并在介绍每一种税的纳税方案的选择时给出了案例和对案。贺志东 (2002)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纳税筹划》中, 主要从分税种的角度来介绍了税收要素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企业在各个环节中所涉及到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了纳税筹划的提议。文中对房地产企业所涉及到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和其他税种的涉税环节进行了纳税方面的提议。梁云凤 (2006) 的《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中, 通过介绍房地产行业中涉及到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房地产企业业务流程中涉及到的税收筹划进行了一些探讨。
3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不足
从以上对税收筹划方面的研究现状的回顾我们可以知道, 尽管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企业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全面,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务筹划研究方面也有所涉及。但我们也发现, 现有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 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税务筹划进行探讨, 而不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首次, 在税务筹划的制度基础方面, 仅局限于对税收政策的介绍, 没有从更深层次的、从法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可能使税务筹划的理论与方法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最后, 现在的研究大多没有从企业战略或财务战略的层次来讨论企业的税务筹划, 而仅仅从企业经营的层次来讨论税务筹划, 这可能使企业税务筹划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
参考文献
[1]丘艾莉.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研究[D].广西大学, 2004.
[2]王琼艺.完善现代企业纳税筹划探究[J].税收征纳, 2005 (01) :34-42.
[3]卢强.企业税务筹划研究[D].天津财经学院, 2004.
税收筹划理论 篇2
（一）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必然性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客观需求和国家履行经济职能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状况不同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会使人们在社会收入、财产分配方面出现日益扩大的差异。这一问题i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进行宏观有效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国家可以通过税种的选择、税基的确定和税率的划分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限制或维护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之按预定的方向和规模发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因而，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
（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可行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可以通过多个环节进行，即实现环节、使用环节、财富的积累环节及转让环节，通过在个人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设置相应的税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1.在个人收入分配的实现环节，个人所得税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一方面通过累进税率的设计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给予低收入阶层税收优惠。
2.在个人收入的使用环节，通过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起到补充调节作用。如果高收入者把高收入用于高消费，不仅无益于市场效率的提高，而且会使分配不公问题表面化，但用税收有选择地调节其中的高消费，不仅可以在流通领域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进而间接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还可以引导高收入者把高收入转化为生产性投资，从而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效率的提高。
3.在个人财富的积聚环节，征收一般财产税，有财产者纳税，无财产者不需要纳税，拥有较多财产的人多纳税，拥有较少财产的人少纳税，通过财产税率的变动和相应的财产价值的调整就可以避免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中西方税收原则理论的演进与比较 篇3
关键词：税收原则理论；轻徭薄赋；公平；效率
从中国到西方，自税收产生起便有了税收原则，只是随着经济形态的不同，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其税收原则理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古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西周的税收原则。西周主张贡赋要以不过分侵害贡赋缴纳者的经济利益为限度。另外，各级贡纳者之间的贡赋应当与其实际负担能力相匹配，以实现赋税的量能均等分配。西周的赋税思想主要体现的是征税有度、税负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
春秋战国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的原则，“相地”，就是审查土地的美恶及其产品质量。“衰征”，就是按等差来征税。其体现的是税负公平原则。
秦汉时期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的赋税思想主要是重农抑商，另外还提出了应该重视生财、聚财、取财和用财良性循环的思想，比如，提出了 “培养财源，用财有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恒足也。”的主张。
唐朝的赋税原则。唐朝是一个赋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朝代，唐朝初期继承并沿用了隋朝的租庸调制，提出可以缴纳一定金额的财物来免除服役。到唐朝中期代宗推行了两税法改革，将所有税合并为两税。唐朝主张的是轻徭薄赋的思想。
近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清末时期的税收原则。清末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内有官场的腐败，外有强国的入侵。因此政府需要征收大量的税收以保证支出，其体现的是重税负原则。
北洋政府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处于军阀割据时代，战乱频繁。虽然当时提出了财政原则、社会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公平、效率和适当等税收原则，但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实际施行的是重税负原则。
国民政府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民生主义的税收原则为主导思想，力求实现分配的平均，保证收入的充足，提倡制定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现代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税收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一五”时期，由于革命战争和恢复生产的需要，以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对私营经济改造的需要，我国实行的是“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原则。从1958年到1972年进行了三次大的税制缩减。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计划统管一切，所以，这一时期的税收原则着重强调保证收入和简化税制。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原则。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需求，党和国家提出了“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规范税制”等税收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税收原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主要强调的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收原则。
西方税收原则理论的演进
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目前学界公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税收原则的，他的税收原则主要是：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平等原则是指一切国民都按照其所享受的收入比例赋税；确实原则是指国家征纳的赋税应当确定；便利原则是指各种赋税的征纳应给予纳税人最大的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原则是指赋税征收应尽量使纳税人付出的与政府得到的相等。
在亚当•斯密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嘉图、西斯蒙第和萨伊等。西斯蒙第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税收四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税对象应为纯收人、税收不可侵蚀资本、税收不能触及纳税人最低生活费、税收不可驱使资本外流”四项原则。萨伊则提出了”税率应适度、各阶层人民负担应平等、节约征收费用、有利于国民道德的增进以及最少程度上妨碍生产”五项原则。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一时期的众多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其中代表人物瓦格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九端税收原则：1. 财政政策上的原则：收入应当充裕的原则；收入应当富有弹性的原则。2. 国民经济上的原则：不可误选税源的原则；不可误选税种的原则。3. 社会正义上的原则：负担应当普遍的原则；负担应当公平的原则。4. 税务行政上的原则：课税应当明确的原则；手续应当简便的原则；征收费用应当节约的原则。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税收原则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在传统的平等和财政等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以及资源的最佳配置方面的税收原则。
中西方税收原则理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做推动，因此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时它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思想精髓上，中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是共通的，其蕴含的实质性税收原则主要体现为三条：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财政原则。
当然，中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也有各自的特征。首先，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体现的是一些系统论的思想，在重视“天下”理念古代中国社会，认为国家理财乃是为天下理财。相比中国的税收原则理论来说，欧洲的税收思想则侧重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其次，西方的税收原则理论继承性比中国要好，西方的税收理论秉承的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改进的理念。而中国的税收理论革命性较强，所以往往出现不同时期实行完全不同的指导理论，因此，就常会出现理论的断层现象。（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参考文献：
［1］ 王国清. 税收经济学.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刘楠楠. 浅析中国税收原则［J］. 经营管理者, 2009,(21)
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探讨 篇4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在不违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 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 采取主动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 尽可能地节约税款, 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 合法性。
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 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 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因此, 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 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 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
3. 整体性。
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 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 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
二、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 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 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 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 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 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 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 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 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 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 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 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 保存举债能力, 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 折旧作为成本费用, 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 少纳所得税, 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 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非常明显。
2. 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 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 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 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 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 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 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 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 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 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 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应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 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 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 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 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 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 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 国家在税收立法时, 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 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 要结合实际情况, 予以充分的考虑。
3. 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 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 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 因此, 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 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 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 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 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 遵守税法, 依“法”筹划。
税收筹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 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 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 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 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
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 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 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 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 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 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 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 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 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
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 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税收征收管理 篇5
张季
信息不对称理论简介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行为人之间信息占有不同。
在市场经济初期，人们假设市场是没有缺欠的，将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崇备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市场的自由调节，反对市场干预，政府的角色是当好“守夜人”。西方二百多年的市场经济，由于垄断、通胀、紧缩、市场失灵、律动以及环境、人权、贫富差距等弊病，使人们看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进而信息经济学开始流行。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美国学者，1996年詹姆士·莫里斯和威廉姆·维克瑞，2001年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别获得这两个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是提出了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当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时，仅仅通过价格的调整有时无法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会做出各种经济决策的调整，以增进市场效率，从而使双方受益。
今天，信息经济学成为新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主流，人们打破了自由市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假设，才终于发现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性。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改善市场功能，该理论为政府主动干预市场提供根据，“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可以使市场经济趋于完善。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乃至延伸到行政管理领域和人们生活领域。税收的征收管理吸纳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从新的视角解释、认识，破解税收管理的问题。
税收征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原因
征收人和纳税人因为位置不同，所以对涉税信息占有不同，因而形成信息不对称。我国税制结构决定了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和所得，所以本文以相关经营性收入和所得的税收征管为探讨对象。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管理情况，提供就涉税信息管理方面正反两反面经典范例。增值税发票是增值税管理的关键环节，改革后的几年里，设计部分城市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登录金税网，大部分发票邮寄传递的核对程序，由于征管程序失效，发票监控措施失灵，一时假票泛滥，真票假开，偷税猖獗，大案不断涌现，全国因增值税发票偷税案判死刑者不下百人，增值税制似乎即将失败。2001年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全国实行微机开票上网、交叉集合比对，征管形势豁然开朗，近年税收高于GDP增幅的高速增长，税收管理的高科技网络支撑和发票比对办法功不可没。追其最终原因，败则败在涉税信息的失控，成则成在涉税信息的有效控制，这是我们税收征管工作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当前税收征管难点是纳税人不实申报问题。主要表现为：比例颇大的零申报、负申报、低申报；应建账而不建账，建真假或几套账，有账却称没有账，账簿设置和核算不规范不完整；应开发票不开发票，用收据、信用卡代替发票，应取得发票而不索取，白条子入账以及“四小票”虚开等问题。纳税人如此作为的目的只有一个，隐藏涉税信息，规避税务检查，逃避纳税义务。纳税人以以上简单几招将税务机关拒之千里，低成本、低风险的轻易偷逃税收。偷税者得便宜卖乖，洋洋自得，税务机关无计可施，望偷兴叹。究其原因无非税务机关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发现纳税人真实涉税信息的办法，“疏于管理”只道出表面现象，从何处下手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才是问题的关键。
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不等同于税收征管效率提高，也不应为掩饰我们对税收征管质量的忧虑的理由。由于税收征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如增值税小规模和营业税纳税人不实申
报，商业税负，房产业税收，涉及“四小票”企业税收，税收优惠企业管理，企业所得税，个体税收都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对社会经济秩序，公平竞争，合理分配和国家调控能力亦将产生不利影响。
税收征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有着多重原因：一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后，外企、合资、股份、私企、个体经济大量涌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加剧了征纳矛盾；二是税收征管改革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对税收经济观，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的片面理解，偏离或淡化了征管质量意识。三是控制税源手段贫乏，征管能力弱化，应对措施不力，在征纳双方的博弈中，税务机关处于被动地位。所以议论了十年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至今仍没有的到根本的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税收征管的瓶颈。瓶颈亦称瓶颈制约，系指一种形象化的现象。比喻一个瓶子颈部比瓶身部要细，因而限制了瓶内液体顺畅的流出，只能是缓慢的涓涓细流，不管瓶体多粗，容积多大，其流量都受制于瓶颈的大小。探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途径，消除瓶颈制约，税收流失问题才会找到突破口，税收征管质量才会得到质的提升。
税收流失是对税税收征管能力的挑战，一直也是税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难点和热点。国家税务总局谢旭人（前）局长认为：“及时发现和解决申报不实问题，堵塞征管漏洞，防止税收流失，使国家税款的实际征收数不断逼近应证数。可以说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的基础，税源管理的水平决定了税收征管理的水平。”（注1）山东省国税局胡金木局长指出：“健全完善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要做到这一点，建立税收征管的长效机制是不可少的，可以这样说，建立长效机制，比查补多少收入都重要。”（注2）江西省国税局曾飞同志认为：“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1.过分追求征管模式化。片面追求征管改革模式化，只是从形式看似乎是改革了，而实际上‘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税收征管改革具体目标多变。在税收征管改革具体目标设计上提法不断变化，使征管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增加改革成本。3.忽视调动改革主体的积极性在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过分强调机器管人和制度管人，忽视了调动广大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主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增加了征管改革的阻力。„„5.税收改革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注3）这些对税收征管的深刻的见解和反思，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解决税收征管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税收管理的核心是税源管理，税源管理的唯一目标就是真实、完整、及时掌握纳税人涉税信息。加强税收管理，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的程度，其实质就是税收征管部门逼近客观涉税信息程度。如何能够控制、掌握纳税人的应税信息呢？
纳税申报是税务机关获得纳税人涉税信息的法定的基本的渠道。为了获得真实的涉税信系，首先要搞清楚纳税人的涉税信息是怎样产生的。企业生产或经营过程是以资金流、货物流在人力、技术、设备条件下不断转换，而形成生产或经营成果的，会计以证明资金、货物变化的票据、凭证为依据，以账簿、报表为工具，核算、反映、监督这一过程即信息处理，由此可见，票据流与资金流、货物流如影相随，票据、凭证是信息的载体，账簿、报表是信息处理器。纳税申报是票据、凭证、账簿、报表的衍生物。所以票据、凭证、账簿的真实性是纳税申报真实性的前提。我们应当把税收征管的着力点，切入点、突破口放在对票据、凭证、账簿的管理上。
税务部门对账簿、凭证的管理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章税务管理中，第二节以六个条款规范了账簿、凭证管理。该法规定：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和发、有效凭证记账，进行合算。”；“依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覆辙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较小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区的发票。”；“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实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即其他有关资料。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即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损毁。”同时该法第五章有四个条款规定违反以上规定的处罚措施。
征管法对税收征管体系设计了七个环节，即：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税收保全、征纳税人的法律责任、税收救济。各个环节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任一环节的薄弱，都会形成木桶原理的短板效应。账簿、凭证管理是税收管理的核心环节，遗憾的是现实的税收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除外）对账簿、凭证管理却是管理力度、管理措施、管理效率最差的环节。账簿和凭证管理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过去几次要求纳税人建账工作的失败，就是因为对凭证以及凭证与账簿管理脱节所至。
对账簿、凭证的管理是税管理基础性的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税收征管改革二十多年的基本教训，就是忽视了抓好账簿凭证管理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我们若要扭转税收征管局面，从根本上提升征管质量，税务部门下大决心、大气力，搞好账簿凭证管理是必由之路，尚无它途。具体办法是：要求经营性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1）开具、取得合法有效发票和凭证；（2）自制的会计凭证（如工资单、出入库单等）要登记详实、手续完备；（3）按纳税人规模大小或征管需要，经税务主管部门批准，纳税人分别设置粘贴簿、简易账、复式账，暂不能开具、取得发票和设置账簿的要由税务主管部门批准；（4）设立账簿的要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和核算；(5)按国家的规定领用、使用、保存、销毁发票、凭证和账簿。
（6）有关行业必须安装、实用税控装置。
税务部门对账簿、凭证的管理是经常的、大量的、长期的、严格的管理工作，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收到实效。(1)建立和完善消费者索取发票的激励机制；（2）对要求开具、取得发票和设置各类账簿的纳税人，税务机关要有统一的原则规定，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扩大用票面和建账级次，待时机成熟，取消定期定额征收方式；（3）对有关行业推行税控装置；（4）税务主管人员负有管理凭证、账簿的基本职责，对纳税人凭证、账簿使用情况有监督检查权，对违规问题有处罚权。管理状况纳入干部工作考核内容。
我们期望通过加强对凭证、账簿的管理，可以取得如下成效：（1）突出凭证、账簿管理，充实税收管理员的日常管理内容，对反偷税的大目标有了具体化的举措。有助于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2）对凭证、账簿管理是抓住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有利解决税收流失的顽疾。税收的日常管理中，核实容易，取证容易，处罚容易，降低税收执法成本，加大纳税人偷税成本，促进纳税人守法完税。税收检查中，有利集中更多涉税信息，方便税收检查。（3）发票的开具和取得形成的链条效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风气。
（注1）：《税务研究》2007年五期《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和企业纳税评估 提高税源管理水平》
（注2）：《中国税务报》2007年5月25日一版《建立征管长效机制比查补多少收入都重要》
（注3）：《税务研究》2007年6期《略论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
税收筹划理论 篇6
关键词：税收监管；最优；交易费用理论
一、 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有着相对成熟和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税收监督机构的专业化和职责分工的明晰化、税收监督主体的多元化、税务监督手段的信息化、税收监督程序的规范化、税收监督审计的专业化、税收监督执法的严格化和税收执法监督的制度化充分体现出其成熟性和高效性。而在我国现行的税收监管体系中，多重主体对监管客体独立实施监管，监管结构平板化，职能交叉引发职责不清；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对监督主体的监管缺位埋下了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隐患。
由于我国在税收监管方面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改进，很有可能阻碍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和威胁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税收监管。在税收监管措施的规范性研究方面，程新、王丽（2000）认为税收监督需要引入人大审计机构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强化财政监管职能和强化对社会审计机构的管理，充分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于关悦（2003）针对现行税收监管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建立部门责任制度。（2）建立微机联网制度。（3）建立稽查情况及文件资料相互移送制度。周炤（2005）在评估我国税收风险的基础上，指出了税收宪政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通过税收宪政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和限制公权力，从而提升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的观点。雷炳毅（2009）认为要降低税收风险，加强税收监管关键环节是：（1）明确税收风险识别的具体对象。（2）有效收集税源风险信息。（3）建立相对固定与灵活的税收风险识别分析指标体系。洪连埔（2010）借助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以风险识别、评估、控制和管理效果评价为框架的基本的税收风险管理机制，以期提高国家（政府）、税务机关以及税收执法人员防范、抵御、应对、化解税收风险的能力，以加强税收监管。
在税收监管措施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李建琼（2004）借鉴COSO模型搭建了税收风险评估模型，在定义税收风险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风险修正因素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防治税收风险和政府加强税收监管的有效路径。杨伊、邓兵（2008）根据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税收征管博弈模型进行了多重博弈的扩展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纳税者偷漏税问题的对策建议，可以从加大检查和惩罚力度、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和加强内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升监管效率。吴武清、陈敏等（2009）则首次应用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对税收监管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税收的监管成本应该越小越好，应采用完全不合作策略。郑新举（2012）运用CTAIS征管系统，就如何深化中央税收监管，从监察的内容、重点、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并就监察工作如何促进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二、 交易费用的理论逻辑
1.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首先提出。科斯在其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存在的边界就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阿罗（1969）指出：“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则阻止了市场的形成”。交易费用理论经过威廉姆森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费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巴泽尔以及马修斯等。
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交易费用存在主要取决于三个影响因素：有限理性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指的是交易参与人因为受到自己个人的情绪、偏好等限制，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时候所产生的约束性的条件。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交易者不能完全掌握契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样也不能预测契约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有限理性的存在会使得交易费用必然发生，这种影响贯穿整个交易契约的始终，因此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既包括事前的谈判、签订等费用，也包括事后的执行费用。
机会主义是指交易参与者双方都存在为自己牟利的投机行为，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机会主义的存在都增加了契约执行的难度。特别地，机会主义行为更多地表现在契约签订以后。一般而言，在签订契约之前，交易双方都会隐藏个人的真实信息，进而争取契约的达成，而一旦完成契约签订后，投机行为就会不断显现。为了防止交易双方对契约的破坏，必须要成立一个监察审计部门，这个交易费用是非常昂贵的。
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环境下的某些资产很难再用作其他方面，否则资产的价值可能会贬值甚至可能成为无用资产，这是与沉没成本直接相关的资产。在不同市场结构类型下，不同的行业对投入的要素有具体的要求，要素的交易费用与行业的垄断程度、保护程度甚至壁垒的厚度直接相关。
2. 税收监管的交易费用理论逻辑。税收实际上是一项契约，由于实际征税过程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为了保证征收工作的有效运行会产生大量交易费用，因此，应当尽可能通过多重治理方式避免或减少交易费用的产生。从征税程序来研究最优税收立法，实际上就是要分析交易费用对最优征税的影响。这里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征税程序的成本，第二是征税过程中的附加成本。
征税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分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本来是一个生产者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者租用要素的能够在会计账簿上反映出来的成本。但是显性成本的外延是很宽阔的，把显性成本引用到税收的征收程序来看，应该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税收执法人员作为税收征管投入的要素的报酬支付，即税务工作者的工资，这一部分构成税收执法显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税收执法程序所投入的固定成本，包括像税务机构的建筑、固定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这部分成本与税务工作者的工资构成税收执法过程中的主要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同样是生产者选择理论的概念，主要是指厂商使用自我拥有的、自我雇佣的资源的机会成本。引用到税收征管程序中来看，征税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税务工作者放弃从事其他工作的最高收入和资产专用性的机会成本。在我国，税务工作者属于公务员编制系统内部人员，其专业知识以及才能并不一定是税务的层次，因此这些从事税务工作者的人员可以参加其他工作，一般将从事当前工作而放弃从事其他工作所获得的最高收入称为税务工作者的机会成本，当然，这种机会成本很难去进行具体的衡量，因为其机会成本是不确定性的。资产专用性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指税务固定资产的机会成本。
在税收的具体征收过程中，除正常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外，还有一些可能带来灰色收入的成本，即征税的附加成本。征税过程中的附加成本主要包括两个，第一是征税者的索贿；第二是纳税者的行贿。一般来说税务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制度，而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公务员的职权可能会引发权力寻租行为，尤其是许多执法人员为了一己之利，私自帮助纳税人寻找法律漏洞进行逃税漏税等，从其中拿回扣，这是典型的索贿行为，也是最常见的，即税务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形成非法合作。另外一种关于征税者的索贿则是强制性的索贿行为，也就是通过权力的威吓来迫使纳税人被动行贿。比如以纳税不合格等理由警告或者威胁纳税主体停滞经济活动，针对企业而言，就是如果纳税不合格，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等。征税者的索贿和纳税者的行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两者发生的原因有可能存在差异。从纳税者角度来看，他们的行贿可能是被动的，但是更多的是主动行贿。主动行贿属于一种利益寻租，纳税者的寻租行为致使自身利益得到了改善，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外部成本不断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降，效率受损。
三、 最优税收监管的交易费用治理模式
为了确保税收立法最优，从程序法上实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必须要对征税程序中的交易费用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模式。由于税收监管实际上是对税收作为契约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和审查的过程。税收监督和税收审查从本质上来说是契约的治理过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三个假设前提在实际契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将契约的内在信息进行有效反馈并折射出隐含的签约过程。
根据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在一项契约的参与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对隐含的签约过程的影响，当契约签订主要是受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时，很显然这项契约的参与者是有预谋的或者说有计划的；如果机会主义在一项契约的签订过程中无关紧要，契约签订主要受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时，则表示该契约的参与人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如果资产专用性在某项交易中不重要，起作用的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时，则表示该项交易是充满着竞争的。另外，如果一项交易中，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都很重要，则该项契约需要治理，也就是说这个交易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或成本。
从税收的征管过程来看，一方面，征管者的有限理性使其无法有效甄别纳税人的信息；另一方面，征管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又使其具有与纳税者结成同盟损害国家税收利益的可能性。同时，税收的监管具有资产的专用性，意即表明税收的监管不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因此，从交易费用角度出发，税收的征管是需要治理的，才能实现最优。
税收的征收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监管就是对国家作为委托人将征税的权力委托给国税局与地税局这种契约进行治理的过程，它需要有特殊的治理机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契约的治理机制及其实施条件。根据交易双方的关系温和程度，治理机制分为个人信任一直到国家法制系统，显然这是从弱到强的信号表示。契约的实施者也是从内部协调实施到外部强制性实施，而预期行动决策规则也是从对欺骗行为的报复到对欺骗行为的依法惩罚。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监管不仅仅需要税收管理体制内部治理，还必须要借助于外部司法体系的强制干预。
对于那些由国税和地税部门的内部治理而引发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由于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成本，应该采取“俱乐部规范”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典型有效惩罚机制。作为税收征管的代理人，国税和地税部门就相当于是国家税务系统的“会员”，由于都是属于系统内的成员，因此可以看成它们的行为活动是内生性的。作为委托人的国家显然知道国税和地税部门的策略集是有差异的，能够最大程度地使得自己的目标函数得以实现就要靠激励机制。“俱乐部规范”治理的预期行动决策规则是将不诚实的交易者从“俱乐部”中驱逐，当然在现实的税收征管中，不可能说随意取消某个征税部门。内部治理的“驱逐”策略集中体现在税收政策的优惠，包括补贴、返还、减免等，即一但委托人发现代理人存在舞弊或者投机主义行为，就会剥夺其享受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但是从现实应用来看，内部治理只能够有效降低税收系统内部的交易费用。从威廉姆森的垂直一体化理论和杨小凯的迂回生产理论来看，如果取消地税局，而将税收事务完全托付给国税部门去管理，那么由国税与地税划分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将会转为内部控制成本，这可以有效促进税收效率的提高。
对于由机会主义产生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由于征收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附加成本或外部成本。对于外部成本的治理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或国家的法制系统来治理。这就需要在税收立法中通过税收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来实现税收征管的监督和审查，以强制性的方式避免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这就要求第三方或国家法制系统中带有公正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部门以惩罚的形式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审查。如果第三方能做到公正和规范，则可以有效降低外部成本。稅收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构成了税收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这同样是要建立是“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基础上，并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实现税收监管的最优化。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交易费用的存在是税收征管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征管程序中最难控制的问题，它不仅仅会直接影响税收立法的效率性，同时还会间接影响税收立法的公平性。税收征管的交易费用包括由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产生的内部成本和由机会主义产生的外部成本。
内部成本可以通过“俱乐部规范”以剥夺其享受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的“驱逐”策略进行内部治理。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税收本来就属于财政的范畴，而这主要是由财政部门直接负责，如果将其再次分配给国家税务总局，然后再进行地方税务局的分摊等，使得程序太过繁杂，治理成本非常高昂。从威廉姆森的垂直一体化理论来看，合并国税和地税部门或者取消地税部门的垂直一体化的措施可以将由于国税与地税划分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转为内部控制成本，从而可以在内部治理中得到化解，使得税收的效率必然提升。可以将国家税务总局改为国家税务局，从属于国家财政部。财政部下达的各种关于税收的财政政策由国家税务局统一执行，然后统一传输到地方的财政局下属的相关税务机构，从而以减少交易费用的路径提升税收的效率。
外部成本主要表现是在征管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勾结和联盟等，对于外部成本的治理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或国家的法制系统来治理。这就需要在税收立法中通过税务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来实现税收征管的监督和审查，以强制性的方式避免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而法制系统强有力的约束性要能够实现有赖于“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实现，因此加快“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建设仍然是我国最优税收立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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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建琼.企业税收风险管理机制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7.
基金项目：江苏高教优势学科建设工程（PAPD）（项目号：苏政办发[2011]137号）；江苏省法学会课题“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问题研究”（项目号：SFH2013D17）；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英文标志简称：TAPP；侦查学科研创新团队（2015SJYTS01-0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磊（1977-），女，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教授，厦门大学财政學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法律与制度。
企业并购中税收筹划的理论分析 篇7
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是指并购行为的参与企业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和税法，在并购事件发生前通过对并购过程中各环节预先作好统筹安排，从而使得并购方企业、目标企业及各自股东在整个并购事件中都能享受到尽可能大的税收效益。由此看来，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可以获取更大的税收利益。并购过程中实施税收筹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大的税收效益，这种税收效益最终将体现在税后利润的大小上。二是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并购中税收筹划的成功能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对于因节税目的而激发的并购尤其如此，通过并购税收筹划所取得的经税务机关认可的收益是合法收益。三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人员的管理水平。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是围绕着有效使用资金，降低成本费用，从而实现企业目标获利而开展的。而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就是通过对并购中融资、投资、经营活动等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择优，从而实现并购目标的过程，所以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离不开会计，它要求会计人员不仅精通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而且精通税收法律法规，所以进行并购中的税收筹划还可以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水平。四是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参与国内外竞争。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公司兼并行为以来，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经历了五次兼并浪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司并购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和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并购中的税收筹划能使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并购浪潮中减少并购成本、降低并购风险，顺利融入全球化竞争之中。
二、企业并购中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一) 税收收益的存在为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企业的税收收益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的纳税额得到减免或抵扣。税收优惠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减免部分税收来鼓励一部分纳税人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部门，或者是政府通过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而向特定的纳税人提供无偿资助。税收抵扣指的是税法规定的可以在税前作为扣除项目的各种费用支出。扣除项目与税收优惠同所得税税金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企业可以按照税法的导向，采取各种有效的经营方法，使其决策与国家政策协调一致，最大限度地获得税收利益。二是依据税法规定，纳税人的纳税期限得以递延。纳税的递延本质上不会减少企业的税负，只是指税款延迟支付而已，但从货币时间价值角度上考虑，递延纳税相当于企业得到了一笔无成本资金，有利于收益增加。
(二) 税收政策的差异性为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从国际范围上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无论如何健全、严密，税收负担在不同纳税人、不同纳税期、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总是存在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选择最优纳税方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且其中的差别越大，可供纳税人选择的余地也越大。当企业选择投资对象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差别，使自身的经济活动主动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既合法减轻税负，又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达到税收筹划的节税目的。
(三) 税收环境的优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保障
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漏税、逃税和避税，他是在税法许可条件下的合理行为，因而，进行税收筹划的外部环境并不是一个税收法制混乱或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相反，只有逐步实现税收法制化，才能避免由于税法不完善造成的有关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主观诠释，才能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否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毫无意义。当前，我国税收法律建设水平越来越高，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得到应有的尊重，税收筹划活动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门话题，这些都为企业进行税收活动提供了保障。
(四) 多种纳税方案的存在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提供了条件
税收因素影响着并购的动机和过程，并购的税收筹划在实务中是完全可能的。首先，不同企业的纳税差别形成不同的税收收益;其次，不同并购出资方式造成纳税金额和纳税时间的差别;最后，不同的并购会计处理方法造成不同的税前收益和纳税时间的差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因为这一预期的达成必须基于企业在限定的时间内，拥有充分获利能力的前提假设，否则，一切风险损失便将完全归于企业负担，所以，企业如果不进行税收筹划，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就有可能面临更重的税收负担，或因为一味地追求减轻税负，导致企业总体收益损失。
三、企业并购中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分析
(一) 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有助于税收法律、法规的完善
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制度虽经不断完善，但在不同时期，仍然可能存在覆盖面上的空白、衔接上的间隙处和掌握上的模糊处。而企业并购是一种复杂而又富有技术性的市场行为，相应地，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作为并购策划的一部分也是十分复杂的，同时，并购涉及到的税种很多，这使得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更为复杂。因而进行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可以及时了解税收法规和税收征管中的不尽合理和不完善之处，为国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依据，起到对税收法规的验证作用，能够有效地推动依法治税的进程。
(二) 并购中的税收筹划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企业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以各地区、各行业的税种、税基、税率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杠杆的作用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源的配置，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
(三) 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税收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一般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关系，税收筹划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少缴税或缓缴税，但是企业采取的是合法合理的方式，通过研究税收法律规定，关注税收政策变化，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因此，一种合法地减少应纳税款，节约税收支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方法———税收筹划，便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税收筹划有利于促使纳税人在谋求合法税收利益的驱动下，主动自觉地学习和钻研税收法律法规，自觉、主动地履行纳税义务，抑制偷、逃税等违法行为，实现纳税人利益最大化。
(四) 税收筹划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
企业经营管理不外乎是管好“人流”和“物流”两个流程。而税收筹划就是为了实现物流中的“资金流”的最优效果，是一种高智商的增值活动，为进行税收筹划而起用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必然为企业经营管理更上一层楼奠定良好基础。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离不开财务会计，这必然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会管理。同时，也要求财会人员具备相当水平的业务能力，熟悉会计与税法，可以正确进行纳税调整，正确计税，这样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才能不断跃上新台阶，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会计管理水平。
四、企业并购中税收筹划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税收筹划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财务活动，它要涉及税法、统计、会计、金融等相关知识，只要一方面出现偏差就会导致税收筹划的失败，也就是说，税收筹划在带来税收利益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如果无视这些风险而进行盲目的税收筹划，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以节税目的开始，却以遭受更大的损失而结束。因此，企业进行并购税收筹划时应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要采取积极措施防范风险。
(一) 税收筹划存在的风险
所谓税收筹划风险是指筹划结果的不确定性。由于并购税收筹划是在并购行为发生之前做出的决策，而税收法规具有时效性，再加上经营环境因素及其他因素的错综复杂，使其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风险和收益并存是现代财务管理的一个基本观念。根据税收筹划的特点分析，可以把税收筹划的风险分为四种：政策风险、经营风险、执法风险和信用风险。
1. 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由税收筹划对政策的依赖性所引起，具体又包括： (1) 政策选择风险。该种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筹划人对政策精神的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对税收政策的理解要严格按照税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去理解，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同时必须注意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做出的有效力的解释，才能准确把握税法。首先，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促使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的税收竞争，来吸引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税收政策差异比较明显;其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由于文化、传统、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合理”与“不合理”的界定和理解也有差异。受这两点的影响，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合理合法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国家可能并非如此。税收筹划的政策风险之一就是政策选择错误的风险，即自认为采取的行为符合了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政策精神，但实际上会由于政策的差异造成相关的限制或打击。 (2) 政策变化风险。政策变化风险是指国家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总是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变更，对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地补充、修改或完善，不断废止旧政策，适时推出新规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税收政策总是具有不定期或相对较短的时效性。政策的这种不定期时效性使税收筹划产生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像并购活动这样的涉及时间较长的税收筹划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是针对国内并购活动进行筹划，只需要考虑国内政策变化风险，如果是跨国并购的税收筹划，则不仅要考虑国内政策变化风险，还要考虑国外政策变化风险。因此，政策的这种不定期性或时效性将会使企业的并购税收筹划产生较大的风险。
2. 经营风险。
税收筹划是一种合理合法的预先谋划行为，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前瞻性。实践证明，目标企业在被并购后预期经营活动的变化对并购税收筹划的效益有较大的影响，有时还会直接导致并购税收筹划的失败。具体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方案设计风险，科学的税收筹划方案是税收筹划成功的关键。 (2) 经营变化风险，因为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税收政策的差别进行选择的过程，在给企业的税收筹划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企业的某一方面的经营活动带来了约束性，从而影响着企业经营活动本身的灵活性，如果项目投资后经济活动本身发生变化，或对项目预期经济活动的判断失误，就很可能失去享受税收优惠的必要特征或条件，不仅无法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还可能加重税负。 (3) 方案实施风险，科学的税收筹划方案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来实现，若税收筹划方案没有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角度设计，如有的企业资金本已较为紧张，但税收筹划方案要求其大量涉足新领域，这些方案的设计失误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即使有了科学的税收筹划方案，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实施措施，或者没有得力的实施人才，或者没有完善的实施手段，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税收筹划的失败。
3. 执法风险。
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应当是合法的，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但这种合法性还需要税务行政部门的确认，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偏差从而产生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特别是在并购活动这样的涉及时间长、涉及税种多、操作复杂性强的税收筹划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目前代表国家征税的主体有海关、财政、国税、地税多个系统的机构，各系统之间税务行政执法职能有时相互重叠且我国税法执行过程中的具体税收解释权又属于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加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或其他因素影响，税务行政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时有发生，在税务行政执法不规范的环境下开展税收筹划，常见的风险问题是：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将企业本属于税收筹划的行为认定为避税或偷税行为，或者将企业本属于明显违反税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暂且放任不究，使企业对税收筹划产生错觉，为未来产生更大的税收筹划风险留下祸根。
4. 信用风险。
税收筹划的失败有时还意味着信用的丧失，这可能是任何收益所无法弥补的，一旦某个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甚至是犯罪，那么该企业的声誉将会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
以上说明，由于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边缘操作，必然蕴含着一定的风险。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合法权利，但是纳税人必须对税收政策和法律有充分的理解，正确的进行税收筹划，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的成功。如果纳税人对税收法律、政策的理解有误，而实施所谓的“税收筹划”，必须承担由此所引发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纳税人必须承担税收筹划的风险。
(二) 税收筹划风险的防范
1. 纳税人首先必须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规范会计核算基础工作。
依法设立完整规范的财务会计账册，正确区分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树立正确的筹划观，这是成功开展税收筹划的前提。会计账证表健全、规范，其节税的弹性一般会更大，也为以后提高税收筹划效果提供依据，同时，依法建账也是企业依法纳税的基本要求。税收筹划是否合法，首先必须通过纳税检查，而检查的依据就是企业的会计凭证和业务记录。如果企业不能依法取得并保全会计凭证或记录的健全，税收筹划的结果就会无效或大打折扣。所以作为纳税入应明确：税收筹划可以节税，但税收筹划不是万能的，其筹划空间和弹性是有限的。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首先，必须符合税收政策的引导趋势进行积极的税收筹划，使得企业在享受有关税收优惠的同时，也顺应了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意图，可谓获得双赢利益;其次，操作过程注意“度”的把握，认识并划清与偷、逃、骗税等其他减税方式之间的界限，坚持合法筹划，防止违法减税。
2. 纳税人应该熟练掌握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相关法规。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生产经营规模，国家对其都有着不尽相同的税收政策。纳税人必须要了解自身从事的业务处于不同地区是否存在不同的税收政策，这些业务涉及哪些税种、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法律和法规又是怎样规定的，其税率是多少、采取何种征收方式，业务发生的每个环节都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只有了解掌握了上述情况后，纳税人才能有效、准确地运用这些政策进行税收筹划，避免因政策选择错误所带来的政策选择风险。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 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性，避免政策滥用税收政策的制订，体现了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导向，而税收优惠政策更是这一政策导向性的集中体现。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是纳税的最优化选择，而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而言就是税收优惠的充分利用。但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充分利用不等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滥用。因此，企业应在充分理解国家政策导向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避免政策选择风险。 (2) 纳税人应该密切关注财税政策的变化，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税法的建立同任何法律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税法的许多具体的条文是不断在变化的，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区域性的。而税收筹划的长期性又要求纳税人不仅要准确把握现行税收政策的精神，更要时时关注财税政策的变化，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充分收集和整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变动情况，准确理解和把握税收政策，充分考虑筹划方案的风险，然后再做出决策。如在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里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整合，统一规范了税收优惠的标准和管理，实现了“两个转变"：政策体系上将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所得税优惠格局，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所得税优惠新格局;优惠方式上将以直接税额式减免转变为直接税额式减免和间接税基式减免相结合。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这也是规避政策变更风险所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
3. 做好综合衡量工作，促使企业利益最大化。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着眼于企业资本总收益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能只注重某一纳税环节中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重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同时，税收额的减少并不等于资本总体收益的增加，应衡量“节税”与“增收”的综合效果，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可能使税负并非最轻，但却使企业税后利益最大化的方案。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还要考虑筹划成本，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纳税筹划也不例外，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应根据主体的实际情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确定每次纳税筹划的净收益，如果净收益很小或者为负，则该项筹划就不值得去做。
从根本上讲, 税收筹划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 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实现企业所有者财富最大化所决定的,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也应符合这一总体目标。也就是说, 税收筹划首先应着眼于整体税负的降低, 而不仅是个别税种税负的减少, 这是由于各税种的税基相互关联, 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某种税税基的缩减可能会致使其他税种税基的扩大。因此, 税收筹划既要考虑带来的直接利益, 也要考虑减少或免除处罚带来的间接利益;既要考虑某一税种的节税利益, 也要考虑多税种之间的利益抵消因素。另外, 税收利益虽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利益, 但不是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 项目投资税收的减少并不等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增加。如果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 最优的方案应是整体利益最大的方案, 而非税负最轻的方案。因此企业开展税收筹划还应从企业的社会形象、发展目标、经营方向、经营规模、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全面权衡, 不能为筹划而筹划。
4. 保持筹划方案的适度灵活性。
由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千差万别，加之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在税收筹划时，要根据企业具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以便随着国家税制、税法、相关政策的改变及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随时调整项目投资，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适时更新筹划内容，采取措施分散风险，趋利避害，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
5. 提高税收筹划人员的素质。
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是集法律、税收、会计、财务、金融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为一体的组织策划活动，税收筹划人员不仅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能力，对项目统筹谋划的能力，与各部门合作配合的协作能力等素质，否则就难以胜任该项工作，但税收筹划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纳税人素质的提高，因为只有纳税人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才能对税收筹划提出更多的要求，实践也证明，税收筹划的普遍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科教水平关系密切。
6. 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税收筹划理论 篇8
一、薪酬所得税筹划的重要性
(一) 薪酬所得税征缴的主要特点
薪酬所得指的是员工受雇或任职于某组织付出劳动所取得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各种酬劳, 其征缴主要有以下特点:
1.按月计征。适用3%~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2.起征点较高。薪酬所得以个人每月收入固定扣除3500元的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实行支付单位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两种征纳方法。
4.计算简单。个税的费用扣除免去了对个人实际生活费用逐项计算扣除的麻烦, 采取总额扣除法, 且有明确的扣除标准, 计算简单。
(二) 薪酬所得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薪酬所得税征缴的上述特点为薪酬支付单位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薪酬支付单位通过对员工工资、薪金及福利安排方案的反复比较, 选出员工税收负担相对较轻的方案, 从而完成员工薪酬所得税筹划。这样的纳税筹划可以节减员工税收, 有利于员工税后收入最大化, 提高员工福利水平, 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员工激励理论
组织存在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组织目标。管理学对激励的定义是:通过某种外部诱因的利用, 使人的工作积极性和革新精神得以调动, 使人有一股朝所期望的目标努力争取的内在动力。20世纪20~30年代以来, 国外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激励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激励理论。这些理论中与员工薪酬所得税收筹划相关的理论有:
(一) 需要层次论
需要层次论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马斯洛首次提出。该理论把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马斯洛认为, 人的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呈递进规律, 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 高一层次的需要就会成为主导的需要, 并且这种需要会成为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否则, 高一层次需要的欲求就不会太强, 驱动力也不足。组织管理者按照需要层次理论设计良好的薪酬管理制度, 并做好薪酬所得税收筹划使薪酬管理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对满足员工的不同层次需要, 激励员工有良好的效果。
(二) 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提出。该理论认为:按激励功能的不同, 组织中对人的积极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可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保健因素是那些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招致员工不满, 得到满足可以防止员工不满情绪、但对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作用不大的因素。这一因素主要与工作环境或工作条件有关。包括与上下级及监督者的人际关系、工资、工作环境和安全性等;激励因素是那些如能得到满足就会对员工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而持久的调动、并对工作产生满意感, 不能得到满足也不会招致员工太大的不满意的因素。这一因素与工作内容有关。包括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奖励、晋升和成长等。组织管理者按照双因素理论结合薪酬纳税筹划合理分配工资等保健因素和奖金等激励因素, 对于预防员工不良情绪, 激发员工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 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有某种需要而且有达到这种需要的可能性时, 他才会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这一理论要求管理者在进行员工激励时要处理好个人努力、取得绩效、组织奖励、满足个人需要程度之间的关系。员工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取得预期的工作绩效, 如果员工认为通过努力取得预期工作绩效的可能性大, 就会激发他的工作积极性, 否则, 就不能激发他努力工作;员工总是希望取得绩效后得到组织奖励, 如果员工认为取得绩效后能得到合理的组织奖励, 就会激发他的工作热情, 否则, 就可能没有工作积极性;员工总是希望得到的组织奖励能满足个人的某种需要, 因为个人的需要各有不同, 因此采用同一种奖励办法带给员工的满足感会不同, 其激励效果也就不同。组织管理者按照期望理论并考虑薪酬纳税筹划的要求, 合理设计组织绩效目标及组织奖励目标, 对满足员工期望心理, 激发员工积极性有重要作用。
(四) 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该理论重点研究奖酬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给员工工作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员工工作所得报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都会影响其工作动机。每个员工都会拿自己的报酬与贡献的比率去和其他员工比较, 员工还会拿自己现在的报酬与贡献的比率去和自己过去的比率进行比较, 如两者的比率相等, 员工就会觉得公平并感到满意, 从而积极工作, 否则, 员工就会感到不公平, 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组织管理者按照公平理论做好薪酬纳税筹划, 做到员工薪酬在员工之间及员工自己各年度之间的公平安排, 对满足员工公平需要, 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有明显的效果。
三、进行纳税筹划提高员工福利的思路和方法
综合上述理论, 良好的员工福利, 可以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 从而更加努力工作, 一个恰当的、理想的员工福利安排可以为组织营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组织通过税收筹划, 能够提高员工福利, 激发其工作热情, 实现组织和员工目标的有机统一。薪酬所得纳税筹划的主要思路和方法有:
(一) 充分利用个税抵免政策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单位为个人提供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一些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不予征税, 包括:未纳入公务员基本工资总额的津、补贴差额, 独生子女补贴, 午餐补贴、差旅费补助。因此, 企业应充分利用个税抵免政策, 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尽可能提高企业和个人交付三险一金及津补贴数额。
(二) 合理筹划年终奖发放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规定, 员工某月取得全年的一次性奖金有两种计税办法:
取得年终奖的当月工资少于3500元的, 年终奖个人所得税= (当月工资+年终奖-3500) ×税率-速算扣除数。该办法按[ (年终奖+月工资-3500) ÷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取得年终奖当月工资不低于3500元, 年终奖个人所得税=年终奖×税率-速算扣除数。该办法按 (年终奖÷12) 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1.年终奖纳税筹划办法一:调整工资和年终奖发放比例
案例一:某公司实行年薪制, 核定某职工年薪180000元。
方案一:每月工资15000元, 三险一金3000元/月, 年终奖为零。全年缴纳个税[ (15000-3000-3500) ×20%-555]12=13740元, 某职工当年的税后收入为180000-13740=166260元;
方案二:每月工资8000元, 三险一金3000元/月, 年终奖84000元。全年缴纳个税[ (8000-3000-3500) ×3%]×12+ (84000×20%-555) =16785元, 全年税后收入180000-16785=163215元 (注:年终奖84000÷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为20%、速算扣除数为555) ;
方案三:每月工资11000元, 三险一金3000元/月, 年终奖48000元。全年缴纳个税[ (11000-3000-3500) ×10%-105]12+ (48000×10%-105) =8835元, 全年税后收入180000-8835=171165元; (注:年终奖36000÷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105) 。
方案三比方案二节税7950元、比方案一节税4905元。从案例得出结论如下:合理的年终奖纳税筹划, 可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 增进员工福利。方案三的月工资和年终奖适用税率相同, 且月工资应纳税所得额 (4500元) 位于相近两级不同税率的临界点、年终奖应纳税所得额 (4000元) 接近相近两级不同税率的临界点, 这种工资奖金组合的所需缴纳的个税是最低的。管理者在筹划工资和年终奖的发放方案时, 应调整月工资和年终奖的发放比例, 如果月工资税率大于年终奖税率, 可降低月工资提高年终奖, 反之亦然, 以尽量将月工资税率和年终奖税率调整到同一税率级次, 并使两者的应纳税所得额尽可能靠近相近两级税率的临界点。
2.年终奖纳税筹划办法二:避开年终奖缩水区间
案例二:某员工年终奖54000元, 年终奖纳税54000×10%-105=5295元, 税后收入54000-5295=48705元 (注:年终奖54000÷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105) ;
该员工第二年取得了更好的工作绩效, 管理者将年终奖提高至60120元, 年终奖纳税60120×20%-555=11469元, 税后收入60120-11565=48651元 (注:年终奖60120÷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为20%、速算扣除数为555) 。
从案例二看出, 因未做好个税筹划, 虽然个人年终奖数额增加了6120元, 个人税后收入却减少54元, 奖金的提高不仅不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 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情绪。现行个税会产生年终奖越多, 税后收入越少的收入“缩水区间”。设奖金金额为P, 可测算出第一“缩水区间”的范围:P- (P×0.1-105) =1500×12-1500×12×0.03, 得出P=19283.33元, 依此类推, 可以得出六个“缩水区间”的范围, 即: (18000, 19283.33]、 (54000, 60187.5]、 (108000, 114600]、 (420000, 447500]、 (660000, 606538.46]、 (960000, 1120000]。在发放年终奖时, 发放数额不要出现在这些缩水区间内。管理者将奖金发放方案布置为这些区间的起始金额能使年终奖的税负降到最低, 管理者可将年终奖超过起始金额的部分合并到工资或变更为员工福利发放, 以达到避税效果。
3.年终奖纳税筹划办法三:调整年终奖发放时间
案例三:某员工每月工资5000元, 三险一金1600元/月, 年终奖36000元。
方案一:年终奖年终一次发放。每月工资5000元扣除三险一金1600元后, 低于每月3500元的费用扣除额, 工资部分不需缴纳个税。年终奖应纳个税=36000×10%-105=3495元。 (注:年终奖36000÷12的商数确定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105) 。
方案二:年终奖按12个月平均发放。则应纳个税=[ (5000+3000-1600-3500) 10%-105]×12=2220元。
方案一比方案二多缴个税1275元。从该案例可以看出, 当月工资水平扣除抵免政策规定的项目后低于3500元时, 应尽量将年终奖分解至每月发放, 用足每月3500元的抵减额, 达到节税并提高员工福利的效果。
(三) 为员工提供福利设施, 降低名义收入, 提高实际收入
案例:某企业招收了5名新员工, 试用期工资8000元/月, 三险一金1600元/月, 每月房租1500元、工作午餐费用300元、交通费用200元。
方案一:不提供员工宿舍、工作午餐、不安排上下班接送班车, 每人每月应纳个税为 (8000-3500-1600) ×10%-105=235元, 每人每月实际可支配收入8000-235-1500-300-200=5765元;
方案二:公司为5名新进职工提供员工宿舍、工作午餐、安排上下班接送班车, 工资调整为6000元, 每人每月应纳个税为 (6000-3500-1600) ×3%=27元, 每人每月实际可支配收入6000-27=5973元。
经筹划后, 新进职工每人每月节税208元, 全年实际收入增加2496元。一般来说, 企业可为员工提供的免税福利有:免费工作餐、上下班交通工具、带家具的员工宿舍、员工继续教育经费和其他培训机会等。管理者将工资、薪金变更为发放员工福利的方式来进行纳税筹划时, 需要注意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福利费总额不能超过工资总额14%的规定, 超过部分在核定企业当年所得税时要进行纳税调增, 会影响企业税后利润。
(四) 均衡收入
在一些受季节和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的特定行业, 其各月之间的产量和营业状况的波动较大, 如远洋运输和远洋捕捞业、采掘业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员工各月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另外, 一些行业出于经营或管理的相关因素, 有时员工奖金、劳动分红在不同的纳税月份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 如金融保险业。这就可能导致这些行业的员工在某月收入较高时被征收较高税率的个人所得税, 在收入偏低的月份里又不能享受法定的费用扣除等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这样会总体加重纳税人的个税负担, 有必要均衡各月收入。
案例:某保险公司工资发放是根据个人的工作绩效进行的, 某员工三险一金1600元/月, 5~10月工作业绩好, 每月工资10000元, 其余月份只有5000元。
方案一:公司按实发放, 某员工全年应纳个税[ (10000-3500-1600) ×20%-555]×6=2550元;
方案二: (10000×6+5000×6) /12=7500元, 公司均衡各月收入, 按7500元/月给该员工发放工资, 则该员工全年应纳个税[ (7500-3500-1600) ×10%-105]×12=1620元。
由上可见, 通过均衡各月收入可为员工节税930元, 员工个人多获得实发工资930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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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关税收正义的理论 篇9
税收正义原则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是19世纪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他在《财政理论研究》中表白, 他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反对传统学说的异端立场”, 目的是为了在现实中为实现税收正义寻找一种方法。
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 维克赛尔认为税收正义的原则是受益原则, 而不是当时多数经济学家所持的量能原则。他的理由是, 受益原则涉及公共支出的成本和效益, 有利于更全面地实现社会正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和实现这些原则。
维克赛尔对于当时将征税者抽象为开明、仁慈的君主的传统财政学理论提出了批评, 认为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 “它们并不是纯粹的、没有自己想法的、只以促进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社会机构”。他的观点是:人们最应关注的, 不是力图消除这些政府部门的自我主义, 而是给它们划定权力界限和依法律行使这些权力, “以便能够用它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
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一般从宏观视角把握公共支出的合理界限, 而维克赛尔是把税收和公共支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考虑的是某个具体的公共支出项目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以及该项公共产品预算支出和成本负担方式的问题。他认为, 公共问题的决策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纯粹的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
传统财政学认为, 纳税人可以在各种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收入, 这样, 在每种产品上纳税人便可获得相同的边际效用水平, 并最终达到效用最大化。对此, 维克赛尔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税收政策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比如, 议会在审批为某项公共服务项目筹资的税收分摊方案时, 如果按照通常采用的那种简单多数的表决规则, 某些纳税人从这项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很可能少于所交纳的税额, 这些纳税人就不是基于自愿而只是被迫纳税。这样一来, 税收正义便无法实现了。
在民主社会中, 要实现受益原则和效用最大化, 必须通过纳税人或其代表在政治过程中实现。维克赛尔认为, 如果政府认为举办一个公共项目是必要的, 如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是桥梁, 首先要对这个项目是否值得做出判断。那么, 如何在民主的条件下促进税收正义的实现呢?他提出了著名的一致同意原则。即使全体一致原则在现实中因过于严格而难以实施, 至少也应采用接近全体一致原则或有效多数原则。而采用该原则的前提是, 必须同时对公共支出及其税收负担分摊方案进行表决。采用一致同意原则对公共收支决策进行表决, 纳税人通过税收支付的价格, 将会低于通过收费支付的价格, 并等于所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 从而整个社会就将达到最大效用或福利。
这个原则背后隐含的假设是, 社会福利是社会每一个成员加起来的总和, 它是否有所增进, 要看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是否都有所改善.即制定政策不能大而化之地说“为全体人民服务”, 而是要考虑每一个人的偏好。
一致同意原则在现实中被很多人认为不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对此维克赛尔的看法却乐观得多:“只要被考虑的花费有着使之创造的效用超过成本的希望, 找到一种成本分配方法, 使各方都将花费视为有益的因而也许会一致同意,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可能的。”他认为, 一致同意能保护每个公民免受压迫, 使得维持人们之间合作的成本最小化, 但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立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跨出了传统财政学的范围, 正如他本人在1896年所指出的:“财政科学要时刻把政治条件铭记于心”。这可以认为是他思想的高度凝练。
“和谐税收”理论与实践探究 篇10
和谐税收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就内涵而言, 和谐税收既要保持与和谐社会的一致性, 又要体现税收自身的特殊性和具体内容。和谐税收应该注重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贯彻依法治税的思想方针, 推进纳税服务, 维护经济增长, 促进个人 (企业) 、政府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和谐税收是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税收;和谐税收是法制税收;和谐税收是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和谐税收是诚信税收。和谐税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图1) 。
二、和谐税收的理论基础
(一) 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
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税务机关作为社会系统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为现代化建设筹集资金, 扶持弱势群体, 推进社会进步, 促进社会稳定, 从而理应做到税收的和谐, 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税收最坚实、最有力的理论基础。没有税收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和谐社会蕴含和谐税收。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
税收的可持续发展即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可持续发展要求税收与经济相适应, 税收的增长应该与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 做到税收与经济的和谐, 这也是和谐税收的应有之义。另外, 和谐税收要求税收在生态、环保等方面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 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这就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谋而合。
(三)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认为, 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讲是相互合作、相互信赖, 而不是对抗性的。一方面, 纳税人应该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及时缴纳税款, 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 征纳双方应建立起畅通的税收信息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另一方面, 没有充足的依据, 税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提出质疑, 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信任自己。只有征纳双方诚信合作, 携手共进, 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税收环境, 才能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
(四) 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是和谐税收的前提, 依据现代税收理论和税收实践的规律, 税收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定税公平, 即制度性公平;征税公平, 即管理性公平;分税公平, 实质上是一种体制性公平;用税公平, 实质上是一种权益性公平。此外,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税负不公, 纳税人就会产生怨言和不平衡心理, 自觉纳税的积极性降低, 守法的纳税人也会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逃税。因此, 纳税人之间的和谐也有赖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实施。
(五) 良性税收竞争原理
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措施等方式, 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自利行为。税收竞争的动机在于政府“经济人”假设, 而财政分权为税收竞争提供了可能。税收竞争有恶性和良性之分, 恶性税收竞争会侵蚀税基、扭曲税负、误导资本流向、增加征税成本, 最终导致双方的福利净损失;而良性税收竞争能起到完善税制、堵塞政策漏洞、提高征税效率等作用。良性税收竞争的存在为我们构建和谐税收以及征税人 (政府) 之间的和谐奠定了科学基础。
如果将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解为构建和谐税收的宏观思想渊源, 那么税收合作信赖主义、税收公平原则以及良性税收竞争原理就是构建和谐税收的微观理论基础, 它们共同为和谐税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三、和谐税收体系的构建
(一) 优化税制结构, 强化自动稳定功能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要求, 构建有利于稳定经济且形成和谐的利益分配格局与社会公平的税制结构,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需要优化, 凸显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来实现调节目标。具体来说, 就是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 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以强化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 以其他税种为补充, 从个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转让等多个环节对收入分配进行全方位调节。个人收入初始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 但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上。因此, 单一的个人所得税难以形成有效的调控力度, 还应开征与建立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相关的税种, 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 缩小规避税收调节的空间, 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二) 构建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
1、改革个人所得税制, 改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为综合所得税制模式。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税制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税率, 分别承担不同的税负, 实行差别待遇, 体现横向公平, 在征管上还可降低费用, 减少税收征管成本支出。但是, 分类所得税制的最大不足在于仅着眼于有连续稳定收入的单项所得, 对某些所得项目不使用累进税率, 征税范围有限, 很难体现纵向公平的纳税原则, 也不能从制度上考虑家庭负担情况, 采用比例税率也不能缩小不同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 目前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使用分类所得制, 发达国家已基本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如表1) , 而且考虑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从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取向看, 我国建立实施综合所得税制已是一种大趋势。综合税制模式指按年综合计算个人的全年各类所得, 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规定个人基本生活支出免征额, 对纳税人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等支出免征个人所得税统筹确定税负水平和调节力度。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较, 综合所得税制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综合所得税制综合纳税人各年各项的总和, 对根据综合管理和监控。同时,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积极推进工商、国税、地税、质检等部门的企业基础信息共享, 这项工作经杭州、济南等城市试点后, 正在全国逐步推广。到目前为止, 全国27个省市区已经建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推进机制。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必将大幅度降低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 实行综合税制模式的基础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2、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与税, 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权和弱化财富的累积。
社会保障税具有双向调节功能:对社会整体来说, 可以实现收入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对成员个体来说, 能实现其收入由青年或就业时间向老年或失业时间的纵向转移。我国可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的经验, 在适当的时间开征法律规定减去或扣除扣项后的余额采用累进税率计征, 这不仅拓宽了税基, 而且也更加合理简便, 易于征收和管理;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在全部收入中不仅扣除法定应扣除项目, 而且还要减除其家庭抚养费用及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 之后才其余额作为纳税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课征, 不仅考虑到全家的综合负担能力, 也更能体现税负公平, 使税法更具有人性化;三是综合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全年各方面的收入进行综合征收, 要求加速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化, 同时, 也要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与相互协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 无论是税务部门还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都在提高, 为全面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奠定了基础。目前,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登记系统, 覆盖了4.88亿自然人的信用记录和82%的企业信贷总额。公安部正在建设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料库等八大基础性、共享性信息资源库。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全面建设“金税”三期工程, 以实现对纳税人的社会保障税, 构建社会保障资来源的长效机制。根据我国国情, 开征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原则:循序渐进、分步实施, 注意与现有社会保障缴款制度平稳衔接, 税目由少到多, 征收区域范围由窄到宽;低起点、低标准, 税率与税目的制定及保障水平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部分社会保障资金, 其余由单位和个人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负担;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社会保障税既要体现社会公平、互助互济、分散风险的宗旨, 又要体现效率目标, 通过设置一定的激励机制发挥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专门管理、专款专用, 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制度, 保证社会保障税收入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遗产和赠与税开征的目标是公平社会财富。我国当前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具备足够且充分的条件。首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和居民财富总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高收入阶层财富总额有些已经接近100亿元人民币 (福布斯排行榜) 。从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看, 2005年底已经突破14万亿元, 如此巨额的财富为遗产和赠与税提供了稳定的税基。其次, 从立法和技术支持上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就遗产的范围、遗产的继承、遗产的处理、法定继承人和继承的顺序、少数民族的继承问题以及涉外继承等作了具体规定, 和财产所有、继承相关的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 这位遗产税的开征做好了法律与技术准备。
3、进一步完善消费税。
对未纳入征税范围的高档消费品要适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另外, 要突破只向货物征税、不对服务和行为征税的格局, 要将高档酒店、饭店、高档娱乐等场所的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围。
(三) 改善征管环境与完善配套措施, 加强税收征管
实现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不仅要依靠税制本身的完善, 更需要征管环境和征管条件的配合。近年来, 国家税务总局在总结各地征管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四一三”工作思路, 印发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5]120号) , 即: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加快建设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税源的源泉管理、全员全额管理。这些措施的落实对于界定、监控税基至关重要。
对于所得税申报制度我们还可以借鉴日本的“蓝色申报”和韩国的“绿色申报”制度, 来完善我国相应的制度措施。对于财产税的征管则要完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和财产评估准则, 使得财产税有效运行。
此外, 还应建立健全以系列制度为保证的配套措施, 如:推行个人金融投资及其他各项个人支付的实名制和信用卡制, 实行税务征管系统的信息联网, 建立社会化计算机信息监控网络系统, 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从这个意义上看, 税收征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范围和力度。
摘要：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经济的和谐发展, 而税收在调节社会总供求, 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能, 担当着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的重任。文章从和谐税收的内涵入手, 探寻和谐税收的思想渊源, 探索和谐税收的实现途径, 为我国和谐税收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和谐税收,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税收公平
参考文献
[1]、邓子基.从稳定经济的视角看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J].税务研究, 2007 (2) .
[2]、张培元.加快税制改革步伐促进实现社会公平[N].中国税务报, 2006-10-08.
税收诚信的理论基石与现实根基 篇11
诚实守信,作为人类社会自古以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法律,并成为现代民商法等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推崇诚信已渐渐成为社会风尚,法制经济、规则经济、信用经济无一不考验和依赖着社会诚信系统的功能。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拓展,公法和私法领域出现了双向互动渗透的趋势,诚实信用原则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公法领域,并得到广泛适用。税收诚信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美国著名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过:“税收是社会文明的对价。”如果我们将诚信比作社会文明的灵魂的话,那么税收文明同样应该可以上升到社会文明灵魂的高度。税收诚信不仅对经济诚信有着重要的基石作用,更能推动社会诚信、政府诚信等各方面的诚信体系的建立。因此,税收征纳双方及相关机构应努力打造“常态化”的税收诚信体系,加强税收诚信建设以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信与信用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诚信与信用都是指承诺与践约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诚信更注重承诺与践约的行为本身,而信用更注重于行为后果。信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出于对承诺的信任而以一定的利益让渡和偿还为条件而形成的经济伦理关系,信用更看重于人们对承诺、遵守的行为结果,而不追求行为动机,具有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特征。信用偏重于守约行为的结果,更加注重外在制度的规约与惩罚。
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税收诚信体现为由于税收活动而形成的契约关系各方都遵守各自的信用,这就产生了税收信用的概念。税收诚信建设,应大力弘扬诚信思想,注重对税收诚信结果的评价与奖惩。从这一角度分析,税收信用比税收诚信的内涵更宽泛、功能更完善。因此,建设税收诚信首先应构建完善的税收信用体系。
(一)税收信用的涵义
裘伟(2004)认为: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表现和反映征纳双方相互之间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税收信用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税收征纳群体中产生,它既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共同遵守规则,改善征纳关系,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征纳主体成员的素质,在相互信任中转化成合作关系[3]。黄桦(2011)认为,税收信用是以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目标,以税收法律法规为表达方式的相关主体的理性承诺为依据,对税收征纳双方的涉税行为进行约束的一种制度安排,及由此产生的信用约束机制。它是对税收征纳关系制度规范的协调与配合,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在对税法信守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4]。
税收活动的涉税主体主要有征税方、纳税方、税收中介方和用税方,这四个主体必须都遵守各自的信用才能保障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因此,税收信用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期的税收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征税方、纳税方、税收中介方和用税方之间相互遵守信用规则的一种契约关系。
税收信用主要具有以下要素:第一,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信用的基本保障。税收法律体系能够规范税收行为以维护税收信用,因此,只有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才能保证税收信用的实现。而税收信用体系又能反作用于税收法律体系,税收信用能够提高契约各方对税法的遵循度。第二,税收信用是与税收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包含着与税收相关的各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征税方、纳税方、用税方和税收中介方,两两之间以及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契约关系网络,为维持这个契约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必须依赖于税收信用作用的发挥。第三,税收信用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税收信用作为信用体系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整个信用体系的健康与否,因此税收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二)税收信用的分类
1. 按税收信用的严肃程度分类
按税收信用的严肃程度可以将税收信用分为税收法律信用和税收道德信用。税收法律信用是指税法给予各个涉税主体的一种强制的约束力,该强制约束力要求涉税主体必须遵循税法的规定,而不遵守税收法律信用的行为会受到法律强制性的制裁。税收道德信用是指社会的道德风俗给予各个涉税主体的一种软约束力,这种软约束力引导涉税主体去主动遵循税收信用,违反税收信用的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税收法律信用和税收道德信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税收信用的发展。
2. 按不同的涉税主体分类
按涉税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税收信用分为:纳税信用、征税信用、用税信用和税收中介信用。纳税信用针对纳税人而言,即纳税人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以履行纳税义务时的信用程度。征税信用是针对征税人而言,即征税人在执行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时的守信程度。用税信用是针对政府而言的,即政府在依法用税,不侵害纳税人利益时的信用程度。税收中介信用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信用关系,中介使得征纳双方的交流更加便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税收成本,因此中介税收信用对于促进纳税信用、征税信用以及整个税收信用体系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四个主体的信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纳税信用奠定了整个税收信用的基础,征税信用和用税信用自身即作为税收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通过作用于纳税信用影响税收信用体系的建设,而税收中介信用则辅助着征税信用和纳税信用的共同发展。纳税人缴纳税款,其守信的税收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保障,而征税机关向纳税人提供税收服务、税款征收管理、督促其履行纳税义务,其信用的高低直接作用于纳税人,因此纳税信用将会直接反映征税信用的现实状况。同样,政府作为税款使用者,其行为关系到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政府如果能将税款合理地用于社会公共支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将会激发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反之,如果政府盲目从事政绩工程,很少用于民生工程支出,甚至出现贪污腐败,这将会极大地打击纳税人的纳税热情,使纳税人的纳税信用普遍降低。税收中介信用对纳税信用和征税信用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人”的本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征纳双方总是处于一种利益博弈对局中,而税收中介能够加强征纳双方的沟通,使纳税信用与征税信用的共同得到提高。
(三)税收信用的作用
税收的基本职能包括财政职能、调节职能与监督职能,税收信用对于税收发挥基本职能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信用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的基本职能体现出来的,税收信用影响税收职能的发挥,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
1. 税收信用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财政职能就是组织财政收入。国家组织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满足公共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人们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国防、交通等,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点,因此无法由市场来提供,必须由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收入来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税收的财政职能为政府提供经济基础,没有财政基础的政府就是无效的政府。
税收信用要求纳税人遵守纳税人信用,即按照税法要求,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履行纳税义务。纳税信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税款的征收,也因此影响着税收的财政职能,进而影响着公共物品的提供。在一个纳税人遵守税收信用的国度,其税款征收的时间与数额是有保障的,其公共服务也是有保障的。相反,在一个税收信用度极低的国度,其税款征收必然会遇到很多阻力,也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税收征管成本,国家的税收利益因此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更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撑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总而言之,税收信用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发挥其他职能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税收信用对经济调节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凭借强制力而参与的社会财富分配,其必然会改变社会各成员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而改变其经济能力与行为,最终将体现为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变。因此,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税收信用由于其对税收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信用本身的特点,自然也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税收信用对经济调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税收信用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市场交易的双方都要遵守信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转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信用表现,也因此影响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信用好坏,最终影响着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因此,税收信用的好坏对于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税收信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企业“走出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纳税人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与世界经济接轨。当然,国外发达的信用体系对国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完善的税收环境也要求国内企业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因此,税收信用对于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税收信用的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用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税收现代化的实现,既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又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优化资源配置,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发达的税收信用体系将能促进税收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税收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将会使经济发展受到税收因素的掣肘。
3. 税收信用对财政监督的作用
国家在取得财政收入的过程中,必然要开展细致入微的税务管理工作,掌握税源情况,监督纳税人纳税情况,从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税收信用要求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此税收信用与财政监督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税收信用将大大提高财政监督的效率,降低财政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财政监督能促进税收信用的提升,及时发现税收不诚信行为,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因此,财政监督是税收信用的有力保障,有效的财政监督能够有效提升税收信用度。
二、税收诚信的精神价值
(一)税收诚信自身蕴含着道德与市场的统一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具有目的性属性。然而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是伦理的而不是经济的,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发展中各领域的不平衡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具体形式的道德,有时落后于经济发展,有时超越于经济发展。在前一种情况下,更新道德观念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和完善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建立、完善市场发展经济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道德观念。而税收诚信作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提出的道德要求,更多地倾向于前者。
税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法治,也需要信用。一方面,通过信用的方式可以调整税收征纳关系,规范税收秩序,净化税收环境;另一方面,在实施依法治税的同时,倡导以德治税的思想,特别是通过税收信用关系的形式加以管理、指导和教育纳税人自觉纳税,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完善的税收机制,既要有外在的税收法律体系的约束,也要在税收征纳行为中讲求信用这一道德基础。税收诚信适应这一社会要求,奠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和纳税人的道德基础,有助于社会道德体系和社会信用的完善,同时也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体现了市场与道德的有机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诚信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针对性地培养税收诚信意识,营造一种税收征纳诚信环境,是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支持。税收诚信自身蕴含着道德与市场的统一,它不仅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也是税收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
(二)税收诚信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维护交易秩序的市场规则
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必须依靠法律,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但法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道德规范,法律的这一局限性要求在依法治税的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税收诚信的道德规范,通过道德规范这一“软约束”模式弥补法律“硬约束”的不足。另一方面,法律具有立法和运用程序上的滞后性,很难完全依靠法律来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在法律规范之外,建立以诚信原则为中心的道德评价标准,用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以及自然人的经济行为,倡导税收诚信精神,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满足社会伦理道德观的基本要求。事实上。税收诚信已经成为一种成本较低的维护交易秩序的市场规则。
(三)税收诚信的普及化发展和道德评价作用
现代社会是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由于市场的作用,社会结构由传统的“同质性”和“未分化性”向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分化性”发展,反映在道德领域就是与“公共生活领域”相适应的“公共道德”的产生。所以,税收诚信有其产生的市场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就要求有相应的道德力量对之进行约束。税收活动体现了纳税人和政府的信用关系,当这种信用关系得以凭借纳税人诚信予以维系时,则表明社会的发展不仅有了其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道德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现实世界的发展验证了这样一条规律: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究道德的社会。
此外,税收诚信的普及化增大了社会公益,有利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发展的终极伦理目标的实现,创造物质前提。而它的发展程度也成为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衡量尺度。
(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契约是诚信的基础,反过来诚信又为维护契约的履行提供了保障。税收诚信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主要体现为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税收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征税主体在征税过程中为维护制度的有效性必然会根据税收诚信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力度的选择,不同的监督力度所产生的征税成本明显不同,税收诚信会显著降低征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以及税务违法成本,实现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是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的理性权衡之下,税收诚信体系的有效构建必然成为政府与纳税人博弈对局的共赢选择。
(五)税收诚信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税收现代化不仅要靠税务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而且还要加强对税收征管、税制、信息、服务等各方面现代化技术硬环境的建设,加大对税收依法办事、依率计征、诚信纳税、和谐征纳关系等软环境的建设。另外,对各方面现代化建设的程度及税收现代化的整体判断必须有一套科学、严谨和完整的评价体系及标准,而且评价体系及标准无疑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并得到国际认可。
要想实现税收现代化,必须积极回应纳税人诉求,进一步抓好信息化建设。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征管数据库,涵盖每个纳税人、每个自然人,即每个纳税人、每个自然人从设立(出生)到注销(死亡)都会有一个终生的纳税人识别号与之伴随,在这个纳税人识别号下,保存所有与纳税有关的数据或信息,这是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毫无疑问,税收诚信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三、税收诚信的现实根基
(一)税收诚信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
十八大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并特别指出要进行“税务领域信用建设”。
因此,我国税收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建立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纳税人基础信息、各类交易信息、财产保有和转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换、比对和应用工作,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加强税务领域信用分类管理,发挥信用评定差异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建立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二)税收诚信体系建设的现实根基
1. 大数据为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诚信信息传导方便快捷,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市场信息更加充分,信息不对称得到了有效的削弱,这为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政府为了提高征税效率,降低征税成本,正积极完善税收信息化管理模式,大力探索网络税收诚信体系建设路径。
2. 国家新政为税收诚信体系夯实了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建设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强烈意愿,在此基础上,推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必然引领潮流,水到渠成。我国政府正在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法宣传,提高公民的税收诚信意识,形成良好的税收氛围,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和相关部门的资源共享,构筑协税护税网络,从而为建立完善的税收诚信体系夯实基础。
3. 财税相关法律制度为税收诚信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法制不断完善,伴随对国家治理方略的贯彻执行,财税相关法律制度都在大幅修订,2014年通过了新修订的《预算法》,这对我国财税制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后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营改增”政策也都提上了立法日程。自2015年5月1日起,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全面梳理了税收征管的所有具体业务事项,对每一个业务事项的流程、环节、操作要求作出详细规定,严格了税收的法定性,这些对于促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4. 西方契约思想下税收诚信的建设经验可资借鉴
欧美等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摸索,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税收诚信体系。在美国,不但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机制,更主要的是有相当完善的配套法律体系,美国曾先后制定了17部与信用相关的法律,几乎每一部法律都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次修订。国外的税收诚信体系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拿到中国来,实现“洋为中用”。
注释
1[1]杨卫红:税收诚信保障体系构建的探讨.财会研究.2010.第14—16页。
2[2]裘伟:《中美税收信用的比较与借鉴》,《经济论坛》.2004年第22期。
3[3]黄桦:《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