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精选8篇）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篇1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文章作者:顾海良

文章来源:《学习参考》

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为》《规划纲要》），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突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现在提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以三个基本规定为前提的：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分为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体制安排和机制设计，集中体现大学管理的结构、运行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本文涉及的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治理结构是以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规定为前提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的前提和方向。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和方向是现代大学发展目标与功能的体现与实现。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时候都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根本任务是大学功能的中心坐标，大学功能是实现大学根本任务的必要路径。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展开，必须有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学风、校风和作风。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领导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是高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基本特征。大学治理结构要以坚持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前提，以改进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圭臬。

“党委领导是核心”。正确认识、把握和实现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首要任务，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党委对高校，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而且是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上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把握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负有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

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于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行使领导权，领导学校的全局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校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校长负责是关键”。校长负责是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不只是党委决策的执行者，实际上也是党委决策的主要成员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大学治理结构中，校长既是学校党 1 委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主要决策者。党委的“职责”和校长的“职权”，体现了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内涵。因此，“校长负责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大学治理结构的架构就在于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校长负责的关键作用和教授治学的根本要求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构成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能否达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二、推动“教育家办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凸显大学治理结构的体制特色和机制活力

大学管理是一种专业化极强的管理，大学治理结构不同于企业治理结构或政府治理结构。“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要倡导教育家办教育”的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大学由教育家来治理。“教育家办教育”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诠释，实在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大学要有行政管理的规定。大学必须有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权力是必然的。特别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实际，更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密切结合各高校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队伍的水平和能力，确立新的管理目标和方式，使高校的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更相适应。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强调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所谓的“去行政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所谓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逐步取消当前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且还包括改变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甚至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的现象。在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包揽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全部过程，要使高校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以学术权力为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主体。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从这个角度上看，比所谓“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规划纲要》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三、探索教授治学、坚守学术自由，建立和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体系，营造大学治理结构的宽松氛围和良好条件

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实现“教授治学”，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管理中的指导作用。“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主旨在于以教授为主体行使高校的学术权力，并对高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

“教授治学”是提高大学治理结构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在学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的、深邃的理解，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在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依靠教授治学，才能完善高校管理体制，形 2 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治理结构的水平和质量。

“教授治学”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授治学”当然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领导职责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职权；“教授治学”要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完善和发展高校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就要从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品质诸方面入手，建立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尊重知识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氛围，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园地。

四、坚持依法治校，完善大学章程，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科学民主的保障机制

依法治校是我国高校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机制。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来看，坚持依法治校的要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高校得以设立以及保障其正常运转的“根本大法”，是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如何按照《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要求，“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任务。

其次，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重点的是要完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各负职责和职权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领导决策行为，减少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注意决策前的酝酿和磋商，特别是要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议题高校主要负责人必须会前进行充分酝酿和磋商。应明确规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职能定位、职权范围、决策程序、监督督办程序等项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筑牢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流程。进一步健全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科学的学术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干部选拔任免决定制度、校院两级管理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征求群众意见制度，党政领导民主生活会制度，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校务公开制度等等。通过建立健全和具体实施这些管理制度，凸现大学治理结构中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规划纲要》从新的高度，对大学治理结构赋予新的内涵，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相信，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基本性质、又具有各自高校鲜明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量。（《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5/16期）

来源：《学习参考》2010年第8期（总第88期）

马敏：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2014年03月14日 10: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日虹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319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优化大学治理结构——访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 3 记马敏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对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品质有重要意义。如果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就很难推进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难以落在实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马敏：我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一整套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既要确保现代大学职能的实现，也要符合中国大学的实际。具体来说，这套平衡机制的构建，应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要构建外部参与内部治理机制，平衡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一治理机制旨在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和封闭的办学体制，推动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打破学校内部自我决策的传统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人士、大学管理者、师生等共同讨论或决定大学发展的治理模式，为社会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

其次，要构建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平衡大学内部政治力、行政力和学术力的关系。三种权力的存在都有自身合理性，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三者间的关系，使三种权力始终围绕学校的学术发展目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保证内部管理顺畅、高效和有序，最终形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三权合力的体制。

最后，要构建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平衡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从国外大学的经验来看，其在本质上是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分离。这不仅避免了“议行合一”，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能推进行政执行的高效化和专业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离并非绝对，否则将不便于协调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从哪里突破，如何突破？

马敏：我认为，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大学内部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常规管理事务进行整合，突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按扁平化的组织模式来设置机构，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

譬如，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突出学院重心地位，全力实施“学院办大学”，就是推进扁平化管理的有益尝试。过去的“一元制”管理体制，使学院权力太小，而学校行政管理的各处室掌握资源的权力过大，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甚至出现了每到年底一些处室经费没用完而有些学院却“揭不开锅”的怪现象，造成学校资源的极大浪费。

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将涉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人、财、物及其他资源配置等办学自主权“下放”到学院，学校行政部门只负责教学质量评估、教学科研及重大项目等宏观规划和监管，最终在学校内部形成小机关、大学院的管理体制。这不仅明确了学院在学校办学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增强其办学成本意识，还能加大学校宏观调控力度，便于集中精力谋大事、办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当前大学治理改革实践看，您觉得还需要注意什么？

马敏：欲实现大学组织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结构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大学文化建设等非制度性因素。只有将制度与文化二者有机结合，注重大学精神的提炼和传承，回归大学育人的本源，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郝日虹）、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

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可以从产权形式、法人地位、领导制度、师生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就产权形式看，我国大学经历了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伴而生。按产权占有主体性质不同，我国大学可以分为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民办大学按产权的归属不同，又可分为：单一国有型、完全民办型、混合型。产权多元化的优点是拓宽了教育融资渠道，增加了教育供给，促进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当国家是大学的唯一所有者时，政府倾向于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管理，造成教育管理行政化。民办或混合型大学，则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可以进行自主管理和制度创新。

从法人地位上来说，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大学天然具有法人地位。确立大学法人地位的意义在于，大学可以成为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使用权、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大学在法律条文上的法人地位如何落实。高校自主权不仅包括财产自主权，还包括教育自主权，法人制度只是确立了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还没有获得自主权中的核心方面——教育自主权。高校法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高校不管不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

在领导制度上，目前国立或公立高校一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或教育集团举办的高校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师生管理制度上，我国很多高校提出了“以生为本”、“以师立校”的师生关系治理模式。“以生为本”，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一传统观念应让位于“尊重一切学生和尊重学生的一切”这一全新的理念。“以师立校”则是确立教师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二者都强调“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没有教师的中心地位，教师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难以实现“以生为本”；没有“以生为本”，教师的中心地位就失去了依托。

大学内部治理的运行机制

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于党委书记和校长都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实际上存在着领导体制的“双首长制”。《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范围，但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实际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又明确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大事项需经党委讨论决定，但何谓“重大事项”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清晰界定的。因此，对学校发展的意义而言，校长和书记的观念、习惯和素质以及二者默契程度大于制度约束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好的领导班子之于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程度所寄予的热情和厚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差距。

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则要弱一些，主要由教师代表（主要是教授或具有教授头衔的行政部门负责人、院长、系主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行政权力划定的范围内对学术性事务进行审议，其实质是非独立性审议机构，限于为行政决策提供参谋、咨询作用。

就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效果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不过这种体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使学术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的党委、校长与教授的治理关系

1、党委与校长的责权界定。

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之间的界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常发生党委包办行政，或行政不听从党委的意见，甚至党委、行政各行其是，不能形成“民主治理”，只能是“精英治理”或“一把手治理”。

党委领导应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战略决策和对学校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决策，例如办学方向，学校定位，发展规模以及学校重要岗位干部等；对学生培养方案制定、学科重组、新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等可不直接参与，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党委可以较超脱地、更有力地行使领导监督和职能，考核行政执行学校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绩效。

大学学术人员（教授等）和非学术人员，应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大学的各种决策过程，反映和维护大学各类群体的自身利益。目前大学一般都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教授和其他成员参与治理的机构，但缺乏明确的职责和运作程序，许多仍停留在提供信息和咨询的层次上，距离真正参与决策和监督尚远。

2、职业型校长和学术型校长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非常重视校长的学术地位和水平，似乎只有院士担任校长才能提升学校的声誉，才体现了对他的重用。事实上，现行的选拔方式对校长的管理才能关注不够，选拔机制过分强调学术能力而轻视决策和管理执行能力，不仅使不少出色的专家陷入难以驾驭的繁琐事务中，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影响大学的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另外，目前大学各种学术委员会及其成员构成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校长集行政首长和学术权威于一身，容易形成官本位或学术霸权，影响学科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大学主要活动的基点是由下向上的，即学术人员知道该做什么该朝哪儿走，这就决定了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依赖于学者（即教授）治学，无法像企业或政府那样从上到下进行行政安排。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组织化和制度化，利用各种学术组织进行决策，以真正实现教授治学。所以，校长的选拔首先应重视其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其次才是学术能力；大学的学术管理交由大量的教授组织来管理，并依靠制度来保障，使教授成为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权威，并参与到学校学术发展和教育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对决策的结果享有监督权。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校长候选人必须学术和管理能力双强的选拔难度，也有利于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学术发展上的公平性。

二、大学的校、院和系的治理关系

目前，我国大学校、院、系的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和生产企业沿用的科层式管理体制。这种以“贯彻执行”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用来管理谋求研究创新和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就显得很不适应，其结果往往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应当看到，大学是以知识为主要运作内容的组织，各学科门类的知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特别在院校合并以后，各学科门类间的差异扩大，学校领导难以具体管理，因此，大学实行以学院为重点的管理体系比较适宜。

现在一些大学已经提出管理重心下移，探讨改进现有的校、院和系之间的治理关系，其思路是：构建院系参与型的治理模式。

参与型的治理模式，指大学的学院中各类利益群体都能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学术人员是治理核心，行政人员是各种资源、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学生是学习主体，他们都应该在利害问题上，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同时，这种模式要充分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管理原则。我国高教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对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作了相关规定，参与型的治理模式也是从管理体制上落实此项规定的探索。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应包括健全的决策执行系统，有效的参谋咨询系统和完善的监督反馈系统。

决策机构可称为“院务委员会”，学院的重大事项（也仅限重要事项）必须经过院务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牵涉到院领导个人利益的事项，如业绩津贴的多少，院领导参与上级拨款项目的经费分配等，均需由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以避免院领导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反常现象。院务委员会可由当然委员（如分党委书记，院长），各下属单位代表，教授代表等组成。其中当然代表不得兼任院务委员会的领导，院务委员会正副主席不是常设岗位，宜采用交错轮值制，每任一学期，每人任正副主席各一学期（除第一任正主席外）。讨论学生工作或与学生利益有关的问题时，应当邀请院学生会正副主席参加。讨论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时，还可特邀校外人士参加，以加强学院与社会的联系。院务委员会有向行政领导提出质询的权利。

行政机构（即正副院长及其领导下的院机关）有权独立执行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并对执行结果负责，其责任人应每学期向院务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由院务委员会审议。院领导的产生，可以采用上级提名，由以教师为主体的全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产生。这种做法与目前采用的选拔方法基本相同，但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教职工代表大会。现在采用的民意测验法，缺乏透明度，群众并不满意。对行政领导还应有罢免制度。这样即使选举出来的人不妥，也容易得到纠正。

为充分发挥教授和业务专家的参谋咨询作用和参与学院的学术管理，按学校规定设立的诸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原有机构，除继续执行原有的职责外，还同时作为院领导的参谋咨询机构。院领导还可根据需要，增设专门小组，为学院提供有关方面的咨询意见。

监督机构可称为“院监督委员会”。院监督委员会监督和评估院行政领导是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权组织对教学科研质量，行政工作质量以及干部工作作风等进行评估。并就评估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交院务委员会讨论。特别要对院一级领导是否廉洁奉公，是否以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进行有效的监督。院一级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过去一样，执行自己的职责。也可设想将院务委员会与教代会统一，前者作为后者的常设机构（常委会）。

建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试图提出一个“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1）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下，合理而健全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是“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

党委领导体现在：树立科学、进步、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领导建立和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模式的具体制度设计及制度执行，领导对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监督。在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党委的领导作用尤为重大。

校长管理就是要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一方面应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另一方面又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的现状，更应强调行政管理对学校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将直接控制教 7 学和科研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协调和服务中实施和体现管理；应避免行政性权力过度主导的管理模式，发展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民主管理。

教授治学就是要以制度确立和保证学术性权力在学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学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教师集体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中的“教授”即是指教师集体及其代表。“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即使诸如学校定位、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师资结构、招生规模和资源配置等类似行政性的事务，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因此，“教授治学”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举措。

（2）确立和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为特征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既符合大学的内在属性和管理规律，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有利于加速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一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对大学的领导。通过对制度设计、执行和监督的领导，突出了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

二是有利于完善大学内部的决策机制。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互相协调、补充和制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就能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高校自主权真正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三是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能使教师集体摆脱被动而单纯地接受管理的状态，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加速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

四是有利于弱化或消除“官本位”观念在学校中的影响。过度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导致目前高校“官本位”观念的侵蚀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治理模式是防止学校官场化倾向、防止急功近利思想蔓延以及防止大学教化功能衰弱的出路。

五是有利于学校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研究》课题组 李家福 张玲玲 严爱军 方蔚炜 陈饶）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作者：刘卫平

时间：2013-11-17

浏览次数：726 次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遮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巫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协同治理，基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在整合和发挥各类社会要素的功能优势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推进社会有序、持续、和谐发展。它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协同性和有序性，是我国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模式。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的现状，已成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重构和培育我国语境下的现代良好社会资本，已成为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路径 选择。

一、社会资本: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资本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概念，“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治理之道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1]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埃尔·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是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2]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3]。继皮埃尔·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之后，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并将其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能反映公民参与网络、社群组织等发展程度，有利于推动和协调集体行动，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亦即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潜在管理资源。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尽管仍有分歧，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认为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都强调维持社会资本或投资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信任、参与网络、互惠性规范，能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和激发社会持续发展活力的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应主要包括:相互信任的心理认同感、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价值取向、良好的制度规范、参与意识与合作精神、自治组织与社团、有序的参与网络等，其中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网络等是其基本形式。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促使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网络型交互作用的社会善治构架，建立起多渠道、高效率、规范化的表达、参与、协调与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契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社会资本与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存在着天然契合性和逻辑关联性。

(一)“普遍信任”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

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和本质性的核心要素。实现良好社会协同治理，前提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良好互信。在罗伯特·普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信任范围越普遍，诚信度越高，政府与社会、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越普遍，整个社会也就越繁荣发展。在当下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分歧不断扩大，社会“碎片化”、“原子化”趋势增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更需要社会管理主体之间和全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共同合作。良好的信息资本则促进和扩大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良好合作，有助于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互惠规范”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保障

规范和秩序是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能增强社会协同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或规定的行为与活动的标准，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调节、选择、评价、稳定、过滤、规范、约束等一系列的社会治理功能。它反映一个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表现为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理想信念、行为习惯等，是由公民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规范，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的秩序，具有约束和调节社会成员行为，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功能。目前，社会管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社会新阶层不断涌现，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就必须凭借不同的社会规范形式约束各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及时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没有良好的社会规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效应。

(三)“社会网络”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平台

“关系网络”也即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规范信息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多功能组织、公民参与，以及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可以连接不同的群体、族群和各类利益集团，能使利益偏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各方尊重彼此的关切，并通过平等协商并加以解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它还能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沟通合作的管道，增进和扩大彼此互信，为社会实现协同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它既能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渠道，促进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社会协同治理创造“善治”空间;又能促进合作、团结、民主等公民精神的培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整个社会协同治理效能。[5]

二、社会资本缺陷:社会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资本呈现出了一些诸如契约关系、法人组织、民间组织等形式的现代元素。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特性，当前我国社会资本无论是存量还是结构都存在不少缺陷，制约着社会管理中协同治理的实现。

(一)社会普遍信任严重缺失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是任何普通社会个体之间的彼此信任，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当前，社会普遍信任资本的严重缺失，导致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十分薄弱。首先，从我国现有社会资本的来源与结构来看，由于根植于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宗法制度”等为生存根基的传统社会土壤，传统社会资本占绝对比例，人与人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血缘”、“宗族”、“亲朋”之间，而社会系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严重不足。其次，中国式“小圈子”、“小集团”、“小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分歧不断扩大，导致普遍信任难以形成，使社会协同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6]最后，在现代市场化进程中，整个社会的趋利性增强，一些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中的逐利主体，再加上一些市场主体的不法趋利行为，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危机、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社会信任危机频发。尤其是逐利行为使地方政府服务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十分淡薄，甚至与民争利，官民关系紧张，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的大幅下降，公众和社会的忠诚心理日渐缺失，给公民认同的形成和公 10 共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二)正式规范资本先天不足

从我国传统社会来看，过于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而对于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则往往被忽视，“人情法则”成为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源交换的重要指导原则，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缺乏，“家族式”管理、“人情”和“人治”色彩浓厚，正式规范和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行为不能受到规范有效的制度约束，导致特权主义、官员腐败、集体失灵、民主缺位、约束乏力，以言代法、用权压法、拘私枉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其地位作用、权责范围、运行规则等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政府组织表现出强烈的威权主义思想，公共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凭借其行政权力过多干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挤压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空间，导致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主体单

一、效能低下，公平正义理念缺失，社会矛盾冲突增多，利益关系调和难度加大，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致使社会协同治理难以实现。

(三)公民参与网络极不健全

健康完善的参与网络，是现代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主要载体。然而中国式参与网络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宗族观念以地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人情”和“面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社会资本所倡导的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参与网络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出明显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同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缺乏，不具有普遍的、整体的社会特征，极易形成家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利益集团。再加上“‘官本位’意识使政府习惯于凌驾在社会之上、企业之上、人民之上，而难以把自己摆在‘服务者’、‘合作者’的位置”[7]，导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社区共同体”等发育迟缓，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缺乏现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制度环境，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作为信息交换器、缓冲器和平衡器”[8]，致使社会协同治理赖以实现的组织网络与运行机制极不健全。如，作为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的民间组织，在我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能力度偏小，种类偏少，其中有很大部分均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即由政府创建或受政府的主导，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发展极不规范，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公共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也直接制约着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利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于社会协同治理。

(四)公共精神尚未形成

公共精神表现为以改善公共生活和建构公共秩序为目的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社会制度和行为品格。它以普遍信任关系和公共责任意识为核心内容，包括信任、宽容、合作、共融、监督等基本要素，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特质与精神境界。由于我国传统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宗族关系”、“血缘关系”或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中，导致人们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表现出狭隘的“私利”意识，在有利于自身利益面前表现过度的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丝毫不尊重和包容他人的平等权利，甚至疯狂无序地争夺和占有公共利益;而在公共利益面前，则缺乏一种参与合作、乐于奉献的精神气度和价值取向，公共责任感淡化，尤其在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面前表现出强烈的 11 不合作的敌对意识和攻击性，甚至做出有悖道德伦理或法律法规的过激行为。公共精神的缺失，使社会难以形成协同治理的社会土壤和生态条件。

三、社会资本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优质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协同治理得以实现以及维持的基础与纽带，也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在中国语境下，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提升优质社会资本存量，有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夯实社会协同治理心理基础:培育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9]公共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基础，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相互信任与尊重、公共责任感、参与合作精神、互利共赢意识、制度规范意识等，其实质内容在于公共责任意识和互惠合作精神，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表征。它具有促成社会构成各要素增进信任合作的重要作用，其强弱程度体现着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之间心理认同、信任合作、平等互利的水平。社会认同在于公民的普遍信任。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首要前提，在于各个相对独立协同主体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与合作意愿，这有赖于社会资本中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的培育。一要增强社会各类构成要素间利益的同构性，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培育共用精神和公民认同的基础，也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信任合作的基础和目的。要从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出发，在政府进行适当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中，合法反映各个协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培育和扩大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协同主体的利益交汇点，增强相互间利益需求的一致性，形成与公共利益方向一致的发展目标并产生有效的协同行为。尤其是政府应强化其公共性，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来维系自身的合法性。二要构筑和拓展公共领域，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塑造主体意识、民主理念、法治思维以及公共责任感、规则意识和义务观念，培育和强化各方共同推祟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消除彼此隔膜和分歧，形成具有广泛认同感的公共精神。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以公共和谐文化建设为主要载体，以新型公共伦理精神为软驱，大力培育主流公共价值观，培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这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伦理自觉和道德自律。尤其是各级政府组织应以强化以人为本思想和公共服务意识为价值取向，加强以民主、法治、公正、责任为核心元素的新型行政伦理建设，促使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消除一味推崇的地位和特权思想，以“责任本位”取代“权力本位”，真正树立道德自律、行政为民、法治行政、公正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培育社会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非国家或非政府的公民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集体以及公民自发组织。它具有培育和维系社会信任、创造和执行社会规范、构筑和维持公民参与网络等功能，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推力。规范和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带，并能为多元社会中群众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重要平台，有效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化解社会冲突、12 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社会认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且在社会管理中已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协同治理的需求，发展明显滞后，而且发展很不成熟，公共性和独立性较差，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极弱，内部管理松弛，规范性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不高，还不能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要尽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要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和政资分开，从制度层面界定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和法律责任，防止政府直接干预和插手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和事务活动，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增强其的独立性特别是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二要应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消除对政府的依附思维，着力在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培育功能优势和提升素质能力与社会信誉上下功夫，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为社会服务，不断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以“有为”在社会生活中求“有位”。三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城乡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四要改进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政府应处理好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既不直接干涉其内部微观管理，但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保证其功能和优势在社会管理中的有效发挥，形成以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等为主体的多元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移提供有效的承接载体，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协同化。

(三)规范社会协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扩大互惠规范合作

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是适度分权和民主，并予以法制规范，即建立互惠合作规则。加强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建设，从制度层面规范社会协同治理各类主体的行为边界，确立协同者的法律地位、权责范围、运作规则、合作途径等，依法保护各类协同主体的权利，促进互惠平等合作，是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保证。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政府行为，真正约束好“看得见的手”。一方面，要确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主义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的权威主义治理理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全能政府”、“无限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管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出现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也造成其他社会协同主体弱化、边缘化或发育不良，极不利于社会的有效协同治理。为此，必须深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快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尽快由权力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尤其政府应自觉从公共价值理性出发，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层级优化、社区自治等方式，加大经济性和行政性放权，主动让渡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提升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感和合作治理能力，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互惠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要在司法和行政框架中明确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运作规则，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协同合作治理的能力。既要赋予各类社会组织法律应有的充分权力，确保治理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也要以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社会理性规范社会组织。[10]三要建立健全依法管理、监督各类社会协同主体权责行为的政策法规。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协同主体，可能会出现为自身利益而滥用公权力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必须推行协同主体行为监督法治化，为规范社会协同主体行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3 以实现更有效地社会协同。

(四)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构建参与合作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除了有赖于丰富信任资本、参与主体多元、互惠制度规范外，还必须拓展多元规范的参与网络及其深度融合的机制协同。一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协同治理组织机制。协同治理组织中，必须坚持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政治基础。“既要加强党对社会协同治理的领导，„„，又要建立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直接联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干、非政府组织和村(居)委会为纽带、私人部门为基础的协同治理网络”[11]，不断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组织化水平。二要建立协同治理主体间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协商民主，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协同治理主体凝聚共识、增进互信、互惠合作、有效协同的重要方式和工作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应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沟通与合作，不断丰富和发展诸如民主恳谈等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尤其要健全使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机制，让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民众之间围绕社会公共事务开展平等、自由、公开的沟通和协商，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决策的参与度、知情度，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良好协同治理的新机制;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三要建立协同主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尤其要发展电子政务和各类现代媒介，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等协同主体共享信息资源、不断增进互信、实现深度协同提供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四要强化协同治理主体行为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社会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以及质询、问责、公示听证、信访调解等工作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协同治理主体行为，防止协同负效应，增强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同时，要健全社会协同主体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机制，让协同治理主体始终以维护和扩大公共利益为基点实现新的更有效的协同。

参考文献:

[1]王强.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曹健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建设[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6]洪振华.和谐社会视野下人民调解机制的构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

[7]宋智敏.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由“法治湖南”引发的思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l).[8]陈述飞.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12(2).[9]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5).[11]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5).来源:湘潭大学学报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篇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这既强调了“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又反映了中国大学发展阶段的制度缺陷。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是一个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 现代大学制度基本概念和基本内涵

制度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道德、习惯等的总和,是社会组织建立、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规范组织成员的工作秩序和行为规范,促进组织机构的良性发展。制度建立后只有组织成员的严格遵守,才能趋于稳定。然而,制度一旦形成,又有其稳固性的特点。新的制度往往能够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原有的制度又对组织的发展和运行有一定的制约性。因此,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发展,需要制度改革先行。大学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现代大学制度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提和基本,是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职能实施的重要保障。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规范大学组织运行和各项行为的规章、规则体系。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受制于党纪、国法和政策法规的约束,三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四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五是大学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应具有相应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所以说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内容:一是外部制度安排;二是内部制度设计。外部制度主要是指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等;内部制度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资源分配和监督评价体系等。建立现代大学的外部制度,就是要正确界定大学与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明确大学的规范性章程和体制结构;完善大学的内部制度,就是要建立适应的、系统的、完备的、时效的、有目标的大学制度。

2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的办学主体是政府,政府举办,政府投资、政府管理,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基本上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教育资源统一分配,对高校统得过多过死,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和办学灵活性,官办不分、上令下行,千校一面,使高校失去了个性特色和创新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制约了高校的发展。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现在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因此,解决中国高校的发展问题关键是吏制。

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来看,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府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模式,高校的治理主要是靠行政权力,在高校趋官化、趋行政化愈演愈烈,“教授治学”形同虚设,由于诸多因素,教授的地位、学术的神圣,失去了其应有的庄严,导致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教学中心地位弱化、教学质量下降,大学这座神圣的殿堂被世俗化,失去了她所应有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大学的健康发展,也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加快推进高校体制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所在。

3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健全大学创新治理结构体系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在于:一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二是遵循政府的宏观调控;三是实现依法自主办学,科学化、民主化管理。解决好这些核心问题,关键在于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与完善和改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3.1 现代大学外部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关键是处理好“三大关系”

3.1.1 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关系,关键在于理顺和改革大学与政府关系,重点是解决政府如何支持重点放政策如何支持下大学的依法自我管理。当然改革这种关系必须在我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不是要求高校摆脱政府,也不是要大学超越政府,而是改变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体制,突出体现在政府给高校多放权、尊重大学独特的个性品质,增强高校在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自主管理的独立性。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体现的宏观方面,靠法律约束和规范大学的办学行为,指导大学在我国的法律、法规、条文约束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要突显依法自治。大学的依法自治是就是大学作为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独立主体,有权决定学校的发展定位、发展方向、发展规划、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招生规模、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教学和科研、学术事务的开发等内容。在理顺和改革大学与政府关系中,要想真正实现大学依法自治,第一,要政府转变职能,对大学实行减政放权。大学在政府的宏观掌控下,回归自身的定位———学术机构,担当起追求真知、培育人才、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第二,要加强和完善相应法规和章程建设,进一步明确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职责和政府赋予大学的职责权限,从制度上真正保障大学自主权,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培育出我国大学的法理精神和公共关怀理念。

3.1.2 处理好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源地,是创新人才诞生的摇篮,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与建设者的基地。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为大学提供丰富的办学资源和资金资助;二是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为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科技创新成果和人文精神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为大学提供发展的动力,大学更需要深化服务社会的功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时要充分吸纳社会元素,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亟需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使大学发展与服务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现代大学制度应将大学自主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促使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1.3 处理好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大学在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致的,有着互相合作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这是我们的优势。在加强大学与地方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的同时,加强大学间的合作是提高国家教育综合实力、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但是各大学作为不同的办学者,又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大学之间利益的分争,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对大学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在人才培养的层次上、类别上,提供服务的种类上、质量上,科技成果的等级上、转化的范围上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有相应层次的大学分别来承担。社会多样化的要求,促使了大学的分化与分工。这就分化使各个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充当角色不同、担当的社会重任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由此所获得的特殊利益也不同。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大学之间的相互纷争与攀比成为必然,争资金、争项目,争师资、争生源,比规范、比求全,每所大学在学科门类上都是大而全、小而全,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在大学之间应建立相应的联系与协作,形成一种合理的结构体系和良性的竞争机制,促使各大学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并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向着自身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3.2 现代大学内部制度设计与改革,关键是做好“三个坚持”现代大学内部制度的框架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

3.2.1 坚持党委领导,突出党委的政治核心地位

党委是高校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在高校要突显党委管方向、谋全局、抓大事、用干部、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心地位。坚持党委领导,一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党的基本功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体现在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大政方针和教学的各个环节,确保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二是要用现代的、进步的、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教育全体教职员工,确保教职工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中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三是要在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领导和建立与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合理的内部结构体系;四是要领导对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监督;五是要积极营建有利于知识创新、培养人才的求真创新的学术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六是要领导建立有利于三支人才队伍建设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

3.2.2 坚持校长管理,突显校长行政中心的地位

校长是学校行政系统的指挥中心、管理中心和执行中心。校长管理是指校长在党委领导下发挥行政领导作用,是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利。在高校,校长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领导者与决策者。校长作为学校法定代表人,撑控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性权利,肩负着全面学校的教学、科学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坚持校长管理,就是在党委领导下,让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使校长在拟订学校发展规划、内部组织机构、经费预算方案,制定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思想品德教育,聘任与解聘教职员工,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3.2.3 坚持教授治学,维护学术的权威性

教授治学是指秉承学术传统与标准,以培育健全人格、促进学术发展为主导的高校治理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有威望的专家、学者对高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术活动、学习风气、教学水平的影响力、控制力和支配力。教授治学是要学校用制度保证学术性权力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示的是学术权力对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制衡,也是个性权力与共性权力的分立,是现代大学构建和谐管理机制的客观需要。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对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要在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科学定位,并加以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助于内部决策机制的完善,也是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具体体现,符合国情,符合大学自身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办好中国大学的重要途径。

摘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是一个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对现代大学制度内涵作了阐述,从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外部完善和改革要正确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内部完善和改革,健全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

关键词：大学现代制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教改革和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0(03).

[2]周济.在教育部2008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中国教育报,2008-01-05.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N].人民日报,1998-8-29

英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探析 篇3

关键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内部治理；章程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创建于1826年，创建时取名伦敦大学，是伦敦市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英国第一所不限学生性别及宗教背景的高等教育机构。1836年，伦敦大学联盟成立，学校改名为伦敦大学学院，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共同成为伦敦大学联盟的创始成员学校。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UCL分别位居第4名、第5名和第7名，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同被称为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作为一所独立的大学，UCL拥有高度的自治权，独立颁授大学学位。学校本部位于伦敦市中心，目前设有11个学术学院，其中，医药学院学生人数位居榜首；学校在澳大利亚及卡塔尔设有分校，根据学校公布的官方数据，2014-2015年度学校学生数为30551人。

一、理事会的职责

英国大学的管理规则体系主要包括由皇家枢密院授予的明确大学独立法人地位的宪章（Charter），由大学拟定报枢密院审批生效的明确学校治理结构的章程（Statutes and Constitution），以及由大学制定的具体阐述章程的条例（Regulations）。条例内容包括校长（Vice-chancellor或Provost）的任职资格，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及产生程序等。 UCL的主要管理规则包括UCL章程（The Charter and Statutes of UCL）和UCL管理条例（UCL’s Regulations for Management）。章程和管理条例明确阐述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及各构成主体的责任和权利。

根据章程，UCL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为理事会（Council），理事会负责学校重要事务的决策和学校的发展规划。理事会下设系列委员会，包括学术委员会（Academic Board）、财务委员会（Financial Committee）、房产委员会（Estate Committee）、人力资源委员会（HR Committee）。目前，学校理事会成员有20名，包括学校高层管理者、教职员工、学生以及校外成员，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当然成员（Ex officio Members），由其在大学担任的职务自然产生，分别是学校的校长（Provost）、学生会的活动组织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共3名； 二是任命成员（Appointed Members），由理事会根据学校条例任命，均为校外成员，共11名；三是选举成员（Elected Members），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包括学术委员会的3名教授成员和3名非教授成员，共6名。理事会设主席一名，从校外成员中任命，主席每届任期不超过五年。在理事会成员中，半数以上的成员为校外成员，占比55%；由学术委员会推荐的成员占比30%，学生成员占比10%。考虑到学生的身份，为保护教职工及学生的隐私，对于某些涉及师生个人的事项，如教职工职务调整及学生学业评估等，学生成员不参与讨论，涉及以上事项的资料也不得在任何时候发放给学生成员。

理事会根据章程和条例的规定开展工作，每年召开三次例会，主要包括以下七项职责。第一，内部管理监督。根据大学发展的总目标和战略，确保理事会和校长执行适合学校发展及可持续的财务规划，包括审查学校的资金及其在银行的账务；规定学校的印章使用和保管办法。第二，年度预算和财务报告。拟定年度的详细预算和支出报告；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要求拟定学校中长期财务规划；负责包括校友捐款在内的校友办公室工作的审计。第三，商业活动。负责商业财务计划和运行；综合考虑资项目的财务状况，审批支出超过500万英磅项目的评估报告；听取地产管理委员会的意见，考虑收购或处置不动产或租赁地产。第四，学生工作。设定学费标准及按程序暂停不符合学校规定的学生学籍，促进学生会的良好运转以维护学生的利益，规定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奖章等由学校颁发的各项奖励的办法。在征求学术委员会和学生会的意见后，理事会负责审批通过《大学纪律守则和处分程序》（Disciplinary Code and Disciplinary Procedure），明确包括学生投诉和申诉在内的相关程序。第五，科研服务。提供科研设施和相关的教育服务 。第六，人员聘任。聘任校长和学校教职员工。第七，维持大学及其所在区域的良好秩序。同时，理事会对其认为不利于学校及师生利益的行为具有惩戒权。

根据《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85-1989）和相关法律规定，理事会聘任审计专员（Auditor）一名，负责每年至少一次对学校的全面工作进行审计，并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向理事会汇报。该审计专员与学校无任何经济利益联系，也无任何可能限制其执行审计权利的官方或私人关系。审计专员有权查阅大学的所有账目，也有权要求相关人员对所涉事宜提供凭证。如该职位在审计专员的任期内出现空缺，如审计专员以书面形式向理事会辞职，理事会应向英格兰高等教育拔款委员会报告并重新聘任一名审计专员。

二、校长的职责

UCL校长（Provost）是学校日常运行的第一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促进大学各项日常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校长由学校理事会选聘，是理事会的当然成员，其职权由学校理事会授予，包括涉及学术、财务及人力资源在内的日常事务。原则上，理事会需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意见确定校长的人选及任命。理事会每年一次综合评估校长的工作。该评估结果也是决定校长薪资水平及任期结束后是否续聘的重要指标。

根据学校管理条例和学术委员会的建议，校长有权录取任何一名符合学校要求的学生，也有权无条件拒收任何一名学生。同时，校长有权根据理事会规定，暂停某一学生的学籍或部分课程并限制其进入学校或校内某场所。如需做出此类决定，校长应向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报告，并确保严格遵循学校的相关程序。校长在每个学术学院任命一名学生导师（Faculty Tutor），辅助在专业学习上需要帮助的学生，如课程重修、休学等。

副校长（Vice-provost）由校长推荐，理事会任命。经校长或学术委员会提议，理事会可任命一名或几名副校长。副校长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校长的工作，并具体分管一项或几项事务。UCL目前共设副校长6名，分别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国际合作、后勤产业、战略发展等工作。需特别指出的是，由于UCL医药学以其领衔世界的科研实力，其科研经费和学生人数位居学校各学科之首，学校设立一名副校长分管医药学院及该学科涉及的相关事务。6名副校长和校长组成了学校高级管理执行团队（Provost’s Senior Management Team），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行。

三、学术委员会的职责

英国大学高度重视教学质量，具有较强的自主权。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与学术有关的事务，就学术事务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伦敦大学学院学术委员会接受学校理事会领导，作为学术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具有广泛的学术事务处置权力，负责学校学术事务并确保学校所授学位的质量。学术委员会成员覆盖所有学术学院，包括当然成员，即校长、各学院院长、名誉教授、所有学术部门负责人、图书馆馆长、学生事务长、学生会的活动组织负责人、研究生工作负责人及学院导师。其中，任命成员根据行政职务和个人贡献由学术委员会提名并由理事会任命，不超过40人；选举成员来自11个学术学院，各学院代表数量与其教学科研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其总数大于学术委员会成员数的1/4，但小于1/3。具体情况如下：各学院教职员工代表，不超过70人；各学院推荐1名7级以上（Grade 7 and above）的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Member）；由专业服务部门（Professional Services Divisions）或非学术部门（Non-academic Units）推荐的专业7级以上的非学术职员共10名，各学院推荐1名全日制学生代表及2名研究生代表，共13名。

原则上，各当选成员的任期不超过六年，离任至少一年后才有再次担任成员的资格，但对于同时担任理事会成员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其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与其理事会成员资格同步，不受此规定限制。学术委员会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向理事会就学校学术事务进行汇报，包括教育政策、教学组织形式、学生测评、科研、课程；针对大学和其他机构间的学术合作、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任职条件和任期、学位授予等提供决策建议，也可向理事会就学校的任何其他事项提出建议。

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内部治理中有着重要地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覆盖所有学院各级别的学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确保了教职工参与学校学术管理的高参与度。学术委员会在设置上与其他委员会同属于理事会的下设委员会，但理事会中30%的成员均由学术委员会从其委员中推选。同时，学校章程明确指出，凡涉及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理事会均应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意见。为保障学术人员在学校运行中的权利，每个学院均成立各学院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mmittee），负责学院学术事务。伦敦大学学院条例对学术人员的聘任和解聘有明确的规定，对违反学校规定但未达到解聘条件的学术人员，学校将首先给予口头警告，如果情况严重或口头警告无效，将予以书面警告，并视其表现情况在两年后解除警告。通过这些具体规定，学校在运行过程中对各类问题的处理有章可依。

四、学院的职责

UCL现有医学院、生命科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认知科学院、巴特利特建筑环境学院、工程科学院、数学与物理科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法律学院、社会与历史科学院和教育研究院11个学术学院。各学院共下设百余个系（部）（以下简称系）及研究中心，涵盖不同学术领域。学校日常运行的决策权分散在各学院并通过学院下放到各系研究中心，参与决策的群体涵盖各类教职员工，但以学术人员为主。学校教学科研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均由各系相对独立地开展。学院主要负责相关学科间工作的衔接和协调。理事会在院长和系主任的任命上具有最终决策权，以确保学校的宏观调控以及院系执行二者协调有序地运行。

每个学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委员会和教学系，各教学系独立运行，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在教职人员聘任、专业设置、招生录取等日常工作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行政上隶属于其所在的学院。学院设院长和行政负责人（Head of Administration）各1名。学术与财务管理是院长的重要工作，并向副校长及其团队提交关于本学院的发展策略、人力资源分配、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学生事务等的报告，负责安排相关活动以确保定期与学院成员的交流。行政负责人支持院长的工作，同时向学校行政副校长汇报其工作开展情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经费使用、学生招募等相关事务，原则上由学院负责。

根据学校章程，每个学院设院长和副院长各1名，必要时学院可增设1名副院长。院长人选由副校长报理事会，由理事会任命，副院长由学院任命。院长招聘工作由副校长主持，学院学术职员参与。通常情况下，院长职位招聘信息由副校长视情况在校内或校内外发布。如招聘信息在校内发布，大学理事会的秘书将代表副校长邀请该学院相关成员就院长招聘一事提出相关建议；如面向校外公开招聘，将成立专门的院长招聘委员会，其成员包含学院部分职员。该委员会将向副校长提交关于院长职位招聘条件及其人选的正式报告。基于该报告，副校长向学校理事会提出院长建议人选。

学院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学校章程，从具有高级讲师以上职称的教职员中任命1名或2名副院长；审批学院设置或颁发的奖项及证书，或执行与此相关的各项工作，如奖学金、助学金、文凭等；与UCL行政办公室合作，按照学校规定，组织学生考试；完成学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或学校要求的其他工作。为完成教学科研工作，更好履行其职责，学院根据院长提议或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及UCL 学术管理手册（Academic Manual）的要求，设立系列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及管理按UCL 学术管理手册相关规定进行。学校的每个学院均有权通过相关委员会就其所涉领域的学术事务向理事会或学术委员会提出建议，完善UCL的教育政策和教学科研管理。

五、系的职责

学校日常运行结构的基层组织是系。通常情况下，一门学科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各系设有系委员会，由全体学术人员组成，在系主任领导下管理全系教学和科研工作。与院长的任命相似，系主任由理事会征求副校长意见后任命。副校长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前需通过多种渠道咨询该系教职员工的意见。副校长也应咨询该系所在学院院长的意见，如情况所需，还可征求学校分管学术的副副校长的意见。如系主任招聘信息在校内发布，学校理事会秘书将代表副校长邀请该系相关成员和该学院其他系主任就该系系主任招聘事宜表达自己的观点。如该职位面向校外招聘，与招聘院长相似，将成立专门的系主任招聘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该系所在学院的院长及该系部分职员。该委员会具体负责招聘事项，并对系主任人选的建议形成正式报告，递呈校长。副校长根据该报告向理事会提出系主任建议人选。系主任或执行系主任通过执行学院院长和副校长的工作安排对学校理事会负责，如系主任因特殊原因，包括公休需离开其工作岗位一学期以上，或因不可预见的情况需提前结束其任期，理事会可按学校既定程序，经副校长提议，任命1名执行系主任。

各系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教职员会议，所有学术人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和研究人员及属于学校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该系职员均有资格出席教职员会议。该会议也可邀请该系的其他成员，如非学术职员和专业技术职员出席。系主任需确保教职员会议严格按学校既定规则进行。会议由系主任或执行主任主持，如系主任或执行主任不能主持会议，需委托专人代其主持会议。教职员会议可讨论系里的任何事项，包括教学内容、方法、行政管理政策、学生评估及教职员工工作安排等。会议也需指定其专门成员负责该系师生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会议议程应在会议召开前发送给参会人员，并确保所有教职员工均可阅览该议程。会议成员均有权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提出教职员会议议题。 会议记录需经下次教职员会议确认。由于系主任通过院长和副校长对学校理事会负责，教职员会议不得限制系主任的权利。尽管如此，学校理事会希望系主任对系教职员会议的决定予以重视。

六、结语

经过近200的发展，UCL内部治理结构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当前，其理事会既有外部成员，也有内部成员，既有学术人员，也有非学术人员，既有教职工，也有学生。值得指出的是，UCL内部治理的各主体积极吸纳学校的各利益相关者，学生在学校内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确保包括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及各级委员会在内的学生代表成员能完全代表全体学生，理事会征求学生会的意见后制定学生成员推选管理规定。根据学校管理条例，学校设立1名或多名学生事务院长（Dean of Students）。作为学校全职职员，学生院长的聘任和任期由理事会决定，同时，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系列委员会中均设有专门的学生席位，大学章程和条例明确规定了以上组织的学生席位数。

参考文献：

[1]Website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EB/OL]. http：//www.ucl.ac.uk/，2016-03-25.

[2]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bsite of University College.[EB/OL].http：//www.ucl.ac.uk/srs/statistics/tables/p/all-years，2016-03-26.

[3]University Constitutions， Website of University College.[EB/OL].http：//www.ucl.ac.uk/srs/governance-and-committees/governance，2016-03-22.

[4]University regulations， Website of University College.[EB/OL].http：//www.ucl.ac.uk/srs/governance-and-committees/governance， 2016-03-22.

[5]University Committees， Website of University College.[EB/OL].http：//www.ucl.ac.uk/srs/governance-and-committees， 2016-03-20.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篇4

关健词: 公司治理;内部审计;风险管理与控制

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健全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实现企业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条件。本文就银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应有的作用，谈一点看法。

一、握高对.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要性的认识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真正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正面临着股改上的改革。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银布予证券保险会议上指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杨心和关键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因此，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侧弋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银行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所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国工商铡于这次改革把完善公司治理作为综合改革的核心任务，把建设现代金融企业作为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

“内控严密”是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重要目标。内控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内部审计的有效性。内部审计既是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监督和评价内部控制的主要手段，更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内部审计在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中作用。

l、实行内部审计制度，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老滩士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内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按照现代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者之间的制衡机制。由此可见，搞好公司治理，把银行办成市场经济下充满活力、管理规范、内控严密、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迫在眉睫的客观要求。亚洲金融危机和巴林银行倒闭事件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审视内部控制体系，也促动了金融企业管理层对银行内部控制的进一步思考。公司治理问题已经得到高度重视。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和揭露财务造假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内部审计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确保公司治理有效性最终得以实现，应实施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丛根本上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金融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轨道，就需要依靠地位相对超脱的内部审计机构来进行监督和评价。通过内部审计制度的实施，达到客观反映企业经济效益，保护国家、企业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为加强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提供保障。

2、内部审计具有不可替代性。内部审计扎根于部门、企业单位内部，贯穿于本单位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及其全过程，对本单位整过运行管理机制实施适时、有效监督，促进加强管

理、畅通政令、改善经营和提高效益发挥重要作用是外部监督机制无法替代的。首先，在审计的内容、目的和作用上，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有很大的差别。政府审计对企业主要监督检查财务收支和经营的合规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社会审计主要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而内部审计除了对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合法性及会计报表的真实合法性进行审计外，更要对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合规性是否有效地执行进行审计;在进行企业经营决策和具体经营活动的审计上，外部审计侧重的是真实合法，而内部审计更侧重效益性。其次，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内部审计根据本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具体安排，其审计范围不受限制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外部审计的范围却是有限的;外部审计在开展工作是，要受到时间、人力等因素的影响，且工竹具有阶段性，而内部审计机构可以对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进行经常地、随时地和手郭卖不断地监督;另外，在对企业的了解程度和对资料信息占有的及时性和广泛程度上，内部审计均优于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现代金融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3、对所属企业领导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是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实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决定，是从严治企的重要措施。近几年来，工商银行进一步加大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离任和责任稽核，并取得良好效果。实践证明，对所属企业领导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是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4、内部审计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负有监督和评价的责任。根据国资委、财政部的要求，从2以又年起，中央企业要实行全国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新会计制度对企业的资产损失及减值、折旧方法、坏帐列销等会计处理业务有更大的自主权。新企业会计制度也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求广大会计人员提高素质，真实反映和披露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如果实行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操纵利润的可能性。因此，维护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内部审计有监督和评价的责任。

5、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也要求强化内部审计工作。

目前，在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商业银行的要求，其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隐患。如不良资产比例仍然较高，虽然剥离了一部分不良资产，但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仍较高，风险隐患较大;内控制度不健全，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制约，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金融案件时有发生;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低，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率仍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存在的问题实质是金融体制和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没有真正摆脱行政机构色彩，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换，内部控制薄弱，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所有这些迫切要求尽快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是健全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实现企业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一家企业有序高效运行都离不开有力的内部控制机制，其重点就是内部审计。为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国家审计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有关法律，在2003年5月颁布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明确指出: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国家机关、金融企业、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必须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审计委员会。该规定从法律上确立内部审计在企业中地位，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因而，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对于规范企业行为，提升公司企业治理水平，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

内部审计的作用是内部审计职能的外在表现。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作用，是内部审计部门行使职能、完成审计任务，在实现审计目标过程产生的客又见玫果。李金华审计长曾指出“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不一样，内部审计机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你所在的部门一单位在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建立良好的秩序方面发挥作用，这就是内部审计的主要目标”。据此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应发挥好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发挥好监督和服务作用。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下，内部审汁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内部审计最主要的职能是发现和管理刊险，并提出改进风险管理建议。因此内部审计要以风险为导向，从彭昔防弊，逐步向对银刁录经营效益、风险控制和保障统一法人经营目标的完成方向转变。即从真实性、合规性为主向乒脸性、业绍律毛审计为主转变。突出杨自业务和高风险环节，要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准确分析、汁量和评价各业务、各岗位、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的风险状况。要对银行经营乒脸做出准确、及时的评价和警示。要通过在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控制风险方面为银行提供帮助等工作，发挥内部审计作为一项管理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内部审计工作要将重心偏重于全业管理功能的发挥以及对经济效益实现程序的审查和评价。在银行经营的安全与发展上接男毛真正意义的保证，起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公司治理不断完善。

2、发挥好防护性、建设性作用。内部审计要与时俱进，改进审计方式方法，实现审计重点由事后向业务全过程和内部评价转变。要积极组织实施事前、事中审计，把审计工作贯穿于银行经营的全过程，变事中为事前防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最大限度地避免夕脸，确保银行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以便更好地为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提供服务。采取科学的方法定期对其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现状进行总体评价，督促和监督各级管理部门认真履行管理职能使决策层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其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情况，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内部审讨要调整传统的审计手段，探索新的审计手段，积极推进计算机审计应用，实现审计方法由以现场审计为主向现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相结合转变，要充分利用银行的先进电子技术手段，广泛利用训算机进行辅助审计和全面开展非现场审计。根据“新巴塞尔协议”精神和银行业审慎经营的要求，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非现场预瞥监测指标体系。要通过运用非现场审计风险监控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各级行经营管理的整体性风险进行评价分析，及时发现重大风险，及时规避风险。

3、发挥增值的作用。内部审计要借鉴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内审经验，采用逻辑性的审计方法和科学的抽样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瑙丈程的有效性，改善经营和增加组织的价值，从而帮助组织实现最终目标，提高内部审计效果。内部审计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审计的内容要向经济效益审计、制度审计、经济责任审伟秘决策审计等方面 延伸。通过内部审计，使企业在资金、人员和财产等方面发挥最大效益，揭示出企业存在问题的根源。同时利用审计所掌握的内部信息，为企业深化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企业决策服务。促进企业经济有效使用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领导履行的经济责任做出切实的评价，在风险性、业绩性审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发挥“参谋”作用。内部审计在职能上不再是单一的监督者，而是监督评价职能并重，“警察、参谋”角色同演，要逐步向评价职能和参谋角色倾斜。内部审计要成为银行决策层获取可靠信息的重要来源;要紧紧围绕本单位各项经济目标和领导关心的难点问题、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深人开展审计监督，将问题查深查透，大胆反映和揭露，提出具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审计意见和切实可行建议，消除群众的疑虑，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通过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事前、事中审计，使审计的时效性和预防性进一步增强。内部审计要在完善公司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内审作用，必须加强制度、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审计质量。一是要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建设，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内部审计规章制度，使内部审计有据可依，有章可循，确保内部审计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要规范审计机构设置，明确内部审计的地位。要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对董事会负责、独立运作的内部审计体制，确保内部审计不受其他方面的干扰，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三是要按照《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的要求，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和业务培训，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不断强化和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内部审计人员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现代商业银行业务飞速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支具有现代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准的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的内部审计队伍。四是按照内部审计准则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审计工作，规范审计程序和审计行为。同时要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避免审计工作的随意性。强化审计项目管理，做到责任到人，提高审计质量，防范审计风险。

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 篇5

【内容摘要】 本文以分析公司治理的本质为切入点引出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关系，揭示内部审计参与公司治理的运作机理，并阐明内部审计治理功能运行的基础，旨在从完善公司治理的角度，探寻内部审计在治理层面的建设对策。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内部审计 治理机制

引言

近几年在国际上随着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事件的发生，内部审计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提升到了公司治理的高度。特别是美国世通公司由内部审计牵出假账大案更使内部审计的作用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甚至公司治理主体对内部审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产生了新的认识。最近国外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内部审计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公司业绩等方面可以产生积极的治理作用。而且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自1947年以来对内部审计定义（包括内部审计的范围、职责、服务对象等）的7次①调整中可以看到，内部审计尽管是因企业内部管理需要而产生的，但其功能是随着企业制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变革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需求，将其推向了公司治理之层面，成为治理问题研究的新焦点。2002年IIA在《改善公司治理的建议》报告中特别指出，健全的治理结构是由董事会、执行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四大基石共同构 ① 1947年IIA在首次公布的《内部审计师职责说明书》中提出内部审计的定义，随着内部审计实践的不断发展，IIA先后于1957年、1971年、1978年、1990年、1993年、1999年通过修订《职责说明书》和《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不断拓展内部审计的内涵。

可见，公司治理实质上不是解决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是通过恰当的责权利配置，有效地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形成科学的决策程序和权力制衡，从而实现公司增值和发展。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①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减少、遏止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行为和现象，降低代理成本与监督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效果和效益；②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设计并实施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个权利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公司创造价值；③形成有效的决策机制，实现公司的科学化决策，为公司长期有效运行奠定基础。

二、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将内部审计置于公司治理框架中加以研究和探讨，并非偶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

1、同一性

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两者均产生于同一基础，即两权分离而带来的代理行为。不同利益方之间不一致的目标函数在不对称信息及不完备契约的现实特性下不可避免会诱发委托—代理问题，于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的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就产生了在上层建立公司治理的需求。而内部审计的产生尽管要早于公司治理的提出，但其最先作为财产所有者为保证受托财产的完整、安全而对受托经营管理者所采取的监督手

论是指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由此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公司治理希望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平衡不对称信息来维系各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以及促进相互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而内部审计的出现则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2、互动性

公司治理是促进内部审计有效开展、保证内部审计治理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为内部审计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而有效的内部审计是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它既可以维系公司治理中各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又可以为公司治理层面的科学决策提供真实、正确的信息支持，是治理机制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三、内部审计治理功能的运作机理

内部审计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显示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密切关系在实务中日益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已经触及并参与治理层面的机制运作，逐渐成为公司治理中形成监督、激励和决策三大机制并促之有效运转的重要手段。由此，内部审计的治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1、内部审计参与监督治理机制

近几年大量国内外陆续曝光的公司财务丑闻事件显示，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失效、相关权力得不到制约是公司内部治理失衡的重要因素。作为公司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内在势，内部审计通过经营审计、管理审计、战略审计、内部控制评价、风险管理评价等业务活动的开展对公司整个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审查与评价，动态关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的薄弱环节，及时发现主要问题，分析偏差并提出改进方法与建设性建议，为治理层面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四、内部审计治理功能的运行条件

面对治理的需要，内部审计实务被推向了公司治理层面，IIA为推动内部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致力于新的实务框架的研究。新修订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为内部审计提出了属性标准，描述了开展内审活动的机构及人员的特点，指明了内部审计治理功能实现的基础。

1、“内部审计活动的宗旨、权力和职责应在章程中正式确定，这一确定应与《标准》保持一致，并须经董事会批准。”①该标准提出了保证内部审计权威性的建议。权威性越大，内部审计的作用也就发挥得越充分。该建议要求内部审计的职责权限得到公司的权威认可，从而能为内审机构的正常工作提供较高的保障。

2、“独立性与客观性——内部审计活动应该独立，内部审计师在开展工作时应做到客观”。②该标准确立了内部审计组织机构必须坚持独立性原则。独立性可使内部审计师提出公正的、客观的鉴定和评价，对内部审计业务的恰当开展是 ①②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第1000条标准。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第1100条标准。

审机构自然而然被强加了国家监督的职责，因此许多企业对内部审计会产生排斥感，使其得不到重视，内部审计缺乏内在建设的动力。显然，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从观念上有所转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逐步从推动内审建设的主导地位向引导、服务内审建设的角色转换，要侧重于通过外部制度基础方面的建设规范内部审计行业自律、通过推进国际相关学术、经验交流给予内部审计以理论和技术支持等等，逐渐培育企业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内审建设需求，使内审建设成为企业自觉的一种自身建设行为。

学生记者团内部结构及职责 篇6

一、结构

1、记者团以新闻立团、部项负责为管理理念，记者团现设正副团长，由采编部、策划部、摄影部、宣传部、外联部、秘书部六个部门组成，各部门下设业务专项，六个部门在正副团长的协调管理下开展工作。另外根据新闻采集需要设有院团委、学工处、招就处等10个系部子项目。

2、采编部下设新闻采写、新闻编辑、副刊采编和网络摘编4个业务专项；策划部下设专题策划和活动策划2个业务专项；摄影部下设新闻摄影和文艺摄影2个业务专项；宣传部下设橱窗制作和展板制作2个业务专项；外联部下设报纸发行和对外交流2个业务专项；秘书部下设稿件统计、内部考核、稿费核发和财务管理4个业务专项。

3、团长1名，主校区、西区、北区各设1名副团，主校区各部门部长1名，各项目负责人1-2名，各子项目跑线记者1-2名。团部成员由团长、副团长、各部门部长组成。

二、职责

团长职责

（一）、记者团团长对学院新闻中心负责，负责记者团日常管理、建设工作；

（二）、制定学期全团工作计划和学期工作总结，并向全体大会作报告；

（三）、决定、组织、主持召开记者团全体例会议、团部成员例会以及各种临时会议；

（四）、当会议就团内工作讨论产生分歧时，由团长做出最终决定；

（五）、统筹安排记者团各项工作，主管采编部、策划部、摄影部；

（六）、负责制定记者团日常工作制度和规章制度。

（七）、策划记者团业务培训，提高记者团成员业务能力，加强记者团内部交流与团结；

（八）、对外代表记者团，处理涉外事务； 副团长职责

（一）、协助团长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负责主管宣传部、外联部、秘书部，并明确分管某项具体工作，及时总结向团长汇报；

（二）、参与团内重大活动的计划安排，协助团长制定学期工作计划和学期工作总结；

（三）、向团长提出合理化建议，参与记者团各项活动的策划、组织；

（四）、负责实施记者团的各项考核制度；

（五）、团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副团长代行团长一切职责； 部长职责

采编部：主管新闻采写、新闻编辑、副刊采编和网络摘编4个业务专项，负责《湖北交院报》和校园网相关栏目稿件的采写、征集、整理、编辑、上传和维护等；负责大型活动宣传报道的组织；负责培训文字记者。

策划部：主管专题策划和活动策划2个业务专项，负责策划新闻专题、团内活动以及协助新闻中心策划报纸版面。

摄影部：主管新闻摄影和文艺摄影2个业务专项，负责新闻图片、文艺图片的采集、处理、归档；负责培训摄影记者。

宣传部：主管橱窗制作和展板制作2个业务专项，负责学院宣传橱窗和记者团展板的策划与制作。

外联部：主管报纸发行和对外交流2个业务专项，负责安排记者团成员发行报纸；负责策划记者团对外交流活动；负责外媒报纸的整理。

秘书部：主管稿费核发、稿件统计、内部考核、财务管理4个业务专项，负责一切报表的制作和整理。

专项职责

新闻采写：组织记者团成员采访、写稿。

新闻编辑：对新闻稿件进行编辑处理，把新闻稿上传到校园网。

副刊采编：对文艺类稿件进行组织、整理、筛选、编辑，把高质量稿件上传到学院网站上。

网络摘编：负责学院新闻网摘编类栏目稿件的收集、编辑和上传。新闻策划：负责组织策划新闻专题、学院大型活动宣传方案策划、报纸版面策划。

注：新闻策划以集中集体智慧为运作方式（如自行开展的新闻沙龙会），负责人只起组织协调作用。

活动策划：负责记者团内部活动策划。新闻摄影：负责新闻图片的采集、处理、归档。文艺摄影：负责校内外文艺图片的采集、处理、归档。橱窗制作：负责学院橱窗美工设计和组织更新橱窗。展板制作：负责组织策划记者团宣传展板和制作。

报纸发行：负责组织记者团成员发行报纸、上传电子版、联络读者、收集意见、处理来信。对外交流：负责联系校内外社团以及组织策划交流活动；负责处理外媒报纸。稿费核发：配合新闻中心发放稿费。稿件统计：按月统计学院网站和校报的稿件。

内部考核：严格按照记者团相关考核制度对记者团全体成员进行考核。财务管理：记者团固定资产、财务等的使用与管理，制作财务报表。子项目职责

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及运行探析 篇7

1.1 大学内部权力的多样性

大学组织的特殊性, 决定了大学内部权力的多样性。按照伯顿·R·克拉克的划分方法, 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分为三种:一是扎根于学科的权力, 即来自教授个人或教授团体的学术权力;二是大学权力, 即来自学校行政领导层的官僚权力;三是系统权力, 即来自政府或政治的权力。除此之外, 大学内部还存在着其他利益群体的权力, 如, 教辅人员和学生权力。

1.2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结构中的核心权力, 是大学内部权力的基木结构

学术权力的存在是大学根本属性的要求。知识是大学运转的轴心, 正如伯顿·R·克拉克指出:“知识材料, 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 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对应着知识的发现、积累、传递和应用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术活动是大学最基本的活动, 是教育内部规律的具体体现。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 其丰富的学术活动必须由学术权力的正常运行来保障, 因此, 学术权力是大学的生命权力, 一旦削弱大学学术权力的地位和影响, 那么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则无从谈起。

行政权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保证。行政权力在大学内部权力中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大学既是发现知识、应用知识的地方, 又是科学思想、进步观念的生产与集散地, 大学要保证按国家教育方针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就必须在行政权力的管理之中有效地运行。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看, 大学行政权力的萌生、发展、完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学的正常运行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支撑, 否则将发生自由化的无序状态。

1.3 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既相互依存, 又互为排斥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交叉、重叠, 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尽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基本属性、来源要素、价值取向、运行范围和实效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但行使两种权力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大学的发展目标。两种权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使其互为补充、相互依赖。学术权力的存在确保了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基本属性在大学总体中所起的作用, 而行政权力则使大学内部各组织和部门协调运行并成为管理有效的组织。

两种权力相互分离、冲突, 是互为排斥的矛盾体。大学各专业、学科之间的独立性决定了学术权力具有分权性和发散性特征, 有利于激发学术自由和科技创新精神的形成, 但是过于松散的学术权力会影响大学决策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行政权力具有集权和收敛特征, 正好可以弥补学术权力的不足, 但是行政权力泛化又会导致学术权力的作用收到抑制, 影响大学学术性基本功能的发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错位和偏失, 是导致两种权力冲突和排斥的主要原因。

2 当前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状况分析

2.1 我国当前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现状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 在横向结构上形成了基于校务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和基于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二元一体的分权组织结构形式。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 是行政权力的最高象征, 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具体事务的决策规划。从1998年开始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大学内部设立学术委员会, 负责学科规划、学位评定、教学指导、队伍建设、成果评定等,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对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进行咨询和审议。

内部权力在纵向层次上, 形成校-院-系三级权力结构层次, 学院院长与系主任由校长委任, 既是校长在基层行政权力的执行代表, 又是学术权力代表, 在行政和学术事务上都拥有很大的权力, 科层等级管理的特点表现很明显。

2.2 我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存在的问题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有不同的应用范围, 有严格的内涵区分。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主导模式, 将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常常混杂在一起, 造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界而不清, 从而导致管理混乱甚至决策失误,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泛化;另一是学术权力弱化。

行政权力的泛化。行政权力泛化表现为学术管理在许多层面上被行政管理所代替, 官本位严重,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等现象。行政泛化的直接后果:一是主体木末倒置, 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二是价值系统错位, 行为价值不取决于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而取决于它与行政权力的顺应度;三是各种委员会, 如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实际上官僚化, 成员多为一级行政权力的代表;四是教育资源浪费, 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行为。

学术权力弱化。在我国大学内部, 学术权力作为基本权力在学术决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体现不明显, 学术权力虽然在理论上得到认同, 但在管理的实践中却往往被弱化, 表现为: (1) 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2) 权力过于向上集中, 形成倒金字塔式权力结构, 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因而抑制了基层创造性的自我发挥, 教师权力薄弱, 中下层权力过小, 学术组织的自由、民主氛围得不到张扬; (3) 权力集中于行政系统, 行政权力包办学术事务的现象比较严重, 具有参与决策及管理功能的学术权力过于虚弱, 大学教授享受一定的生活待遇, 没有赋予其参与决策或管理的具体权力; (4) 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3 我国大学两种权力关系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官本位”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 中国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 “学而优则仕”, 知识、学术都不过是给当作进入仕途的手段, 学者在社会历史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和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 我国传统深厚的“官本位”思想借助政府干预渗入大学每一个角落, 更多人关心的是权术而不是学术, 关心位置而不是事业, 导致教师的行为价值取决于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 而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政府主导的大学运行体制。在我国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大学称之为事业单位, 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大学完全依附于政府部门。由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控制,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结构的向下延伸位, 并按照党政机关的模式给学校定位并规定了行政级别。这种体制强化了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系统, 科层模式成为大学决策和管理的主要模式, 致使学术权力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行政权力客体广泛。大学中行政权力的主客体关系是大学所有机构和全体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包含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的支持, 在以学术性为主的事务中, 行政权力在决策以及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术权力的主体必然要受到行政权力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在以行政性为主的事务中, 行政权力决定着教师的切身利益, 教授和其他学术人员要通过学术权力来影响行政决策以维护自身利益。

3 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构上的矛盾影响了大学的合理运行, 正确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3.1 坚持“学术决策、行政执行”的原则, 创建以学术为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制衡的管理模式

大学繁荣与否的真正标准是学术繁荣。大学独特的权力运行规律在于其决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学术事务是决定大学存在的根本。在大学多极权力格局下, 通过学术权力对学校大政方针的确定和学术事务的管理行使充分的决策权, 加大学院自主权, 将学校管理权力中心下移, 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适当放宽行政控制, 促进行政权力学术化, 使行政权力侧重大学宏观管理, 致力于保障学术的有效、合理行使, 保证各项规章制度和学术决策的实施与执行。

3.2 从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权力模式转变

一方面, 适当保留大学高度集权和科层化等级制度的管理传统, 将权力重心主要设在校、院两级, 下级必须对上级负责;另一方面建立大学内部分权制管理模式, 通过完善个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 形成学术食物决策于行政职能部门权力的适度分割, 各行其职, 各负其责, 学校大政方针及发展的决策经基层组织商讨后有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实行集权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 既能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维护学校严格的管理, 提高办学效益, 又能保证学术权力在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3.3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健全学术民主管理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校长治校、教授治教的领导体制和学术自治、专家治学的学术管理体制是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努力的方向。坚持以校长为首的最高行政权力决策组织对学院在维护大学秩序、控制教研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办学效益等方面的系统管理, 保障大学沿着规范、合理、有序的轨道运行。教授治治学符合大学的性质和大学的内在逻辑对学术管理的要求, 与大学学术民主管理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坚持学术权力民主化和学术自由原则, 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各种教学、学术委员会, 承担大学学术管理和决策的责任, 发挥基层学术权力的优势, 充分体现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最终实现学术权力决策行政权力执行的学术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眭依凡.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J].高教参考, 2003 (6) .

[2]毕宪顺.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3]伯顿.R.克拉克, 王承绪.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4]约翰.S.布鲁贝克, 王承绪.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篇8

周荣代表全体学员对清华大学给予云南高校提供本次学习机会表示感谢。他要求参训学员要认清形势，强化担当，充分认识举办此次专题研修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要把握任务，突出重点，努力提升领导和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素质能力，重点围绕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特别是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学校转型发展、落细落小高校党建工作等开展学习研讨；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释疑解惑，坚持学用结合，做到务求实效，坚持集中精力，遵守纪律规定，以良好的学风和作风确保研修任务圆满完成。

施一公作为云南家乡人，代表清华大学对各位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以及与云南的渊源。他指出，清华大学正在进行改革创新，目标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单项改革、局部改革、局部探索有所突破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前瞻性的改革，逐步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沿着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发展道路快速发展，力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他希望各位学员能够充分享受在清华短暂的学习时光，学有所获。

去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了省校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培训是落实省校战略合作协议项目的重要举措，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工作的专项培训。培训内容分为大学内部治理、大学发展专题、综合素养提升、观摩实践内化4个模块，涵盖地方高等院校改革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与当前高等教育热点分析、清华大学行政管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15个专题课程，以期通过7天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的能力和水平。

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由各州市评审

云南教育网消息 7月20日，由省人社厅和省教育厅共同召开的全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议在大理举行，会议总结了上半年的改革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巡视员徐文波、省教育厅副厅长赵德荣出席会议并讲话，16个州（市）教育局、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各州市教育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职称改革工作为契机，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加快补短板、促发展。各州市要根据《云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制订符合本地情况的实施细则。各州市应周密安排，做到“学习到位、组织到位、落实到位、宣传到位”，确保改革平稳顺利推进。